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

“乾隆宰相”于敏中（1714-1779）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辅佐皇帝的大臣被称为“宰相”。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的职位，并命其子孙永远不得设丞相一职，但职位的废除并不意味着职能的消除，再精明强干的君主也离不了大臣的帮助。因而，辅佐皇帝的秘书班子——内阁大学士，便成了新的“宰相”。到了清朝，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都被称为“相国”。

金坛城内曾有宰相府，至今相府弄、相府前的地名犹存。这个宰相府就是乾隆时期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府，1990年代，相府故址因旧城改造被拆除。于敏中曾是金坛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他的政绩堪称辉煌，但因晚节不保，也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 初入仕途

于敏中1714年出生于金坛，字叔子，一字仲常，号耐圃、重棠，清乾隆二年（1737）丁已恩科状元。于敏中在朝42年，任职颇多，大略有：翰林院修撰，乡、会试考官，山东、浙江学政，兵、刑、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方略馆副总裁，四库全书正总裁，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上行走，加太子太保衔，赏一等轻车都尉，谥“文襄”。其中最重要的是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他在任军机大臣二十年，堪称乾隆朝力秉钧轴的相国之一。

于氏为金坛望族，于敏中出身于诗礼簪缨世家。其曾祖父于嗣昌，乃明代万历进士于孔兼之孙，系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曾任山西襄垣知县；祖父于汉翔，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曾督陕西学政，风流文章，名噪一时；父亲于树范，曾召入内廷充武英殿纂修，参与编辑《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书，后调任浙江宣平知县。于敏中幼年过继给其叔于枋为嗣，于枋为雍正二年（1724）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广西、山东主考官。于枋后来得子，于敏中又归其亲生父母。

于敏中幼承家学，天资聪慧，5岁启蒙，力学《四书》。其母亲课读甚严，经常立在窗下屏息静听其读书。祖父于汉翔亲授《大学》章句，使之能依集注解不谬。于敏中10岁时即通读《五经》，认真评点。雍正七年（1729），年仅15岁的于敏中应江宁乡试，中式举人。但首次赴京会试不期落第。回坛后重新择师问业，拜同邑雍正癸卯进士王步青（字已山）为师，重新研读《四书》、《十三经》。年及冠，博通经史百家、阴阳历律诸书，旁及佛道之说。乾隆二年（1737），于敏中参加丁已恩科会试，擢进士第一，时年23岁。从此，于敏中与其族兄于振并称“兄弟状元”，成为金坛科举盛事。当年，他便入直翰林，授修撰，供职七年。以文翰受乾隆赏识，直懋勤殿，累迁侍讲，掌读讲经史，撰著朝事。

于敏中年少夺魁，春风得意。他文思敏捷，通熟掌故，文章冠绝一时，书法亦清秀洒脱，且能熟练掌握汉、满、蒙、梵多种语言文字。他初入懋勤殿时，乾隆帝曾令其译抄佛教经典《华严》、《楞严》两部经书，他先画出一座宝塔形状，用小楷写经，凡是栏柱檐瓦窗阶铃索之处都有字，宛转依线，读之成文。这还不算难，难在每有“佛”字，一定要算定写在柱顶或檐际的尊贵之处，不得乱填乱写。为此轴《华严经宝塔》，于敏中排算了二年，写了将近一年，成了书法史上一段佳话。他还集译抄宣讲于一身，纵论政事，极为得体，深受乾隆赞赏。 二、 平步青云

乾隆九年，于敏中奉旨主持山西乡试。乾隆十年，乾隆帝巡幸江南苑，问于敏中何为“治国要务策？”于敏中认为“治国要务莫过于兴学得人，人才得即政

事理。”乾隆点头称善，因此命其督山东、浙江学政。于敏中为朝廷选拔人才，建修学宫，革除积弊，颇得士林赞誉。《于氏漫钞》载：“所到之处，兴学育济世之才，培植寒士，所拔皆知

名之士”。后奉旨回京直上书房，教习皇子皇孙，督课教学，严谨善教，深得帝宠，累迁内阁学士。乾隆十五年，复督山东学政。乾隆十九年，升兵部侍郎。

乾隆二十一年（1756），父亲于树范去世，于敏中归籍服丧。守制不久，乾隆二十二年，于敏中受特诏赴京署刑部左侍郎。孰料，乾隆二十三年，嗣父于枋亡故。此次治丧后不久，他的生母也去世了，于敏中只好戴丧办丧。为了早日返回朝廷，于敏中向朝廷隐瞒了丧母一事。御史朱嵇知道此事后，立即疏劾于敏中将“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恝然赴官。”于敏中却申辩说，在六部任职的大臣与戌守边疆的将士没有两样，不应该为家事而影响国家大事。乾隆帝也因其职任不可替代，惜其文才，原谅了他的这次过失，反而斥责朱嵇“污人名节，不无过当”。当年年底，授于敏中户部侍郎。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命于敏中为军机大臣，从此直接参与机务朝事。于敏中年纪比乾隆皇帝小三岁，用事正当乾隆盛年，因此他行事检点，大事小事都是谨慎奉旨而行，周密稳妥。乾隆作文赋诗，常常是即兴而为，事先并无草稿。每次皇帝吟诵之后，于敏中便默记于心，然后再恭恭敬敬誊抄出来，一字不差。有一天早上，于敏中随乾隆帝游幸御花园，乾隆即兴赋诗七首作文二篇。夜里，乾隆收到于敏中所记之言，欣赏之余不觉拍案惊奇，由此对其更加倚重。乾隆三十年，擢户部尚书。于敏中仅有一子，名于齐贤，乡试未能考中。乾隆考虑到其子已经长大，因此加恩予以依照尚书品级出来做官，又因于敏中正室夫人已经病故，特封其妾张氏为淑人。

乾隆三十一年，梁瑶峰进入军机处，乾隆皇帝命其掌管诗文，而令于敏中专门负责国家政务。这样，于敏中便可不再留心皇帝所作诗文了。一日，皇帝召于敏中和梁瑶峰入宫，又吟诵诗文，于敏中赶紧给梁瑶峰使眼色，而梁瑶峰茫然不知其意。等到皇上吟诵完毕，二人出来，于敏中等待梁瑶峰将诗文誊写出来，但好长时间都不见动静，便问梁瑶峰皇上的诗文誊写好没有。梁这时才恍然大悟，不免惊慌失措。于敏中说，我以为你是专管圣上诗文的，所以老夫便不再默记了。现在事已至此，你看该怎么办呢？梁瑶峰非常惭愧，无言作答。于敏中长叹一声道：让我试着替你回忆一下吧。这样，于敏中便默默地独自一人坐在屋里仔细回想，不一会儿便靠记忆全部背写出来，全篇竟然只错了一个字。

乾隆三十六年，于敏中升为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三十八年，于敏中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巡幸在外，他都是御前须臾不可离开的最显眼的人物。朝中的许多重要决策，有些就是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作出的，当时他已是朝野尽知的京中第一权臣。

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上疏《开馆校书折》，奏请搜辑《永乐大典》中佚书。当时，内阁大学士刘统勋认为此非政务要事，不与动议。而于敏中对此奏议则深为赞赏，他力排异议，据理力争，认为朱筠所奏“合我朝文治天下之大计，应予纳用”。乾隆皇帝亦认为“真合朕意”，即被采纳，下诏开四库全书馆，并命于敏中为《四库全书》正总裁，主持其事。于敏中在办理其他军政职事的同时，十分重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分别部类、厘定体例，到制定取舍标准及编纂规则，都提出了许多建议，做了大量工作。当朝廷在全国范围搜访征集图书时，于敏中还亲自进献珍本图书17种，领导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于敏中在勤政之余也笔耕不辍，著有：《浙

程备览》5卷，《素余堂集》34卷，《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1卷。另外，还奉命纂修、考订、汇编了《钦定临清纪略》16卷，《钦定户部则例》120卷，《国朝宫史》36卷，《钦定日下旧闻考》160卷，《钦定满州源流考》20卷，《钦定钱录》16卷，《钦定西清砚谱》24卷，《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及释文》10卷等，可谓著作等身，一心辅助乾隆推行文治天下。 三、 位及人臣

据《孔府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有一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乾隆十分钟爱，可惜公主脸上长了一块黑痣，看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须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那只有选择孔府可以当得。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与皇帝并行，而且皇帝到了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这是别的王公贵族都无法企及的。因而，乾隆第一次到孔府时，就说定了要将公主下嫁。但当时满汉不可通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乾隆帝就把女儿寄养在金坛于敏中家中，然后以于家女的名义嫁给孔府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也不称公主，而称其于夫人。

乾隆三十九年，宫内太监高云从泄露了皇帝朱批道府记载，乾隆帝命将其锁拿交御前大臣审讯。据高云从招供，于敏中曾向他问及皇上对观亮评论的记载。另外还曾为自己买地受骗，恳求于敏中转托蒋赐棨帮自己打官司。乾隆帝知道之后，非常恼火。于敏中诚惶诚恐，自责认罪，说高云从确实曾面求转托，而自己确实没有答应。但不立即据实参奏，实属错谬。乾隆帝特发谕旨，严厉谴责道：“于敏中每日承蒙朕召，诸事应付，朕什么话不能对他讲？为什么他还要转向宫内太监探听询问有关消息呢？”并命将其交刑部严加议处。后来刑部议将革职，皇上却又亲下诏书对他从宽处理，仍然将他继续留任。

乾隆四十一年，于敏中因平定金川之乱有功，皇上下诏嘉奖其劳勋云：“大学士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钜细无遗，较众尤为劳顿。著赏一等轻骑都尉，世袭冈替，以示恩眷。”还给于敏中赏戴双眼花翎，赐穿黄马褂，并图其像于紫光阁。可以说，清代能享受此等荣耀的汉族大臣是从于敏中开始的。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敏中病喘卧床，乾隆帝随遣御医视治。病重期间，谕内务大臣和珅伴帝驾亲临探视，赠送人参二支，赐其七律一首：“儒服由来体称身，乞恩因以画麒麟。讵图章采荣梓里，亦谓勤劳同荩臣。缁席宁如赤带子，莺衣和著鹫翎人。木天从此增佳话，黄绢原旧冠榜宾。”

是年十二月初八（1780年1月14日），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因病逝世，享年66岁。乾隆帝又以诗痛悼曰：“遗疏不堪视，挽词哪可忘；悲今如伯施，述古叹文皇。”并诏优赐恤，入祀贤良祠，谥“文襄”，归葬金坛涑渎周庄村。

四、 功过是非

于敏中病故后，丧事办得备极哀荣，但很快就大故迭起，使他四十年功名一落千丈。这一次打击来得非常快，更可怕的是，危机是由他的家族内部引起的。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其堂叔于时和侵吞其祖父在京资产，于本年三月转移回金坛。乾隆帝十分重视，命大学士阿桂、英廉查办。由于于时和已先行回原籍，传谕江苏巡抚吴坛立即亲赴金坛，查明于时和所占于敏中原籍家产。查办的结果令人震惊，素有廉直之名的于敏中，其京中及原籍家产竟值银二百万两。乾隆帝十分恼怒，认为于敏中巨额遗产“非得之以正者”。但仍然欲保全他的名节，谕示办案大臣不必去追究于敏中生前之罪。此案

经吴坛审明，于时和吞占家产属实，将于时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带往原籍的于敏中遗赀，酌情给于德裕三万余两，其余全部充公留给金坛地方作开河费用。

紧接着，苏松粮道章攀桂私下为于敏中营造花园的事情被发觉。乾隆认为，于敏中受地方官员的逢迎，是情理中事，既然他已经去世，就不必追究了，仅仅将章攀桂革职处理。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禀望、陕甘总督勒尔谨及甘肃通省官员在捐监折收之中捏灾冒赈的贪污大案败露。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核实，共计处死正法者56犯，免死发遣者46犯，冒赈贪污银款达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余两，涉嫌此案的甘省贪官无一漏网。王禀望贪污案处理之后，乾隆便立刻觉察出，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还不是王禀望，而是不久前故去的前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官后，乾隆颁布了一道洋洋千言的谕旨。上谕开头便说，当年甘肃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皇上也承认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误。谕旨接下来说，“其时王禀望为甘肃布政使，持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最后，谕旨笔锋一转，说于敏中“宣年力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这一道经过精心推敲的谕旨，再一次将于敏中的罪责轻描淡写地遮掩了过去。

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二月初八，乾隆帝在把玩古董时，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触动了情思。他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又由严嵩而想起了于敏中。为此，乾隆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着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禀望等贿求赂谢”。因此，将原任大学士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乾隆六十年五月，国史馆进呈《敏中列传》，乾隆帝又批发诏书说：“于敏中简仼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这一次，算是给于敏中最后的盖棺定论。

于敏中的书法艺术

于敏中博学多才，诗文雅正，是清代乾隆朝著名文人，内廷所撰诰命、制敕、传记、诗章、务归典要等诸多论作，大多出于他的手笔。因此，他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由于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偏爱，并大力提倡，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在清初被捧为书学楷模而成为书坛正宗。清代书法家中师承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不乏其人，而身居高官的书家中则更多。于敏中也不例外。他像乾隆皇帝一样，主要是师承赵孟頫的书风。

笔者提供的这副收藏在常州博物馆的行书楹联墨迹：“奇石尽含千古秀，异花常占四时春”（见第2版），圆润秀发，平正端庄，于潇洒飘逸之中透出书卷气，仍属于“二王”一路书风，可以看出于敏中在“赵字”上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书法作品的形式很多，而楹联是较为难写的一种。然而，于敏中书写的这幅作品，气韵生动，上下呼应，观之给人以美的享受，是一件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佳作。

笔者提供的另一幅《手札》，是于敏中六十岁以后所书的尺牍，是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时，扈从热河行宫发给北京陆锡熊总纂、纪昀诸公谈论四库全书的事情，一共发回手札五十六篇，此为其中之一。从“手札”的字体来看，于敏中还曾用心临习过孙过庭《书谱》和王羲之的行草，逸笔草草，浓润圆熟，豪纵奇古，通篇志气平和，墨迹古雅，苍茫之意溢于褚墨之间，一点儿也不染清初馆阁体媚态。可见，于敏中在专心做学问时，却又是一种心态，信手拈来，字迹是那么飘逸自如。于敏中《手札》二册，原为陆锡熊藏，嘉庆时为陆后人陆子耳藏。道光二十八年为春荫堂徐氏所有。咸丰八年又归黄芳所有，后又归武进陶氏。民国初年入北京图书馆收藏。民国二十二年由故宫印图所付诸影印成册行世，内有陈垣先生跋尾说明《手札》流传始末，启功先生著《启功丛论》中，亦论定此件为真品。

骄傲与传承

数日前接到约稿，让我以于姓后代的身份写写我的祖辈。恕我直言，对于我的本姓祖辈，我并不了解，对于我自己的姓氏，更从无荣耀可觉。但既是约稿，就当认真待之，上网去百度“金坛人”，结果让我大惊。原来，除了我们常挂嘴边，炫耀为主，敬重为辅的那几位著名人氏，更多的先贤我并不熟悉，很多人连姓名都是第一次得知，他们是：“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的宋朝清官张纲；被明代史学家朱国祯在《皇明史概》中称为“作战勇猛，处事沉稳，计虑周详”的郑用；写过“由来半刻值千金，只得如花一黯然”的明末著名词人王彦泓；东林党成员，著有《菜根谭题词》流传至今的于孔兼；发宏愿“载异书，携美人，登名山，遍采歌咏以为一代风雅”的清代文人史震林；教育家，第一个翻译但丁《神曲》的王维克；教育家韩大受、徐养秋；科学家汤定元、周远、钱骥；外交家王教仁；革命家王韵雪、王时风；革命烈士蒋铁如、余慎、强博等等，当然还有我的本家先人，一门兄弟两状元的于振和于敏中。他们，是我们金坛人的骄傲。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细细陈列，目的在于，金坛自隋唐开埠以来，上述乡党先贤，已经以自己的功业及名讳，使金坛这个名字扬名天下了。所谓江东福地、福孝圣地等美誉，并非泛泛之赞，而是有迹可循的。这迹，就是以上先贤的丰功伟绩。譬如我本姓的于敏中，在清乾隆一朝，自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一路累迁，位及人臣，死后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但其生平最大的功劳，是历时十年，促成和领导了《四库全书》的完成，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上下溯源，以诗文传后的戴叔伦、储光羲；参与国史编修，著有《论语义府》的王肯堂；对李商隐诗词有所发扬的王彦泓；说文解字的段玉裁；诗词字画四绝的史震林；第一个翻译《神曲》的王维克；既能办学又能撰书的韩大受，这样看来，金坛这片土地上的先贤，主要是以“治文”而扬名。我想问的是，到了今天，我们这些后人，如何以自身的努力而传承先贤的“文治”风范呢？

在今天这个社会重提“文治”，当然是有感而发的。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全球瞩目的。不能回避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是大大地丰富了，但人们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丰富性并没有随之提高。传统的孝、仁、礼、义、信、智等优秀品德，被逐渐扬弃了。近几年国学热的突然兴起，正是契合了政府与民间对现状的反正。《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第一》，这不是巧合，是故意为之，一切的学问知识都要从学习开始。让我们以值得骄傲的先贤为榜样，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传承先贤的风范，争取使自己成为让后代为之骄傲的一员，成为与金坛这片土地交相辉映的一员。（于康平）

骄傲与传承

数日前接到约稿，让我以于姓后代的身份写写我的祖辈。恕我直言，对于我的本姓祖辈，我并不了解，对于我自己的姓氏，更从无荣耀可觉。但既是约稿，就当认真待之，上网去百度“金坛人”，结果让我大惊。原来，除了我们常挂嘴边，炫耀为主，敬重为辅的那几位著名人氏，更多的先贤我并不熟悉，很多人连姓名都是第一次得知，他们是：“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的宋朝清官张纲；被明代史学家朱国祯在《皇明史概》中称为“作战勇猛，处事沉稳，计虑周详”的郑用；写过“由来半刻值千金，只得如花一黯然”的明末著名词人王彦泓；东林党成员，著有《菜根谭题词》流传至今的于孔兼；发宏愿“载异书，携美人，登名山，遍采歌咏以为一代风雅”的清代文人史震林；教育家，第一个翻译但丁《神曲》的王维克；教育家韩大受、徐养秋；科学家汤定元、周远、钱骥；外交家王教仁；革命家王韵雪、王时风；革命烈士蒋铁如、余慎、强博等等，当然还有我的本家先人，一门兄弟两状元的于振和于敏中。他们，是我们金坛人的骄傲。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细细陈列，目的在于，金坛自隋唐开埠以来，上述乡党先贤，已经以自己的功业及名讳，使金坛这个名字扬名天下了。所谓江东福地、福孝圣地等美誉，并非泛泛之赞，而是有迹可循的。这迹，就是以上先贤的丰功伟绩。譬如我本姓的于敏中，在清乾隆一朝，自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一路累迁，位及人臣，死后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但其生平最大的功劳，是历时十年，促成和领导了《四库全书》的完成，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上下溯源，以诗文传后的戴叔伦、储光羲；参与国史编修，著有《论语义府》的王肯堂；对李商隐诗词有所发扬的王彦泓；说文解字的段玉裁；诗词字画四绝的史震林；第一个翻译《神曲》的王维克；既能办学又能撰书的韩大受，这样看来，金坛这片土地上的先贤，主要是以“治文”而扬名。我想问的是，到了今天，我们这些后人，如何以自身的努力而传承先贤的“文治”风范呢？

在今天这个社会重提“文治”，当然是有感而发的。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全球瞩目的。不能回避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是大大地丰富了，但人们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丰富性并没有随之提高。传统的孝、仁、礼、义、信、智等优秀品德，被逐渐扬弃了。近几年国学热的突然兴起，正是契合了政府与民间对现状的反正。《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第一》，这不是巧合，是故意为之，一切的学问知识都要从学习开始。让我们以值得骄傲的先贤为榜样，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传承先贤的风范，争取使自己成为让后代为之骄傲的一员，成为与金坛这片土地交相辉映的一员。（于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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