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战略格局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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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一发而动全身

近期就韩朝问题美国选择了核动力航母在内的军事演习，朝鲜新的领导班子组阁成功，金正日之子金正银进入领导层，六方会谈断断续续，大国相继展示武力，对我周边的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从地理范围说，东北亚包括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日本、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朝、韩等国，美国并不包含其中。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而东北亚地区被美国视为重要利益之所在，它在该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看，中、日、俄、美四大国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可称为“4+2”）构成了东北亚最基本的国际行为主体，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就取决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力量组合与关系结构。

作为一个国际关系范畴，“东北亚”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远东”的一部分。中国史学家薛虹在为《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一书作序时，认为“将 东北亚 从 远东 的范围中区分出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区域范围，始见于本世纪70年代”。[1] 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R．A．斯卡拉皮诺的著作《亚洲及其未来》和《东北亚与大国关系》对东北亚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阐述。

一部东北亚的近现代史，就是列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主导权的历史。自17世纪中叶，东北亚地区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当时，俄国迫切要求夺取出海口，控制海上通道，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俄国对外侵略的触角开始伸向东北亚，通过一系列的扩张活动，最终形成了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对中国东北的新月形包围，并逼近朝鲜、形成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战略态势。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以中国辽河入海处的营口为起点从南部打开直接进入东北的大门。俄、英两国形成了一种相互牵制的战略态势，这为日本实施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政策提供了口实，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创造了条件。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国力骤增，从而打破了由于英、俄之间对立所形成的脆弱的平衡。日、俄矛盾日益突出，终于在1904年爆发战争。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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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变化：日、俄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均势被日本独占的局面所代替，而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则被日、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南北对峙所代替。唯有战争中“局外中立”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其间，美国在美西战争以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染指东北亚地区的意图日益明显。到19世纪末，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德国也急切扩大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奉行“联日侵华”的新策略。随后，美、日在东北亚地区展开了角逐。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出现在东北亚地区政治斗争舞台上，从而打破了该地区资本—帝国主义政治体系的单一格局，代之以美、日、苏、中为主的四国六边关系格局。1931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亚地区占居主导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在近代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列强的入侵是其重要动力，是左右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列强奉行的行为准则。在一定意义上讲，东北亚地区的力量结构是由外部（西方）列强主导着。由于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它在整个东北亚地区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它始终是东北亚矛盾斗争的焦点所在。东北亚近现代史上，尽管出现过许多条约，但并没有给东北亚地区带来一个平等、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关系，没有一个调控国家间关系的有效机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地区战略格局。

二战后，东北亚又随东西方冷战的开始而被一分为二，其后遗症至今仍然残存，对各国间关系仍产生着重大影响。在冷战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该地区各国正面临着一个有可能共同构筑和平稳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历史性机遇，但同时也存在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以环太平洋沿岸为核心的亚太地区正作为远比亚洲本身更具一体感的第三大经济区域而崛起，从而与北美、西欧形成鼎足之势。然而，在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一地区正处在一个探索冷战后新的战略格局与秩序的过渡时期，而东北亚是对这个变动进程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地区之一。可以说，21世纪亚太格局朝何种方向发展，将首先取决于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

一、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发展演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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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东北亚地区不是美苏争霸的重点，两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不甚激烈；朝鲜战争的爆发，直接强化了东北亚地区冷战格局。冷战中后期，随着地区各国力量对比发生偏转，战略格局随之发生变化。整个冷战时期，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发展演变具有明显的地区特色。

(一) 冷战初期，东北亚地区两极对峙并不激烈，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直接强化了本地区冷战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在战争中形成的两大强国——美苏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争夺势力范围的角逐，其结果是形成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但东北亚冷战的开始较欧洲等地区要晚。尽管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战后东北亚的政治经济秩序作出了安排：苏联控制从千岛群岛、朝鲜北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美国则独自占领日本、朝鲜南部，控制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但美苏双方的对峙和交锋并不激烈。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苏联在亚洲大陆东部边缘以外地区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一时还难以构筑（直到朝鲜战争后才构筑的）那条“弧形防线”。而这都与当时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这一事实息息相关。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则直接强化了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朝鲜战争不是冷战的起因而是冷战的结果，但这场热战反过来又对冷战的加剧起了催化剂的作用”[2]。在朝鲜战争前，美国遏制战略的许多计划、文件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尤其是在讨论落实NSC68号文件这一问题上，美国各有关部门争论不休。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NSC68所提出的关于苏联威胁的主导思想进一步占上风。1950年9月30日，在杜鲁门主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各有关部门联席会议正式通过把NSC68文件的结论作为今后四五年内要执行的政策声明，并由总统正式批准尽快执行。随后于当年12月又产生了NSC68/3号文件。至此，“美国的 冷战 战略和全面扩军备战的蓝图已制定”[3]。美国政府在出兵朝鲜的同时，抓紧时机落实难以得到国会通过的68号文件的各项军备措施。在东北亚，美国加紧缔结对日和约，取得冲绳等有利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的基地，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东北亚遏制苏联和中国的牢固的同盟。同时朝鲜战争也导致了中美之间20余年的敌对状态，美国除了扶蒋和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外，还与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签订了双边政治军事条约；1954年，又签订条约，建立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至此，东北亚地区两个阵营的对立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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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中后期，东北亚地区各国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渐变，并推动了大国关系向缓和方向发展

冷战中后期，东北亚地区各国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偏转，地区战略形势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朗。美苏两国对外扩张和它们之间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直接导致其实力的下降。苏联在扩张与军备竞赛双重压力下，日益走上了困难和危机之途，据统计，苏联自第8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到第11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所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1%、3.1%、2.2%和1.8%，呈明显的减速态势，进入80年代后半期，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以致于其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在冷战结束前夕跌至战后的最低点。经济的大幅度下滑使得苏联日渐没落，并最终走向解体。这直接导致东北亚两极格局的终结；而美国自1965年扩大印支战争规模后，便深陷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直至最后的失败，这极大地削弱了它在东亚的地位。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便是美国实力下降的“自白书”。与此相反，日、韩在东北亚的实力却逐渐增强。日本在经过战后的经济恢复，于60年代便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60年代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美国和西欧高1倍以上，到6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力量已足以与美国相抗衡,日本由美国的小伙伴开始逐渐变为主要对手。韩国自60年代以来，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60年代年平均为9.5%；70年代为8.2%；80年代为9.2%。经济的高速增长使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跃至1990年的5567美元。韩国实力的增强使得它在本地区的地位日益上升。同时，中国也成为东北亚具有重要份量的大国。从60年代顶住了前苏联巨大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扩大。同时，由于苏联在对华政策中一味推行损人利己政策，最终导致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中国日益独立于美苏两极。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更加引人注目。其间，美、日等国相继改变其对华政策，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实力日益上升的事实。正是由于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权力的分散，促进了战略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地区战略格局的上述变化为地区大国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条件。最明显的是中苏、苏日关系的改善。中苏之间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严重对立之后，进入80年代，中国从战略全局出发，在同美国保持某种战略关系的同时，开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1982年，中国提出了消除三大障碍，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随后就得到苏联的响应。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6年9月和1988年9月先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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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关于新亚洲政策的讲话，对改善对华关系表示了积极态度，并开始采取措施改善苏中关系。同时，也强调了日本的国际作用，希望“苏日关系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在不受过去问题影响的平心静气的气氛中进入深入合作”。此举得到日本政府响应。1986年两国恢复了外长级定期会晤。

总之，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格局的变化，大国关系的改善，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二、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发展、演变及其展望

冷战已经结束了，但东北亚地区仍然残留着冷战结构。其一，朝鲜半岛分裂状态仍然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存在，这使得朝鲜半岛的安全成为影响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一环。其二，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在冷战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被强化。但东北亚地区毕竟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未来发展是趋向合作还是趋向对抗，是东北亚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跨世纪的战略格局形成过程中，主要国家的对外战略及其相互间的力量对比仍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冷战后东北亚地区战略形势的新变化

1、东北亚地区战略形势日趋缓和，但冷战思维方式尚没有彻底消失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冷战后期多极化趋势的基础上，东北亚地区内的国际政治关系得以重新组合，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妥协和合作是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在局势最为紧张的朝鲜半岛，由于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9月）和《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的签署（1991年12月）、无核化共同宣言的发表（1991年12月），以及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安全保障协定的签署（1992年）并接受该机构的核查，双方对峙程度已较冷战时期大为降低；同时，由于东北亚地区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南北双方的交叉承认与关系的改善以及四大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即都希望维持半岛和平稳定的现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大大缓解。中俄关系的调整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蒙关系的正常化，使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形势趋于稳定。俄日随着《东京宣言》和《经济宣言》的发表（1993年10月），两国关系因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立场均有所松动而得以缓和。美俄关系由“冷战”对手变为“战略伙伴”（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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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首脑在温哥华会晤后宣布），这对缓和东北亚地区战略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防止核不扩散条约而引起东北亚局势骤然紧张，但因朝美框架协议的达成而化险为夷。

另一方面，在东北亚地区，冷战思维大有借尸还魂之势。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构思冷战后的战略时，其思路显然不利于未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与“北约东扩”同时强化日美安全同盟，并以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为依据试图对中国加压和防范；而日本也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态度。这将直接影响冷战后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间关系的健康发展。

2、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极具潜力，但地区多边合作仍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

东北亚地区各国在经济资源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日本、韩国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俄罗斯有巨大的能源和技术潜力，这种经济结构意味着地区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90年代以来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日两国贸易额由1990年的16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96年的600.4亿美元，6年间增长3.6倍多。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在世界上居第4位，仅次于美加、美日和法德。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至1996年底，中国共批准日本企业直接投资项目14，991项，协议投资金额264亿美元，实际执行金额141.9亿美元。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建交以来取得了更加快速的发展。1996年双边贸易额由1991年的58亿美元猛增到199.93亿美元。截至1996年底，中国 共批准韩国企业投资项目8，409个，协议和实际利用金额分别为118.85亿美元和36.7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近年来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中俄、中蒙、中朝的双边经贸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呈现顺利发展态势。

但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区情”，即东北亚各国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的非对称性、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结合程度上的差异性、以及历史的积怨和互不信任等，使得地区多边合作较为迟缓。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图们江经济开发，几年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力推动下，中、朝、韩、俄、蒙五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国际合作开发图们江地区的三个协议，但这项为期20年，耗资200亿美元的计划并没有呈现出顺利发展的态势。

其实，仅从地缘因素来看，东北亚地区具有加强合作的天时与地利。阻碍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本地区残留着各种冷战遗产及其冷战思维方式。因此，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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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间不信任与猜忌，把非对称性和多样性转化为优势互补、加强合作的有利因素，加强对话与协调，逐步促进地区合作，这是东北亚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

3、东北亚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有较大变化，但也存在消极因素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双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有较大变化，如俄日之间，中日之间、中俄之间等。1995年3月，俄罗斯和日本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双边高级军事会议，其议题包括扩大俄军队和日自卫队之间的交往、地区安全问题、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相互信任的措施。1998年，日本防卫厅长官与中国国防部长实现了互访，并就防卫交流达成协议；中日两国外交、国防当局已进行了五次安全磋商。中俄两国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军事技术交流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些合作对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也有较大发展，1993年由美、中、俄、日、韩等国参加的“东北亚合作对话”就是其中一例。从长远看，这一对话有可能从目前半官方对话发展成官方对话。另外，1997年初，俄、日、美、韩缔结了防止海上事故的多边协定。

冷战的结束凸显了东北亚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对此若得不到恰当处理，就具有相当大的消极作用，直接影响到地区对话与合作。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和对二战责任的态度直接涉及到与朝、韩以及与中国等国的关系。近些年，日本国内不断有人为其侵略罪行进行辩护就是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中的一股逆流,它不能不引起东北亚上述各国对日本所倡导的各种合作、对话表示怀疑与警惕，并对日本巨大的国防开支和日益强大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一直十分不安。另一方面，中韩两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也引起日本对安全的担心和忧虑。这些都使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 冷战后本地区主要国家东北亚政策的调整

1、美国

冷战甫告结束，美国政府曾一度有过从东北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军事基地减少驻军的计划。但经过冷战后几年的变化，美国已逐渐从所谓“赢得冷战”的狂热中摆脱出来，当政的克林顿政府重新对安全环境进行新的分析，随后调整其东北亚政策。美国调整东北亚政策的内容和目的充分体现在其调整后的亚太战略之中。1995年美国《东亚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就是要通过在本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式的“参与”及其存在，维护和加强美国在地区安全和其它方面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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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看来，亚太地区要保持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和平与稳定”才算真正的“安全与稳定”；“民主国家间不打仗”，只有西方式民主，才会有真正的安全与稳定。在亚太乃至全世界，唯有美国“有意志、也有能力”领导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维护西方式民主，因此，在政治上，领导作用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义不容辞的责任”[5]。既然美国以“领导”亚太地区为己任，它就感到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力“保护亚洲”。美国既要主导东北亚的地区事务，也要“管理”台湾海峡等其他国家内部的事务。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其经济利益，甚至把它视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美国越来越重视同日益崛起的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克林顿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白：“我们1/3的出口和100多万美国人的就业依靠我们同亚洲的贸易。在今后10年，亚洲显著的增长将给那些有能力竞争的人提供不断扩大的市场。如果亚洲的前途未卜，那么我们的前途也不会有保障”[6]。而东北亚地区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中之重。

同时，美国对军事安全的理解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冷战后，美国也认识到安全的内涵已发展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等领域的“综合安全”，以军事安全为主的双边关系具有局限性，因而应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作为双边安全的补充。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对日本政府首先倡仪的东北亚地区论坛表示支持；积极谋求在由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亚太经合组织中加入安全合作机制。1995年1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佩里在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之前曾说，“亚太经合组织从经济集团扩大成为安全联盟的时机已成熟”[7]。

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构筑一个能够约束日本、制约中国、防范俄罗斯、主导朝鲜半岛事务的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

2、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对东北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并没有给它带来实际利益，相反，在美国主导下的北约顽固地坚持东扩。对此，俄罗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已作出新的判断。新通过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认为，“北约可能的东扩及其向主导欧洲军事政治力量的演变，使欧洲大陆面临重新分裂的威胁。在欧洲保持着机动突击军队集群、核武器以及维持和平的多边机制不能发挥明显效果的情况下，这一威胁尤其危险”[8]。因而，如何阻止北约继续东扩，是俄罗斯的跨世纪外交难题。而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与各国没有直接的根本利害冲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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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外交空间，是平衡西部压力的重要筹码。这是俄罗斯需要和能够调整其东北亚政策的外部环境。

俄罗斯调整后的东北亚政策以俄“新东方政策”为基础，即：加大东方外交力度，全面恢复和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加强经济外交，扩大经济合作；积极推进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寻求对俄国内经济改革的支持，借助外国力量促进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开发；继续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以形成平衡机制，保障俄东部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而东北亚地区是俄“新东方政策”的重点所在：与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并期待着重大的突破；平衡韩朝关系，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俄在东北亚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俄在本地区的大国地位，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二是在战略上对美欧在其西部和中亚地区扩大影响进行牵制，抗衡美国力图削弱、限制俄罗斯的企图。

从本质上讲，调整后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只是俄对其受挫的“一边倒”政策的一种“修正”，它并不具有长远性和全面性。

3、日本

日本是东北亚地区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第二位的经济科技实力和高质量的军事力量。因而，日本十分重视经济、科技的作用，把它视为谋求政治大国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而这一作用在经济和科技有待发展的东北亚地区能更为有效地得以发挥，此其一。其二，东北亚地区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以及有利的产业结构是日本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其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两个在东北亚，着力经营东北亚，发展与它们的友好关系，是日本发挥政治作用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四，东北亚地区直接关系到其安全利益。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明确认定，在东北亚地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军事力量仍然存在”，“仍然存在着不透明、不确定因素”，“不能排除在我国周边地区发生对我国的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事态的可能性”[9]。因而，日本愈加重视东北亚地区，并对其东北亚政策作了如下调整：

在政治外交方面，展开“多边均衡外交”，即与各大国的关系在总体上要保持战略力量的均衡和稳定，但并非等距离外交，而是依据其战略利益有所侧重。以美日联盟为对外关系的基础，与美保持“全球性伙伴关系”；与中国构筑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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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对朝鲜半岛政策虽受美国牵制，但日坚持“两个朝鲜”的基本方针不变。

在经济上，一是通过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地区各国进行经济渗透，扩大国际分工，强化经济优势。二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推进环日本海、环黄海、图们江三角区等局部区域经济合作。

在安全上，继续坚持并重新定义日美安全条约；积极谋求东北亚地区安全主导权，如提出建立东北亚地区论坛的倡议。

日本的战略意图也很明确：即增大日本在本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推动地区战略格局朝着有利日本的方向发展，使日本真正成为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

4、朝鲜

朝鲜认识到经济对外开放、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遂于1991年12月作出关于建立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决定，随后相继颁布法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进一步推动对外经济合作。朝鲜对外开放的幅度不断扩大，且重点是面向东北亚地区。其中，图们江区域开发占有突出地位。在外交方面，朝鲜是东北亚地区情况最特殊的国家，它至今与韩国、日本、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由于朝鲜正面临着保持现有体制的延续性、克服经济危机、调整与韩国关系的基本任务，这些都必须得到中、俄、日、美等国的理解与支持。因此，针对东西方冷战格局已被打破的现实，朝鲜希望在与美、日等国的关系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美国。目前朝对美态度是：取消对朝经济制裁，要求美军撤离韩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而美认为“朝美建立外交关系是朝合理要求，但不能置于汉城、平壤交叉承认之前，或和平条约签订之前。”[10] 因而朝美关系的改善还需时日。在南北关系及安全问题上，朝鲜一直主张改变停战体制，并放弃停战协定中有关维持和管理非军事区的使命，实则主动退出停战协定；坚持只有朝美双方签署和平条约，朝鲜半岛的和平才有保证，亦即将韩国排除在外。

5、韩国

韩国也不断加强同东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与美、日等国存在贸易摩擦，韩愈加重视发展与中、俄、朝鲜等国的经贸关系，对东北亚地区的依赖性正在逐步增强。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1998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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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金大中访美期间，与美签署协议。协议规定对美在韩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并许诺“要把韩国变成世界上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安全、最自由环境和保障的国家之一，韩国将实施全面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并保证在法律上废除对外国进口产品的不公正制度”[11]。在对外政策上，以韩美关系为基石，维持通过美国而形成的韩日间接同盟关系，发展与中、俄双边关系。在对北方政策上，坚持未来的和平协定应由南北朝鲜自己来谈判签订，认为举行“四方会谈”，南北朝鲜应扮演主角，而中美两国只应发挥次要、辅助作用，即“四减二”方案。

6、中国

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其东北亚政策对本地区及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致力于促进本地区形势不断向缓和方向发展，以创造有利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主张地区及相关各国应尊重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处，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等原则。在地区经济、军事、安全和政治合作中，主张以不针对某一成员为原则，反对建立排他性或针对某一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集团、组织、结构和活动；坚持互利原则、多样化和渐进性原则。正是基于此，中国积极与地区各国展开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中国与俄罗斯所建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不仅为东北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亚太地区国家间建立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协调合作的国家关系树立了典范。

（三） 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展望

1、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轮廓

综观东北亚地区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其战略格局的演变通常是由本地区新崛起的力量要求重新分配权力或者寻求自身的独立，进而向原来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发起挑战，由这种争斗的结局打破旧格局；尔后经过新一轮的分化组合，导致地区政治地图和有关国家国际地位的改变，最终形成新的战略格局。其中，军事力量具有相当突出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唯有在本世纪后期，冷战格局的变化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军事力量的作用甚小。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东北亚地区战略新格局的形成不再仅仅依赖于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取决于以经济和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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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由于受不同的因素及不同程度的影响，地区各战略力量间将形成不同的力量关系即不同的力量体系，一种“多元多体系并存”的战略格局将是东北亚地区的发展趋势。新战略格局无疑比冷战时期要复杂且多变，“ 多极化 可能是前者的基本特征”[12]。

“多元”，即东北亚地区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将比以往更能独立自主、更加平等地参与地区事务，更能自主地表达各自意愿，并能程度不同地独立决策，国际关系格局随之展现出新面貌。

“多体系”，即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分别存在参与要素不尽相同的力量结构。政治领域是地区各国共同参与、自主决策的多极体系；经济领域是各国协商合作、平等互利的多元共生体系；安全领域是多边和双边共存体系。

2、各国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是“多元”体系形成的内在动力

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是地区各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对比以及它们所处地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状况。其中，决定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主要基础，是各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比。

俄罗斯与前苏联已不可同日而语，其综合国力的恢复须到下世纪。但俄仍拥有巨大的实力特别是居世界第二的军事实力，其发展潜力巨大。俄在亚洲拥有大片国土，仍保留有一定的军事力量。而且在历史上，东北亚地区曾是沙俄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因而俄的前景无论进一步走向解体，还是长时期难以崛起，抑或东山再起，都将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日本作为东北亚发达国家，现在正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继本世纪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道路，到成为战败国而走上民主改革、专守防卫的发展道路之后，现在正面临着其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战略选择。冷战后日本国内新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日益抬头，“经济大国”意识已成过去，充当“政治大国”的愿望不断增强，步伐加快。日本会不会进一步成为军事大国，是影响东北亚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是由种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鉴于历史的教训，东北亚地区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希望日本在未来发挥积极作用，对其军事力量的发展尤为关注。另外日本还有自然资源极其贫乏和国内市场狭小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更何况当前也不存在走此道路的“紧迫性”。因而，尽管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

东北亚战略格局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崛起，日益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对手，但日本要进一步扩充军力，从而成为名符其实的“极”则还需较长时间。

中国的发展则需更长的时间,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参与地区多边合作进程的发展，中国同东北亚各国一起积极探讨有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符合冷战后时代发展趋势和东北亚“区情”的新安全观，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地区安全战略。中国始终追求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倘若中国出现不稳定形势，如台湾问题发生危机，这对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都将产生严重后果，哪一个国家都难以承担。因此，中国是促进地区多极化的中坚力量。

应当说，美国仍然是东北亚地区唯一超级大国，其一有机会便极尽强权政治之能事。但由于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在处理东北亚地区事务中已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多极化趋势形成不可阻挡之势，美国也将奈何不得。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并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而且国力日益强盛，其影响不可低估。俄罗斯经过几年的磨难，重新为其外交政策定位。1996年，俄外长普里马科夫宣布，俄外交政策两个主要原则是，“第一，不再向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和影响的行为让步；第二，俄罗斯将更加谨慎地从事有风险的事”[13]。这第一条明显是有所指，指向美国及其盟友的诸如北约东扩之类的行为。这对推动东北亚地区多极化将产生积极作用。日本曾是美国重要的冷战盟友。它正是借美国的保护伞，才得以集中人力、物力发展本国经济，使自己成为经济大国和美国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现在日本正日益寻求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它一方面继续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寻求不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积极开展自主外交。

更为重要的是，“多强”不仅自己不买美国这个“一超”的帐，而且还通过加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增强对美国的制约力量。近一、二年来，中俄两国关系明显改善，两国不仅实现了最高级互访，而且还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特别是一起谴责“大国霸权主义”，这对美国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中日关系虽然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制约并且在进入90年代后发展不平稳，但日本并不愿意在对华关系上完全跟随美国。在1997年秋中国国家主席访美之前，日本首相访问了中国，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俄日关系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两国首脑签署了发展俄日合作的“叶利钦—桥本计划”，还确定双方于2000年缔结和平条约，使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还酝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多强”之间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多极化趋势，更使美国的霸权战略难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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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之外，还存在有利于多极化的因素。首先，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使以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经济出现分散和发生转移，同时，韩国政治外交形势的变化也是对日本的有力牵制和制约。因此，韩国在东北亚地区地位和作用上升，是促成“多元”体系形成的有力因素。其次，北朝鲜在一定意义上讲成了美国啃不动、感不化的“石头”，它固然增加了地区不稳定因素，但是，也增加了与美国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抗衡的力量要素，同时兼有促进地区多极化进程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新的多元化国际保障机制的形成。

3、地区主要国家相互关系的发展是“多体系”形成的主要因素

上述地区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推动着“多元”结构的形成，而且强有力地调节着地区各国的相互关系，从而构成了“多体系”结构得以确立的重要因素。

（1）格局转换时期的中美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在东北亚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中都具有极大影响。世纪之交，中美关系是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集中体现在建立东北亚地区战略新格局这一历史性课题上。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一页，标志着自80年代末以来中美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的结束。同时，表明两国都认识到了对方对自己的重要性和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以及促进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共同利益的广泛性。因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中美关系中客观的、实际的局面的反映，是“理当如此”[14]的。勿庸讳言，中美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与分歧，即利益观、价值观等方面的根本对立，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始终具有脆弱性的一面。因为在世纪之交，“不管是战略上还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还都远远不能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也不能使中美之间的矛盾根本消除”[15]。

基于以上原因，合作中有摩擦，交往中有斗争，经济关系发展较为顺利而政治关系相对滞后，安全对话时断时续，在人权问题上针锋相对，在台湾问题上又对抗又妥协，将成为世纪之交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中美这对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直接关系到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结构。

（2）受牵制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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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自90年代以来，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但中日关系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其间，中日两国不断加强高层友好交往和政治对话，政治关系取得了新进展。1997年双方确认了要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1998年11月，中日两国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相当迅速。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政府资金合作方面，日对华提供了三批日元贷款，从1996年起提供第四批贷款。但日本方面也存着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不利因素。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尤其是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屡屡发生；重新定义日美安保体制，染指我台湾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政府支持和纵容右翼势力等，这些都有损于中日相互信赖关系的建立。当然，友好合作是主流，但不利因素则将始终存在，具有长期性，这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是日本既定国策使然。

在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不容忽视。中美关系的改善给日本改善中日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在今后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要求修改宪法的动向可能加强，中日关系很可能受到日本国内这股右倾化思潮干扰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国内局势及政治思潮的理解与对策就更显得重要。若美国对日本采取相对慎重的态度，这不仅有利于美国长远利益，也有利于美日、中日关系的稳定，从而对东北亚地区也将产生良性影响。若继续推动日本增加军事力量，冲破宪法限制，则无异于“放虎归山”，一旦日本羽翼丰满，其结果将对谁也无好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关系到21世纪的重大战略问题。

（3）互有借重的中俄关系

鉴于战略环境的变化，俄罗斯在1996年4月率先提出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关系的战略基础集中体现在两国共同发表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宣言》中，《宣言》明确表述了中俄两国对当前国际关系态势和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理论共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加深，促进了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

两国政府都排除了战略协作关系向同盟关系过渡的可能，而战略协作是在平等磋商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显然是一种正常健康的国家关系。但是，从长远看，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也存在着局限性，一是地缘因素，二是俄罗斯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三是俄罗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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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扩张主义历史。另外，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在本质上是追求东西方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决定了俄罗斯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上有选择的余地。例如，俄罗斯国防部长1997年5月访日时作出支持美日扩大军事同盟的表示，就很值得我们思索。当然，从长远看，由于俄罗斯经济振兴和战略环境的改善尚需时日，因而，俄对华战略需求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两国合作将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相互依存度也将随之不断强化。

（4）业已发生变化的美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形势，美日关系至少面临着以下两大基本课题：“第一，在失去共同敌人的前提下，如何重新确定两国的共同利益，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第二，在双方综合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如何纠正两国关系中严重存在的非对称性。”[16]通过几年的调整，尤其是对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义，两国关系内涵的外向性愈加明显。而这一变化则直接为两国战略目标服务：美国要确保在东北亚乃至亚太的领导地位，同时在美日关系的框架内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日本要继续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在美日双边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在地区事务中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言权。

从长远看，在美日同盟内部，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目标的支点。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将构成对美国的强劲挑战。因此，美国也不是无所忧虑，其限制日本的因素一直存在。

（5）欠均衡的俄美关系

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最优先目标是确保俄罗斯全面改革的继续进行，这也是俄美关系的核心所在。另一方面，美国除考虑到俄罗斯固有的体积外，恐怕就是其军事力量。俄罗斯不仅有强大的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其长期以来以巨大代价发展起来的先进军事技术，对区域国际关系甚至对大国关系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通过武器出口与军事技术出口，俄罗斯在区域关系与大国关系中仍然拥有强有力的发言权。这也是美国与俄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当然，美国很清楚，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因而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平等的。让俄参与东北亚地区合作体系，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抑制俄的崛起。俄罗斯对此已深有体会。尽管《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强调“仍要与美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17]，但就它目前的状况，要真正实现两国关系均衡并非易事。

（6）日益解冻的日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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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俄日两国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日俄关系呈现日益改善的新动向。1997年俄日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日本提出的“信任”、“互利”和“长远观点”成为两国关系的准则。日俄关系的解冻与改善是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两国各自进行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日俄作为本地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相互竞争而又相互依存的多极化世界中，不改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认为，在世界日益多极化的今天，“改善日俄双边关系是两国政府面向21世纪首先应该认真解决的课题之一”[18]。同时，日俄两国立足东北亚和面向亚太的基本战略，为日俄关系改善提供了较好的氛围和重要驱动力。另外，两国政治障碍日趋缩小的条件下，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总之，俄日关系的改善是东北亚地区的重大事件，有利于多极化地区战略格局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领土问题仍是阻碍日俄关系全面改善与发展的症结，只要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日俄关系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领土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长期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顺利解决，这就决定了今后日俄关系将呈现改善与矛盾磨擦并存的态势。既谋求合作，又存有矛盾；既发展关系，又保持戒备，将是今后日俄关系发展的重要特征。到2000年能否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还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发展与俄的关系，有针对第三国的意图。日本媒体认为，日本“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牵制中国、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意图”[19]。

（7）出现转机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给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带来转机。在1994年10月，美朝关于核问题框架协议的签订，成功地使美朝在核问题上的对立实现了软着陆。此后，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沿着两条线同时推进：一条线是“对立线”，即朝鲜与韩美双方的军事对立和冲突；另一条线是“缓和线”，即朝鲜半岛问题有关各方寻找和解和避免地区战争的“软着陆”机制和安排。这两条线的并行和交叉构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和半岛安全局势的特有内涵。应该说，近两年来，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是以缓和为主，尽管北方长期以来一直发生危机，而南方发生了大的经济动荡，但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说有点变化，“那就是在朝着双方关系实现更加稳定方面有了一些小的进展”。[20]

另一方面，朝鲜接受了“四方会谈”的建议，且会谈已正式启动。尽管在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机制这一焦点问题上，朝韩双方立场仍严重对立，但它表明朝鲜已迈开了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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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第一步，也是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一步，大大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韩国在与朝鲜接触的同时，积极展开对外交往，分别同中国、日本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和“面向21世纪的日韩新型伙伴关系”，这对多元多体系结构的形成具有最直接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北亚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具有如下特点：（1）除朝鲜与韩国外，其他各国相互不再进行军事对抗和对他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因而爆发直接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2）共同的利益领域、层面在扩大，尤其是互以对方为促进国内发展的重要市场，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都希望保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3）各方关系表现为合作与竞争、磨擦与协调、斗争与妥协并存和相互交替，都力图把争执点控制在问题本身而不致于扩大到使整个双边关系恶化；（4）相互之间的关系目前仍处调整时期，尚未完全到位、定型，相互关系可能会因矛盾、分歧突出或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和未来预期性估价不同，而出现起伏和波折。

总之，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分歧点和共同点都暴露无遗，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出发，调整相互间关系，这对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最终确立将产生积极影响。

4、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新特点

在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界战略格局转换交替的大背景之下，加之东北亚地区特有“区情”，因而，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战略新格局的形成具有许多新特点。

（1）经济合作中的不对称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准方面，东北亚地区的确存在着沃伦斯坦所说的“核心(Center)——外围(Periphery)”模式[21]。但是，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说在经济合作领域只存在剥削与压迫关系，或者依附与被依附的简单函数关系，比较确切地讲，是存在着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的美日两国不能不关心处于经济“外围”地位的东北亚其它国家的落后状况，但从经济关系发展的角度看，其趋势是随着国际化不断加强，市场愈益开放，各国经济间的交往增加，从而出现“一个繁荣的、互相依存的、统一的全球经济”，“一个以全球化趋势为主导的新时代已经开始”[22]。正因如此，“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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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帮“外围”，也就是帮自己。另一方面，两者相互关系又是一种不对称的依存关系。民族国家的生产水平和结构决定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进而决定各国与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结构。东北亚地区各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日本、韩国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俄罗斯有巨大的能源和技术潜力，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实现区域互补的原动力。而且，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或将逐步认识到，区域合作符合本国利益，是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但在经济技术合作中也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不发达成员希望在进行经贸合作的同时，进行技术合作。而“发达成员更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一目标，这显然是为了打开亚洲市场。他们认为，技术合作只是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一种辅助手段，技术合作要围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来进行。美国更认为发展中成员强调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是要从发达成员处获得资金和技术援助，因此对合作不感兴趣”[23]。日本出于争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考虑，在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上，其态度与美国有所不同。但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始终要保持一定的技术优势则是日本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一贯的指导思想。

总之，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皆大欢喜”的背后总能辨识出一种差序格局，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说，不调整这种不对称，在东北亚已提出的“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等种种构想的实现必将大打折扣，毕竟国家间的合作源于利益的驱动。为此，地区各国要面对现实，力避在合作中不对称状态的扩大，防止使不发达国家越来越“边缘化”[24]。同时，一种健康而全面的合作对促进地区内各国间的相互信任、缓解地区内业已存在的冷战遗留下来的政治矛盾等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各国经济发展中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会导致许多与相互依赖关系发展相适应的内在要求，比如，各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进行协调的要求。

（2）政治缓和中的强权政治

冷战结束，东北亚地区迎来政治合作的新曙光。地区各国越来越关注新秩序问题，为此展开异常活跃的外交。但是，勿庸讳言，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大有强化之势。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发达国家欺负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5]。但东北亚地区事务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建立地区新秩序必须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原则。其核心是互不干涉内政，维护国家主权。谈国家利益如果没有主权这个核心，什么政治独立、经济发展、领土安全和文化繁荣都没有了灵魂，没有根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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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本地区一个重要的主权国家，在处理自己内部事务时经常受到来自美国强权政治的侵扰。朝鲜半岛局势是未来影响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不可预测的变量。目前，各国应当努力做的是如何使朝鲜从孤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只有朝鲜能够真正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朝鲜半岛才能长久摆脱危机。欲达此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是尊重朝鲜国家主权，至关重要的是尊重朝鲜政府和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权利。事实业已证明，对朝鲜动辄采取损害其主权的制裁行为只会使局势本来就相当紧张的朝鲜半岛进一步处于更严重的危机之中，不可避免地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相互依存中的霸权安全观

东北亚地区各国在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层次形成的各国经济上的互补性为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促进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合作安全的概念。

在合作安全的概念之外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霸权安全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稳定均来自一个霸权的统治，或两个、多个霸权的力量平衡。早在80年代，美国就有人在奢谈冷战后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问题。今天这种叫嚣丝毫未减，以致于美国一直坚持它所说的“在日、韩两国驻军是保持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等谬论。但实践证明，霸权下的和平是极为脆弱的，在霸权安全观指导下所建立的战略格局也是不稳固的。

（4）共同需求中的不同利益

稳定是地区各国共同的安全需求。但如何寻求和保证这种稳定的持久化，就反映出不同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主要依靠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来寻求共同的稳定；抑或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制衡的方法来制造仅仅有利于己方的安全。

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能否形成有利于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的战略格局，说到底就在于地区各国能否在各自不同的安全利益与地区共同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寻找平衡点的关键就在于各国能否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与谅解，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能否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构筑有利于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地区新秩序。

东北亚战略格局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三、新格局的形成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发展，即国际合作地区化。中国国家利益的地区分布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东亚 ，而东北亚地区则是中国国家利益分布的重要次区域之一。首先，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在经济关系上相互依存度增加。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在亚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日本在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上升至第三位，仅次于香港和台湾。中韩经贸关系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发展更为迅速，且增长势头仍在继续。中俄在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潜力极大，1997年中俄贸易额约60亿美元，中俄双方商定到本世纪末力争达到200亿美元。随着东北亚经济区的建立，中国与该地区的经济依存度将迅速增大。其次，东北亚地区核心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而它最为直接地关系到中国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再次，中国周边地区没有哪一个次区域象东北亚地区那样集中了世界另外几大国利益，几大国在此地区的一举一动或多或少地牵涉到中国利益。

因此，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形成将对我国家利益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新格局对我国政治利益的影响

1、多元体系有利于我展开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但冷战思维误导别国对我战略意图的理解

在推进东北亚地区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倡导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地区新格局的主张已经得到俄罗斯等国家的理解和支持。1997年，由中方起草被俄方认可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宣言》，明确地表述了中俄两国对当前国际关系态势和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理论共识。同时，中国对美、日、韩等国外交都取得了新进展。

在反对大国霸权、从而达到制衡西方大国的目的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我可借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而在东北亚地区，我可依靠和利用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有朝鲜，且力量较弱；相反，地区大国如美日等国仍抱有冷战思维，对我国的战略意图作出不正确或故意歪曲的理解，由此引起其他国家对我的戒备心态（即使俄罗斯国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中国威胁论”即是这种心态的流露。而这产生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在我寻求地区多极化格局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中，有时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极为被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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