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东学：论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 - 读宗白华《艺境》笔记

论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

——读宗白华《艺境》笔记

内容提要：

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也一样浸透着中国人以体悟为本的哲学智慧，呈现出天人合一、灵肉不二的大化之境。这形而上的道同时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用品和衣食住行当中，成为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圆融无碍的生命表征。正如宗白华所说：“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需要空间，供他活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本文试图从古人对道的认识、理解基础上，探索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的关系。

庄子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可以说道的存在，

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但道为何物？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分明说道是无法言说，甚至无从言说之事。先秦诸子所讲之道，无不秉承《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而来；同时又从各自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做了一番发挥，最终成为他们各自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妨碍先秦诸子对道的根本或者本体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易经》所说的一阴一阳。

对一阴一阳的认识阐述是他们天道观或者宇宙观的核心；而宇宙观和本体论则是任何哲学思想的两大基石。没有自成体系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就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哲学

家。因此，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宇宙观和本体论。至于逻辑和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在中国哲学家那里，无需借助逻辑和知识系统的建立就完全可以直接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既可以从宇宙往下说，亦可从人生往上说，通过对宇宙人生的直觉体悟，建立一个自足的生命哲学体系。直上是宇宙的，直下是人生的。以此，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也一样浸透着中国人以体悟为本的哲学智慧，呈现出天人合一、灵肉不二的大化之境。这形而上得道同时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用品和衣食住行当中，成为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圆融无碍的体现。正如宗白华所说：“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需要空间，供他活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所以他认为：“李、杜境界的高、深、大（按：刘熙载《艺概-诗概》评杜甫诗谓：“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王维的静远空灵，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承继这心灵，是我们深衷的喜悦。”（《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周济《宋四家词选》里论作词云：“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漫。”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周济紧接着说：“求实，实

则精力弥漫。精力弥漫则能赋情独深，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抹灰前进，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首，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啼笑，乡人缘剧喜怒。”宗白华认为：“艺术心灵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由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然后宇宙生命中一切理、一切事，无不把它的的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真力弥满’，则‘万象在旁’，‘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他又说：“文艺境界的广大，和人生同其广大；它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这是多么丰富充实！孟子曰：‘充实之为美’。这话当作如是观。然而他又需超凡入圣，独立于万象之表，凭它独创的形相，范铸一个世界，冰清玉洁，脱尽尘滓这又是何等的空灵？”（同上）由以上论述宗先生进一步认为：“艺术境界的空灵和充实根植于艺术家活跃的、至动和有韵律的心灵及人格的质实、广大而深邃。”

王国维《人间词话》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遇也。”此言艺术家人格的质实、广大而深邃。严羽《沧浪诗话》论

盛唐诸公诗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此言艺术家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也就是文艺境界的空灵。宗白华认为：“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地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他们各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空明的觉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同时他又认为：“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同上）宗先生对艺术这番剖析入微是精辟的，足以引发我们对艺术境界的深刻思考和生命境界的静观自得。事实上，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心灵与物象的完美显现。它一方面神游八极、思接千载，对宇宙人生有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认知和体悟；另一方面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将人生、宇宙的质实、广大、深邃，通过所写之境、所造之境邻于理

想或合乎自然的予以表现。因此，才有‘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间词话》第五十六则）叶燮在《原诗》里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能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与前者也。”艺术家境界的高、深、大无不是将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一不以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者。

人们在品评艺术作品时，常常以‘神完气足、精力弥漫，万象在旁’、‘返虚入浑、积健为雄’、‘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载’、‘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吞吐大荒，由道返气’、‘与道适往，著手成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见司空图《诗品》）等等诸如此类的词语加以比类概括，以表达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感受。这在中国美学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后世以评点为主的文艺批评形式也由此而出，并蔚然大观。直到清末民初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陈衍《遗石诗话》、梁启超《饮冰室词话》，甚至钱钟书的《谈艺录》，也是这一传统的最后延续和光辉结束，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文艺批评形式。在我所寓眼的诸多词话和文艺批评著作中，王夫之的《船山诗草》和纪晓岚《四库提要》可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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