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运动的“社区性”

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理论的回应与补充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tem.aspx?id=30959 作者：黄晓星 来源：《社会学研究》责任编辑：于中海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09日

提要：在国家强控制、组织发育不良的背景下，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对社区运动解释式微，社区性成为影响社区运动产生与维系的核心变量。空间、人口、组织三个社区性要素循环互动，促成或抑制了社区运动，同时形塑了程度不一的社区共同体(社区认同感)。内在的社区居民共同体与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两个社区性维度的互动解释了社区运动的发生与走向。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对社区性要素和维度的合理安排与调整，改变政府与居民零和博弈的关系，才能营造出合作、共赢的社区治理局面。

关键词：社区运动;空间性;人口;组织博弈;社区性

*感谢王宁教授、黎熙元教授、王春光研究员、张杨波师兄以及消费社会学同门和好朋友唐亮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在论文成稿过程中，徐盈艳给与了充分支持，对论文的框架及行文有重要的贡献，特此感谢。本文可能出现的责任由本人承担。

冬日的早晨，Z 市信访室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是以业委会主任为首的15名南新花苑①的居民，要求为社区新聘的物业公司备案。②为什么要来这么多人呢?业委会主任陈志强说：“你看那些单个人上访的，就很难排到号接待了，但我们很快就可以轮到，因为我们是群访，性质不一样。”这话不禁让我想起在社区田野的两年多时间里，集体诉讼、上访、与物业公司冲突等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给街道、居委会、物业公司、住建办等相关部门造成了很大压力。

果然，约半个小时后，一名工作人员径直走向陈志强，紧锁着眉头问：“上次不是已经给你们解决了么?怎么又拉了一帮人来?”陈志强回答：“这次问题不一样，你看这个??”说着把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及诉求申请递了过去，①工作人员翻了两页后不耐烦地说：“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得找个领导。”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出来喊号，把陈志强等5人带进了信访室。②

上访结果令他们感到意外，管理小区1年多的的嘉园物业公司居然未在房管局备案。他们来到某餐厅与正在等待的记者及其他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共同商议如何利用媒体将此事曝光，促使政府合理解决，完善基层治理相关制度。借助媒体、寻求外援是南新花苑居民所熟悉的运动策略。(田野记录，2010年1月12日)

近10多年来，在城市社区管理领域，物业公司、业委会、业主、政府等各方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社区运动此起彼伏，已经成为国内不可忽略的社会现象，从而掀起了社区运动研究的高潮。当前国内社区运动研究主要有三个路径。

一是将社区运动作为因变量置于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情境中。社区运动出现于非集权化的经济改革之后，国家从社会中退出(王达伟、景天魁，2001)，甚至在经济改革的压力下会进一步推行改革，建立与社会的良性关系(Jessop，1990;Migdal，2001;Oksenberg ，2001;Perry &Wong，1985;White ，1993;库利克、段合珊，2002;邓正来，1998，2002;郁建兴、吴宇，2003;祝灵君，2004)。国家的退出使其对社会的纵向控制被削弱，促使了抗议活动的产生(皮文、克劳沃德，2002;Zhao，1997)。按照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模型(McAdam，1982)，外部的政治机会、内在的组织和认知的解放是社会运动的核心因素。首先，在社会层面上，认知解放是否出现了?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下一步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中央政府尚没有明确的表达和安排，社会精英对该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公民未能形成一种政治控制松动的普遍共识，更难以有意识地把握这种政治机会。其次，在政府刻意控制和“维稳”的思路下，比社区更具有天然组织优势的地方(如工会、行会等利益集团)并没有出现急剧增加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①社区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应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第三，在政治机会出现这个共同的结构性背景下，社区运动呈现出了高度的异质性，从环境保护到物业纠纷，并不存在某一解释能够将其全部涵盖。就当下整体的政治制度改革与变迁的事实而言，政治过程理论没有太大偏差，然而将其作为一个核心的理论来解释社区运动却有所欠缺。有鉴于此，本文倾向于将政治环境作为社区运动的结构背景来看待。

二是将社区运动作为自变量来分析。社区运动成为公民社会生产的重要途径，表现为中产阶级的生产、公民权的生产等(沈原，2007;王星，2008;夏建中，2003)。这类似于葛兰西笔下的“公民社会”(葛兰西，2000)的生产，强调存在于国家、市场之外的组织。该路径更多注重国家合法框架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等，忽略了其他社区非正式组织，但这些非正式组织恰好更加体现了制度外、本土化的色彩。此外，社区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在现行体制下，社区运动显然不是公民社会良性运转的结果，完全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公民社会在现阶段政治转型时期仍未能出现。同时，社区运动并不必然促进公民社会的出现。公民社会不仅仅是公民基于地域因素结合以追求自身利益及抵抗政治权力的集合体。健全的公民社会应当是在宪法清晰划分国家、个人权力(利)边界的前提下，公民依据政治信仰、利益倾向及个人偏好而形成的极其复杂、身份重叠的一个自治空间。因此，公民社会和社区运动难以成为直接相关的变量。

三是将社区运动作为过程变量看待，强调社区运动过程中起作用的核心因素。业主对于

媒体和自身资源的运用、业委会的运作体现了资源动员理论所强调的资源性和组织性机制(皮文、克劳沃德，2002;McAdam，1988;Tilly ，1978)。张磊(2005)认为，社区运动的成功需要有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有效的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的丰富资源等核心因素，这5个因素组成了业主成功维权的中、微观动员机制，资源动员理论中的核心因素在其关于社区运动的研究中都是适用的。

泛泛的使用资源动员理论将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将“资源”这一概念泛化，社区居民的一切活动皆成为一种资源，一切非政治意图的互动(如邻里间的互助行为)要么被有选择性地忽略，要么被强行解释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动员过程。在一些社区中，非基于理性计算、非成本收益分析的互动行为的集合为什么会演变为一种高度组织性和利益诉求的运动呢?资源动员理论虽然对群体行为有解释意义，但在社区运动层面缺乏对其整个发展过程的合理解释。

上述三条路径立足于本土社区，运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成熟观点，具有一定适用性。但它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将社区运动当成普通的社会运动来对待，忽略了社区运动的最基本属性——社区性。社区运动首先是要具有社区性，其次才是社会性，学者们只是简单地将社区运动置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框架中来解释，脱离其原有的社区性，有些削足适履。

社区性是社区运动重要的前置变量，表示一个社区所呈现出来的多方面的性质。在以往社区研究中，霍加特(Hoggart ，1957，转引自高春燕主编，1999)以战后工人的社区生活为例，认为区域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区形成需要地域认同(Territorial identity)、阶级意识、居住连续性三个重要因素。怀特(2006)在1943年对美国城市中一个意大利人贫民社区进行研究，认为社区高度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与其社区人口特征有强烈关系。甘斯指出，即使在中心城市内部也有兴旺的邻里社区，“城市村”的社区感源自共同区域中同质的家族人口(Gans，1962)。在社区运动研究中，索莫斯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动员，充分强调工人社区的特征，体现为业已存在的共同体对于阶级动员的作用，其中行动者认同、家庭社区成员背景等是阶级动员的重要因素，精英或平民的公共领域和场所的特征是公民身份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Somers，1993)。卡斯特分析了两个不同国度社区动员的案例，两个社区不同因素的互动导致不同的邻里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结果虽都以社区运动的瓦解告终，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社区过程，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社区共同体，后者却分崩离析(Castells，1983)。上述研究体现了社区性不同方面的因素及这些因素互动的过程与结果。

通过文献回顾，本文认为，空间、人口、组织成为社区性的三大要素，邻里和社区是社区性三个要素互动的结果、表现形式。本文将围绕“社区性”三大要素对南新花苑社区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剖析，进一步提炼出社区性的两个维度——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与内在的社区居民能动者(共同体)，二者的互动反过来使社区性趋向结构化。

南新花苑为Z 市1993年开始兴建的解困房小区，被戏称为“贫民窟”，用于解决Z 市当时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共安置住房困难户6000多户。建立初期，以住建办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对其采取了强控制策略，外在的国家退出、公民社会产生的结构性背景在该社区中不具有典型性;原先社区居民摇珠入住，①彼此互不相识、缺乏组织性，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态入住，政府对民生工程的大笔投入让他们体验了从“吃‘快餐’到吃‘鱼翅’的感觉”(2010-JX )，即便是社区层面的认知解放也是欠缺的。但近10多年来该小区却经常发生直指政府(如集体上访、行政诉讼之类)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令Z 市政府最头疼的小区之一。对于该社区的社区运动，现行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与认知解放、资源动员理论中资源性和组织性缺乏解释力。在小区入住初期，社区运动是如何发动的?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积极持续地参与到社区运动中来?

为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在南新花苑进行了两年多的田野调查，与居民互动，期望解释社区运动始末。在认识论上，我采用社会建构论视角：社区运动的现状是各种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而社区居民在实际行动中参与了这种建构活动，研究者到田野中去寻找构成“事实”的材料，本身也在阐释、建构这些故事(Rabinow，1977);在方法论上，我遵循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逻辑，把时间作为重要因素引入社区运动研究中，期望勾画出社区动员机制的变化轨迹，并运用过程—事件方法(孙立平，2000)对事实进行展示。从1996年底社区居民入住伊始，至2010年社区的分化与抗争，南新花苑已有14年的历史。本文从社区入住初期的形态开始，分析社区动员的原初阶段，将社区性置于社区运动中，以弥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社区层面的欠缺。

一、社区性的基础要素：空间、人口及组织

从根本上来讲，社区是不同主体(人口、社区组织等)与空间互动的结果。故人口与组织在社区空间中的分布形态是社区性的基础要素，亦是社区运动发生学的第一个问题。空间、人口、组织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社区运动的基础条件。

(一)空间性：社区的生态环境特征

空间性是社区的第一个特征(Castells，1983)，“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了巨大的对抗的场所”(Lefebvre，1976)。社区运动是

空间中权力博弈的一种现象，空间反过来又是权力关系表达的中介(Guidry，2003)，这使空间成为社区运动不可忽略的因素，但这却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机会理论所忽视(Guidry ，2003;Martin&Miller，2003;Snyder &Kelly ，1979;Zhao，1998)。

赵鼎新认为，空间生态因素在学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规划导致的各高校及学校本身内部空间密集、宿舍人口密度高等因素是学运产生的重要原因(Zhao，1998)。中国是一个权威治理的国家，与组织发育良好的西方社会有天壤之别，通过组织来发起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极低，此时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及以此为基础的网络关系就成了社会运动发起者惟一可利用的手段(赵鼎新，2006)，因此社会动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密集空间对于社会运动的促进作用在南新花苑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解困房小区，南新花苑楼宇设计以简单，以实用为主，空间利用充分，住房面积基本介于40-79平方米之间，多为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的小户型格局，一栋楼共用一个楼梯或一个半宽度不足一米的楼梯，①居住密集。其次，同层同面的两家铁门斜交，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共用空间，两边的家庭就如同一家分两道门进去，为两家住户提供了一个半开放的亲密空间。很多住户为保证家中财产安全，都会在这个三角形公共空间之外的楼梯口多加一道防盗铁门，导致自己家里的“这些门就没什么用了，就是防君子而已”(2009-LS)，这使得两套房子余留的公共空间更密集，相邻两户人家经常串门聊天、聚餐。

空间和社会关系是互构的(Martin&Miller，2003)，空间密度与邻里关系结合在一起，构成社区动员的潜在优势，从单栋开始，楼宇之间进一步联合，最终整合成社区。这与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的资源性、组织性截然不同，空间性起着很大的基础性作用。当然，物理空间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在后续的发展中，不同主体构成了故事的主角。

(二)人口：贫困人口的认同与习性

空间性是基础，人口才是社区动员的主体。人口分布区域不同，则可能产生不同的社区行为(Warner et al.，1963)。这是社区性的重要因素，贯穿了整个社区发展过程，邻里形成所需要的三个重要因素(王小章，2002)①无一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南新花苑中，社区居民流动率低、阶层地位类似、文化接近，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进了社区运动的产生。“穷人”的认同与文化习性是社区性人口特征的重要体现，它与空间性紧密结合，成为南新花苑潜在的动员条件。

南新花苑的居民主要来自Z 市各大单位的宿舍、拆迁安置及其他住房困难区域。住户以工人等底层人群居多，具有高度同质性。民政科黄科长经常感叹：“南新东西小区是以前的解困房，政府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穷人集中到一起，所以大家老是在闹，导致这个社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东西两个社区的楼房都是，残疾人、低保户密集”(2008-ZK)。这是社区人口的重要特性，小区居民物质资源少，住户相对稳定，大部分家庭难以通过市场重新获得住房。

住房空间狭小，社区设施的落后，拥有“穷人”的集体认同，一方面促使居民寻求更多的邻里支持，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涉及经济利益的活动更为敏感，更容易参与到维护经济利益的社区运动中;国企改革导致南新花苑相当一部分居民下岗并成为自由职业者;最早购房的单位职工及其他市民亦有相当一部分人步入退休阶段，闲暇时间增多，参与社区运动的机会成本变低，拥有足够多的时间资源，有条件持续地、长期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中。上述因素构成了社区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间接决定了社区运动的类型及强度。

Z 市的文化特征更成为居民互动的基础。同质人口的集聚使社区居民在南新花苑中重塑了符合原初文化习性的新场域，以前富有人情味的邻里氛围亦被移植到新社区之中，如符合Z 市文化特性的早茶，南新花苑的积极分子们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时间(9：00-11：30)、固定的地点(南新酒家南山房，此酒家价位比较低，早点品种多，物美价廉)喝早茶。共同的、特有的文化习性与“穷人”的认同、闲暇时间的富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南新花苑社区运动的重要因素。

人口同质性、共同的认同及特有的文化习性构成了南新花苑邻里形成的基础。另外，体制的变化使他们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摆脱了单位的强控制，释放出了较多的自主性。一方面，邻里社区倾向联合;另一方面，单位控制机制失效。一旦公共利益需求被触发，权利意识被唤醒，自在①的邻里则更容易走向前台，共同对抗外在的强权。结构与意识的双重因素在不断的互动中推动着社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三)社区组织：政府部门的自主性

20多年的社区建设促成了居委会的发展，并使其成为政府的治理单元(杨敏，2007)。街道与居委会作为属地管理组织，是社区运动最重要的反动员机构(何艳玲，2009)，但在南新花苑中，不同政府部门及社区组织轮番上台，政府部门自主性之间的相互抵触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层的反动员能力。

南新花苑低收入人口较多，居委会专职干部在“低保”等社会保障任务上应接不暇，而社区问题频发，群体性事件不断，又使得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维稳”压力巨大。黄科长认为：“现在人都不愿意出去，都希望靠近市中心，继续建廉租房只会使这个社区更加恶性循环，低保户不断增加，但资源并未增加，并不会因为你这里是廉租房社区而给与特别照顾，而是以小区式管理来发展。民政压力巨大，特别是南新东小区”(2008—ZK)。由此可见，南新花苑的特质使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承担了比其他小区更为大量的行政任务，居委会干部分身乏术，被困于行政事务中。

但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并非南新花苑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住建办②是社区中的大业主，享有大业主的投票权，甚至能够左右社区事务。小区建成初期，物业管理公司的引进及业委会①的创立都是在住建办一手操作下进行的。物业公司实质上成为政府的延伸，体现为在社区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联姻。业委会亦是如此，第一届业委会委员基本上来自机关单位，住建办领导林辉出任业委会主任，拥有较大的主导权。

住建办对于解困房社区的管理与居委会、街道等配合充分体现了国家法团主义式的社区治理，但这种治理结构导致了缝隙的出现：住建办是市一级单位，行政级别在街道、居委会之上，南新花苑虽是属地管理，但街道、居委会对物业管理的监督基本失效。住建办的公务员在处理与街道、居委会之间关系时坚称自己按规定办事，他用“治气”②一词来形容双方关系的不协调。

我们尊重他们，都按规定办事，没必要弄得相互“治气”。他们要是搞我们，我们也不用怕他们，反正我们都是按规则办事??

街道老跟我们罗嗦，我们基本不理他们的，又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WYGS-2008-P ，田野记录)

街道、居委会、住建办的规则等体现了源于各自部门利益的自主性。作为独立的行动者，住建办等单位凌驾于街道、居委会之上，替代后者承担了对小区的社会监督、控制的角色。

但住建办工作涉及到全市诸多小区，不可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南新花苑，这就为该小区社区运动创造了生成的空隙。在后续的社区运动过程中，街道、居委会更多充当协调者、服从者的角色，而不具有较强的自主能力。不同层次政府部门自主性在社区中的体现是后续社区运动得以产生、基层组织被遮蔽的重要原因。

空间、人口、组织三个要素持续互动，产生了纷繁复杂的社区性。

空间性、人口性是后续社区动员的绝佳载体，而不同社区组织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空隙是社区运动得以发生、持续的重要原因。在这些要素的互动之下，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得以产生，推动社区动员发展，而大概意思是双方互不忍让，下不了台。

社区动员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的纽带。下述“洗楼梯”、“榕树头”两个故事讲述了社区性三要素互动所产生的社区两个层次的特征，深化了我们对于社区性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理解。

二、“洗楼梯”与“自在”的邻里：空间性与人口性的互动

社区性的三个要素是社区动员的潜在条件，三者互动促进或者抑制邻里的形成。本节通过对南新花苑“洗楼梯”仪式活动的观察，阐述社区建成初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进而讨论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第一层次——邻里。“洗楼梯”代表了一种无政治意图、未经过利益计算的邻里改造运动，空间性与人口性的互动正是邻里发端的源头。

“洗楼梯”活动在D 型、K 型、H 型的楼房①入住早期普遍存在，而在某些楼宇延续下来，成为脱离具体功能的仪式活动，更为直接地影响了社区动员。与卡斯特所谓的“城市意识形态”②理论不同(卡斯特，2006)，本文认为处于一定都市空间中的社会过程更为重要，空间与社会过程循环互动，进一步形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一)起因：邻里公共空间需求的触发

福叔是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在业委会提意见、评论社区事务。在某次与江夏的访谈时偶遇福叔，他很热情地谈起了他们楼最有趣的事情——“洗楼梯”，但江夏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1997年刚刚入住时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在南新花苑入住初期，很多楼宇尚在施工，周围都是工地，到处是灰蒙蒙的一片，房间内外(包括楼梯等)每天都沾满了灰尘(“很邋遢”)，加上刚入住时各家各户都忙于装修，进一步加剧了公共空间的脏乱，降低了生活舒适度。

邻里动员往往由某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所触动，物业公司在入住之初并未开始履行职责，居民需自己解决公共空间出现的问题。最终，人一旦聚居到一起，自然而然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进而发展出一个社区共同体。

“洗楼梯”成为一种邻里运动，大家联合起来，改善居住环境，共同提高生活质量。邻里运动的意义充满了整个街区生活，这体现在邻里所承担的庆祝活动等功能上(Castells，1983)。在南新花苑中，“洗楼梯”就类似于卡斯特所说的这种庆祝活动，成为一种仪式，从一种偶然的活动变成邻里的规则。

(二)自在的邻里：仪式化的活动

“洗楼梯”为新入住的居民提供了绝佳的集体活动机会，大家围绕邻里公共空间、公共活动慢慢熟悉。江夏说：

最开始的时候是每家一桶水、两桶水的，一起往下倒。从9楼洗到8楼，从上往下洗。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可以不清楚，但我们会叫，701、703，叫房号。这样你就会应我啊，就像我叫204，你就应了，后来慢慢地就知道叫什么了。(2010-JX)

福叔也说：

从9楼洗到8楼，再从8楼洗到7楼，这样起码有三层楼的人就认识了嘛。(2010-FS)

“洗楼梯”成了入住之初邻里认识的桥梁。空间性与人口性紧密相连：密度高、利用充分的共享空间成为仪式存在的基础，个体自带的文化习性则是邻里场域重构的关键。小区建成后，“洗楼梯”随着功能的消失而逐渐消失，但福叔所在的楼宇却一直延续并固定了这一仪式：每月月末全楼出动，进行一次“洗楼梯”活动。为了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我跟福叔相约3月31日晚上前往他们楼层，参观、体验洗楼梯活动。

晚上7点40分左右，福叔已经在楼下等我们。在经过D 楼铁门时，我看到一个通知，是用生锈的铁片和玻璃特制的、类似相框的架子，里面塞着一张A4纸，写着：“今晚8时整洗楼梯，每户派一人”，但不特别标明日期。福叔告诉我们，这是坚叔①制作的，这块牌子月底都会挂出来，一般是活动前一天晚上的9点之后，保证街坊知道洗楼梯的确切时间。可见，“通知”的制作、发布已经成为固定规则，大家对该通知有共同的理解，并依循它去行动。

8点，“洗楼梯”活动正式开始。9楼的坚婶和邻居开始往下倒水，边倒边用刷子用力刷楼梯，旁边还放着装满洗衣粉泡沫水的水盆。只见她们刷完之后用几桶水冲下去。然后再从9楼洗到8楼，跟丙姨她们聊天：“今天有没有去打麻将啊?呆会洗完再去开台吧!”接着又是一阵桶与桶碰撞的“蹦蹦”声。

坚婶告诉我们，他们都是1997年入住的。刚住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洗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没什么区别。洗完楼梯之后，他们又把每层装垃圾的盆洗干净放在门口，丙姨说：“这些是倒垃圾的，很脏，也是重点要清洗的，物业公司不给洗的。你以为我们是商品房啊?我们是解困房，解困房是没有那么多物业公司的服务的。像商品房就有一个垃圾桶放在这，有人来收，我们这里没有。”住户的解困房身份被充分强调，这亦是他们对于“穷人”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认为必须联合起来共同为公共空间提供服务。

楼宇内各家各户相互认识，相互体谅。当某一层楼没人在家或正在忙时，丙姨等人也会帮忙把他们门口及往下一层的楼梯都清洗干净，如其中一户只有一个大人在，要给女儿洗澡，丙姨就帮忙洗楼梯，洗完之后驻足聊些家常;另一户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合租，每天晚上都要加班，9点多才能回来，丙姨也经常帮忙清理，认为现在谋生艰难，远亲不如近邻，反正自己也退休了，能帮忙做一点就是一点。

楼下不断传来“7楼洗完没有呢”、“冲水啦”之类的话语，上面一冲完，下面就接着洗。在闲聊时，我们向福叔请教一件怪事：我们每走到一层楼，都有人问：“你们找谁呢?”福叔、丙姨听后却不以为然，说：“那当然了，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是认识的，刚搬进来的都是很快就认识了，看到你们不认识，大家自然就这么问了，你们看上去就像是来找人的，但是如果是穿得很不整齐的或者很邋遢的人进了这栋楼，就会有人跟着，看他过来找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这栋楼的安全。”正如雅各布斯(Jane Jacobs )所记录的，社区自治功能组建了公共监视网，以此来保护自己，发展出一个小范围、建立在日常公共生活基础上的网状关系，进而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社会监控的机制，把不同个体纳入到这种城市生活中来(雅各布斯，2006)。该栋楼虽然缺乏政府或物业公司的强行干预及保护，但却建成了一种类似雅各布斯笔下的相互信任、社会监控的机制，使个体充分融入到邻里生活中来。

“洗楼梯”在入住初期无疑具有一种实质上的功能，但到了后期，这个功能的重要性已经逐步降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近两年，物业公司开始每个月为楼宇洗楼梯之后，楼梯脏等卫生问题已基本解决，那为什么还会维持原来的习惯，继续洗楼梯呢?

福叔、丙姨很肯定地回答说：“这么多年形成的习惯不容易，如果不洗楼梯，邻里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地变淡了，这多可惜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习惯维持下去。”其他邻居也认同这一观点，正因为洗楼梯，邻里关系才会这么和睦，而这也是动员邻居参与其他社区活动的基础所在。洗楼梯的工具性在逐步消失，其情感性却在逐步增强，从原来的单纯保持卫生的工具转化为邻里的一种庆祝活动，这种活动形构了南新花苑的楼宇邻里，有别于其他社区。

在单一的楼宇中，邻里被动员起来，并依循传统的邻里逻辑运转，洗楼梯这个看似简单的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活动逐步从工具性功能转化成为楼宇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有组织者、参与者，也有旁观者，但它最大限度地将邻里个体纳入其中，从工具性转化为情感性，进而实现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邻里。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D 楼形成了稳定的邻里关系，人员的流动率相对较低。68家原住户中只有2-3户将房子卖出，10多户用来出租，大概85%左右的住户依旧住在原处。通过以洗楼梯为主的活动，他们了解了大部分邻居的情况，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个人特色的绰号，如丙姨被称为“大声婆婆”等。

在空间性与人口性相互作用下，邻里被动员起来，成为他们进一步参与社区生活的基础。底层“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工人阶级得以被动员起来的原因(Somers，1993)，在南新花苑中，底层的“公共领域”是在“洗楼梯”等仪式中所形成的邻里及后来拓展到社区层面的“榕树头”。

“洗楼梯”只是邻里形成的途径之一，但却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是南新花苑大部分多层楼宇业主共享的集体记忆，在这个经历中大家相互结识，联合起来参与社区生活，为本楼宇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在部分高层楼宇中，虽然没有洗楼梯的经历，但劳伟明、柏叔、耀哥等人亦指出了邻里空间的重要性，如夏天大家集中在门口乘凉，互相认识。邻里的中，首先是社区精英与楼长协商，其次由楼长将问题带回邻里中讨论，再重新反馈回社区。运动一旦发起，这种联系的紧密性则成了社区动员的保证，而运动又给邻里注入了新的因素，加强了邻里之间的互动。①

可见，在邻里层面上，由于前置变量——空间性与人口特征的不同，南新花苑与商品房小区被区分开来，并自然形成了一种邻里的存在，成为自在的、沉默的邻里，陌生的个体被塑造成熟悉的“街坊”，形成了一定的社区认同感;当有外部压力时，自在的邻里则转向自为的邻里，共同抵制外来压力，寻求社区及邻里的共同利益。下面本文从邻里转移到社区层次。空间特征、人口特征、社区组织三个因素在这个层次上紧密交织在一起，拓展了社区动员的深度及广度，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的形成。

三、“榕树头”②与“自为”的邻里：社区性三个要素的交织、互动

前述空间性、人口、邻里的逻辑依然适用，南新花苑在社区层次的特征在于：行动者将社区嫁接在本土文化上，利用“反动员”组织不一致所产生的空隙，达成社区动员。空间性、人口特征、社区组织三个社区性要素紧密交织在一起，互动产生了更宽层面的底层公共领域。“榕树头”是社区层面公共领域的比喻，其存在正是南新花苑10多年来社区运动经久不衰的深层原因。本节主要讨论“榕树头”如何在空间、文化、组织的互动中被生产出来及它如何对社区运动产生影响。

(一)起因：物业费纠纷

1999年5月，A 楼居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钥匙，但大家纳闷的是，入住之时，管理处让每户签署《南新花苑业主公约》和物业管理协议，上面明文规定每月要缴纳1.5元/平方米管理费，而旁边的的商品房小区物业费却仅为1元/平方米，作为解困房小区的南新花苑为何会收取如此高额的物业管理费呢?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入住后的几个月内，小区物业管理费一再调整，从1.5元/平方米上调为1.7元/平方米，最后升到1.9元/平方米，这引起了小区居民的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小区房屋质量问题层出不穷，也引起了小区居民的高

度关注。

摇珠进入南新花苑的住户都是中低收入家庭，高昂的物业费使他们难以承受，大家表现出不满，普遍认为这不符合解困小区的客观情况，事后有媒体采访了一些居民：

当初交款购房时，说好每户仅收25.5元/每月，还信誓旦旦安抚我们说：“这是政府的解困房，肯定不会多收你们的”。想不到交了钱，住进来就变，变成每月1.9元/平方米了，上当!

失业多时的谭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住的房子是在20多层，有73平方米，按每月每平方米1.9元计，则是138.7元，而每月救济金才几百块，这就失去了100多，怎能承担!加上电梯费每月就要约200元，200元可不是小数，我原来在市郊租房住，也才200元，现在是自己的房子，每月竟然还交200元，离谱!(《BJ新报》2001年8月2日)

高昂的物业费对有工作、尚支付得起的单位职工而言都是不合理的，而对于解困社区中的许多失业、待业的住房困难户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负担得起。南新花苑小区的失业人员比例很高，2000年在某栋208户人家中，有失业人员的家庭高达60多户，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和低收入家庭证的比例在Z 市也是数一数二。

高昂的物业费促成了大家的行动。1999年7、8月，酷暑，大家在走廊口乘凉，劳伟明、郭老师谈起这个问题，纷纷表示物业费这样收取不公平，他们商量着如何去与物业公司对抗。11月，他们搜集了很多物业费的相关资料，如当时政府的指导价、临近小区物业费的收取标准等，并将这些资料进行总结、概括写在一张纸上，在旁边留白供大家签署意见，签名后张贴于一楼门口，由大家一同讨论物业费标准的合理性，这被称为是“大字报”。

“大字报”迅速在社区中流传起来，引起很大反应。作为解困房社区，大部分居民享受了国家福利，对政府抱着感恩的心理，这是国家在该社区中合法性(王宁，2007)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却完全忽略了“解困”的规定，引入政府所控制的公司

作为管理主体，采用所谓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价，①但这种利润最大化的收费标准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引发了他们的联合抵抗。卡斯特尔指出，“邻里成为权力和社会实验的主要场所，成为大部分斗争的组织基础，邻里的斗争往往是为某个特殊问题所触发”(Castells，1983：215)，在这里，特殊问题是与解困房社区不相吻合的高昂物业费。

(二)“榕树头”：社区底层公共领域的形成

“大字报”使劳伟明成为A 楼、甚至整个小区的大红人，在走廊讨论物业费问题的人也越聚集越多，讨论区域从走廊逐步转到了高层楼下还未启用的停车场，最后又转移到A 楼楼下，参与的人群亦从最初的高层楼波及到其他楼层的住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邻里被充分动员起来，“榕树头”开始逐步形成。

在动员过程中，动员者逐步掌握了话语权，进一步将物业费的讨论从高层楼区域推向了整个社区。劳伟明、郭老师、陈志强②、章君扬等人不断复印通知单，派给社区中其他楼宇的居民，约定某个时间在A 楼下讨论社区事务。

在他们的发动下，到1999年11月底，A 楼下聚集的人数倍增，他们来自不同楼宇，展开了以物业费为核心、涉及其他社区公共事务(如治安、卫生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A 楼下成了舆论发起地，社区居民畅所欲言。当劳伟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总是笑眯眯的沉浸其中。他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社区动员从A 楼开始，逐步波及其他楼宇。A 楼下被称为“革命根据地”，亦被称为“榕树头”，大家对这个称呼津津乐道。

“榕树头”的争论是开放的，虽偶尔吵得面红耳赤却不会大动干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对手促使他们形成社区共同体。起初的动员是围绕着空间的，发起者是社区中的精英，如劳伟明、陈志强等人，并最终形成了围绕着某一个物理空间的社区动员。初期，共同体以某一栋楼为中心向外辐射，并努力将其他楼宇纳入其中。“榕树头”将不同的邻里慢慢联合，空间性与组织性结合，形成了具有整合力度的邻里组织，这既依赖于单栋楼宇业已形成的邻里空间，亦突破了束缚，走向更大的社区空间。“大字报”成为社区舆论转向的工具，逐步转化为与物业公司、政府部门争夺舆论空间的固定策略。

“榕树头”的骚动引起了住建办的注意，林辉亲自登门与劳伟明详聊，期图舒缓其对抗情绪。这一次会面以减免劳伟明的物业费及拉拢其进业委会为谈话内容，但双方话不投机，

不欢而散。在后续的上访及诉讼过程中，由于矛盾直指住建办等市级单位，街道、居委会只能充当协调者的角色，而未能体现出其独立性。另外，住建办通过教育局、电台等业主所在单位劝说参与者，消解了部分动员能力，但这种方式的作用对于存在大量体制外行动者的南新花苑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住建办等代表市一级力量的社区组织发挥的作用终归有限，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社区实行严密监控，但正因为其对南新花苑的干预，削弱了街道、居委会作为属地管理单位的直接控制能力。

“榕树头”反映了社区居民文化习性的作用，他们借用本地文化，将其转化为社区动员的平台，以获得更多人对社区运动的认可。这种非正式文化还体现在他们聚集的另一空间——南新酒家南山房的早茶中，这是社区居民的第二个聚脚点，喝早茶的习惯成为社区动员的载体，社区居民共同创造了另一个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步加深对社区的认同，赋予了“榕树头”更深的含义。“榕树头”将物理空间成功地塑造为社区的公共空间，承担起社区动员的任务，成为该社区的重要特色之一，亦是底层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Somers，1993)。公共领域表示了一个具有争议的参与场所，“榕树头”成为宣传权利意识、推动社区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口特征、空间性、组织性等因素互动的结果，成为南新花苑社区性的最重要特征。

社区性将沉默的个人重新培育成为积极的个人，归根到底，积极的个人才是社区运动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榕树头”的动员方式在后续的社区运动中逐步被结构化，成为南新花苑社区运动的模式，而社区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榕树头”的发展，它将社区嵌入于多重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体现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后续社区个体不断重新界定自己权利的过程。

“榕树头”是社区性三个要素交织、互动的结果，与“洗楼梯”一起，呈现出南新花苑社区性与社区运动的关系。“榕树头”本是物理空间，却被建构成为充满意义的公共空间，成为社区共同体发育的载体，推动了社区运动发展。在该过程中，高昂的物业费触犯了“穷人”的承受底线，共同的集体认同及文化习性使他们更容易联合起来，体现了人口特征与空间性的结合;住建办、街道、居委会等组织与“榕树头”非正式组织进入博弈环节，政府期望控制、维稳，更加激化了三方彼此之间的矛盾;邻里组织把握了政府不同部门自主性之间的空隙，取得社区动员的话语权，将矛头直指住建办，推动了社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社区性”的三个要素与两个维度

综上，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区运动(至少在南新花苑这个典型社区中)的初期状况。这里资源、组织性欠缺，邻里的结合本身亦非资源动员理论所

强调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即便在社区层面上，认知解放也没有发生，政治机会的出现并未被居民所感知。本文以南新花苑为例，将社区性作为社区运动分析的核心要素，建立一种中层的理论视角，以期弥补现行理论对具体的社区运动解释力的不足。

本文认为，社区性是指一个社区所呈现出来的多方面的性质，包含空间、人口、组织三个要素，表现为邻里与社区两个层次。不同社区具有不同的社区性，这直接促成或抑制社区运动的发生和持续发展。社区认同感是社区性与社区运动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三者互动建构出以下的理论概念模型。

在南新花苑中，密集的空间(共享的公共空间)、人口特征(共同的Z 市人身份、“穷人”身份的认同、文化习性接近、闲暇时间多)及反动员组织结构的空隙三者是社区性要素的重要特征。“洗楼梯”邻里运动诠释了社区认同感(邻里共同体)的形成，而“榕树头”则是社区认同感(社区共同体)促成社区运动的体现。二者作为社区性与社区运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其他商品房小区严格区分开来。社区性三个要素紧紧扣在一起，处于不断互动、循环之中，形塑了不同的邻里、社区共同体，十几年来一直维持着社区运动的密度和强度，社区运动反过来又强化了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初级的社区关联逐步被结构化，社区性逐步稳定下来，这又进一步使社区运动的发生方式结构化，如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上访故事中，陈志强在业委会将利益受损的状况表达出来，动员居民参与维权，到了信访办之后采取了同样的言语逻辑，这即是他们10多年来与初级社区关联在一起的社区运动的结构化。

空间、人口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社区性的两个维度：其一，内在的社区居民(能动者)共同体，包括居民正式或非正式的联合体;其二，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层面，包括政府组织及政府组织在社区中的代理人等。这两个维度是动态发展的，是解释社区运动的关键。社区内在居民联合与外在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博弈直接影响了社区运动的发育，亦构成了社区结构的基础。

在社区这一特殊的结构当中，内在的邻里社区共同体往往来自于非政治意图、无意的居民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的强度高低取决于社区既定的空间和人口结构、文化习性等。社区的空间利用率高、密度大时，居民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互动，加强联系。同时，如果社区居民的同质性高或共享独特信仰、价值偏好和背景经历，①联合的强度可能会加大。但是，空间与人口两个因素的影响亦可能相互抵消：社区空间利用率高，人口异质性大(如城中村中的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整个社区就不易对某一问题产生共同的利益诉求，反之亦然。

邻里社区的自发联合并不一定直接带来社区运动，其与外部结构的博弈关系在此尤为关

键。其中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第一，二者之间是对抗性的博弈还是合作性的博弈?第二，如果是对抗性的博弈，那么在这一种博弈关系中哪一方对居民的动员力度更强大?在南新花苑，政府和社区恰恰是一种对抗性的博弈，政府维护社区居民利益的前提是稳定，而社区居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是“不稳定”(这样才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更高层政府的重视)，恰恰是由于这一社区的解困房性质，市一级的政府单位直接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了基层街道组织的控制力度，其与基层政府组织直接衔接的缝隙使得邻里社区在博弈中取得动员群众的优势地位。

至此，社区性作为解释社区运动的基本变量已经充分呈现，这亦是政府社区治理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在南新花苑中，解困房社区的空间安排和人口聚集成了最大的问题。住建办、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将社区作为控制的对象，与刚刚整合起来的邻里陷入博弈关系。政府不同组织与社区之间的博弈关系形成了互相不信任的社区结构，居民一方将这种不信任进一步推演下去，利用社区性的有利因素进一步推动社区动员的发展。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途径是改变政府对于社区的统治思路，改变博弈的思路，转而以公民社区治理的理念，将社区邻里作为主要的、自治的治理主体，推行合作的思路，在潜移默化中利用社区性的因素瓦解社区运动的对立面，推动各个因素向有利的、合作的、治理的社区局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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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本文来自: 中国政府创新网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tem.aspx?id=30959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nzl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