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乔秀岩 宋红

内容提要 现藏日本足利学校的宋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是国内不传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现知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文选》刻本中李善注系统、李善—五臣注系统均有通告本问世，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五臣—李善注版本。此中秀州本已不传，翻刻本以明州本时间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为最早、最善，无一叶补版，196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该本，正补《文选》研究之急需。本文梳理了《文选》版刻、注释与流传中的历史文化变迁，并讨论了足利藏明州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关键词 日本足利学校 宋刻明州本《文选》 《文选》版本系统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影印出版了有“日本国宝”之称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2008年3月初版），应该说这是“选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宋刻明州本《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但我们的国家图书馆仅藏有两个残本，据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对明州本的调查：国图残本“一存二十四卷，即三至五、九至十一、十五至十七、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五、四十五至四十七。一存九卷，二十至二十八。台湾故宫博物院亦藏一残本，共五十卷，缺卷二十至二十九。然远在东邻，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却藏有完帙，1975年由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问世。”[1]178足利藏本不仅是明州本之完帙，而且是明州本中的早期印本，没有一页补版，对于研究《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选》现存版本大致可以概括为唐钞注本（及日本转抄唐本）、李善本、五臣本、五臣—李善本、李善—五臣本五类，兹分述如下。

1.唐抄本以及日本转抄唐本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选》抄本，有白文本和注本。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将大部分残卷汇集影印。同年巴蜀书社出版《敦煌本〈文选注〉笺证》，所收敦煌本书影又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之外。

清末日本学者发现的《文选集注》抄本，现分藏各处。过去有罗振玉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影印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汇编出版《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十分便利使用。

传存抄本皆是残卷，且与刻本系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单独研究，目前出版的资料也比较丰富。而对大部分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以下四类刻本。

2.李善注本

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时间是唐显庆三年(658)九月，现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为北宋国子监本，虽系残卷，但可证李善注本流传之绪，弥足珍贵①。其次为南宋淳熙八年(1118)尤袤刊本，是现存最早完帙，有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此本明清递有翻刻，而以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本影响最大。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书后附录《胡刻本与尤刻本异文》以及篇目、作者索引，屡经重印，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本子。

3.五臣注本

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的时间在唐开元六年(718)九月，此所上者即五臣注。表中称李善注“忽发章句，式微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因此另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臣为注，“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

杳测澄怀。??作者为志，森乎可观”。与重在解释词义及典故的李善注不同，五臣注重在阐述文章题旨及背景，故简注而详疏。这种方法入宋后渐受质疑，故流传日稀，传存至今者，除日藏旧抄本外，有宋刊本两种，其中绍兴三十一年建阳陈八郎宅刊本虽有补钞，仍成完帙（全书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至二十五系补钞，另外也有部分缺页补钞），有台湾影印本。另一种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本，现存残卷（参详《中国版刻图录》）。另朝鲜有多种版本，包括刊本和活字本。

4.五臣—李善注本

六臣注可分两类：一类五臣在前，李注在后。一类李注在前，五臣在后。因属于前一类的广都裴氏刊本及其翻刻本题作“六家文选”，故有些学者将前一类称为“六家注”本，以区别于后一类“六臣注”本。将五臣注与李善注合刊的初始时间已难确考，资料显示以北宋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刊本为最早，且五臣在前，李注在后。属此类型的有明州本、广都裴氏刊本以及明袁褧嘉趣堂重刻广都裴氏本、朝鲜活字本等。

现存版本中，以明州本时间最早，北京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宫内厅、日本东洋文库等均有收藏，皆有识语说明绍兴二十八年十月赵善继知明州任，即命校正修版（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一。参见人文版《文选》所刊长泽规矩也《解说》及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识语只称“赵公”，《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太守题名记》云：“赵善继，右朝散大夫直秘阁，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罢任。”《宝庆四明志》同）。 日本足利学校藏本有1974至1975年汲古书院影印本。

广都裴氏本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三。另可参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但该本用袁褧嘉趣堂重刻本配补，全书60卷

中宋本仅存26卷。据《知圣道斋书跋》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广都裴氏本有识语云“命工锲于宋开庆辛酉，至咸淳甲戌仲春工毕”云云。然据《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卷十，此识语见于嘉趣堂覆刻本的某些传本，为书贾造伪以冒充宋本者。日本版本学家阿部隆一据刻工名等推断，广都裴氏本的刊刻时间当在南宋光宗朝至宁宗朝前期之间[2]。至于袁氏嘉趣堂覆刻广都裴氏本，则刊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嘉趣堂本亦有翻刻本。

朝鲜活字本有韩国奎章阁藏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前者有韩国影印本，后者可在其网页查看全文。此活字本书后载录了三则历史上《文选》刊刻中的重要版本信息（并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四），计有：

(1)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严《后序》；

(2)国子监校刊李善注本天圣三年(1025)校勘、天圣七年雕成、天圣九年(1031)进呈诸臣衔名；

(3)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汇刊五臣注、李善注之识语。

其中平昌孟氏刊刻五臣注本《后序》及秀州州学汇刊识语尤其重要，且不见于其它版本，因而近年来备受学者瞩目（张元济1951年在《涵芬楼烬余书录》中已言及此本，但当时似未见重视）。据这些识语可知，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以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为主体，参用国子监刊李善注本，新编成六臣注汇编本。秀州州学刊本当是此类刊本之祖本，可惜现在已经亡佚不可得见。此本所用活字乃17世纪初训练都监重雕者，虽附录“宣德三年(1428)朝鲜铸造活字记”（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四之四），实际非宣德三年铸字，排印时间更在嘉趣堂本之后。

5.李善—五臣注本

宋赣州本、建州本、元茶陵本等皆属此类。有研究者指出，赣州本刊刻于绍兴、淳熙间(1162-1181)②，是此类刊本中现存最早的祖本。另据学者分析，建州本属于赣州本系统，而茶陵本乃覆刻建州本③。1919年，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所藏建州本影印编入《四部丛刊》初编，近有1987年中华书局的再次影印本和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缩印本，故使《四部丛刊》本亦大行于世。台湾另有影印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宋末刊本”，在台湾一地普及较广，实则明代翻刻茶陵本，书贾伪造刊记冒充宋本而已[2]。

历史上几种《文选》注本的出现与刻本的刊刻流传往往此消彼长，并与时代风气的变革密切相关。倪其心先生指出，唐贞观年间南北文风以中和雅正趋于一致，学风崇实，不尚清谈，此时出现的曹宪《文选音义》即重在文字训诂，学承曹宪的李善《文选》注亦以训诂为主而推及释事诠典；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后的四十年间，进士考试须“先试杂文两首”，迫使举子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文体，因此重在疏通文意、探究“述作之由”的五臣注便应运而生。直至北宋，利于习文、便于科试的五臣注仍然较李善注更受欢迎[3]295-313。另据《宋会要》、《玉海》等记载，景德四年(1007)三馆秘阁曾奉诏对李善注《文选》校勘、刻板，但大中祥符八年(1015)，刚刚刻成的书板却在宫城火灾中焚毁。天禧五年(1021)，监三馆书籍之刘崇超以“内《文选》只是五臣注”，再次奏请刊刻李善注本，至天圣七年(1029)刻成[4]772-774。所以此前北宋国子监只有五臣注本。又据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严《序》称，“二川、两浙先有印本”，可见除国子监本外，北宋前期民间坊刻五臣注本尚有数种。

由于北宋前期只通行五臣注，到天圣年间始出现李善注刊本，李善注的影响力不大，因此当时甚至有李善注出现在五臣后的错误说法④。在这种情形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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