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和新秧歌剧作

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和新秧歌剧作

刘建勋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出现的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最早是由鲁迅艺术学院的王大化、安波、贺敬之、张兽、李波等利用花鼓、大秧歌等民间形式上街宣传开始的。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启发协同下，王大化、安波等人创作并演出的《兄妹开荒》，成为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中最早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优秀剧目。它和《刘二起家》(丁毅作)、《动员起来》(枣园文工团集体作)、《红军万岁》(保安处秧歌队集体作)、《牛永贵挂彩》(周而复、苏一平作)、《刘连长开荒》(留政秧歌队作)、《女状元》(柯蓝、郭新民、沈霜改编)、《变工好》(庄栋、柯蓝等作)等剧一起，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些剧目，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劳动的主题在新文艺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据统计，反映劳动生活和人民翻身致富的达百分之四十八，反映军民关系的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由于专业和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精心创作和表演，新秧歌剧一开始演出就显示出很好的艺术效果。例如《变工好》一剧，主人公陈二最初不愿参加变工队，独个儿吃着牛耕地，忙得不亦乐乎。顾了抓粪、撤种，顾不了赶牛，顾了赶牛，又顾不上撒种。一会·儿牛跑了，一会儿牛吃种子了??当剧演到“牛套歪了”的时候，竟有农民自动上场准备帮助修理;当陈二忙得狼狈不堪的时候，观众焦急地、规劝似地对陈二喊:“快变工吧，快变工吧生”象这样观众与剧中人物浑然融合的例子，在当时的确是举不胜举的。有些剧目，甚至因为演员

的传神表演，剧情感人至深，观众把演员本人都看做剧中人了。譬如《兄妹开荒》中的演员王大化、李波，在当时便很受观众的喜爱。看过鲁艺新秧歌的，再看时，不说看秧歌，只说“看王大化去了!”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边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的地方，连三、四十岁的农村妇女也参加演出。富县一个劳动模范的妻子，成了当地著名的新秧歌队的领头人。这在四十年代中国偏僻的山区，是极为少见的事。而且越是劳动英雄、生产模范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在新秧歌活动中越是积极活跃。可见，新秧歌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雄伟斗争深深地结合起来了。它的影响所及，从陕甘宁到全国其它抗日根据地，甚至在国统区，都引起了强烈的反睐。在重庆，由于中外记者团到西北参观以后，扭秧歌也传到了这座山城。有些集会就有人以扭秧歌助兴。一次在重庆近郊招待文化界举行的春节秧歌同乐大会上，就出现了各种阵形十分好看的秧歌队。接着又演出《兄妹开荒》、《一朵红花》、《朱永贵挂彩》等剧目。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领略到陕甘宁边区农村纯朴清新的生活气息和加紧抗战的蓬勃景象。此后，越来越多的重庆进步人士对新秧歌也有了更高的评价。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在延安的参观访问中，曾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陪同出席文艺晚会，观看新秧歌表演。事后，他曾高度赞扬说:“使我最欣赏赞美的是一酌《兄妹开荒》的秧歌剧。表演得特别绵密而生动。据说表演者不是北方人，而方言、言调和姿态，十足道地地表现了北方农村，表现了边区人民活跃而愉快的民主自由生活，表现出他们对

生活的热情。这真是‘向老百姓学习’了。”(黄炎培《延安归来》第15页)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边区文艺战线上最先出现的重大成果。这一成果的取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经过了一个由小到大，在实践中得到考验，进而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

事实上，在陕北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生活上得到改善之后，群众中已经出现了自发地改革旧秧歌的事例。象新宁县五区南仓村的社火头刘志仁，早在1940年就试着创作了歌颂党和领袖，歌颂边区新生活的秧歌节目，对秧歌的传统形式中一些不健康的成分有所革除。在专业文艺工作者中，也有人尝试运用民间秧歌剧形式来表现现实革命斗争题材。如长期坚持在边区农村活动的民众剧团，早在1942年以前，就曾创作演出过《查路条》和《十二把镰刀》等新秧歌剧，并且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但是，这种在群众中有着深刻影响的艺术形式，对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在就秧歌改革间题展开的讨论中，很多人仍持否定态度。甚至不愿意参加组织秧歌队的活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增强了深入工农兵，特别是深入农村基层，深入了解人民群众艺术情趣的勇气，而秧歌队一出动就受到群众的赞扬，很快和群众的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又增加了他们进一步利用、改造秧歌形式，创造新秧歌的积极性。

延安文艺界开展的“文化大乡”活动，正是党在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发动的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边区欣欣向荣的局面已经出现

的时候。大好的形势，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热烈而昂扬的情绪，加上文艺工作者有了要使文艺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人民的比较强烈的愿望，革命文艺出现一次飞跃的条件已经具备。就在这时，1943年春节到来了。在拥军拥政爱民、生产等宣传活动中，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决心搞好这次宣传工作。采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为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服务。就这样，旧秧歌的改造和新秧歌的出现便“水到渠成”了。

还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项导也更加重视了。在尝试以秧歌形式进行文艺宣传的最初阶段，鲁艺的负责人就给参加秧歌队的文艺工作者以思想引导和精神鼓励，支持大家大胆试验，勇敢实践。在“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最初一批成果出现，并受到群众欢迎的时候，《解放日报》及时发表了重要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指出:这是党中央召集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运动发晨所取得“成绩的一个检阅式”，“证明我们的文艺界已经获得了第一步的成功”。社论预祝“秧歌剧产生伟大的作品”。鼓励“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童。”在整个新秧歌运动期间，党中央文委、西北局文委和边区文协，都对它的发展给予经常性关注。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就曾对新秧歌运动的经验进行过认真总结，并且广泛交流了群众秧歌活动的典型经验。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新秧歌活动最奋活跃期间，《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及其它报

刊，发表有关新秧歌活动的评介文章及报导等近百篇。所有这些，对新秧歌运动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开创了人民大众文学艺术的新阶段，带来了群众性秧歌剧创作的新局面，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秧歌剧创作，呈现出萦荣多姿的可喜景象。这些剧作有专业文艺工作者写的，也有工农兵群众自己编的，总数在数百种以上。

群众创作的秧歌剧，大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反为新秧歌运动差不多和边区广大农村的生产自救、变工互助、改造二流子、识字扫盲、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反对封建迷信活动等同时兴起，各地政府部门都把新秧歌活动直接纳入宣传教育工作的范围。而且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提倡面向工农兵的同时，也提倡工农兵自己写自己，自己演自己。所以各村的秧歌队都根据本村本地活的事实材料创作自己的新秧歌剧，做为自我教育的教材。在此情况下，就产生了群众集体创作的特有方式。正象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说的:“一个人各自是不行的，要众人在一达里讨论讨论，事实呢，是根据咱们村上发生的事实，谁做过什么，就让他演什么，故事怎么个编和讲些什么话，要众人在一达里发表意见，众人同意了就照着编，照着演，不同意了就再商量。”马可《群众是怎样创作的》，《解放日报》1944年5月24日，经过这样讨论、试验，加上群众中的艺术骨干的加工润色，有时还有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指导和修改，就产生了群众集体创作的秧歌剧。

这些群众集体创作的秧歌剧，首先而大量的是反映变工互助、劳动光荣、二流子转变以及大生产等内容的。例如延安枣园文工团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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