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宽容

学院要策划一次大型的全国绘画艺术展，叫来十几个学生帮忙，小小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拥挤着忙碌的身影，联系知名的艺术家，制作炫目的宣传海报，找媒体参与报道，所有琐碎的事儿，都交给了这些热情高涨、不计报酬的学生。但负责此事的同事，被领导催着，还是时不时就对他们偶尔犯下的错误大发雷霆。艺展于学院非同一般的意义，指导老师的百般挑剔指责，让激情洋溢的一群学生，一个个变得焦灼不安，小心翼翼，担心一不留神，就被老师当面批上一通。

艺展开始的前一天，还是有一个女孩，因为一时疏忽，将某位学院领导的名字给打印错了。不过是重新打印一份发言次序表的小失误，同事却紧抓不放，喋喋不休地将女孩狠批了半个多小时，又下了通牒，如果觉得自己干不了，干脆别进这间办公室！女孩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委屈，哭着为自己辩解了一句，这一句让同事愤怒了，她将手中的东西一摔，气呼呼地指着女孩道：“明天，你不必再来了！”女孩当即收拾了东西要走，一旁同甘共苦的学生要拉，却被同事给止住了。人人都以为同事会一言不发地让女孩离开，或者，如果她足够宽容，将女孩留住，毕竟，为画展忙了近两个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同事却冷冷地对着全体忙碌的学生说：“我们有一个学生，能力不足，现将她辞退掉，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出现类似的失误。”

听学生谈起此事的时候，一直为同事和女孩惋惜，惋惜女孩遇到一个如此不近人情的老师，惋惜同事即便是在最后一切无可挽回的时刻，还要用“能力不足”这样伤害自尊的话，雪上加霜地给女孩致命的一击。即便是不考虑自己在学生中的形象，至少，她也应该想想，当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将自己的能力瞬间质疑到最低点？

又想起另一个同事，因为一个男生不想听他的课，中途退场，他当即生了气，让男生站到讲台上去。如果同事继续讲课，让男生面壁思过也就罢了，顶多男生低头站上半堂课，埋怨他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同事却把教案扔到一边去，义愤填膺地将男生一直批到下课铃声响起，走的时候，又忿忿加上一句：“什么时候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道了歉，我们的课就什么时候重新开始。”

那个男生，终于在下次课上，念了一封被命令修改了3次的道歉信后，才在众人同情的视线里，脸色青紫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原本是个热爱艺术的孩子，在学校各项活动中亦是活跃分子，且备受女孩子青睐，但被同事一而再、再而三的精神折磨后，慢慢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我的第一个同事，此后再找学生做事，几乎无人会去响应，在学生中的口碑，也日渐地坏掉。而第二个同事，新开设的一门课，亦是极少有人愿选，最终，学院不得不撤掉了他的这门课程。而那个女孩，听说毕业后再也不肯回母校，哪怕是路过，也觉当年羞耻依然历历在目；当年爱说爱笑的开朗女孩，大学毕业后，人间蒸发了似的，几乎不与任何同学联系。而很有艺术天赋的那个男生，则彻底地改行，做了与艺术毫不沾边的行业。一句尖酸的话，一个冲动的决定，一颗斤斤计较的心，最终，改变了两个学生的人生。

很多时候，我们得理不饶人，不将冒犯了我们的一方贬损到最后关头，便不肯放弃，却忘记了，保持沉默，少说一句刻薄的话，压制住怒火，也是一种大度与宽容。而这最后的宽容，很多时候，亦是一种心灵的美丽与柔软。

这世上最不能用年龄、时间、名利、金钱来衡量的，就是爱情。

谁都不会忘记小说《情人》的经典开头：“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你。大家都说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你，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1984年，70岁的杜拉斯因为这部作品再度获得盛誉，并赢得龚古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31岁的雅恩双眼亮晶晶地注视着他的情人。他同样迷恋那张被岁月摧毁却风情更甚的脸庞。

杜拉斯从1943年开始文学创作，获奖无数。她有过很多情人，垂暮之际爱情已如一片荒漠，却偏偏遇见了雅恩。

那时杜拉斯应邀去冈城讲座，哲学系大学生雅恩也在其中。这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问了她两个问题：“您现在还有情人吗？”“一个也没有。”“我能给你写信吗？”“寄到巴黎的地址吧！”她看见年轻人脸红了，可是旋即就把他忘了。

回到巴黎，这个固执而深情的年轻人，却让杜拉斯越来越无法释怀。他不断写信，一天一封，甚至一天几封。起初杜拉斯看过便束之高阁，从不回复，直到7个月之后，杜拉斯终于拿起笔，写了第一封回信：“……我现在的情况很糟糕，觉得活不下去了。我喝酒太多，为此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我何以落得如此地步？希望你能陪伴在我左右。”

不久，杜拉斯就接到了雅恩的电话，声音略显胆怯。

“我要过来看您。”“什么时候？”“明天，车大概十点到，十一点就能到您家。”“好吧，带瓶酒过来。”

第二天上午，杜拉斯在自己的海滨公寓里来回踱步，不时站在阳台上，向下张望，猜测雅恩的样子。雅恩来了，又高又帅，棱角分明，手里居然还拿着一把中国雨伞。杜拉斯的初恋就是一名中国男子。

开门之后，杜拉斯自然地拥抱了雅恩，说：“我知道你为了什么远道而来。我仿佛认识你很久了……”一番长谈之后，当晚雅恩没有离开，睡在了她儿子的房间，他被海浪般的幸福弄得头晕目眩，久久难以入眠。

那年，她是66岁的著名作家，他是27岁的无名教师，却双双坠入情网。

杜拉斯并不美貌，她只有1。5米高，永远穿着刚到膝盖的直筒裙，罩一件大背心或者大风衣。对男人而言，她的脾气也太过任性粗暴，前夫曾骂她是个“疯子”。

但是，雅恩却心甘情愿地成了杜拉斯的情人，同时担当她的打字秘书、司机、护士。他迷恋她的才华和热情，忘了她的皱纹和年龄。他们每晚一起散步，她挽着他的胳膊，小鸟依人地走在他身旁。他们一起趴在栏杆上看海，看白色的鸟儿如何盘旋。他们一起开车兜风，听海浪在耳边雄浑地歌唱。他们毫不在意外人的眼光，他们发光的眼中只有彼此的笑颜。

但是爱情并不总是甜蜜的，两人也会争吵，尤其对于杜拉斯那样任性尖锐的女人，挑剔是难免的。雅恩不止一次地离家出走，可是每次他都不忍走远，就在附近的旅馆和酒吧徘徊，不过一两天就回家了，继续给杜拉斯打字、插花、整理家务……1981年6月15日，两人再次发生了争吵，雅恩决绝地出走。杜拉斯以为他一去不返，伤心地抚摸他的每件物品，然后坐在打字机前，失魂落魄地写道：“当我不再怀有爱情的时候，确实不再爱什么了，除了爱你之外……”

当雅恩再次回来的时候，杜拉斯扑进他的怀里，久久不肯离开。

1985年，杜拉斯大病一场，甚至长期昏迷，人事不知。雅恩全天守护，握着她瘦如枯枝的手，在她耳边喃喃细语，竟让杜拉斯奇迹般地康复，又从死神手里夺回10年光阴。

1996年3月，杜拉斯病逝，惟一的遗嘱是：“雅恩，你写写我们的爱吧。”

当雅恩的书《我的情人杜拉斯》出版后，他竟从公众眼里消失，抽身而退，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利和无数追捧，从此隐姓埋名。

有人说雅恩去了以色列，还有人看到他在希腊某教堂修行。

实然消失的情人，再次印证了爱在年龄和地位之外。当27岁的雅恩爱上66岁的杜拉斯，当他呵护她15年不图名利，而她也不惜以自己的名誉作为赌注，爱已如一滴露珠般纯粹、圆满。

二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发生激战，最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之所以在激战中还能互相照顾、彼此不分，是因为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小镇的战友。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互相鼓励、安慰。

十多天过去了，他们仍未与部队联系上，幸运的是他们打死了一只鹿，依靠鹿肉又可以艰难度过几日了。可也许因战争的缘故，动物四散奔逃或被杀光，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到任何动物，仅剩下的一些鹿肉，背在年轻战士的身上。

这一天，他们在森林中遇到了敌人，经过再一次激战，两人巧妙地避开了敌人，就在他们自以为安全时，只听到一声枪响，走在前面的年轻战士中了一枪，幸亏在肩膀上。后面的战友惶恐地跑了过来，他害怕得语无伦次，抱起战友的身体泪流不止，赶忙把自己的衬衣撕下，包扎战友的伤口。

晚上，未受伤的战士一直叨念着母亲，两眼直勾勾的。他们都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身边的鹿肉谁也没动。天知道他们怎么过的那一夜。第二天，部队救出了他们。

事隔30年后，那位受伤的战士回忆时说：

“我知道那一枪是我的战友开的，他去年去世了。那天，在他抱住我时，我碰到他那发热的枪管，但当晚我就宽恕了他。我知道他想独吞我身上带的鹿肉活下来，但我也知道他活下来是为了他的母亲。此后30年，我装着根本不知道此事，也从不提及。战争太残酷了，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后来他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我没让他说下去。我们又做了二十几年的朋友，我没有理由不宽恕他。”

放下即宽容。一个人能容忍别人的狂妄无知，却很难容忍对自己的致命伤害，但唯有以德报怨，回归仁慈友善，才是至高境界的宽容，才能让世界少一些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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