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秦孝公

商鞅和秦孝公

商鞅和秦孝公的会面，是两位野心家的会晤。秦孝公渠梁自不必说了。他21岁继位，励精图治，奋力强秦，是一位并不多见的“事业型”君王。他刚登基不久就马上“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 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已经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下面我们会谈到，秦孝公接连见了商鞅四次。对于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孩子，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就足以表明他的志向决不只是谋强图霸，偏于一隅，而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而商鞅，也不是泛泛之辈，推销自己的智力和才学，成了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家乡本在卫国。卫国，我们前面不止一次提到，文化氛围较为浓厚，是著名的温柔乡。而商鞅本人，出身也并不低贱。《史记》中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所谓“诸庶孽公子”，指的则是庶出的公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不可能都享受到很多父辈的荫庇。他们虽然得不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政治待遇还是有的。如果目标仅仅是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大可不必跑到魏国给公叔痤去当个小秘书。更没有必要跑到偏僻的秦国来待上一年多，然后通过一个宦官来三番五次地求见孝公渠梁。

从商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晋人士功利色彩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执著精神。而这种执著，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简单地谋求功名利禄。上面我们谈到的吴起，一生都在寻找施展自身才华的平台。他尽管有时候朝三暮四，但却又是迫不得已。如果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个好名声，做个小官，衣食无忧，何必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地去推行变法？难道他不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难道他不知道改革会得罪人，有时候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肯定知道。但他还是执著地去做了，即使到临死一刻，还借楚王的尸体消灭了阻挠改革的王族贵胄的顽固势力。商鞅也是如此，一生都在追求自我实现，而秦孝公给了他这个平台，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后来，商鞅为了推行新法，竟然处罚了太子的老师。难道他不知道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就等于得罪了太子，而得罪了太子就相当于得罪了未来秦国的一把手？如果过于算计个人的得失和荣辱，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所以说，对三晋人士，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简单化地给出评价。

我们还是书归正传。我们还是继续说秦孝公和商鞅的会晤。秦孝公和商鞅虽然都是野心家，但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并不融洽。因为，他们不但是野心家，还都是现实主义者。

商鞅见孝公，可谓土鸡见凤凰，是百事不遇的良好机会。如果能投其所好，一举成功，就万事大吉了。按说，此时的商鞅，应该拿出自己的绝活，一下子说到孝公的心坎里。但是，商鞅并没有这么做。他一见孝公，竟然向孝公说起了“帝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之道，那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这种说教，不过是拿古人说事，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里面全是些听起来很正统、无懈可击，但事实上却很无用的废话。就像今天某些政府官员的讲话，长篇大论地讲了半天，

里面一个主旨都没有。比如说，秦国之有渠梁和当年夏之有启、商之有武丁一样重要，秦国有了您，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等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戴高帽，拍马屁。

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不仅让孝公大失所望，而且勃然大怒。因为此时的孝公，励精图治，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的丰功伟业，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听别人给他上政治课。《史记》中形象地记载了这一细节：这边是商鞅滔滔不绝地说，涂抹星子乱飞，那边的孝公却是“时时睡”，竟然都快睡着了。他训斥景监：“你就给我引荐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能用吗？”（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随即，秦孝公就把商鞅赶出了会客室。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商鞅傻了吗？帝王之道，早已经成了远古的图腾和当世人尘封的记忆，就连东方的诸侯国都未必听得进去，何况是以耕战立国的秦国！其中的利害，难道他并没有察觉？

非也。如果这样认为商鞅，就大错特错了。商鞅在这里玩弄的是游说中的技巧，目的是为了探听秦孝公的口风和真实意图。游说和打仗一样，是一门艺术。真正的游说高手，在面对游说对象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不暴露自己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探听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百说不殆。正如《鬼谷子》中所说的：“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只有先守住自己“门户”，打开别人的门户，才能真正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商鞅自小学习“刑名之术”，自然是游说巧辩的高手。他初次见孝公，不知道对方的“底牌”，于是只能采取避实就虚，引蛇出洞的游说战术。他大谈“帝道”，其实是在顾左右而言它，目的就是“勾引”出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一招，《鬼谷子》中也有记载，也就是所谓的“微逆之，以察其旨。”意思是说，故意说些可能让对方反对的观点，来考察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做法是看似笨拙，实则是游说者最基本的法门。直到今天，仍然可见于大大小小的谈判桌。而且，商鞅又是一个沉稳谨慎的人，绝对不会冒一丁点风险。如果自己过于拂逆孝公的意思，以后再想进见就很难了。“帝道”的理论大而空，即使不符孝公的意思，也绝对不会犯错误。如果秦孝公渠梁仅仅是想博得招贤的美名，装点装点门面，商鞅这番将之比喻为上古贤王的高帽，他自然会欣然接受。然后，商鞅就会以此为突破口，慢慢把他的好大喜功引到变法上来。如果渠梁真的是想招纳贤能来辅助自己干点实事，而不是贪图虚名，自然不会接受商鞅的这番说辞，随后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果不其然，渠梁听得“时时睡”，并对景监大家斥责，到最后，竟大骂了起来，称商鞅为“妄人”。所谓“妄人”，就是没有知识装有知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人。用个歇后语，就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这样的人，估计什么时代

都有，今天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多留心，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现很多秦孝公意义上的“妄人”。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前人或者上级所说的话，毫无创意或者有建设性的观点，甚至连拼凑都谈不上，还自以为这就是知识，上窜下跳，四处钻营。这种人唯一的作用就是满足上级脆弱的虚荣心。对于秦孝公渠梁这样需要建设性意见的统治者来说，这样的人，除了浪费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没有任何作用。

这就是两个野心家交手的第一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下来之后，商鞅打探出了秦孝公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不是图有虚名，沽名钓誉。但是，即使了解了孝公的真实意图，商鞅也没有急于冒进，大胆地向孝公兜售他的改革政策。因为此时的商鞅还不能确定孝公是否能接受狂风暴雨式的全面革新。狂风暴雨式的改革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会对秦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而要保证长期利益，注定是要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和效率为代价的。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商鞅不知道孝公会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所以，这一次会见，商鞅还是有所保留，继续用他那四平八稳的战术，向孝公谈起了“王道”。

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是一种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当年，周文王在西岐“阴修道德”，才不断壮大，推翻商朝的。商朝只重天命，天真地以为殷商的列代祖先会在天上保佑他们，结果被西周灭亡了。西周在商朝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虽然还是很重视天命，但却强调“尽人事而知天命”。周朝的早期统治者一再向后世子孙强调，“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上天是绝对不会眷恋和保佑一个不修人事，不重道德的政权的。“德”即是“得”，“德”不仅是一种品质和个人修养，而且还是“君人南面之术”。有“德”才有“得”，无“德”即无“得”。这就是商鞅和孝公第二次会面大谈特谈的王道。

王道强调的是“德”和“得”的统一，是“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直见本心。而外得于人，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前者是内圣，后者是外王。所谓修德，要从统治者做起，播种 “德”，然后再去收获“得”。德政解民之倒悬，自然会受到人民的感戴。这也是后来孔子赞美的“郁郁乎文哉”的盛世，也是儒家称道的理想国。所以说，王道偏重于基础，强调加强国家和君主自身的修为，所谓“有远人不服，修教化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总而言之，王道就是讲仁义，以德待人，把人感动得甘心情愿认你当老大。

而霸道与王道不同。它偏重于结果，强调国家之间的征服和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霸”依靠的不是德，而是力。当然，霸也不是单纯地恃力，还要讲信。单纯的恃力者仅仅是“强”，但不能称之为“霸”。所谓强，仅仅是凭借实力，抢人家一点土地，攻人家一个城池，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味地运用武力必然劳民伤财，弄得民怨沸腾，从而与你离心离德。而到处侵略，必然会四处树敌，别人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起来沾了大便宜，其实是吃了大亏。所以，运用武力，当最强大的时候，也正是你走向衰弱的时候；当最鼎盛的时候，正是走向灭亡的时候。

在“王”、“霸”、“强”三者当中，唯有王道才是正道。当然，即使是正道，也须有实力做后盾。王道中自然包含霸道，笑脸相迎，但也要让人知道你手

里有棍子。而所谓霸道，其中也有王道的成分。正如荀子所说的：“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霸，不仅要重法，还要讲信，更要爱民。王道离不开霸道，霸道也离不开王道，关键是有所侧重罢了。老子说：“胜人者力，自身者强”。王道偏重于基础，自然是自胜；而霸道，看重结果，自然是胜人。

至于强，仅仅是攥紧拳头欺负别人，为治国者所不足取。正如荀子所说，那是“亡者之法”。但仅仅相信“仁者无敌”也是片面的，唯一可行的就是王道与霸道并用，信义与实力并举，才能对内安抚百姓，对外臣服诸侯，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可见，荀子极力反对以权术立国，其思想虽有趋于功利的一面，但还不至于不择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他依然还信守着自孔子以来的儒家道统的高贵和尊严。 荀子是伟大的，荀子的思想也很值得认真研究。他主张王霸兼用，其实是在维护“内圣”和“外王”的统一性。只求外王，不求内圣，势必不能长久。因为，霸道的目标是他者，而不是己，单纯强调霸道，是在以他者为主，而不是在以己为主，所以必然会产生短期性的行为，损害自身的长期性建设。胜人者未必真正有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出身三晋兵深受荀子影响的商鞅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是，在特定的战国年代，这些法家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荀子的王道思想，把天平偏向了霸道。商鞅如此，后来的李斯也是如此，他们都是霸道的狂热崇拜者。李斯拜在荀子门下专攻“帝王之术”，而商鞅以王孙之尊到相公叔座家当家庭教师，走宦官景监的门路拜见秦孝公，都是急功近利的路子。即便知道渐进的作用，也会在现实中不自觉地选择捷径，这是法家思想和法家人物的本性，当然也是特殊时代的选择。时势造英雄也，不同的时代，打造不同的英雄。商鞅，这样一个不信奉王道的人，却在第二次见孝公的时候大谈王道，可见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史记》中记载，秦孝公两次接见商鞅这个被他评价为 “妄人”的家伙，当中间隔了五天。而秦孝公之所以还会给商鞅机会，或许是景监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在这五天中估计也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隐隐感觉到了商鞅对于帝道并非真正的热心，能为秦国所重用才是商鞅的本意。为此，谨慎的商鞅耍了个投石问路的伎俩。高手的过招总是如此，打得是心理战，而非只言片语上的计较。在商鞅的身上，秦孝公看到了他对名利的渴望，也看出了他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谨慎性格。当然，秦孝公心里也明白，商鞅机关算尽，不外乎施展才华，谋求功利，而非对自己及秦国有特殊的感情。但是，秦国及其代言人秦孝公对此并不在乎，只要为我所用，其他皆可不去理会。何况，依靠人性的贪婪远比依靠人性的善良要可靠的多，这个外来户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执行者。 第二次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商鞅的滔滔不绝并没有让秦孝公厌倦。因为即便是王道，也点明了秦当前所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内劝农、外修战。而这，正是秦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所以，孝公听了以后也开始张开嘴巴说话了，而不像上一次，不骂人不张嘴。但是，他对商鞅仍然不满意。因为商鞅虽然提出了秦国面临的问题，但却没有提供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以前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 而这里的商鞅仅仅拿起了“批判的武器”来解释秦国社会，却没有拿起“武器的批判”来改造这个社会。商鞅所说的王道思想虽好，但需要长期规划，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默默努力，

秦孝公实在等不了。正如他说的：“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很多贤明的君主，都在现世名扬于天下了，哪里有要等上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成为帝王的道理？”

这一次会面虽然仍是不欢而散，但却比第一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商鞅而言，他终于彻底摸清了秦孝公的底牌。商鞅发现，对方原来和自己一样，都是急功近利、速求成功，谋求霸业的主儿。可谓志同道合。而对秦孝公来说，对商鞅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商鞅对秦国当前中心任务的认识和他不谋而合，只是没有说出方法而已。何况，看商鞅的样子，王道治国也并非其本意，他想说的东西还没有彻底说出。那个东西，估计正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秦孝公虽然表示了对商鞅的不满，但其真实意图，不过是在牵拉商鞅彻底摊牌。正如今天的商品交易，客户只会对试图交易的商品才挑三拣四。秦孝公的挑刺，无疑是感觉商鞅能够达到自己的要求。

这里是高手之间的博弈，一切皆在互动之中，没有任何现成给定的东西。商鞅的底牌没有暴露，但却又在顾左右而言他的轻描淡中让秦孝公感觉到了。而秦孝公更是在表面的不耐烦中逼迫商鞅道出其真实的想法和意图。孙子兵法中说：“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能为敌司命。”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做到了“无形”，可两次交锋下来，两个人都开始迫于对方的压力露出原形。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远，其实已经很近了。于是，第三次会面就顺理成章了。

秦孝公如果对商鞅没有任何期待，如果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坐实了“妄人”的形象，秦孝公肯定不会安排第三次见面。而商鞅心里更明白，如果这一次不把肚子里的干货全部掏出来，就会彻底和这位秦国的君王失之交臂。看来，第三次会面，是双方都必须摊牌的一次，也注定了是一拍即合、非常成功的一次。 在这次会面中，商鞅明确谈到了“法治”，并以此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孝公要的就是富国强兵，他的困惑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商鞅所提出的“法治”，就是要对秦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下重手，来一个彻底的改头换面。秦国原来是军事管理制度，国家的军政大权集于国君一人。在政权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制还能维持其优势，上行下效，雷厉风行。可是，现在国家的规模大了，人口多了，财富增加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国君虽然手握绝对的权力，但无法将这种权力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贯彻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国君又不可能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分配下去，因为分权就是放权，放权就意味着将有被架空的可能。而现在，把国家的意志和国君的权力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外化出来，向整个国家颁布，并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样一来，“权”就变成了“法”，“人治”，变成了“法治”，君主的权力和国家的意志就无处不在了。

由“权”到“法”，一字之差，其实已经是天壤之别。原来是国君个人的权力在发挥作用，而现在却是规矩。当然，这里的“法”，本质上还是“权”，统治阶级制定法律，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倾听人民的呼声。他们是法律的制定者，而老百姓才是法律的服从者。不服从，后面就会有大棒马上跟上。正如韩非子所说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

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就可以惩罚违法之人，也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

但是，用法去统治国家，终究比权力要管用的多。因为它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试想，四海之众，兆民之广，受制于一人，仅靠权力是不行的，因为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看住，把天下所有的地方都照顾到。那怎么办呢？就要靠规矩为这个社会颁布法则。商鞅说，最好的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客观的条文，随时随地就能发生作用，只要建立一个官僚系统保障法律的运行就行了。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分”和“数”指的是古代军队两个不同的建制单位。“分数”说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形名”是指军队的指挥号令。只要把军队按照一定的编制组织好，并加以统一的号令，这样，捻重若轻，领导一个人和领导千军万马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治理天下也是如此，人主的职责就是制定规矩，并能将这个规矩一一贯之，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等级体制当中去。这个组织规则一旦发挥作用，就不再需要人力的参与，而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同“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发挥出最大的效力。所以说，治理天下，没有比“法”更合适的政治组织原则了，把握了这个原则，就能事半功倍，否则，即使累死也无功。

何况，用法来治国，不仅管用，而且还高明。原来靠权力运作，四处弥漫着“人治”的味道。而法律，则是刚性的、客观的，对任何人有束缚力。你如果触犯了法律，制裁你的是国家，而不是某个人。法律的彻底贯彻，自然会造就“自知有法，不知有官”的大好局面。这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明主之国”。而靠“德”来治国，看起来很文明，却容易造成狡诈和虚伪。道德一旦蜕变成一种工具，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虚伪，人人伪善，玩弄权术，控制人于股掌之间，杀人于无形之中。正如老子所说的：“圣人不死，大道不止”。那样，遭殃的恰恰是老百姓。而法治，好的坏的，都白纸黑字地摆在你面前，至少让人活得清楚，死得明白。所以说，隆法，已经是最大程度地爱民了。

当然，商鞅向秦孝公大力鼓吹法治的好处，并不是为了教给秦孝公如何统治百姓，管理国家，而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把秦国带向强大。如果是单纯地为了给秦国社会定规矩，那也未必非要有“法”。荀子也主张定规矩，但他的规矩就不是“法”，而是“礼”。“法”的核心是强制力，而“礼”的核心则是仁义。“法”的目的，是让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服从于国家意志，高速运转的机器；而“礼”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上下有等，贵贱有别，和谐共处的大同社会。对荀子来说，“礼”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是奠定霸业的基石，更是人文教化的标志。他虽然悲观地直面人类的丑恶（性恶论），但却又乐观地认为，人类靠后天的礼义教化能够走出这种丑恶（化性起伪）。既然礼义能够让人弃恶从善，自然也能够引导君王，再造王圣。按照这个目标走下去，“王道”和“霸道”必然结为一体，不能相分。但对商鞅而言，“法”不过是达到一定目的的工具，在“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指导思想。所以，商鞅眼中的法，不过是国家意志具体化，起着政策引导的作用。

下面我们会谈到商鞅变法的内容。一看便知，秦国法律的确立和废除都是以强大秦国的霸业为出发点的：一方面确立了国家利益的最高原则（赏罚皆以国家利益为标准），另一方面则明确了提升国家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基本原则（奖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表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而打击那些投机倒把，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的）。黄仁宇先生说得好：当时秦国的法律，不外乎军法和戒严法。军法是让士兵上战场打仗的，戒严法是防止老百姓调皮捣蛋的。在法律的落实上，商鞅的法律崇尚实用主义。也就是说，只问结果，不问动机，并根据结果作为赏罚的依据。而且，这个赏罚的标准又规定的过于刚性和量化，操作起来简直容易至极。比如，农业部门的官吏是负责养牛的，法律规定，牛必须一年长膘多少斤。如果长不到这个份量，负责的官吏就要受罚；如果长到这个份量或者超出这个份量，就能够领赏。就连养牛这样一个事情，秦国的法律都规定的如此详细和具体，其他方面的法律，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见效快、便于操作的管理原则，秦孝公自然大为满意。不过，除了这些霸术的指导思想外，秦孝公更需要知道变革方案在秦国具体实施的计划。这就涉及到来自各方的阻力问题了。所以，第三次见面，秦孝公虽然对商鞅的想法赞不绝口，但却没有立马启用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商鞅也明白这一点，他对景监说：“我对孝公谈了霸道，看样子他已经动心了。他虽然没有表态，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再见我的。”果不其然，这两个野心家又有了第四次会面。当然，这一次会面所谈的内容属于机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史料记载下来。《史记》中只记载说：两个人在一起吃则同室，卧则同榻，一连谈了几天几夜。可想而知，这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肯定是在讨论如何推行变革方案，以及改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许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变则已，一变就要成功，绝不能流产。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oaw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