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和船票在哪里

1 方舟和船票在哪里？

——写给2012年的一封信

摘自《新周刊》第361期 执笔/何树青

在2011年即将过去的倒计时的日子里，我守候着你的来临。 亿万张嘴巴还紧紧咬住2011年不放，喋喋不休滔滔不绝条分缕析总结陈词。

美国经济蜗行，欧洲陷债务泥潭，中国经济红火依然。有人看到了成绩，有人看到了问题，有人看到了政府为民减税和提高贫困线标准，有人看到了贫富差距和通胀。

我并不担心。坏消息都会过去，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再过几十小时，就进入2012年，新的一年，也是传说中的灾难降临之年。

在传说中，之前所有的灾难与2012年的灾难相比，都算小情小调；2012年是真正的灾难十项全能冠军，是灾难之王，是人类幸福终结者，是末世。

这传说流传已久，在2009年通过一部名叫《2012》的电影辐射开来。更有人搬着板凳，坐等玛雅人数千年前的预言实现：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

依此传说，依此电影，2012年最重要的，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不是考公务员也不是买房，不是创业上市也不是政府换届，不是GDP也不是CPI，不是灰霾也不是矿难，不是债务危机也不是战争，而是：方舟和船票。

2012我问你：方舟在哪里？

2012我问你：船票多少钱？

我到处打探方舟的下落。

企业家说：我正在努力赚钱，赚够了钱就移民去那里。至于是哪里？嗯，我不告诉你。

作家说：如锡安，如桃花源，如伊甸园，如潘多拉星球 那是一片流着奶与蜜之地。

艺术家说：我能画给你，色彩很艳丽，但怎么去的地图，我一时想不起。

导演说：我能拍给你，让你看穿越戏，戏里的方舟很美，电影票很便宜。

有关部门说：不要着急，要走程序，我们下一个会议，就要讨论这个议题。

微博上有人转发评论：还能在哪里，观察领导家属，集中在哪里，就一定在那里。

时评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你呀你，不能逃避啊不要逃避。

广告商说：无论在哪里，我都能联系。你团购我的产品，我送你导航仪。

传媒人说：我们只报道新闻，我们不捕风捉影。关于宣传尺度，我们有纪律。

公共知识分子说：这反映了当代人的焦虑，政府必须作为，帮国民度过转型期。

工薪阶层说：咳，管好自己的五险一金，关心一下民生和纳税就行了，反正船票也买不起。

——我还是不知道方舟在哪里。 我到处打探船票的价格。

企业家说：这个，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

作家说：贵过版税。

艺术家说：贵过拍卖价。

导演说：贵过总票房。

有关部门说：发改委稍后定。

微博上有人转发评论：肯定贵过油价。

时评家说：必须召开听证会。

广告商说：应该能打点折。

传媒人说：关于具体价格，坊间众说纷纭。

公共知识分子说：照顾有困难的群众，应安排部分“经济适用价”。

工薪阶层说：太贵的话国家会出台“限购令”吧。

——我还是不知道船票多少钱。

时间依旧流逝，街市总体太平，2012是世界末日的传说，没有消失。

在传说中的世界末日逼近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认真对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并对传说中的方舟和传说中的船票作何打算。

我只知道许多人在认真对待现实中的各种灾难和问题，并对现实中的方舟和现实中的船票各有算盘。

在现实中，人们对于灾难和问题、方舟和船票的态度，可以折射他们对2012的态度。

在现实中，大大小小的灾难和问题层出不穷，人们骂骂咧咧，吵吵嚷嚷，但目的都是努力共度难关。

在灾难和问题面前，最令人惊喜的解决方案，不是通过权力和金钱，而是通过社会共识达成的。

社会共识就是方舟。个人态度就是船票。

社会共识，就是不管你是左还是右、贫还是富、老还是幼、官还是民，只要你遵守法律、尊重常识、服膺真理、敬畏道德律。个人态度，就是不管你出于何种动机，只要你相信自己、愿助他人、心存美好、心怀善意。

除此之外，面对灾难和问题，再没有其他的方舟和船票了。 没有这样的方舟和船票，每年都如同世界末日逼近。有了这样的方舟和船票，谁还惧世界末日？

1935年，林语堂在《吾国吾民》自序中说：“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

2012，我问你：中国会有足够的方舟和船票吗？

2 2012，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2.1 对那些遵从游戏规则又努力奋斗的人，国家必须给他们希望，这

是他们应得的奖赏。

中国人新的一年是从农历新年开始的。万物回春，气象万新之时，你未尝元宵的滋味，却已踏上了新的征程。

将玛雅人的预言抛到一边，把欧债危机留给他们自己，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2012年你期待什么？你的期待，多少将改变中国。

2.2 百姓心愿：未来愿景让我们前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布《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2》，认为2012年中国企业可能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困难”时期。海外投资客唱空中国银行股进而唱衰中国 但你，对自己的2012年有更美好的期许。

2012年，你对物价、住房、工资、就业、医疗等领域有什么期待？你期待什么，中国将改变什么。因为在这个网络围观、现实维权的时代，百姓的微愿景、微倡议、微行动就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好吧，你希望多赚钱买套房子；他渴望找个娘子，生个儿子；你写给社会一个倡议；他老先生对政府说吃碗烩面能否便宜点；民企老板的心愿是要求政府将企业税负再减少些

消费者提出今年问题乳品生产源头能否得到调查，食用油别再称被检不合格，让我们吃个放心。大城市的居民只想呼吸相对清新的空气，PM2.5能纳入城市空气质量监测 2012年我们对房价、物价、股市、限购、限行、校车均有所期待。

房价的本质是“活得像个人样”，居者有其屋，不再为房价出卖自己的理想；物价别再两位数地增长，将老大爷老奶奶养老的钱赶进凶险的股市或投入非法集资者的手中。新任证监会主席能烧上三把火，治理中国股市这个“赌场”或至少令其像个规范的赌场。限购或限行不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些人感冒全部人吃药。出台突如其来调控政策时能跟百姓商议一下或至少提前酝酿一下

还有，新校车安全标准意见征集请多听听孩子和家长们的声音。国际标准虽高却体现了我们保障孩子安全的决心。校车成本上涨谁来买单？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鲜花般的生命，老板们少吃餐饭，官员们少买部公车，这钱就有了。

百姓们知道，今年水、电、煤气等生活必需品多半会涨价。假如涨价不可避免，那么能否让百姓有点体面。我们只知道，公共事业企业就是公益企业，且不说全民所有，至少不应霸蛮，听证会不是托儿们的过场，而应实实在在，大家讨价还价。

百姓们不会写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的帖子，但他们都懂得分享大国崛起的红利，在自己愿景的菜单上划上一笔，无论这个愿景是多么微小。

对那些遵从游戏规则又努力奋斗的人，国家必须给他们希望，这是他们应得的奖赏。

2.3 重启改革：民意比顶层设计更为重要 从1978年改革至今，三个伟大事件将载入历史：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第二是邓小平南巡，没有他的激励就没有现在的发展；第三就是入世，没有加入WTO，中国经济不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世贸红利。过去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三千年未遇之变局。

那么，下一个三十年呢？

当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变成吃“垄断的红利”，当改革让全民支付成本却让一部分人受益，那么新一轮思想争锋、共识重建就箭在弦上了。

鲁迅先生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好吧，那大家就坐下来争一争或谈一谈。共识就是争论出来的。这不是混乱，而是重聚民意的开始。

首先，政府权力越来越大，纳税人需要预算民主。管住政府的钱袋子比空喊几句口号有用。“两会”不只是举手，而更应是面红耳赤、肝胆相照的争吵。其次，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出来之后，政府有关部门的反垄断调查和社会的制约应跟上，所以发改委的调查继续，微博的板砖继续。

百姓对利益集团基本没有制约能力，而靠政府制约或利益集团之间的所谓竞争又不足以抑制其损害；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遭到损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转型陷阱，中国面临的制约》中说“在改革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

誉”；学界良心吴敬琏告诫说，仇富的本质是仇腐，请不要转移目标 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如何重启改革？民意比顶层设计更为重要。否则社会不满累积，群体性事件频发。今年我们希望少一些乌坎事件。

和谐发展，藏富于民——这才是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关键词。 2012不会是世界末日，2013年元旦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一切将继续，我们心怀期许。

我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进步，不只在于GDP增长，更在于国民的满意度以及有所期待。

（执笔/肖锋） 3 盘点中国2012

蒋方舟（刊于《新周刊》，刊出有删改）

2012年快要结束，难道这就是末日到来之前的平静？全球迎来大选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要经历换届，重置乾坤，世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似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历史处于节点，而生活在别处：韩国嘻哈歌手PSY演唱的“江南Style”的MV成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音乐视频，在Youtube上有超过四亿的点击量，音乐一响起，世界就陷入愚蠢的狂欢，这是尼尔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预见不到的无聊。

激荡的2011分娩出的2012，与其说是宁静，倒不如说是把海啸强压成温吞暗涌的精疲力竭。疲惫的不只是连续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还有人们对宏大叙事的不关心，已经鲜有人再提起“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解答，可已经没人有兴趣回应。老百姓对公权力的兴趣，仅止于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八卦与猜谜，猜不到结局也猜不到过程，索性回家去看《后宫甄嬛传》。

记者满大街堵截着行色匆匆的路人，追问道：“你幸福么？”讽刺的是，就连刚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都说：“我不知道。”

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幸福的人儿总是相似，唯有不幸能够区分出彼此。权力腐朽的根源，分解成各路幽灵：高税收、养老金补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计生政策、公共交通等等，它们日益刺目地穿行于人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路铺路无尸骸。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而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圣茹斯特，在1792年就早已慨叹过：“不幸的人民，是没有祖国的。”

民族主义下的蛋

2012年，是民族主义激化的一年。中国人板着面孔，大步行进，唱着爱国颂歌，手臂如铁锤在空中挥舞，呐喊着愤怒的话语。龙应台曾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如今，这话该重新问：“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今年我到北京某个小学讲课，无意中提到日本动漫，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忽然喊道：“抵制日货！”振臂一呼而全班云集响应，满教室的孩子都在高喊：“抵制日货！”“打倒小日本！”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有红色的标语，其中最醒目的就是“爱国”。

“爱国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牙牙学语的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时常挂在嘴边，不假思索。细想起来，“爱国”只能说是一种情感，如何上升成一种主义？与之类似的语词应该是“民族主义”。霍布斯鲍姆说，1848年之后，“政府”一词才特别地和民族的概念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族主义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它是百试不爽的创可贴，作为解决内政问题手段的延伸。2008年，

北京奥运会把中国凝结成“荣誉的共同体”，四年之后，黄岩岛和钓鱼岛把中国凝结成了“仇恨的共同体”。

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中国黄岩岛泻湖内正常作业时，被一艘菲律宾军舰干扰，中方海监和渔政船前往解救时，引发中菲两国黄岩岛对峙。

相对于菲律宾国内的平静——他们似乎更关心Lady Gaga在马尼拉的演唱会。中国人的一腔热血似乎显得有点尴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面对菲律宾，我们有足够手段》，文章义愤填膺地写道：“仁至亦有义尽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环球时报》的标题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菲律宾内心希望中国揍它，中国愿满足其愿望》。

“黄岩岛事件”的无疾而终证明爱国青年只在乎过程，并不问结果。而他们尚未完全发泄的情绪，在五个月之后升级、爆发。

8月15日，香港14名保钓人士乘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其中7名登岛。9月10号，日本政府通过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的方针，一周之内，民众走上了街头。

北京的抗议井然有序地简直可疑，《纽约时报》写道：“几位身着印有保钓爱国字样的T恤的青年说，服装和示威的标语均由公司组织印刷发放。不少游行的民众领到了一条特制的擦汗毛巾，沿途有人免费发放矿泉水。一位头上系着‘保卫钓鱼岛’红条的中年男子用电动自行车拉来两竹筐苹果，在路边隔离带外分发给示威的人们。”

地方的抗议则失序地让人心寒，中国人堵了中国人的路，砸了中国人的车和商店。平日如冬天的蛇一样麻木贪睡的中国人，忽然在对同胞的战争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最让人难忘的画面是在西安游行中，一个年轻人奋力砸车，并用U形锁砸穿了西安市民李建利的颅骨。砸人者，90后，平时也会发微薄感慨：“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让15-30岁的年龄段中常常存在大量的男性失业者，也就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这应当给中国人以警醒。丧权辱国的近代史教育深植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内心，西方霸权、美国遏制、日本右翼是每一个中国成人脱口而出的敌人。当底层生活的不满不断积蓄，自身的屈辱与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叠加，便引发了连串的火山爆发，形成了难以控制的洪流。

“9 15”反日游行中时隐时现的毛泽东头像，暗示着权力游戏的博弈，野心家们不惧被自焚的危险，煽动着民意愤怒的火焰。几十年来，这戏码反复上演，我为鱼肉，谁是刀俎？

最年轻的一代

十五年前，罗大佑深情款款地唱道：“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回归十五年，无论是海风还是海潮，都无法保佑维多利亚港的平静。香港的愤怒从年初烧到年末，从将大陆孕妇称为“蝗虫”，到轰轰烈烈的反国民教育运动。

香港作家陈冠中写道：“香港过去的六十年中，处在一个不断加大政治化的漫长过程中，回归十多年，香港其中一个最纠缠的问题，依然可以用这句话来归结：‘香港往何处去？’”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香港往何处去，取决于中国大陆往何处去。台湾蔡英文把“用民主代替统一”的论调早已把球抛给了大陆，中央集权的年代已经过去，大陆早应该从无边天朝的帝国梦境中醒来，考虑如何改变自身。

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规定学校在三年内推进国民教育科。国民教育，由于让“学生加深了解国情，确立自己的国民身份”的目的，而被港人称为“洗脑教育”。

8月30日，三名90后的香港学生开始绝食，他们在绝食宣言中难脱稚气地引用了北岛的《宣言》：“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十天之内，绝食发展成十二万人到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游行。政府最终让步：取消三年限期，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开课。

这场不啻为奇迹的斗争，组织者是个15岁的少年黄之锋，他说：“纵是四面受敌，我仍会坚持我的信念。”

他的斗争精神让人生敬，斗争智慧更是让人汗颜。香港电影人岑建勋反思自己当年参加的抗议运动：“我当年做错一件事，就是当有官员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和他握手，结果第二天所有报纸头版都是官员跟我握手的样子。但黄之锋没有这样，他非常清醒，不单拒绝了握手，而且还后退一步跟梁振英鞠躬，谁敢说这个孩子没有礼貌？”

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不只一个。7月的大陆，四川什邡一栋建筑的墙壁上，写着几个粗体字：“为了什邡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事件的起因是市民担心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标语的照片传遍了互联网，接踵的是警民冲突血迹斑斑的照片。公权力的

暴力虽然没有激化，但也无法维系和恢复制度本身的尊严，反而加速了统治权威和社会规范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青春热血的正当性。事件以什邡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钼铜项目而告终。

《新约全书 以赛亚书》写道：“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询问、祈求、等待，等来的只能是一无所获和不断重复的命运。

90后登场，最年轻的、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默认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力，他们颠倒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位置，这哪里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胜利？

回不去的故乡和无法落脚的城市

今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表示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的百年进程。

城市过快的碾压声音，压住了乡村的悲歌。乡村人口迅速的入侵，则掩盖了城市光鲜外表下的脆弱。

乡村的消逝是必然的。1989年之后，政府停止了对农村私营经济的支援，庞大的投入流入了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田地在逐渐荒芜，农村医疗如同鸡肋，学校教育溃不成军。

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让农民落脚城市。加拿大作家道格 桑德斯写道：“落脚城市流回乡村的金钱、知识以及受过教育的回归人口将促使乡下地区的出生率下降。”

“城乡差距”不是教科书上一个冷漠的语词，而是每个农民日日夜夜要面对的生活本身。乡村不是地狱和罗曼蒂克的田园牧歌，城市则是真实幻灭的乌托邦。

农村人来到城市，丧失的是世世代代的平静生活，换来的则是一代梦想的流失：一辈子没有买房的希望，甚至难有合法居住的权利。在困窘的城中村，永无力争上游的空间，承受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席卷的驱逐外来人口，扫荡棚户区的运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写道，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夜，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的毁灭。社会上层的同情是缺乏远见的，一如他们过去的长期麻木。

1789年，巴黎城内的人民过着富裕宁静的生活，而巴黎墙外的法国人，居住在类似城中村的地方，权益受限，收入微薄，最终导致了对巴士底狱的攻击，引发了蔓延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

——以上的例子给我们警醒，好的城市化该怎样做尚不得而知，但是坏的城市化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该预见到。当回不去故乡、也进不去城市的人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时的，而是会伴随他们一生，乃至他们的子女一生的命运时，谁会为他们点燃的怒火买单？

城市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糟糕的？7月末北京的一场大雨造成79人死亡，其中一人死在二环以内。生者早已失语，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之后，北京下了第一场雪，十八大揭幕。2270名代表参加盛会。太阳早已照常升起不知道多少遍，明媚了代表们的车驶过的街道，再也看不见暴雨冲刷过的痕迹。

中国有无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终于在选手演唱的爱国歌曲中落幕，老百姓等到了大结局。无论这个结局他们是否喜欢，都必须接受新鲜出炉的冠军。

同样落下帷幕的，还有一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权力博弈大戏，这出戏囊括了港产警匪片的惊险、清宫戏的算计、莎翁剧的意外和国产

电视剧的狗血，让观众吊足了胃口。并不是万人空巷，而是在街头巷尾传播着小道消息。

该如何评述这场大戏的结果？与其说是《绿野仙踪》里“叮咚，巫婆已死”的皆大欢喜，还不如用《红楼梦》的判词来总结：

“机关算尽太聪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每个人的命数都有了自己的落处，大屏幕上打出以一个雪白耀眼的“完”字，红幕再次拉开，新一班的演员亮相，下一出戏码该如何唱？中国是否还有好声音？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把反腐称作一场斗争。副总理李克强说，改革开放30年的红利已经用完，我们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

民间对于改革的呼召则更是动之以情，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趁着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趁着你道歉有的人还会泪水涟涟，尽早切割历史问题另开张。”

没有人再去怀疑——历史正处于十字路口，就是现在。“改革”不再是领袖们在麦克风前铿锵有力的许诺，不是精英阶层关于“民主”“宪政”的争论，不再是意见领袖们声声唤不回的杜鹃啼血，而是洁净的环境，是安全的食物，是值得托付的童年，是老有所依的归宿。它是恢复井然的社会秩序，是恢复正常的人性与人心，是人们自愿自觉的克己复礼，是天下归仁。

4 新周刊社论：什么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来源： 张倩烨的日志

读者“水做的瓶子”透过@新周刊微博发来私信：“小时候政治课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学习的，但是20多年过去了，当

初‘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呢？希望《新周刊》就这个话题开展探讨。”

中国的经济增速和城市化速度，都达到了30年来世界之最，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中国人本来可以很幸福。

但这个史上最富庶的时代，远远称不上最幸福的时代。个体生活在不确定之中，怀着对他者的不信任和恐惧。他者，包括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和社会。

中国速度形成竞争力的同时，也形成了离心力。当贫穷不再是全民公敌之际，摆在国民面前的竟然不是富裕社会，而是一个自我解构和相互拆台的社会。

谁在对执政党总书记的要求置若罔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坚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而现实是：经不住各种诱惑的贪官每天层出不穷，十个贪官九个色。

谁在令国家总理的承诺成为空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大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现实是：你在你的家里，本本分分地生活了几十年。某天城市一规划，你就要搬家。如果你不走，你就成了“政府公敌”。

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迫切性超过了民生，手段简单粗暴。骄奢淫逸的气氛毒化了政治生活品质。“说一套做一套”成为落马官员的标准照。公权力变成了私权力，部分官员的姿态是“我代表党和国家，可以侮辱你、伤害你、消灭你！”

官场潜规则正在代替法治：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区域经济的竞争，经常变质为优惠政策的角逐。政府的单方面举措，可以轻易把个人的正常生活状态拦腰折断。政府部门设置了新闻发言人通道，但同时设置了舆论防火墙，这不利于释解国民对他者的不信任和恐惧。国民对政府主导的各项慈善、公益活动和榜样宣传，常持保留意见。

在社会层面，“关系”和丛林法则，被奉为生存之道。个体致富的路径，也创造了假冒伪劣的噩梦。成功和富有成为单一主流价值。公众道德洁癖因集体的看客态度和法不责众心理，而退化。恶意炒作行为在败露后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令全社会对明星恶毒。见义勇为行为在不公正审判后造成寒蝉效应，令全社会对老年人冷漠。

此外，网上发言的人，多是明白人；网上评论的事，多是操蛋事。现实中的坏事，难道全是不上网的那10亿中国人干的吗？自己是清白的受害者，他人即地狱？中国的事太复杂了，所以无法改变？管不了那么多，先自保再说？粘合社会、维系人心之物是什么，还有么？

幸运的是，互联网的愤怒洪流里，还有积极思考的清流；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还有行动者的正面能量。与国际接轨和改革开放的这些年，带给中国人的见识和能力，不会浪费。中国恢复高考32年，培养的4000万大学生，以及他们的家人，不是群氓和乌合之众。上世纪50、60年代生人主导的社会权力结构，和 70、80、90年代生人的国民素质，仍值得期待。

尽管有无力感，社会人心依然总体向善。家庭价值虽脆弱和孤立，毕竟像千百年来一样紧密维系。公众开始把国家荣誉和具体政府部门分开来论，后者的是非其实无损于前者在内心的位置。仅此还不够，还需要更多对公共生活价值的认同，粘合社会、维系人心。

对公共生活价值的认同来自哪里？来自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媒体、每一位公民、网民。对政府而言，现状是经济和城市建设走得太快，法律和制度监管走得太慢，对官员道德自律的效果过于自信，对公民的判断力和创造力过于不自信。开放的信息（而非过滤的信息），严明的法治（而非纸上的法制），建立在充分讨论基础上的制度（而非内部决议），应对公众批评的反馈机制（而非舆论防火墙），是开放的外向型政府（而非偏执的内向型个体决策层）能提供的最大的维系社会人心之物。相应地，企业、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媒体、每一位公民、网民在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在彼此之间的互动中，能逐日积累对公共生活价值的认同。

能期待政府提供以上所述的维系社会人心之物么？我选择相信部分地方政府已做的制度创新会蔓延，也选择相信一个承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执政党，会将粘合社会、维系人心视为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量。此外，我选择相信企业、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媒体、每一位公民、网民中的行动者，他们的正面能量将获得延续。

愤怒和负面情绪已经不少，它们不能增加福祉。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面临困惑与诱惑。美貌会衰败，钱会花掉，产品会消耗，房子会老旧拆掉，盛会会闭幕，盛宴会散场，赞美与愤怒都将随风而逝——这一代的中国人，能留给后代什么遗产？若不是好山好水好空气，手艺和技术，思想，艺术品，美好时光的记忆，不羞愧的灵魂和这一代积累的教养与文明——若不是这些，而是别的，那么，我们这一代人都微不足道，谁都微不足道，如同白活，如同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华文明的时空里苟且偷生了一个轮回。

公众良性的公共生活需要与落后的法治及制度监管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它涵盖了城乡矛盾、财富分配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发展与污染矛盾、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矛盾、群体冲突等，并是诸多矛盾的缘起和症结之所在。

5 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

他们的死，替我们担负起了藐视自然和常识之罪，把全社会的心力粘和在一起，磨练了我们的经验和意志，令中国得以及时加固防御天灾之盾，重修社会供给和健康生活方式之门。

汶川大地震，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地震远在千里之外，你有过几秒钟震感，之后你毫发无损，你的亲人也没有遇难、受伤或失踪。你在安全的房子里舒服地住着，看了电视，捐了款，写了诗，在国悼日期间掉过几回泪，当了回志愿者，然后你兴高采烈地看奥运，一如既往地聊八卦、参加旅行团、写博客、玩游戏、领年终奖、看春晚、欢庆新年、加班、出差、凑饭局、炒股、过日子。

在大多数日子里，汶川大地震这件事，与你就像没有发生过。 你也需要辩解，地震死了很多人。

但这一年死去的中国人很多啦，道路交通事故死了73484人，其他生产安全事故死了17699人，水灾死了686人，雪灾死了162人，法定传染病死了12622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和缺血性心脏病病死了200多万人，还有其他类型的病亡者、自杀者和刑事犯罪中的被杀者。这一年在自然灾害中死去的外国人也很多啊，印度山洪造成2600多人死亡，海底飓风造成500人丧生，缅甸“纳尔吉斯”热带风暴造成近7.8万人丧生。

你也许要继续辩解：地震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你的观念。

的确，地震震出了国家意志和国民行动力，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景象令国民和世界折服，甚至可以得出大写的人、大爱、中国式总理、国民性的伟大、新时代的成人礼、信息传播的透明、世界的援助、民间力量的积极民族心力一致的必要性、敬畏自然等十大启示。但面对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和沉疴已深的结构性社会矛盾，你还是会颓然长叹，明白地震带来的真面的社会能量有限，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进化难以毕一日之功。

说到底，汶川大地震的众多意义都是解读者附加的，你对待汶川大地震的心态，源自人之所以为人、你之所以为你的基本品质。

看了电视直播，拒绝再看。因为怕自己会对灾难的残酷麻木。 捐了款，仍觉得心虚。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倾囊以授，斤斤计较之余还有攀比之心。

写了诗，仍觉得软弱。因为知道自己只是及时发泄了悲伤或感动的情绪，疗了自己的伤。

流了泪，仍觉得冷漠。因为知道自己只是为灾难而哭，甚至不知道那数万亡者姓甚名谁。

去了灾区现场，还想再去。因为知道自己看着灾民的眼睛，能帮助他们圆一些小小的心愿。

帮助了灾民，仍觉得无助。因为知道自己的作为只是亡羊补牢、沧海一粟。

深深地记住了，仍怕有一天会忘记。因为知道自己健忘，社会更可能比自己健忘。

------这，才是真实的你。

既便于你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你仍真心希望生者得到补偿，重建规划真的能在两三年内完成：亡者得以安息，政府能尽早收集公布地

震死亡者和失踪者名录：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在灾区重建过程中消失无形。

地震早过去，灾区未完成。你偶尔想象自己是他们，或他们的亲人，想象他们是否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答卷”感到满意。灾区的亡者和幸存者都是有各种各样缺点的普通人，但你希望国家、社会和你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没有瑕疵。

因为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他们的死，替我们担负了藐视自然和常识之罪，把全社会的心力粘和在一起，磨练了我们的经验和意志，令中国得以及时加固防御天灾之盾，重修社会供给和健康生活方式之门。

时近一周年，你会加入国人悲祭汶川大地震之列。且诵奥登的《葬礼蓝调》，他为恋人而作，似为今天而写：

停止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给狗一块浓汁的骨头，让他别叫，

黯哑了钢琴，随着低沉的鼓，

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

让直升机在头顶悲旋，

在天空狂草着信息他已逝去，

把黑纱系在信鸽的白颈，

让交通员戴上黑色的手套。

他曾经是我的东，我的西，我的南，我的北，

我的工作天，我的休息日，

我的正午，我的夜半，我的话语，我的歌吟，

我以为爱可以不朽，我错了。

不再需要星星，把每一颗都摘掉，

把月亮包起，拆除太阳，

倾泻大海，扫除森林,

因为什么也不会，再有意味。

这是《新周刊》五月5.12大地震一周年特刊的一篇社论，文笔很犀利，可以说有些黑色，但绝对是篇美文------关于5.12大地震反思的。我把它重新打了一遍在电脑里，为了什么？我在思考：究竟一件什么样的事可以碰触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它可以是一件生活小事，但更可能的是一件震撼的大事，它对一个人的刺激远比一件小事要来的强烈，比起生活中潜移默化，那些巨大的事件对人的改变可以是瞬间的，让人对周围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或者说有一种新的看世界的视角。而去年的地震，就是这样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对于国家甚至整个人类，还是我自己。尤其是在去年的暑假，从放假的第一天晚上，从我独自踏上开往成都的火车那刻开始，我才意识到我的5.12，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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