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

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 关键词：选题,博士论文,开拓
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 介绍：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对于博士论文来说，同样适用。要做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选题至关重要。有了一个好的选题，博士论文就成功了一半。那么，什么样的选题才称得上是“好的选题”呢？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好的选题&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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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对于博士论文来说，同样适用。要做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选题至关重要。有了一个好的选题，博士论文就成功了一半。那么，什么样的选题才称得上是“好的选题”呢？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好的选题”一般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开拓性、创新性、前沿性、时效性、可行性，等等。本文主要关注选题的开拓性。内容涉及：“什么样的选题具有开拓性”“为什么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等六个方面。
　　
　　一、什么样的选题具有开拓性
　　
　　简单地说，开拓性的（ground-breaking）就是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开拓性的选题在研究材料、方法、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在研究结论上具有颠覆性。以音韵学的研究为例，清代学者（吴棫、顾炎武、段玉裁等）使用《诗经》押韵材料、谐声字材料归纳上古音的类别，属于材料上的创新；陈澧发明反切系联法用以归纳《广韵》反切用字的声类和韵类，属于方法上的创新；钱大昕基于大量的古籍材料得出“古无轻唇音”的推断，属于结论上的创新。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综合利用多种材料（反切、方言、对音等）、多种方法（反切系联、内部构拟、历史比较等），构拟了汉语第一个完整的中古音系统，实现了理论、材料、方法、结论上的多重创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音韵学奠基之作（盛林等 2005）。
　　
　　可能有人会担心，能研究的问题前人都研究过了，很难再找到新问题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敦煌劫余录·序》）语言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有些问题，看似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去研究了，但如果换一批材料、换一种方法，还会发现新的问题。比如代词的句内回指（anaphora）问题，乔姆斯基（Chomsky）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似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黄衍翻查、调查了大量的语言（共约550种）后发现，乔姆斯基的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影响回指的除了句法-语义因素，还有语用因素。围绕着回指的语用问题，黄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格莱斯回指语用理论（两位创始人之一），成了“世界顶级的（理论）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出版社评语）。
　　
　　开拓性的选题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小而言之，可以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主要研究领域或议题，使之成为自己最擅长的精神舞台。黄衍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关注一个语言点，即便是一个研究得已经很充分的点，也可以发现问题，可以取得重大的成就。黄衍的成功再次验证了席勒（1809-1918）的那句话：“集中你全部的精力，在一个点上释放出来，你必然会取得辉煌的成就。”①大而言之，可以为学术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引入新的研究材料或方法、创立新的研究范式。比如乔姆斯基，通过《句法结构》（1957）发动了一场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革命。《句法结构》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乔姆斯基革命”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在修正转换生成语法的过程中，乔姆斯基的学生菲尔墨（Fillmore）发表了《格辨》（1968）等论着，创立了格语法。再比如朱德熙（1920-1992），通过《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论句法结构》（1962）、《语法讲义》（1982）、《自指与专指》（1983）等论着“将结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与汉语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汉语语法有别于印欧语语法的特点，建立了一个比较适应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沈家煊 2011:7）。
　　
　　二、为什么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清代大学者纪昀（晓岚）说过：“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别集类一》）“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唯“卓然不可磨灭”者方可流传于后世。纵观传世的语言学着作，凡“卓然不可磨灭”者多具有开拓性的特质。比如，索绪尔（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部开拓性的着作，其开拓性在于开创了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也是一部开拓性的着作，其开拓性在于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
　　
　　现代学者朱光潜说过：“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谈人生价值》2007:59）衡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尚且看他精神生活成就的大小，衡量一个博士生的价值，更应该看他精神或学术生活成就的大小。一般说来，博士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博士论文上，而博士论文的质量又和选题密切相关。选题有意义，写出来的论文才有价值；选题无意义，即使花再多的功夫，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王力、朱光潜等 1981）。既然如此，要想使博士论文有价值，首先就要做到选题有价值。
　　
　　和普通平凡的选题相比，开拓性选题容易做出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其实，做博士论文不只是为了解决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更高层次上的追求。比如，为了证明个体生命的价值，发现生存的意义；冲破各种诱惑和迷惘，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标。为了克服眼前生活的苟且，寻找诗歌和远方；在世俗的喧嚣中，从容不迫地安顿自己的心灵。当然，还为了谋得一份既符合自己的志向、不损害内心自由与人格尊严，又能够保障体面生活和工作。可见，开拓性选题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利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热情，成就一种有意义的学人生涯。
　　
　　三、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了解前人；一个是了解自己。
　　
　　先来说了解前人。了解前人就是通过广泛地文献阅读了解前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与缺憾，寻找新的增长点。了解前人，有以下几种方法：（1）盯住主流文献。每个领域都有一些属于该领域的主流期刊（核心期刊）、经典着作，这些期刊、着作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阅读这些期刊、着作，可以让初学者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瞄准主流并不是排斥非主流文献，也不是不读非主流的文献，而是要合理地安排文献阅读的时间和精力。对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多一些，对非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少一些。（2）盯住主流学者。主流学者是指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代表着当前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学者。研读主流学者的论着，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除了前沿的术语、概念外，还有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论证问题的方法，等等。另外，在研读主流学者的论着时，除了关注它的正文外，还要关注它正文以外的部分。因为，正文外的部分也能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参考文献部分，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留心观察主流学者的参考文献，不难发现，他们所列举的往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按图索骥”,以文献检索文献的方式，找到相关的文献，一篇篇地读过去。文献读完了，对主流研究的情况也就了解得差不多了。（3）盯住前沿动态。了解前沿动态的途径有很多，比如阅读主流文献、主流学者的论着、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等。但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信息还比较零散；相对而言，《XXX年鉴》则可以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某一领域一年以来重大进展的情况。以《语言学年鉴》（The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为例，该年鉴始创于2015年，目前已出版三卷。通过该年鉴，可以对语言学各领域（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演变、类型学等）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情况有一个快速的、系统的认识。
　　
　　接下来，说一下了解自己。如果说了解前人是为了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那么，了解自己则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通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判断自己是否具备了从事某种或某个开拓性选题研究的条件和能力。但要真正做到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国思想家刘邵说过：“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人物志·九征》）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认识自己了呢？也不尽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经验。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你自己”.
　　
　　（1）从性格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从性格的角度将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明者，性格外向、爽朗；一类是沉潜者，性格内向、沉稳。性格不同，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适合研究的领域也不同。“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文史通义·博约下》）；“高明者多独断之论，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换句话说，高明者善于从要点入手而迅速求索，适合从事独自裁断的一家之学；沉静者喜欢遵循程序而逐渐通晓，适合从事考据求索方面的研究。
　　
　　（2）从资质看，钱穆说过：“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②记得汤用彤也说过：二流的资质选一流的题目，只能做出三流的结果；二流的资质选三流的题目，倒有可能做出一流的结果。如果觉得自己天资聪明，那么就做一流的题目；如果自认为天资不高，那么最好做二流或三流的题目。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有多大的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切忌小本钱做大买卖（吕叔湘；参看陈建民1997）。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开拓性的选题不见得都是好题目。有些笨题目也可以做出好结果，也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笨题目也具有开拓性。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语言学界的为例：有些选题比较宏大，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如王力的《汉语语法史》（1989）、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1959）、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2003）等。有些选题具体切实，不容易上升为理论，如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1933），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等。有些选题看起来还很“笨”,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出好成果。但这些题目经过以上学者的打磨后，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变成了精品，甚至变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汉语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语历史文法》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释否定词’弗‘’不‘》“不但本身的结论重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开拓性”（朱德熙 1989）。
　　
　　四、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③
　　
　　1.硕士论文
　　
　　我1984年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当时，语法学界正在讨论汉语语法的特点：（1）李讷和汤普森（Charles Li & Thompson 1976）基于类型学的视角指出：汉语属于话题突出型语言、英语属于主语突出型语言。（2）申小龙（1986）通过研究《左传》主题句发现，西方语言的句子是焦点透视型的，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抓住的了动词也就抓住了句子的灵魂；汉语句子是散点透视型的，句子不由动词组织的，而是“由简单明晰的时序和逻辑事理脉络贯穿的”.（3）范继淹（1983）发现，汉语句子的谓词前可以有多个NP,但不是每一个NP都和谓词直接相关。比如“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谓词前有三个NP（“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但只有“我”和谓词直接相关（充当施事），其他的都和谓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充当系事）。
　　
　　这样看来，汉语句子的组织方式，似乎脱离了谓语动词的句法语义控制。于是，我有了问题：这种句子是怎样组织起来形成句法上合格、语义上可以理解的句子的？我决心研究和搞清楚汉语这种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解释机制。为了便于研究，先简化一下问题：
　　
　　这件事情 老张的处理办法 我有意见。
　　
　　→ a.这件事情 我有意见。
　　
　　→ b.对 这件事情 我有意见。
　　
　　→ c.我 对 这件事情 有意见。
　　
　　经过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后，原来不明显的关系逐渐凸显了出来。“对这件事情”和谓语动词之间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意见”和“这件事情”之间有语义依存关系。这样看来，“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的问题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点：（1）状语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2）“意见”类名词有配价要求。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1985年，我跟导师倪宝元、王维贤先生汇报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并当众夸口：要形成具有开拓性的硕士论文选题--《汉语句子中谓语跟状语的格支配关系研究》。征得了导师的同意后，我开始动手考察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的句子。后来，受时间的限制，逐渐缩小了考察的范围，把重点放在了准双向动词上（如“来往、相识、交手、对立、服务、求援”等）。试比较：
　　
　　（1）我经常和他来往 → *我来往
　　
　　（2）我去年和他相识 → *我相识
　　
　　（3）我明天和他交手 → *我交手
　　
　　（4）我一直和他对立 → *我对立
　　
　　（5）我们为人民服务 → *我们服务
　　
　　（6）我们向工人求援 → *我们求援
　　
　　（7）我们求助于老师 → *我们求助
　　
　　（8）我们受业于章门 → *我们受业
　　
　　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同现时，其中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随后，系统地考察了500多个准双向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硕士论文《现代汉语准双向动词研究》。毕业后，该文删节发表在《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2.博士论文
　　
　　1987-1990年，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继续沿着硕士的选题方向前进。此时的目标是：解决汉语名词的配价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做了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的研究，比如“意见、感情”类。然后又做了现代汉语一价名词的研究，比如“尾巴（部件名词）、父亲（亲属名词）、面积（属性名词）”类。
　　
　　由于缺少后续的课题，无法达到博士论文的规模，只好暂时搁下。和导师朱德熙、陆俭明先生商量过后，决定另起炉灶。基于先前对“坐着！”“听着！”类祈使句的调查与分析，我决定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冒进，也许会山穷水尽。
　　
　　3.博士毕业后
　　
　　博士毕业后，我将以前的想法陆续整理成文。（1）先发表了《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和《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4期）。（2）继续推进，发表了《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中国语文》1995年第4期）和《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3）将前期的研究成果系统化，形成了《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1期）等。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
　　
　　五、世俗时代，学者如何安身立命④
　　
　　以上所说，大多是技术层面的经验，未必对大家有用。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除了学术研究外，还面临着如何处理好生存、修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此时，更需要在价值层面确定自己的精神目标、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下面，就以台湾着名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⑤为例，看一下他是如何处理学术、生活和个人修养的关系的。
　　
　　1.“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对于物质享受，严耕望并不在意，习惯“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他说：“我常反省自己，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
　　
　　严耕望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大家，应具备几个最基本的条件：（1）健康的身体。他曾不止一次扼腕叹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家群推陈寅恪先生为巨擘，以他天分之高，学养之深，语文工具之博备，诚为旷世难得之人才。”但“陈寅恪先生大志不遂”,我想“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太差”.（2）健康的心理。真正的学者应该有健康的心理，大境界才能出大学问，心术不正者绝对难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严耕望还指出，优秀的史学家最好是“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要进入这一境界，“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3）持之以恒。严耕望自认天资不高，常常说自己“才极平庸，尤弱记忆”.对于今天的成就，严耕望总结道：“如果要说我对学术工作有一点小成就，主要是靠一个’恒‘字诀。”严耕望的学术研究，六十年如一日。他的每一本着作都是匠心独运、持之以恒的大手笔。《唐仆尚丞郎表》从收集资料到出版，花了九年的时间；《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唐代交通图考》则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
　　
　　2.“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钱穆曾劝勉自己的弟子：“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应该怎么做了！”在此背景下，严耕望融汇自己的治学心得和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大家的治史经验，形成了《治史三书》。虽然该书产生于20个世纪70年代，距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但书中的很多观点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时时启发着后来的读者。比如：（1）在学术积累方面，严耕望开篇即指出，治史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所谓“专精”,便是在某一方面有专深的研究。所谓“博通”,就是既要有历史学的知识，也要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即便在历史学的内部，也要“博通”.“研究一个时代或者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只有在“博通”的视阈中力求“专精”,才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
　　
　　（2）在学术选题方面，严耕望认为：“要广泛看书，不要抱着题目去翻材料。”如果仅仅抱着一个题目去找材料，当你做完这个题目，其他的东西所得不多，久而久之，学术能力必将越来越弱。相反，如果博览群书，在书中发现材料与问题，久而久之，学术能力必将越来越强，中年之后将一片通明无往不可。（3）在学术体系构建上，严耕望希望研究者“要空荡荡地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一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如果史学工作者“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所以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只是相应当政者’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个相当坦率的口号，而趋附权贵，不是真正的史学家。”
　　
　　六、怎样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⑥
　　
　　严耕望认为，如何确立志业、修养身性、规划目标，关乎一个历史学者能否取得重大的成就。因为，历史学不像文学与科学，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历史学的创获也主要不仰赖于天才。为了帮助年轻学者尽快成长起来，尽快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人，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这里，择其要点，概述如下。
　　
　　1.“有大志、有信心、有计划”
　　
　　严耕望认为，“做学问要想有较高的成就，最好能先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具体说来：（1）和科学、文学不同，“史学必须要经过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始可能做得到，没有远大的志气，如何能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有了远大志向，始能有个目标。”（2）自信是“跟着立志而来的必要的信念。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纵然立志，也等于未立志。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之上。”有了目标后，“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3）有大志有信心是成就大学问的必要条件，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若求取较大成就，绝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比如，《唐代交通图考》（1985）、《唐代人文地理》（1954）、《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1961）这些大部头的着作，“倘若事先无一定的目标，无坚强的信心，无长远的计划，相信一部都不能完成。”
　　
　　2.“一心力，惜时光”
　　
　　严耕望认为，真正的学者应“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可能的话，“最好他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人”在实际的生活中，严耕望也正是这样做的：（1）尽量不分散精力。除了“谈天邀游”外，“影视报章，亦随时警惕，尽量放弃，紧缩到了解时局与娱乐生活所必要的最小程度，每天只看一种报纸，至多一节电视，以使心力时间不要分散。”（2）尽量不浪费时间。“一心一意的做我的学术工作，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的参加，因为我觉得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就是教书也是最近十几年到香港以后的事。”对于年轻人，严耕望希望“每天抽出两小时读书”,“若能永恒的坚持十年以上，一定会有相当成就。”
　　
　　3.“淡名利、避权位”
　　
　　严耕望认为：“为了学术成就，名利权位，皆不能分心争取。而权位两者，不但不能争取，而且要绝对避而远之”,“决不可贪图暂时虚荣，妨碍大计。”
　　
　　严耕望不慕名利，不侍权贵。只要是影响他学术大计的因素，无论名利还是权贵，一概谢绝。这样的例子有很多：（1）1945年，傅斯年接纳严耕望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首次面见，傅斯年希望严耕望能留暂时在身边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严耕望认为这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相冲突，直接拒绝。（2）1962年，“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1891-1981）希望严耕望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此时，严耕望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历史地理方面，无暇顾及政治制度，加以时间有限，没有把握限期完成，婉言拒绝。
　　
　　（3）随后，王世杰又希望严耕望仿照剑桥史主编可以使他流芳百世的《中国通史》中古史的部分，考虑到一旦接手自己几百万字的研究计划便难以完成，于是婉言谢绝。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人，严耕望以其“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体大思精、卷帙煌煌”的论着，赢得了无数的海内外赞誉。《唐代交通图考》被视为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中国交通史研究上里程碑式的着作。《治史三书》是一部“欲把金针度与人”的作品，该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⑦严耕望去世后，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中说道：“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是当之无愧的“钱宾四最欣赏的学生”和“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⑧
　　
　　如果博士生们愿意，那么你们也完全可以做一个像严耕望那样的纯粹的学术人，你们的研究也应该可以载入学术史。
　　
　　七、结束语：大好年华莫辜负
　　
　　法国大文豪雨果（1802 -1885）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⑨赶上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代，能不能有所成就，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想法（所谓仰望星空），能不能践行（所谓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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