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

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

数理经济模型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何祚庥 庆承瑞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重大失误是未能与时俱进地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引入可计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个重大失误是未能科学地评价效用概念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当然也未能将使用价值量的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第三个重大失误是故步自封，不求进步，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长期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有严重分歧，特别是价值理念上有严重分歧，但是它们能够取长补短，走向统一。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有限需求论、科技进步论和交易成本论，可以统一在一个讨论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关系的供需均衡模型之中。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统一与融合

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建设，必须走科学创新之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市场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也必须走科学创新之路

a)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正走出一条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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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路”的探索，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所以，正在探索和研究中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走出一条真正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和理论的新路。抱残守缺，固守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里的文本，包括一切论点、结论，甚而连术语、文字、词句，而不知任何创新、改变和发展，必将走向“封闭僵化”的老路。照搬照抄，盲目追随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丧失任何警觉、警惕，必将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我们也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创造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c)科学创新之路何在？首先必须科学地有批判地评价前人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以边际效用学说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理论的得失成败。

二、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价值理念上有严重分歧，能否取长补短，走向统一？

a)政治经济学要回答两大问题：1）社会公平；2）发展效率。这是所有经济学的共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公平”的回答是，劳动，也就是“社会简单平均必要劳动”或“社会简单平均必要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是衡量“公平”问题的唯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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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量唯一地决定于劳动量。价值不包含除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任何一个原子”。（《资本论》，第1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劳动价值论的最大优点是为社会公平给出一个最为公平合理的衡量的尺度。时间是对每个人最公平的测量的单位，每个人每天都同等地共有24小时的时间。社会生活中，有多少不合理地占有别人劳动，有多少剥削量，这成为阶级社会中划分阶级的基础。有了劳动，有了这一公平而合理的“秤”，就能有效地秤量何谓剥削，其剥削量以及剥削的份额是多少。

b)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忽视“发展效率”问题。而 是认为：1）凝聚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劳动产生某种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力的效率的变化而变化。2）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就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并不因此而改变。3）最为重要的结论是：从全社会总量来看，无论劳动生产率怎样变化，只要全社会所投入的社会劳动总量不变，所形成的社会价值总量也是不变。或者说，劳动创造的价值守恒。价值守恒定律有一个物理学的依据，“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耗费”（《资本论》，第1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的能量必定守恒。劳动生产率将影响到使用价值。单位劳动所产生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里，却有一个未明确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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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社会所产生的使用价值总量，也就是社会物质财富总量是否即等于各类各种商品使用价值量的总和？人们是否也能定义一个用社会简单平均必要劳动为衡量“尺度”的，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又怎样观测或计算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c)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缺失是几乎是完全回避了有关社会公平的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回答是：作为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只回答效率问题，被称为实证经济学。而社会公平问题却要由规范经济学来回答。萨缪尔森就明确说，“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尽最大的努力使实证的科学与规范的判断相分离”。（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第345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由于这类问题涉及到伦理、价值而非事实本身，其答案也就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它们只能靠政治辩论和决策来解决”。（《经济学》，第18版，第7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性和规范性问题，……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经济学》，第18版，第33～34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

d)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仅着重探讨“效率”问题。不探讨或有意回避价值的“本源”，以及衡量价值的“尺度”问题。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只着重于讨论“效用”，着重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甚而仅着重于近期市场上“效用”的变化，又称为“边际效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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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新古典经主义济学在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问题时，确实取得不少成就。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理论，即是规律的总结和概括。那么，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也应借鉴和吸收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念、概念、论据、证明、方法……等涉及效率问题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的内容？

e)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只讨论“效率”，很少涉及“公平”；而因此，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出现的与公平相关的重大经济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就将这类经济学的研究称为庸俗经济学。往往只从“现象”学的观点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忽视对隐藏在基本理念后的“本质”的探讨。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存在无偿占他人劳动的剥削？不少经济学者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掩盖这种不合理现象；典型的事例是贯串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三位一体”学说。

f)但我们也要看到的是，在当代中国某些思想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群，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固守恩格斯在19世纪所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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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中，没有明确回答不同花色品种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有可加性”。其实，这完全可以用这里新建议的理论公式来回答。因为这里新引进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是无量纲量，而价值量是有量纲量，已由劳动创造的价值守恒定律证明价值量具有可加性。无量纲量乘了有量纲值后的使用价值当然可以有相加性！

仍有一些朋友们不同意这里所提建议，因为从他们看来，所谓使用价值，即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里的“效用”。而效用属主观范畴，充满任意性。因而何祚庥等人所建议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其实是充满着主观性和任意性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

这就涉及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学习和应用劳动价值论时所产生的重大缺失之二，没有或较少对价值理论的另一侧面，使用价值的“质”和“量”的理念进行深入的分析；当然也就未能科学地评价流行于西方经济学里的“效用”学说。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和探讨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缺失之二，——未能科学地有分析地评价“效用”概念的合理性、科学性，当然也未能将使用价值‘量’的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

a)在当代中国，有不少政治经济学学者均竭力批评流行于西方的效用价值论。在丁堡骏在一本《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小册子中说，“以萨伊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英法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价值论上攻击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生产费用论、供求论和效用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第2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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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然而，丁堡骏教授所痛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引入的“效用”的概念，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的使用价值。在中国以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均有不少人认同使用价值，即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论述中，也有多次讲过“使用价值即效用”的意思。请看下面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或《全集》中一些字句。

在《资本论》的第1卷，就有两处文字认为使用价值和效用是相同的意思。在《资本论》第1卷就有如下字句，“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资本论，第1卷，第22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在第11章中，又写下“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资本论》第1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在《资本论》的第2卷的第10章，更有“不管它们的……使用价值如何，不管它们的效用如何”的字句。（《资本论》，第2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在《资本论》的第3卷，第38章。又说，“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资本论》第3卷，第72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在《资本论》的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的第1卷，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的著作中，还有如下的词句，“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不在于某种具体劳动的效用”。（《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147页，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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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75年）在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片断”，讨论‘商品’的第1章中，还写过“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的词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8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c)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的解读里，竟然主张要用“社会效用大小”作为衡量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尺度”。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里说，“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55～1985年）更有意思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它必须按照……各种消费品的效用……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又在同页的下面，对“著名的‘价值’”的注解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但不幸的是，在近代中国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却将效用和边际效用等有关概念，视为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的，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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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对立面！丁堡骏教授等人对“效用论”的尖锐指责、攻击，实在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意思相差太远、太远！

d)然而，在中国既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群中，也不乏头脑清醒人士！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研究的樊纲教授，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以及他所撰写的其它系列文章中，就明确提出，“效用”，即“抽象使用价值”。（参见《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第187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严历批评樊纲教授提出的‘抽象使用价值’概念的代表人之一，也是丁堡骏教授。他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当代现实》中严历批评“某些中国学者所美化的‘抽象使用价值’，却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为依据，纯系边际效用价值论者主观杜撰”！（参见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现实》，第11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丁堡骏还批评这种“抽象”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观思维的产物”，是一种“离不开不同消费者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主观评价”。而“因此，无法形成客观的、抽象的使用价值”。断言这种抽象，“对使用价值或效用进行抽象毫无经济学意义。”（参见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现实》，第17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f)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看，这一批评大错特错！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所谓客观世界，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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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着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哲学上的主观唯心论仅仅是说，凡是某种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理论、观点、学说，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并不是所有研究人们的精神活动，研究人们的大脑所产生的主观现象、主观思维，就必然走向主观唯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巨著中，有一段说得极为深刻的话。“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里，指出物质运动有5种基本运动形式。其最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大脑的思惟运动。

当然，精神现象的主观性的确会带来个人喜好不同的随意性。但是不同个体所感受的“效用”的随意性，并不会导致某一社会群体所感受的社会 “效用”的统计平均值也是主观的和随意的。每个个人会按照自己的感受、意愿，会对“效用”做出不同的评价，包括正面的评价和反面的甚而是扭曲了的评价。但亿万人群在一定时期内对“效用”的评价，包括对商品的价格和需求是及其相互关系的评价，却完全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完全可认识的，可统计的，甚而是可检验的。所以，“效用”，或“抽象使用价值”，也完全是可认识的，可统计的，可检验的某种客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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