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西安事变及其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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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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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摘要：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纵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施行易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虽然他后来执行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但日后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字：张学良、、爱国主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西安事变

正文：

张学良1919年就读于奉天讲武堂，在学堂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的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的维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服务。随着张学良的成年，日本人逐渐开始关注他，为了让他了解日军的威风，并以此来威慑他和东北军，1921年张学良受日本“邀请”，赴日本观秋操。傲慢的日本人故意向他挑衅，“邀请”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唯一取胜的部队。张作霖汲取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的教训，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整个东北军的调整与军纪，史称“整军精武”。经过张学良2年多的“整军精武”以后，东北军军威大振，，1924年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顺利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由此一战成为了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奉系的军事实力也在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戍卫总司令。1925年11月，张学良恩师郭松龄反奉，郭松龄素称东北军第一猛将，率7万人直取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准备撤守。据奉军军团长王铁汉说法，此时张学良率军与郭松龄对峙在巨流河，郭松龄手下官兵看见河对岸是张学

良，纷纷弃走投奔，郭松龄顿成孤家寡人[3]。郭松龄又遭到日军空袭，只得化装逃跑。后被逮捕，张作霖下令将其枪毙，暴尸三日。张学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因战事节节失利无法抵抗北伐而来的国民革命军，故宣布退守关外，乘火车回返奉天，途经皇姑屯车站时，疑似被日军间谍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近年来的苏联解密资料显示，苏联特工侦知张作霖似拟退回关外，欲仿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自治或独立的形式，苏联一方面因其曾结怨于张作霖收回中东铁路之路权与收容白俄之反共势力，另一方面担心其与日本密切的关系与合作，故由特工进行暗杀任务[4]。当时张学良正在邯郸与晋军作战，6月17日才赶回奉天省。其间对外密不发丧，令日本以为刺杀失败。直到权力顺利交接，整个东北情势稳定以后，6月21日张学良才对外宣布了其父的死讯。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怀日本关东军杀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亲遗志，坚守中国领土，尽力摆脱日本的政治军事影响；另一方面贯彻自己一贯反对内战，支持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宣布东北地区“易帜”到中国政权这边来，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升上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红旗，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胜利结束，北伐军领袖蒋中正完成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

1929年7月，在蒋中正的强力支持下，张学良执行蒋中正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强硬对抗苏俄”。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而在战前，蒋中正于1929年7月10日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5]

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一切回到原点。由于中原大战随即发生，蒋中正为了稳住内政，也不得不默许张学良的对苏妥协，以换取其对蒋中原大战的支持。

另外，在整个中东路事件的过程中，中央未有给张学良事先承诺好的任何援助与补偿，也体现出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以及蒋中正欲借军阀抵抗外患的意图。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中，积极维护苏联利益，赢得共产国际的赞誉。 [6][7]

张学良因此获得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第一座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的颁授对象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表扬他保持

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贡献。这次挫败对于日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处理的方式有所影响，因其体认在中央未准备周全的状况下，整体国防与战争因由中央政府统筹，以避免战事扩大或无谓的牺牲。

北伐结束以后，蒋中正意图独霸，削弱国民党其他军人兵力。1930年5月，因此引发了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合取蒋中正，联、蒋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死伤惨重。

战争僵持阶段，双方都试图争取奉系的支持，最终在蒋介石高官厚禄，封官许地的诱惑下，张学良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反对内战，支持蒋中正，希望各方立刻停战。张学良的建议被联军拒绝后，张学良于两日后率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联军溃败。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学良收编接管西北军，并入主燕京，进军华北，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蒋中正获胜，对各地军阀的控制能力大增，而张学良奉系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广受人知。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的统一的中国国家主权和日本的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的可能性升高。[8]。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学良本人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的特权。[9]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东北军之不抵抗，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况且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的主力刚刚结束中原大战，停留在关内，关外处于军事空虚状态。东北军内部也有很强大的日派，在抗日的问题上会选择倒戈。另外，蒋中正方面也不可能支援东北抗战，故东北军抵抗与不抵抗，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东北必丢无疑。东北军不抵抗的另外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中正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10]

1933年2月25日，热河战役爆发，国民政府中央力促张学良抵抗，并协助调动八个军组编为八个集团军，未料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五十五军军长，张学良旗下东北军系）放弃职守，再次发生不战而退的情形。

1933年3月7日，张学良电呈中央：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11]

1935年11月13日，张学良在中共宣言中，被中共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12]

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军侵华日亟，中国分离主义更是猖獗，中共中央奉苏联指示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银元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936年6月30日，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3]。

12月4日，蒋中正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中正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游行。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中正，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西安事变蒋中正最终获得释放，而国民政府提前终止对共产主义的剿灭战，建立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式上的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年36岁。后张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学良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张氏最是羞悔。[14]

1936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他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张学良被移居台湾初期，位于台湾新竹县清泉部落之故居。此为依原貌新建，地点亦非原址。1937年 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1月13日，迁移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中国旅行社。 9月秋节，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参加抗战，蒋要他“好好读书”。 1938年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6年11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不久被迁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温泉）。

晚年在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中正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之前，蒋中正于1946年11月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并限制人身自由。

在台湾，张学良于1946年11月最初被软禁在新竹县五峰乡清泉温泉长达13年，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则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著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于囚禁中，由佛教改奉基督教，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15]

由于1975年蒋中正逝世，以及1988年子蒋经国也病逝。国民党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才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虽然恢复了部分人身自由，能到美国探访（后又再到夏威夷长居直到去世），但张学良想返回中国大陆探访东三省老家的期望，却得不到台湾政府的许可。[来源请求]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

沈阳大帅府前的张学良塑像1957年初，张学良尊蒋中正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

交时，张学良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中正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学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中正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学良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蒋中正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7年11月23日，蒋中正在大溪召见张学良。张向蒋检讨说：“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中正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中正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重获自由以后的言论恢复自由以后，张学良的言论开始与其在软禁时期的言论大相径庭。

关于东北易帜，他在不同场合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张氏父子不会做东北“土皇帝”，“日本人想控制我，我不会给他们做傀儡”。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后来的锦州抗战，他在不同场合说：“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蒋先生无关”；

（对汪精卫说）“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16]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蒋中正）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权）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张学良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蒋中正，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17]

晚年时期的张学良支持中国统一，并曾为此赋诗。[18]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寿100岁。对于张学良虽然相当长寿，却始终没有回到东北老家这个问题，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

张学良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者的一生。他的爱国与牺牲自我是密不可分的。“牺牲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家庭、财产，权利、地位、荣誉等。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他可以不做大军统帅，可以不要优裕的生活，甚至不要家庭，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发动“西安事变”，并且送蒋回南京而被软禁54年无怨无悔。正像他在送给东北大学校友张捷迁的诗中所说：“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张学良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永远为世人景仰。参考文献：

1.逝世时间：夏威夷时间2001年10月14日，北京时间2001年10月15日

3. 《世纪行过.张学良传》

4.《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启明，远方出版社，2008年

5.《杨奎松. 蒋中正、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广东人民出版社. 6.《中国近代史》，陈正茂，文京图书，1999年，ISBN-957-512-263-1

7.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文件——从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文学出版管理局印行．1935年．16页

8.《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第二集国难家仇

9. 《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第二集国难家仇 3/5

10.《蒋介石真相之一.卷四.掌权：南京政府．杨天石》．2009年8月．ISBN：978-986-146-592-0

11.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一册．新华出版社．第661页．1992年2月

12. 蒋永敬，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中共抗日统战初期的抗日反蒋方针，第880页。

13.《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110页．政协沈阳市委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14.《受想行识．卜少夫》．新闻天地出版．民国62年7月．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