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符是一种古代信物,传说是周朝军事家姜 - 北京

汉代虎符

北京师范大学文博馆藏，汉代，长5.5厘米，符为铜质，作卧虎状。巨目、大耳、龇牙、四腿曲卧、长尾上卷，通体纹饰为凸雕和阴刻。背脊阴刻文字，器背面有榫头，为虎符的一半，体形虽小，但制作精美，镂雕生动，造型雄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虎符”是一种古代信物，传说是周朝军事家姜子牙发明的，是我国古代君主或皇帝授予臣属兵权后调动军队的凭信物，多以青铜铸造，加之我国古代对虎的形象十分崇拜，故其状多呈虎形，所以称“虎符”，也称“兵符”。战国时，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虎符的作用。相传魏安厘王二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侵赵，形势危急，赵国平原君的夫人（信陵君之姐）亲自突围到魏国求援。魏王的异母弟信陵君认为赵魏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因此，他固请魏王发兵救赵。暴戾狭隘自私的魏王执意不肯，反劝赵降秦。信陵君亲率三千门下客，前往救援。侯瀛建议窃取魏王虎符，凭虎符调用老将晋鄙统率的十万魏兵。魏王的如姬夫人素来佩服信陵君“宽厚爱人”的品质和“合纵抗秦”的政治主张，也感念他替她报了杀父之仇，因此冒死盗符。信陵君佩符至晋鄙军中，晋鄙怀疑，力士朱亥杀之，信陵君统兵八万解赵之围。后来郭沫若取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于1942年创作五幕话剧《虎符》，1943年首演，使得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此外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中，曹操因赤壁之战兵败北退，诸葛亮

则趁南郡空虚，命勇将赵云夺城成功，并且俘获守将陈矫，取得虎符，然后以此虎符诈调荆州守军出救南郡，趁势又由张飞袭取了荆州，接着再用同样的方法调出襄阳守军，乘机由关羽袭取了襄阳。诸葛亮仅凭一个小小的虎符，便将曹兵调开，兵不血刃就夺取了三处城池，而耗费许多钱粮、兵马的东吴周瑜却一无所获，如何不生气？由此也可见当时虎符作用之大。

虎符作为古代传达命令或征调部队的凭证，一般由左右两半组成，各自的铭文完全相同，平时其右半由中央保存，左半则发给统领军队的将领。调动军队时，由君主或皇帝派出的使臣将符相合，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伪，方能调兵。每只兵符上都有编数，编数的多寡不仅体现着兵符的用途，而且控制着军事行动的规模、范围和权限。通常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调兵谴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才能生效。

目前发现有铭文战国虎符都是秦国的，共三件：新郪虎符、杜虎符、阳陵虎符。秦杜虎符是1973年在西安郊区山门口公社发现的，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高4.4厘米，长9.5厘米，厚0.7厘米，背面有槽，颈有一小孔，虎作走动形，尾端卷曲。错金铭文九行、四十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铭文最后一句，其大意是：如果军情紧急。不必等会符，可以举烽火报讯，立即行动。新郪虎符，现为法国巴黎私人所收藏，铭文“甲兵之符，右才（在）

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据王国维考证“此符当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间物也”。阳陵虎符，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约十公分，为一头伏在地面四肢收缩的老虎，尾巴向上卷起，头向前伸，神态逼真。虎身上有错金铭文，文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其字体属篆之一种，称为“符刻”，为“秦书八体”之一。三个虎符的铭文大致相同，有一点不同，令人注意。新郪虎符，铭文称“右在王”，秦杜虎符称“右在君”，而秦阳陵虎符则称“右在皇帝”，这说明这三个虎符出于秦的三个不同年代。秦国的国君先是称王，这说明新郪虎符是在秦初制作；秦国只有惠文君一人称君，所以，杜虎符是在惠文君在位时制作的；秦始皇开始称皇帝，故阳陵虎符是秦始皇以后制作的。此三虎符也基本上反映了秦代虎符的概况，即秦虎符只有县一级虎符，没有郡级虎符。

汉承秦制，汉代发兵的第一信物也是虎符。西汉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统兵权属于地方，但调兵权始终握在人主手里，而且西汉大部分时期是以虎符调兵。《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同样的记载又见《史记·孝文本纪》卷10及《后汉书·杜诗传》的李贤注等文献。可见，说汉代以虎符发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史书中能找到大量以虎符发兵的例子。《史记》卷10《孝文本纪》

司马贞《索隐》引卫宏《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后汉书》卷31《杜诗传》：“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卫宏与杜诗都将“发兵”与“征调”区别开来。“发兵”就是指军队调动，这是没有问题的。

从目前存世的汉代虎符看，秦汉虎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秦虎符主要是县一级，而汉代主要是郡（侯）一级虎符，说明汉代统兵权在太守，而非县级长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藏有“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一枚，长7.9厘米，2.5厘米，虎作伏状，平头，翘尾，左右颈肋间，各镌篆书两行，文字相同，曰“与堂阳侯为虎符，第一”。 其他传世西汉虎符有鲁王虎符、安国侯虎符、临袁侯虎符、张掖太守虎符、桂阳太守虎符、齐郡太守虎符、常山郡虎符等。估计西汉初年行用虎符者，主要是侯、王一级官吏，汉文帝之后则主要是各太守行用。如《文博》1990年第6期发表的齐郡虎符，铭文是：“与齐郡太守为虎符，右二 齐郡、右二”。

汉代发兵使用虎符作为信物，并形成一套严格的使用方式及管理制度。汉代虎符都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景帝时，

弓高侯弹劾胶西王的主要罪状就是“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胶西王被迫自杀。《汉书·吴王刘濞传》将军曰：“王苟以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

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法律，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晋书》卷21《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顗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

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安欲发王国兵反，“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这是没有虎符与诏书授权情况下的发兵之举，虽未成，但从反面说明王国发兵必须有相、内史、中尉同时参与。在情况并不很紧急的情况下，无虎符而动用军队是算作“乏军兴罪”的，《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颜师古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而乏军兴通常是处死罪，严重的还要收妻子、于女为官奴婢或刑徒。但汉代还是有不少擅自发兵的事例，如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齐王发本国兵及琅邪国兵，以图诛诸吕；景帝时吴楚七国擅发兵造反；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以节擅发西域诸国兵击莎车。这些“擅发”的成功，说明汉王朝虽有严刑峻法惩治擅发之举，却没有有力措施防范擅发之举于未然。

西汉末期的王莽时候，虎符发兵之制还严格地实行着。《汉书·王莽传》：“哀帝崩……（太皇太后）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资治通鉴》卷38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记：“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翼平连率（相当于西汉太守）田况发民年十八以上四

万人，予以库兵，王莽下书让之曰：“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其罪乏兴。”次年，王莽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绿林、下江、新市兵，严尤谓陈茂曰：“遣将而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从严尤的话中，不难看出，新莽一朝，即使是战争时期，没有兵符也不能擅自发兵。目前所见传世新莽虎符有河平郡虎符、压戎郡虎符、广有郡虎符等，如河平郡虎符铭文“河平郡，左二”，“河平郡”即西汉平原郡，王莽时改名。

在历史上，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以及尊卑也有很多较大的变化。从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骑缝刻铭以右为尊。自晋代起，虎符形态作昂首凸胸，通体饰虎皮纹，铭文改用凿款，有的还将铭文凿在胸或符阴。隋朝时改为麟符。到了唐代，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黄铜做鱼形兵符，称为“鱼符”。武则天当朝后一度改为“龟符”，中宗年间又恢复为鱼符。鱼符也分左右两半，鱼首置孔，可系戴。符阴上端刻一“同”字，中缝处刻有“合同”两字，分开后，每半边符上只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缝盖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合同”一词由此而来。唐代除用作调兵所用兵符外，五品以上官员都随身佩戴鱼符。质地有金、银、铜3种，按职位高低佩戴。此外，还有通行宫门、城门的通行符等。

南宋时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用铜牌代虎符的作法以西夏国最为典型。《宋史·夏国传》说元昊“发兵，

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带银牌传递敕命的使者称“银牌天使”或“带牌天使”，很受尊重。但这种银牌的实例无存。出土和传世的20余枚西夏符牌都是铜牌，包括敕走马牌、防守牌和宿卫牌3类，用以证明持牌者身分和所负使命的金属牌，上有西夏文铭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就藏有一面西夏的敕马燃亮铜牌，通长18．7厘米，牌面直径14．8厘米。圆形，为上下两部分插合而成。上部内刻双钩楷书西夏文“敕马燃亮”4字，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此铭记即当时通用的汉文名称“敕走马牌”的意译；下部内刻4组如意云纹，沿刻有两道弦纹，其下部边沿有错银“编”字。此牌为传递紧急敕命时用的信牌。总之，铜虎符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因它有认符不认人的缺点，故有其弊害，所以，在宋代使用了一阵子虎符、豹符之后，以牌代替了兵符，终于演完了“以令诸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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