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评述

穆旦评述

张蓉芳 110102131

摘要：在谈到20世纪我国新诗史，穆旦是绝对绕不过到的。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穆旦的诗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他的诗歌既传达了那个时代的脉搏，而又卓然自立的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视野里，穆旦成为了推崇现代化新诗歌的那个时代的“先锋们”在提倡自己诗歌理论时的范例和样板，当然也受到了不同声音的质疑。在新时期的穆旦研究中，穆旦被推倒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研究的角度和方式也多元化。但是对穆旦诗歌的评论总是跟那个时代文学界所推崇的某一文学主张紧密连，我们期待历史能够给穆旦最为公正的评价，这也许也是我们对诗人最大的尊重。

关键词：穆旦，创作，评价，新时期

在谈到20世纪我国新诗史，穆旦是绝对绕不过到的。尤其是在战火纷飞，风云变幻的四十年代，穆旦的诗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他的诗歌既传达了那个时代的脉搏，而又卓然自立的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也在那个灰暗的历史天空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纵观穆旦一生，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高质量的诗歌，成为我们挖掘不尽的宝藏，而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则向我们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译著，这些精美的译诗深受人们的喜爱。

一 穆旦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及四十年代的穆旦研究

穆旦（原名查良铮）的家族是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査氏家族的丰富的藏书，深远的家族文化积淀以及他较早的文学阅读都使他很早就有了较深厚的文学功底，也较早的开始自己的创作道路。

在抗日战争之前，穆旦仅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的时候，就开始了诗歌的创作。早期穆旦的诗歌就显露出了他的“早熟”，“他很早就在诗中表现出他感情的

含蓄节制和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①例如他的《哀国难》，表现当时的大的时代主题和背景，在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的时候，他还注意用旧的景象做了反衬，这就使原本自己的感情有了理性的节制。同时，他还很关注底层的，普通个体的命运，例如《更夫》，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融入的是自己对生命的终极思考，这就使“更夫”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他默默地从大街走到小巷；生命在每一声里消失了，化成声音，向辽远的虚空飘荡”。②

抗日战争后，整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走向成熟和高潮，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他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在这一阶段完成。诗人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依然沿袭了对时代，劳苦大众以及自我思考的关注，同时他对诗歌技巧的运用也更加圆熟。象征，反讽，戏剧化手法的运用使诗歌的艺术性增强很多，被后来读者推崇的代表作《五月》、《赞美》、《隐现》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进入五十年代，由于时代环境的压迫，诗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转而埋头进行外国诗歌的翻译，只有在1957年全国文艺界宽松的环境下，诗人“短暂重现”，创作了《葬歌》、《我的叔父死了》、《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少量的诗歌，虽然在政治环境严峻的情况下，穆旦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创作的原则，写下了“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用象征的意象表达了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自己已被异化的苦闷。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严峻，穆旦再几乎没有进行诗歌的创作，直到1976年，十年浩劫已经结束，遭受苦难的作家知识分子们的春天就要到来的时候，诗人却溘然长逝。就在他生命里的最后一年，诗人留给我们他最后的吟唱，《智慧之歌》，《理想》，《爱情》等都向我们展示了诗人对生命，友谊，爱情这些组成人生命基本要素的思考，而《冬》则是他对人世间做的最后的诀别，他写到：“我爱在淡淡地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工作做完”，“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那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③。仿佛在向人们做出他最后时刻的心灵告白。

穆旦生前出版过三个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在他去世后，海内外都出版了他与几位诗友的合集，他的个人选集和全集也相继面世。关于穆旦的研究，从1946年开始，经历了60多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①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②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③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在四十年代，穆旦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引起了沈从文和朱光潜两位前辈大家的注意，他们在论及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时候，都提及了穆旦的诗歌，虽然并没有作专题的论述，但能够被两位在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前辈与一些重要诗人同时列入中国新文学史的序列中，说明了在他们眼中，穆旦的诗歌具有超出一般写作者的价值。

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①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全面的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从多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次富有开创意义的批评。王佐良指出了在穆旦抒情诗歌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与诉求，与当时一般作家的“冷淡”和“虚空”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他没有模仿也没有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同时他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艺术手法，语言风格，抒情方式具有很大的创新，并且他认为穆旦对新中国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个上帝”，这在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全新的事，值得引起诗歌界的注意。这些观点奠定了穆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成为后来穆旦研究者高度和频繁引用的观点。

然而王文引起争议的地方是他断言 “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这制造了以后穆旦研究的根本歧义——最主要的是如何衡定穆旦写作的‘非中国化’问题，即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②

在这一时期，其他代表性的评论有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和《新诗的方向》，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李瑛的《读穆旦的诗》，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等。这些文章有的是穆旦专论，有的则将穆旦置于新潮诗人群中来论述；有的是理论的总结，有的是直觉印象式的描述。这些文章数量不多，但对穆旦的分析和概括、评价是准确深入的，至今被研究者作为经典而广泛引用。

当多位批评者勉力将穆旦从同时代诗人中提升而出的时候，也有批评之辞将他列入“反文化集团”，而批判也大抵指向穆旦诗歌语言的晦涩难懂，意象的灰暗，以及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悲观情绪，确实，穆旦的诗歌与那个激情高扬，充满希望的年代很不相符，他为那个时代所抛弃也是必然的。

①②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7月版 易彬：《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总之，在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视野里，穆旦成为了推崇现代化新诗歌的那个时代的“先锋们”在提倡自己诗歌理论时的范例和样板，此时的穆旦是被推在与中国古典传统决裂的反封建的战士的位置上的，以至于王佐良说他诗歌最好的品质是“非中国性”的，这一说法似乎在今天看来有点绝对，但在那样一个历史的语境中，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只不过是用夸张的说法强调了穆旦诗歌中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异质性，他的目的也是想为中国新诗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二 新时期以来穆旦的重新发现及塑造（一） 进入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穆旦的诗歌创作基本停止，他也消失在文学批评家的视野中，直到1976年诗人去世，友人和家人为了怀念穆旦，我想也是为了重新发出曾经的诗歌建设的主张的声音，唤起人们的记忆，为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诉求从而希望得到历史的重新审判，他们创作了许多怀念穆旦和关于穆旦诗歌创作和翻译的许多文章，其中穆旦的好友杜运燮写于1980年的《怀穆旦》①具有代表性。在这篇文章中，杜谈到了他对诗人的回忆，穆旦很喜欢鲁迅，在鲁迅的每一本书的扉页都写下了“着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并认为“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他无愧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勤劳的文艺耕耘者。”这篇回忆和评论性的文章应该具有很大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出穆旦在逆境中却不曾放弃让生命发光的信念，以及那种坚韧的品质。

在1987年纪念穆旦逝世1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穆旦研究取得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穆旦的形象也在人们的眼中逐渐清晰起来。但是这一阶段穆旦的形象塑造主要还是依靠友人和亲人，“一位优秀的诗人仅仅只能由他的同学、 诗友们来撰文评述 ,这似乎也是不够正常的”。②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穆旦就很快就被更多的人关注，并似乎被不可思议的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4年，王一川，张同道和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排定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③，穆旦被置于诗歌卷卷首。这次名次的排列当然参

①②

杜运燮：《怀穆旦》，《读书》，1981年08期 张桃洲《论穆旦的“新的抒情”与“中国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③

参见陈林《穆旦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第269页

杂了编者个人的眼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至少反映了穆旦的文学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人们也对他越来越重视。

很多专门研究穆旦的文章也相继问世，在这里我认为谢冕的《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①是对穆旦诗歌创作特点及贡献有精辟而准确也比较全面的论述的。在谢冕的文章中，他认为穆旦具有作为诗人最可贵的品格，即艺术上的独立精神，“这种品格使他在巨大的潮流铺天盖地涌来从而使所有的独立追求陷入尴尬和不利的境地时，依旧对自己的追求坚定不移的姿态，其所闪烁的就不仅仅是诗人的节操，而是人格的光辉了”可以说，这是对穆旦的一个高度的赞赏了，却也符合事实，对于三四十年代以来的把诗写得实而又实的崇尚描摹和模仿的潮流而言，穆旦确有他的一份超然和洒脱。

然而穆旦的诗歌也不是没有人间烟火的“纯诗” ，“他的诗是丰满的肉体，肉体里奔涌着热血，跳动着脉搏”，他忠实于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方式表达着自己对民族和受苦的民众们的关怀和热爱，他所创作的诗歌的根始终是牢牢的扎在中国的土地上的，里面“总有很多的血性，很多的汗味、泥土味和干草味”，谢冕认为穆旦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当无声的雪花飘落在门口那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和大车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诗人对中国大地以及生活在古老村落里的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苦难充填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诗人有感于这样的现状，并发出自己的呐喊，宣泄自己的感情，而穆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透过这些痛苦的实际，展现人们感到陌生的浩瀚的精神空间，他不停地进行自我的思索和拷问。就像谢冕指出的“他的心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忧患，但他从不排拒他自己的灵魂苦难的体验，而且往往是由此深入推进，由个人而推及整体，由现在推进飘渺。他的无情的鞭笞，抽打的首先是他自己”。穆旦的这种自我拷问是他的诗的一贯而不中断的主题，像《三十诞辰有感》，站立在过去和未来的两大黑暗之间，揭示自我的全部复杂性，这是穆旦诗歌最动人的诗情。

同时，在这篇文章中，谢冕还总结了穆旦诗歌的艺术品质，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在整个创作已趋于整齐一律的规格化的进程中，以奇兀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他把充满血性的现实感受

①

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提炼、升华而为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睿智；他的让人感到陌生的独特意象的创造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和表现力；他使皮软化而程式化的语言在他的魔法般的驱遣下变得内敛、富有质感的男性的刚健；最重要的是，他诗中的现代性精神与极丰富的中国内容有着完好的结合，他让人看到的不是所谓‘纯萃’的技巧的炫示，而是给中国的历史重负和现实纠结以现代性的观照，从而使传统中国式的痛苦和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获得了心理、情感和艺术表现上的均衡和共通。”

谢冕对穆旦的综合性论述恰当的阐释了穆旦的诗歌创作的独特贡献以及他高洁的人格光辉。

（二）

在新时期穆旦的研究中，人们研究的方向和角度也逐渐的多元化，其中几个问题是被持续和热烈关注的，一个就是关于穆旦诗歌中的“非中国性”的讨论，一篇《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①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作者认为穆旦的诗歌过度的依靠西方的诗歌资源，缺乏中国古典诗歌的底蕴，是西方诗歌的“简缩版”，缺乏自己的原创。因此他对于穆旦诗歌在中国的“大师”地位表示质疑，也提醒人们对穆旦诗歌应该重新定位。很快，针对这一观点，不少人进行了反驳和回应。

其中王家新的《穆旦与“去中国化”》②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能是比较到位与合理的的。他认为“他（穆旦）借助于西方现代诗歌 抵达到的是他自己的 ‘现实的荒野’” 。“穆旦 ‘去中国化’实践的意义还在于他通过对奥登、艾略特的学习 ,不仅使诗重新获得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 ,还由此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敏锐的思辨性 ，一种诗与思的前所未有的融合。”王肯定了穆旦诗歌虽然在技巧方面确实向西方诗人学习，但这种借用却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感情的一种方式，同时这种借鉴和学习是合理的，因为“写作是很容易僵化和陈腐化的 ，以语言来战胜带来死亡的时间 ,这永远是一个诗人、一种诗歌向前发展的内在的驱力”，穆旦的借鉴就可以理解为是对诗歌语言的一种“陌生化”的追求和努力。

其实，西方文化对穆旦的影响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至于他的诗歌中是否有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子也没有必要去争论不休，我们应该把穆旦的诗歌放在更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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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若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王家新：《穆旦与“去中国化”》，《诗探索》2006年第3辑

广的视野中去，不管是西方还是传统资源都只是穆旦诗歌艺术构成元素当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诗歌是丰富和复杂的，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尽量回到和还原他的丰富和复杂。

关于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也是研究者经常涉及的一个命题，自从王佐良提出穆旦“创造了一个上帝”，穆旦诗歌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就似乎已经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可是关于他诗歌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文化中的那个宗教式的上帝，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像《穆旦诗中不存在宗教意识》①的文章中就认为穆旦诗歌中的“救主”，“上帝”只是文字的，而非宗教的，是穆旦在接受西方文化在运用中的习惯体现，他只是一个代词。

②

我认为《穆旦与基督教文化》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还是比较深刻合理的，

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穆旦的诗歌。“总体来说，穆旦诗作不是安魂之作，而是忧世之作。穆旦诗作有社会现实的影子，而其作品的卓越不在于反映的社会现实有多广，而在于他以诗人的情怀开创出一个和社会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来源于现实，但并不是给人以终极安慰，而是衍生出更多的质疑与批判，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久已被遗忘的问题：历史理性能否保证个人生存的真实与自由，成为个体生命的意义之源，甚至成为信仰的对象？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变迁中，个体生存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冲动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世纪年代的战争环境使这种冲突变得空前尖锐正如穆旦在 《时感四首》中揭示出来的那样，人民历史和革命甚至变成了个体生命 必须去死 的绝对命令，只有在这个语境中，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的意义才能被充分揭示出来：从期待历史中的解放转向祈求神恩，否定历史之于个人生存的真实性，实际上是要求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和自由。”

除了上述提到的“非中国性”和宗教问题，关于穆旦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例如穆旦与鲁迅的继承关系，钱理群认为的“穆旦从鲁迅的血液里接受了作为新

③

文化本质的反叛性与异质性”。如关于穆旦诗歌艺术手法运用的研究，如《五月》

等诗歌中的结构性反讽的手法，《隐现》《森林之魅》将戏剧化手法引入诗歌的尝试等等。还有研究者采用新批评的“细读法”对穆旦某些诗歌的解读。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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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海：《穆旦诗歌中不存在宗教意识》，《文学评论》，2007年第7期 蒋永影：《穆旦与基督教文化》，《名作欣赏》2010年第2期 ③

钱理群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9页

成果表明了新时期关于穆旦的研究向深入和宽广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穆旦的形象塑造在逐步丰满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矛盾和复杂。

小 结

郑敏在评价穆旦的诗歌时说道穆旦是“一个抹去了‘诗’和‘生命’的界限的诗人”①，我认为这是对穆旦一生即其诗歌的最好阐释。的确，穆旦将自己在跟那个时代所感受到的所有痛苦和矛盾，惆怅和迷惘，感情的繁复与自己的语言纠结在一起，它的丰富的内涵仿佛要突破文字，而穆旦诗歌的语言是他强烈感情的化身。一直以来，穆旦都因为自己所谓的“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而遭到标榜或贬低，其实在我看来，评价一个诗人的诗歌创作的价值，不是看他的诗歌是否属于哪个“主义”，而是看他是否能将自己的真实感情和对外界的真实感受用一种仅属于自己的语言恰当的表现出来，并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传递给读者，从而引起情感的共鸣，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诗歌就是有价值的。就像王富仁在讨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时讲到“一个作家不切切实实地感受自己，感受这个自己生活的真实的世界，他怎么能感受到现实世界背后的象征世界？怎

②么会对它做出变形的表现？文学本身是不可模仿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穆旦的

诗歌要比李金发的诗歌更加具有魅力的重要原因。因此，穆旦的诗歌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因为透过他的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蓬勃的情感、丰富的痛苦和生命跳动的脉搏。

纵观穆旦研究的六十多年来，对穆旦的评价也是时而谷底，时而巅峰，我们如何客观的看待这样的现象，而穆旦在新诗历史上到底应该占据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多半原因是对穆旦诗歌的评论总是跟那个时代文学界所推崇的某一文学主张紧密相连，当然我想这也是自古以来文学批评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学术研究中以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信仰为价值准绳，虽能取得一时之效，却势必会造成某些盲点。”③近几年，穆旦被迅速的经典化，“它一方面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文学语境与穆旦的诗歌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默契，穆旦诗特有的西方化抒情方式，和内在的西方化文化语言，提示，印证了这个时代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中国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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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诗人与矛盾》，《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③

易彬：《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到20世纪末，以来，经过百年的历史，虽然也涌现出不计其数的诗人，也有不少的诗作，但是人们对新诗的合法性的质疑就从未间断过，一些新诗的维护者，研究者，为给新诗正名，便需要找到一位代表性诗人，而他们对多年来文学界所公认的“经典”又不满意，于是他们尽可能的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出发盘点新诗，寻找新诗的代表，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约而同的发现了穆旦，共同完成了穆旦的书写。”①我想这个关于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我们知道，文学作品和作家是否能被称为经典是需要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最近几年来，随着西方一系列“反现代化”思想的引入，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质疑和重估之声日渐高涨，穆旦所具有的现代性品质连同我们对他的阐释一起难道又要处于尴尬的地位吗？然而真实的穆旦只有一个，我们期待历史能够给穆旦最为公正的评价，这也许也是我们对诗人最大的尊重。

参考文献：

1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3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7月版。 4易彬：《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杜运燮：《怀穆旦》，《读书》，1981年08期。 6张桃洲《论穆旦的“新的抒情”与“中国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7 陈林《穆旦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8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9王学海：《穆旦诗歌中不存在宗教意识》，《文学评论》，2007年第7期。 10蒋永影：《穆旦与基督教文化》，《名作欣赏》2010年第2期。 11钱理群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 郑敏：《诗人与矛盾》，《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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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龙、纪海龙：《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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