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时的理财术

晚清颓势下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

的理财之术

陈 伟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常熟）

[摘 要] 晚清时期，政治腐败，作为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怎样处理平时事务，面对浩大的财政开支，他又是采取了什么措施，对晚清当时的形势又有何影响，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通过收集翁同龢上奏的奏折内容来具体研究。

[关键词] 财政收支 开源节流 投资 军饷 反腐

讲到翁同龢大家都不陌生，“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别署均斋、瓶笙，晚号松禅、瓶庐居士、井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常熟城区人。清咸丰六年（1856年），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授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其在军机时，值中法战争爆发，主张抗战并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保卫疆土。中日甲午战争时，又力主抵御外侮，反对李鸿章求和。后举荐康有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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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变法维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慈禧太后削职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归里后，隐居西门外鹁鸽峰墓庐。光绪三十年五月，卒于里第。宣统元年（1909年），吴中士大夫请为湔雪，由两江总督端方代奏，准开复原官，后追谥文恭。翁同龢出身世宦，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著名于时。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钞》、《翁文恭公日记》等。”这段出自方志里的文字对翁同龢人生经历做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尤其是对他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显然他的书法造诣在当时并不是虚名，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说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 ，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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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很多人赞叹翁的书法，这里不缀述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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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志》 《清史稿?翁同龢传》 《清稗类钞》

翁同龢晚年被削职，主要是因为帝党和后党之争，翁同龢作为帝党主要领袖可并无实权，最终斗争失败在所难免，但他自身也存在一定缺点，“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有关政治方面的不多说，接着简单谈一下同治、光绪年间的财政状况，当时正处于多事之秋，清政府内忧外患，对内镇压各地叛乱，对外屈膝求和，割地赔款，军费浩大，政治腐败日益，财政赤字越加增大，同时皇室高额的花费更是使财政雪上加霜，1895年，有人题联于京师城门：“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统治者不思悔改，慈禧仍大搞60寿辰，耗费巨资，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一窘困之下，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皇室开支方面做了一定整改，早在同治十三年七月他就上奏停止修圆明园工程，“现在西路军事孔亟，需饷浩繁，各省兵勇欠饷累累，时有哗变之虞，加以日本滋扰台湾，势甚猛悖，沿海各口均需设防，经费尚不知从何筹措。以户部而论，每月兵饷不敷支放，江苏四成洋税，已奏明停解，捐输、厘金，亦已搜索殆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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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翁同龢传》

诸臣，方以国帑不足为忧，而园工非一两千万莫办，当此中外空虚，又安得此巨款办此巨工乎？此势之不能不停止者也。”圆明园是清朝很著名的皇家园林，斥巨资建成，此后年年需维修，这项开支很大，现在军饷紧缺，战事又不断，税收也枯竭，值此情况下，修建圆明园工程不得不停止，这一举措很明智，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缓和饷银的急缺，将钱粮用于御侮防卫之上，户部也减轻了筹饷的压力。从一些小事中也能看出翁同龢很注意减少财政开支，当时主管祭祀事宜的太常寺里一些物品需要修理，首先要归纳整理，翁同龢就上奏说道：“分别坛庙各处，每处设立总册一本，将祭器等逐件编列字号，咨行臣部。??非特慎重度支，亦足修明祀典。”看出他做事很小心谨慎，为什么这么说？封建王朝很重视祭祀天地、先祖，因此太常寺祭祀用品必定很多，将每处祭祀用品编号，方便取用，另外又可以减少物品弄丢的情况，这样做恰恰节省开支，避免重复购入祭器，也可以方便祭祀典礼，可见为了减少开支，翁同龢煞费苦心。同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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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请停止园明园工作摺》 《太常寺咨修物件请循照旧章摺》

帝陵墓的休整费用他也必须考虑周全，“伏查臣部则例，两陵岁修之案，东陵不得逾九百两，西陵不得逾八百两。”翁同龢为啥规定休整皇帝陵墓的费用，很显然修建工程所用费用肯定超出了正常修建费用范围，个中人员存在中饱私囊的情况，将修理费用固定下来，以达到财尽其用。这些问题还算小，接下来就针对一些积弊来看看翁同龢怎么做的。光绪十二年五月，其在奏摺上谈到：“八旗库银一项，积弊日深，现就一年之中查出如许巨款，从前浮领之弊不问可知。今虽恳恩免其既往，尤必须严定考核，以杜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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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八旗军指在中央的禁军，这些禁军领取库银总存在多领的情况，而且不是一天两天，长期都这样做，相关官员也睁只眼闭只眼，采取放任态度，翁同龢对以往的不再追究，说实话，追究也追究不了，他自己也说积弊太深了，只是现在开始，既然我是户部尚书，我管钱，那就必须严格管制，该领多少是多少，不能有一丝偏差，以此来整顿禁军的风气，更何况现在不得不省着点，以备不时之需。内务府作为主管皇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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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修工程与案未符据实陈明摺》 《奏为各旗支领库银浮支情形处分摺》

务机构，其规模甚至比户部还大，下设“七司”、“二院”等，这样一个机构日常花销所需银两数目也是必须经户部周密商定之后才能得出一个数额。光绪十三年十二月，翁同龢上奏说道给内务府一年六十万两，这个数目不算小了，那这些钱从哪来，奏摺中说道，“拟拨两淮盐课银十二万两，浙盐课银五万两，广东盐课银五万两，湖北盐厘银五万两，福建茶税银五万两，淮安关常税银三万两，闽海关常税银十万两，九江关常税银十五万两，共银六十万两。??先将启程日期咨报臣部，仍限六月前解到一半，十二月初间扫数解清，不准稍有蒂欠。”由此可见内务府的钱财来源于多个省份的盐税、茶税和关税，每个省所出的税款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定制，户部肯定又花了很多心思制定这些额度，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每个省马上筹集税款很困难，所以分为两次征收。皇室结婚典礼开支很庞大，这又是不能避免的。光绪十四年三月，皇室人员间要办理大婚典礼，就是为光绪帝复选秀女，也就是选皇后，选妃嫔，军机处交代户部道：“户部去岁筹拨外用之款二百万两，著户部全数提拨来京，由礼仪处进。??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先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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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旨议复内务府需用银两摺》

拨二十万两，其馀八十万两陆续筹拨。”这下麻烦了，一下子要户部拿出两百万两，翁同龢犯愁了，去岁筹拨的二百万两还没筹齐，只好上奏说：“惟查各省之路途远近不同，匀拨之数目多寡不一，且内有现筹之款，恐不能同时一律解齐，拟俟各省陆续解到时，暂存部库，凑足四十万两交进一次，分为五次。续行筹拨之款一百万两，拟由库储六分扣平项下先行提拨银二十万两，其馀八十万两，容臣等尽力设拨，筹有库款，再行奏闻。”筹不了只能暂时拖延时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财政困难，筹款谈何容易。皇室腐败，奢侈，巨额开支拖垮了财政收支平衡，翁同龢再费劲心力节约皇室开支，最终还是达不到缓解财政的压力。即使如此，翁同龢忧国忧民，勤俭的做法仍值得敬佩的。

除了宫廷有巨大开支，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为此，户部不得不考虑一些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洋务派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在与外国商船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他上奏说必须通过官府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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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旨议复筹拨大婚典礼用款摺》 同上

营，才能有起色。翁同龢与李鸿章不和，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轮船招商局的境况，翁同龢也很开明了，毕竟都是为了国家大计。他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减税，“如华商附搭商局轮船运帽合茶出口，请照砖之例，每百斤减为出口正税六钱，并免复进口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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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让招商局增拨运粮，“本届招商局承运江、浙漕

粮，除每石修艌一钱五分照案永远停给，其应领水脚神福等项，准其循照向来招商局华轮之数支给，以示体恤。”一是筹措官款并延期归还官款，“所有招商局未还官本，除本年免于拨还，应自光绪十三年起分作五年缴清，每年只责令缴还十馀万两，商力亦不至竭蹶，所缴银两，即令提解部库，以备饷需。”通过拨官款，津贴漕运水脚，减免货税，轮船招商局有在一定程度上扭亏为盈，翁同龢功不可没。此外翁同龢于光绪十三年四月上书请办屯田，理由是“自兵务平定以来，俸禄未复，官已困矣；厘金未裁，商已困矣。京协各饷，定有考成，追呼急则农亦困；各处欠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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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旨复议轮船招商局事宜摺》 同上 同上

累千百万，积欠多则兵亦无不困。??为此时事艰难，臣等弥深焦灼，勉图补救，实之良谋，惟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切要务。”当时左宗棠收复了新疆，新疆经济急需发展，朝廷又要征税，因此必须在新疆实行屯田。通过一些有效措施，屯田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段决口，急需赈灾，八月三十日由军机处交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此次河南郑州黄河漫口，所有抢办河工及办理灾赈各事宜，需款甚巨，亟应预筹的款以济要需，著户部悉心酌核，妥议具奏。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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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翁同龢想出

了六条筹备河工赈需用款方法：“外省防营长夫拟概令裁撤”，淘汰一批冗官；“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等项及炮台各工拟令暂行停止”，暂时停止购买武器和修筑军事工事；“在京官员兵丁应领各项米折银两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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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兴办新疆屯田疏》 《遵旨议复河工拨款摺》 同上 同上

分别停止变通”，京畿腹地官员士兵俸禄暂时停发；“酌调附近河南省防军以节经费也”，用附近军队来赈灾；“各省盐商应令捐输请奖”，对捐款的盐商嘉奖；“当商、汇号应令分别交银”，银行出钱。此外翁同龢让各省解户部的款项改解河工工程，“将现行之海防事例应暂请停止。一切捐项，应由臣部银库上兑，并照初开海防事例办法，各直省藩库准其一律收捐，随时发给实收，分次造册，按月将副实收随册咨送臣部以凭核办。??现在河工需饷甚巨，不得不照海防例量为酌减，以广招徕。”赈灾每个省份都应出钱出力，因此每个省都应捐款，翁同龢想的很到位，“准令各直省收捐，固以济河工之用，亦以广急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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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旨议复河工拨款摺》 同上 同上 同上

《遵议各省解部的款改解河工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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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以弥补京饷之不足。”本来京饷停止发放而用于赈灾，等各省筹到钱之后再补上。此时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全力赈灾，修建防洪工程上，这样减少了损失，符合长远利益，但忽视发展海防，这是不可取的，海军衙门军费一直缺少，导致军事实力大打折扣。其实他也知道这样不好，但实在是出于无奈。“窃惟臣部所执掌者，军国之要需也；海军所规划者，筹边之要策也。臣部苟有馀财，必当力辅海军之不足；海军苟无急用，亦当深体臣部之为难。”接着翁同龢给出了具体原因，“今河工续估之奏未来，各省应解之饷已竭，而臣部之库款又如此之万分支绌，臣等辗转筹思，不得不将本年洋药厘金一款，专归臣部拨用。所有海军衙门诸岁拨一百万两之处，俟河工告竣，饷源稍裕，再由臣部奏拨应用。”虽然药厘不能作为海军衙门经费，但拨给南洋、北洋水师经费中有广东等省截留的款项，上年经过户部照数拨给了海军衙门，今年先由户部拨银六十五万两，即“闽海关银二十四万两，镇江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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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药厘一项未能提拨海军衙门经费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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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万两，九江关银十二万两，江汉、宜昌两关银六万两，芜湖关银三万两”，以供海军需要。由此看出在投资方面，翁同龢能善于发现一些能盈利或减少开支的工程项目，但主观上对军事部门的忽视，最终导致清政府逃脱不了割地赔款的命运。

晚清，军饷问题是困扰户部的一个棘手问题，解决好坏直接关系到清政府的存亡。光绪二年，左宗棠出兵准备收复新疆，急需军饷。翁同龢议定“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拨此巨款，户部压力也很大。拨用四成洋税二百万两如何解还户部，只能由户部自行筹拨归款。翁同龢强调西征协饷不得愆期，“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方解部之款，而部库病。”同时他指出西征协饷不能混入各省今年应解新饷数内，必须划清界限，以此来保证财政收入。翁同龢对左宗棠期望很高，在奏章中说道，现在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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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拨补海军衙门经费片》 《遵议左宗棠出关饷需摺》 《遵议左宗棠出关饷需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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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充足的军饷，希望能早日成功。左宗棠也确实不负众望，于光绪三年消灭了侵入新疆的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的军队，收复了新疆大部分地区，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刘长佑任云南总督时深感云南军饷紧缺，新旧欠饷甚为巨大，早在同治时期，为了清剿回民叛乱，云南欠饷就已很大，回匪平定后，兵乱又起，导致云南长期经济凋敝，陷于困境，于是上奏朝廷“于原协滇饷七省中无论新欠旧欠每月拨定饷银，大省或二万两，小省或一万两，即自奉旨之日为始，作为协滇新饷。”翁同龢等人商议，觉得此法不妥，而应该“按各省积欠之多寡，定每月协拨之数目，庶足以昭公允而免迟误。拟请自本年九月为始，令欠解一百数十万两之浙江、四川两省，每月各酌提银一万三千两；欠解四十馀万两之湖北省，每月酌提银六千两；欠解十馀万两之江苏、广东、湖南、江西四省，每月各酌提银二千两，计每月共解银四万两，即作为协滇新饷。”显然这个方法更科学，根据各省实际欠饷制定不同的筹款额，操作性更强。翁同龢估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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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议刘长佑等奏军饷支绌请饬拨协滇新饷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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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当地设局开捐，捐款比较踊跃的话，再加上协滇新饷，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款项。对解决云南长期欠饷问题极为有利。面对新疆整个局势，翁同龢极为忧虑，他于光绪十三年上奏说“窃维理财之要，在量入以为出。??我朝用兵之费，未有如今之多且久，财用窘乏，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军兴以来，近三十年，用财曷止万万，出款暗增，入款暗耗。臣等以部库关系根本，储积无多，实难轻予外拨。??协饷究出于民，今则民益困穷矣。”新疆近三十年来所需军饷巨大，主要有西征军饷，伊犁军饷，塔尔巴哈台兵饷，乌鲁木齐军饷。为此翁同龢向皇太后，皇上陈说三条措施：定额饷，定兵额，一事权。饷银，士兵数量都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所谓一事权，就是淘汰一部分冗官，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样做在处理饷银，筹集军饷问题上更有利，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翁同龢提出的这三点意见在他筹集军饷的做法中多有体现，应该说是比较合适的。在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下，这样做无疑缓解了收支差距。光绪十四年，陕甘总督谭钟麟上奏请求催促四川、江西欠饷以济新疆遣撤勇丁之费，“新疆抚臣旧欠勇饷，请拨部款，以资裁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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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新疆全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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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改营为旗。”翁同龢马上采取措施，“现据陕甘总督奏催迅速补解，相应请旨饬下四川总督、江西巡抚，严饬各该藩司，将丁亥年（1887）应行带解甘肃新饷，务于本年三月以前赶紧如数筹拨，戊子年（1888）应行带解之款，一并提前照数解清，毋得任意宕延，致干参处。”新疆要裁掉老兵，定兵额，急需用钱，而四川、江西欠饷一直不到，作为陕甘总督也是万分焦急，户部根据实情，让两省分两批送饷，不得拖延。所谓的甘肃新饷，指的是甘肃关内外各军饷银，合旗、绿、勇营，每年共指拨银四百八十万两。这笔款项具体是由多个省份摊派的，分别是：山西省银八十四万两，河东道银五十二万两，河南省银六十一万两，陕西省银二十万两，湖北省银三十三万两，湖南省银三十六万两，四川省银九十八万两，闽海关银二十万两。翁同龢面对这笔较大款项提出分三次解清，“请旨饬下两江、湖广、四川、闽浙各总督，福州将军，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各巡抚，转饬各藩、运、司、道、监督等一体遵照，截至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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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议谭钟麟奏请饬催四川江西欠饷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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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十二月底止，务须赶解三成，以便来春接续供支，截至光绪十五年四月底止再解三成，下馀四成统限光绪十五年九月月底止扫数解清。”这样各省分工，视各省实际情况来筹拨甘肃新饷并分三拨拨给，筹集起来阻力较小，还是很合理的。晚清对内对外打仗输多赢少，军队战斗力不强，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军饷严重缺乏，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翁同龢采取的主要措施可以说是拆东墙补西墙，又或者是将预算先填上，到20世纪初清政府财政收入也被列强控制走下坡路是无法挽回了的。

腐败是历来每个朝代都屡禁不止的一大问题，清政府也不例外，晚清官员腐败是清政府灭亡的毒瘤。云南报销案当时闹得很大。事情经过简要谈一下，云南报销案发生于晚清光绪八年，当时御史陈启泰、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先后上奏弹劾有军机大臣受贿。光绪五年，清廷平定了云南叛乱，等到光绪八年，云南巡抚杜瑞联进行报销军费，派遣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前往北京与太常寺卿周瑞清、王文韶和景廉打通关节，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开价十三万两，这时慈禧太后任工部右侍郎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孙家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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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拨甘肃新饷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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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阎敬铭这个人清廉正直，最后用八万多两了结这项军费报销。当年六月，御史陈启泰弹劾周瑞清受贿，朝廷马上派刑部尚书麟书、潘祖荫详细查清此事，八月二十四日，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又奏称云南报销案，“户部索贿八万两”，后来王文韶、李鸿藻承认的确接受过“炭敬”。惇亲王奕誴主张严查“炭敬”、“节敬”、“別敬”、“赠敬”等变相贿赂，邓承修、张佩纶、盛昱等接连上奏表示支持奕誴，但翁同龢等表示反对，因为实在是涉及很广，严查的话事情就没完没了了，最后，慈禧太后决定对此事不再追究，仅将王文韶、景廉、奎润、董恂降二级调用，孙家穆与周瑞清等人革职、赔偿赃款。这里把涉及云南报销案的主要官员处罚情况作一陈述：

此案已革户部云南主事孙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洁己奉公，乃因核办该省报销，得受赃银七千两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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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翁同龢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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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

已革员外郎福祉，于贿办报销一节，先不知情，事后分用津贴银四千两??

已革知府潘英章，听从崔尊彝来京贿办报销，明知崔尊彝侵用公款，辄向借银一千七百馀两??

已革主事龙继栋，听从周瑞清说合过付，罪应拟以满徒，事后得受酬谢银二百两??

已革御史李郁华，虽未同办报销，惟身任风宪，辄向各处探问报销诸事，致人疑畏，又甘为代买物件，因得剩馀银四百两??

户部书吏褚世亨、张瀛、吴庆林，工部书吏张兆鸿，承办报销各分受银二千两，??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崔尊彝贿办报销并侵用公顷二万三千二百十五两二钱六分，虽经据报病故，仍应请旨革职，侵用之银著该原籍督抚于伊家属名下著追??

该案牵连太广，如果一味追查下去，根本结不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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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云南报销案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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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晚清时期官员受些小贿是再正常不过了，官场之道本来就很复杂，这样处理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官污吏，起到了警示作用，显然处罚比较人性化，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在腐败日益猖獗情况下，不严整官员作风是不行的。翁同龢身处晚清危亡时局，对征收钱粮的积弊有很清醒的认识，“赋税方额之多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夫所侵蚀，钱粮积弊日累月深，约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报荒不实，一曰报灾不确，一曰担完作欠，一曰征存不解，一曰交代宕延。”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五个解决办法：⑴荒地逐年考核，分别劝惩；⑵灾区免缓银粮数目，初报必须声明；⑶官报民欠，必与民间核对；⑷征存未解名目，宜严行禁止；⑸交代宜遵限办结。五者之外复有当税一项，断无商欠之理。这些想法固然很好，能惩治贪官污吏，但很难实行，战乱时期，清政府想方设法搜刮民财，官员也趁火打劫，积弊很深，一时根本解决不了。翁同龢尽力了。此外，洋药厘金也是被长期贪污的款项，“洋药厘金一项，各关久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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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剔官吏经征钱粮积弊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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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薮，盖因向无考校，遂多匿报分肥，此三十年来通弊也。??声明与税关收数层层核对，如厘数与税数大相悬殊，户部即从严奏参，并令按照洋关结数报止日期，依限造报。”洋药厘金是晚清财政收入的一笔重要收入，但政策上没有制定考核校对的措施，这就助长了贪污腐败，翁同龢在处理这种情况时也只能是严查核对，按时上报。光绪十七年，山西巡抚刚毅上奏想增加厘金提成公费，简言之就是想提高税收，但这一想法是遭到翁同龢拒绝的。“今该抚奏称部议公费不敷支销，复以实用实销不过二成为请。臣等悉心酌核，此项公费有不可再议加增者。??前次部议加提公费摺内，议及收数在十七万两左右止准提用一成者，原以明示限制，俾无流弊。??前因该省厘捐收数数日有起色，议增公费，若整顿以后，复虑及将来收数短绌，预请照多收之数加提公费，臣部实碍难议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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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增加公费，除了上述说的考虑以后可能厘金收

数少了，对征收造成困难，我觉得还有以下几点因素，增加公费这是大事，如果山西加了，那别的地方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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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旨复查津海关道参案无从更正摺》

《遵旨复议山西巡抚请旨增加厘金提成公费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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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加，这样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此外增加的话，对人民来说负担更重，在国势衰颓下，会激化矛盾；更重要的是为了一定程度上减少官员腐败，公费增加容易造成官员腐化堕落；当然出于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地方上公费也不太会增加的。光绪十八年，针对国库空虚，翁同龢上奏催促各省提解洋药厘金交到户部。“拟先将四成洋税一百二十三万两提归正项，以备开放月饷之需；此外可以提用者，尚有加征洋药厘金一项。查洋药厘金原系上年臣部奏准专归部库，留为弥补库储之用。今查此款自上年正月开办起至十一月第一百九结止，除各省留支及海防拨用外，尚馀剩银十百万两上下，拟飞催各省尽数提解部库，以备度支。”真的是煞费苦心。晚清朝廷也不是说穷的叮当响，只是很多时候把钱花到什么地方，怎么用，用多少，这些没做好，当个管钱的官员实在不好当，翁同龢也不例外，肩扛很多压力，不管做的怎样，尽力了就好。

说了这么多，本人对翁同龢是深深敬佩的，可能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户部尚书，没有太大功绩，一些改良措施并没有贯彻下去；但他在任上做的一些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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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飞催各省尽数提解加征洋药厘金交部库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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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各种办法增加财政收入，认真负责谨慎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清政府衰败冥冥之中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翁同龢想力挽狂澜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最后的隐居生活，或许是他对现实倍感疲倦，或许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这些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曾经很努力了。再次向这位伟人致敬！

参考文献

[1]《常熟市志》.常熟

[2]《清史稿》.赵尔巽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清稗类钞》.徐珂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 [4]《翁同龢集》.谢俊美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5]《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郭以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6]《翁同龢日记》.翁同龢著.上海.中西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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