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0年来中朝关系的分析正式版

近60年来中朝关系的分析

余章超

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号：35

摘要：中朝关系在官方的宣传中向来被称为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无论对朝鲜是喜是厌还是恨，在国人的眼中，中朝一直被看做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

中朝之间的“友谊”真的像我们认为的这般亲密无间么？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词：朝战 中苏矛盾 “等距离”原则 中韩建交 注释：“三个鸡蛋之舞”：中国抗日战争前夕，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提出过著名的“三个鸡蛋上跳舞”哲学，即在国、共、日三股势力中左右逢源，保持微妙的距离和平衡，不轻易彻底倒向任何一方，也不会轻易的和任何一方翻脸，一切以自己在山西的生存为第一位。

1、朝战后中朝关系如何由冷转入蜜月期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军事指挥权、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朝战期间及战争结束时，中朝关系并不好。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在平壤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也就是说，朝鲜对志愿军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般信任和感激。

为了重新赢得朝鲜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

尽管有中苏的大力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进展飞快，但是仍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2）1955年，由于朝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等措施，造成了粮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征收及禁售粮食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为此，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

15万吨粮食帮其渡过了难关。（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清洗对其有异议的党内其他领导者，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随后，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以“从事反党活动”为名开除了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此即朝鲜所谓的“八月事件”。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做法极为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11月朝鲜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金日成更是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为此，毛泽东派彭德怀赴朝“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尽管金日成迫于中方的压力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但其在执行时一直拖延不办，这致使中朝关系迅速转冷。

然而，中朝关系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转机，因为此段时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共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也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为了与苏共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泽东亟需朝鲜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毛泽东采取了一些措施赢得了正日的支持。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竞相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援助金额和规模也不断攀比上升。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不希望得罪中、苏任何一方，因此，金日成左右逢源，尽力争取利益最大化。除了政治上的攻击和拉拢外，最有效的当然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援助，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中苏双方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援助要求。周恩来表示，虽然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1960年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大饥荒”，但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而中国的援助反过来又推动了苏朝达成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朝鲜这样的行为就如同阎锡山提出的“三个鸡蛋之舞”一样。

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朝鲜的中立政策就难以为继了。由于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鲜

更加倾向于保持同中国的亲密关系。而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时，金日成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朝鲜也明确支持中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2、60年代后期中朝之间的关系及朝鲜的“等距离”原则

参与中苏论战对朝鲜而言毕竟弊多利少。苏联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也给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苏联从1965年勃烈日涅夫上台起起，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加大争取朝鲜的力度。而朝鲜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也开始远离中国转而亲近苏联。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以苏划线，非友即敌，这自然影响了中朝关系。加上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中国推行革命外交，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1960年代末期，苏联急于对美和解，不支持朝鲜的对抗行为，令朝鲜大为不满。而中国则饱受激进政策之苦，外交陷入困境。因此，从1968年起双方都开始努力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结束两国紧张状态。毛泽东在1969年承认，中朝之问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向金日成就“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消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两国之间产生的隔阂和误解。至此，中朝关系再次恢复正常。此后直到1992年，中朝双方的关系都处于平稳状态。但朝鲜始终在中苏之间谋求平衡，以获得两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而相对来说，朝鲜对苏联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则不断减弱，这从朝鲜对外贸易的额度可以略窥一二。

3、90年代至今朝核问题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韩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建交。在建交之前，中方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朝方的理解。而朝鲜方面表示出了明显的不悦。尽管朝鲜表示了“理解”，但并不代表朝鲜方面对中韩建交就听之任之，相反，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反制。从中也折射出，中韩建交给中朝关系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事实上，整个90年代中朝关系都处于冷淡阶段，两国极少有高层互访。而两国的贸易往来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曹志刚《当代中朝贸易发展研究》从93年之后的中朝贸易一直处于下降。）

在1990年代之前，朝鲜虽然需要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但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不是很强。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因朝核问题引发的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仅从经济角度看，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1年之后是不断增强。

当然，当前的中朝关系依然摩擦和分歧不断，比如在朝鲜人冲闯外国驻华机构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都是以?经第三国去韩国?的个案手法妥善处理”，而不是遣

送回国的做法，显然会引起朝鲜的不快，金正日认为“是中国在拆朝鲜的台”。2006年7月5日，朝鲜试射导弹，“在试射导弹前通报了俄罗斯，但却没有通报中国”。更重要的是，朝鲜不顾中国反对，坚持进行核试验，虽然历次朝鲜核危机几乎都是朝鲜在向美国示威，但也从侧面反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是有限的。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志愿军的特殊形式，中朝盟约的特殊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意义，那么这种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在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级力量、而朝鲜的“三只鸡蛋舞”乐此不疲、令中国不得不一次次为其挑衅行为埋单、投保的背景下，已日渐成为一种得不偿失的负担、风险。 很显然，中国必须在今后的日子里，让曾经特殊的中朝关系，回归正常国与国、邻国与邻国关系的地步：你有困难我可以帮一把，但那只能是人情，而不应再是义务或本分。总之，朝鲜半岛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维护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推动中朝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有助于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助于加强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也有助于东北亚国际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曹志刚《当代中

朝贸易发展研究》 ，陶短房的《中朝关系60年来的得与失》 ，延边大学2010年权红博士论文《中朝政治外交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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