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王政

2012-7-31 15:42:30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济南)2009年5期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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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ender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作者简介】王政，女，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美国密西根48109-1115

【内容提要】 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我们通过“交叉性”和“男性研究”两个相关学术概念，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社会性别研究者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其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

As a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field, social gender research is not only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s, but also related with various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ale resear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his field. Social gender study also made sound progress. However, while this concept is widely applied in Chinese female circle, it also met some deficiencies in depth. Social gender researchers should try to call upon their voices, go out of academic brink, fight with male-dominated culture, and avail of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gender

critical theory.

【日 期】2009-07-03

【关 键 词】社会性别研究/国内外/发展social gender research/home and abroad/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8-6838(2009)05-0001-07

一、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上的发展

在过去40年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学术在全球的迅速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从学科体制到学术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性别(gender)这个学术概念也早已进入许多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机构组织的公共政策和决策中，成为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中实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和统计类别。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相互推动的关系。西方的少数族群与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分子积极参与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这个领域和概念早已不是白人妇女的专利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包括世界各地各种族男女。他们在本土多样的实践和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

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证明，许多学术概念既有力地挑战了男性中心的知识生产，也有效地进入公众话语和公共政策，起着改变人的认识觉悟和改造既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在此笔者简要介绍两个相关学术概念——交叉性

和男性研究，来说明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交叉性概念。

美国的少数族裔妇女对推动社会性别概念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当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学者把理论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上时，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在1970年代就鲜明地声明：“我们积极地承诺起向种族、性别、异性恋、以及阶级压迫的斗争，鉴于主要的压迫制度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把发展基于这个事实的综合性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1]墨西哥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包括性倾向上的少数群体)的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加入这个将多种压迫制度综合起来思考的理论工作。这些来自美国社会边缘群体的学者指出，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单一的女人身份上，其实是暴露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学者在种族和阶级上的特权地位。任何人都不会只有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身份总是与其他身份交互共存。换言之，不存在抽象的基于生物性的女性。尽管女人有相同的生殖系统，全世界大部分妇女生活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但是她们同时也生活在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制、以异性恋为常态的性存在制度、资源分配极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每个女人都处在多重等级制复杂结构的一个交叉点上，她们的人生经历是由她们在这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她们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含义都因为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年龄、国族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

非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们则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身处西方的白人妇女与前殖民地国家的非白人妇女在全球地理政治的等级架构中占有很不相同的社会位置和资源。如果西方白人妇女把自己以中产阶级白人为对象的研究结果作为妇女的“普遍”经历来对待，那么她们实际上是遮蔽了殖民主义历史留存下来、且依然存在的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的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性别研究不仅不能假设有一个“普遍性”的妇女为研究对象，相反，研究者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自己在全球等级架构中和本国多重等级制度中的具体位置，先梳理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知识，然后再分析它们对自己主体身份建构的作用。只有在把自己所占有的特权位置可能造成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偏差都提到意识层面上分析透彻后，身处西方的研究者才可能避免在知识生产中复制各种权力等级和对非西方妇女生存状态和人生经历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对非西方妇女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不能以对西方的研究结论为准绳，而是要深入当地的具体文化社会，来探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在不同的区域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作用，对当地男女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性别身份构成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当地的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对殖民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鉴于在殖民主义历史中非西方的被殖民者，尤其是被殖民的妇女，极少有言说的权力，所以，当代女权主义重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造这种权力关系，使得非西方非白人妇女，尤其是下属群体(subaltern)妇女获得参加知识生产的渠道和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女权主义学术界加强了对全球地域等级和不同国族文化等级的警觉性，对每个男女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的认识更添了一层复杂性。

交叉性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性别研究不再假设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女性”，而是在多重等级和权力结构中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鉴于女权主义学术的宗旨是改造压迫制度和文化，所以，它的很多研究关注在多重等级制中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体。并且，社会性别研究并不假设社会性别等级造成的压迫一定是第一位的。对许多底层妇女来说，往往阶级和种族的压迫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是最紧迫的问题。而对同性恋妇女来说，可能强制性的异性恋制度是让她们最感到受压抑的方面。即使同一个妇女在不同的处境和时刻面对的主要矛盾可能

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不能简单刻板，而需要能剖析和揭示依具体时空条件不同而多变的复杂性。

交叉性概念不仅使得学术研究更复杂细致，也为女权主义社会干预性行动提供了工具。一些行动项目可以通过对各种等级架构的调查摸底来界定处于最边缘和最缺乏资源的妇女群体，并设计相应的对策来改变这些群体的生存状况。不过从总体来看，交叉性概念虽然提供了对处于多重等级架构中男女主体身份建构的有效分析工具，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改变多重等级制度本身的综合性措施。中国革命理论中没有出现过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但是在分析中国妇女的受压迫的状况时，却是颇具对多重压迫多种等级制的认识。

关于男性研究的概念。

中国在19世纪国门被打开后把当时的西方学术作为现代性的内容引进。时至今日，许多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科学真理对待。社会性别学术对这些理论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审视分析，近年来兴起的“男性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男性研究”对西方传统学术和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生产的时空具体性和权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以展开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学术理念的质疑和解构，并思考这些批评与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构成的相关性。

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它从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来研究开始，发展为主题多样开放的领域。对男性特质的建构的考察已进入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男性特质是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安排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男

性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它帮助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性别—性的机制如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运行，特别是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男性的集体和个人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只对男人开放的政治领域、军队、男性文化团体、男性社会交往圈、经济和金融活动，等等。在这种“男性同性社交”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女人”的直接参与，是不是与社会性别就毫不相关了？还有，女人和女性特质与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和建构的？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把“男人”做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来看待。比如在历史研究中至少需要考查这样一个问题：男人身份的建构和体验，如何影响男人活动的过程和意义。此外，这样的历史还需要考查：男人身份和男性特质的含义，对不同群体和阶级有何差别，以及这些含义如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变化的理想的男性特质的观念如何推动了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等等。男人的社会性别，在以往的学术中是没有被标识出来的(如在中国权力机构人员名单中，仅对妇女作性别标识)，正如在美国白人的“种族”不用像黑人那样被标识出来一样，这背后蕴涵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是需要深入探究的。不研究男人，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

在过去20年里，国际学界对“男人”、“男性特质”的具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活跃地展开，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特点、有见地的学术著作。男性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在近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个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男性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和性存在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如何深植于各种权力的框架，并且它们作为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基本方式与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范畴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有何异同、有何关联。男性研究的这些中心问题，和已经相当成熟并学科化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所探究的议题相同。那么，“男性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为男性研究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于1986发表在主流学刊《美国史学评论》上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对“社会性别”进行了理论阐述，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她梳理了不同学科背景中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分析，指出了那些主要学说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定义。她的宗旨非常明确：把社会性别拓宽到对妇女及妇女传统领域的研究之外，来包括那些看似与妇女毫无关系的领域，如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认识，将社会性别建构过程(包括二元对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形成)作为历史的主题，将其置于多种历史过程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来具体研究；不仅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权力的基本方式在运作，还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指涉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方式产生效应。她的这些理论见解在后来出现的对男性特质的研究中经常被运用。男性特质的研究一般具有这样的认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录写和重写社会性别涵义的过程。有意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讨论似乎定型不变的男人群体对女人群体的权力关系上，而是要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得某些男人比其他人更“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正如印度历史学者马里娜力尼·辛哈精辟地归纳的：“‘男性特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2]

概括地说，男性研究作为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对西方传统知识生产(即以白人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体制和成果)进行批判和反思的重要前沿领域，这个领域男女学者都有，不少男性学者非常深刻地剖析男性性别特权的形成，并非常警觉男性特权获得复制的机制，包括能够警醒地提出不要让新出

现的男性研究又成为建立男性霸权或争夺学术资源的一个领域。他们提出的作为防止这种倾向的一个措施是，研究者必须直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等级架构。男性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已经被运用到改造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干预性行动项目中，比如在教育领域中如何改造教学内容以改变对男孩的塑造，让他们认同具有平等理念和关爱心的新型男性特质，能抵制霸权霸气和以男性特权、甚至是以征服女性为天经地义的男性特质。在反对男性暴力的项目中男性研究的成果也被用来调适施暴者的自我认识。

男性研究的发展是社会性别这个学术概念的逻辑延伸，要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决不能仅仅是一群妇女在那儿摇旗呐喊，没有男性的改造和重塑，社会性别等级制将不断被巩固复制。而男性的改造和重塑必然需要具有自觉意识的男性的积极参与。男性研究也是在和交叉性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性存在理论等等的交融中发展的，因此，对男性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置于具体时空中的研究，是同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紧密结合的。反过来说，今天就这些重大主题的前沿性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具有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等等具体身份的男女的分析，也不能脱离对男女所处的上述多种权力关系和结构体制的分析。

二、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在北京召开后，“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核心学术概念在中国各类妇女组织和活动中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由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大量面对贫困地区的发展项目，并且这些发展项目大多要求有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为指导，所以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在许多接受国际赞助的地区和项目中开展，中国妇女组织活动中“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一方面所获

得的赞助也超过其他领域，其结果是“社会性别”这个词在不少我们认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传播。另外，由于全国妇联尤其是妇女研究所在中央政府部门推进社会性别培训以及落实联合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目标的行动，使得中央政府有些部门领导对社会性别概念已有所了解。而在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虽然我们从1999年开始从福特基金会和路斯基金会获得专款资助来推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迄今为止，从总体来说，这个学科建设在高校和学界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主流学术界基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社会性别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个学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并且往往是改造更新传统学科的关键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学的隔膜，也是对国际人文社科学界隔膜的一种表现。

由于社会性别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目前仍然是按传统学科建制，要在体制上突破难度确实很大。目前仅有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跨学科的妇女学本科专业，其他高校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有的高校有了在传统学科领域如社会学或历史学中授予的妇女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历史系目前在建立社会性别史的博士点；至今中国尚没有跨学科的社会性别学硕士或博士点。而学术刊物至今也只有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三种，另外还有个别学刊开设的几个妇女研究专栏。总的来说这门学科在体制上的推进进展缓慢。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主要是依托高校体制来进行的，从体制角度来看，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仅仅是一只脚挤进了高校，还谈不上学科的确立。

在学术理论方面，在过去10多年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传播面应该说是较广泛的，同笔者上面说的妇女组织活动的范围密切相关。1996年笔者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目是“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辩异”。那时在妇女研究界不少学者对“女性意识”和“社会性别”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尚缺乏认识，所以两个指代不同内涵的词经常被交替使用。今天我们看国内妇女研究界学者的著述，这种混淆的情况比较少了。当然，这不等于说在公共话语中，“女性意识”的使用频率减少，更不等于说，今天“女性味”话语已经被“社会性别”话语所取代。事实上，“社会性别”话语尚没有进入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依然在生产着“女性味”话语，包括从全国妇联到地方妇联办的各种妇女杂志，也是“女性味”话语的生产场所。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妇女杂志的封面就可以看到“女性味”话语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社会性别”话语尚不能与它匹敌。

在妇女研究界，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程度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界定。我们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对妇女状况的剖析工具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封建思想”这个模糊概念。恩格斯的简单化论点——“妇女只有进入社会生产才能获得解放”成为中国妇女解放构想的理论基础和奋斗目标。恩格斯的论点为妇联系统推进妇女的有酬就业提供了合法性，至今仍具有它的话语力量。妇女就业率的提高确实有效地减少了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缩小了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支配掌控作用，在不改变家庭结构的情况下部分改变了父系夫权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贤妻良母，成为1949年以后起码两代城市妇女的主体身份。在当时男女平等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的庇护下，普通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公共空间，起码在城市里有效地打破了社会空间里的性别隔离。但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是由家族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劳动分工制度等诸多社会体制维系和复制的，并非仅仅是“封建思想”的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封建思想”这个词在妇女干部的用法中替换成“性别歧视主义”来

显示这个意指所指涉的实际内涵，来点出1949年以后妇联系统干部的明确斗争目标。但即便如此，除了对妇女经济独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外，我们看不到她们对造成社会性别压迫的其他社会文化机制的阐释，或者说，其他机制都被一个“封建思想残余”的模糊概念所概括。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座大山的总目标下，反“封建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妇女干部对主流语言和利益的策略性挪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可是，对这个政治有效但缺乏剖析力量的模糊概念的长期依赖也造成了妇联和妇女研究界的认识障碍，反过来也影响了她们在改造男性中心文化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今天我们可以注意到，妇联系统内外的妇女研究界不再满足于用一个模糊的“封建思想”作为分析框架，无论是社会干预性研究还是学术研究，许多研究者开始用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来考察妇女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状况。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女研究界迅速学习运用一个外来的理论概念，这说明我们很需要新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解剖自己的麻雀，也说明在中国研究者看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具有剖析力量。引进和运用一个国际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学术界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产生的最显著和有意义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这个深度不足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妇女活动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仅与“妇女”相关的概念。前面提到的美国历史学者琼·斯科特在她1986年的文章中，对“社会性别”一词当时在美国学界的情况做了如下分析：

“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

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到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3]

斯科特提出的不能为了追求“学术性”、“客观中立性”而把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作为“妇女”的同义词来用的批评，对于今天中国的研究者也很有警醒意义。社会性别不仅是解析妇女状况的一个分析工具，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一种理论框架，它涉及一切领域，包括全是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其锋芒所向是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体制。中国妇女研究界把社会性别仅仅同妇女相连的情况，可能往往是因为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狭隘理解，而不一定是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套一个“学术性”的标签。把社会性别仅同妇女相连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妇女研究界至今没有突破“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的特点是关注各界妇女当前面对的紧迫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对策。把妇女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从1980年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长处。但是仅仅把妇女作为问题来对待的认识论本身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出问题的妇女”①。只有当妇女把自己当作知识生产的主体，来质疑现有的知识、习以为常的规范，以及

权力关系体制结构时，才可能有力地改造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性别制度。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中国妇女研究界很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界的学术成果，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审视“男性问题”？研究研究是哪些男性问题既造成了妇女成才发展的障碍，也对男性本身身心和谐发展造成障碍？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男性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妇女成才需要解决男性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许多女孩获得必要的个人发展的资源，女大学生比例迅速增长，女硕士女博士也同样日益曾多。但高校男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这种由男性制造的陈腐社会性别观把有成就的女性打入另册，把她们界定为非女性，这必然对青年女性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们受到多重挤压：为了增强自己在性别歧视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多女青年希望以高学历来竞争一份较好的职业，但是学历高了，又怕找不到结婚对象。我们需要探究当代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陈腐的社会性别观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打压有成就的女性的做法是否体现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男性的焦虑？这是否是市场经济和男尊女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1世纪的中国精英男性应该如何重新构造男性内涵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落伍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准则？才不至于成为中国女性发展的障碍？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男女的平等和谐发展？

要突破“妇女问题”的思维定势，拓宽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除了可以审视“男性问题”外，我们也需要把视野打开，尤其是学术界的研究者，需要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学术的主流思潮中出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限于对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关注。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中的问题，我们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几年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就有人犀利地批评，妇女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应该说多年来不少妇女研究成果

是起到了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妇女研究没有走出边缘的境地，也没有能够在主流媒体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可能都与妇女研究界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这种情景中，我们有必要强调从妇女研究转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这个思维框架的转变不是放弃对妇女的关注，而是强调要改变妇女的边缘地位，妇女就必须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介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改造，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为我们介入主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对于身处学术界的女性学者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挑战学界主流存在的男性中心文化和知识权力的问题，我们就无法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结构和体制，也无望使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进入学术中心。这个学科是否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不仅仅是关系到女学者个人学术地位或工作量是否能获得承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男女将确立什么样的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是维持巩固多重等级制度并追求成为拥有特权的精英，还是以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为人生目标、并有行动能力去改造多重等级制度？这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也关涉到亿万妇女的生存环境。

注释：

①这是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一句名言。参见《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玛丽莲·鲍克塞著，王政译，余宁平、杜芳琴主编。

【参考文献】

[1]Herrmann, Abigail J. Stewart.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A]. Theorizing Feminism[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1. 29.

[2]Mrinalini Sinha.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J].Gender and History, 1999, 11(3): 445-460.

[3]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C].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32.^NU1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nrn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