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大杀手之“辣手书生”陈恭澍

军统三大杀手之辣手书生陈恭澍

在军统的历史中，陈恭澍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件行动案件，而陈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抗日战争史的大案。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陈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 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 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不象沈醉，先搞情报，后来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做公开工作，还兼着军统很多培训班的教官， 好多学员都是经他的手招进来的，特别是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执掌后勤大权，谁都要求他办事，所以沈醉认识的人特别多，知道的事也多，别人也都认识 沈醉。一写回忆录，就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陈恭澍认识的人也不太多，后来到了台湾，经常来往的也就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比如王天木、毛万里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几次比较大的聚会，陈恭澍参与的不多。

这一点，从他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

陈恭澍，1910年生，原籍河北宁河，从小随兄嫂在北京生活。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才15岁，刚刚初中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当年的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最初进入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后因升学考试未过关，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编入第一学生大队第二中队。

按：戴笠听了毛人凤的“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以后，到广州投考军校六期，已是1926年，这时戴已经30岁了。而且戴笠因为连中学都没念完，文化课考试差得很多，结果没考上。

本来身上就没钱，结果这下弄到连旅店都没钱住了，几乎被人轰出去。正在戴笠尴尬的时候，同旅 店的两个青年人看这人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很是替他不平。于是这二人替戴笠出了房钱，还请他吃饭，席间一聊，原来这俩人都是刚刚考入军校六期的同学，他们 告诉戴笠“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在即，过几天还要补录一批，不要着急。

在补录中，戴笠顺利地进入军校六期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至于那两个六期同学，后来都成了戴笠的忠实部属：一个叫徐亮，“十人团”之一，“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另一个是王

孔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毛人凤刚参加特务处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陈恭澍是1926年3月在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27年8月，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因此军校五期学员在南京举行了毕业典礼。

按：北伐这段历史，如果不去看专门的历史书，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中极为简 略，除了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以外，只讲到“4.12”、接着就是“7.15”、“马日”了；然后视角就完全转到我们这边，南昌起义、“八七会议”、 接着就是“秋收起义”、井冈山，一下好几年过去了。等再回去讲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中原大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结局。

在这里用几个重要的节点来提示一下北伐的过程、结局： 1925年7月，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8月25日，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

以后，还有个“二次北伐”，后面再讲。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史称“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胜利。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1928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一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到此结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

完成了全国统一。

毕业以后，陈恭澍回到河北，境况很不如意，于是找了几个同学，一起回到了南京。

按：早期入学的军校学生，多数都被编入了北伐军，在北伐中，许多军校学生因部队被打散，流落在南京等地，没有着落。这个时候，又是蒋校长想起了他们，于是他在南京黄埔军校内专设毕业生调查处，联系、登记这些流落各地的军校学生。总其事的，就是军校一期生黄雍。

按：黄雍，1900年生，湖南平江人。

黄雍的经历很丰富，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搞过农运、搞过武装暴 动、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后因对立三主义不满脱党、又加入谭平山的“第三党”。1931年担任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军委会中将。1940年退役，在 解放战争中，黄曾掩护过我地下电台。解放以后，黄任全国政协委员。

黄雍是军校一期六大队的，这个队出了四个有名的将军，都是湖南人：陈明仁、左权，都是醴陵人；刘戡，桃源人；再加上平江人黄雍。

如果说戴笠是“军统之父”的话，那么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并不为过，很多军校学生都是经黄雍介绍参加特务处的。所以，尽管黄雍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但他却是“军统”的“十人团”之一，每年的“四一”大会。戴笠都要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隆重地推介给大家。

1932年，陈恭澍经黄雍、张炎元介绍，认识了戴笠，并进入“洪

公祠特训班”受训。

按：张炎元，1904年生，字炳华，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张炎元也是“十人团”成员，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系1955年由保密局改组）局长，所以很多军统的老人后来都尊称他为张炳华或“炳华先生”。

所以陈恭澍加入特务处的起点很高啊，两个介绍人都是“十人团”成员，本人又是军校五期生，可谓根正苗红，又年轻，1932年时才22岁，很受戴笠器重。

从“洪公祠”一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陈恭澍，居然一步登天，被派往北平站担任站长。

前面说了，张敬尧案，陈恭澍一炮而红，但实际是王天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陈恭澍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陈恭澍真正独立做的行动案子，要从“吉鸿昌案”算起。 ★ 吉鸿昌案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很小即到冯玉祥手下当兵。1929年，34岁的吉鸿昌就当上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主任委员。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蒋介石，遂通过特务处下达了“制裁令”。

任务交给了天津站，当时王天木因“箱尸”被关押，主持站务的，

是站长王子襄，考虑到王毫无特工经验，戴笠特命陈恭澍牵头办理此案。

在此案过程中，王子襄离奇身亡。于是，24岁的陈恭澍一手托两家，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陈恭澍面临着与当初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找到吉鸿昌。

在上一案中，当时有老大哥王天木罩着，这回麻烦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着陈恭澍，等着他拿主意。

所以别以为领导好当，多那几块钱工资不是白拿的。

不过人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们看军统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凤等少数几个人岁数稍微大一点，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像文强，1907年生人，1928年，21岁的文强，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了；

陈恭澍是1910年生人，22岁当北平站站长；

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当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才24岁，28岁当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成为军统最年轻的将军。

都是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不象现在，四十郎当了还被人看作小字辈。

所以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时候，总是显得好象人才辈出，最典型的，一个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再就是从1851年，以太平天国兴起为标志，到1949年这100年了，真是星汉灿烂。原因无他，不过是

变幻莫测的时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脱颖而出的舞台而已。

这时，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经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长直接跑龙套、站柜台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自然非白世维莫属，成员有张逢义、王文翰等人，

张逢义，军校七期，与白世维、杨英、戚南谱都是同期的同学，后面在“河内刺汪”案中还会出现。

王文翰，通常称其为王文，河北宝坻人，对天津的情况比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马河图的，后来跟着王天木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还成立了“情报组”，组长叫吕一民，是王文的表哥。

这几个人成为了陈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过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的路子，陈恭澍物色到了两位老军头，一个叫郑恩普，河南人，当过军长；另一个叫傅丹墀，河北人，曾当过“襄樊镇守使”（北洋时期的一个官职）。

据吕一民介绍，这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吉鸿昌，可以考虑通过他们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他们觉得吉鸿昌是抗日英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这样的人，还要搞掉他。

听了吕一民的话，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与这“一正一副”的两位老前辈谈一次，进行一下“洗脑 教育”。他没敢说自己是干嘛的，怕一说“特务处”的名号，引起对方的反感。而是以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与郑、傅二人见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鸿昌“反 叛中央”的

种种，狠狠地灌输、游说了一番。

看来陈恭澍这一点很像戴老板，也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几个回合下来，年纪轻轻的陈恭澍，居然把两个“一正一副”说动——不但要帮忙，而且直接要求参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们的团体”。

你说这事闹的！这一下陈恭澍还不敢做主了，只好请示南京特务处本部。

不久，戴笠亲自回电批复：同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务处；同时，考虑到郑、傅两人都是老军人、直肠子，怕他们看不得特务们偷鸡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为了避免“行动”、“情报”等等字眼刺激这两个“老前辈”，决定以天津站“军事组”的名义，安排这两个人。

戴笠心思缜密，托人办事，往往为对方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从很小就走上社会，天天过的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在社会最底层悟出来的为人之道，自然与陈恭澍、文强、沈醉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其体会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个高小生的出身，最终建立一个“拥兵十万”的特工王国，靠的是他从“社会大学”中学到的东西，从这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

要说陈恭澍还真是找对了人，吉鸿昌居然自己找到了郑、傅二人，约他们见面，时间是第二天即1934年11月9日下午三点，地点在位于法租界的交通旅馆437房间。

陈恭澍当即召集王文、吕一民以及天津站的庶务吴萍会商，确定由王文担当射手的任务；吴萍是天津当地人，负责侦察及掩护；吕一

民带着他手下的女情报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二人的联系。

当天，他们就来到交通旅馆，以叫姑娘的名义，开了一间房。 按：笔者查了一下，现在天津的劝业场似乎就在当年的法租界，那么交通饭店应该也在这附近，这是当年天津著名的“红灯区”。现在天津还有很多老建筑，不知交通旅馆是否保留下来。

次日，王文、吴萍找到陈恭澍，说已经查看了位于五层的437房间，感觉不象有人的样子。陈恭澍认为郑、傅的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

接着，陈恭澍又找到吕一民，说觉得人手可能不够，问他手里还有没有合适的人。吕一民说没人了，就是杨玉珊有个弟弟叫陈国瑞，一直要求参加“团体”，但觉得这人傻大黑粗，看上去似乎脑筋不大够用，就一直没答应。

陈恭澍说可以，让他跑跑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一下，如果还行就吸收进来，身体好，正是块搞行动的料子。

布置停当，陈恭澍赶到交通旅馆附近、事先已经看好的一个咖啡厅，会齐了在此待命的王文、吴萍。二人说437房间仍然没有动静，陈恭澍其实心里也没底，但表面上还很冷静，令二人马上回现场，随时准备动手。

三点了，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预料中的混乱场面出现，陈恭澍知道坏了。可又不能自己跑去看，又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供联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快三点半，吴萍来了，说那屋始终就没来过人——怪了，就是吉

鸿昌不来，“一正一副”也得来啊，是他们彼此约的见面啊。

正在摸不着头脑，负责与郑、傅二人联系的吕一民、杨玉珊来了，为了掩护，还带了杨玉珊的一个小外甥女。

原来，郑、傅二人按时赴约，刚进交通旅馆，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人忽然凑过来，说，“吉先生在对面138房间恭候。”

所谓“对面”，是指国民饭店，建于1923年，据说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一直保存至今。

这个时候已经快五点了，郑、傅二人已经结束谈话返回各自的寓所，当务之急是确定吉鸿昌是否还在饭店。

陈恭澍当即令杨玉珊、陈国瑞带着孩子扮做一家三口住进国民饭店，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吉鸿昌的去向。

吴萍把汽车开到饭店附近，负责往来传递信息——那时候办点事也真够费劲的，哪像现在，发个短信，齐活！

陈恭澍、王文则在咖啡厅等候，随时准备动手杀人。

杨、陈随便买了点东西，装满了一个手提袋，假装是来津的游客。因孩子闹着要买玩具，又买了一个皮球。

谁承想——吉鸿昌的性命，最终居然着落在这个皮球上。 杨家姐弟进入国民饭店，很顺利地在二楼开到了一个房间，房号为130，与吉鸿昌的138房间同在二层。

杨玉珊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斤两，空有一把子傻力气，干粗活是可以的，搞侦察是没戏的。任务多半要靠自己完成。

这个任务很难，难在哪里？

受此威慑，溥仪顿时为之气沮，连声说，当然是做一个公民。 鹿钟麟说：“如你仍旧以皇帝自居，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如愿做普通人民，那么我们军人自然对你有保护之责任。”

此时，张璧在一旁笑说：“溥仪先生，如果你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将来说不定还会被选为大总统呢。”

双方遂握手做别。

后来人评论：“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二千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并世无第二人也。”

从上面的这一段溥仪出宫的“花絮”来看，张璧实在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明快敏达的人。可惜，这么样一个当年的英雄豪杰之士，居然会落水当了汉奸，而且当得很彻底，如果再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恶不作”，在“天津事变”中，张璧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抗战胜利以后，张璧被逮捕，并于1946年1月22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平的大牢中。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则是共产党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常委。

张璧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的夫人。

顺带提一句，在平定“天津事变”中，曾有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调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人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

他的名字叫做——孙铭九。 可叹的是，孙铭九最后也成了汉奸！

按：李际春，曾任奉天银行经理。与张璧相比，李际春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大汉奸，但除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否则不一定知道这个人。

但是李际春有个日本干女儿，却非常的有名，他这个干女儿叫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

李香兰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是中国通、义父是中国人，本人生于抚顺，在北京上的中学，张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对外又从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谁也不知道李香兰是个日本人。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李香兰成为其当家明星。上世纪四十年代，李香兰来到上海，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由于她从小学习声乐，歌也唱得很好，与周璇一道，成为当时不太多见的影歌双栖明星。

1945年，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人身份后，被无罪释放并遣返日本。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

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况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

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层含义，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 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 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

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迅速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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