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作业

城邦生活中的“人”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哲学研究以及关于人自身的思考已经非常普遍了。然而亚里士多德给人下的定义是：“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城邦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不管是作为概念的政治还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和城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他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都趋向于过一种城邦的政治生活，就像家庭中有男人和女人之分，主人和奴隶之分，城邦中也有公民和非公民之分。原因在于“一切事物如果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一个集体，那么各个部分常常明显地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分别”。

那我们不禁想问，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公民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那些有权参加城邦的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才是城邦的公民。公民是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在当时，基本这就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全部，因此公民的首要特征在于对于政治生活的关注。虽然城邦是人所共同趋向的，但是，只有公民才是城邦的真正主体，才是政治生活的真正主人。“人们如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到，国家虽然比家庭产生的要晚，但是国家的性质要远比家庭优先，并且也优先于个人。因为“每一事物当其充分发展时，我们就把这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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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性质”，就像人类社会充分发展时就形成了国家，而全体是优先于部分的。就比如说，当我们的身体毁灭时，一只手就不再是一只手了，换言之就是只有当手与一个活着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完成它的目的，才能真正称得上为一只手。我们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国家上也同样成立。一个人只有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才能够完成他的目的。

苏格拉底的死之所以意义重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的伟大思想的扼杀并非被专制君主或寡头出于控制思想的需要和对于独立思想者的恐惧，恰恰相反，是出于民众的无知、对真理的

恐惧和传统的力量。看到这一悲剧性的一幕的柏拉图，因此对民主政治不再抱有好感。这位理想主义者因此逐渐走向了现实主义。然而具有“中庸”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进行了可贵的 背叛。

亚里士多德设定了一个评价政府优劣的原则，即为当一个政府的目的在于整个集体的好处时，它就是一个好政府；当它只顾及自身时，它就是一个坏政府。按照这一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三种政府是好的---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与此同时有三种政府是坏的---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并且还指出，好政府和坏政府是由当权者的道德品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宪法的形式所决定的。他认为君主制最好，贵族制次之，最坏的是僭主制。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为我们区分了贵族制与寡头制。简言之，贵族制就是有德的人的统治，寡头制就是富人的统治。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未将德行与财富等同起来，而是将“中庸”思想运用的淋漓尽致，认为适度的资产才最能够与德行结合在一起。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到的，“人类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货才能获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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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的身上找到的”。因此贵族制与寡头制的统治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有德行的人往往只拥有适度的财富。

“中庸”和实际永远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最好注解。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关于致富术的时候，也体现出着一点，他告诉我们财富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是应当考虑的，但他们不应以此为目的。这一点对于把握致富术对于城邦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谈到如何区分寡头制与民主制时，亚里士多德说到，应当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二者，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的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里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主制。寡头制的人民和平民制的人民对于正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在于财富，后者在于自由。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他显然是不同意柏拉图式的理想政治模式的，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实现那种生活理想。但同时他又希望人们能够尽量实现善的生活。因此他最后得出，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 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堕落的人们。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对柏拉图《理想国》中共产主义模式进行了批评。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最理想的组织模式是整齐划一的，国家各部分如人身体各部分一样。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他无视城邦的自然与个人的自然。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本质就是多样性，它既不可能中整齐划一，也不可能其他任何事物相同。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法律篇》相对《理想国》而言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实了，但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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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仍然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它结合了平民制和僭主制这两种最坏的形式，从而使选举容易被特定群体左右。从这点上来看，亚里士多德确实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实用主义者。

在任何国家，任何政体中，几乎所有统治者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长久的维护住自己的统治，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具灾难性的事件莫过于革命，那么如何有效的防止革命似乎成为一件非常需要考虑的事情。首先应当加强政府的宣传教育，其次不管是在多么小的事情上，也应当尊重法律，最后一点就是要时刻关注法律上与行政上的正义，要做到“按比例的平等并且使每一个人都享受自己的所有”。

在维护统治者自身统治的过程中，来自内在的威胁就是革命，来自外在的威胁，即为对外征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对外征服呢？首先应当明确，对外征服并不是国家的目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征服“天生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征服是正确的而且是正当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足以证明对野蛮人的战争是正当的，但对希腊人的战争则是不正当的；因为没有一个希腊人是天生的奴隶。但是亚里士多德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所应该追求的幸福不应该是战争，而应该是和平的活动，尽管有时候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战争也可以是达到幸福的必要手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最后为我们阐释了一下公民的教育。在他眼中教育应当仅仅是为那些将要成为公民的孩子们准备的，奴隶们也可以教以有用的技术，例如烹调之类，但这并不是教育的一部分。

孩子们应当学习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但不能庸俗化。例如不应该教给他们以任何歪曲身体形象的技术，或者是能使他们挣钱的技术。他们应该适度地从事体育锻炼，但是不能达到获得职业性的技术的地步，受训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孩子们的健康是受到了损害的，那些在幼时曾经是胜利者的人到了成人以后几乎很少再能成为胜利者的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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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提倡学习，提倡教育，但是他却强烈反对通过运用学习到的技艺来谋生，他甚至鄙视这种行为，认为靠技艺谋生的人是下贱的，不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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