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文学的语言特色

提纲：

论路遥文学的语言特色

一、浓厚的地方色彩 （一）妙用陕北方言 （二）语言朴实而平淡

二、化俗为雅，俗入雅出的语言艺术 （一）幽默诙谐的语言 （二）富于哲理的语言 （三）陕北民歌的融入

路遥先生出生在陕北高原一个不起眼的贫困农民家庭，是浑厚的黄土地和淳朴的民风孕育了后来路遥文学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读路遥的作品时，我们无不深深地体验到，这位伟大朴实的“农民”作家的内心，始终都跳跃着一刻情系黄土地的赤子之心，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文学是语言的载体，语言是作家艺术风格的重要载体。这种乡土气息其实是对路遥从小生活大环境的再现，正如高尔基所言，所为文学语言是‘从劳动大众的口语中汲取而来的，但与他本来面已完全不同。’文学语言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只有艺术的语言才可称之为文学语言。本文试从语言的角度入手，分析路遥文学的艺术特色。

一、浓厚的地方色彩

路遥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最大的特色是对陕北方言的巧妙运用，方言土语往往具有传神、富有张力等当代普通话无法比拟的特色与韵味，如果能够将其加以帅选改造融入文学创作中，往往可以缺德意想不到的效果。新的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其实都已经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融入地方方言，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如老舍的京味小说、沙汀的川味小说，陕西作家群中贾平凹对商州方言的运用，陈忠实对关中方言的运用等。而路遥对陕北方言的运用可谓达到了一种境界，不仅在小说人物对白中大量引用陕北方言，而且还在小说争个叙述话语系统中将方言融入，使之成为完完全全的“陕北式”小说，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巨大复杂而且震撼人心的陕北画幅。

（一）妙用陕北方言

路遥先生曾在矛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言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路遥在陕北高原这篇黄土地上生活了二十七年，和这里普通的劳动者一样，他将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视作其生存的根本。在这里他不仅形成了陕北特有的语音习惯，而且还积累了大量的陕北词汇。可以说这些财富直接影响了路遥以后的创作风格。路遥对陕北方言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小说人物对白中大量引入陕北方言和在叙述话语系统中适当引用。 1、 路遥的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以陕北人民为原型的，因此在人物对白中随处可见陕北方言。但是路遥在对人物语言塑造时也是有针对性的，生活在城里的人比如田晓霞、黄亚萍、李向前等所说的话中就鲜见方言俗语，读者在看到这部分人的对话时，会感觉到和一般的叙述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那些生活在山沟沟里的地道农民，像孙玉婷、田五、田福堂、孙少安、刘立本等所说的话方言味很浓，没有接触过陕北文化的读者甚至难以理解。特别是一些独特地道的专

有名词。比如，孙玉厚对少安说：“我在这里心焦的盛不定，跑来看人家倒究怎样处理你呀。”其中“盛（shéng）不定”指的是因为某件急事，心中急躁坐立不安的意思。当读者在读到类似陌生的词语时，可能要根据上下文的意义来推测。利用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往往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幅声色俱全的陕北农村风俗画，那融和着陕北方言的语感、腔调，更能触发读者的武侠遐想和情趣。而小说中另外一部分农民出身的的官员，如马占胜，田福军等，他们所说的话半土半洋。这并非说明路遥写人物语言时没有精雕细琢，随意乱用。而是根据塑造人物形象、表现情感的需要，恰到好处的用人物道白，从而达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例如“百万巨著”《平凡的世界》中，在讲到孙玉厚和儿子分家财时说到的一句话：“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几年来和一大家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操劳，一点怨言也没有，这样的媳妇而今哪里能找的见？人家娃娃没拨弹，已经仁至义尽了！”首先来看“拨弹”一词，在此处动词用作名词，义指“无可挑剔”。而“畅快日子”或许是多数北方农民多用的一个词，指衣足饭饱，舒适安逸的生活。这些特有名词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极具地方风味。深刻的表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农村的真实景象：贫穷、落后。人们整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走，为的只是有一个像样的安身之处和一口吃食，但正是这里厚重的黄土地养育了纯朴善良的人民，他们相互帮扶着，挣扎着，更体现了患难之时亲人之间的真情。同时也流露除了孙玉厚老汉心中的无奈与不舍：这个大家固然是缺少劳力，缺少一个顶梁柱，可是儿子已经有了媳妇、孩子，即便是再舍不得也要和儿子分家，不能让这个穷家连累了儿子。

爱情诗路遥小说中的一大主线，从中篇小说《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痛苦》到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都不乏经典的陕北式爱情对白。路遥笔下所谓的“爱情语言”虽不似当代言情小说那般缠绵、浪漫，但是用那些原汁原味的本地语言表达爱情时，却又纯朴、率直、热烈。丝毫感觉不到有做做之嫌，甚至通过这些爱情语言还能使读者隐隐心生一种酸楚，这都源于路遥在塑造人物语言时注意到了另一个境界“真”。如《人生》中刘巧珍向高加林表白爱情时说过的一段话：‘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嗒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们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巧珍说完，低下头，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局促地扯着衣服。这段话简短而又平淡，但却极具真情！特别是能出自“刘能人”的千金小姐刘巧珍的口中，这个没有文化的女孩在表达自己对加林的爱慕之情时，那样坦白，那样简单。不仅流露出了其复杂的爱情心理，更体现除了她为了这份爱此刻内心的纠结与心酸。

除了人物道白中大量引用陕北方言，路遥还将陕北方言的语言风格融入了小说的整个叙述话语中，使得小说与生俱来的就带有一中陕北的黄土味。当然这与路遥从小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我认为更是因为路遥先生对这片厚重的土地怀有的那份赤诚的爱。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度过许多失败的白天和夜晚，制造出一片又一片文字的废墟，但我仍然愿在这废墟中汗流浃背的耕种。我相信这样一句名言：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

路遥在其叙述话语中，融入的地方元素，主要是一些陕北词汇和习惯用语及语法。这些元素的融入直接给小说烙上了“陕北”的几号。如《人生》中描述巧珍和马拴结婚时的场景：刘立本家的院子里，硷畔上，窑顶上，此刻都挤满了看红火热闹的人，娃娃们大呼小叫，破译女子说说笑笑。“硷畔”“窑顶”描述了陕北土窑洞的景观。除此之外“屹捞”“硷畔”“窑掌”“炕崖下“脚地”等都是描绘陕北风情的特色词汇。这些词语向外部世界展露了陕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质地

貌以及陕北人的生活环境，强化了小说中陕北文化的意味。而句子中“婆姨女子”也是陕北人长长用到的一个词汇。陕北人将“妻子”称之为“婆姨”，将姑娘称之为“女子”，婆姨女子是对陕北女人的统称。当我们闭幕遐想，用融合着陕北文化的语言、语调去读这些句子时，眼前立刻会呈现出一幅绘声绘色的陕北农村风俗画。路遥对陕北方言的运用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底部，除了描写那些独具风格的陕北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外，还表现在对人物心里细致入微的描写。在《平凡的世界》中，当孙玉厚得知儿子少安犯“重罪”可能要判重刑时，心中充满绝望，‘??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但光景烂包的也活不下去。他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就迁就在石矻节的街道上。’作者是以第三叙述视角对孙玉厚此刻悲惨的处境进行描述的，其中在对主人进行心理描述时，仍然用到了陕北词汇，如“烂包”“ 迁就”等。如果结合上下文及陕北的人文历史，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联想到在那个饥荒的年代，这些善良朴实的劳动人民在收到物质、精神的双重压迫时，需要面对多大的痛苦！可是为了生活，为了子孙就是被压弯了脊梁也不能倒下，由此又展现了陕北劳动人民的另一个特点：坚忍不拔。正因为路遥在叙述时注意利用了陕北人的用语习惯和思维，才是的其语言描述具有清新自然，生动形象的特点。因此说这种顺应一地文化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心理也是路遥成功运用陕北方言的秘诀。

（二）语言朴实平淡

路遥自称是“农民的儿子”，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题材来自于陕北农村，语言朴实平淡，清新自然，无论是小说结构的构建还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描摹都始终流淌着舒缓、轻盈的节奏，娓娓道来如叙家常，不带一丝做作。他认为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才应该是作家应该追求的东西。他说，有的人可能把小说看做是语言讲究，这种认识是浅薄的，作品凭什么打动别人的心灵？最主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艺术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路遥的这种认识提醒着他，在艺术创作中时时刻刻都要脚踏实地，心系人民大众。将小说思想内涵与文字风格相结合，形成一种相辅相成，流畅自然的艺术新风格，是路遥在创作过程中又一个着力打造的重点。

在《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描写主人公家中贫困的语言，就颇有代表意义：“父亲呢？也许正在那黑的像山洞一般的土窑洞里，吸着清鼻涕，蹲在炕头上，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着旱烟。或许并不在炕上，而将那把祖父手里传下来的长方形的黄铜锁锁住冰窑冷炕，拖着瘸腿，一拐一拐在山洼里寻找寒风没有摇落的野酸枣。要么，干脆在村头碾庄稼的场上扫出一块干净的空地，支一只草筛子，撒一把谷糠，企图扣一两只贪嘴的麻雀。我好像看见她躲在老远的柴垛后面，手里正拉着拴着栓在支草筛子的小棍子上的绳子，一眼盯着那块空地等待着，等待着，积雪落满了他的肩膀，落满了他苍白的头发??一段朴实无华的语言，如聊天般自然平淡，没有任何华丽巧妙的形容，却足以让读者内心波澜不止，感慨万分！“山洞”“土窑洞”“清鼻涕”“黄铜锁”“ 冰窑冷炕”“瘸腿”“摇落”“草筛子”“谷糠”??一个个普普通通的词语，通过路遥的笔相互融会后，便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将“穷困”的主题思想用这些词语来表达辅以陕北特有的语言风格，给读者留下的将是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表达效果胜过用直白简单的语言表现这里人民的苦难。而后面的一段话更是催人泪下，极富真情！‘要是他今天能吃上一只烧麻雀或者几颗干瘪的野酸枣，她就一天不会冻烟火了，而把剩下的一点口粮托人稍给我’。“父亲”那样做，并不是年纪大了，闲来无事去消遣时间，而

是将它们作为“口粮”来填饱自己的肚子！相信此语一出，必令所有读者感慨万分，唏嘘不已！更经典更富价值的陪衬还体现在最后一句：如此就可以把省下的一点口粮托人稍给我。平凡的语言表达的却是不平凡的真情，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将这里善良勤劳的劳动人民都推向了饥饿的生死边缘线，但却使父子之间的亲情更加耀眼光亮，同时也更加激励了路遥奋发向上的精神以及对这片热土深沉厚重的爱。

中篇小说《人生》可谓路遥的成名作。在这篇小说中，无论人物描写、场景描绘和情节叙述，抑或是人物对话，作者都力求达意传神，既通俗易懂，又鲜明生动，既明白晓畅，有含蓄蕴藉。就在这种平淡无奇的语言里，却充满了农村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巧珍和加林的的故事为例，当巧珍和高加林处在热恋之中的时候，她对高加林说：“等咱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这段话虽然简短，却充满了热恋中农村少女的那种柔情蜜意。当高加林要进城当通讯干事，与巧珍在河湾的路口分手时，巧珍抬起泪水斑斑的脸，一往情深，同时又流露出对爱情前景的忧思，余音缭绕，意味深长。当高加林后来与巧珍绝情分手时，巧珍流着泪听完了高加林的叙说，双方沉默了好一阵后，巧珍迅疾的转过身说：“加林哥??我走了！”短短一句话，此刻却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情感。这里面有无限的痛苦，也有百般的怨恨，有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悲哭，还有那绵绵不尽的情思??读来催人泪下，叫人感叹不已。另外，她在小说中描写自然景物时，也大多采用了疏淡清新的笔调，绝少艳词丽句的堆砌。如远处那“灰蓬蓬”的县城，早晨那“冒花”的太阳，“水洗过一样”的蓝天，夜晚那“凉森森”的空气，还有那“清朗朗”的大马河，“潮润润”的土路，“齐楚楚”的庄稼，这些都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人物语言与人物个性完美的结合也也给作品增添不少光彩。高玉德那农民气质的语言，就十分真切地表现了这个有着丰富阅历的老一辈农民那种善良、正直而又胆小谨慎、委曲求全的性格。高明楼与刘立本在村头为高加林与巧珍谈恋爱一事的争执，生动的刻画出高明楼这位精于谋算的“大能人”与刘立本那个“二能人”的个性特征，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德顺老汉在小说结尾时对高加林说了一段对幸福独特见解的话，在这段话里，德顺老汉那质朴、爽快、心地善良的性格揭示的淋漓尽致，而又完美的符合人物身份。这语言，自然、朴实、平易、浅显，并没有涂饰一层闪光的说教色彩，却又极通俗地道出了一个人生深奥的哲学课题。如此看来，语言的朴实、自然，并非意味着采取自然主义的手法，将一些民间俗语随手拈来，信笔去写，不经过一番雕琢和提炼；相反，往往那种经过雕琢以后更显出自然之美的语言才足以显示出作家艺术技巧的圆熟。这种雄浑中含醇厚，朴实中寓圆熟，自然中见精妙的艺术手法，正式作家运用语言的功力所在。

二、化俗为雅，俗入雅出的语言艺术

路遥在文学创作方面算不得天才，他的小说语言或许多数读者读来不是那么“优美”“委婉”，初读之时可能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土”。我认为，一个原因是受路遥小说描写主题的影响。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原型及地质风情几乎都源于陕北黄土高原，因此不免带有“黄土”的腥味。另外，也可能是路遥先生刻意的炼造。作者热爱这片黄土地，热爱这里生他养他的亲人。正如他所言：“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中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但是一“土”到底，并不代表一“俗”到底，“平凡”的语言未必不可呈现高雅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艰苦性在于他是一中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的多”。在对小说语言进行炼造时，

其实路遥下了很大的功夫，力求通过最简单最平凡的最朴素的语言表现高雅的艺术魅力。真正做到了“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化俗为雅，俗入雅出”的特殊艺术境界。

（一）幽默诙谐的语言

幽默诙谐的语言历来受到广大作家的青睐，他们在小说创作时，刻意融入了诸多幽默元素，使小说具有更强更深的可读性，亲切感。因而也更广泛的受到读者的欢迎。路遥在创作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比起其他的作家，路遥的幽默语言具有先天性的优势，他巧妙的运用了陕北语言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幽默性这一特点，再融以作者有意识的精心加工和锤炼，去掉低俗不雅的方言词汇。不仅保留了语言的原汁原味，还使得小说的幽默情节更加自然、流畅，达到了语言与幽默艺术浑为一体，完美结合的境界。《平凡的世界》（第八章）“他一个人坐在灶火屹崂拉风箱，饭还没有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趴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吃的差不多了。这时他也不由得想起了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膜大肉菜，喷鼻香！那时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这段话就就具有极强的幽默性，但更多的还是通过幽默所流露出来的讽刺意味。“那是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试问而今，还有谁会把家家户户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馍”称之为“白膜”？只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白馍”真的太稀罕少见了，那样的“奢侈品”平民百姓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调剂一下胃口而已。更令人发笑和深思的是，作者将孙玉亭三个孩子的吃相比作土匪，用“三下五除二”来形容孩子吃饭的速度。作者将这种互不搭调的比喻用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是一中大胆的创新。如此可以使读者更深刻的感受到陕北方言的魅力和这里所要表现的幽默讽刺意味。表现了孙玉亭本身所带有的那种愚昧：空有理想，抱负，却不务实事。同时也揭露了七八十年代文革余风对一代知识分子身心的残害。此外，小说中还用到了许多陕北民间广泛流传的经典惯用语和比喻句。这些句子往往简短、幽默，清新自然，韵味无穷。如：“一口咬住一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 “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忙婆姨生不下好娃”“鸡不和狗斗，男不和女斗”等。比喻句：“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踢了一般，咄呐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公众场合下不能酸眉醋眼，张东望西。可以笑，但不能把嘴巴张得像窑口一样”（《平凡的世界》）。“她的胸口像塞了一把猪毛，扎烘烘的难受”（《风雪腊梅》）。这些幽默语言在陕北民间甚是常见，而语言的发明者——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或许早已对它的幽默特质淡然了，但是经过路遥先生一番筛选改造成为文学语言后，就具有极强的幽默艺术魅力。 （二）富于哲理的语言

好的作品，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处处闪现着作者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在路遥的作品中，这种“真知灼见”很是常见。路遥进行文学创作其初衷并不是简单的向读者展现陕北的人情风貌、社会历史，更是想通过这些平凡的故事告诉读者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路遥先生立足人民大众，描写最平凡的人和事，依托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最简单的道理中悟出人生真谛，引领每位勤于思考的读者进行自我审视。从这一角度看，路遥已取得了超越文学语言本身艺术取向的价值。 路遥喜欢在故事的结尾进行总结陈词，或是借助故事中的人物之口，或是已叙述着的视角进行陈述。如《人生》中的两段话：“是的，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

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这段话具有很深的哲学意味，它告诉告诉每位读者这样一个哲学道理：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的。每个人在遇事时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又必须要以顺应客观存在为前提。用文中最通俗的一句话解释就是“谁如果要离开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在《人生》的结尾，德顺爷为了开导高加林，还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再说，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这段语言出资踏实勤劳的农民代表德顺爷的口中，虽然稍显“文气”的语言风格与德顺爷的人物形象略有不符，但这丝毫不影响路遥锤炼语言方面的造诣。借助德顺爷，作者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普通、最简单的人生哲理：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只有我们抓住机遇，勤奋努力的劳动，生活才会充满希望。此外，在路遥的其他小说中，这种“哲理性的语言”也是随处可见，这些语言的融入，不仅提升了其文学语言的艺术成就，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勤于思考、勤于发掘的文学大师的思想境界。 （三）陕北民歌的融入

陕北民歌作为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文化、情感的结晶，“它曾经是，今后也应当是中华民族的一块引以自豪的艺术瑰宝”。（王克文，陕北民歌艺术初探[M]，北京：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1986）路遥先生从小受家庭因素影响，非常钟爱陕北民歌。在上大学期间，就曾深入吴堡等地采集陕北民歌素材。可以说，路遥的心灵世界里时常都回荡着陕北民歌的优美旋律，正因为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路遥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不自觉的汲取了陕北民歌的艺术营养，将信天游民歌的那种古朴、豪放的风格也带入了其文学语言当中，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路遥在其小说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有时甚至当作小说叙述语言来表达思想。小说《人生》中，当高加林进了城，抛弃了深爱他的巧珍，全村人包括最疼爱她的德顺爷都不肯原谅他。而当高加林被城市所抛弃回到农村后，作者并没有塑造某个人物某些叙述语言来指责高加林，而是通过一段信天游旋律做出回应：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这段古老的信天游所渗透出来的力量，甚过任何文学语言。

通过陕北信天游来表现爱情也是路遥小说中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陕北劳动人民一种最真诚淳朴的示爱方式。《平凡的世界》中的润叶和少安，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天真烂漫的年代就接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升华为爱情。少安与润叶在初春解冻的原西河边散步，羞涩的润叶正急于无法向少安倾诉爱意。山野里便传来了旋律《冻冰》：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这首歌或描写，或比喻，一唱三叹真实自然，有着陕北民歌的缠绵、细腻的一面。它既是润叶对青梅竹马的少安的抒情表白，也预示着他们爱情悲剧的结局。这首民歌先后五次出现在小说中，大大的渲染了田润叶的内心世界，成为表达爱情悲剧的主旋律，从多侧面塑造了人物，拓展了人物性格的发展空间，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一幕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主题。

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这段话具有很深的哲学意味，它告诉告诉每位读者这样一个哲学道理：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的。每个人在遇事时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又必须要以顺应客观存在为前提。用文中最通俗的一句话解释就是“谁如果要离开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在《人生》的结尾，德顺爷为了开导高加林，还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再说，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这段语言出资踏实勤劳的农民代表德顺爷的口中，虽然稍显“文气”的语言风格与德顺爷的人物形象略有不符，但这丝毫不影响路遥锤炼语言方面的造诣。借助德顺爷，作者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普通、最简单的人生哲理：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只有我们抓住机遇，勤奋努力的劳动，生活才会充满希望。此外，在路遥的其他小说中，这种“哲理性的语言”也是随处可见，这些语言的融入，不仅提升了其文学语言的艺术成就，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勤于思考、勤于发掘的文学大师的思想境界。 （三）陕北民歌的融入

陕北民歌作为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文化、情感的结晶，“它曾经是，今后也应当是中华民族的一块引以自豪的艺术瑰宝”。（王克文，陕北民歌艺术初探[M]，北京：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1986）路遥先生从小受家庭因素影响，非常钟爱陕北民歌。在上大学期间，就曾深入吴堡等地采集陕北民歌素材。可以说，路遥的心灵世界里时常都回荡着陕北民歌的优美旋律，正因为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路遥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不自觉的汲取了陕北民歌的艺术营养，将信天游民歌的那种古朴、豪放的风格也带入了其文学语言当中，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路遥在其小说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有时甚至当作小说叙述语言来表达思想。小说《人生》中，当高加林进了城，抛弃了深爱他的巧珍，全村人包括最疼爱她的德顺爷都不肯原谅他。而当高加林被城市所抛弃回到农村后，作者并没有塑造某个人物某些叙述语言来指责高加林，而是通过一段信天游旋律做出回应：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这段古老的信天游所渗透出来的力量，甚过任何文学语言。

通过陕北信天游来表现爱情也是路遥小说中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陕北劳动人民一种最真诚淳朴的示爱方式。《平凡的世界》中的润叶和少安，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天真烂漫的年代就接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升华为爱情。少安与润叶在初春解冻的原西河边散步，羞涩的润叶正急于无法向少安倾诉爱意。山野里便传来了旋律《冻冰》：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这首歌或描写，或比喻，一唱三叹真实自然，有着陕北民歌的缠绵、细腻的一面。它既是润叶对青梅竹马的少安的抒情表白，也预示着他们爱情悲剧的结局。这首民歌先后五次出现在小说中，大大的渲染了田润叶的内心世界，成为表达爱情悲剧的主旋律，从多侧面塑造了人物，拓展了人物性格的发展空间，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一幕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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