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

俄国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

2009年12月21日，莫斯科Izmailovsky酒店。两千多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里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女歌手在军乐伴奏下唱起爱国歌曲，舞台上方挂着斯大林的巨像。诗朗诵时，有人开始啜泣。

2009年8月底，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库尔斯卡亚地铁站整修一新，入口大厅的墙上刻着一行大型镀金标语：“斯大林培育我们对人民的忠诚。鼓舞我们去劳动、去立功!”这是前苏联国歌中的一句。另外一条标语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2009年8月31日，莫斯科巴斯曼法庭受理了斯大林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对于《新报》的起诉，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认为该报副刊4个月前刊发的一篇有关斯大林的文章不符合事实，文中“斯大林和肃反人员跟几起首先针对本国人民的血案难脱干系”、“斯大林和联共(布)政治局成员决定在1940年4-5月间大规模枪决波兰军官”等论断，严重损害了斯大林的声誉。他要求《新报》刊登反驳文章，并向该报和文章作者分别索赔950万和50万卢布。

2004年12月21日，斯大林125周年诞辰之际，全俄未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库瓦耶夫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俄罗斯正处于一种悲惨的状态，所以俄罗斯需要一个新的斯大林。”

中国学者马龙闪对于俄罗斯目前的这种“悲惨的状态”，以及俄罗斯人对于政治强人的呼唤，做过如下精辟分析：

自苏联解体，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前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后，俄罗斯的版图锐减到17世纪初彼得一世时代的规模。它从此失去气候温暖的富裕的南方，用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苏联解体又把俄国人赶入了冰冻的寒带。

它不只失去大片国土，还丢失了1亿多人口，失去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这使俄罗斯几百年打开出海口的努力化为乌有。

1990至2000年10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规模下降一倍多，工厂、交通等设备过度老化，造成空中、地上、水下恶性事故不断;工业化出现倒退，只能靠原材

料和石油、天然气出口来维持国家生存。正如多勃林科夫院士所说，如果现在的局势一直持续下去，俄罗斯不仅会变为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属国，也会沦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国──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的原料附属国。俄国的农业也一直陷于滑坡状态，国家越来越依靠粮食进口。

伴随着经济的贫困现实的，是俄罗斯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然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酗酒、吸毒和卖淫成为社会的毒瘤，据统计，目前俄国心理疾病患者总数已达400万，流浪儿童达200至300万。

一个曾经坚信自己的人民是最完美的公民、自己的国家世界第一并且肩负着拯救全人类使命的国度，一个曾经以伟大的卫国战争雪洗日俄战争惨败耻辱的国度，一个曾经以自己的工业和军事成就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国度，一个曾经占据世界权力格局中令人惊悚的一极的超级大国，如今沦为前路苍茫的二流国家，这无疑是俄国人心头难以抚平的创痛。

俄罗斯如何走出历史低谷?如何赢得昔日骄傲?

他们似乎有了答案，那就是：要有强有力的铁腕人物，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以，俄罗斯人期盼强权、呼唤铁腕，这成了近10年来发自大多数俄罗斯人心底的一个强大呼声。 这，正是眼下俄罗斯“斯大林热”的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动因。

斯大林和他的时代

这期间，斯大林发表了几个令俄罗斯人永远难忘的全国讲话——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

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歼灭掉。决不留情!”

2009年8月底，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库尔斯卡亚地铁站整修一新，入口大厅的墙上刻着一行大型镀金标语：“斯大林培育我们对人民的忠诚。鼓舞我们去劳动、去立功!”这是前苏联国歌中的一句。另外一条新出现的标语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自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猛烈抨击后，这些标语与其他赞颂性宣传一道被清除，全国重要场所的斯大林雕像和画像被拆除(只有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吉亚没有这样做)。现在，它们零零星星地回来了。

8月31日，莫斯科巴斯曼法庭受理了斯大林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起诉俄罗斯《新报》诽谤其祖父的案件。4个月前，《新报》副刊刊发了一篇题为《别里亚——有罪的任命》的文章。朱加什维利认为，文中所述内容不符合事实，“斯大林和肃反人员跟几起首先针对本国人民的血案难脱干系”，“斯大林和联共(布)政治局成员决定在1940年4-5月间大规模枪决波兰军官”等论断，破坏了人们对斯大林的记忆，损害了他的声誉。他要求刊登反驳文章，并向《新报》和文章作者分别索赔950万和50万卢布。

大约60年前，多数苏联人，以及中国、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千百万人民，都深信斯大林执掌的政权代表着一种理想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是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幸福的强有力保障。而在西方，从五六十年代起，约瑟夫·斯大林是以鼻烟壶里飘出的魔鬼形象出现的。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搞肃反扩大化、搞个人崇拜以及卫国战争初期因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内幕。这颗“原子弹”形成的冲击波迅速辐射全世界。从那时起，包括俄国人在内，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时期给俄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他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他的亲密战友米高扬、莫洛托夫、朱可夫，他女儿斯维特兰娜……写出了各自的回忆录;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举着放大镜在史料中搜寻;各种小道消息、民间传说纷纷扬扬，这类书的销量常常是严肃著作的几十倍(其中一本名叫《斯大林情人的自白》，印数高达10万册)。

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期间，苏联解体。这之后十多年，历史的风向又有转变。从西伯利亚传来的消息似乎透着怀旧气息：伏尔加格勒被改回其战时的名字：斯大林格勒;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时代的“稳定”和“秩序”——不仅凶杀、抢劫案稀少，连贪污盗窃事件也较少发生;夜深人静时，走在偏僻巷道上不用担心个人安全。这一切，无疑与俄国今天的不如人意密切相关：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分崩离析后令人心痛地出现了种种弊端：

吸毒、卖淫、贫富分化……1990年代末，俄罗斯妓女总数为300万人，其中每年有超过25万人到国外从事卖淫。一位俄罗斯学者愤怒地说：“这样的奇耻大辱，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没有过!”

改名为“钢铁”

南斯拉夫共产党前主要领导人之一米洛凡·吉拉斯说，尽管有关斯大林的记载矛盾百出，他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

斯大林23岁入狱时的档案中记着：他身高大约1米62，左脚第二三个趾头联趾。7岁那年得过天花，强健的体格帮他熬过那场大病，但脸上留下很深的麻子。上学时，他又得了败血症，左臂感染。病愈后，左臂略短，肌肉有些萎缩。托洛茨基说，后来斯大林左手总戴一只厚手套，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是如此。

作为铁托的代表，吉拉斯1944年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发现他不像相片上或新闻里那样威风凛凛：

他身材很矮小，体态不匀称。他的躯体又短又窄，四肢过长。他的左臂和左肩看来有点不灵活。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头发稀少，但是还没有完全秃顶。他的脸色白皙，两颊带红。后来我知道，这是长期坐办公室人的特征，在苏联高级干部中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气色”。他的牙齿是黑的，长得并不整齐，并且向里凹。他的头是平民的、农民的、家长式的。他长着一对黄眼睛，带点粗暴和狡猾。

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抵达莫斯科的哈里·霍普金斯记下了1941年7月30日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的深刻印象：

他热情地微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不必要的动作。就像是同一架各部件都配合得非常协调的、有智力的机器谈话。他的提问清晰、简明、直截了当。他的回答从容不迫，毫不含糊，不浪费一个音节。他很有幽默感，但笑声瞬间即逝。

约瑟夫·斯大林1879年12月9日(俄历，公历为21日)出生在格鲁吉亚古老的城镇哥里(根据当地教堂出生登记册，他生于1878年12月6日)，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斯大林这个名字是成年后他自己改的，意思是钢铁。

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父母都不识字。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只提过父亲一次。他说，作为一个鞋匠，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之前的3个孩子都夭折了，母亲叶卡捷琳娜把她全部的爱和心血给了索索(或索塞罗，斯大林的爱称)。她是一个标致的红头发女人，因为丈夫像许多格鲁吉亚男人那样把挣来的钱都买酒喝光，她不得不拼命干活养家糊口。她洗衣服、烤面包，收拾屋子，缝制衣服，让索索吃饱穿暖，令他体格健壮、精力非凡。

10岁那年，他差点被父亲送到制鞋厂学手艺而不是继续在神学院上学。鞋匠对孩子的母亲咆哮：“你想让我的儿子当神父?休想!我是个鞋匠，我儿子将来也是个鞋匠!”又过了一年，鞋匠在一次酒后争执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

自15岁离开家，约瑟夫离格鲁吉亚渐远。他在俄罗斯生活、工作，成了俄罗斯人。叶卡捷琳娜到老也不了解儿子所取得的地位，她曾经搬进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时间，很快又回到老家格鲁吉亚，住回那幢老房子，睡那张很窄的铁床。孙儿孙女很少跟她来往。她去世前，斯大林去探望，她对儿子说：“真遗憾，你没当上一个东正教神父!”

斯大林在一所东正教神学院受教育，头两年非常用功，后来因为偷看禁书挨过好几次处罚。

他先是被格鲁吉亚传奇故事中的英雄们迷住了，尤其是卡兹别吉描写的绿林好汉柯巴(无情的人)。青年时代，他管自己叫柯巴·斯大林。

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是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以及托尔斯泰，他也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的书单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达尔文《人类的起源》，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斯宾诺莎《伦理学》，门捷列夫《化学》等。多年以后，斯大林还常常提到它们。

1928年11月，斯大林接见瞿秋白和张国焘时，眉飞色舞地讲述他如何在32岁才得到《资本论》第一册，并在警察环伺的境况下偷读了那本圣书，接着花了好几年时间熟读马恩著作，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读到图林(列宁笔名)的一些著作后，他向同学宣布：“我无论如何应当见到

他。”1901年前后，他结识了一些有马克思主义信念并与列宁有联系的工人，组成了“第比利斯领导小组”，除了印刷《火星报》，还创办了格鲁吉亚第一份革命报纸《斗争报》。 斯大林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1903年底，流放西伯利亚时，他第一次收到列宁的来信，起因是他向侨居国外的好友写信称赞列宁及其主张，而朋友将这封信转给了列宁。 斯大林开始撰写一些社论，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他早期的文章和演讲都是以东正教祷文的韵体文写的，这让工人读起来很亲切;他后期的文风更加朴素和直截了当。他是第一个称列宁为“山鹰”的人，也是最早使用“列宁思想”这个词组的人之一。直到去世前，他都称自己为“列宁的学生”。一些俄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斯大林确实是因为共同的理念走到列宁身边，而非政治投机。

2009年元月去世的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却在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中发现了斯大林早期实践活动中的一些问题，揭示了他早期理论观点中的许多错误。姜长斌指出，斯大林早年即1901-1907年对列宁是很敬重的，尽管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吃不透列宁思想的实质。但从1908年开始，斯大林有了一些“理论功底”，再加上革命低潮带来的困境，使他不像早期那么敬仰列宁了。革命低潮时期，他表现出孤独、犹豫动摇、悲观失望。从1913年初到1917年3月，整整4年，斯大林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姜长斌认为，这不是《斯大林全集》年表中因“警察更为严密的监视”造成的空白，深层原因是斯大林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曾经发生过动摇。

列宁非凡的演说才能是公认的。列夫·托洛茨基看重的是列宁的手势、声调、音色，斯大林却被列宁演讲中的逻辑吸引，他曾经分析过列宁就农民问题提出的口号“妙在哪里”。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两年前抵达莫斯科的张国焘是惟一见过他的中共代表。张国焘在列宁学院留学时，有朋友告诉他，现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斯大林支配着一切，与他抵触即为异端。列宁在口授的两封给苏共十二大的信(也称“列宁的遗嘱”)里，写了对斯大林很不利的评价，并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任命另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人担任。但经过高层6人小组的讨论，这封信只在小范围宣读而绕开了十二次党代会。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威胁，他提交了辞呈。但那些经

他仔细挑选出来的中央委员，连同托洛茨基，一致投票不接受他的辞职。之后，他用了将近半年时间跟托洛茨基斗争。随着列宁的逝世，托洛茨基在党内地位急剧恶化，终于出局。 成立于20年代初的政治局，到1924年4月，其成员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他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成为一个两亿多人口大国的至高无上者。

在他向最高权力迈进的过程中，有两个特点令人印象深刻：克己和镇静。他能坐在角落里，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一个激动的人说上一两个钟头，只在提问时打破沉默。 俄国传统的一部分

从年轻时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一位职业革命家起，斯大林就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献身这份事业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这样的信念：他命中注定要领导俄国，他要使俄国安全、强大，他要创造一个新社会——为此作出怎样的牺牲都不过分。

围绕“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他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开展了全国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实施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政治清洗运动——凡是反对他或怀疑这个历史蓝图能够实现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体制逐步形成。

“一国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基石，是在20年代联共(布)党内大论战中提出和确立的。姜长斌教授指出，它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对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起过重要作用，也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异乎寻常的沉重代价下得以开展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套理论体系本身蕴含了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决定了苏联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他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格雷则说，斯大林统治中那些与西方格格不入的部分，根子就在俄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历史和观念，它们作为俄国传统的一部分被斯大林接过来了。

这一传统中最重要的包括：国家至高无上;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享有绝对权力，它能笼罩所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和思想;自感易受伤害;层层保密，疑虑重重;优越感，以救世主自居。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到过俄国的西方游客就已指出过这些特点，因此，他们认为俄国历史有连续性，甚至是一成不变的。

历代俄国人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抵御外来入侵，保家卫国。

公元9世纪，一些部落以基辅为中心，结成一个大公国，这就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它存在了大约350年。俄罗斯人不断面临贝琴涅戈人、库曼人、日尔曼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劫掠。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的骑兵来了。之后200年里，蒙古人的残暴统治，大面积的酷刑、死刑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西欧正在工商业、社会生活、艺术和科学诸领域蓬勃发展时，俄国人在跟鞑靼人打仗，打了近300年。克里米亚汗国终于被征服，于1783年并入俄罗斯帝国。太平不到20年，拿破仑率兵入侵俄国。一场激战之后，法国人占领莫斯科，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所有俄国人都对他们历史上发生过的悲剧记忆犹新。

一位17世纪到过俄罗斯的西方人写道：“没见过比俄罗斯人更尊崇大公的了，他们从小被教导崇敬沙皇，像崇敬上帝那样。沙皇是一国之主、东正教领袖，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不止受崇拜，还被赋予蒙古可汗的绝对权力，蒙古遗风有增无减。”沙皇的强权政治让百姓遭了殃，但没有人起来反抗。这种绝对忠顺服从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个传统也是将领袖神化以及斯大林大权独揽的根源。

这种传统里还有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15世纪以来，领导和改造世界的救世主意识就深深印在俄国人的脑子里。19世纪初，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写道：“我们的祖先从未失去过这样的信念，即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是最完美的公民，神圣俄罗斯是世界第一的国家。不妨称它为幻觉，但它对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国民道德品质的作用是多么大啊。”二战时，俄国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后宣称，他们同时拯救了欧洲各国。

吉拉斯甚至从苏联人接待他的豪华专列里嗅到了这种“大国”气息：车门上庞然的黄铜把手，墙上小题大做的沙皇时代的装饰，还有厕所里高得让两条腿悬在空中晃来晃去的马桶。 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1956年写的《斯大林时代》里，就已指出斯大林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匹配;理论界也曾认为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说一套，做一套”。姜长斌则说，不，斯大林所做的一切，跟他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共产主义超阶段发展、俄罗斯帝国的传统影响、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上的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造成斯大林体制弊端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主义仍有市场。俄罗斯学者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病态，是劳动者与他们依靠革命所取得的政权相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造成种种严重后果。

与世隔绝，高高在上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提到家庭生活中的父亲，“他和大家搞不来，喜怒无常。”

斯大林25岁第一次结婚，妻子叶卡捷琳娜是格鲁吉亚人，这段婚姻持续了6年，直到1910年叶卡捷琳娜过早地去世。第二位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纳佳)在高加索长大，她将斯大林视为英雄时才16岁，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漂亮姑娘，后来她成为同时代人中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发工作的典型。在女儿的记忆里，母亲“落落大方，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

从1918年结婚起，她伴随斯大林经历内战、持续不断的危机和权力斗争，被冷落在一边。有一次，她随斯大林参加招待会后不舒服，斯大林扶她睡下，并安慰了她，她忽然开口说：“原来你对我还算有一点爱情。”

1932年11月8日晚，斯大林和夫人出席了一次宴会，他当众对她说：“喂，来，你喝一杯!”阿利卢耶娃滴酒不沾并且讨厌喝酒，丈夫的这种口气让她不安，继而愤怒。她跳起来说：“我不是你的什么 喂 !”然后尖叫着跑出了房间。莫洛托夫的夫人波琳娜跑出去安慰她。当天夜里，她用哥哥帕维尔从柏林带给她的小左轮手枪自杀，年仅31岁。

这件事震动了斯大林，他不理解妻子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问周围的人：难道少陪她去几次剧院真有那么严重?

“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斯大林认为妻子是作为一个敌人离开他的，因此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她的坟。他搬到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直到1932年底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斗，沉默。十多年来，他倾心于事业、计划、工作、权力、斗争，并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妻子，他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以后的20年斯大林一直单身。他后来将1929年春天两个人心情愉快时的照片放大，挂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孔策沃别墅里。直到1948年，他才第一次跟女儿谈起亡妻，斯维特兰娜说，母亲的死让父亲对周围的人更加不信任。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生于1921年，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年。斯大林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雅可夫曾自杀未遂。1943年雅可夫被德军俘虏，1945年被枪决。其间斯大林拒绝了德军以雅可夫交换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的条件，他说：“作交易，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

瓦西里19岁成为空军飞行员，25岁荣升将军。卫国战争期间，他曾获5枚战斗勋章。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他是个酗酒成性的人。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32岁的瓦西里锒铛入狱，在单人牢房度过了8年。41岁时，他在流放地喀山死去。1999年，瓦西里被恢复名誉。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是清教徒式的，称得上无产阶级领导人的楷模。他在贫困中长大，在教会学校学会节俭，爱好简单，除妻子外，不跟任何女人打交道。工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他不注意形象，长时间穿着夏天那件亚麻布军装，服务人员要动些脑筋才能在换季时让他改穿毛料军装。他的一件呢大衣穿了15年，还有一件著名的图鲁汉斯克皮袄，面子是鹿皮，里子是松鼠皮，警卫员说“大概穿了一百年了”，一直穿到去世。

在人生最后25年里，他没有进过一次商店，没有花过一个卢布。他最后留下的一张存折里有900卢布，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他周围满是阿谀奉承、唯唯诺诺、歌功颂德之人，他们加深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他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真正感情的能力。他很少想到子女，也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

他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抽烟斗、思考，在各种文件上签字。通常他向办公室的一方走20步，再朝另一方向走20步，一个决定便作出了。在他70岁时，女儿意识到“他是如此与世隔绝，如此高高在上，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一样，没有能跟他谈点儿什么的人”。

他所爱的、能部分填补他的空虚的人，是他的女儿。他对女儿的初恋、志业、第一次婚姻都表示反对。斯维特兰娜1967年去美国后，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书：《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后者被看成是对父亲的背叛。出版商慷慨地付给她150万美金。 卫国战争

1941年6月21-22日是苏联最难忘的两天。那两天，德国军队突破了苏联边境，之后五六天，德军深入苏联国土150-200公里。

斯大林在凌晨八方告急中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当一个个红军失败、溃退、城市陷落的消息传到斯大林那儿，他崩溃了，陷入绝望，悲叹“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都丢光了”。但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在一切似乎都丢光的关键日子里，斯大林的指挥比任何时候都坚定。

一个统帅大本营和一个国防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铁木辛是名义上的总司令，斯大林是事实上的总司令。他下令工业向东转移，其中包括1360多个军械厂，到了第二年军火短缺的季节，这些工厂迅速恢复了生产。

这期间，斯大林发表了几个令俄罗斯人永远难忘的全国讲话——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他通常这样开头，没有华丽词藻，姿态是朋友和领袖，描述了所处的困境，每个字句都迸发出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歼灭掉。决不留情!”

这些充满斗志的话“唤醒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顽强的俄罗斯天性”，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唤起了巨大热情”，一位将军写道：“我们一下子感到强大了许多。”

苏德开战，本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预料之中，英国很快向苏军输送军火物资。但斯大林坚持要求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回信说，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情形是，俄军孤军奋战，在各条战线上损失惨重，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在观望。

1941年的冬季帮了大忙：德军已现疲态，对俄国严酷的冬季完全缺乏准备。此时英美的部分支持加入进来，南斯拉夫游击队也在跟德军作战。

莫斯科会战是个史诗般的事件。苏联投入作战的有200多万军队、2500辆坦克、1800架飞机和25000门火炮。尽管装备严重不足，尽管伤亡惨重，苏联红军在斯大林“苏维埃战士们!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下，还是能发动有效的反攻，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被打破。

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想象。一次战役后，俄军司令官科涅夫微笑着告诉别人：英勇的哥萨克骑兵把那些举手投降的德国士兵的手都砍掉了。

伏特加也助俄国人一臂之力。芬兰战役时，日丹诺夫向斯大林建议批准每天给每个士兵100克伏特加。从那时起，红军保持了这一惯例，并在进攻前分量加倍，以便让士兵们“觉得更加舒畅”。

战争也训练出一批年轻的、生机勃勃的指挥员。但最高统帅常常一有失策失利就被斯大林免职，随着他情绪的平定，又会重新任命一个新职。

斯大林直接关心武器研制。到1943年，俄国人改进了的重型坦克、火箭炮、飞机、步枪和机枪都比以往更有威力，这些优越性得到了德国军官的承认。

“他接过一个扶木犁的穷国，却留下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这是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

1942年5月24日是作家肖洛霍夫的生日，当天他突然受邀与斯大林共进晚餐。最后，斯大林说，《静静的顿河》值得称赞，而现在仗打得十分艰苦，他希望作家能鲜明地刻画战争——既有英雄的士兵，又有天才的统帅。（李宗陶、杨潇、蒯乐昊，南方人物周刊）

最后一个鬼子兵

1974年初的一天，日本青年山井在菲律宾境内偏僻的丛林里，意外地发现一个身裹树皮、眉毛和胡子连成一片的“怪物”蹲在树杈上，正狼吞虎咽地摘吃野果。

山井吓了一跳，赶紧拾起地上的一根木棍，准备应付这个不明动物的袭击。树上的动物显然也发现了他，猛地蹿向大树的高处，双目瞪着山井，显得特别警惕。山井从“怪物”纵身爬树的形体看出这是一个“野人”。多年探险的经验和胆量使他好奇地向大树慢慢靠近，并冲树上高喊：“你是谁？”树上的人陡然一惊，因为他听到的是一句日语，山井又喊：“你不用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野人终于胆怯而结巴地问：“你是日本人？”山井也大吃一惊，这人竟然也会日语，“我是从日本来这里旅行的，你怎么会说日语？你是哪国人？”山井说。好一会儿，野人一下子从树上跳了下来，嘴里念叨着：“日本人，日本人，我终于见到日本人了！”他老泪纵横，哇哇大哭起来。他的语言已变得呆板、生疏。

【“除非亲耳听到长官下令， 我才会相信！”】

经过好一番交流，山井得知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他就是30年前日本陆军第1－4地区集团军参谋长司令部特别中队的中尉军官小野田广尾。

1945年，小野田广尾所在的日军阵地被美国军队攻占后，他和其他被打散的日本官兵一起退避深山。美军队对流散的日军官兵进行了多次搜捕，之后又是菲律宾军队和警察，不少日本兵被抓走，小野田广尾则成了漏网之鱼。山井告诉小野田广尾日本已战败投降，他却死活不肯相信。山井只好无奈地与他告别。

山井把巧遇小野田广尾的消息带回了国内。为了使这位躲藏了30年而不肯投降的陆军中尉正视现实，放弃幻想，日本政府派来了一名官员与小野田广尾在歌山角见面。这名官员向他证实了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但小野田广尾还是说：“我不信这是真的，我拒

绝接受任何人的劝降和诱降，除非我亲耳听到过去的长官对我亲口下达命令，我才会相信！”

【“一切都结束了，包括日本不败神话。”】

几天后，该官员请示了国内，为了拯救小野田广尾，日本派他过去的上司吉见谷口少佐亲自前来向他下达投降命令，并约定了在歌山角会面的时间。

1974年3月9日是会面的时间，在歌山角，日本官员记录下了这奇特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受降仪式。谷口穿着军装出来了。小野田广尾确认正是自己当年的上司。

他迅速向上司敬礼，报告说：“少佐长官，小野田广尾中尉前来向您报到，听从您的命令。”谷口说：“你是好样的，我为有你这样的部属而高兴。”说罢上前和他握手。稍后，谷口表情严肃地说：“受降仪式开始。小野田广尾中尉，我以你上司的名义，向你宣读命令。”读完命令，谷口说：“接受现实吧。”好半天，小野田广尾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我们真的打败了？”谷口拍拍他的肩膀，说：“小野田广尾中尉，一切都结束了，战争、你的流浪生活，还有‘日本不败’的神话。”

几十年来，日本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就一直活在丛林。纵使世界已经不断的改变，他始终活在二次大战的纠缠里。1974年，当他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变迁，他完全无法理解：特别无法理解日本宪法对于各类军事行动的限制。年迈的他参与各种爱国的活动，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流下眼泪

【接受命令打游击】

1944年12月17日，上司谷田命令23岁的小野田在卢邦岛开展一场针对美国人的游击战。他对小野田说：“我们撤退，但只是临时的。你们进山，用埋地雷、炸仓库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我禁止你自杀或者投降。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之后，我将回来。这个命令只有我才能取消。”

1945年2月28日，美军在卢邦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小野田把剩下的人分成小组，同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金七、一等兵赤津三人一起隐人丛林，继续顽抗。

8月15日，在盟军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派出由已投降日兵充当的军使赴各岛劝降，同时撒下大量的传单。1945年10月，小野田看到了美国人发的传单，上面写道：“8月14日日本已经投降。赶快下山投降!”小野田当时将信将疑。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枪声，于是认定战争没有结束，传单在骗人，他们又藏进了丛林深处。

每天清晨，小野田带着三名士兵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并继续着他的战斗。他的策略非常清楚：他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他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会突然的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人农民在收成香蕉时，无端的被他们残酷的枪杀。

小野田等人保持着不断移动的战略，甚至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捕获。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几天之后，他们就会移动。在漫长的雨季，他们就扎营，因为没有人会在雨季上山。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他们甚至将保存晒干的香蕉充当干粮，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曝露他的战斗位置。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因体温过低而死亡。

【针对岛民搞恐怖袭击】

卢邦岛前副行政长官埃拉莫斯说：“小野田领我们看了他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那里很干净，墙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他的手下活着时，小野田经常训练他们，甚至组织诗词比赛。”小野田不知道其他小组的情况。埃拉莫斯说：“我的父亲曾同小野田打过仗。后来我当了警察，也同小野田的游击队交过手。我们在丛林中多次搜索都未能发现游击队的踪迹。为了让他们相信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散发了当时出的报纸和小野田游击队亲友的书信。事后我问小野田，你为什么不投

降？他说，因为深信书信和报纸都是捏造的。”

时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日本建起了成片的摩天大楼，日本产的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东京的实业家购买了美国的大公司，而小野田等人却继续在卢邦岛为天皇而战。他们喝河水，靠水果和树根充饥，幸运的是他只犯过一次扁桃体炎。晚间丛林中经常大雨倾盆，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步枪。每个月他们都要袭击一次军车，枪杀司机。

1949（1950）年的一天，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环境的煎熬，高举双手，向当地警察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励，要不断的战斗下去。隔年，他们发现赤津在山里留下许多传单，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许久，日本已经投降多年。他们还发觉赤津加入了当地的搜索队，在全岛山区展开劝降。小野田判断，这是敌军的策略，对于赤津的背叛无法认同。他下令全体退到更深的山区，以避开敌军的诱捕。

1952年, 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的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或许会软化态度出来投降。然而，小野田仍然认为这是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固执的他做出结论：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3年6月, 岛田伍长在一次行动中被当地渔民射伤大腿。虽然后来复原，但在隔年五月，岛田又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的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为所动。他们感觉到，战争还在进行，日本还在奋战，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们坚信中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认为，这不过是美军宣传人员以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的。游击战让他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个宁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让尚在作战的日本皇军与国民失望。小野田同剩下的另一名列兵又在丛林中挖了一个从空中无法发现的地下掩体并搬了进去。

卢邦岛现任副行政长官莫利纳笑着说：“他们坚信日本人会回来。因为小野田的上司是这么说的。小野田后来也怀疑过谷田是不是把他遗忘了。有一次他有了自杀的念头，但是马上就放弃了，因为上司不准他这么做。”

每天清晨，旭日东升。小野田与小冢依然挺立，像太阳致敬。1965年，他们偷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导，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枪杀农民，烧毁稻谷。

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命潜伏（自称是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竟在异国的山林荒野中秘密地生活了28年。据说小野田之所以能够在山林里像原始人一样长期生存下来，是因为曾在日本陆军中野侦察学校受过有关训练。还有消息说，在南太平洋的巴纳岛仍有遗留下来的旧日本军人活动的踪迹。

1972年10月小野田在附近的村庄埋设了剩下的最后一枚地雷，因为生锈，地雷没有爆炸。1972年10月9日，菲律宾警察部队得到当地农民的报告，在卢邦岛发现了两个旧日本军人在山岗上烧稻草。菲律宾警察部队索特上士等三人连忙赶到现场，山岗上的两个日本军人立即举枪射击。在对射中，一名日本军人被击毙，另一名逃入密林中。后经查明，被警察击毙的是一等兵小塚金七，身边扔着保养良好的38式步枪，而跑掉的正是小野田宽郎。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导致其当场毙命。日本投降27年后，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东京的高度重视。日本马上派人到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寻找藏在森林中的日军士兵。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小野田始终不买帐。

【日本政府救出了“杀人魔鬼”】

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的帐篷 （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缓慢的从背后接近铃木，发现铃木是一位日本人。于是，他们展开了对话。铃木告诉小野田，日本真的投降了，战争早已结束。小野田则坚持必须有指挥官的命令才会投降，并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铃木承诺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铃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小野田的老上司谷口义美。原来谷口已经改名并成了书商。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留下的字条，说他当年的指挥官，谷口义美

少佐已经来到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影印本。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约定地点。干瘦的老年少尉小野田宽郎面对长官以最标准的敬礼动作，接受谷口义美少佐的指挥。而同样身穿军服的谷田对站得笔直的小野田念了投降的命令。从肩上拿下步枪，摇摇晃晃地向警察局走去。1974年3月10日清晨，身穿半旧日本军服的小野田到达卢邦岛警察局，他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后，郑重地把步枪放到地上，说：“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投降。”

小野田在30年的战斗中共打死打伤了130名菲律宾人，包括士兵、警察和平民。许多菲律宾人主张把小野田关进监狱，并绳之以法。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斡旋，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并允许已经52岁的小野田返回日本。1974年3月12日，他与鈴木紀夫和谷口义美一起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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