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发言资料(2004-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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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016年黄奇帆发言等材料

(2016年1月)

目录

第四章 2004年材料........................................................................................................................ 2

4.1黄奇帆在第四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 ............................................................. 2 第八章 2008年材料...................................................................................................................... 14

8.1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2008.03) .......................... 14 第十四章 2013年材料.................................................................................................................. 23

14.1黄奇帆: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2013.12) ................................ 23 第十四章 2014年材料.................................................................................................................. 25

14.1黄奇帆:重庆国资改革再出发 可有五种方法搞\混合\(2014.01) ....................... 25 14.2黄奇帆代表建议降低个税税率(2014.03) ................................................................ 30 14.3 黄奇帆:推动重庆金融业加快发展(2014.08) ....................................................... 30 第十五章 2015年材料.................................................................................................................. 33

15.1黄奇帆重磅讲话稿流出!千万不要在这5个领域投资过大(2015.01) ..................... 33 15.2黄奇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有何风险?(2015.01) ................................................. 37 15.3黄奇帆:中央绝不应该兜底地方债 出现问题下岗查办(2015.03) ........................... 39 15.4重庆市长黄奇帆建议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2015.03) ................................................. 40 15.5黄奇帆:给诺贝尔经济学家讲讲重庆故事 (2015.06) ............................................... 40 15.6重庆要推8000亿元PPP项目 黄奇帆称平衡盈利是关键(2015.07) ......................... 42 15.7黄奇帆:重庆OTC互联互通新三板(2015.07) ............................................................. 43 15.8黄奇帆: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2015.07) ................................................................. 47 15.9 重磅:黄奇帆讲透重庆的秘密(2015.08) .................................................................... 55 15.10 黄奇帆:证监会出牌顺序错了直接造成股市大跌(2015.08) .................................. 59 15.11 报道称重庆市长黄奇帆提议将建筑用钢量提高两倍(2015.12) .............................. 60 第十六章2016年材料................................................................................................................... 60

16.1重庆湖北债务不增反减 黄奇帆李鸿忠透露了秘诀(2016.01)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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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04年材料

4.1黄奇帆在第四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2004.12)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第四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暨2005年重庆民营经济发展分析预测会,首先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元旦佳节即将来临,借此机会,向全市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良好的祝愿!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沟通和展望。

一、今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关情况

今年经济的主调,是宏观调控。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主要包括项目调控、土地调控、金融调控、财政调控、粮食调控和油电煤运调控六个方面。我着重谈谈项目调控、财政调控、粮食调控和油电煤运调控。

关于项目调控。今年以来,国家针对过去几年各地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大幅度增加的情况进行了调控,对问题比较明显的12个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关停了一批项目。调控的方式一个是总量调控,通过对投资项目的清理、整顿和处置,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努力促进总生产能力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一个是结构调控,就是优化投资结构,把过热的调下来,把短缺的调上去。比如钢铁,全国各地年初准备上的项目生产能力有3亿吨,如果任其上马,这些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就会生产能力过剩、出现失控。所以国家今年采取严厉调控措施刹住了。

关于财政调控。财政是进行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为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与产业政策相协调,国家今年适当减少国债发行规模,推迟国债资金下达时间等。但同时改善了支出结构、加强了重点薄弱环节。比如出口退税问题。由于前几年国家财力还不雄厚,全国外资、内资企业出口退税该得的钱有3000亿元左右一直没得到。这两年,国家一直在想办法,每年财政安排了几百亿元。到去年,还有1700亿元没有了断。

关于粮食调控。中国13亿人,按照一年人均需要700斤粮食计算,总共需要9700亿斤。这个粮包括把猪、牛、羊等各种肉类转化成粮食的当量、工业粮及老百姓的口粮。国家粮食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96、1997两年,达到1万亿斤左右。粮食多了以后,大家对种粮有所忽略,结构也不佳,导致最近几年粮食产量下降。去年粮食产量跌破9000亿斤,只有8600亿斤,与需求有较大缺口。如果中国出现粮荒,后果将不堪设想。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进行调控:对种粮农民进行扶助、对退耕还林措施进行局部调整、对撂荒地鼓励复垦、严格管治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对农田的蚕食、对农民农业税进行减免等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而且事实证明积极有效。今年全国粮食产量,将比去年增加500亿斤,达到9100亿斤,如果明年再增加500亿斤,粮食供求基本上就平衡了。 关于油电煤运调控。2002年,我国进入了重化工时代。所谓重化工时代,是相对消费品时代来说的。国际公认标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叫温饱社会,1000-5000美元叫小康社会,5000美元以上叫发达社会。对应这三个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特点也不同。1000美元以下是消费品拉动阶段,1000-5000美元是重化工阶段,5000美元以上是后工业化时代,即第三产业、信息产业占主导的时期。2002年,我国人均GDP过1000美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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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重化工时代,主要特征就是汽车和住房进入家庭消费。这种家庭消费不像过去住房靠单位分配,而是居民自己掏腰包购买消费。去年我国销售400多万辆车,其 中200多万辆轿车,多数是老百姓自己消费的。汽车、住房都要消耗不少石油化工产品,包括电力、煤炭、石油等,这就使油电煤空前紧张。今年全国生产1.7亿吨煤,增加了1倍以上,但还是供不应求。到年底,因为缺煤,许多电厂发电受到影响,许多城市出现了拉闸限电。石油方面,2000年我国只有1.5亿吨油,今年自己能生产1.7――1.8亿吨,但全国用了3亿吨油,进口了1.2亿吨。尽管量上翻番了,还是不够用。所以能源资源高度紧张,国家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控。

总体上说,这次国家宏观调控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调控方式和手段三管齐下;二是有保有压,不“一刀切”,不一杠子插到底,分阶段进行。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是一个阶段,二季度到三季度是一个阶段,8月份以后又有所不同。在不同的阶段,宏观调控的分寸、口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不断进行微调。所以总体上说这次宏观调控是很成功的。由于这种成功,全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GDP预计增长9.3%以上,这在宏观调控中是比较高的增速;经济效益也有五个大幅度的提高:一是工业企业利润今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这很了不起,是中国几十年历史前所未有的新突破。二是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前所未有地增加,可以达到6000多亿元。三是国家财政收入今年新增5000亿元,总量达到26000亿元。四是银行利润进一步提升。五是老百姓收入,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都将在10%以上。

二、重庆以宏观调控为机遇加快发展

对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重庆是怎样认识和贯彻的呢?总体说,市委、市政府把宏观调控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在指导思想上牢牢把握了三点:

第一,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精神。凡是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指标,我们令行禁止,保证操作到位。比如,冻结土地审批半年;金融贷款余额增长严格控制在17%以内;认真进行投资项目清理,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62个在建、37个拟建项目,实行整改、停建和取消立项;关停了21条小水泥生产线等等。当然,总体来看,重庆在建、拟建的各种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总量3400多亿元,按国家规定严格清理下来有问题的项目投资额不到100亿,3%都不到、影响不大,97%的项目投资是规范的,并且还应加快发展。 第二,根据中央“五个统筹”、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实事求是地处理有关问题。比如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国家对高尔夫球场项目有很严格的调控要求。不少在渝外商到周末经常飞海南或沿海地区去打高尔夫,为什么?就是因为重庆基本建成且投入使用的高尔夫球场只有一个,确实太少,这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投资环境。所以我们实事求是,在项目调控中保留了四个高尔夫球场项目。5月份在西南片区六省市长座谈会上,鸿举市长向家宝总理汇报重庆的调控情况时就特别说到了:重庆有四个高尔夫球场正在建设中,是有必要的建设,不是盲目的乱占耕地的建设。家宝总理也没有否定我们的做法。 第三,把宏观调控当作新的发展机遇。不少同志总觉得宏观调控是压力,是一种约束,往往把宏观调控当作发展放慢的代名词。市委、市政府经过冷静、认真分析,鲜明提出要把宏观调控作为重庆新的发展机遇。因为投资项目清理结果,重庆不合规在建、拟建项目不到3%,影响小;国家冻结土地审批半年,但对西部“4+3”项目网开一面;沿海地区在调控中出现电荒、煤荒、民工荒、土地缺等现象,而这些要素保障正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商来渝发展。因此,宏观调控在给重庆带来一些新要求、新挑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在具体工作中,重点是搞好六大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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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搞好投资调控。现在重庆的投资率偏高,去年底是57%,今年底可能达到60%,如果继续高下去,就可能出现经济泡沫,必须进行调控。另一方面,重庆正处于大开发、大建设阶段,需要投资来拉动。现在重庆经济增长大约80%靠投资拉动,20%是出口和消费拉动。如果把投资控制得过急,投资率和投资拉动力下降太快,就会造成重庆经济大幅波动、滑坡。因此,必须对投资总量适度调控,既要保持较稳定的拉动力,又不能增长过快。今年预计投资增幅与去年基本持平,规模达到1600亿元,应当说调控是很成功的。 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投资结构进行调整。比如工业投资不足是重庆的突出问题。加大工业投资,是我们近几年的一个工作重点。在今年调控中,全国工业投资较大幅度下降,但重庆全年工业投资增长将超过50%,去年是260亿元,今年近400亿元,一年净增幅过100亿,以这样的力度,明年就会过500亿,到2006、2007年,就可能是700亿的投资。到2010年这七年就会有4000多亿元的工业投资。4000多亿投下去,就会有6000―7000亿元的工业产出,加上现在的3000亿元,到2010年就会有1万亿元左右的工业产出。那么,整个重庆经济就会有一个持续的很好的发展。预计今年1600亿元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比大体为47%,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工业投资将从去年的20.7%上升到25%,同时第三产业中教育、文化、卫生的投资都有较大增加,整个投资结构得到了调整优化。我认为,重庆合理的投资结构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投资和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大致为40%、30%和30%左右,即“433”的结构。我们争取再经过23年的努力,基本达到这个比例。

(二)搞好土地调控。土地调控方面,事实上重庆在全国先行一步。从2002年以来我们就采取了对出让土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土地必须由政府做好控制性详规后再出售、生地整治后再出让、处置“烂尾楼”、“四久”工程、实施土地储备制度等规范土地市场秩序的五大措施,自觉实施土地调控。所以今年我们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检查组的验收的。在调控中我们重点抓了两件事:一是清理、整顿开发区,撤销了126个名不副实的工业园区,核减规划面积371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是规范运作北部新区和区县31个特色工业园区。31个园区每个平均两平方公里左右,这样就是60多平方公里;北部新区,去年上半年把它扩大了50平方公里。这样,工业区面积总的增加了100多平方公里,这些土地手续早在去年5月前,我们就依法办妥了。1平方公里如果有30亿的投资、30亿的产出,这100多平方公里建成后就有3000多亿元的产出,等于再造了一个重庆工业。

(三)搞好金融调控。这方面我们除了落实中央要求以外,也结合重庆的特点进行适度调控。比如说,随着国家银根抽紧、贷款总量下降,在基层出现了一个问题: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集中,民营企业、区县企业、农村乡镇贷款难。这个倾向原来也有,今年特别明显、特别突出。市里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3000多亿元贷款,76%是主城企业使用,24%在库区、渝西地区来分布使用。大家想想,库区、渝西地区涉及到重庆60%的经济总量,但只用了24%的银行贷款;越穷的地方,还越要靠自己的钱来发展,这个经济循环就会有问题。

当然,现在政府也不能强迫银行贷款给区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你也强迫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按经济规律、用市场的方法来办事。所以,今年市里让几个市属大集团承担了一个转化的任务。比如说,各区县在过去10年负债修了160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二级公路,200万元一公里总是值的吧,1600公里就值30多亿。于是高投集团就向银行借了30亿把1600公里区县公路收购了。区县得到了这30多亿,实际上是“一举四得”:第一,还一些到期的负债;第二,还拖欠的民工工资、工程四,这些路桥区县无钱维护和建设,市里收购后既可以加快建设,又切实减轻了区县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大集团等于把区县分散的小项目集中起来,变成大项目,帮区县融了资,作了资金周转。

任何一个地方,金融好不好,看不良贷款率。重庆前年是30%多的不良贷款率,去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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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18%左右。全国十大商业银行,去年利润2000亿元,今年2600亿元。银行利润会用到哪儿?首先就是消化历史包袱,冲当年的坏帐和历年的潜亏。怎么冲呢?31个省,几百个城市,几万个企业,都去冲?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搬大户”呢?肯定愿集中优势兵力,一块一块地撬。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去年年底我亲自出马跟工商银行总行行长讨论,一拍即合,达成意向:按照21%左右的综合清偿率,重庆出30多亿现金,冲掉在工行的157亿坏帐。后来签成协议上报,经国务院批准试点。为此,我们成立了渝富集团,渝富集团向工商银行支付30多个亿,拿回来157亿的债权。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我们类似操作,今年也处置了80亿坏帐,这两项加起来就是230多亿。去年我们的不良贷款大数是500亿,去掉200多亿,只剩300亿左右。今年贷款余额3900亿,不良贷款率就下降到10%以内。现在全国不良贷款率是14%,西部12个省平均20%,上海3%,沿海八个省在10%左右,重庆就成为全国金融信用最好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机构重组,支持它们做大做强。一个是农村信用社。重庆上千个乡镇和自然村,拥有的贷款余额400亿元左右,而农信社就占了300多亿,举足轻重。把农信社搞好,就是支持“三农”,支持郊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库区、渝西地区的发展。为此我们“三管齐下”:一是规范法人结构。把 729个乡镇信用社独立法人取消,建立39个区县级联社统一法人。二是增资扩股。农信社原来只有2亿多资本金,坏帐倒有100亿。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发生挤兑,不得了呀!从去年到今年,它增扩股到了12.8亿的资本金,扩张了6倍。三是处置不良资产。农信社原来300亿贷款中有100亿的不良贷款,2002年不良贷款率高达36.9%。今年我们向中央争取了25亿的票据,市政府贴了5个亿的费用,再加上各种税费优惠和减免相当于4个亿,这样就冲掉34亿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冲掉以后,还剩下66亿多不良贷款,贷款余额又增加到400亿,不良贷款率就降到15%左右。

再一个就是重庆商业银行。去年有80亿的贷款余额,只有3亿资本金,资本金少于6%;80亿贷款里有30%左右不良贷款,信用差、规模小、坏帐多,困难重重。但商业银行在重庆城里对中小企业、对社会是起到很大支撑的,应该下决心把它改造好。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增资扩股,从3亿扩大到15亿,这15亿里有7亿就是在座的民营企业参股;剥离、消化不良资产,今年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从去年的20%下降到12%左右。

一般来说,不良资产率低的地方,贷款规模大的地方,人均贷款比例高的地方,一定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我们希望到2010年,重庆有1万亿的贷款余额,这样综合实力就会上一个大台阶。调控就要按这个要求去调控。

(四)搞好财政调控。我们重点抓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财政增收。今年重庆财政收入增长40%,创历史新高。增速仅次于内蒙古,为什么内蒙古高呢?内蒙是出煤出电的地方,今年全国煤、电极为紧俏,相应税收自然就高。我们财政能有40%的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业比重下降、工商产业快速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效应。农业产生100亿GDP一般只有1个亿的税收,而工业则会有20亿左右的税收。今年我们工商企业销售值27%的快速增长,销售值增长多,增值税自然就涨得多。二是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40%左右,所得税自然也会同比例增长。三是预算外基金大幅度上升。预算外基金包括土地出让金、配套费、各种城市管理规费。比如土地出让金,2001年才2亿多,2002年10亿,2003年30亿,今年能收到80亿,四年长了40倍。

第二,优化支出结构。我们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和宏观调控要求,着力加大了公共财政支出力度。在继续加大重大项目建设投入的同时,重点向“三农”、财力薄弱区县、社会事业等倾斜。比如投入农业和扶贫近17亿元,增长20%;用于教育支出22.6亿元,增长22%。前面讲到的大幅增长的预算外基金,主要用来做什么呢?用来搞城市建设和社会公共支出。比如,重庆现有的大田湾体育馆、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都是五十年代建设的,近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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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搞过一个大的新的文化设施,因为文化项目不赚钱,不会有老板来投资,这应当是公共财政来承担。所以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大剧院、科技馆、国泰大戏院,会展中心、植物馆、美术馆等十大社会文化项目。这所需要的60多亿投资,就用预算外基金收入、用土地储备收益来支出。再比如说,半小时主城30多个项目,一共要花80多亿,主城九个区共承担20多亿,市政府承担60多亿,这60多亿也要靠城维费。这种运作模式有点类似香港的土地储备资金。 第三,努力保持收支平衡。重庆的财政,总体上还是小财政,需求大、欠帐多、困难多,必须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既要注意静态平衡,也要注意动态平衡,否则也会造成资源浪费。比如今年300多亿财政收入,借50个亿10年债务,是六分之一的负担,但如果10年后有1000亿的收入,同样还这50亿,就只有百分之五的负担,就会很轻松。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动态平衡,就可以借一定中长期债务,但短期债务要少借、控制,最好不借,这是财政的一个原则。

从市与区县的财力分配来讲,目前总体是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于,直辖体制也给财政方面带来了巨大的体制优势,更通俗地讲,就是重庆市政府用的钱可能是中国31个省市政府中最少的。这话怎么说呢?比如四川省财政收入的40%,是四川200多个区县及乡政府使用的, 60%中大约地市政府、省政府各用一半,也就是“四、三、三”比例。而重庆因为没有地市,这一级的钱全部给了区县使用,区县及乡政府用了全市全年财政收入的75%,市政府仅用25%。同时,重庆财政供养人口比大致为60:1,相当于60个人中有一个“吃皇粮”的,但全国这个比例达30:1。所以相应重庆区县和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都比别的地方低。 现在重庆财政平衡的困难和问题集中在区县,原因主要是历史积累的财政欠帐。全市财政欠帐总数400亿,其中300亿是区县政府欠的。300亿里有70亿左右是乡镇政府欠的,200多亿是区县级政府欠的。他们财力困难,平衡起来比较难。到底是些什么债务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1998年“三金三乱”的历史包袱,这也是很深刻的一个教训。“普九”欠帐也不少,各种欠款达26亿元,当然这是为群众、为社会办好事负的债。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新规定、新措施,严格控制区县新的负债,并对历史欠帐要逐步平衡、缓解。 (五)加强和支持“三农”。所谓宏观调控 “有保有压” ,“三农” 就是重点要 “保”而且要加快发展的对象之一 。今年我们重点实施了扩大种植计划 、加大生产扶持 、改革流通体制“三大举措” , 出台了安排10%的土地出让金投入基本农田建设 、对复耕撂荒地给予每亩15元种子和肥料补助 、降低农业税1个百分点等“六项政策” , 有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之好多年未有 。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50万吨 ,增长5.8% ,创近六年来新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4.5 %,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了进一步加大“三农”支出力度,国家已经宣布,2005年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税全部减免,其他地区的农业税减免5%,还剩2%。市委、市府根据重庆情况,决定市财政补贴几个亿,明年40个区县农业税全部减免,提前一步到位,目的就是乘势而上,加大扶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六)搞好油电煤气运调度。今年能源、运输紧张可以说全国性的,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能源运输调控,市主要领导亲自抓、直接抓。我们有2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现在每年生产60亿立方米,自己实际使用30亿立方米,输出30亿立方米;有几百亿吨煤储量,每年开采量不到2000万吨,自己用1000多万吨,输出几百万吨;电力方面,现有450万千瓦装机容量,需求600万千瓦,从四川、贵州、湖北、湖南输送150万千瓦进来,也基本能够保障。因此整体而言,重庆比沿海、比其他地区,水、电、煤、运保障都相对有力。 当然,从战略上讲,到2010年,我们至少需要一千多万千瓦的电,如果没有新的电厂建设,会成问题,工业要振兴是不可能的。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狠抓电力发展,规划了总共1000多万千瓦建设项目,已陆续开工。到2007年,就会有300万千瓦投入使用;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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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800万千瓦投入使用;到2012年,1000万千瓦的电全部投入使用,加上现在的400多万千瓦,再加上外来电力、假如有300万千瓦,就有了1700多万千瓦的电,长远看也是能够予以保障的。

长远要把电厂搞上去,短期要把电力平衡搞好。在今年夏天电力需求最大的时候,市政府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大量购买外来电,四川的水电、湖北的水电、贵州的火电等。二是消峰填谷,搞峰谷电价。原来谷高电价比是1:3, 5月1号后改成1:5。利用这个价格杠杆,引导许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错开生产时间,相当于消了30万千瓦的一个峰。三是有效进行需求侧管理。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今年夏天有惊无险,基本做到没有拉闸限电。但是进入冬天,比如近期以来一些区县出现拉闸限电,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水少了。四川这样一个输出电的大户,到了10月就变成电力输入大户。第二,最近煤炭紧张,四川的火电厂因为缺煤停产了,重庆珞璜电厂、开县电厂也因为缺煤而受到一些影响。第三,电煤价格不合理。电价是受控制的,但煤炭价格完全是市场价,在市场紧俏情况下,煤炭企业就卖高不卖低,就会外流去卖高价。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电紧张的原因是煤,煤的原因是价格,这是主要矛盾。对如何解决电与煤的矛盾,我们已经进行了研究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同时,我们到贵州买了15亿度电,最近几个月会供应我们。所以大家从报上可以看到,拉闸限电不发生了,缓和了。

因此重庆的油电煤运,总体上是有惊无险。所以我们招商引资时就敢对客商承诺:重庆不缺电、有土地供应,还能保证运输,劳动力又便宜、价格是沿海的一半。今年招商引资形势好,工业投资大幅度增长,都和上边说的这些要素平衡得好有关。明年我们还要更好地协调,要让重庆的油电煤运,变成加快重庆发展的有利条件,再加上宏观调控等其他措施到位,使内部经济循环更健康、外边招商引资更顺利。

正是由于市委、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坚决,应对有力,和谐、平衡,所以今年重庆经济没有放慢脚步,在宏观调控中发展更快、更健康,形势为直辖八年来最好,主要指标再创新高。预计全年GDP增长12%;财政收入增长40%、突破300亿;工业销售值突破3000亿、利润过百亿大关;城市居民收入增长13%,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4.5%,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三、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策略

当前,民营经济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已近半壁河山,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近年来不断推出新政策和新举措。那么,在当前这样好的形势下,各位民营企业家们应怎样抓住机遇、开拓领域、乘势而上,进一步加快发展呢?我谈点看法,也可说是建议,供各位企业家们参考。

(一)积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投资重庆工业、发展四大重点领域 今年6月,市委二届五次全委会专题研究了重庆加快新型工业化的问题,出台了有关决定。到2010年,工业销售值要达到9000亿元以上,力争突破1万亿元。也就是说今年3000亿元出头,今后6年,争取增加两倍,有6000亿元的增长。增长的源泉主要在四大重点产业:汽车工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天然气冶金等资源深加工工业和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如果到2010年有1万亿元销售值的话,那么,四大支柱产业应该占三分之二,即6000多亿元。其中,汽车、摩托车2000亿元,装备制造、资源加工和高科技电子工业各有1000多亿元。因此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四大重点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商机巨大,民营企业应积极参与、大显身手。关于汽车工业。重庆汽车工业去年在全国排第四位。今年有三个月排在第三位,有五个月排在第四位,不断交替,到第四季度,我们坐定第三名。上海和吉林是第一、二名。如果按企业来排名,上汽集团第一,一汽集团第二、重庆长安第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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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重庆位列三甲十年不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重庆汽车工业有三大优势:

第一,汽车品种齐全。重庆微型车、轿车、重型车、客车、轻型车五大种类都有,而上海主要是轿车,一汽、二汽有重型车和轿车,但没有微型车。中国有八亿农民,有广阔的农村和许多县城,主打的车辆是微型车,第三世界的主打车辆也是微型车,这一块恰恰是重庆的强项。

第二,重庆装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摩托车工业领先全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已经形成气候,体系健全,有400多个零部件企业,能生产汽车70%的零部件,又因为劳动力便宜,竞争有力,不仅供应重庆,而且供应全国。

第三,重庆汽车的合资伙伴选择得好。长安选的是福特和铃木,二汽选了日本的尼桑和法国的雪铁龙,上海选了通用(GM)和大众,长春选了大众和丰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汽车业的竞争,说穿了就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不是我们兄弟之间的竞争,而是兄弟之间娘家的竞争,竞争的成败,重要的是看谁娘家的钱多、法宝多。高档轿车里福特是强者,卡车、微型车里铃木是世界强者。GM的车欢庆、正宗,福特车流行,更适合青年。中国最初引进外资时,为什么福特输给了GM?因为那时政府、单位用车是主流,政府、单位买庄重一点的车,GM自然占上风,但是全世界流线好的都是福特车。一到家庭消费的今天,福特车就卖得比较好了。福特和铃木这两大企业给我们带来的品种多、财力多。上海大众是很强的企业,在20年前就与外国企业合资了,这五、六年推出的车型好象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习惯,销路不好,所以最近压车压得厉害。GM高档车是凯迪拉克。我最近跟上海的凯迪拉克老总半认真地开玩笑:“你们当心,凯迪拉克在中国不会卖得太好。美国电影中,只有黑帮老大才坐凯迪拉克,出租车是凯迪拉克,还有艺术人士坐凯迪拉克。中国企业家中文化程度高的,一般就不会买凯迪拉克,要买宝马、奔驰,因为凯迪拉克好象是暴发户的一种车型”。一汽合资选的大众、丰田车是比较好的,二汽的合资对象就没选好,被这两个汽车公司拖累了。所以我认为重庆汽车有三大强项,前景看好。

在座的民营企业家可以围绕重庆到2010年的100150万辆汽车和几百个、上千个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大做文章,也可以后来居上搞汽车。如果有人说现在有民营企业家准备拿5个亿、10个亿到贵州搞汽车,我不会相信。因为搞汽车要有两大要素:一是自己要有核心技术、高素质人才和雄厚资本;二是要有与地区产业匹配的条件和氛围。中国现在符合条件的,只有上海、一汽、重庆、二汽、广州、北京。也就是说在中国,不管民营还是国有,如果以后还会有新的汽车大老板出现的话,那总会出现在以上这些地区。民营企业家集聚在重庆这个地区,匹配得好再出现新的汽车大老板是完全有可能的。轿车需要零部件,重庆从零部件到发动机的供应是配套的,只要设计组合得好就行。作为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摩托车发展到100多万辆,销售值50亿元,再要上台阶比较困难了。销售要搞到200300亿元,除非把全中国的摩托车包了,造300万、500万辆,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民营企业不可能把市场全部销售额的60%、70%垄断,15%―30%是个合理的边界。因此力帆搞轿车,跟重庆的组合有关;宗申,现在收购安徽一个微型车基地,适应农村市场,三五年后弄到20―30万辆是有可能成功的。

关于装备工业。重庆是偏重型的老工业基地,装备工业基础好。重庆的机床工业、仪器仪表工业,环保设备工业,各类电力电器工业,发展势头很好,已经有700800亿元的销售值,六、七年里再翻番是不会有问题的。这几年军工产品订单翻番,技术改造任务大,也是翻番。同时,发展装备工业也可以帮助军工技术民用化,进一步推动军转民。

关于资源加工业。目前有300多亿元的销售值,今后六、七年翻一番或一番半,300亿变成1000多亿,是有条件的。我们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可以把三种项目搞起来,一是化肥,二是醋酸,三是二甲醚。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开人代会,碰上老朋友、中国中化集团的总裁,就拉他到重庆投资,收购涪陵化肥厂,在那儿投资建150万吨的化肥基地,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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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建峰厂建设30万吨的化肥基地。我们还谈了协议,将来再搞一个150万吨的化肥基地。这样,仅中化一个集团就在重庆要搞300多万吨,再加上我们原有的化肥生产能力,总产量将可以达到400万吨。整个中国需要3000万吨化肥,2000万吨国产,1000万吨靠进口。如果我们生产400万吨,就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十几,就成了中国的一个重要化肥基地。 另外 ,天然气还产生醋酸,产生二甲醚等等。所以天然气是催生三大化工的源头。大体上1立方天然气能产生10元钱的化工产品销售值。我们的目标,在今年32亿立方米天然气供应量的基础上,明年达到35亿立方米,2006年、2007年,中国石油要供应我们45亿立方米,2010年增加到70亿立方米。此外,我们还要把中石化拉到重庆来。过去国家几大石油公司的格局范围大体上是中石油在西南,中石化在华中、华东,包括在沿海,海上石油。现在重庆8万平方公里,有5万平方公里是中石油负责打气、开矿。还有两、三万平方公里,我们就请中石化来勘探,让两个企业来竟争一下,产气就会增加。争取中石化每年帮我们搞20亿立方米。重庆自己也要增加产量,目前只有1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是重庆企业开采的,如果能增加到10亿立方米,这样到2010年后每年至少就有100亿立方米供应量。如果民用用掉20亿立方米,用80亿立方米来搞工业,也就是在现在20亿基础上增加60亿立方米,就可以增加600亿元的化工工业产值。再加上我们的有色金属、氧化铝、黑色金属、钢铁,以及各种稀有金属的深加工,实现资源加工业1千亿产值的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 关于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最难的是电子工业,但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工业。这方面目前我们只有100亿元的销售值,只占全国3万亿销售值的三百分之一,微不足道。如果要变成1000多亿的话,就要增加十几倍,六、七年增长十几倍,确实很难。但是,国际经验证明,只要运作得好,电子工业可以在原来没有什么基础的情况下,跨越式100亿、100亿地跳跃发展。这与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是不同的。所以,对电子工业,我们这些作领导的,有时候就“赤膊上阵”,直接操作了。因为要超常规发展,是需要破常规去做嘛。

电子工业,不管一千种、一万种产品,一分类,就四大核心环节。第一是“脑子”,也就是芯片。芯片以前做几微米,现在到了0.18微米,到0.1微米以下线条更细的时候,就变成12英寸的盘片,以后又产生几十种、上百种的产品链。第二是“脑浆”,就是记忆,也就是存储卡。第三是“眼睛”,就是电子工业中的各种屏,比如电视摇控、手机的液晶片、等离子的屏??,这个屏的生产,30年前做黑白管是一流企业,20年前做彩管是一流企业,10年前做液晶、现在做等离子屏的是一流企业等等。第四是“神经”,就是通信网络。在末端搞电子工业是没用的,必须在核心环节上冲上去。我们不能说信息产业4个核心板块都去做,但把芯片、存储卡、通信网络抓住就很好,只要有了一、二个环节,后边一串,就拉起来了。

所以,我认为重庆要在有条件的地方突破,要重点抓核心大项目: 第一个是存储卡项目。我们把北京的普天集团原来邮电部下边最大的电子集团,是国家存储卡标准的定型单位,请到重庆来搞存储卡项目。现在厂房都造好了,明年一生产,可以有10个亿的销售值。2006年会有3040亿的销售值,到2007年就有100亿元。存储卡综合基地建起来后,上下游的各种电子产品会有一串。 第二个是集成电路芯片项目。现在全国有十几个厂家在生产,沿海地区在酝酿中的还有17个,加在一起是29个。有个老板在大连、宁波在这方面搞研发两年,我们今年把他引了过来。明年3月开工建设,争取到2006年有4亿美元的产出,2007年就有10亿美元,差不多有100亿元的销售值。这个项目一上去,就成了西部唯一的一个芯片生产企业。 第三,我们正在积极引进美国及台湾等几家在中国有几亿美金投资的硬件生产企业。来了以后,又可以形成一个百亿元基地。

第四,深圳TCL集团也将到重庆投资搞500万台手机,也会有上100亿元的销售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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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四个“百亿级”全部搞上去,加上原有的100亿元,到2007年就是500亿元,5倍就上去了,如果后边三年再翻一番,1000多亿就出来了。

上边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势在必得的。在座的企业,如果有兴趣、有实力、有能力,不管招商引资,还是自己投资直接运作发展,市政府都会大力扶持。 当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都市型工业。都市型工业指劳动密集的、没有污染的、轻型的、在城里楼堂馆所搞加工的工业,比如珠宝加工、印刷品、服装、食品等,民营经济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

(二)认准重庆成长型产业和领域,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重庆,是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城市,城市开发建设和房地产领域中蕴含了无穷的商机。未来的重庆大都市,将形成四个层次的城镇体系:一是主城区,到2010年会发展成8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二是六个卫星城(万州、涪陵、黔江、永川、合川、江津),要发展成50100万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三是25个县城,要发展到1020几万人的中小城市;四是上百个中心镇。这四个层次的城镇体系建设需要大量的房地产,大约每年2000多万平方米左右,到2010年,差不多就有2亿平方米左右。可以说房地产业方兴未艾,各位民营企业家可以大显身手。

在房地产结构中,大约15%的面积要用于商业房地产。目前全市每年2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地产中,应该有300万平方米左右的商业用房。商业房地产除了零售商业用房外,还包括宾馆的用房、写字楼的用房、会展中心的用房、其他各种娱乐场所的用房、文化体育产业的用房。从这个角度讲,商业房地产领域发展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未来房地产走势到底是跌还是涨,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等问题。专家学者所持观点也是各不相同。民营企业家自己要心里有数。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总体上是方兴未艾。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判断标准:一个地区的住房均价,原则上与其当地人均月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比如2003年重庆城镇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1.2万元,也就是月收入2000多元,所以我们住宅均价就在2000多元/平方米。这是合理的,没有泡沫。如果以后重庆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美元,房价就会到涨到2000多美元/平方米,相当于人民币1.7万元。中国老百姓今后十年、二十年工资收入一定是会翻番、翻两番的。重庆老百姓月收入一定会到八、九千块的。当然这是平均数,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长远来看,随着收入增加,房价肯定会等比例的往上升。当然短期内房价和房地产供求及各种经济因素有关。比如最近,很多人认为人民币要升值,外国的炒房团拿了美元来赌人民币升值,换成人民币去买股票不好买,直接换人民币不好换,于是就来投资买房,而且是买高档房。所以上海的房子,到三万块/平方米已经够贵了吧,但突然几个月,最贵的到了五万/平方米,糊里糊涂地就涨起来了。越好的房子,越可能被人炒作。长远来看,由于国家土地控制越来越严格,地价只会越来越贵,再加上中国人多地少,房子只会越来越贵的。所以,民营企业应关注房地产业的发展。这是目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重要的战略资源、战略市场。

基础设施领域也是今后民营经济应当考虑进入的重要行业。到2010年以前重庆要建2000公里高速公路,今年已经通车730公里,明年上半年,余下近1300公里的所有项目要全部开工。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到2010年,2000公里高速公路要全部竣工,形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主骨架。现在我们正在酝酿完善2010―2020年重庆高速公路规划,准备在2010年2000公里高速公路基础上再建1600公里,到2020年高速公路公车里程达到3600公里,形成三环十射三联线。这意味高速公路这一块需要有1800亿元的资金投入。这一块肯定要走市场化、民营化的路子。建设高速公路,高发公司肯定是义不容辞,没社会资本老板来的时候,自己想方设法借几百亿也要开工起来。一开工就有人气了,就会有社会资本来投资。现在有5个民营企业来收购我们已经建好或者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一投就是几十亿。只要有老板愿意来投资,我们肯定欢迎。这就是市场化、民营化的过程。此外,我们还要建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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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高等级公路,这个档次低一点,每公里成本约400万元,总共120亿元。只要民营经济愿意来投资或收购,高投都可以考虑转让。铁路方面,当然是国家垄断,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形成一环八射的铁路骨架。现在有三条铁路在建,还有两条铁路在筹划,五年里五条铁路建起来,就是八条铁路,加上环线,就是一环八射的概念。另外,城市的垃圾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等领域都有许多的投资机会。

总的感觉,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很大的投入量,商机无限。从现在到2010年,重庆全市投资总额累计将达到1.4万亿元左右。其中,40%是投资于基础设施,也就是大约有5000―6000个亿是城市基础设施;30%是工业投资,大约4000亿;还有25%是房地产投资,大约3500亿元。这些投资,除了靠国有、政府投入以外,70%要靠社会、个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来投资。所以,市场就在这些投资领域,大家都要关注。对这些领域,市场准入条件都是一样的,只要满足这个领域、市场的游戏规则,无论国有、民营都可以去搞。 (三)全面正确理解和认识放宽市场准入问题

放宽民营经济市场准入条件,既可以说是新话题,也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句话的内涵。有的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老是觉得政府不支持民营企业,或者说在市场准入上不公平,甚至有抱怨。但是事实上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次发文件,一再强调和明确要给民营经济同等国民待遇,要在市场准入上放开。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或认识差别?我认为,有关部门在说把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条件放宽的时候,可能也并不知道具体要放宽些什么;有的企业负责人,想提这个意见,也不清楚这个意见的内涵在什么地方,对一些领域准入的概念不清楚。

实际上,我们讲准入就是平等的,就有一个行业边界条件,如果企业不符合准入条件,不管什么所有制都不能进入。如果边界条件满足,而在所有制上进行歧视,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走得过了,认为不能歧视民营企业就是不讲边界条件,最后必定会造成混乱。

我举几个例子讨论讨论,可能对大家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比如说,1992年后,重庆在民办教育问题上比较开放,胆子也比较大。有的民营企业家觉得教育很赚钱,就开始办小学、初中、甚至办大学。当时冒出了十几个很有名气的学校,也没有任何部门去管制它,但到2001年、2002年后就几乎都“崩盘”了,办不下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政府歧视他,不让他办学?不是的。你如果办得好好的,谁会来歧视你?它们的病根是在启动的时候就落下的。六个民办初中、小学学校,如璧山的华桦学校、南岸的方倩学校??,都是一个模式,就是用教育储备金制度来办学的,结果都在去、前年倒闭了。

我们说办学就要有办学的条件,就像办企业一样,至少要有三到四成的资本金,然后可以到银行贷一点款,如果没有资本金,全靠银行贷款,怎么会转得动呢?我看了一下上边这些学校的章程。1992年启动的华桦学校定了个游戏规则:小学一年级学生,每人交十万元钱,到九年级,初三毕业后,学校把十万元的本还给你。当时的银行利息很高,学校得到这个钱,就用利息来养学校,用本金来添置教学设施。这个学校在第一、二、三、四、五年级的时候不会出事,因为还没到还本的时候。就这样下去,每年都招生。招到第九年的时候,如果进来100个人,交来1000万元,那么九年前那个班,100个人毕业,要还他们1000万元,这样是可以生存循环的。但是,如果第九年只收进来50个人,只拿到500万元,还就不得了了,资金链就“崩盘”。大家搞企业的都知道,只要有现金流,债务少债务多都没有关系,如果现金流一“崩盘”,债权人一逼债,再好的企业也会倒闭的。学校每年收上来的资金,聘老师发工资都用掉了,添置的许多设备,也变成了不动产。没有了现金流,就只有一年一年地拖。最后实在就拖不起了,就只能“崩盘”,造成未领到教育储备金返还的学生及其家长半年多十几次大规模堵马路的上访事件。最后只能找一个有实力的学校来接盘,因为学生已经付足了这个钱,必须要读完小学、初中。为此,我专门开了七、八次协调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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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研究找学校接盘。如果在这个时候有民营企业家说要买这个学校我肯定会同意转盘,条件都是与公立学校来接盘一样的:不要让财政补贴,必须把学生的教育储备金都还掉,然后学生按期付学费;教育部门该补助公立学校的钱,照样补助给民营学校。但是事实上,没有民营企业或民营学校愿意来接盘。为什么不愿接盘呢?市场准入把握不准是根源。当然这也不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当时的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也没有搞清楚,办这样的学校需要什么游戏规则,民营学校和国有学校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必须相同的地方。 因此,游戏规则设定以后,任何所有制包括外资、内资都应一视同仁。在一样的行规下,如果对不同的所有制有不同的待遇,那不行;但是,如果违反了行业的游戏规则,不管什么所有制,都是要被整顿的。这就是中小企业局、工商联要监督的事情。

又比如出租车行业,1992、1993年的时候,重庆也很放得开。全市有150多个出租车公司,4000多辆出租车,平均每个公司二、三十辆 ,多的有几百辆,少的只有几辆。90年代末重庆出现了几次出租车司机较大规模的上访事件。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游戏规则上。所以2001年后政府对游戏规则作了调整。主要就是整合、减少出租车公司。现在已减少到30多个。全市的出租车数量从2001年的6000辆增加到现在的7000多辆,这30个公司仍然拥有7000多辆,80%的民营企业没什么变化,但是从数量上来说,150多个变成了30来个。这是一个进步,是把鸡零狗碎的一个混乱局面规范了、整合了。

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弄清楚几个概念。第一,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只需要1万辆左右的出租车,如果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发放3万个执照,那么这3万辆出租车都会亏损。第二,如果1万辆出租车,只需要50个出租车公司,结果政府批了500个公司牌,500个公司去管1万个出租车,也会混乱。第三,如果现在出租车牌照是6000个,市场需要变成7000个,要增发1000个,为了同等国民待遇,那应该拿出来拍卖,卖给谁呢?如果现在有50个出租车公司,那么,50个公司里边的任何公司都可以来竞买这个牌照,这就叫同等国民待遇。但是其它行业的企业家,比如搞房地产的,也想来竞买。如果政府允许这样的企业竞买,今天是50个出租车公司,明天有20个房地产公司来竞买,买了十块、二十块、五十块牌照后就变成了出租车公司。这样糊里糊涂地,三年后又变成1万辆出租车,100个出租车公司。美国纽约市8万辆出租车就20个出租车公司。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如果要加5个、10个出租车公司牌,必须经市政府议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增加,绝不让市场上糊里糊涂地长出30个、50个来。

那么,是不是房地产商、银行家就不能办出租车公司呢?可以。途径就是后来者收购前人的公司牌。如果有人想退出,可以把公司牌卖掉。没有人想退,有人若想来接,就只能提高门槛来收购。为什么李嘉诚买英国的一个牌照花100亿美元呢?因为整个英国就5个牌照,再不准多的。市场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来竞买,先来先就位。牌照号是资源嘛,如果你想退出,你可以当资源卖掉。如果大家都不想要,你这个资源就一钱不值;大家都想要,你卖这个公司牌就可能卖一个亿。所以说这件事大家要理解。有时候我也听到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说:我是个房产公司,我想来买,为什么不卖给我?大家想想,这里边有个游戏规则,的确有个先来后到,这样数量管制就到位了。老的牌子卖掉,新的牌子接管,互相之间转让,公司牌、出租车牌、线路牌也可以转让,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之所以出现误解,应当说责任不在企业,主要在于政府和中介组织 、行业管理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工商部门也好,行业主管部门也好,对各种市场准入的边界条件,都要把它弄得清楚一点。清楚后,游戏规则公开了,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大家意见也会少了。每个企业自己也会心里有数,我是什么条件,我能做什么,是金刚钻就做瓷器活。这样大家的效率会更高。 类似的还有关于中巴车退出的问题。现在有个误解:国有的怎么不退了?怎么只有民营的退?是不是欺负民营经济?大家要知道,2002年全市柴油中巴车一共2100辆,其中国有的700辆,民营的1400辆左右。当时市政府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国有中巴半年内全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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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百辆国有中巴在半年内就都退了,然后民营中巴分几年逐渐退出。到上个月底时,最后一辆主城中巴车退出,报纸还报道了一下。这一年来好象只有民营在退,其实国有的在2002年一下子就退了。总的来说,这是针对社会交通运行的车主、行规上的调整,不是对着所有制来的。这类事情,大家可以多讨论。

当然如果的确是有所有制歧视,一定要修正。最近我跟市中小企业局的同志说,要把民营企业、政协等有关方面专家、企业家提出的对所有制歧视确切的那些事一一梳理出来,要认真整顿。

(四)要切实帮助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怎么解决好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问题,非常重要。有些问题,民营企业家也是要动点脑筋的。

第一,做大和提高中介担保能力。这两年,市里很重视帮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做点担保。但实话实说,这件事效果不很理想。目前市里面十几个担保公司统统加起来,担保的量没超过20个亿。我们现在全市有3400亿的贷款规模,20个亿的担保数量,从全社会层面来说,意义不大。如果达到100亿元的担保量,就有一定的规模了。所以,怎么扩大担保面和规模,是我们要务实做的事情,而不是要增加担保公司。目前,市里将主要抓三个100亿的贷款担保平台建设,为中小企业逐步形成 300亿元以上的融资担保能力。一是加快推进国家开发银行向我市中小企业贷款100亿的试点工作,争取明年能大面积推开。明年规模达到20亿,到2006年达到60亿,到2007年达到100亿,也就是说,本届政府要达100亿元。二是30个特色工业园区。要运用各工业园区拥有土地资源的信用,赋予有条件的园区开发公司融资担保功能,每个园区开发公司能大体形成34亿元的贷款担保能力,总体上达到100亿元。这个100亿只要两三年就能推开。三是对现有的十多家贷款担保机构进行扶持推动,提高资信能力,形成100亿的贷款担保能力。最近我们准备召集市里已建起来的担保机构一起来研究研究怎么做大做强,怎么加快发展。

第二,农信社和市商业银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区县的服务力度。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作为重要地方金融机构,应该以这方面为重点,而不要到基础设施、大项目上去花精力。应该说,目前这方面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过程。我们还准备把万州商业银行做大做强。此外,信投公司也要为重庆各类企业的信托发展创造各种新的品种。总的来说,就是要让地方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三,鼓励市属的、中央的、外地的股份制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在贷款方式上,要起到引导和产需对接的作用。

第四,要争取让邮政储蓄资金,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三农”发展所用。现在重庆的农民有350亿的邮政储蓄,但是,邮政局自己不能开银行,也不能贷款,钱都调到北京,邮政总局把全国上万亿的资金存在北京的国家大银行。我们最近与邮政总局商量,明年能不能把这350多亿邮政储蓄,拿一部分存入重庆的银行,然后由重庆银行来贷款。另外,把重庆新增邮政贷款转过来,成立一个邮政银行。或者国家邮政银行成立时在重庆设个分行,为中小企业服务。

第五,要加强民间融资的管理。今年以来,由于信贷管控趋紧,民间金融越来越活跃。银行不贷款,企业互相调济、借来借去是一种状况;利用地下钱庄搞体外循环,又是一种状况。这样,会有两种危险:一种是企业借高利贷一旦还不了,会逼着民营企业家跳河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利用非法手段讨债、逼债,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民营企业家们也要提高警觉。

第六,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采取点对点的封闭贷款方式解决季节性产品收购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国有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正规的金融机构,要实事求是地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一块贷款适当松动。比如需要钱收购农产品的企业,从银行贷款,进了产品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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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转,产品卖了资金收回来以后,仍然还给银行,这是一个封闭周转的过程。而且时间短,一般只有半年时间。至于抵押物,有当票或者桔子买卖之类票据抵押就行,企业信用好也不一定要实物抵押。

总之,我们不仅要把全社会的投融资体系搞好,而且要把农村、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体系逐渐加以规范完善,务实地作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这些环节上受惠。

重庆正处于大开发、大发展时期,形势喜人,前景美好。我也坚信,重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们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第八章 2008年材料

8.1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2008.03)

——在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上的报告 (2008年3月25日,根据录音整理) 黄 奇 帆

党的十七大之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市委举办这次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旨在推动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更好地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新阶段“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的总体部署。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今天我就改革创新和扩大开放问题和大家作一些探讨。

一、解决哪些问题需要改革创新? 一般情况下,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充分借鉴汲取历史经验,认真踏实办事,就能够解决日常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实践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才能解决。根据我的体会,特殊问题大致有三大类。

第一类,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这类问题,已经存在三五年、十来年甚至更长,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肯定已经解决了。既然遗留到现在,肯定是在当时的体制、政策和实际条件下不能解决。我们现在要解决这类问题,沿用既有政策和措施肯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改革创新。

第二类,大面积存在的问题。大面积存在的问题,是大家都面临、大家都试图解决但大家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这就说明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中,可能有体制、政策的束缚和局限,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体制、政策方面的改革创新。

第三类,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必然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之所以叫新矛盾和新问题,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往往是突发的,前人没有面临过也没有处置过,我们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改革创新。

二、改革创新从哪里入手? 改革创新不是抽象的东西,是知识和智慧的密集型活动,是具体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实践。改革创新不仅需要魄力和勇气,还需要对历史经验、国际惯例、方针政策、实际情况的全面把握,需要对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社会等各类知识的融汇贯通和灵活运用。

具体说来,改革创新可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体制和机制方面入手。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在原有体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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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条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

第二,从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入手。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而在政策和管理方法上。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需要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

第三,从资源配置方面入手。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固化状态,这种固化状态导致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法,改变现有的固化状态。

第四,从改变边界条件入手。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一定的边界条件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体系。要想解决某个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就要改变原有边界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

第五,从利益格局调整入手。从经济和社会管理角度看,改革创新本身往往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实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和利益格局的失衡。只要我们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兼顾各方利益特别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矛盾和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归集到这五类中。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改革创新举措。

三、重庆改革创新案例举隅

改革创新是为了解决具体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这方面,市委、市政府近几年有许多经典案例。下面,我对应五种改革创新方法,给大家作一些介绍。

(一)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主城区路桥收费改革为例

重庆“两江四岸”的特殊建设格局,路桥建设任务特别重。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以前,由于政府财力薄弱,所以引进投资者来投资建设,建设好后投资者设卡收费。虽然路桥建设提速了,但收费站点太多,增加市民用车成本,影响城市通行效率和路桥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渝中区和主城其他几个区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距。市民反映强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和提案,要求政府解决路桥收费站点多、收费重问题。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使用电子收费卡等方案,但这些方案主要着眼于从技术角度,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问题,因此不能付诸实施。

如何从根本上全面地解决问题,我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认真分析。城市路桥是市政工程,国际惯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建设,运行中基本是不收费的。因此,我们路桥收费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体制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和方法问题造成的。要解决路桥收费问题,必须从改革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入手,确立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主体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制订了周密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主城路桥收费问题。一是收购现有的路桥。由市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集团出资70多亿元,把主城的7桥1隧13条路全部从投资商手中回购。二是取消收费站点,车辆通行实施年费制,根据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收入水平,合理确定年费标准。三是用“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平衡收购资金。回购路桥的70多亿元资金是政府建设性投资集团必须偿还的银行贷款,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平衡。我们的方案是先用路桥收费偿还回购资金的利息,再用不断增加的车辆保有量来平衡项目本金,最终按约定期限偿清贷款。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方案是科学的。

主城路桥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创新,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主城路桥收费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问题。从2002—2007年,重庆主城路桥建设共投资200多亿元,全部是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到2012年前主城一环二环之间的路桥建设还将投资160多亿元,也将全部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现在和将来,重庆主城路桥再不会出现设卡收费现象。实现这个目标,除改革了投融资体制外,政府财力的大幅增长也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政策和管理的改革创新——以房地产市场管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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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宏观调控,国家连续几年清理整顿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建设部、监察部等七部委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先后四次到重庆检查,每次都肯定和表扬重庆,认为重庆房地产市场结构合理,价格适中,秩序规范。这几年,在城市化步伐加快、各地房地产价格高攀、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重庆能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协调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管理创新。我们坚持用五条原则进行调控。

第一,把房地产投资严格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控制房地产投资占比,是从根本上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节奏。城市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过高,一定会造成房地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的北海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房地产投资比重过低,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又不能适应市民的住房需求。根据数学模型测算,房地产投资占比控制在25%左右,就能使房地产供求保持大体平衡。如果政府不把握这个规律,不作为或过度干预,都不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协调健康发展。

第二,按照人均30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一般来说,城市人均享有建设用地100平方米,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是30—40平方米(欧洲城市居民人均住房是40平方米,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的小康标准是人均30平方米)。这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政府在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调控房地产市场发展时,必须遵循这个规律,有效地控制年度房地产建设量和最终规模,科学地把握城市扩展的规模和速度。违背这个规律,不切实际地提高规划建设标准,肯定出现泡沫。

第三,严格控制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地价是制定房价的基础,地价决定房价,影响着房价走势。地价不是越高越好,政府在土地拍卖时要把握尺度。如果地价拍卖价格太高,虽然政府当期会多有一点收入,但几年后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会更大。如果政府又要抬高地价,又要批评房价过高,是不实事求是的。这几年我们坚持按照楼面地价原则上不高于该地段房价的1/3的标准调控地价,实践效果是显著的。比如某地段房价每平方米3000元,就要把楼面地价调控在1000元左右。

第四,政府每年建设的低收入房面积占当年房地产竣工面积的20%以上。居民住房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场化都不对。社会中总有20%—30%的低收入群体,努力保障这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合理结构,应该20—30%是政府保障的低收入房,70—80%是市场供求主导的商品房。过去五年,重庆主城区共新建6000多万平方米住房,其中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各类集资建房等一共1600多万平方米,大体占25%,基本保证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第五,严格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房地产是老百姓安居乐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支柱性、基础性财产,是国民经济中跟金融密切相关的资本性设施。同时,房地产业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直接和间接影响几十个工商产业的发展。因此,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房地产的平稳协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这几年,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没有左右摇摆、忽冷忽热、时紧时松。

(三)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创新——以组建渝富公司打包打折集中处置不良债务为例 2004年前后,全国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普遍向好,银行利润达到2000多亿元,仅工商银行就有600多亿元。按照财经政策,银行利润可以冲坏账。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主动与工商银行总行联系,希望工商银行拿出一部分利润集中解决重庆分行的157亿元坏账,市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购。工商银行同意我们的建议,最后达成以18%的受偿率处置这157亿元不良债务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一致认可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方案批准了,如何实施呢?如果让工商银行跟1000多户企业分别签协议,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会拖得很长。而且这1000多户企业良莠不齐,根本不可能全部执行18%的偿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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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有些企业连1%的债务都还不起。如果不能设计一个科学平台和实施机制,很难达到这个方案的设计效果。为此,市政府专门组建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授权其代表这1000多户企业,整体打包打折、集中处置工商银行157亿元不良债务。渝富公司用开发银行的30亿元专项贷款,收购工商银行157亿元债权。渝富公司收购这157亿元债权后,也采取同样办法,整体打包集中处置给企业集团,不直接面对这1000多家企业。集团内部企业的债务,由集团自己平衡。用这样的办法,渝富公司用很短的时间完成157亿元的债权收购,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就基本收回30多亿元的收购资金。

此后,按照这个经验和模式,我们又处置了其他银行的坏账,一年时间共处置近300亿元银行坏账。既帮助企业化解了巨额不良债务,企业不破产,职工不下岗,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帮助银行收回较多资金,减少银行金融资产的大量损失,推动全市金融环境的改善。2002年以前,全市1900亿元银行贷款余额,有30%的不良资产。到2007年底,银行贷款余额增加到5200亿元,但不良资产率下降到5.5%,成为全国金融生态比较好的地区之一。

我们创造的由渝富公司统一收购金融不良资产的模式、渝富公司的贷款申报及信用审查模式,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融资支持不良债权收购”向全国推广的案例。

(四)改变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的改革创新——以改善工业发展条件为例

重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业企业严重亏损。经过直辖初期几年的努力,2000年实现整体扭亏为盈,但利润只有20多亿元,而且工业投资仅有100多亿元,只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6%。加快工业发展,振兴老工业基地,是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市场主体——千千万万的企业的发展,企业要快速健康发展,又有赖于良好的发展环境。基于这样的认识,这几年我们从五个方面大力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第一,给政策。严格实施西部大开发15%的工业企业所得税政策。到2002年时,重庆1.3万个工业企业97%还在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2003年,市委、市政府决策,所有的工业企业全部实行15%所得税政策。工业企业回报率一般只有10%左右,缴纳33%所得税即扣掉3.3个百分点后,净利润只有6.7%,仅比银行利息略高一点。缴纳15%所得税即扣掉1.5个百分点后,净利润就有8.5%。

第二,销坏账。通过打包打折集中处置等措施,为工业企业处置300多亿元不良债务,全市工业企业不良贷款率下降到5%左右。工业企业债务负担减轻,积欠的10多亿元“三金两款”全部解决,基本消除拖欠水费、电费、税费的现象,企业信用水平大大提高。这也是重庆近五年贷款余额保持18%左右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给土地。2003年以前远郊区县基本没有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老板选址,任意布点,临时开发,自成体系。等项目建起来,市场已经饱和,商机已经失去,挫伤了老板投资积极性,造成负面效应。因此,2003年上半年,我们按规划规范地审批了30多个开发区,总共近200平方公里面积。由于我们启动及时,取得了近五年工业大发展的主动权。这200平方公里土地,至少可承载6000多亿元的工业投资,为我市工业发展开辟了很大空间。

第四,保能运。近五年,重庆能源运输保障条件大大改善。2002年前,重庆人均电力装机0.1千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到去年,全市电力装机容量由300多万千瓦增长到1000多万千瓦,加上外购电200万千瓦,人均装机达到0.4千瓦左右,大体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全市天然气消耗量从20多亿方增加到近50亿方,其中工业用气达到37亿方。“二环八射”高速公路正在形成,通车里程突破1000公里。

第五,储项目。发展工业经济,搞好招商引资,做好项目的策划和储备是前提和基础。2002年时,全市工业每年只有100亿元左右投资,基本上没有形成项目库。2003年市政府要求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搞项目库,当年储备项目投资总额就达到1600亿元,2004年达到2500亿元,2005年达到4000多亿元,2006年达到6500亿元,现在维持在6500亿元的规模上滚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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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政策,使企业投资有动力,发展有活力;销坏帐,提高企业资信水平,搞活融通;给土地,使项目有承载空间,集聚发展;保能运,加强企业的生产要素保障;储项目,保障工业滚动持续发展。由于这五个方面的措施,推动这五年重庆工业大发展。年度工业投资从100多亿元增长到1000多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8%提升到33%。工业企业年度利润从20多亿元增长到238亿元。工业销售值从2000多亿元增长到5300多亿元。

(五)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创新——以重组垃圾股为例

重庆30多家上市公司,有10多支ST股,亏损了许多年,既害股市,也害股民,但如果让它退出破产又会形成振荡。过去一个时期,曾有若干投资者对这些ST股进行重组,进入后又发现是陷阱,出现重组再退出、退出再重组的现象。最近这几年,重庆有11支ST股被重组,变成货真价实的好股票,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特有的重庆现象。什么原因呢?关键就在于我们在重组ST股时,确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原则”,科学合理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维护好四个方面的利益。重组过程中,一是不能让战略投资者吃大亏,如果战略投资者不进入重组,其他各方利益都将鸡飞蛋打。二是不能让债权人吃大亏,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推进不了;也不能让债权人全身而退,把一大堆坏账都摊到股民头上。三是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承担经营亏损的主要责任。四是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股东也会承担相应的损失,并通过市值溢价来充抵。这四个方面,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从长远来看,在发展中共同得利。

比如ST重实、ST农药、ST西南合成、ST朝华、ST星美,每个企业坏账都在5—10多亿元,企业根本就没什么资产。大股东把股权拍卖了,坏账都分散到中小股东头上。如果不重组,债权人倒大霉。如果破产倒闭,全体股民倒霉,债权人倒霉,大小股东一起鸡飞蛋打。真要重组,又有一堆债权人的问题,还有一大批大大小小法人股东的处置问题。我们采用债务重组、股权重组、股权分置改革重组三位一体的办法来化解这些棘手问题。比如ST星美和ST朝华,首先是进行债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销掉不良债务。假如债务有12亿元,由战略投资者1:1出资全部销掉,成本太高,投资者不会愿意。但如果以1:3的比例出4亿元销掉12亿元债务,投资者会愿意,银行也会愿意的,因为这12亿元中可能本金只有7—8亿元,利息有3—4亿元。收回4亿元,就有50%左右清偿率。

其次是股权重组。公司有1亿多法人股,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政策,本来对股民要对价,即法人股拿出20—30%给股民分配。但由于股权已经是负值了,就算分给股民,分的也是负资产。因此,法人股不分给股民,改为送5千万股给战略投资者,作为对战略投资者出4亿元销坏账的回报。股民虽然没拿到这5千万股,但是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也得到巨大利益。这个方案是一个各方妥协的方案,实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表面看,好像大小股东都吃了亏,但其实都在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中受益。从长远看,通过重组使公司新生,健康发展,各方得到长远的更大的利益。在这个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政府作为第三者要当好裁判,做好平衡。

四、用改革创新思维解决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把重庆建设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新阶段“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总体部署中,对重庆的三大定位之一。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这个定位,国家批准重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当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土地流转、农民工、大城市带大农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等五个问题。解决这五大问题,同样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改革创新。

第一,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解决土地流转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土地承包制几十年不变写进宪法。现在大家讨论的主要是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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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农民土地使用权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大城市扩张、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非农用地会有较大幅度增加,通过占补平衡,弥补占用的耕地,土地总量没减少,但有一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二是大量农民进城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怎么退出,可否以农村的宅基地换城市的廉租屋,以农村的承包地换城市的养老保险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保护耕地的目标就容易实现。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居民人均约占用100平方米建设用地,而农村居民人均占用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300平方米。全国如果有3亿农民进城就可减少用地600亿平方米,现有耕地会从18亿亩增加到20亿亩。关键是进城农民的宅基地要能退出,农民的非农业用地要随着农村人员的转移回归农村。三是现在的农业用地是分户分散使用,以后土地使用权要向大户集中,由龙头企业规模经营。这个集中是用经济的方法,通过土地租赁,推进农业产业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怎样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需要在城乡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

第二,从政策和管理创新入手解决农民工问题

现在重庆每年有四五十万农民进城,到2020年总计将有上千万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住就业。解决农民工的问题,首先是发展问题。当重庆工业发展到有4万亿元销售值,需要七八百万产业工人时,不仅重庆本市的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了,还将大量吸纳周边地区的农民工就业。直辖以来,重庆城镇化、工业化大发展,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48%以上,但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26%左右,10年时间仅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里面明显有管理政策调整的问题,目前农民工户籍、社保、培训、住房、农村土地流转等管理办法,均不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从政策和管理方面入手进行创新。

第三,从资源优化配置入手解决大城市带大农村问题

重庆既不同于上海、北京,也不同于各省。大城市怎样带大农村,这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大城市集中了人才、金融、贸易、物流等各种要素资源,投入产出率比较高。如果把资金大量投入大城市,城市加快发展,又更加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如果把资金投往大农村,投入产出低,发展又相对慢了。这就有一个大城市带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带小城市,小城市直接带农村的一个城市群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第四,从改变边界条件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入手解决统筹城乡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在城市是参保覆盖率高低问题,在农村是财力大小的问题。目前重庆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200多元,农村低保标准70—80元。如果把农村低保提高到200多元,一个月增加100元,一年1200元,90万人就要增加10亿元。养老保险也一样,城市居民养老保险一个月七八百元,一年1万元左右。农村居民要实行养老保险,如果也像城里一样交保费,政府补贴可能要更多。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边界条件,这里的边界条件主要是财力水平。财力较低时,实行低水平的城乡统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后,就实行高一点的城乡统筹。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制定符合重庆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统筹标准,让城乡社保在现阶段就开始统筹。另一方面要向中央多争取资金。

第五,从调整利益格局入手解决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过去,城市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包括教科卫文体事业和市政设施、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都是公共财政出钱。在农村,公共财政投入一部分,农民自己投入一部分,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产品的品种,都远远低于城市水平。在现实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目前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最应该最现实最可行的就是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也就是说,农村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也主要应该由公共财政投入。我们目前提出的现阶段的目标均衡化,就是基于我们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太大,而我们公共财政实力还很薄弱的现实。

五、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搞好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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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来书记到重庆后,要求我们继续扩大开放、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市政府已把扩大开放、招商引资作为今年的五件大事之一。扩大开放,一个重要工作是招商引资。怎么招商引资,这些年大家都有丰富的实践。我个人体会,招商引资要注意把握六个方面。

(一)宣传自身优势

投资者有比较才会有选择。“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招商引资过程中需要对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宣传,让投资者关注、信服并作出决策。比如,我们给外商介绍重庆有八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重庆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重庆位居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国务院批准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将重庆定位为我国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铁道部将重庆定位为我国五大铁路枢纽之一。这一优势意味着重庆交通运输的效率相对较高,成本相对较低。

第二,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重庆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工商业重镇,主城区人口数超过500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商贸、物流、进出口能力居西部地区之首,辐射周边广阔地区和3亿多人口。新的重庆城乡总体规划将重庆定位为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主城核心区要发展成为1062平方公里、上千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型城市,加入世界千万级人口的超大城市序列,意味着重庆城市功能的超常规发展和完善。

第三,老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重庆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的、较成熟的城市,行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比较完善,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综合化工基地、医药工业基地、仪器仪表基地。

第四,要素成本较低而且保障有力。目前,重庆平均地价仅是东部地区的33%左右,工业用电、用气、用水价格仅是东部地区的60—70%,劳动力成本是东部地区的60%左右,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仅是东部地区的50—60%。并且,重庆正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等能源集输运基地,用电、用油、用气、用水环境都比其他地区宽松。

第五,金融匹配能力强大。重庆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密度居中西部前茅,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票据结算中心,票据市场、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交易在中西部地区最活跃。保费收入连续几年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金融生态良好,去年不良债务率5.5%,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融资环境宽松,人均贷款余额超过1.8万元,银行存贷比保持在80%左右。

第六,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较高成本较低。重庆有户籍人口3200万、常住人口2800多万,748万农民工,加上四川、贵州等地近百万外地务工人员,劳动力资源丰富。有56所高等院校,65万在校生;300多所职业学校,84.5%的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继续学习,大学毛入学率达到23%,每年为社会输送10多万大学毕业生和20万职业学校毕业生。

第七,直辖市体制优势。重庆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熙来书记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市委书记,重庆政治地位比较高。全市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是1:5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低于西部地区1/2。行政成本低,审批环节少,办事效率高。

第八,优惠政策富集。重庆拥有的政策是国家普惠政策、西部地区优惠政策和三峡库区优惠政策的叠加。一是重庆所有工业企业全部实行企业所得税率15%的政策,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5%的所得税率。二是新产品减免税政策,新产品不仅免增值税,有的还减免所得税和营业税等。这几年重庆新产品产值增幅居全国第一。三是鼓励就业的财税政策,吸纳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吸纳下岗工人和库区移民达到一定数量的工业企业,都享受了优惠政策。四是工业园区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重庆工业园区的政策环境与沿海开发区一样宽松,等等。

(二)创造基础条件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先有大码头才有轮船泊,先有梧桐树才有凤凰栖。要想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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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引资中得到更多的机会,就要作好充分的准备。

比如工业开发区招商,一定要先搞好开发区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建设,让园区等项目,而不是项目等园区。这既为投资者节约了资金、时间和精力,也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和决心。工业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建设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搞好土地保障。只要项目满足我们规定的投入产出强度条件,我们就要保证项目的土地供应,不能让优质项目因为用地问题而流失。当然也要节约土地,每平方公里投入产出强度,我们要求主城区至少是投资35亿元、销售值50亿元,渝西地区是投资25亿元、销售值40亿元,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是投资20亿元、销售值30亿元。

第二,搞好园区的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实现“七通一平”,开发商投资到位后,项目就可以迅速开工建设投产。

第三,搞好园区标准厂房建设等前期工作。中小企业需要标准厂房,有的大企业也不愿意自己投资修建厂房。政府要尽可能用一笔资金先行投入园区建设,把标准厂房、职工配套用房建起来。

第四,加强园区融资担保平台建设。园区具有融资担保资质和能力,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现在每个园区基本上都有园区担保公司,要加强建设,搞好服务。我们正在筹备组建一个10亿元资本金的伞形的工业发展担保公司,为各开发区提供100多亿元反担保,放大信用担保的额度。

第五,搞好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工业园区内的物流、贸易、海关、商检和其他服务等等。

第六,园区内5—10年的新增税收(至少地方留成部分)留用于园区建设。这条政策是深圳、浦东等沿海所有开发区都有的一条基本政策。我们的北部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也有这个政策。

(三)搞好项目储备

项目储备是招商引资的前提和基础,有了项目储备才能有针对性地招商,也才能从“招商”进步到“选商”。战略上我们鼓励招商,战术上我们提倡选商。比如,2002年时,全市工业每年只有100亿左右投资,基本上没有形成项目库。2003年市政府要求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搞项目库,当年储备项目投资总额就达到1600亿元,2004年达到2500亿元,2005年达到4000多亿元,2006年达到6500亿元,现在维持在6500亿元的规模上滚动运行。到2012年,我市要形成汽车摩托车、石油天然气化工、装备工业、资源加工、电子信息工业以及能源基础工业、劳动密集型和都市型工业的“5+2”工业体系,力争建成四五个西部最大的工业板块,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工业销售值达到1.5万亿元。区县要围绕市上的产业导向,结合本地实际,发挥自己优势,立足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建立和丰富自己的项目库,使招商引资成为“有米之炊”。

(四)灵活运用各种招商方式

招商引资的方式很多,要善加利用。一是用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用产业链的延伸集聚相关项目,形成上中下游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滚动效应和集群效应。二是用龙头企业招商。针对龙头企业制订点对点的特殊优惠政策,等龙头企业到位后,带动配套项目群一起进入,形成投资集聚。三是收购、兼并盘活存量,实现招商引资。利用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也是国内外流行的招商方式。四是激励中间人或中介机构招商。给中间人或中间商相应的报酬,激励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拉资金、拉订单或者包装上市。五是用“二地主”招商。比如在开发区内搞德国工业园区、台湾工业园区、奥地利工业园区等等,利用投资商抱团抱群的心理,依靠他们的特定关系网组织一批投资项目。六是激励入驻企业再投资。对已经引入的企业,要加强服务,增强他们投资扩张的信心,使其再增资扩产。七是帮助本地开发商到海外投资收购,再把海外的资产、基地转移到重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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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招商引资。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招商,都要注重谈判技巧和重点,否则会“因小失大”。一般有三个层面的谈判。一是与技术层的谈判,这个层面的人往往会提很细很多的问题,你可能要面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表格认真逐一回答。二是与经理层的谈判,这个层面的人对你的税收政策、物流情况、劳动力成本、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市场营销管理等会非常关注,我们要很生动、很具体的回答、介绍,与对方坦诚地交流、沟通。三是与决策层的谈判,决策层更注重你对政治大势、宏观经济的把握,可能会和你商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等问题。倘若你能把这些情况讲清楚,并且巧妙地与他的项目利益联系起来,让他看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利益预期,你就胜券在握了。

(五)有针对性地搞好配套服务

对各种各样的开发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开发商最关心的、最需要的是什么,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按照谈判时的承诺,如果开发商缺资金,就帮他投融资;如果开发商缺原材料,就帮他们解决原材料配置;如果开发商有资金和项目,缺技术,我们就用有技术的企业和他配置。只要我们掌握对方情况,理解对方苦衷,尊重对方立场,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合作成功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承诺,千万不能把投资商引来后就忽视服务,甚至因为出现某些原因就随便违约。

最近两年,我们在微电子产业、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方面的招商引资取得很大的成功,就在于我们采取了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比如,软件产业是智慧产业,相同的销售产值所产生的工业增加值,软件业产出是一般制造业的3倍以上。而发展软件业的要害不是投资而是人才,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商企业不会有几十亿元投资,但是它会带来几百亿元的销售值,而且软件产业销售值80—90%是GDP。针对软件产业特点,我们采取了四条政策措施。

一是为他提供标准写字楼,所有的房产、土地,甚至机房都按他的要求准备好,出租给他。企业节省基本建设投资,租金在运行成本中支出。企业起步成本低、时间快。

二是拉订单。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最重要的就是市场订单。我们制订一个激励政策,谁拉来订单奖励他投资总额的5?。对软件产业来说,按订单总额支付5?的报酬,可以大大激发中间人拉订单的积极性。

三是高层次人才吸引政策。企业一般人才可以通过国内常规教育和企业自己培训来解决,但高管、总工等高层次人才则更多的要通过全球招聘。因此,就要有针对性地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一定形式的资金补助等政策。

四是加强人才培训和人事管理外包服务。人才培训方面,政府要通过适当形式比如按人头给予适当补贴。对惠普、IBM、微软等用人机制很灵活的企业,我们为他招揽人才、完成订单,为他管理工资人事,也就是说员工由我们组织和管理,但全部为他服务。在三年后,这批人才都培养成熟了,才变为这些集团的正式员工。

(六)注意防范招商引资中的风险

招商引资既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也要高度警惕,小心谨慎,注意防范风险。一防皮包公司。有些公司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利用我们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这儿骗点补助,那儿骗点优惠,赚到手后就走人。我们在电子信息产业尤其是芯片产业招商引资时就坚持了“三不”的原则:不和没有专利、没有技术产权的芯片投资商合作;不和没有搞过芯片产业的企业合作;不和不带资本金的企业合作。二防泡沫性融资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1亿元资金办1亿元的事有点保守,用1亿元资金办3亿元的事合情合理,用1亿元资金办10亿元的事只能在特殊机遇下偶尔为之,但在任何情况下,想用1亿元资金办100亿元的事,不是疯子就是阴谋。三防故弄玄虚。一些投资商神神秘秘的,装作来头很大,高深莫测,但公司名头、业务领域、财务账目等什么都看不到,最好不要理这些人。四防垃圾公司。一些企业本身坏账很多,资产负债率极高,他来和你合作就把坏账转移到你头上,不但浪费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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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资源,还把你拉入泥潭。五防空壳公司。有的公司名头很大,子公司很多,体系混乱,资产关系紊乱,实际上空壳公司。六防糖衣炮弹。招商过程彼此公开送点公务礼品很正常,但如果对方礼品贵重,必然有特殊企图。

以上讲的招商引资是指直接投资,事实上对外开放不仅要吸引老板的直接投资,我们还要扩大金融系统开放程度,更好地利用金融资源、银行贷款,包括产业基金、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我们加速发展创造条件。

实践无穷期,创新无止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部过程,都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都要求我们扩大开放,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为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的总体部署而努力奋斗!

第十四章 2013年材料

14.1黄奇帆: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2013.12)

过去35年,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使我们国有企业克服了各种困难,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回顾改革历程,行政性推动、行政性输血、行政性配置资源最终收效并不大,真正对国企发展产生动力、提高效益的,总是和改革有关。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用改革促发展,用改革解难题,用改革使我们体制机制具有蓬勃的生机、充分的活力。对国企正在推进的改革实践证明有效的要继续坚持,对解决不彻底的问题要继续深化改革,对新形势下遇到的新压力,要摒除行政之手的惯性思维,要在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上寻求改革之道。

国企改革三个方向

坚定不移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决定因素。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搞活搞好国有企业,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真正实现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

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不是国有独资企业,国有企业要通过股份制的方式,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外资资产等非公经济的资产形成股权交叉,形成混合所有制。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是真正代表各种所有制股权利益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股权多元交叉,政府只能通过在董事会表达股东意愿,不再是直接的行政命令,不再是政企不分,这是改革的重要方向。

国企管理的核心是资本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不是管行业,也不是管产业,是管理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管理的本质是管资本。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大股东,要考虑的是提高股本回报率,通过合理的资本运营,用尽量少的股本控制更多的资产,确保资本的利用有较高的回报,确保资本和债务之间有合理的平衡比例,债务负担不能太重,否则现金流中断资本就会成为坏账。

改革重点是控制债务、补充资本

我国企业的债务风险远高于政府债务风险。美国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是1.2:1,欧洲是1:1,日本是2.2:1。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22万亿,GDP52万亿,占比40%,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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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账也不超过50%,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是,企业负债远远高于上述国家。美国企业债务占GDP40%,欧洲企业占GDP50%,日本企业债务占GDP70%。而我国企业债务有70多万亿,已经占GDP的120%。重庆企业债务比全国平均值略低,占GDP110%。重庆八大投资集团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民营企业在70%左右,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始终处于高位运行,有风吹草动会引致系统性风险。

用市场化的方式补充国有企业资本。回顾国有企业35年改革的历程,怎么解决资本金来源一直是宏观、微观领域头疼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没有资本金概念;80年代中期,国家为解决国有企业没有资本性积累的问题,实施利改税,企业可以留存利润45%,初步有资本金概念。为减轻企业负担;80年代末改成33%;90年代走进市场经济,企业资本金来源不足,依靠银行借款,但市场化的银行已不再是市政府的钱口袋,企业债务越来越重,达到80%、90%的负债,出现一些企业破产。

此后,通过破产关闭的国有资产1万多亿,债转股的1万多亿,上市的1万多亿,国有企业补充了3万亿资本金,开始壮大。原则上政府的行政性资本输入只针对公益类企业,对竞争类的企业政府不该再输入资本。当下权益融资比债务融资要重要得多,要建立市场化的国企资本补充机制,企业保持正常的资产负债率,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

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四种方式

企业留存利润补充。国有资本如果是有效投资,有经营利润,不能全部上交,要留下部分利润给企业补充资本金。补充的前提是企业要有利润,所以要改善经营效益。从这个意义出发,国资管理部门的资本管理就是逐利。如果不作为资本管理,而作为行业主管就会失之偏颇,只要是市场竞争类的行业,资本退出也是可以的,用资本流动实现资本收益。

股票上市补充。国有资本与战略投资者、社会公众股东的资本结合,建立起了企业长效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也形成了再融资等市场化的持续资本补充机制。企业经营情况反映到市场,表现为股票价格,投资者的压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宽阔的平台,资本市场发展的20年就是国企改革深化的20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是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上市融资,务必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改造和完善,决不能虚假上市,信息披露必须真实。

私募基金补充。私募基金背后有母基金,私募基金的资本有的来自于保险公司、有的来自于社保基金,有的来自于政府的引导资金等等。理论上我们的社保基金30%可转为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也有30%可转化,中国保险公司的资产余额有近7万亿,30%就是2万亿,社保基金有3万亿,30%就是9000亿。以上都是和政府有关的资金,还有社会资金。国资管理部门可以组织部分资本金,如自己有20亿,作为引导基金引导社会基金80亿,100亿投资国有企业集团优质项目,也相当于优化了国有系统的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

股权转让补充。以重庆国际信托为例,从2002年一直亏损到2007年,重庆市政府投入6亿国有资本对其重组,资本从10亿扩大到16亿。目前,无论资本回报还是资产规模,都位居全国前列,年利润在10亿元以上,50%多的控股权就价值50多亿,意欲购买者众多。靓女先嫁,如果出售就等于补充了整体国有企业体系的资本金。

总之,市场化方式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既降低了企业负债率,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也通过多元化的股份制合作,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符合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就是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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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2014年材料

14.1黄奇帆:重庆国资改革再出发 可有五种方法搞\混合\(2014.01)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也是中央宣讲组成员。请谈谈你的体会。

黄奇帆: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了15个领域60个条款,涉及改革的五大方面,经济类改革是重点,通篇最核心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怎么起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有价值规律,不管是商品的价格、公共服务的价格,还是要素的价格,价格会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向;二是市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交易是持续的过程,交易秩序可以是政府导向而产生,也可以是千万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使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置,所以,市场起决定作用;三是市场是平等的,市场中各个交易主体、法人主体是平等的,通过机会、规则、权利的平等,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我国从计划经济走来,政府越位缺位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一词之变,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让大家惊醒过来,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感觉,这既是经济学原理本身的一个正确论断,也是对计划经济时代习惯动作的变革和干部思想方法的方向性矫正。 《财经国家周刊》:《决定》提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并不是全新的提法,但市场对此期待很高,如今要怎么理解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发展国有资本、非公有资本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要厘清国有经济的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就算非公经济发展到极致,像英美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会有25%左右。我们国家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国有经济总归有30%左右,非公经济占70%,也差不多到顶了,像广东非公经济比重73%,算是最高的,浙江是71%,重庆是63%。

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全面理解,不一定是数量的比重。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三中全会对国企布局,提出要走混合所有制道路,决定了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走向,也是整个市场化改革里面的重中之重。

混合所有制概念不算新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到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外合资等,但这会儿提出来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有些国有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差不多都已经混合了,有的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有的上市了,但大家都认为“混合”局限于下面的子系统、小公司,而企业集团一定要独资,以至于集团层面的母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

集团公司不搞多元化,让下面的子公司多元化、搞混合,自己拿着企业的高工资,出现一批准官僚衙门,也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半生不熟”的一种状态。留着一个集团公司的“壳”,好像不留这个“壳”就不是国有企业。这是上一轮改革留下的一个尾巴。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革命”革到了这个层面上来了。这次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是止步于二级、三级公司层面的混合,而是国资委直属的集团公司也要混合了,要在集团公司层面搞混合所有制。我认为要害在这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个意思应该明了。

五种“混合”法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重庆怎么推动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搞混合所有制,站在重庆角度,我觉得有五种“混”法。

第一种“混”法,推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不留壳尾巴,这是混合所有制最基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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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也是最规范、最经典的一种模式。

目前,重庆有40个左右的企业集团,我认为今后至少有24个可以整体上市的,目前有8个集团已经上市,像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西南证券等。其中6个是没有尾巴的,是集团层面的整体上市,两个还留着尾巴,像重庆钢铁基本是整体上市,但还留着一个集团和一部分非钢产业,再比如重庆商社,借重庆百货的壳上市,集团层面还有20%的非上市公司资产。

上市还留着尾巴的,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吸收式兼并。还没有上市的创造条件实现整体上市。重庆大概有20来个企业集团可以做这件事,现在是8个,争取每年做成几个,大体用五六年时间完成。

第二种“混”法,把部分现在合适的集团公司转化为巴菲特式、淡马锡式,或是中投式的投资公司。按一般经济规律,投资公司自身不举债,是资本玩资本,如果有400亿元资本就拿这个玩,但基本不控股,只做股权投资、做战略投资者,因为不控股,财务就不会并表,这样被投入企业的债务也不算它的。它只有股权,没有债务。

玩资本和玩资产不同,它就要追求回报,什么有前景就投哪儿,什么产业运作规范就投哪儿。要搞一批这样的公司。当然,我们不会另起炉灶,外界评价渝富集团相当于重庆的“中投”,还有重庆地产集团,在我脑子里,这两个以后可以变成投资类的公司,但先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公司债务要清零;二是投资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

像渝富集团,总资产800亿,净资产350亿元,400多亿元的债务。它的净资产是非常优质的,还有2万亩土地储备,目前都以储备时的价格记入净资产,如果按目前土地价格记入,它完全可以在2-3年将债务清零。如果它定位于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投资而不控股,不管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有市场、有前景、有回报,它都可以投。

重庆地产集团也是如此,总资产900亿元,背负500亿元的债务,有400亿元的净资产,拥有15万亩土地储备,以后可能还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这样的投资公司,表面看它是独资,但投出来的结果全是混合的。如果有一个好的经营者,还可以实现国有资本比较高额的保值增值,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近10年来的平均资本收益率有15%,6-7年的时间所有者权益就可以翻一倍。这样,就会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

第三种“混”法,有的企业一时还没有达到上市条件,可以先搞股份制,在保持国有控股的同时,把部分股权转给民营、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私募,甚至是外资。总之,通过股权转让,形成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种“混”法,可以把转让掉的一部分股权所获得的国有资本,搞一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团队由国资委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组织,投资方向由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指导。母基金不直接投到产业中去,而按一定比例和各种社会资本的私募基金混合成立子基金。

第五种“混”法,在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要推动公共产品价格逐步实现市场化,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实现混合发展。即改善它的边界条件,使非公经济进入后不至于亏损。《财经国家周刊》:混合后,国资委的角色会发生变化吗?

黄奇帆:如果“五混”做好了,5-10年后,目前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会调整到30个左右,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

真正整体上市以后,国资委作为20多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持有者,以股东身份,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公司是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国资委当然不宜再采取目前这种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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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涉及两个调整:一个是法律上,我国规定政府不能直接持有股权,可以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验,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二是官员的心态要调整,要懂得在董事会里代表国有股权发表意见,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管经营。

激活市场信号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的印象中,相对民资而言,重庆国资很强大,有著名的“八大投”。

黄奇帆:我从来没有帮国企垄断的意识,一件事情如果民营、外资也能干,我不会就要国资专享独干。那为什么还有“八大投”呢?而且是国有独资形式呢?一个领域能否开放,不仅是观念上、道德上是不是愿意开放,更重要是市场价格、资源配置方式是不是到了完全市场化的水平。

我的观念是,市场信号不足的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绝不是要搞垄断,不肯将蛋糕分配给非公经济,而是市场信号没到位,非公经济暂时又不愿干,但事情又需要干,就只能时间换空间,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把事情做起来。

像高速公路,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能是“印钞机”,因为造价低车流大,投资后能够很快形成回报。10年前,东部沿海地区每公里高速路的造价是3000万元,重庆是7000万元,因为隧道桥梁占了60%。现在沿海是6700万元,重庆是1亿元,车流量又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

我们规划一条高速路,如果当初民营资本愿意投,我当然乐见其成,肯定同意,但造价高,初始车流量又小,民营都不敢进入。搞基础设施,政府又不能不作为,所以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司”)几年时间投资1800亿元,建了2000多公里高速路,今明两年再建600公里。

《财经国家周刊》:你多次提到市场信号,怎么判断这个信号出现?

黄奇帆:还是以高速路为例,一般是路建成运转3年后,车流量增多,市场信号有了。重庆汽车保有量以每年17万辆的速度上升,目前每年收费可到100多亿元,高发司的总效益就出来了。社会资本开始能清楚看到投资收益,它就愿意进来。我想,以前高发司是把某个项目拿出来与非公经济合作,今后可以考虑把集团的部分股权卖掉,或是引进战略投资者。

再举一个例子,早在2002年,重庆水务集团与法国苏伊士集团合资,成立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发展成为水务专业公司中的一流公司,目前已在中国A股上市,达到如此大规模的,也独重庆水务一家。

为什么能这样?是因为政府通过努力,改善边界条件,激活了市场信号,非公资本才愿意进入。我们推动了重庆污水处理价格收费的市场化,让企业不能赚暴利,但至少要让企业能活,就有一个定价机制改革的配套。2005年,每吨污水处理成本是1.3元,当时收居民的处理费每吨只有0.2元,谁干谁亏,后来处污费两年调整一次,政府补贴从最初的0.8元降到0.4元,现在几乎不用补,差不多平衡了。

所谓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有时候做不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积极作为,配合市场平衡,怎么兼顾公平效益?

黄奇帆: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很重要。不能坑老百姓,让企业赚暴利,但也要让企业能活下去,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利润空间。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要兼顾两头的公平和公正。

因此,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大家要打消所谓垄断的误解,这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好不好和有没有市场信号的问题。

当市场价格信号没有出现时,就只能靠政府举债去运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财经国家周刊》:在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的领域,国企有没有退出的成功案例? 黄奇帆:待到山花烂漫时,国有经济该退就退,而且收益很不错。 我讲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2003年,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是民营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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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0亿元不良资产,每年亏损2亿元,已经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重庆国资当时是挺身救灾,投入6亿元,将注册资本金增加到16亿元,重组了债权债务结构,换了领导班子。企业焕发了活力。

2010年,我们将国信的股权作价28亿元卖给同方股份,其中24亿元投到国信的子公司信托股份,最近挂牌作价26亿元卖给中国人寿,又可以赚2亿元。10年下来,分红收入也有6亿元,累计赚了30亿元。

还有重庆啤酒,拆分股权出售,也是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可以说,我们完全体现了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精神。

“八大投”转身 《财经国家周刊》:“八大投”给重庆带来了什么?

黄奇帆:这10年,重庆搞基础设施建设,市级政府花了6000亿元,都是投在关键性、支柱性、支撑性、基础性的领域。这都是该花的,不存在浪费和泡沫,“八大投”贡献很大。

总结下来,干了这么几件事:一是3000公里高速公路,投入2000亿元;二是修了1000多公里的铁路,基建是国家投入,地方征地动迁配套了300多亿元;三是1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投了700多亿元;四是修了170公里的地铁轨道,背了1000亿元的债务;五是全市农田水利投入1000亿元,除了中央、地方政府历年拨款400多亿元,500多亿的缺口都是举债的;六是城市道路、大桥和隧道建设,也花了1000多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10年下来,“八大投”背了多少债? 黄奇帆:目前,“八大投”实际债务3000亿元左右,通过土地储备的运作,大概平衡了一半。早在2002年,“八大投”中的城投和地产两家集团就储备了40多万亩地,我们自己要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每年只准用5%的储备地,以做到细水长流。

过去10年,用了20多万亩。并不全部是搞房地产开发,其中一半是用于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领域的项目,这是划拨价,降低了政府搞公共服务的征地费用。

10万亩投入房地产开发,卖了4000亿元,除掉成本1000多亿元,平衡了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2700多亿元债务。加上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10年下来也有几百亿元,最终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只欠了3000亿元。

大家觉得3000亿元很多,但我们干了6000亿元的事。还有20万亩的土地储备。今后20年是重庆城市化重要发展期,储备地将继续发挥融资作用。凡懂得资本运作的,很容易算得清楚这个账。

不能一说举债,就抨击地方政府乱作为。

政府预算内财政收支平衡,指的是政府在维持日常运行中,应该量入为出,不能打赤字的,这是我们财政的基本纪律。但搞基础设施,一般一个设施用30年、50年,可以用三五十年的收入来平衡它,但设施建设周期不可能搞三五十年,要两三年建成,这种情况下就会以时间换空间,会出现债务。而且,总有一些基础设施是无法收费的,不能够以收抵支。只要量入为出,不打赤字,有可靠的偿债来源,适度举债是必要的。

《财经国家周刊》:举债原因不难理解,但债务风险如何防范?

黄奇帆:前面我讲到,投融资平台、政府举债、土地财政都是事出有因,有其合理性,只要做到“五个不”,就会规范发展。做不到,事情就会变坏。一是投融资平台举债,能发企业债的发企业债,能从银行贷款的从银行贷款,不要去举“砍头债”、高利贷等。

二是不能搞浮夸工程,要算好投入产出这本账。最近一个项目报到我这儿,要搞50万平方米的换乘枢纽,上海也才搞10多万平方米,被我退回去了,最后砍到15万平方米,资金省掉三分之二。

三是土地储备不能一下子抵押光,要做到细水长流。

四是土地买卖,要生地变熟地,升值了后卖,有规划地卖,而且是走招拍挂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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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城市建设中,只要发现有市场信号,就要创造边界条件,把原来只能政府提供的服务转化为市场运作。

《财经国家周刊》:今后“八大投”的发展方向会调整吗? 黄奇帆:当初之所以有“八大投”,是考虑其后10年一个领域若要投资千亿元以上,就可以搞一个投资集团。政府不投资,社会资本是不愿意干的,这是它们发展的理由。既不过大,也不过小,千亿元规模定一个。

今后,“八大投”会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完成了某个领域的投资建设任务,就要历史性地退出舞台,或关闭或转业,成为实体产业。像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公司,2010年底,由于费改税,重庆7000多公里的二级公路不再收费,路也差不多修完了,这个公司不再从事高等级公路建设工作,市政府将它变更为重庆旅游投资集团,专门从事旅游产业的投资开发。

类似还有重庆能源投资集团,随着2005年电力市场化发展,转身为工商企业,专注煤炭、电力、燃气等领域的经营发展。水投集团与水务股份也已实现整合,主营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大型水库建设,资产达千亿元。

二是市场信号发展到了可以市场化运作阶段,就可以转化为混合所有制。一旦混合,投融资平台便转身为市场化企业,像高发司,有2300公里已投入运行,整体效益也显现了,若是将股权转让给社会资本,成为混合所有制,其背负的债务就不能算政府的了。

三是根据《决定》精神,转型升级为投资公司,像重庆地产集团,今后将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土地照样储备,照样卖,一年卖两三万亩,除了用于政府公共支出,积累的资本也可以投资,但它本身并不需要举债。对于它们的未来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

控债务补资本 《财经国家周刊》:这一两年地方政府债务备受关注,但你最近撰文指出,我国企业债务风险远高于政府债务风险。

黄奇帆:目前,企业看似没有毛病,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的企业,其实都处在深重的债务中。我国企业债务有70多万亿元,占GDP的120%。重庆企业债务比全国平均值略低,占GDP的110%。“八大投”的资产负债率在60%,民营企业在70%左右,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如有风吹草动,将会引致系统性风险。

像10年前的三角债问题,国家不得不采取破产核销呆坏账、债转股等“外科手术”,以及通过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国有企业补充了3万亿元资本金,降低了负债率。

现在经济局面好,大家还可以挺着,当经济恶化,就是大问题。我个人预测,如果企业债务问题不加快治理,要不了三四年,相当一批企业会陷入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如何合理补充资本? 黄奇帆:三中全会提出“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除了企业利润追加投资、股票上市融资、全社会创业投资增加企业股本外,可考虑由政府设立股权引导母基金,撬动国有资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银行资金、私募股权基金、外资私募基金等各路资金参与,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

回顾国有企业35年改革的历程,怎么解决资本金来源一直是宏观、微观领域头疼的问题。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补充机制,既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改善企业的信用,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通过多元化的股份制合作,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符合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就是改革过程的核心。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提出的措施中,重庆进行了哪些探索? 黄奇帆:我讲了七种市场化资本补充的渠道,站在重庆角度,就要身体力行做这些事情。像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重庆搞了200多个,基金的资本有的来自于保险公司,有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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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社保基金,有的来自于政府的引导资金等等。

早在2008年,我们成立了10亿元的科技创业类政府引导基金。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划出部分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的资金,设立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交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主要投向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前面提到的重庆国际信托,我们是靓女先嫁,转让给中国人寿,转让收益用于股权投资,等于补充了企业体系的资本金。企业不能再坐等国家拯救、财政兜底,搞混合所有制就是企业资本补充的有效路径,国企困难了,民企来收购;反之,民企困难了,国企也可以进入。

因此,我们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本质是股权混合,企业资产的负债率就会降低,效益会更好。通过推动各类企业股权流通,这样市级政府的3000多亿元债务,很快可以降下来。当然,在推动的过程中,一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不能搞假报表,欺诈民营投资者;三不能把政府责任甩手,将包袱推给社会。

14.2黄奇帆代表建议降低个税税率(2014.03)

在昨天重庆代表团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时的现场,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国际惯例是个税税率不超过企业所得税税率,但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是45%,这就造成几个问题。”黄奇帆说,一是部分私营企业业主不拿工资以避税,二是一些高收入白领,尤其是外企高管,通过一些渠道把发工资的地方放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享受当地15%的所得税税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每年70%的个税都是中低收入群体所交,高收入群体交纳比例反而很少。在国外,30%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税要占75%的比例。” 黄奇帆说,从经济规则和实际效果讲,“多了等于少了,高了等于低了,最后反而拿不到了。”他建议,把税率调低一点,“说不定十年以后,我们的所得税就会和国际惯例接轨,让高收入群体更多缴纳个人所得税。”

他还建议,我国应该征收资产转移税。“我国有很多人到海外从事投资等活动,这是正常的、国家也鼓励,但其中一部分是带有财产转移性质的,而我国没有资产转移方面的税来限制这种行为。”

14.3 黄奇帆:推动重庆金融业加快发展(2014.08)

讲话实录:

重庆要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目标是什么?大体上有五条。一是到2017年,金融业GDP占全市GDP的10%。近年来,重庆金融业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仅支撑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而且自身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去年重庆金融GDP的占比是8.6%,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要实现2017年占比10%的目标,每年金融GDP增长率要达到17%、18%。这个指标代表了重庆作为金融中心的辐射能力。

二是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力争2017年达到70%,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翻了两番,金融业更是发展迅猛,银行总的资产涨了六倍,保险也涨了六倍,信托涨了十倍,只有证券市场不大景气。今后十年,中国资本市场在改革的春风下,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证券化将会加速,新股上市增多,证券市场市值增加,全国的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到2017年有望达到70%,重庆在这方面目标要求不高,就是要赶上全国证券化率平均值,如果能超过当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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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用活用好用足国家的政策,到2017年使重庆成为内陆地区金融体系各类功能性牌照最齐全的地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机制是一体化的,金融系统不管是银、证、保,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不管是宏观的货币政策,还是微观的监管要求,全国上下是一体化的,因此,地方政府搞金融改革,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可能去进行大的体制机制创新。一行三会每年推出的新业务、新牌照,对地方来说都是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发展动力,地方政府只需要把握一行三会的政策方向,把握每年的重点改革措施,积极争取每年新的试点和金融牌照,把这些业务和功能开展好,就是地方的金融创新。比如今年一行三会重点推了民营银行、信用保险、第三方支付、消费类金融、汽车租赁、金融保理、再担保公司等十二种牌照、许可,我们就要努力的争取到八块、十块、十二块牌照。网络金融第三方支付牌照,国家批了三批,我们理解了这个牌照的重要意义,努力争取到五块。消费类金融公司全国批四家,重庆有一家。民营银行第一批批了三家,重庆没争取到,就一定要争取到第二批。还有信用保险公司,我们也要争取批一个。保理公司是银监会去年开始推的,重庆是试点地,也要争取搞几个。此外汽车金融租赁牌照,重庆也应该有,我们要帮长安集团申请一个汽车金融租赁牌照。 四是大力发展要素市场。之所以重视要素市场,是因为要素市场是市场秩序的规范者,是各种重要要素的价格发现者,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我们搞要素市场的基本标准,是某一类要素在全国市场交易总量超过1万亿元,这样的要素市场就有搞得意义。如果一个要素市场交易量能达到1000亿元,就能基本掌握定价权。比如医药,全国一年药品交易量1万亿,重庆搞了一个药交所,现在的交易量是200亿,已经出现一定的定价效应,如果到了1000亿,就有了定价权。要素市场除了上述三个功能以外,还是一个金融结算中心,交易辐射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买卖的现金流都在这里结算,税收也交到这里,总体上要素市场有这方面的重要功能。

前几年经过国家批准,重庆有7个要素交易市场,上半年做了4000亿元交易量,发展得不错,要继续做好。最近在发展的,一个是全球废旧物资生产资料回收市场,是工信部明确支持的,既有利于环保,又是再生资源利用,也一个很大的产业。还有就是纺织品交易所,以及石化产品交易所,保险资产交易所。其中有些是央企搞的市场、交易所,我们要积极争取落户在重庆。此外还要筹备外汇的离岸金融交易中心或者交易结算中心,能产生大量的税收和中介服务收入。

五是良好的金融生态。一个是这个地区全社会融资结构要比较好,二是金融风险比较低,坏账比较低。近几年重庆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比较令人满意,今年上半年新增的融资共3000多亿,其中40%是银行的贷款,直接金融的股票债券占了26%,剩下30%几就是小贷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个结构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当然最合理的比例是45%:30%:25%。以前融资90%以上都是银行贷款,现在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非银行金融机构都要百分之十几的利率,相当于半高利贷,占比不能过大。资本市场债券利率又比银行利息还低,应该大力发展,三管齐下。 关注五个指标 时刻防范金融风险

第一,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目前全国房地产市场处在下行状态,重庆尽管还算好,但是今后几年也要防范一些中小房产商因资金链断裂带来坏账。

第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重庆的地方政府债务,经国家审计局审计,债务率不到GDP的30%,在安全线以内,这个是讲全市。对区县来说,有几个区县债务比较重,市里在帮助他们做好调度的同时,也会给他们改革的压力,让他们通过改革,特别是通过PPP改革,尽早把债务降下来。

第三,防范困难企业和产能过剩企业风险。近年来重庆基本没有投资产能过剩行业,对原有的困难企业,通过一企一策,帮助扭亏脱困。

第四,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现在一般社会上讲互联网金融,不是讲金融机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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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是互联网电子商务类的公司去发展互联网中的金融。互联网是手段,金融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都必须按照一行三会对普通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样实施有效监管。现在的互联网金融,主要有四类。一类是第三方支付,第二类是P2P,人人贷,互联网上下游客户沉淀的资金拿来贷给上游、下游的企业。第三类就是所谓的众筹,通过互联网将网民手中的资金聚沙成塔筹集起来。第四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货币基金,也是通过互联网高息揽储。对这四类互联网金融的监控一定要到位。

第五,防范社会性的非法集资活动,包括地下钱庄、老鼠会、非法典当、传销、乱集资等。社会上任何非金融机构的个人或群体,采用高息揽储或老鼠会搞的乱集资,通过不规范的地下钱庄、典当行放高利贷,都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金融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小处着眼,露头就打,防患于未然。 坏账方面,重庆的银行上半年不良率是0.34%,信托公司是0.3%不到,小贷公司是0.4%,担保公司是0.8%,在全国都算是最低的。总的来说,眼下重庆的金融生态是好的,要保持下去。这五个指标,有的现在已经基本达到要求,要保持下去,有的还未达到要求,要努力奋斗。

牢记五个要点 守住金融管理底线

首先,金融是服务业,服务于工商实体经济,工商产业兴则金融兴,工商产业衰则金融业衰。事实上,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金融没有好好为工商经济服务,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循环,自拉自唱,最后引发了世界级的金融危机。金融业在考虑政策、方向的时候,一定要以国民经济、实体经济、工商产业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能站在金融圈自身利益上来设计、考虑。

比如说,利率市场化后,银行贷款利率一路走高,原来贷款利率是6.23%,最高可以有20%上浮,现在利率市场化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有的上浮50%,很多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利息就接近10%,这个还不算其他的什么贷转存,第三方服务费等等,这些加起来变12%、13%都有。总之,现在全国平均贷款利率,原来是6.5%,去年是7.1%,如今已上升到7.65%。仔细想想,这就是银行没有想到服务工商企业,没有想到货币政策应该是为工商企业服务的货币政策,而不是为金融系统自身循环服务的货币政策。上个星期国务院出台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十条措施,条条都极具针对性,国务院这十条,在方向性上面讲得非常好,再次明确了金融为工商企业服务的最高宗旨。

其次,金融危机一旦形成,想要加以解决,最终要靠工商经济的发展,要靠战略性的科技创新,靠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这是一个全面的认识。比如美国2008年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坏账几万亿,很多企业倒闭,但是就在这三四年里,美国的信息产业涨了六倍多,苹果公司2008年的时候只有500亿美元市值,到2010年就达到5000亿美元市值,2011、2012年最高的时候是7000亿美元。信息产业新的革命,就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增量。此外,页岩气也是在这几年改变了美国能源结构。由此可见,经济向好要靠工商经济拉动,经济坏的时候更要靠工商经济摆脱危机,如果单纯靠金融业自身来解决金融危机,结果无非三个:一是推迟危机,二是转嫁危机,三是把现在的危机解决了,但又酝酿出更大的危机。我从来不轻视金融,但越熟悉金融,就越会产生这样的认识。

第三,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什么叫信用?为有钱人理财,为需要钱的人融资,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做中介,这中间就需要信用。金融机构要保持良好的信用,一定要做好三点。第一,金融在交易过程有杠杆比,这个杠杆比不能太高,太高就会产生泡沫,一定出毛病。1:3、1:5、1:10、1:20都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讨论,杠杆比越大,风险也越大,当年雷曼兄弟公司就是死在CDS债券1:40的杠杆比炒作上。这方面保守一点一定没有错。第二是不能放高利贷,利息不能太高,放高利贷看起来一时效益很高,但一方面,高利贷会害死贷款企业,企业死掉了,你的贷款对象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为什么这个企业会来借高利贷,很可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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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缠身,你把钱借给他,很可能坏了你的帐,鸡飞蛋打。第三是中间环节不能太多,从资金来源到资金去向,中间一般只有一个环节,了不起两个环节。环节多了,三、四、五个环节串联,一定有黑幕,一定出乱子。总之,杠杆比不能太高,利息不能太高,环节不能太多,这三条是金融的铁律,是保持信用的原则,这也是监管部门应该把控的。

第四,社会的直接金融、间接金融,也包括非银行金融系统,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股本资金市场化补充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融资体系一直在建立和完善,不管是银行、证券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搞起来了,但是因为股票市场发展得不正常,所以中国国有、民营企业的资本金市场化补充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导致中国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每隔十来年就出现一次因债务过重,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倒闭风潮。有人说中国政府债务重,其实中国政府债务客观讲不怎么重,美国政府债务是GDP的1.1倍,欧洲是1.5倍,日本是2倍,我们中央加地方政府债务是GDP的50%。但是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是GDP总量的140%,而美国、欧洲、日本只有50%—60%,这是因为他们的企业资本市场化补充机制非常健全,所以企业不必向银行或者其他渠道借太多的钱。要解决这件事,就是要把资本市场搞上去,包括公募的证券市场和私募的股权基金市场。

第十五章 2015年材料

15.1黄奇帆重磅讲话稿流出!千万不要在这5个领域投资过大(2015.01)

导读:本文为重庆市长黄奇帆2015年1月7日在“重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内部讲话录音整理稿。黄奇帆即兴做了演讲,他闸述了重庆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措施,同时提醒在座的企业家要防止在宾馆、商业物业、批发市场、写字楼、住宅五个领域的投资过大。

以下是黄奇帆讲话原文,仅供参考。 重庆市政府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总的是听听去年一年来我们企业的发展情况,包括遇到的一些困难。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总的看:

第一、大家提得最多的是融资难,融资贵,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都遇上这个问题。一方面这是国家货币政策,“一行三会”的管控方式怎么适应的问题,从地方政府来说,我们就考虑2015年在三个方面下好功夫。 1、增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体系就是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有的是股票、私募,有的是不要利息的资本金,有的是低利息的,这是比银行贷款利息还低的融资。去年重庆这方面已经努力了,我前年开始就盯这件事,我们现在融资难,一是银行贷款利息7%,加点手续费就变百分之八点几,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转出就变百分之十几,这是一个融资贵的来源。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小贷、租赁、信托,一般融资利息都在12%,甚至18%,甚至更高。 如果一个地方90%都是银行贷款,这个地方不会发达的,但是如果这个地方银行贷款比例50%以内,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这些资金占了这地方融资量的50%的话,这地方肯定倒大霉,说明这地方50%新增融资都是高利贷,利率都是15%、16%、17%的,企业肯定很困难。所以,我去年做的重要方针,就是鼓励银行为“三农”、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融资。 去年,重庆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比例降了10%,银行融资比例保持在45%,资本市场融资比例增加到了25%,去年重庆5500亿元融资里边,有1500多亿是直接融资,其中证券市场融资800亿,发的债券、股票等等,人民银行间的市场也是直接融资体系,融了7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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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渠道的资金利息就是4%—4.5%,银行新增的融资差不多有2000亿元,这个利息是标准利息,6.5%—7.5%之间,剩下的30%融资利率就要高一点。

重庆会继续推动银行间市场借款,继续推动股票市场、企业债券的借款,继续推动IPO上市的融资,不管是香港还是上海还是深圳。重庆也会继续推动保险市场的融资,保险公司有10万亿元,他们也可以买我们企业的债务,就等于融资,这就是直接融资。另外,PE、VC,私募股权基金,也是一种融资方式。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定向增发,你是一个上市公司,让他来投资,股票市场你发不出去,就索性发给我,我定向增发,有利可图,大家就干,这项目几百亿的说来就来了,只要你是好项目。

我去年给大家讲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做好了,到去年年底,重庆一下子七八个高科技战略性大项目都想模仿京东方的液晶面板的模式(黄桷树财经附注:京东方的模式简单来说是它到一个地方建生产线,首先要求当地企业认购增发股,然后它会把融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到生产线上去),这当然也是方式之一,我们还有金融交易所,它里边也是一种直接融资。我讲的六七种、七八种品种,都属于银行间的、保险市场间的、股票市场间的、证券市场的、定向增发的、私募股权基金的、金交所的,这就七种了,还有一个是众筹的市场,就是证监会批出来,人民银行同意的众筹市场,和网络市场有关,还有就是各种专利抵押,各种保理的抵押等等。

我讲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其实工商联要在这些方面动脑筋,动脑筋以后,把你下边大大小小的工商实体经济作出各种品种的组合,这样就能够解决一定的融资难问题。因为这个宏观上,你只要说这里边有2000亿资金量发生,这2000亿落到任何一个企业,都属于融资问题的解决,不管你去一个个企业说解决了多少问题,最后加起来只有100亿,宏观上看,你解决了100亿也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到2万亿、3万亿的市场规模,你解决这么一点,1%、2%有什么用处? 2、鼓励收购兼并。

这个混合所有制,可以是国有买民营的,也可以是民营买国有的,去年重庆国有企业卖掉了几百亿,这个还不是说混合所有制的1000亿,是讲单个企业。我们也曾经收购了好多民营企业的股权,当年重庆的商业银行,重庆的农信社,重庆的信托公司,重庆的西南证券,都不是国有控股,都是民间投资的,它如果发展得好,不想干,如果发展得要倒闭了,这些金融机构就造成社会混乱,死掉了,丧葬费也花几十亿,与其办丧失不如办喜事,就重组。 我们当年拿几十亿重组了这些金融机构,既然我重组,当然是国有控股的,这一阵子,我们也可以退出了,重庆信托我们就退出了,当初六七亿,七八亿的投入变成30多亿退出,很划算,大家愿买愿卖。我讲这一段就是说事情总是进进出出,你中钢卖资产,北京的企业买了想拉到北京,这当然可以,但如果重庆国企或者其他民企来收购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是中钢的一个事,中钢另外一个事情是在江北投20亿搞600亩钢材市场,如果有民营企业收购搞别的市场也可以,没有的话,真的国有企业或者哪路资金收了,变成中小企业的孵化器,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或者网络公司的一个什么区,说不定还赚钱了,中钢你自己华丽转身也可能赚钱。这里边重组、兼并,混合所有制借壳卖壳,是我们解决困难时候的好办法。

3、进一步鼓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 不能趁火打劫,要规范金融行为,努力为实体经济排忧解难,这方面还要做许多的事情。做这些事的时候,政府不能光从道德角度提建议,而要从政策配套的角度,使得金融机构感觉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政府是知道他们的用心,支持他们的这些行为,给他们一定的帮助,帮助了他们,也就帮助了实体经济,大家一起过冬。 大家说的冲贷也可以理解,银行看到你有危机了,借你的钱居然还不出,只能借新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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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借你10亿,你是流动资金,你10亿用完,周转一遍,应该能还出10亿,我再借你10亿,就周转下去,银行发现你进入危机,只进不出,就削弱你的能力,你向小贷借来还了我再借你,等你还了不再借了,你小贷那边就压死了。这个概念可以说,银行在微观行为上是一种利己动机下来的保命方式,如果你信用好,能赚良性的贷款利息,他为什么不把资金给你?

所以微观行为政府不得干预,也不能干预,关键是你这个企业自己遇上了这种困难,就出现的只进不出,但是这种只进不出是一时的困难,如果这时候有点帮助,度过难关,以后可能是艳阳天,这会儿拼命搞冲贷方式只还不借,最后鸡飞蛋打,把金融危机逼成大危机,就不理智。这里边什么是理智,什么是不理智,就是一种“两难”,这种“两难”,我刚才说凡是“两难”就要有智慧,知道度在哪里,什么地方就是坚决不管,就让它破产,什么地方要采取适度措施,有中间品来周转,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一些方面。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注意防止产能过剩,政府发展过程中要防止产能过剩,可以说重庆是非常超前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就预见了产能过剩的事情,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调控,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确认的十七八种产能过剩的品种,作为市长,我敢说我们这十年基本没搞,我们钢铁600多万吨,十年前就是600多万吨,那还是全国1亿吨钢的时候,现在国家10亿吨,我们还是600万吨,我们没有搞大炼钢铁,我们如果按比例搞,搞到三五千万吨的话,这三五千万吨投的上千亿资金全都亏损倒闭的话,我们才要倒大霉。电解铝,重庆有西南铝,本来有很好的基础,但是这十年,就在原来基础上配套,没有变成几百万吨、上百万吨。煤炭,十年前就是4000万吨,今天也是4000万吨,都不新批煤矿,关了2500多个小煤矿。由于这些控制,产能没有过剩,所以我们正常的企业有利润出来,没有一大堆亏损的东西冲掉,如果这边有盈利,那边是亏损,两边盈亏相抵就没了。

第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业情况是好的,但要注意房地产,注意商业,注意服务业,不要产能过剩,不要投入太大。我想了一下,至少五个方面,我们要防止过剩。 1、宾馆。

原来有一个概念,重庆如果有100个五星级酒店,作为大都市,也不为多,有过这种规划,现在重庆已经有的70个五星级酒店,我认为从现在起,一般不再把五星级酒店作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让现行的,已经竣工的,或者正在建设的五星级酒店随着以后经济发展,毕竟是个800万人的城市,以后还会到1000万人,所以需求还是有的,但是你如果继续疯狂的增加,70个变150个,产能过剩,宾馆老板通通会坏账,不管国有还是民营还是外资,总之任何经济坏账都是国民经济重大损失。 2、商业物业。

商业物业我们有个指标,每2万元零售额一平方米,重庆2014年5000亿零售额,2500万平方米商铺足够了,不能去搞5000万平米,1亿平米,搞多了,商铺摊不上零售额,就没钱赚,一平米如果一年没有2万元零售额,租金都付不了,那谁搞房产谁倒霉,就是不能到处搞大卖场,综合体,一搞就是50万平米,30万平米,这个都是会过剩的,有的地方一个小县城搞三个综合体,搞出上百万平米,谁来吃这些东西?你一共就20万人,每1万人哪怕消费1万元,20万人就是20亿,20亿产值,1万平米足够了,你还搞几十万平米,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3、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贸易市场要控制,每个区县都想搞服务业,服务业就是批发市场,如果是老百姓短缺的蔬菜批发或者各种生产资料批发,有市场的可以,但是因为每个区县在招商的时候都去招一个沿海地区的,沿海地区的一搞就说可以搞200亿,十个200亿,就是2000亿,真以为能搞2000亿?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个义乌,但是也没有十个,那是卖到全世界去的一个市场,所以市场这东西是好东西,多了就是坏账,哪怕2000块一平米,你占地、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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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总归是一个固定资产,所以这方面都要控制。 4、写字楼

实际上也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公式,差不多2万GDP一平米,重庆现在GDP到1.5万亿,其实就是7500万平米,这个是全市范围的各种写字楼,包括你的工厂区,许多工业企业不需要外边的写字楼,把这些都去掉,真正在商务中心,中央商务区建写字楼的面积是有限的,也不能搞得太多,每个区都想把中央商务区建在自己这里,都去搞许多写字楼,其实最后也是没有人办公的。 5、住宅。

重庆控制得还可以,大家也不要把别的地方生的病往自己身上扯。有三个指标来说明重庆不会有鬼城。什么叫鬼城?凡是一个地方有1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每一平方公里在5000人以下的,就是100平方公里的空间50万人以下,一定是空城、鬼城,闭着眼睛可以这么判断。合理的就是一平方公里1万人,100平方公里就是100万,重庆主城现在700多平方公里建成区,有800万人,这还是指常驻的户籍人口,每天还有临时来的人有100多万,所以重庆主城很热闹,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鬼城。

全国现在几百个城市,一平方公里在1万人以上的,100平方公里在100万人以上的比例城市没有超过5个,重庆是这五个中的一个,就是土地和人群的关系。

第二个当然是住宅的建筑面积和人群的关系,如果在100平方公里上,有100万人,你造住宅太多,人均别超过40平方米,也就是说你100万人,造4000万平米足够了,这个是讲住宅,总之新房旧房要有个量,这个也要控制,重庆政府这方面控制得比较好。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降了30%,我们去年土地出让金涨了10%,2013年卖1600亿,去年卖了1700多亿,同时我们的房价也没有跌,稳在那里,住宅的交易量和2013年相比也没有降,基本三个平,交易量是平的,交易价格是平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土地买卖量涨了10%,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去年涨了20%。我讲这个,重庆这一块还可以,但也要控制,就是不要把住宅造得太多,如果一个城市1000万人,造10亿平米的住宅,也昏头了,这方面要控制。总的意思,服务业的,第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一根筋往后面推,到后来这方面的企业倒闭不少。

第三,你们十几个企业发言了,都提了企业的问题,一个企业一句话回应一下。 餐饮商会提的问题,餐馆的税费问题和电价,水价,总之依法办事,因为水价和电价,工商企业同工业企业同价同等国民待遇,说什么对工业优惠,对商业要刻薄一点,也没有这个道理,现在鼓励三产发展,这方面可能要宏观上调整原来的思路,倒不是说把工业提上去,而是把商业拉到工业相同,这方面是要动一个脑筋,也不光是对餐饮业,通通都应该这么想。 服装业的事,你们怎么把集群搞上去,重庆政府对服装业的集群有个定向的扶持政策,我们经信委说话要算数,这个事情经信委要有人盯上去,把和服装产业集群相配套的政策落实,这个是劳动密集型,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人永远要穿衣服。

钢贸市场转型的事情,我们中小企业局,包括我们政府要专题研究。一是可以转型,不再做钢贸,做别的贸易市场,也可以做别的功能用途。二是有民企愿意买,我们肯定支持,一样的政策下,鼓励民企支持,如果没有的话,发个点球,国企中的某个公司也可以收购,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体系,这件事可以搞好。

再生资源交易这一块,我觉得重庆的民企,北京的企业、重庆的国企,也可以考虑重组。

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这当然可以,反正首先是按市场化方式,总有到法院被拍卖的公司,但是法院拍卖已经是最后一道,中间就有个重组,市场化本身就可以重组兼并,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打包公司来的话,通过打包公司重组,银行减少坏账,企业减少退出的成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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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市场比较好。企业出现坏债这种事,重庆相对是最好的,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生惊天动地这一类的事情,但潜在的困难企业总是有,重庆有几十万个企业了,即使里边只有万分之一比例,都会有几十个出问题。 登记手续效率要提高,抵押物,不管是专利抵押,还是房产抵押,各种各样的抵押物,抵押物的登记手续效率要提高,凡是把自己东西抵押了去贷款都是等不及的事,都是临时的,你批三五个月,等你批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倒闭了。

预售房,只要一张卖房的单子,现房其实也有卖房的单子,又要加产权证,现房的这个单子是更加没有纠纷的,所以这里边要研究,这是一个怎么方便的事情。 讲的金融后援公司的重组,我们也可以考虑。

果园港是200万箱,寸滩港是100万箱,首先是寸滩港里边的汽车码头,每天都停几千辆长安的各种各样的汽车,这个汽车码头首先可以转到果园港,果园港有四个泊位是运汽车的,如果这个转过去以后,寸滩港的汽车泊位码头转过来成为邮轮码头,总之这方面当个题目要回去研究一下。

再有刚才谈到银行的冲贷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当然也是可以很好支持的。

15.2黄奇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有何风险?(2015.01)

今天(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大家最关心的GDP,2014年的增速为7.4%,可以说,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那么,如何适应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20日,在重庆市级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一番解读,认为应当着重防范和应对中高速发展中的经济风险。 以下是黄奇帆录音整理,长,但绝对值得耐心阅读。 经济靠什么“稳增长”?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经济靠什么“稳增长”?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 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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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

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 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

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 县长和企业家都不要碰过剩产业

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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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剩行业。

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

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 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

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

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15.3黄奇帆:中央绝不应该兜底地方债 出现问题下岗查办(2015.03)

以下为黄奇帆发言实录:

田薇:说到关于评级的问题问一下黄市长,现在大家有一些担忧,地方政府债务评级会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从地方政府官员角度您怎么避免这个失真?

黄奇帆: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如果常态的去审计、统计是一笔帐,但是经济形式发展是动态的。比如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增长放慢、税收增长减少、收入减少,原来可能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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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现在变问题了,这是动态的。 第二,房地产市场下行,本来卖得出去的土地少了,收入少了,也会使经济下行。第三资金出现了错配,这方面的事情调度不当,资金链断裂,不是问题的也变成问题了。第四一直采取借短还长,不断举新债还旧债把各种各样的债务积累到未来,有一天可能也会崩盘。第五,当然融资主体不管是省级政府七个八个,还是区县互相担保有一天可能也出现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静态审计是一回事,动态调度平衡又是一回事。总之,在工作措施中,我很赞成楼部长说的,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高度的责任、管控,但是绝不兜底。给予各种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可以把国家政策用足用好,但绝不兜底,兜底是对大家不负责任。但是不兜底地方政府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下岗查办都是应该的。这个地方责任到位,把静态的债务审计,那是财政审计署和地方政府自己的工作责任,必须搞清楚,同时更重要的是动态的平衡调度。

15.4重庆市长黄奇帆建议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2015.03)

5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建议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 黄奇帆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缴费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是28%,医保缴费率是12%,住房公积金是12%,再加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险一金”缴费率接近60%。其中,个人要负担十几个百分点,企业负担三四十个百分点。

他分析,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逐步建立统账结合的社保制度过程中,部分采取了挂账、缓缴、免缴等方式,为弥补基金缺口,确保当期收支平衡,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较高的费率。

黄奇帆称,社保缴费率偏高,一方面降低了个人当期可支配收入,制约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加重企业负担,提高经营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他建议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率,促进消费增长和企业降本增效,并通过划转部分国企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大社保财政资金补贴力度、提升社保基金收益率等多种方式,拓展社保资金来源渠道,弥补因降低缴费率而产生的资金缺口,确保当期待遇支付和长远基金平衡。

15.5黄奇帆:给诺贝尔经济学家讲讲重庆故事 (2015.06)

2015年6月13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开幕。

这是一个规格非常高的研讨会,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国家外专局副局长张亚力、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等一大批重量级嘉宾与会。

创新,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以遵循。黄奇帆市长在研讨会上讲了5个精彩的故事,揭示了重庆这座内陆城市是如何通过创新获取改革的红利。实录如下:

黄奇帆讲话:

第一个故事,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20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

中国从80年代末,在沿海地区搞的加工贸易,最初是大进大出的“三来一补”,以后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到去年底,中国的加工贸易占全部进出口4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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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ols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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