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生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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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生平研究

一、 噶桑嘉措的家世、出生

噶桑嘉措全名为洛桑噶桑嘉措贝桑布满,他是历代达赖喇嘛之中,唯一经历过清朝三朝皇帝隆恩眷顾的达赖喇嘛,他受到康熙和雍正两个皇帝的册封,后来,又被乾隆皇帝授予亲政的权力。

根据三世章嘉·乳必多杰著的《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传》记载:噶桑嘉措于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阳鼠年(公元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百花结果的藏历七月十九日”,平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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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康区理塘寺脚下一个“具足善相,大小适宜”的小村之中。 理塘地方人杰地灵,理塘寺是当时康区的格鲁派(黄教)大寺,公元1580年(明万历八年)藏历新年,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在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到康区讲经,并主持兴建了理塘寺,从此,藏传佛教格鲁派在理塘等康南地区广为传播。理塘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两个达赖喇嘛,即第七世达赖噶桑嘉措和第十世达赖楚臣嘉措。

关于噶桑嘉措的家世,据《噶桑嘉措传》记载:他出生的这个村庄,村民信教、风俗纯良、族姓圆满。藏区素有六大血统,十八大族之说。噶桑嘉措家系十八大族之一的“仲”族。据说,其先祖系由噶当派祖师仲敦·杰维穷乃家族繁衍而来,是江孜一切密咒师中族姓最为高贵者。后来,该家族在后藏年楚河上游江孜法王饶丹衮桑帕的属地邦域(spang yul)地方,有一人从该家族中移居山南琼结,任日窝德庆寺的管事,后子孙繁衍,直到噶桑嘉措之父索南达结。索南达结又名根敦达结,自幼出家,曾任哲蚌寺大僧官的助手副僧官,他恪敬职守,很受拥戴。当时,大僧官噶居顿丹旺波被上司派任理塘寺管家,因索南达结值得信赖,带他去理塘,让他管理当地俗人的各种事务,他遂退戒还俗。但仍然勤供三宝,广施财物,讽诵本尊,敬献曼遮,不做恶事。噶桑嘉措之母名叫洛桑群措,为当地村民阿西仓家。她自幼善良,敬信三宝,乐于施舍,很有悲心。(2)

噶桑嘉措出生后不久,即显出与一般孩童迥异的相状。如他的传记称:他不喜在母亲怀中入睡,倘置首于枕上,显出快乐安适样子。他生有异表,体态相貌头如圆伞,天庭饱满,秀眉细长,右臂有纹如莲花图形,左耳轮呈白法螺形额大目长,左手心上有纹如法轮,肩头手腕上钏镯相状明显,下身虎裙形象突出。他出生三个月后,即会做摩顶姿势,出牙并开始说话。问他是谁,答道“我是佛的化身”。问他要否剃发,答道“你们不能剃,有位上师要剃”。问他去哪儿,答道“去寺院”。问寺院在何方,答道“在西方”。看见五世达赖像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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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阇梨。”3同时,用敬语呼长者,经常问读文字,讲说佛法,作奏法乐和坐高座姿态。见僧人喜悦,但不论父母怎样强求,就不向任何僧人祈请摩顶。未经教读,便能自诵吉祥天女七字本咒等等。他的名字是在他出生后第七天,其父请舅父阿格扎西带一条洁净哈达到观相家喇钦然坚巴那里占名,喇钦授记孩子如能讲经藏的“噶哇桑布”一遍,则取名噶桑嘉措;若不能,则取名萨达旺秋(sa bdag dbang phyug)。按此授记,即读“噶桑”一遍,遂命名噶桑嘉措。不久,噶桑嘉措被送入理塘寺。

由于传他出现了许多希有和神奇传说,因此他被康区和多麦地区的蒙藏僧俗信徒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开始得到信仰。当时权威的乃穷护法神也对外宣称他是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据《噶桑嘉措传》载:“一次,拉钦奥旦噶布大护法神(乃穷)附体于理塘寺僧人扎巴班觉,说喇嘛是童瓦端丹大师(即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众人不可放逸不尊,童瓦端丹 (1)

章嘉·若必多杰著《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一章“降生情况”。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同见蒲文成汉译本(下同),1989年6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同上书。

1

不可住在俗人之家,须请来寺院。于是,然坚巴班觉等迎请喇嘛来寺。大护法必恭必敬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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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请入怀中,问他要著法衣吗?喇嘛点头。又问‘我是白哈王吗?喇嘛又点了一下头。”1关于噶桑嘉措被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的说法,还据藏族史家认为,仓央嘉措生前有一首预言转世的谶歌:“白鹤借我翼,翱翔在云宇;我将不远去,迨理塘就还”。这是他预言要在理塘转世。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于公元1706年五月十七日被拉藏汗奉旨从拉萨拉鲁园启程请送北京,当途中驻锡藏北当雄时染上重病,行至青海衮噶瑙尔(kun dgav nor)时不幸圆寂,时年二十四岁。据《七世达赖喇嘛传》中说:仓央嘉措在临终前预言道:“吾一旦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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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噶’(bskal)者吾之转世不久降生,凡重要内供神物切勿令散失,务交于彼”。2该传中又说:仓央嘉措遗体被运到西宁火化时,遗体上方升起一朵美丽白云,飘往南方,西宁附近不少人亲眼目睹,此与他后来降生于西宁南方之说甚合。塔尔寺护法也预言“南方升起太阳”。当时,仓央嘉措的一名虔诚侍从额巴洛桑观却返回西藏后,曾秘密向乃穹、桑耶、绒拉(rong lha)等护法请求授记,护法皆言转世将在东方降生。当时有关这位灵童的更多奇异相状不断传出。例,铁兔年(1711年)十一月初六日日落时,说他正在入睡,忽然起立开门,说佛陀来了,手指指着南方虚空。水龙年(1712年)藏历七月二十三日,他不思饮食,匆匆忙忙剪一张黄纸,说为去卫藏制作行装,并说“法王宗喀巴也很快去西藏,措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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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一百蒙古人已去西藏为我铺座。”3

二、 噶桑嘉措的幼年与在塔尔寺受供养

噶桑嘉措是奇异灵童的名声很快在康区和青海转播,同时也传到了卫藏。但是当时掌握着西藏地方政权的蒙古拉藏汗,在仓央嘉措被革除并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在解京途中病故青海后,没有通过选认就于次年(1707)奏报清廷,拥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虽然康熙帝在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给予了正式册封,但是对于拉藏汗这一做法却遭到了拉萨三大寺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僧官的不满。仓央嘉措是被黄教寺院集团及其僧侣认信的“真达赖”,并一直坚持追认为五世达赖之转世即第六世达赖喇嘛,只是他行为不检,乃因“迷失菩提”之故。因此,在众多黄教僧侣中“无一人敢表示愿意废新达赖(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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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嘉措)之意,且无一人以新达赖为伪 ”。4但是,对于拉藏汗所立之意希嘉措,人们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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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古学”(先生或阁下),或称作“门巴喇嘛”、“门巴人”、“执白莲者”。5“蒙藏之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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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可”, “青海诸蒙古复不信之”,“拉藏汗与青海争立达赖喇嘛不决”。6当时,拉藏汗得知理塘出了达赖喇嘛灵童的消息后,为弄清真伪,遂派代本诺布俄智、维孜笔贴式、蒙古人嘉诺颜、达瓦宰桑等亲信秘密到理塘“寻察”。因对拉藏汗及其诸使早有防备,当他们要求出示幼童时,孩子父亲索南达结起初没有答应,后通过理塘寺土尔扈特堪布的一厨官索本坚参出面作保,才向蒙藏官员出示。众官员询问良久后,又问“此为谁之化身?”孩子父母答道来理塘寺的乃穷护法神说他是仓央嘉措的化身。代本俄智因已有仓央嘉措非真达赖转世的决定,故不加褒扬和伤害,不痛不痒地命令大家乔装回去。但私下暗派理塘寺的管家哲雄顷则(bkras-gshong-chos-mdsad)带着礼物到灵童家说“此化生非寻常人,宜送寺院”。“灵童”之父疑此有诈,是夜背着灵童,孩子生母携带食物,秘密去深山躲避,等拉藏汗诸使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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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第29至61页。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第29至61页。 (2)

章嘉·若必多杰著《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一章“降生情况”。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同见蒲文成汉译本(下同),1989年6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第29至61页。 (4)

同上书。 (5)

黄颢、吴碧云编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5页。 (6)

《清史稿》第8页,藩部――西藏。

2

回后才敢回家。关于这次避难一事有传说道,1由于拉藏汗众使中有一康区僧人在暗中保护“灵童”,使其免遭了毒丸之害。为了“灵童”的安全,康区“三塘”(指理塘、巴塘、建塘rgyal-thang即中甸)喇嘛星夜将“灵童”母子转移到建塘松赞林寺避难,于是拉藏汗遣使欲害“灵童”的阴谋化为泡影。此后,三大寺的喇嘛等也秘密去多麦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据《传》记载:木马年(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春节,噶桑嘉措的父母听说拉藏汗派遣格顿(dge-vdun)和达结嘉(dar-rgyas-skyabs)来此,遂问喇嘛是真是假,喇嘛说真有此事。父母考虑西藏来人善恶难测,决定暂外出躲避。藏历正月初四日清晨扶喇嘛上马,向德格出发。途经盗匪出没险道被迎到德格头人卡卓和冲塔卡卓两人辖地,后应霍尔朱倭头人达尔罕诺颜和德格使者的迎请,经德格辖区于藏历三月十四日到宗萨德格。德格土司丹巴次仁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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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迎接,请到拉隆库,热情款待,敬献厚礼。

当时,有关噶桑嘉措的一些传闻也传到了驻牧青海湖滨的格鲁派大施主亲王巴图尔台吉、郡王噶丹额尔德尼济农等人的耳中,于是,在水龙年(1712年)亲王巴图尔台吉派遣然坚巴、达颜台吉之侄额齐为代表的百人使团到理塘拜会了灵童噶桑嘉措。到木马年(1714年),当亲王巴图尔台吉从多康地方一些商人口中听说理塘化身噶桑嘉措已被请到德格的消息后,生大欢喜。同时,郡王噶丹额尔德尼济农在召集的青海王族各部头人集会上广为宣说,大家甚为高兴,并商定为了证实和缔结因缘,每位头人须派一名使者去确认。于是,万户长亲王巴图尔台吉、郡王额尔德尼济农等诸首领各派使者并于七月份一同会见了达赖喇嘛灵童,十分虔诚地献上了亲王等人的礼物和请求早日见面的信件。当时,亲王巴图尔台吉年老病重,不久即于该年(1714)去世,享年八十二岁。随后,其子罗卜藏丹津袭亲王爵位。这样,在青海各部大小头领和大多数信徒一致祈愿和迎请下,达赖喇嘛灵童遂惠临青海。当时在蒙古兵及德格喇嘛为代表的几十万虔诚僧俗信众的族拥护送下浩浩荡荡离开德格。丹津亲王到青海玛沁山率兵相迎,抵达青海湖边后,达延浑台吉和平措贝勒等人供养侍奉,敬献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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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以察罕丹津3为首的青海和硕特部领袖上奏清廷陈述理塘灵童噶桑嘉措“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情由,“恳求册封”。但因“与藏中所奏互相是非”,康熙帝担心“其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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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或起争端,特遣侍卫阿齐图等前往谕令,将里塘之胡必尔汗送京亲看”。4据《传》记载:“这时(1714年)东方文殊大皇帝也派阿齐图克雅等主仆六十人迎请喇嘛,来到此地。”(5)

康熙又遣特使到西藏问班禅“此胡必尔汗之真假”。其实,康熙帝早在1712年闻报理塘“灵童”时,就已派扎萨克喇嘛格勒群佩等往扎什伦布寺询问班禅,当时班禅因慑于拉藏汗的权威,不敢承认噶桑嘉措为“真灵童”。察罕丹津等不信要求“亲往班禅处问其真假”,又吁请康熙帝准许“灵童”暂缓进京。他们奏称,“灵童”年幼,尚未出疹痘,故不宜出行。 “关于喇嘛要去中国(内地)之事,青海湖右翼诸头人派遣达赖洪台吉、扎西彭措、格勒济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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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皇帝请求仍留青海,得到允许。”61715年,诺门罕和墨尔根岱青等头人先后迎请灵童。此时因康熙帝用兵讨伐准噶尔部,要求青海各大头人集会,故暂时放弃了去青海,而被左翼头人额尔德尼额尔凯和岱青浑台吉、墨尔根岱青等人移请到黄河对岸山上。是年八月二十日,在灵童父亲的关怀下,来自拉萨三大寺和其他地方的虔诚僧人捐资新建寺院,灵童赐名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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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扎仓”。据说,准噶尔入寝拉萨后,布达拉宫南杰扎仓的众僧人脱去僧装,着裹俗装各归故里,南杰扎仓重建于此。之后,康熙帝乃命将“灵童”暂于西宁口内寺庙(红岩寺)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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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藏族史论文集》(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第281页:西洛嘉措《中甸甘丹松赞林概述》。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第29至61页。 (3)

真名叫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之孙,即博硕克图济农之第三子,原受康熙帝封为郡王,1720年清军讨平侵藏准军后,晋封为“亲王”,1735年去世。 (4)

《清实录》卷二六三·页4下至5下。 (5)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第29至61页。 (6)(7)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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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后旋移塔尔寺。对于移进塔尔寺,青海大部分贝勒台吉等请徙,而察罕丹津与罗卜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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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反对,他们欲“盟誓”,先攻取五家,将“灵童”“送往西地”。1青海地区因此一度出现不安,清廷诏西安、四川、松潘诸路设兵防备。“若察罕丹津果肆猖狂,即领兵征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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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送胡必尔汗西往之信,即从后追剿”。清廷的强硬措施,稳住了青海的局势。公元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察罕丹津请罪,清廷乃令徙理塘“灵童”至塔尔寺,并以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达延台吉等领右翼,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阿喇布坦鄂木布等领左翼,令永和睦。同年(1716年)三月十六日,青海和硕特部奉旨将噶桑嘉措迎进了塔尔寺供养 。《传》里写道:是日(三月十六日),塔尔寺的堪布、僧人设灶郊迎。行至汉族地界加日噶布(汉白城)时,在塔尔寺执奉供品无数的三千多僧人仪仗队以及文殊大皇帝的专差图根章京主仆官兵近千人、西宁大员总爷等数百盛装人的虔迎之下来到塔尔寺。该月十八大皇帝诞辰日,噶桑嘉措又亲临法会为皇帝祈寿,清朝官员献白银等布施,极为虔诚。塔尔寺和噶丹额尔德尼济农祝贺噶桑嘉措登上塔尔寺金座,献上丰厚祈寿礼品,成为吉祥无双格鲁派教法宏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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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业之门大开之缘起。3

公元1716年噶桑嘉措被安置在塔尔寺后,康熙帝先后给他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由皇上钦差赍旨来宣谕:“喇嘛莅临圣寺,朕不胜喜悦,尔实系前辈达赖喇嘛转世,朕及固始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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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皆为尔之施主,朕现赏给供尔之一百三十四僧人,三年中夏秋所需衣食等物品。”4后朝觐皇上的青海使者又赍旨归来,是为第二道旨谕:“尔喇嘛实系前辈转世,上下人等均应恭敬侍奉,青海各部不可牵扯贻误,遍知达赖喇嘛尤如宇寰太阳,其光芒无可遮挡,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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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之光将普照大地,佛陀释教将兴盛昌隆”。5由此可知,1716年康熙帝已承认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转世”。这时,因拉藏汗已人心向背,他拥立的意希嘉措早已“不负众望”,遭到黄教界和青海蒙古之普遍反对。而对于噶桑嘉措,无论从康南理塘到青海湖畔,或是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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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以外直至西藏,“敬信胡必尔汗有如神明”。6各地诸种部族、土司头人、寺院集团等都遣使谒拜,祈福祝寿,甚为崇信。

康熙帝在将噶桑嘉措徙塔尔寺后,也多次派遣朝廷官员前往看望,表示了极大的关怀。1716年六月十五日,大皇帝所派人员到达西宁,派代表来请安。同年,又派遣朝官公多凯钦差、克雅(侍卫)、察克玛加果齐来塔尔寺看望,献上银制器皿多种等赐品。塔尔寺隆重欢迎,设宴接待朝官。在与经师、青海诸首领聚集的宴会上,噶桑嘉措向朝官回顾了自己入塔尔寺以前不宁静的经历,并要求公多凯钦差向大皇帝转告:“我在康区时,以达什巴图尔为首的青海湖诸首领认定我为达赖喇嘛,请至青海,木羊年(1715年)又奉皇帝去塔尔寺之谕令来此地。但自己年幼,赏难服务于圣教。唯思大皇帝利乐善根而专志祈愿,听讲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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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法行。”此后,噶桑嘉措开始学习经文,经过佛像前占选,确定然坚巴洛桑尼玛、端尼林喇嘛桑结嘉措、引经师扎巴三旦为噶桑嘉措学经的善知识侍读经师。噶桑嘉措学经以后,清朝官员察格玛前来问安,请求加持,问噶桑嘉措现习何经修何本尊。噶桑嘉措答道:“为宏扬佛陀第二教法和一切众生之安乐,尽力修习文殊菩萨名号赞、无缘大悲、十地以及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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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8火猴年(1716)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察罕诺们汗阿旺洛桑丹贝坚赞贝桑布为亲教师,却藏诺们汗仁波切和下密院近侍俄然巴三旦坚赞二人为侍从,首先为噶桑嘉措授与须持五戒的近事戒,随后又披穿天人共同敬供的法衣,被剃度出家,授名阿旺却吉扎巴图登坚赞贝桑布。开始专心闻修佛学知识,汉、蒙、藏的无数僧俗信徒前来膜拜。翌年(1717年), (1)(2)

《清实录》卷二六六页17上至18上。 同上书。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第29至61页。 (4)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62至63页。 (5)

同上书。 (6)

《清实录》卷二七九页7上至8下。 (7)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68页。

4

公次旺诺尔布、阿萨堪钦差(即为理藩院侍郎鄂赖)到塔尔寺参拜。当时,驻扎巴尔库尔、西宁、甘州、松潘等地的朝廷命官如富宁安、额伦特、色楞、侍卫阿齐图等都去过塔尔寺代表清朝中央向噶桑嘉措致敬。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奉谕令驻西宁的皇侄科削恩筝(kho-shos-e-tsin)、察拉克玛、将军(额伦特)、总爷等两千五百人朝拜了噶桑嘉措。

不仅如此,康熙帝对青海地区尤其是噶桑嘉措派来北京朝觐的使者也非常注重。1716年,噶桑嘉措派襄佐(管家)噶居阿旺贝衮去北京向大皇帝请安,带去价值千两白银的黑羚羊皮坐垫等用品,向诸大臣带去信札和礼物。当襄佐朝见皇帝时,赐按照五世达赖当年朝觐顺治帝之规格朝见康熙皇帝,并赐赏优渥。翌年(1717年),襄佐噶居阿旺贝衮从北京派人送来信札,述说如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额齐(el chi)一样得到赏赐。四月,襄佐从皇宫回到塔尔寺,带回大皇帝的大批赏赐以及众大臣、曼然巴更桑、第悉桑结嘉措的长子和次子、色麦巴洛桑班巴等汉、蒙、藏达官上师的信件和财礼。十月,为向大皇帝作辞旧迎新请安,再次派遣襄佐噶居阿旺贝衮携大批礼物去往北京。次年(1718年)四月襄佐从北京返回也带回皇帝的大批赐物。清朝的极大关怀,使噶桑嘉措牢记在心。1718年五月,派噶丹额尔德尼济农等人入京时,噶桑嘉措请他们向皇帝请安献礼,并写一道折奏转告皇帝:“我因年幻,不会说更多的话。现在对于佛教和有情之安乐,大皇帝最具慈悲心。特别对我皇恩浩荡,为报此恩,我惟常祈祷三宝,愿皇帝圣安,并发愿致力于有利佛教及众生有情。赏望大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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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挂黄教和我等一切生灵。”1由此表达了他对清朝皇帝的一片衷心。

清廷看到噶桑嘉措已博得如此众多的蒙藏各阶层之人心,对于稳住蒙藏地区大有裨益。因此,清廷遂令清军前往保护、布防,移置塔尔寺进行供养。塔尔寺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它地近西宁、交通便利,它又是西藏和蒙古的交通要道,位置适中,更重要的是它是蒙藏及其他信教民族朝拜的佛教圣地,人来人往,络绝不断。清廷令噶桑嘉措移置塔尔寺这对于当时安抚蒙藏一定地区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噶桑嘉措在塔尔寺期间,每天为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各族信教僧俗群众摩顶赐福,使塔尔寺更成为一个朝拜的中心。清廷下一步将要考虑的是应在何时册封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这已只是迟早的事了。

三、 允禵大将军拜会与清朝正式册封

就在清朝把噶桑嘉措安置在塔尔寺期间,西藏政局风云多变,动荡不安。当时和硕特部蒙古控制着西藏,蒙藏上层集团围绕权力的斗争十分尖锐。第巴桑结嘉措执政后,逐渐将西藏政治、经济等方面大权集于一身。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圆寂后,他“隐匿不奏”“十有六年”。还秘密认定出生于门达旺拉沃玉松的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并将此童迎至日喀则请五世班禅落发剃度,然后密藏于南卡子宗一寺中,对外则仍以五世达赖名义发号施令。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征讨噶尔丹时从俘虏口中获知五世达赖已去世多年,第巴被迫于翌年(1697年)将五世达赖圆寂、仓央嘉措立为转世“灵童”的消息一同公之于众。他给康熙的密奏曰:“第五世达赖喇嘛于壬戌(1682年)示寂,转生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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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十五岁矣”。2康熙对第巴“事先不报”甚为动怒,但出于大局考虑也只好默认既成事实,并派二世章嘉国师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5)赴拉萨参加仓央嘉措1697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坐床仪式,仓央嘉措即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但是,仓央嘉措是个风流人物,这为第巴桑结嘉措的政敌拉藏汗等蒙古人找到了反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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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先是厄鲁特策妄那布坦奏:“第巴奸谲及所立新达赖之伪”,3同时拉藏汗“以议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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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故,与第巴交恶”。1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第巴桑结嘉措欲害拉藏汗之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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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70页。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87至88页。 (2)

《圣武记》第五、六页。 (3)

同上书。 (1)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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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露,反被拉藏汗捕杀。拉藏汗以仓央嘉措行止放荡不羁为“假达赖”奏请清廷废黜,清廷即“爰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羽法恭顺王’,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2)

次年,仓央嘉措在解京途中病故于青海。1707年(康熙四十八年)拉藏汗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1709年也得到清朝册封。这样一来,因理塘灵童噶桑嘉措却受到广泛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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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出现了“与藏中所奏互相是非”3的局面。拉藏汗及其所立益西嘉措人心向背,遭到黄教界及青海蒙古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蒙藏地方人心浮动,政局动荡,康熙帝也感到“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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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不便令拉藏汗独理,应谴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即“著侍朗赫寿去”。4又为安定人心,稳定局势,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但是西藏的政局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下来,相反和硕特部的内讧给准噶尔的入侵创造了可乘之机。

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僧俗官员们就提出请理塘灵童噶桑嘉措到布达拉宫坐床,并上奏康熙皇帝。《传》中记载:当年十月间,大护法预言,为怙主(达赖喇嘛)不久去布达拉宫,众内侍及内外一切贵贱众生于十一月十八日齐献祈寿礼。土狗年(1718年)春节,噶桑嘉措之父于佛像前,就向大皇帝上奏事,请问神佛喇嘛与青海部队一块去藏为宜还是不去为好,卦示去藏为宜。五月,噶丹额尔德尼济农和加赫克雅启程去北京,奏请皇帝表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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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桑嘉措去布达拉宫的愿望,大皇帝答应“一切按你所想去办”。5

就在这时,促使清朝中央政府下决心册封并护送噶桑嘉措入藏坐床的事件发生了。公元1717年,西藏发生了准噶尔的入侵事件,破坏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准噶尔是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分。康熙时,居住于天山北路的准部首领噶尔丹合并了厄鲁特四部,占据天山南路的各回城,“威令至于卫藏”。又进兵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被战败,哲布尊丹巴率喀尔喀蒙古各部归附清朝。康熙为征讨准噶尔,曾先后三次(1690、1695、1697年)亲征。后噶尔丹兵败自杀。但不久,其侄策妄阿喇布坦纠集北疆准部又继续发动反清叛乱,一度控制了天山南北路地区,并于1717年,乘西藏政局不稳之机,遣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攻入拉萨,杀拉藏汗,虏其妻子,囚禁益西嘉措于药王山,任命达孜巴为西藏摄政第悉(srid-vdsin-sde-srid),至此,和硕特部固始汗一系在西藏的统治结束。准军的侵入给西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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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重大灾难。他们“搜各庙重器”、劫掠财物,“夺其牲畜、虏其妇女,扰害难堪”,6西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1718年3月12日,拉藏汗的求援奏疏才送达清廷。“恳求皇上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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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7康熙帝得此奏疏,即令西安将军总督额伦特率军自穆鲁乌苏(通天河)出击。清军至喀喇乌苏(黑河),与准军相遇,“相持月余”,清军“矢尽”,额伦特犹力战,殁于阵。这是清军第一次用兵西藏,不幸于黑河全军覆没。清廷为之震动,各王公大臣都惩前败,皆言藏地险远,不宜进兵,青海蒙古亦皆惮进藏,奏言达赖喇嘛可随地安置禅榻,免王师远涉之劳。康熙帝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8)

于是决定再派大军征讨。命靖逆将军富宁安、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率军分别出巴尔库尔(今新疆巴里坤),阿尔泰防御准军向北向东进犯;命护军统领噶尔弼率滇、蜀满汉官兵由打箭炉向里塘、巴塘前进;命都统延信率西路官兵,护送噶桑嘉措由青海入藏;任命皇十四子亲王允禵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进藏大军,节驻西宁筹办粮饷,调遣兵马。

公元1719年1月3日(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抚远大将军允禵自京率兵起程,经上花园、代遥、保德州、宁夏、庄浪(今甘肃永登)、枣园浦等地,进驻西宁。之后遂率 (2)

《清实录》卷二二七页28 下。

张云侠编、王辅仁校注,重庆版《康藏大事纪年》第93页。 (4)

《清实录》卷二三六页17上至18上。 (5)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82至84页。 (6)

张云侠《康藏大事纪年》第94页;同见《清实录》卷二八一页1下至3上。 (7)

《清实录》卷二七七页23上至24上。 (8)

《康藏大事纪年》第95页,又见《西藏通览》。

(3))

6

军前往塔尔寺朝会噶桑嘉措。在塔尔寺亲王允禵与噶桑嘉措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据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文殊皇帝第十四皇子亲王在众满汉官兵的簇拥下率兵三千多人,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驾临塔尔寺。行至塔尔寺僧舍前,亲王下马步行,这是,噶桑嘉措已候迎于殿门厅庑内。首次会见,噶桑嘉措先献贵重哈达恭询皇上玉体康寿,继而向亲王问安。亲王亦恭然回礼,尔后,亲王握住噶桑嘉措的手一同步入大殿至法座前。噶桑嘉措道:“请先坐”,亲王说,“皇上有旨,喇嘛先请坐,我须拜”。噶桑嘉措方先上座,亲王叩拜后入座。接着,同时用茶,畅谈良久。此间,亲王由然而生敬心,以极喜悦之心情献上绣有吉祥物的荷包、精制香囊等物,并询及喇嘛:“为了我朝和释教之誉,欲用兵,是否和顺?”噶桑嘉措答道:“若是为佛教众生裨益,并且专心祈请三定,那么文殊大皇帝的洪福将别于前辈,故可力行。”最后,辞别时噶桑嘉措以释迦佛象、无量寿佛象及加持物数份相赠,并想亲自送出。亲王劝阻说:“莫出寝殿,不日入藏还要侍服喇嘛”。亲王回西宁后,又备厚礼及书信遣侍卫特尔贵(ther-gul)给噶桑嘉措送去了四相缎等绸缎数匹、五十两金子所制红宝石圆顶瓶罐、银碗、金盖、上乘哈达等贵物。其附信说:“当在祝皇上万寿之时,降下甘露雨水,显示吉祥。拜会喇嘛佛容时承赐慈悲,佛容仍显眼前,思念不止,诚心敬信,望赐悲悯予生灵。”噶桑嘉措复信说:“大皇帝福威无量,尊亲王善德卓越,万象吉瑞,今赠宝物,感恩不尽,愿为实现圣主皇上和亲王之一切主张,我定全力祈请三宝。”到“萨噶达瓦节”(四月十五日),亲王又派人送金子一大包及稀罕水果给噶桑嘉措。此后不久,亲王还遣人绘画了噶桑嘉措的佛象送给皇上观看,康熙甚为珍爱,将它供挂于黄寺。后来在册封前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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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噶桑嘉措挂象。1

这次会见后不久,抚远大将军亲王便加紧进军西藏的战略布置,各路大军开往指定要点驻扎。其中打箭炉之兵分路进驻喀木、里塘、巴塘。此地是噶桑嘉措的家乡,“所驻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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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势强壮。喀木人民不晓情由,必生畏惧,思避患难。务必预先晓谕,使其安堵如恒。”2亲王考虑到该地是噶桑嘉措的出生地和崇拜区,若由他派人晓谕,“于事颇利”。噶桑嘉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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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拥护:“小僧即仰承王之仁怀,竭力善文,派使前往,以便晓谕喀木各处之首领”。3于是即写拟告示遣人分三路向喀木、里塘、巴塘等地宣谕。

告文指出:“驻锡古木布木庙(塔尔寺)小呼弼勒罕(噶桑嘉措)谕:传知巴尔喀木地方首领等,现在准噶尔人背逆无道,混乱佛教,贻害杜伯特生灵。上天圣主(大皇帝)目不忍睹,(为)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兴盛黄教,使杜伯特众生太平如恒,特派皇子封为大将军,不分轸域,率领大军,至西宁驻扎,不日大军由各路进讨。我自驻锡古木布木庙以来,仰蒙圣主重视黄教,举凡衣服饮食,无不受恩甚重。今大将军王钦奉上谕,来至西宁,不是即亲临本庙会见,受恩尤深,况圣上振兴黄教,普济杜伯特众生,溯念厚恩,尤当尽力报效。圣主军事,再以精兵一队,由打箭炉前进,驻扎喀木、里塘、巴塘等处。此举,甚符圣主振兴黄教普救天下众生之至意。大军所到之处,凡杜伯特人众,皆应一致顺从,妥为辅助,仍旧安居,断勿有所骚动。此举确为杜伯特众生,尔等尚不知此中情节。兹恐尔等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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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妄行躲避天兵,故特遣使速为晓谕尔众,勉之勉之。”4

由此说明,亲王去塔尔寺与噶桑嘉措会见,起到了以下重要作用。第一,通过这一会见,使噶桑嘉措对清朝中央用兵西藏的宗旨和精神得以领会,使之能拥护清朝中央这一正确的军事行动。第二,噶桑嘉措协助亲王积极向康区人民宣传准噶尔的种种罪行,叫人们分清敌友、弄清是非,告知广大僧俗清军的行动是正义的,准军必须被驱逐出西藏,号召人们支持和援助清军行动。第三,积极宣传清朝中央的用兵精神,宣扬康熙帝优渥之恩德,统一人们思想。第四,安抚了地方,维护了社会秩序。当然,此时噶桑嘉措尚年幼(只有十二岁),因此, (1)(2)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92至97页。

《清史资料》第三辑第159页、174页:爱新觉罗·胤祯《抚远大将军奏议》。 (3)

同上书。

7

有很多事务实际是由其父索南达结代办的。但是,亲王与噶桑嘉措的会见,使噶桑嘉措直接感受到了代表康熙帝的亲王允 题所带来的皇上之关怀,当面听闻清廷中央的主张,尤其是“重视黄教”、“振兴黄教,普济杜伯特众生”的旨意。皇恩浩荡,使他深感厚爱,这对他今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初,各方面的时机业已成熟,康熙帝决定正式册封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并护送入藏坐床。他说:“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送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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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尔汗入藏“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侍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自畏势逃遁”。1

策零敦多卜率兵入侵西藏前为麻痹僧俗百姓曾制造迎请噶桑嘉措入藏的谎言:“我们不是因为嫉恨和破坏拉藏汗的幸福才来打仗,而是为了无依无靠的西藏百姓,青海的岱青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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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切(即察罕丹津)率领军队,从多康迎来雪域的观世音化身达赖喇嘛格桑嘉措”。2但是,噶桑嘉措在清朝保护下,很快真相大白,三大寺喇嘛等西藏僧俗百姓发现依靠准噶尔是不可能使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的。而准军在西藏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辱蔑班禅,杀戮喇嘛”,迫害宁玛巴,“劫掠牲畜”、“搜刮财富,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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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3激天下愤恨,准军的侵入,破坏了西藏地方的安宁和祖的统一。因此,驱逐准噶尔,平定西藏,人心所向,势在必行。噶桑嘉措作为达赖转世真身在整个蒙藏地区已无可争辩地得到承认。来自西藏的报告说:“策零敦多卜等及土伯特众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宁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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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4在这种情况下,册封噶桑嘉措并护送入藏,必将赢得民心,受到欢迎,很有利于清朝对西藏的平定和治理。

1719年11月,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与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又谕著大臣带满洲兵、蒙古兵、绿旗马、步兵等各一千,土番兵二千前去,“青海王、贝勒、贝子、公亦带领属兵,或一万、或五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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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前去”。5并令抚远大将军允禵招集青海王、台吉等晓谕皇上将册封噶桑嘉措并护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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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圣旨。令青海诸部“俱应协心一致侍奉达赖喇嘛,竭诚效命黄教和我朝政业。”6亲王即遵旨晓谕青海诸首领而得到他们的拥护:“其青海王、台吉等皆同心协力,情愿派兵随征,且请封新胡必尔汗掌持黄教。”同时遵旨往塔尔寺晓谕噶桑嘉措:“喇嘛为宏扬释教,使四方众生安乐享福,须赴卫藏圣刹布达拉宫坐床”。噶桑嘉措道:“释迦之教,尤其是宗喀巴之教的广布阐场以及汉藏蒙为主的赡部洲众生灵之安享福乐,均以文殊大皇帝为依赖。区微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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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愿竭力祈求三宝,旨以宏法彰益众生,青海王公贵族亦须遵旨行事”。71720年三月八日,清廷命允 题率前锋统领弘曙,移驻通天河,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都统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以公策旺若尔布、副都统阿琳宝、额驸阿宝、随印侍读学士常援、提督马继伯、总兵官李麟参赞军务。三月一日,皇上特遣侍卫特尔贵黑尔克牙(ther-gul-her-khi-ya)前往晓谕,将以册封五世达赖时之例册封噶桑嘉措。是时,索南达吉到西宁献厚礼向亲王致谢。青海额尔德尼博雪图等诸首领人士依次献礼祝贺噶桑嘉措入藏。亲王也遣部属七人往献银一万两给噶桑嘉措做入藏费用,同时,奉旨送去由十二名轿夫抬运的黄色精制坐轿一顶。

三月二十日,文殊天命大皇帝眷顾尊崇喇嘛尊者,正式册封噶桑嘉措。用一百三十两金子制作的印章上印有满、蒙、藏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用一百五十两金子制成的谕卷上印有:“奉天承运当今大皇帝旨:朕抚驭寰区,利益众生,凡内外人民,皆不分彼此,视同一体,以平等仁慈相待。若真诚敬守梵行,虔信佛法者,朕必嘉

(4)(1)

同上书。

《清代藏事辑要》第74页,《清实录》卷二八六页18上至19下。 (2)

《颇罗鼐传》,汤池安汉译本第122页。 (3)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页19。 (4)

《清实录》卷二八七页1至6上、卷二八五页16上至18上。 (5)

同上书。 (6)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104至108页。

8

赏,优加封崇。是故,先世各代达赖喇嘛即因宏扬西天佛法,而得中土崇高之敕封。现汝年幼,应承继前规,勤习经戒,精研三乘要义,笃奉圣教。特传谕,嘉勉,赐予诒书、册、印,加封汝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望汝宏扬佛法,效忠朝廷,勤习经典,精进不懈,

(1)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吉日谕。”(藏族人们认为他是仓央嘉措的转世,故认为是七世达赖喇嘛。1780年,六世班禅于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六十大寿时,清朝正式改为七世达赖喇嘛)。随旨皇上赏赐各种大缎绫罗、银铜等精制用品以及汉俗宴会等。又赐噶桑嘉措侍从僧官各种库缎等奖赏,赐演各种游艺戏曲等等。大将军亲王驾临塔尔寺,册封议式由他亲自主持,他亲手奉金册金印呈递,噶桑嘉措恭迎之。宣谕及呈交毕,大将军亲王与噶桑嘉措双双就座,丹津亲王为首的青海诸首领、达赖喇嘛侍从官员亦一起聚座,然后遵旨举行汉俗盛宴。之后,达赖喇嘛向大将军亲王赠送礼品:舍利、藏药丸、各种珍品,并向皇上备折奏书,献佛像、舍利、藏药丸、氆氇等礼品交亲王呈皇上。仪式结束,亲王奉旨移驻通天河,指挥清军护送达赖喇嘛进藏。

四、驱逐准噶尔、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坐床

公元1720年4月20,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自塔尔寺起程向拉萨进发。平逆将军延信、固原提督马继伯、议政大臣衔山东登州镇总官李麟等率领陕、甘、满汉官兵护送,护送之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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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二千名”。2参加护送的还有:皇帝钦差侍卫、皇侄乃亲王、皇帝之南北二将军、大臣阿达哈达、科西埃增、青海的丹津亲王、甘丹额尔德尼济农、岱青和硕齐(察罕丹津)??阿拉善旗的额附贝勒、额尔喀的敦多布亲王(顿珠王)、镇国公策旺诺尔布、两位经师曲桑呼图克图和堪布诺门汗等汉满蒙诸上层官员人士,以及蒙古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丁或数千或数百护送。另外还有数以千万手执幡旗的僧众队伍和各地各寺云集而来的僧俗百姓、虔诚信徒列队随送。土观呼图克图和甘珠尔大喇嘛也奉谕旨赶到通天河相送。此外,四十九旗扎萨克并喀尔喀哲布尊丹巴等,亦遣使会送。其规模浩大,声震四域。当日即与大将军亲王在嘉亚塘(rgya-yags-thang)相会。

正当此时,西藏人民在原属拉藏汗旧臣的康济鼐、颇罗鼐的领导下起义,从阿里、日喀则一线向拉萨进攻;同时,另一名拉藏汗旧臣阿尔布巴也在拉萨以东的工布地区起义,抗击准噶尔。当征西将军噶尔弼、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统率的南路大军逼近拉萨时,曾任拉藏汗仔本的拉萨贵族隆布鼐、扎尔鼐亦积极响应清军进藏号召,组织民众为清军开道 。南路清军在藏族人民声援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分三路最先攻入拉萨,准军数千人受降。

与此同时,西路平逆将军延信所率护送达赖喇嘛的清军已抵达通天河岸。在此,亲王与达赖喇嘛并肩而立,令部下牵串浮桥(将牛皮般串联成桥),指挥数万大军渡河。他们亲切交谈,眼见大军瞬间已渡,亲王道:“吾祈愿凭借此次护送尊者喇嘛及从者渡过大河之善缘,将来于尊者自轮回之海解脱三界众生中亦愿做一尽渡众生之舵手”。达赖喇嘛道:“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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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滋深厚,尚需常持喇嘛三宝,慈佑众生,勤做善施。”3不久即向河对岸山上行进。在此亲王与达赖喇嘛一起住了几天,二人促膝交谈,甚为恰怡,于依依惜别之中,后亲王奉旨返回西宁。

七世达赖在众军马护送下,经塔尔寺、青海湖、年作(gnyan tsor)、黄河源头之索洛马(so-lo-mo)、噶玛塘、巴颜喀拉山、通天河及上游的顿布拉、唐古拉和波克夏,在此三地曾与准军相遇。《清实录》记载说,平逆将军延信在进军途中分别于八月十五日、二十日、

(7)(1)

同上书。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部)第二章第112至113页。 (2)

《卫藏通志》第十三上第348页、《清代藏事辑要》第76页。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118至120页。

9

二十二日在扎卜克河、扎齐嫩郭尔、扎绰马喇三次击败劫营之准军,“斩俘以千计”。1这里两处所说与清军遇战的地点是一致的。而后经绰玛喇(此地策零敦多布被清军击败)、那曲、当雄(达木)、林周、热振、达垄和蓬多抵达拉萨。所经之地,都受到当地或各地云集而来的大小领主、土司头人、僧俗民族数以千万计的盛大欢迎和竭诚朝拜。在基科(dkyil-vkhor)一地,朝拜者甚众,亲王唯恐达赖喇嘛因此而烦燥,就请示阻止拜会,达赖喇嘛道;“皇上业已加持命封,百姓正是因为皇恩才如此诚信而来,若不接见则难以圆满”。在通天河畔,阿尔布巴自西藏来拜,献上厚礼。在沱果托洛郭(tho-gol-tho-lo-ngo),察罕丹津率几千人参加护送,且有白利土司等僧俗一万多人朝拜献物。此外有隆布鼐、热振堪布等于羊绕山内(gyang-ravi-la)迎接,三大寺堪布、执事到林周远迎。到鹅珠林卡(dngos-grub-gling-kha),西藏僧俗人众一见佛容就喜兴万分,信仰恭敬,四处都唱起了《格巴桑》(skal-pa-bzang)

(2)

的欢乐歌曲。

延信所率满汉官兵法令森严,步伐整齐,声势浩大,军容甚盛。七世达赖喇嘛在其大军护送下于九月初八日自达穆起程,十五日进入拉萨。《七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

“黎明,乐鼓喧天,螺号齐鸣,举着政教合一法轮运转之胜利伞、幢、幡及各种宝饰的仪仗队在前开道。达赖喇嘛身披法锦,光彩耀目,仿佛彤彤红日金光万道,骑坐白云骏马款款而来。身后是南北两护持将军,紧接着是皇帝的大臣阿达哈达、科削埃增以及阐教土观呼图克图、甘珠尔大喇嘛、成吉思汗后裔喀尔喀顿珠王、镇国公策旺诺尔布、台吉拉旺嘉措、固始汗后代额附贝勒、亲王罗卜藏丹津、郡王甘丹额尔德尼济农??等等如最高贵的云香树威严尊贵的上层人士,还有大皇帝的钦差侍卫、加尔各齐、笔贴式、扎朗章京等满汉诸人士族拥着达赖喇嘛经甘丹曲郭(位于达孜县)向拉萨起驾。布达拉宫雪附近村民纷纷献技恭迎,载歌载舞,身着袈裟的三大寺僧众执举佛伞、花束、宝幢、旗幡等供品,鼓乐法号齐鸣响彻云霄,夹道悃迎。拉萨住户人家,房屋顶上旗幡招展,张灯结彩,到处无数器乐鸣奏,悦耳动听,焚燃香烟似蓝宝石熔化直冲霄汉。着节日盛装,操不同方言,装束别异,云集而来,各以其俗奉礼虔迎的人海,熙熙攘攘拥满了圣地。盛况空间,匹胜天界妙景,仙神们也无不为之感慨惊疑。经过桑珠颇章宫时,乃穷护法神俄德噶波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作法降神,将成就四善业之五色敬神哈达献与达赖喇嘛,并说出许多预言祝寿。其后,遂至观世音加持之法地松赞干布王宫第二普陀无量殿(即布达拉宫),登上石阶迎进悬挂历辈达赖喇嘛执政教胜利宝幢之旧大殿(色喜彭错大殿)登上朝东的狮子金宝座,接着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庆宴,达赖喇嘛登上法座,众人分坐两旁。左坐两将军为首的皇帝钦使们、第悉达孜瓦拉杰让丹等高贵仲科尔;右坐土观活佛、甘珠尔大喇嘛、喀尔喀、青海等王公贝勒台吉及三大寺等之诸高僧。庆宴上,献上皇帝赐达赖喇嘛的坐床礼品:贵重哈达和一万银两,并宣读‘为利益佛教、众生,莲足永固,法轮常转’的金字圣旨。皇上诸钦差人士,蒙藏人员也纷纷敬献厚礼”。(3)

《清实录》亦记载:七世达赖抵达拉萨,“喇嘛人等,??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合掌跪云:自准噶尔贼兵占据士伯特地方以来,父子分散,夫妻离别,掳掠诸物,以至冻馁,种种扰害,难以迟述,以为此生不能再见天日。今圣主遣师击败贼兵,拯救土伯特人众,我等得脱患难,仍前永享升平乐业之福,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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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再造宏恩,何以报答。”4达赖喇嘛入藏坐床,“僧俗皈依,遐迩倾向”,举藏欢腾,“共祝圣寿无疆”。

清军出兵西藏,驱走准军,益西嘉措从囚禁中被释放,奉旨送往北京处理。清朝对意希嘉措的处置有两种说法:一说他被监禁在热河的一个寺院里,一说他被清军砍了头,他和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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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实录》卷二八九页16至18、《康藏大事纪年》第97页。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112页。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二章第123至128页。

10

央嘉措一样也成了蒙藏上层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噶桑嘉措被清朝册封并被送到布达拉宫坐床,其意义十分重大。由于这一时期,西藏被蒙古和硕特部控制,长期处于多事之秋,统治阶层斗争尖锐,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蒙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和硕特部蒙古族内部充满矛盾与斗争,同时准噶尔入侵西藏涉及到清朝中央王朝的国家统一重大问题,这是清朝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朝对噶桑嘉措的册封和护送坐床的举措,是完全符合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噶桑嘉措七世达赖的出台是这种错综交汇的政治斗争的时代产物。

清朝将用兵西藏和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坐床结合在一起,起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它是一种军事与政治的结合,也是一种通过军事战略和宗教信仰的结合实施国家统一的大宣言。

从这一历史记载来看,清朝用兵西藏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意,因而得到了蒙藏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拥护。再加上清朝充分利用蒙藏崇拜达赖喇嘛的信仰心理作为号召力,正式册封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并护送入藏,此举无论对西藏社会稳定、历史发展,或是清朝对西藏和西北地区的统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入藏,结束了自五世达赖圆寂以来真假达赖之争在西藏、蒙古、青海及滇蜀藏区的僧俗人众中造成的混乱现象。噶桑嘉措以一个黄教教主的身份于塔尔寺到拉萨沿途每日接见成千上万的欢迎者、朝拜者、瞻仰者,日日为蒙藏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数以千万计,广布法教,摩顶赐佑,宣扬皇恩,稳定了宗教界人心,这对清朝统治蒙藏广大地区是十分有利的。同时,清朝和清朝皇帝因此在广大蒙藏人民中的威望也大大提高了,清朝的统治地位也因此而更加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清朝进军西藏不仅驱走准噶尔,使西藏摆脱了准军的蹂躏,恢复了西藏的社会秩序,而且由此亦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大联系,而清军本身就是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正义之师。

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结束了其对西藏的三年占领。策零敦多卜仅率残兵败将逃回伊犁,从此,西藏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清朝在西藏平定后,作了如下善后措施:第一,将囚禁在药王山的意希嘉措解送北京,将各寺院的所有准噶尔僧侣共一百人擒获,并将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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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孜瓦等五名为首喇嘛正法,其余“尽行监禁”。1七世达赖喇嘛出于僧人的慈悲之心曾为达孜瓦向清朝将军们讲情,请求免予处决,保全性命,但未果。第二,留三千满汉官兵驻守拉萨,以喀尔喀蒙古王公策旺诺尔布统管,驻藏官员还有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第三,在理塘、昌都设驻军以呼应,于通往准噶尔之各路要隘严密设卡,每年夏季由藏军巡逻防范成为定制;于入藏必经之大路沿途设置驻军粮台塘汛。第四,公元1721年(康熙六十年)废除第巴制度,由定西将军、公策旺诺尔布、顿珠王、额附贝勒、亲王罗卜藏丹津、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汉藏官员执政一年。之后,设立四噶伦共管西藏政务之制,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颇罗鼐为台吉,俱授为噶伦。清军平定西藏后,彻底结束了蒙古诸部在西藏的统治和蒙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它任用藏族领袖人物管理西藏,通过他们来执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这是西藏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清军驻藏及善后措施,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了纪念这一历史的里程碑,“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长等奏:西藏平定,请于招地建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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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以纪盛烈,昭垂万世。”2据其所请康熙帝乃令建一碑文即“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碑至今仍矗立在布达拉宫后的龙王潭公园大门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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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藏事辑要》第84页、《清圣祖实录》康熙六十年正月癸未。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页13至16、卷二九四页21上。 (2)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页13至16、卷二九四页2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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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封赏功臣、竖皇帝寿牌、受雍正册封

七世达赖入藏坐床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蒙藏上层、西藏僧俗各部纷纷献礼祝贺。《传》记载:“喇嘛于布达拉宫坐床后,从第二天起,上述汉蒙官员每日拜见。特别,前来伺候的青海湖诸首领每日献上大批供养物。同时,嘉色活佛、僧华活佛、沃卡济仲活佛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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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师、头人和一切讲修道场各献身语意所依、金银、珍宝、绸缎等恭喜坐床的礼品”。1七世达赖喇嘛坐床的喜讯远扬四方。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至1723年(雍正元年)之间,尼泊尔、锡金、不丹、阿里古格王、拉达克王等边远邦主闻讯后都纷纷遣使致书礼祝贺。尼泊尔库库木国王遣使致书道:“从前至今(指第巴桑结嘉措去世至今),俱因前辈怙主(指仓央嘉措)圆寂,致使尼、藏有情众生沉于一片黑暗之境,兹佛主复坐床布达拉宫,恰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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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再升,黑暗尽散”。2表达了对七世达赖喇嘛的拥戴之意。

七世达赖喇嘛坐床后,许多重要事务是由其父索南达结操办。但具体的大量宗教活动都由七世达赖喇嘛自己去做。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僧俗信众的朝拜,给信徒们摩顶加持,朝拜佛像,供施祝赞,佛事繁忙。他为了对服侍自己的青海等有功僧俗官员以致谢,每每与他们欢宴一堂,给他们大部分人赐予各种名号和印章。据《传》记载:坐床之后,经师大德察罕诺们汗的人员返回,达赖喇嘛为之送行,赐“卫宗台吉”名号。后来察罕诺们汗返回故乡,达赖喇嘛广赠礼品,授与其侄洛桑丹巴尼玛“额尔德尼诺门罕达勒夏热格图呼图克图”。授与头人额尔德尼额尔克和额尔德尼达赖博硕图两人珠杰派长寿灌顶,赐噶丹达什“额尔德尼额尔克岱青”。为噶丹额尔德尼济农赐物送行,赠许多于现在未来皆善之教言;授与额尔德尼博硕图观世音菩萨狮子音随许法。授与康济鼐“岱青巴图尔”名号;赐青海首领达什多敦布“噶丹额尔克岱青”名号及印章。为阿旺却班之子策仁敦多布的人员送行,赐其首领“额尔德尼居柔图岱青”的名号和印章。喀尔喀顿珠王返回时授与他“图谢益图达尔罕王”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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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赐印章礼物等等。3护送七世达赖喇嘛的有功之七十多人分别得到封号嘉赏有差。

除外,他尤其对皇帝的恩德牢记在心,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清朝皇帝的祝福。1721年正月拉萨大法会期间,七世达赖喇嘛以大慈悲心为上年进藏阵亡和途中服侍自己因疾病等死亡的汉蒙士兵祈祷而延长法会一天,他亲赴法会向众僧发放布施财物,追荐死者回向至高善道。同时于当年,为大皇帝祈寿,作无畏救施,颁令释放在押犯人。1722年藏历三月,为给大皇帝念经祈寿,从各大寺抽集三百比丘僧,七世达赖喇嘛亲临措钦司西平措大殿法会,为大皇帝祈寿,向众僧散发布施。此间,清朝诸官员为新立大皇帝名号请达赖喇嘛至萨松南杰寝宫作了拜礼,这说明七世达赖喇嘛拥护清朝官员在布达拉宫树立皇帝万寿牌位,写有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皇帝万寿牌位至今还立于布达拉宫萨松南杰殿,经历了四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此外,清朝的两位提督、皇帝的大将军和诸官员陆续返回时,七世达赖喇嘛亲自赐物送行,到1722年,护送他的清朝士兵全部返回,七世达赖喇嘛向他们赠银千两。对于皇帝的各批使者,七世达赖喇嘛亲自接见,设宴款待,赐物送行。1721年祈愿大发会结束以后,大皇帝的使者却班克雅和群觉克雅两人来拜,宣读敕书,达赖喇嘛谢恩,设宴款待新来使者、土观呼图克图、甘珠尔大喇嘛、公策旺诺尔布、额驸贝勒等清朝上师、官员以及丹津亲王等青海首领。次年,霍尔奔洛年扎和相孜堪布的索本诺尔布嘉措自北京来,呈上金字圣旨及礼物,达赖喇嘛照例宴请。十月十三日,派去向大皇帝请安的参卓堪布和俄然巴丹达返回,按例呈上圣旨及礼物,另有皇帝御书的八百药方、念珠及珍宝器皿。从这些可以看出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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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关怀七世达赖喇嘛,不断遣使看望,赐他敕书和赏品。1

1723年(雍正元年),传来康熙皇帝驾崩的消息,《传》里写道:皇帝升天的消息有诸 (1)(2)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受近圆戒,成为能仁大绍圣”,第131至188页。 同上书。 (3)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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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向达赖喇嘛禀告,立即于主要佛殿前献宏大供养。自此四十九天之间,达赖喇嘛每日亲自于佛像前献供祈祷,从不间断。是年为超荐大皇帝,会供法会延长三日,达赖喇嘛亲临大昭寺,数日间下午去祈愿法会,与众僧一起为文殊皇帝大法王和母尊(七世达赖之也在此前去世)讽念回向,虔诚祈祷。还于释迦牟尼和天成五位一体大悲观音像前献供祝告。尔后返回布达拉宫,观看会供法会供品。将军等清朝官员提请顺缘,为超度大皇帝,于措钦萨巴大殿唪诵回向文等。此后,派遣仲尼岱达尔罕之第四子去向大皇帝雍正登基献礼。雍正皇帝登基后,先后派来大喇嘛香然坚巴、班萨然坚巴和香多克雅等;阿萨安办、加尔果齐、笔贴式等几批使者前来慰问,献上大皇帝圣旨、常规和额外两种赏赐,并广做布施,为康熙帝回向超度。

1724年(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雍正帝亦采用大力推崇和优待达赖喇嘛的政策,为使七世达赖喇嘛宏扬释迦之教,特为宗喀巴教之繁衍不衰,专遣大喇嘛噶局洛桑班觉、加尔各齐、笔贴式赍旨入藏,颁赐达赖喇嘛名号及金册金印,著加册封。“在厚薄如牛皮的十六叠(页)金册上盖有大金印,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写道:‘西天大善自在佛掌管天下佛教知一切斡齐尔达赖喇嘛’”。册文如下:

“奉天乘运皇帝敕谕达赖喇嘛:朕抚临社稷,率土之民,得以安宁。因尔诚心扶持佛道,妙策广训,严守教法,引渡众生于善果,著袭上世封号。达赖喇嘛功德圆满,三昧之灯常明,在西域藏地弘扬释教密典,享大地之主恩泽,使圣祖皇帝之威名遍于卫藏。圣祖皇帝广赏西藏臣民,对尔更甚,朕闻尔睿智聪慧,心善意净,坐床之后,应广衍黄教,部众崇敬,众生信服,故敕封尔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名号,并赐金册、金印。尔应仰怀朕恩,推广佛道,引渡众生,所求如愿,使边陲土民安乐,以副朕怜爱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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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特谕。”2随敕谕赐有上等缎匹无数、银茶筒等优质宫廷赐品。七世达赖一面恭敬受之,一面口颂前后皇帝(康熙、雍正)之洪恩圣德,所在上下人等,莫不欢欣喜庆,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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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宴请以皇帝使者为首的一些汉藏大小官员,他们各按财力献上礼物。3通过雍正皇帝的进一步加封,七世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得到更加确立。清朝进一步扶持达赖喇嘛的做法,有利于西藏地方的进一步稳定,是非常适用于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统治的办法。正如孟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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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4

这一历史非常特殊,人们一般认为噶桑嘉措就是第七世达赖喇嘛,其实,康熙最初给他的册封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现在雍正又对他册封,但在册文中并没有再提他是第几世达赖喇嘛的序位问题。但是比起以往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和康熙帝册封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时所使用的文种看,印鉴首次使用了四种文字合壁的印文。其用意在于团结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加强对蒙藏民族的团结与号召力。至于册封中序列问题的解决,即真正确认噶桑嘉措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却是在他圆寂之后,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时的事情。

雍正对七世达赖喇嘛著加册封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清朝正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但是无论如何,从此开始了历代达赖喇嘛年满18岁关心政教事务(亲政)的规定。

六、受戒学经和朝拜圣地

每一世达赖喇嘛自幼年起都必须在经师的帮助下,进行很长时间经文佛论的学习和宗教修行的实践,最后达到精通五明的“班智达”。七世达赖喇嘛也是如此,他从1721年到1726年间在塔尔寺学经的基础上又细统地于哲蚌寺学完了显宗方面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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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受近圆戒,成为能仁大绍圣”,第131至188页。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67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受近圆戒,成为能仁大绍圣”,第131至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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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七岁即开始学经,“七岁时与众喇嘛谈经,喇嘛均莫能难,益有凤慧也”。(1)

1715年(康熙五十三年),七世达赖喇嘛年满七岁,十一月,他始修定,习读经卷。翌年即能在群僧面前奉诵《缘悲颂》、《甘珠尔》、《无量寿》等经条。公元1716年十月五日,八岁的七世达赖喇嘛即在塔尔寺向察罕诺门汗阿旺罗桑丹巴坚赞、曲桑诺门汗仁波切、近侍堪布阿让巴桑丹坚赞出家受居士戒,取法名为“阿吉旺秋却杰扎巴图丹坚赞贝桑波”。从此,在授戒经师的指导下,勤奋攻读,逐有成就。是时,就给人讲读《菩指道次祈祷》、《要略》、《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十六罗汉》等经文。入藏前还学了宗喀巴的诵经语目、续部、口决等,还学了计算、摄类学。在辩经方面也作了严格训练,他每天要与塔尔寺各扎仓的七个格西轮流辩经,有时被请上法座当众与格西们辩论,他才思敏捷,雄才过人,常能辩倒对方。 公元1720(康熙五十九年)年,在布达拉宫坐床后即从五世班禅受沙弥戒,随班禅讲经说法。1720年十月,五世班禅即应请来到拉萨给他授戒。五世班禅在七世达赖之父、众噶伦为首的侍从、皇帝钦差官员、青海诸首领等盛迎下登上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于日光寝殿首次会见。班禅驻锡布达拉宫康松寝殿。

十一月初五日,在布达拉宫日光寝殿中,五世班禅亲任授戒堪布、佛陀第二的法位绍继人(甘丹赤巴)恰彻巴(bya-bral-pa)根顿平措为薄辰师、近侍阿然巴桑单坚赞为侍从,给七世达赖喇嘛传授沙弥戒。班禅为缘起殊胜故,于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前新加“洛桑”二字,遂得七世达赖喇嘛法名为“洛桑噶桑嘉措”。初六日,班禅大师献上银曼荼罗、哈达、上等缎绸及金银等大量贺礼。七世达赖也向班禅献佛像、佛经、塔佛三依及金银绸缎等。并向班禅听授大威德金刚降魔四部摩顶法。不日,班禅为达赖喇嘛长寿又献银曼遮、无量寿佛像等身语意所依、靠背、座垫、衣服等用具以及金银、绸缎等礼物,并设宴祝福。1721年(康熙六十年)藏历新年,师徒二尊首次一起过年。在布达拉宫同汉蒙藏僧俗官员欢度喜筵后,赴大昭寺祈愿法会,班禅为达赖喇嘛赴祈愿法会献礼。当时,无数僧侣百姓携老扶幼,前拥后挤,从青海、蒙古、康区、阿里等四面八方远道而来朝拜师徒二尊,献礼祈寿。每天接见汉藏蒙等各族信徒,摩顶福佑,盛况空前。《七世达赖喇嘛传》写道:“上一辈的人都议论道:‘今年祈愿大法会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天人共曰:‘唯(七世)达赖喇嘛是我雪域一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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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众生之依处和根本’”。2此间,七世达赖喇嘛坚持从班禅听讲经论,同时师徒二尊就佛法作了长久谈论。祈愿法会结束后,七世达赖喇嘛与班禅又在布达拉宫康松寝殿相会。班禅启程回日喀则时,七世达赖喇嘛向他赠全套法衣、金银及无数用具等,并亲去康松寝殿祝愿他足莲永固。班禅亦勉励七世达赖喇嘛要潜心修行,力扬圣法。师徒二尊心心相印,互写华翰。 当时,皇帝派遣的将军们准备依法处理第悉达孜哇、噶伦扎西孜巴、噶伦阿曲等准噶尔兵占领西藏期间掌权的部分官员和大寺院中的准噶尔僧人,达赖喇嘛、班禅大师、颇罗鼐等人请求允许第悉达孜哇等人活命。但是,皇帝有旨,难以违抗,没有准请,第悉达孜哇、拉加热丹和噶伦扎西孜巴、噶伦阿曲等人被带到拉萨河堤岸背后处死,达孜哇之子和准噶尔僧人等部分有罪者解赴内地问罪。

1721年(康熙六十年)初,应哲蚌寺多次祈请,七世达赖喇嘛在皇帝的两位大喇嘛、额附贝勒、丹津亲王等青海诸官员陪同,三大寺高僧以及数千僧众仪仗队的叩迎下出行前往哲蚌寺。据《传》记载:七世达赖喇嘛莅临哲蚌寺,先去前世诸辈所驻锡的甘丹颇章,寺僧献上油炸面点、果品之类。然后被请到大经堂,莲足登上大金座,为众侍从及本地僧俗设盛大喜宴。宴会上,各大小活佛、七大扎仓堪布为首的吉索、各扎仓、康村、弥村均各按财力献上财物,达赖喇嘛为众僧摩顶赐福。为达赖喇嘛学经,于三月十五日,择定卸任甘丹赤巴洛桑达结为学习法相功德的经师,为便于反诘论辩、理解诸大难点,以洛色林扎仓的热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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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藏事论文集》(宗教集)上18页。 张其勤《西藏宗教源流》第63页。 (2)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第132页至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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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桑达结、觉丹堪布堆隆巴阿旺仁钦、郭芒扎仓的郭隆然坚巴洛桑丹曲、觉隆噶居楚臣嘉措、德央扎仓东喀然坚巴阿旺饶丹、色拉寺杰扎仓的德庆然坚巴洛桑曲培、色拉寺麦扎仓的建塘然坚巴仁钦坚赞、甘丹寺雅绒扎仓的察雅然坚巴洛桑丹巴、相孜扎仓的鲁本然坚巴阿旺伦珠、惹瓦堆的察雅然坚巴洛桑班觉等十人为陪学。为希求达赖喇嘛学习一切佛法,以经师赤仁波切为首的各大寺堪布、执事、活佛以及皇帝的官员、喀尔喀和青海王族的各首领、近侍、以噶伦为首的一切仲科尔僧俗向达赖喇嘛献上学习显宗法相的大批贺礼,达赖喇嘛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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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赤仁波切献上了哈达。1

这样,经师赤仁波切根据闻思修的学经次第,首先讲授《摄类学》(辩理初级)和《释量论》。因七世达赖在驻锡塔尔寺时,曾善学《摄类学》,因此此时一学辄悟,辩理时,思辨敏锐,勇气无比。他昼夜学习《俱舍论》的全部教程及《悟慧论》、《因理论》等陈那和法称的七部《释量论》以及有关各种注疏,以论辩方式彻底闻思,从而对因明学彻底精通。《七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藏历六月的一个吉日,洛色林扎仓上师僧众请喇嘛至法会,喇嘛向众僧从头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一座,然后落坐于法座前坐垫上,由洛色林上师朱倭格敦楚臣以《入中论》礼赞为题同喇嘛辩经,喇嘛思辨敏锐,对打如流,对方尽丧勇气。随后,洛色林上师立宗,喇嘛以其前面所提出论题反诘,喇嘛对论题融会贯通,连续反诘,使对方所立宗如沙团粉碎,自相矛盾。这样,从1721年至1725年间,七世达赖喇嘛每年于夏秋季节移住哲蚌寺甘丹颇章宫学经,于秋冬时返回布达拉宫。他在1721年学习的基础上,于1722年正月开始学习般若学,与诸陪学善知识共同以辩论辨析方法立论或驳论,在背诵大班智达索南扎巴有关波罗蜜多论著之基础上,仔细阅读宗喀巴、贾曹仁波切等印藏名著及其总论、辨析的诸多著述。在哲蚌寺专心听习佛陀善言和浩瀚经典,论辩佛法,间隙学习诗歌修辞。1723年,七世达赖喇嘛由色拉寺往哲蚌寺学习,再由哲蚌寺到色拉寺实践。在色拉寺杰扎仓法坛,向众僧宣讲《噶丹书》一座,杰扎仓之堪布立宗,达赖喇嘛以发上乘菩提心方面之《经庄严论》驳难。自此,一度与陪学法相之上师及该扎仓诸善知识互相论辩经论。1724年,在布达拉宫钻研佛陀一切善言之要广中略般若之隐义、现证次第、《现观庄严论》及其疏释,按各大寺规于措钦宁巴大殿举行般若法会。在法会上,哲蚌寺堪称因理论辩之王嘉瓦喇嘛索南坚赞以般若诸论之难点与喇嘛论辩多时,接着色拉寺多喇嘛依殊胜二狮子所言以四身了义为题与喇嘛论辩。之后,达赖喇嘛分别向哲蚌寺郭芒扎仓堪布和色拉寺杰扎仓堪布驳难。在两轮辩论中,均以不可阻挡之气势驳倒对方,“显出通晓五明之大班智达再生之功德”。此后到哲蚌寺听经师讲授演示般若经着重阐明空性次第之中观学,每日听讲两座,立宗论辩,苦学中观。1725年,于箕宿月(藏历六月)初四日起开始学习主言佛教之根本、一切功德之所依戒学之四部律典,对于功德光论师所著总摄获得、守护、恢复三方面的清净别解脱律仪之《律经根本律》以及印藏有关疏释、总义辨析等从头按序学习,每日与诸善知识论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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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从微细处实施。2

七世达赖喇嘛经过哲蚌寺正统的学经及辩论实践,掌握了显密的基本要领,通达五明要论。在佛学上达到很高意境,奠定了其坚实的宗教基础,成为造诣高深的一代达赖喇嘛。

七世达赖喇嘛从1721年开始到哲蚌寺专门学经,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他于1723年在色拉寺和哲蚌寺继续学经论辩实践,之后,由哲蚌寺启程前往甘丹寺和桑耶寺朝拜。七世达赖喇嘛到了甘丹寺后,甘丹赤巴仁波切、吉索、各个扎仓分别为达赖喇嘛设宴,奉献供养。达赖喇嘛向宗喀巴大师灵塔广献供物,在法会上宣讲宗喀巴大师的《缘悲颂》等经文,接见全寺僧众及来自各地的信徒数万人,授与他们所欲佛法。他在相孜法坛,向众僧从头宣讲《菩提道次第论》一座,相孜高僧洛桑协绕和洛桑僧珠分别以《现观庄严论》中之难点和以发大乘菩提心为题与达赖喇嘛辩经,达赖喇嘛长时间反诘,驳倒对方。随后由甘丹寺启程 (1)(2)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第132页至219页。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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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桑耶寺,在桑耶寺他朝拜了乌孜大殿主供释尊大菩提神殿、巴尔康殿、南门马头明王殿、东门文殊殿、西门弥勒殿、北门发心殿及白哈王楼阁等,并广献供养,虔诚祈愿。达赖喇嘛还亲往其它殿堂献供祈愿,去哈波日山与赤仁波切等侍从一块煨桑,做完一切佛事后,起驾返回,色拉寺喇嘛和执事、噶伦、皇帝之官员等到拉东渡口远迎。

1725年(雍正三年)于藏历八月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前往朝拜顷科杰寺、林周、桑日、泽当、穷结、桑耶等前藏山南地区诸道场。七世达赖喇嘛此行朝拜的重点是顷科杰寺,因为它是《噶丹书》中多次明确授记、一切智根敦嘉措等前辈达赖喇嘛所加持、一切空行护法云集之一大圣地。因此,七世达赖喇嘛到了顷科杰寺后,即驻锡于伦珠央孜寝殿,仔细供礼授法,另外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朝觐吉祥天女神湖。据《传》记载:此后,喇嘛与少数随从去朝觐吉祥天母神湖。至山巅,向三域主母作生起仪轨,湖面雾气四散,喇嘛身旁胸雕(鹫)起舞,显大护法喜悦状。接着竖立以吉祥天母之螺子鞍辔为饰之经旗,作会供曼荼罗,献食品无量,以空乐三昧神力加持,使诸天、空行生起欢悦。接着湖面示兆,众侍从观见显示未来之各种奇景,喇嘛也见吉祥天母身语意无量表象无疑。随后回到顷科杰寺向各个佛殿和诸佛像献供祈祷,向顷科杰寺僧众宣讲达赖喇嘛、班禅一切智之本生及各护法之祷告经文,并授与珠杰派的长寿灌顶。离开顷科杰寺后,渐次前往朝拜宗喀巴大师修行圣地温噶曲隆、佛教圣地仁钦岗、桑日、丹萨梯、扎卡鲁邓,然后乘舟渡尼洋河至泽当寺,之后又前往朝拜乃东寺、昌珠寺、五世达赖降生地琼瓦达孜宫,在琼瓦达孜,朝拜了日窝德庆寺和吐蕃藏王墓。此后,在喇嘛父尊为首的众人迎请下至桑耶寺朝拜,之后经朝拜叶尔巴神山,于藏历十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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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返回布达拉宫。1

七世达赖喇嘛的这次朝拜活动,也是他对学经成果的一次大的实习。他每到一地,都要仔细朝拜当地佛教圣寺,广做供施祈祷,向各地高僧传授佛论教诫,接见数以万计的僧俗信众,给他们摩顶赐福,宣讲佛法,等等。通过这样的朝拜活动,进一步增长他的佛学知识,使理性知识上升为感性知识,同时,作为一代新的达赖喇嘛,使他在卫藏地区的影响也得到进一步扩大。

此后,他与班禅第二次会见。这次七世达赖准备前往扎什伦布寺请班禅授戒,但班禅写信说还是由他来拉萨为便。于是班禅于1726年(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自后藏起程,四月初五日抵在拉萨与七世达赖喇嘛在日光殿晤面,互献哈达,开设盛宴,七世达赖喇嘛并从班禅听受无上密乘集密释。不久,师徒同赴大昭寺并于四月十五日举行授戒。授戒时,由班禅大师任亲教师、甘丹赤巴班丹札巴为轨范师、下密院堪布阿旺却丹为密证师、噶钦洛桑默朗嘉措为报时师,于嘉色活佛晋美意希扎巴、察雅活佛洛桑南杰和夏孜及相孜二法王为首之各大寺法台一人,共持律大善知识三十人之中,授与七世达赖喇嘛七灭净等至极别解脱律仪近圆比丘戒,成为众僧之顶髻珠、佛陀之继承人。授戒后,于厄旺举行喜筵,三大寺、扎什伦布寺以及佛父、噶伦等为首一切侍从均献礼祝贺。随后又一同返回布达拉宫且用一个月的时间。七世达赖喇嘛日日向班禅听经说法。五月十九日,班禅回到扎什伦布寺。此后,班禅又于1728年(雍正六年)应查朗阿的邀请到拉萨与七世达赖喇嘛第三次会晤。

七、“青海事件”与“阿尔布巴事件”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皇帝诏令“在拉萨的北京官员和军队一律返回”。(《颇罗鼐传》铅印本,452页)正在这个时候,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水兔年(1723),“听说青海发生叛乱,达赖喇嘛不忍无数生灵遭受灾难恐怖,立即大发慈悲,勒令甘丹赤仁波且贝丹扎西务必前往调解说和。甘丹赤仁波且师徒、知宾洛桑贡却等临行时,达赖喇嘛捎口信给青海诸官员,要求他们为政教名誉,务必保持安定,务请 (1)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第132页至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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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斟酌取舍”。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在1720年随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对清朝封康济鼐等人总理西藏的措施极为不满。罗卜藏丹津是固始汗之孙,扎什巴图尔和硕亲王之子,他袭其父亲王爵,成为和硕特部首领,自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部拉藏汗被杀后,妄图继拉藏汗为西藏汗王。清朝为了避免蒙、藏上层争夺西藏领导权力的民族矛盾再次激化,未再授予蒙古首领为西藏汗王,而是扶持藏族首领,制定了噶伦制度。而对青海地区则晋封察汗丹津为和硕亲王,并令罗卜藏丹津与察汗丹津“同领青海右翼”,显然罗卜藏丹津对自己权力被削弱无法接受。因此,1723年,罗卜藏丹津乘清朝撤走西北边防和驻藏官兵之际,在西宁联络当地黄教寺院,煽动附近藏族公开叛乱。

清朝针对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占据西宁等地和不服从清朝统治的严重情况,遂命令年羹尧、岳钟琪进入青海武装讨伐。同时,清朝鉴于罗卜藏丹津与西藏噶伦阿尔布巴有姻亲关系,拉藏汗虽被杀,其部属尚有千名留在西藏,惟恐彼此串通,防止罗卜藏丹津遁入西藏,于是在1723年10月派遣都统鄂齐、学士班第、提督周瑛等人统兵两千入藏,确保西藏之安定。当时,驻藏官员理藩院侍郎鄂赖领颇罗鼐率藏军随清军进剿罗卜藏丹津。颇罗鼐在蒙藏人民支持下,征服了隶属罗卜藏丹津的青海纳雪、玉树、霍尔四部等。清军粉碎了青海叛乱,罗卜藏丹津率残军西逃。1724年,探知罗卜藏丹津遁入藏境克哩野,总兵官周瑛选精兵三百同康济鼐率藏兵万余,从羊巴井一路兼程追到噶勒藏骨察,阻雪回兵。清朝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之后,为捍卫西藏,采取了确保安定青海地区的一系列防务措施,1725年(雍正三年),清朝升西宁卫为西宁府,设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常驻,通称青海办事大臣或西宁办事大臣,这就为不久后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奠定了基础。

但也就在这时,西藏上层矛盾重重,潜伏着内讧危机。雍正四年(1726年),鄂齐自西藏向雍正帝密陈藏事,内称:“西藏首领办事人互相不睦,达赖喇嘛之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索南达结之处,康济鼐为人尚好,但恃伊勋绩,经视众噶伦,为众所恨,阿尔布巴赋性阴险,行事异于康济鼐,而索南达结因娶隆布鼐二女,三人合为一党,若挑唆达赖喇嘛与康济鼐不睦,必至争竞生事。再噶伦甚多,反增烦扰,隆布鼐行止妄乱,札尔鼐庸懦无能,

(2)

应将此二人以噶伦原衔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无作乱之人矣。”《七世达赖传》则说:“当时,喇嘛致力于显宗经典学习,绝少过问政务,除仅在学经间隙训诫噶伦等执事人员忠于圣教众生,凡事彼等并不一一禀告喇嘛裁决。然而藏事出现魔障,噶伦内部

(3)

不和,发生事端。”

1727年(雍正五年)八月五日(藏历火羊年六月十八日),西藏发生了大农奴主之间争权夺利的内讧,噶伦阿尔布巴与辅国公隆布鼐、台吉扎尔鼐联合,在大昭寺屋顶将贝子首席噶伦康济鼐杀死,台吉颇罗鼐闻讯即于后藏起兵反击,继而又导致了为时一年的卫藏战争。七世达赖喇嘛闻及康济鼐遇害的噩耗后,“不胜悲哀,以各种措施避免骚乱,并去函后藏,向班禅一切智细述事件原委”。尽管师徒二尊做了大量调停工作,“但因彼此矛盾之连锁反应,双方不仅无视于二佛之言谕,也不等皇旨到达就欣起战乱,后半年六个月内卫藏各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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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不安”。4

雍正帝接到西藏发生内讧的报告后,先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玛拉、洮岷协副将颜清如前往西藏了解情况。次年(1728年),又派都察院左都御史查朗阿为正帅,护军统领迈禄、西宁镇总兵官周开捷副之,率领满汉官兵八千四百余人,自西宁出口进藏;命散秩大臣周瑛率川兵四千余人,自西康甘孜一带进藏;命云南鹤丽镇总兵官南天祥率滇军三千人,自云南进藏,作为配合。三路共计马步兵一万五千四百人,这是清朝对西藏的第三次用兵。

在清军尚未抵藏以前,台吉颇罗鼐纠合后藏和阿里之兵九千,于翌年(1728年)七月 (1)(2)

(1)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第132页至219页。 丁实存著《驻藏大臣考》(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四章“移居东方多麦噶达地方”,第222页至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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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藏历五月二十六日)攻入拉萨,阿尔布巴等三噶伦希图托靠七世达赖的情面,争取矛盾和平解决,但是,颇罗鼐对七世达赖并不买帐,于五月二十八日,将阿尔布巴等三噶伦及其家属擒获监禁起来以候谕旨发落。当时清朝政府派来的副都统马喇等人在布达拉宫保护达赖喇嘛免被劫持。马喇等候左都御史查朗阿到藏,共同审实,将阿尔布巴等三噶伦从重正法,将与阿等三噶伦有关联的家属、支持者共十七人处死。“阿尔布巴事件”后,清廷因颇罗鼐平乱有功,赏给“贝子”衔,代替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委托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札布(即次仁旺杰)二人为噶伦。同年(1728年),清廷正式任命派往西藏的僧格和马喇为驻藏办事大臣,设立驻藏办事大臣衙门,从此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对西藏的管理与施政。雍正帝以前约八十余年的历史,清朝对西藏主要是采用了怀柔羁縻,抬高黄教地位等笼络政策,以此影响和招抚众蒙古。但是从雍正帝开始,除继续采用上述政策外,鉴于西藏上层内部斗争激烈,甚至发生武装冲突,一方面通过驻藏大臣加强直接统治,同时在藏留驻清军,1728年留驻川陕兵两千人,在昌都留驻滇军一千人以为“声援”。另一方面将西藏上层力量加以分化削弱,如将打箭炉(康定)、理塘、巴塘等划归四川管辖;中甸、阿墩子(德庆)、维西等划归云南管辖;将扎什伦布寺以西以迄阿里地区赏给班禅管治,但五世班禅坚辞不受,后驻藏大臣提出将拉孜、昂仁、彭错林、济咙、宗喀、阿里六个地区赐给班禅管治,班禅仍不接受,最后才勉强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等三个宗的管辖权。这样,清朝对西藏的施政又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这是清朝治藏政策的第二个阶段。

“阿尔布巴”事件是封建农奴主内部一场争权夺利的内乱。引起这一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清朝任命贵族中地位较低的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贵族身份高的噶伦虽然不敢违抗清朝旨意,但对此却极为不满。另外,他们对异教派也持有不同态度和做法,康济鼐任首席噶伦时,曾把原来由宁玛派僧人组成的布达拉宫南杰扎仓迁往泽当邬金寺,另从上下密院及三大寺抽选一部分僧人重新组成南杰扎仓,将人数重新定额为一百僧;而对准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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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毁坏的宁玛派寺“下令不得修复”,1这一做法遭至宁玛派及其支持者的反对,也引起阿尔布巴等三噶伦的仇视,他们利用群众不满情绪和前后藏不同教派间的矛盾,藉此向康济鼐夺权。七世达赖此时年纪尚幼,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青年,正置学经阶段,对于政务“绝少过问”,对诸噶伦执事亦仅于暇时训诫要“忠于圣教众生”,除外,他没有更大权力。当时清廷册封七世达赖并将所赋予的权力只限于宗教界,只是让他“弘扬佛法,赐福众生”。七世达赖作为一个正统的僧人,在宗教上,一生都以宏扬释教、利乐众生为更本,对各教派均一视同仁,而不主张派性斗争,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七世达赖是个黄教教主,但是,他对黄教以外的其他教派的生存和发展亦甚加关怀。七世达赖入藏后他即支持其父索南达杰到遐迩驰名的古刹宁玛派之桑耶寺任协则,执掌事务。1721年,索南达结将桑耶寺宫殿顶的飞檐琉璃瓦换成了镀金铜瓦,第二年,七世达赖专为此作为开光。土猴年(1728年),七世达赖颁诏晓令其父索南达结全面管理,修建桑耶寺。七世达赖圆寂时还留下扩建桑耶寺的遗嘱,第穆·德列嘉措摄政时期(1757――1777年)遵其遗嘱于1770年对桑耶寺作了大规模修缮扩建。

八、移驻泰宁、康区弘法

“阿尔布巴事件”后,一方面,清廷鉴于西藏内乱不断,直接威胁到七世达赖喇嘛;另一方面,鉴于当时新疆准噶尔蒙古又欣起了反清叛乱,出兵攻占巴里坤,卡伦等地,清军不支。而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在青海被清军击败后率残部逃往新疆,与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勾

(4)(1)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四章“移居东方多麦噶达地方”,第222页至235页。 东嘎·洛桑赤勒《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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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扬言要第二次进兵西藏”。1清朝政府鉴于西藏过去受过准噶尔蒙古的侵入,深恐准噶尔人又真有侵藏企图,因此,清廷为加强对达赖喇嘛的保护,以保证清朝利用达赖喇嘛进一步影响蒙藏广大地区,“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遂决定“将达赖喇嘛移往里塘”,遂下令查朗阿等将七世达赖自拉萨移到西康,派兵一千八百人护卫。西藏邻准噶尔,清朝恐其“彼此党结为逆”,劫持达赖喇嘛往准噶尔部。因此同时,命令驻藏大臣每年带兵出防腾格里海以防准噶尔侵入,到冬天大雪封山后才撤回。“出防”自雍正六年(1728年)一直继续到十年(1732年)准噶尔部落被清军彻底打败后才停止。当时又令颇罗鼐练西藏骑兵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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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步后一万五千人,“于通准夷各路严设卡伦,准噶尔自是不敢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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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年十一月,接到了“皇帝要接见达赖喇嘛”的圣旨。3二十三日,吏部尚书查朗阿、西宁镇总兵周开捷率五千余员官兵,护送七世达赖自布达拉宫起程。噶伦等仲科尔、三大寺等僧俗万人一同护送。五世班禅亦应查朗阿之请于九月十三日到拉萨与七世达赖第三次会晤,为他饯行。当时,僧俗信徒们对七世达赖依恋不舍,数万人众聚集而来,他们为达赖喇嘛远行心情忧忡,思绪迷蒙,不知何时再瞻佛容,皆泪流满面,或呼天抢地,呼叫达赖喇嘛名号祈愿,或合掌膜拜,祈祷尽快拜见达赖喇嘛。人们熙熙攘攘,悲恸万端,尾随相送,不忍离去。这种情况,也使清朝统治者们感到安置好七世达赖喇嘛,也就可以安抚好西藏地区的广大僧俗百姓。七世达赖离开拉萨前往理塘的沿途各站亦都受到了成千上万僧俗信徒的迎送及顶礼膜拜。同时,给沿路一切大小寺院赐放布施,安抚众僧。行至中途,传来谕令催促达赖喇嘛加速前行,于是昼夜兼行,爬山涉水,甚为疲累。1729(雍正七年)年初,次住昌都及察雅,受到帕巴拉活佛帕巴晋美丹贝嘉措和察雅活佛的精心供养,消除沿途疲劳。雍正皇帝为了将七世达赖安全移至理塘,谕令副都统梅仁章京鼐格、副都统马拉率两千兵“前去迎接”。1729年二月八日,七世达赖被迎至理塘。

当时,理塘寺堪布、众僧手持各种供品,排仪仗迎达赖喇嘛至大经堂顶部的寝宫,接着向内阁学士僧格、护军统领马喇等大皇帝的官员及侍读上师、随从人员献油炸面点,派专人去向降神彭拉(akhrungs lha abom ra)献供。当时地震,延续数日,遂做佛事禳灾。此后,达赖喇嘛被请到扎仓法会,登上前辈达赖喇嘛金座,接受理塘寺和宗本献上丰厚礼物,达赖喇嘛为众僧讲授吉祥三域主母经传承,散发布施,宏大供养,向大经堂献以绘有六字真言彩缎缝制的顶蓬环梁幕帘等物。达果南杰、乡城桑佩林寺僧、理塘第巴阿本扎西、奔子栏东竹林寺僧、觉德钦林寺僧、贡噶林寺僧、建塘(中甸)松赞林寺僧以及木里等康区南部的各个寺院都奉献布施,圆满供养。此时,大皇帝所遣阿萨堪钦差、墨仁藏格柰格、大喇嘛丹增曲达及群佩达吉、内大臣马公之子克雅格罕、特谷苏阿列堪钦差之子克雅秀弥、另外两克雅及笔帖式等官员携绸缎、白银等大批赐物至,代大皇帝向达赖喇嘛问安,宣旨墨仁藏格及马大人留住,服侍喇嘛,并由恰辛总兵统兵两千护卫。达赖喇嘛深谢大皇帝父子圣恩,驾锡寝宫,接见诸官员。

在移置七世达赖到理塘的同时,雍正帝谕令其父索南达结来京朝觐。1729年六月,索南达结奉旨入京觐见皇帝,雍正帝以索南达结“指教达赖喇嘛学习经典,保护达赖喇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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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多年,西藏之事毫不干预,甚属可嘉,著封为辅国公”。4达赖喇嘛之父在京没呆很久就携皇帝所赐大量赏品返回,拜见达赖喇嘛时呈上皇帝赐与达赖喇嘛的金字圣旨及礼物。在这里,一方面对于索南达结“指教”和“保护”七世达赖所做的努力理应得到雍正帝的嘉赏;另一方面对于索南达结事实上已干预政事,操纵七世达赖影响政务的做法上,雍正帝不仅未加追究,反而说他“西藏之事毫不干预”,并封为辅国公。看来,雍正帝是为了稳住七世达赖,视大局而未追究其父之罪。清朝将七世达赖喇嘛由拉萨移置理塘一事,就客观因素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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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91页。 黄沛翅(寿菩)著《西藏图考》。 (3)

《颇罗鼐传》(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第680至681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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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阿尔布巴事件”造成西藏地方一时混乱,有些遗留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加上准噶尔随时有卷土复来的威胁,甚至有挟走达赖喇嘛的可能,因此,达赖喇嘛的安全成为一个问题;另外,因其父索南达结干政牵连了达赖喇嘛,因此,必须将其父及达赖喇嘛分开并脱离拉萨是非之地;再者,从清朝对藏传佛教的国策出发,必须派兵保护,妥善安置,使达赖喇嘛安然无盎。就主观因素而言,当时,雍正帝确有邀请七世达赖喇嘛前来会晤之意,而从七世达赖喇嘛本身来说,由于理塘是他出生之地,自从1714年离开后一直未回,因此,当清廷令他移置理塘时,他也有心回故里转一转。

雍正帝是一位对藏传佛教兴趣浓厚、关系密切的皇帝。他顶礼膜拜二世章嘉阿旺罗桑曲丹,出资购买法渊寺大加修缮,另命名为嵩祝寺等即是他尊崇藏传佛教的具体表现。他对七世达赖喇嘛也是如此。雍正帝继位时,就曾派钦差大喇嘛然坚巴、侍卫香朵及大臣(班第多尔克)、加尔各齐、笔贴式等先后入藏赐七世达赖数道谕旨。鼓励他要“学好教法”,“发展黄帽派”。随后又对他厚加册封。在移置七世达赖至理塘时,雍正帝给他诸多优崇,备加关怀,为了七世达赖的安全,谕令清军于重要关卡隘口设兵驻防,严密护卫。七世达赖到达理塘暂住一年多,此间,雍正帝赐给七世达赖大量宫廷礼物、种类繁多,有透明晶石、景泰蓝、皇冠、双眼花翎、成套衣服、金银绸缎以及多种食物。1729年,雍正帝还期望“巡视外地时”与七世达赖会见,当时,去向皇帝请安的哲蚌寺郭芒堪布阿旺南卡赍旨至,献上大皇帝所赐金字圣旨,旨较前更为尊崇。谕示:“设若慑于内地炎热及痘疹不能迎请,则等皇帝巡视外地时会晤,兹拟于理塘附近度地建寺以供禅养,今后要回布达拉宫时,请予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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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所奏办理。”1随旨赐物较往昔更丰。关于此事,七世达赖曾回奏:“后闻有令瞻仰天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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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谕旨,即欲星驰前来,因尚未出痘,不能亲叩金阙。”2

1728年,清廷决定在理塘附近建一圣寺以便使七世达赖长久禅驻,宏扬黄教。按一汉族堪舆师所言选定“噶达”(泰宁)灵地为建寺地点。然后从成都府招来工匠,填平当地一小“龙湖”,开始兴建。1730年初,噶达地方庙工告竣,雍正即钦赐匾额曰“惠远庙”。该庙费银十四万两,庄严壮观。仅经常及喇章就占地面积为三百多“步弓”(一步弓约五市尺),经堂共有三层,结构奇异。围墙高为二步弓,四边围成方形,每边长为四百步弓。大门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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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建有琉璃飞檐及各种装饰之顶盖。31730年(雍正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七世达赖奉旨离开理塘,由四川重庆镇总兵官任国荣带兵二千护送,二月三日,七世达赖登上惠远庙喇章顶层的寝殿。在寝殿里,七世达赖与他的根本经师下密院多杰强·阿齐图诺门汗为首的诸近侍僧官、钦差大臣梅仁章京鼐格等一起举行宴会,庆祝达赖喇嘛乔迁之喜。鼐格献上雍正帝的赐银数千两表贺,七世达赖恭迎之且摺备细奏谢洪恩。此外,诸清朝官员及全体随从献礼,成都府的提督和巡抚亦派人送来礼物。此后,从藏历三月初一日起,每日坚持听法两座,念诵经文,辩论提疑,默记修持,从不间断,并于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接见当地和前来此地的信徒,为他们授法,使人人满意。当年,三岩地方的巴瑟喇嘛居美宪潘伦珠禀报:三岩一切贵贱民众请求达赖喇嘛下令制止土匪盗寇作害,遂如请颁令,自此南北交界地带盗匪灾害平息。雍正帝闻奏七世达赖染病和身体欠佳的消息后,即派皇太医胡林进(hu-Ling-jing)、多杰甲尔各齐远道前去治疗。1732年(雍正十年),雍正帝特赐七世达赖的父亲和德格土司之子白银三千五百两以嘉奖他们对七世达赖喇嘛的效务。索南达结曾上奏皇帝请求将七世达赖之妹策仁许嫁给德格土司,得到恩准。七世达赖移驻泰宁后,雍正帝对他的关怀有增无减,无微不至。为他安全环境中讲经宣法,清廷调兵遣将,“严密布防”。 1733

(4)(1)

《康藏大事纪年》第104页。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五章“东方宏法利众佛事毕,重返布达拉宫”,第239页至348页。 (2)

多喀哇·次仁旺杰《噶伦传》。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五章“东方宏法利众佛事毕,重返布达拉宫”,第239页至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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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听到泰宁地震不断(1730年就曾因地震不断移居宫外帐篷),雍正帝即下令在惠远寺宫殿西面建一寝房让七世达赖暂住。在雍正帝的影响下,皇四公主等皇亲贵人亦很崇拜七世达赖,1732年,皇四公主将她一个精制宝盒以及绣有南海普陀山和观世音佛像的丝绣唐卡献给了七世达赖,表示信仰和敬意。

七世达赖驻锡泰宁期间,继续专志学习一切显密经典,闭关修炼,使佛学造诣达到最高境界。他和皇帝派来的章嘉国师纵论教法,章嘉国师返回北京后还与七世达赖“寄诗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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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1此间,七世达赖受到昌都强巴林、木里寺、理塘寺、中甸松赞林、甘孜寺,德格寺等康区各大寺院和四面八方各地官府、土司、领主头人以及黎民百姓的盛大供养。为此,康区一时成为信徒们争相朝拜的宗教中心。

清朝在移置七世达赖驻锡康区期间,加强西藏驻兵,取得了积极效果。1733年(雍正十一年)三月,雍正帝告诉军机大臣:“西藏驻扎弁兵,本为防护唐古忒,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迩来贼夷大败,徒步奔逃,力蹙势穷,且颇罗鼐输诚效力,唐古忒兵亦较前气壮,今藏中无事,兵丁多集,米谷钱粮,虽给自内地,而唐古忒人等不免解送之劳,朕意留兵数百,

(2)

余尽撤回”。于是驻藏大臣乃拟定原留西藏之四川兵二千人,只留五百,余均撤回。所留之五百人,亦规定三年一换,由四川来兵顶替。昌都驻扎的云南兵一千,也决定只留一半,由云南方面三年一换。这种驻兵轮换制度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

1734年(雍正十二年)七月,雍正帝以“举藏安平,黄教繁扬,此唯以达赖喇嘛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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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今藏地事乱已平,达赖喇嘛即可返藏”。3于是派皇十七子果毅亲王和章嘉国师赴泰宁惠远庙为达赖喇嘛回藏赆仪并作护送准备。据《七世达赖传》记载:皇子一行自十月六日从京出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惠远寺,七世达赖“亲至山门,迎接谕旨,恭请圣安。随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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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谕旨,颁给赏赐。”4皇上的赏赐有各种景泰兰与珍宝器皿、用百匹锦缎制成之众多供品饰物、大小五色内库哈达、百余匹内库缎子、每匹够二十二件衣料之土尔扈特产红黄色氆氆十匹、白银二万两等。授封七世达赖的根本经师堪钦阿旺曲丹为“阐明黄教阿齐图诺门汗”,颁给金印及赏赐礼品。同时,皇子一行拜叩达赖喇嘛,接受摩顶赐福。在惠远寺皇子和章嘉国师代表清廷中央与七世达赖举行了继1719年塔尔寺允禵与达赖喇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在七世达赖的心目中,皇帝的形象显得更为崇高。时,七世达赖喇嘛回顾道:“自幼荷蒙圣祖皇帝洪恩,差遣将军统兵送至藏内,安坐达赖喇嘛之床;复蒙皇上施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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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无际”。“今恭闻训旨,复受隆恩,惟有竭力衍教,敬祝圣躬万年遐福”。5七世达赖通过自身经历的回忆,宣扬了皇帝洪恩圣德,说明自己完全是文殊大皇帝所造之福,离不开皇帝的抚佑。

1735年(雍正十三年)二月三日,果毅亲王允礼返回北京。三月,准噶尔噶尔丹策凌遣使向清朝乞和,双方议定了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之间的牧界,对西藏的威胁因此消除。四月,雍正帝又派副都统福寿、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卜坦、四川督标中军副将张圣学,率领驻防泰宁官兵五百名护送七世达赖返藏,章嘉国师同往。六月,抵达扎西塘,七世达赖向前来欢迎的颇罗鼐等僧俗人士讲法时说道:“我虽未获教证之功德,但却极受历代文殊大皇帝洪恩之庇护,赐予需要阐弘黄教和福佑西藏十三万户众生之千斤谕旨,我将祈请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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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做利乐佛教众生之事”。1七世达赖言行谦虚,处处宣讲皇帝恩德。清朝则通过达赖喇嘛 (1)(2)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译《章嘉国师若必多杰传》,第140页。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九页1上至2上。 (3)

《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五页8至9。 (4)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五页1上至2上。 (5)

同上书。 (1)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五章“东方宏法利众佛事毕,重返布达拉宫”,第239页至348页。

21

“重兴黄教,用以慰番众皈依佛法之诚”2达到了安抚广大蒙藏地区的统治之目的。正如雍正帝的《御制惠远庙碑文》所记:“朕所以仰体皇考厚酬达赖喇嘛累世恭顺之忱,且以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义,亿万斯年,永跻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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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益”。3

七世达赖喇嘛回藏的喜讯在卫藏地区广为传颂,所有僧俗官员和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喜不自禁纷纷涌出热烈迎接,颇罗鼐命次仁旺杰和卓尼尔木古为先遣往迎达赖喇嘛,随后颇罗鼐亲率卫藏官员到当雄扎西塘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并将大昭寺里的佛饰、幔帐、宝盖、座垫等物布置一新以便达赖喇嘛受用。藏历七月十一日上午,达赖喇嘛从桑德林卡起程,西藏各大活佛、扎什伦布寺襄佐、上下密院、三大寺的全体喇嘛、执事、僧人、敏珠林寺和多吉扎寺等其他教派寺院的上师、僧人、驻藏大臣等清朝官员、颇罗鼐郡王、噶伦、代本等一切西藏地方政府的供职人员,以及汉、蒙、回、尼泊尔、不丹等地不同民族的人们都身着本民族盛装,一同迎接。进入拉萨,僧众手执无数供品,以仪仗队欢迎,拉萨四如、雪村居民载歌载舞、来自各地的数万信徒前呼后拥,热烈欢迎。之后,驾临大昭寺,按照往昔五世达赖喇嘛自内地返回的先例,先至大昭寺大围廊,以合顺缘起故,于围廊顶部支起帐幕,饰以锦缎半满璎珞、柱幡、香囊、胜幢等各种供物,地下皆以白布铺盖,上设法座。当七世达赖喇嘛升座后,首先由章嘉活佛颂扬达赖喇嘛驾临此大道场,缘起极佳,并祈祷众生吉祥怙主达赖喇嘛足莲永固,宏扬佛教特别格鲁派教法。之后,经师等近侍依次敬献祝贺哈达。接着南杰扎仓如同新春佳节奉献吉祥瑞物和国政七宝,诵吉祥词。此后,颇罗鼐敬献金轮、两具白法螺及新刻的《甘珠尔》经第一版印本,将说新刻《甘珠尔》经的缘起。随后,在场的全体人员依次献礼祝贺。献礼之后举行盛大宴会,观看乐舞戏耍、讲论辩经。下午,在释迦牟尼佛殿堂设千供,向各神殿广献供品,达赖喇嘛依次向天成五位一体的十一面观音像、宗喀巴像、释迦牟尼像各献题有祈原词的五色敬神哈达及银制大曼遮,作迎请、沐浴仪轨,念诵加行七支经,祈愿宏法利众。从次日起每天设宴,且分别接受班禅所遣襄佐伦珠林巴献礼以及驻藏大臣、卫藏僧部俗部、颇罗鼐、拉萨四如和各个教派的献礼祝贺,每日为近万名僧俗摩顶。十三日,颇罗鼐迎请达赖喇嘛至噶丹康赛设宴侍奉。此后去小昭寺朝拜。七月十七日旭日东升,队列如前,歌舞前导,由南杰扎仓以仪仗队簇拥达赖喇嘛,起程前往布达拉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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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措钦宁巴大殿登上了金宝座。4

七世达赖自1728年移置泰宁,至1735年回藏,前后一共七年离开西藏在康区驻禅。七世达赖作为一名僧人严守戒律,勤作修念,品行端正,生活俭朴。此前,他从出生地康区到了青海,从青海入卫藏;又从卫藏来到康区后再返回西藏。这种“三角形”的出行,大大增多了他的宗教活动范围,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蒙藏僧俗信徒,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僧俗群众中宗教地位,受到人们的尊崇和信仰。通过清朝中央政府对七世达赖喇嘛的扶持和培养,使他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七世达赖的回藏,有利于清朝中央利用他的影响力和聚心力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九、封赏父尊领地、向章嘉授法、奉旨派遣雍和宫上师等

七世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后,为庆祝他的回藏,章嘉活佛、皇帝的钦差官员等奉上拜谒哈达,五世班禅自扎什伦布寺具办顺缘,由南杰扎仓念经,奉献身语意三所依、曼遮、金银、绸缎等大批礼物,祈愿达赖喇嘛永住世间。登上布达拉宫的当日,达赖喇嘛向近万名僧俗摩顶。当天依次有各大活佛、各大寺的堪布、吉索、各扎仓、康村,萨迦、直贡、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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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藏通志》卷首。 《卫藏通志》卷首。 (4)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五章“东方宏法利众佛事毕,重返布达拉宫”,第239页至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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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布、桑定、竹巴、多吉扎、敏珠林等其他教派寺院的高僧大德,以及噶伦等献上布施。尔后,在寝宫日光殿开光、用膳,然后向洛格夏惹观音和达赖喇嘛灵骨金塔献上题有祈原词的敬神哈达,向洛格夏惹观音献水晶供灯、景泰蓝大花瓶一对,祈愿佛教昌兴,中边安乐。自达赖喇嘛登基布达拉宫后,卫藏、阿里、昌都、青海、康区、云南等地各派寺院的活佛、僧人都纷纷前来献礼。

七世达赖喇嘛对他的父亲索南达杰也给予格外关照。索南达杰随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他因年事已高,提出欲于僻静之处专奉善行,修念佛德。于是,达赖喇嘛与颇罗鼐商议后,同意父尊公暂去桑耶,并向父尊及弟弟衮噶丹增主仆多人赠赐赏品,将桑珠颇章、桑耶、桑日等原有和新赐房产地域划为他的领地庄园,授父尊以“阿齐图达尔罕公”的爵衔,且赐予封诰、衣饰、达赖喇嘛自己的本尊神像及大批奖赏财物,颇加赞扬。此外,还向父尊的主要侍从按地位赐给宗、溪的职务。此后,父尊向桑耶寺大菩提尊者像献用五百两白银铸成的供灯,达赖喇嘛应请撰写了祈祷文。1736年,父尊在穷结日窝德钦寺新塑弥勒佛像,七世达赖即派管家仓样俄珠去管理,捎去新撰的会诵祈愿文及装藏用的祝告文,后来又为该佛像资助黄金五十两。父尊返回桑耶时,达赖喇嘛向其主仆赐大批赏品。1737 年藏历五月,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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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经甘丹寺去桑耶时,父尊和济仲活佛等众多僧俗将达赖喇嘛迎到桑耶,并陪同朝佛。11738年,根据桑耶护法预言,七世达赖委命扎萨克达赖巴图尔为桑耶持地之主,委命父尊从桑耶改任札囊的持地之主。1744年二月十六日,七世达赖的父尊索南达杰去世,章嘉活佛评价说:“父尊数世以来广积资粮,力求大德行为,特别对于达赖喇嘛的一切事宜热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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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致使达赖喇嘛的事业宏扬光大,甚可称誉”。2索南达杰去世后,驻藏大臣索拜等上奏大皇帝,后得敕谕曰:“父尊赤诚公务,朕甚哀之,彼系大益达赖喇嘛之人,朕派近侍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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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京阿蓝特等携银五百两来藏追荐”。3同时父尊之子衮噶丹增受封为公爵,赐达赖喇嘛圣旨,达赖喇嘛感戴大皇帝无量恩德。

《七世达赖喇嘛传》的作者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与七世达赖喇嘛是同时代的人,他对七世达赖喇嘛比较熟悉、感情笃厚。章嘉·若必多杰,又名意希丹贝仲美,甘肃凉州人,为青海佑宁寺第三世章嘉活佛,清代驻京呼图克图,他被清朝皇帝尊为国师,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扎萨克大喇嘛”、“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等,掌管北京、内蒙等黄教事务,史载他“地铺黄毡,赏乘黄车、九龙褥”及“御用金龙黄伞”,“乘轿自由出入东华门”,备受尊崇,位居各驻京呼图克图之首。他通晓汉、藏、蒙、满文字,博通佛典群籍,一生著述颇多。1735年,他奉命去四川康区探视移居惠远寺的七世达赖喇嘛,并护送入藏。到了西藏达赖喇嘛登上布达拉宫之后,他请达赖喇嘛举行了吉祥大威德金刚降魔独雄灌顶,次日,经师堪钦持金刚到七世达赖尊前,赞扬灌顶教授对佛法流长恩德至大。此后,应章嘉活佛之请,达赖喇嘛向诸位活佛、善知识三百人讲授阿底峡尊者大小传记及《祖师问道语录》和《弟子问道语录》等噶当派教典。随后章嘉活佛前往后藏朝拜班禅大师,等他返回后,七世达赖在措钦宁巴大殿向章嘉活佛等众人传授《道次教授文殊言教》的经文传承,并赐他新制的大小印章及其印盒。此后,又应章嘉之请,七世达赖撰《吉祥胜乐会供仪轨大乐精要大全》和《吉祥大威德金刚会供仪轨喜宴笑容》。向章嘉活佛的父亲古如丹增在皇帝所赐名号之上再授“阿齐图达尔罕诺颜”名号,为章嘉活佛之兄索南授“墨尔根台吉”之爵位,各赐有神力的佛像、衣帽等大批赏品。章嘉活佛从桑耶和昌珠等地献供朝拜返回后,七世达赖给他独授四面吉祥怙主大护法不共随许法和手册秘诀。当章嘉活佛及清朝官员动身回京前,七世达赖专门设宴饯行,并在寝宫中赐赠章嘉活佛五尊响铜释迦牟尼佛像等三十多尊具有加持力的本尊佛像、七世达赖亲手绘制的五世达赖卷轴画、宗喀巴大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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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六章“修行续部之王吉祥密集等大转法轮”,第350至610页。 (2)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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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著作等大批赏赐。临行前,章嘉活佛再去拜会七世达赖,达赖喇嘛对他慈爱教诲。章嘉活佛在《七世达赖传》中写道:“自己因远行而悲哀,想起喇嘛慈悲爱抚的无量恩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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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痛之情不能自禁,强忍着祈请喇嘛永远摄益护持”。1此后,章嘉活佛返回内地常驻北京,但与七世达赖书信往来,探讨佛法,交往极密。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章嘉活佛再次入藏,此后,他从1758年藏历五月八日起撰写《七世达赖喇嘛传》,翌年六月成书。

七世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后,奉旨护送他的清朝官员也陆续返回,达赖喇嘛为奉命抬轿的蒋大爷等五十四人赐大批赏品饯行,向皇帝的官员马大人、拉大人、纪大人及侍卫、笔贴式等人授四面观音随许法。是年(1735年),驻藏大臣禀报雍正皇帝驾崩,由其第四子即位,于是为超度大皇帝,聚集三大寺僧侣一千人在拉萨大昭寺举行超荐法事,每日设献千供,念诵三种祈愿经文,作善行菩提回向。不久,来为雍正皇帝作超荐法事的皇帝金字使大喇嘛群佩达吉和罗桑班觉、二品侍卫克雅图、三品侍卫额驸、加尔各齐巴特和荣老爷二人、笔贴式二人等持十一道公文至,仪仗队击鼓扬旗迎至措钦大殿,大喇嘛等献上雍正驾崩、乾隆登基的四道金字圣旨。钦使们为雍正帝驾崩献四相缎的黄袍等多种衣服、水晶和羊脂玉器以及乾隆帝的大量赏赐,七世达赖为皇帝超度回向,然后宴请章嘉活佛和驻藏大臣等清朝官员。之后,达赖喇嘛派遣寝宫侍卫嘉日巴和居仁图宰桑二人去为乾隆帝登基献礼,带去颂词表文三封及大批圣物,并向诸上师僧人、王公、官员等施主亦赠信札和礼品。应两位金字使大喇嘛之请,达赖喇嘛撰写了祈愿乾隆大皇帝长寿经文并授其传承,当金字使告别时,达赖喇嘛让他们带去致大皇帝的请安哈达和表文。此后,每年接见从皇宫前来的清朝官员,他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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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圣旨和皇宫赏赐,同时又请他们带去献给皇帝的表文和礼物。2

1744年,乾隆皇帝将雍王府改建为寺庙“噶丹钦恰林”(即今雍和宫),召集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汉藏地区五百名天资聪慧的年轻僧人,成立显宗、密宗、因明、医学四大扎仓,为此大皇帝敕令理藩院从西藏派遣上师(即堪布)、阿阇梨,于是,达赖喇嘛派哈东然坚巴阿旺群陪为显宗扎仓上师,色居喇嘛贡却丹达为密宗扎仓上师,摩觉夏绒为因明扎仓上师,彭措赞林为医学扎仓上师,同时,从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等处选派十八名格西为传教师一同赴京就任。达赖喇嘛为他们送别,并谆谆教诲道:“尔等皆系舍离家园而闻思佛法的善知识,倘能在佛法未大宏扬之地每日奉行佛事,其能耐功德非同一般。特别,中国历代大皇帝为佛教大施主,此辈皇帝从其祖父起,与五世达赖喇嘛与班禅一切智结为供施,系格鲁派大施主,尤其此代文殊大皇帝于吾等具大恩德,吾等之佛教本枝二化身亦驻锡彼地,有尔等之取舍事宜请问处故,务必与大皇帝圣心相合,讲听修持佛法,不抱寺院之间偏私,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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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心尽力奉侍,处处奋力于伟大不空事业”。3又奉大皇帝敕命,向北京献尖顶帽五百顶。1753年,北京雍和宫增设扎仓,七世达赖再次遵旨从扎什伦布寺、三大寺、上下密院等选送高僧十人赴京宏扬佛教。

十、拜访五世班禅,朝拜卫藏圣地

1735年七月,七世达赖喇嘛从康区返藏后,就给五世班禅送去信札称将于八九月间相晤,但因扎寺襄佐回说班禅欠安,后推至来年相见。1736年三月,扎寺襄佐至,言告班禅染疾,尚未痊愈,难来会晤,望达赖喇嘛明察裁决,并呈上班禅信札。于是七世达赖向拉莫护法请示预言后回函说,我从康区返回,欲即来尊前听授灌顶随许法门,但护法之言不可违,现在不宜远行,按预言于龙年(1736)八月相会。是年(1736)藏历八月二十五日,七世达赖在侍读喇嘛和颇罗鼐等僧俗人士的陪同下,从哲蚌寺出发,经聂当、雅鲁藏布江、岗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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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六章“修行续部之王吉祥密集等大转法轮”,第350至610页。 (2)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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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卓雍措、浪卡子,住次江孜白居寺,经白朗和夏鲁寺赴扎什伦布寺拜访五世班禅。在白朗驻锡地,扎寺襄佐和仲尼及侍从三十人来迎,七世达赖为彼等摩顶,赐茶交谈。

九月十三日,抵达日喀则,受到设灶郊迎,随后,在僧仗队和歌舞队的盛大欢迎下,七世达赖被请到扎什伦布寺托桑林拉章殿小憩后,即去坚赞颓波拉章殿拜会班禅。班禅虽年愈古稀、体弱多病,但于寝宫过道相迎,在此师徒二尊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十五日,达赖喇嘛本欲请班禅大师至法会奉献寿礼,因班禅年事很高,恐劳贵体,遂于寝宫备办寿礼,由众侍从喇嘛和扎仓僧人念诵显密经典为班禅祈祷。达赖喇嘛手捧曼遮,赞颂无量光佛从发菩提心到正觉成佛,作无量佛事,历辈转世学问通达,德行高妙,于佛陀圣教恩德无量,对自己也有授三律仪之恩等,并虔诚祈请班禅大师久住世间,然后献上身语意三依、大型金曼遮、衣服、用器、镶银茶铜一个、鹅颈壶四个、白银五十一大升以及各种绸缎、茶叶、粮食、哈达等大批礼品。此后,达赖喇嘛去四世班禅灵塔前奉献供品、哈达,虔诚祈愿。达赖喇嘛主仆向班禅大师祈请传授百度母如意轮随喜法,班禅大师派襄佐到托桑林,由俄巴扎仓祈祷三宝诸佛,以时轮仪式向达赖喇嘛献曼遮,虔诚祈愿达赖喇嘛久住世间,并呈班禅大师新撰祈寿经文,且传大师口谕:“扎寺大法会和南杰扎仓须诵此经”。达赖喇嘛道:“愿按上师持金刚之命行之”。此后,拉章设盛大喜宴,席上献上歌舞、辩经,四大扎仓献上供养等。七世达赖在扎寺近一个月期间,向来自各地的万余名僧俗信徒摩顶,为数百人传授戒律,在大经堂为扎寺僧人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现观庄严论》等教法。在拉章喜宴上,班禅大师将一尊无量寿佛献到达赖喇嘛手中,勉励他为至尊上师宗喀巴教法尽力,并赠送衣服、用器等大批送行礼。班禅大师还给达赖喇嘛讲授了四随许法及教诫等许多显密佛法,七世达赖也为班禅大师唪诵祈寿真言,祝他长寿。十月初三日,七世达赖启程返回拉萨。临别时,班禅大师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送与七世达赖,嘱他宏扬佛法,赐福众生,勤阐经典,长寿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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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安慰和祝愿班禅大师长寿永安。1

1737年藏历七月初五日上午,因病情恶化,五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圆寂,享年七十四岁。扎寺献来黄金一百钱和白银等物,祈请追荐回向。达赖喇嘛闻之甚悲,立即遣使送去献给班禅灵骨的哈达供云,并去函扎寺襄佐,要他慎重寻找大师转世。又应颇罗鼐和扎寺襄佐之请,撰写祈祷文,一并寄去。同时立即去布达拉宫大灵塔和洛格夏惹观音像前,奉献宏大供养,为五世班禅圆寂和寻找真身转世虔诚祈愿。 1740年(乾隆五年),五世班禅灵塔建成,七世达赖从拉萨送去亲自诵经加持的青稞一包,洒在灵塔上为之开光。同年八月,扎寺在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溪卡找到班禅转世“灵童”,随即报告七世达赖与颇罗鼐。七世达赖即派卓尼尔阿旺罗桑会同颇罗鼐与扎寺代表,同赴拉萨甘丹康萨寺询问护法神曲迥“灵童”之真假,曲迥降神确认是班禅转世“灵童”。于是七世达赖写信通知扎寺,要扎寺妥善保护该童,同时咨文通知驻藏大臣纪山,要他奏请皇上批准。不久即得谕旨,六世班禅得到认定。是年九月九日,七世达赖给班禅取法名为罗桑贝丹意希(1738——1780)年,1741年六月四日,六世班禅坐床典礼在扎寺日光殿隆重举行,七世达赖派第珠堪布洛桑诺布为代表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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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钦差前往扎寺参加。2

1737年(乾隆二年)藏历五月初一日,七世达赖喇嘛朝拜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后,启驾色拉寺朝拜。此后,在颇罗鼐陪同下朝拜了甘丹寺和桑耶寺。从桑耶寺经桑日去顷科尔杰寺的途中,向益希琼查神湖奉献珍宝等数种祭海物,从隆拉(slong la)山巅献祭神饮。达赖喇嘛被迎到顷科尔杰寺的第二天便去朝拜吉祥天女神湖。当向大护法欲界天母作了迎请、献供和赞颂的仪式之后,湖面出现了显影:湖面逐渐展开,众侍从看见湖景树木茂密,城堡廊房赫然,还见到其他各种不同景象。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说,当时,达赖喇嘛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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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六章“修行续部之王吉祥密集等大转法轮”,第350至610页。 (2)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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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酬补、献供、礼赞、祝告等仪式。当时,虽然雪花纷扬,雾气弥漫,但经奋力祈祷,其他一切山沟雪盖雾障,唯神湖湖面如揭面纱,雾气顿散,朗日当空,殊为奇异,再次看见了天女显神。此后,返回顷科尔杰寺,圆满举行各种佛事之后,离开此寺并经朝拜桑日、丹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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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昌珠寺、穷结、桑耶寺等地回到了布达拉宫,这是七世达赖喇嘛的最后一次朝拜。1这次朝拜回到拉萨后,七世达赖喇嘛旧病复发,逐渐加重,多次吐血,西藏地方想尽办法进行医治,清朝中央政府也极为重视。

十五、治病经过及圆寂情况

七世达赖喇嘛从康区返回西藏后,身体便一直有病,主要是膝关节病发不断。1736年为治愈膝部旧病,按额齐堪布的建议,曾到甘露温泉洗浴七天。此年,朝拜卫藏从顷科杰寺到宗喀巴大师修行圣地奥噶曲隆以后,于占列(gram sle)温泉以药水养身七天。1738年略患足疾,经药物治疗逐渐痊愈。1739年藏历二月到温泉养身七天期间,稍患感冒,血液满胀,身体欠安。八月,又于金星升起之时以水养身七日。此后,每年都坚持用温泉养身。

1745年,七世达赖喇嘛患了风寒,病势日渐加重。为了达赖喇嘛长寿,医师额木齐罗桑诺布献药治疗,同时,各大寺广做法事,进行禳解、供养、酬补、祈祷等,三大寺为首数万僧侣和拉萨四如的无数男女信徒以为达赖喇嘛不能康复而将失去怙主,纷纷自筹财物,大做无量祈寿法事。此外,向护法神请示预言,念诵《甘珠尔》、《丹珠尔》经文,举行各种仪轨。达赖喇嘛仅有心力,声音低微,于是众侍读喇嘛修炼金刚萨埵宝瓶,以宝瓶净水沐浴达赖喇嘛等,治疗一个月后,达赖喇嘛逐渐恢复了健康。但此后总是病魔缠身,不得不坚持服药和以水养身。1748年,七世达赖喇嘛向一疾病患者赐予《甘受病苦教诫》,阐述了对病魔的看法,他说:“身若染疾,焦虑痛苦。病痛之余,加心中苦恼,成双重痛苦。获得人身后,自身四大、风热、寒湿等不合,外有魔障伺机为害。遂生种种疾病,或猛或久,对此奈何哉!然比之自己病痛,人、地狱、饿鬼、畜牲等之痛苦尤甚无量,以彼为量,则自己病痛微小如尘,于是生起当然能忍之心而甘忍其苦。”并说:“愿由吾之病苦代替他人之苦,思自己周围有众苦难有情,吸气时,以气吸入彼等一切罪障,病痛、病苦,入于自身,以为彼等离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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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2

1751年,七世达赖喇嘛的根本经师赤钦持金刚阿旺却丹(1676——1751)圆寂,举行盛大的度亡法事。乾隆帝为此敕旨曰:“拔希上师向持金刚达赖喇嘛传授深广法门,于黄帽教派功业显著,与朕施政意趣相合,可惜圆寂。然上师一切圆满,现生净土,万望持金刚达赖喇嘛莫要悲伤。朕闻奏即命章嘉呼图克图等活佛及寺院做药师佛仪轨,诵经祈愿。现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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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克雅送去白银一千两、大哈达一条、小哈达百条,作为卫藏荐亡善事之资”。3

1755年,对七世达赖所患疾病,虽用尽各种药物均不见好转,诸医师商议后,祈请达赖喇嘛到罗布林卡用凉水养身,不定有益。两位驻藏大臣也请求达赖喇嘛去罗布林卡驻锡,说那里地势较低,适合治病。于是驻藏大臣为首的诸官员亲送达赖喇嘛到罗布林卡医治疗养,两位驻藏大臣亲自察看水塘等处,向众噶伦部署,务要使达赖喇嘛顺心,并让噶伦扎萨克喇嘛留住侍侯。二驻藏大臣多次来问安和关照,请求达赖喇嘛安心住此,能长时间养身。乾隆皇帝闻驻藏大臣奏后,赐达赖喇嘛敕谕曰:“闻达赖喇嘛伤风病重,朕为达赖喇嘛康复,令章嘉呼图克图率一切驻京喇嘛和僧侣广做佛事祈寿,达赖喇嘛宜减少接见朝拜和修持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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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治病养身”。1当时,七世达赖坐水时不断咳嗽,多吐血痰,驻藏大臣为首的众官员亲自侍奉。因见以水养身似无大益,于是改做广大法事,用去物资折合白银两万一千五百五十 (1)(2)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八章“晚年活动及圆寂情况”。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七章。 (3)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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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六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听到达赖喇嘛病重,即派医师本仓格隆前来请安与祈寿。为祈祷达赖喇嘛长寿,三大寺、上下密院等寺大做佛事,耗用物资共折合白银二万八千七百五十两。二驻藏大臣为首的大小清朝官员为了达赖喇嘛康复、足莲永固,在大昭寺回廊供养色拉寺、哲蚌寺的三百名僧人,做祈寿法事七日。不久,大皇帝又降旨,说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的北京一切上师僧人为达赖喇嘛康复大做法事,同时已派出娴熟深通医道之御医加紧入藏去给达赖喇嘛治病。本年内,向卫藏各大寺院散发布施供养等广做佛事,所用物资折合白银三万四千两。

1756年,奉旨前来的钦使克雅拜会达赖喇嘛,并留御医为达赖喇嘛诊治。皇帝派了两位医师,但其中一位老年医师,因年事很高,快马赶来,与行途中身故。克雅与御医来到达赖喇嘛尊前,认真切脉,面呈治病养身之法。随后,驻藏大臣与克雅及御医再次到达赖喇嘛尊前,切脉治疗,通过司膳官献上皇帝所赐以根茎、谷物之类的十二味草药按量配制的汉式滋补药物及服用法。自此,御医每日前来切脉奉药。藏历九月初五日,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起驾返回布达拉宫。之后,应诸噶伦的请求,为向达赖喇嘛消灾和病体痊愈,向拉萨、卫藏、达布、工布等地区各派寺院大做佛事,费用共折合白银二万六千四百七十两。此后,由三大寺为首的各寺念诵大藏经,于上下密院为主的各密院和诸护法住地酬补、祷告,广做祈寿法事,费用共折合白银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两。本年内为达赖喇嘛消灾及痊愈,向三大寺为首的一切僧伽道场进行布施供养与献供等费用折合白银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两。

1757年,正月初九日,七世达赖喇嘛启程前往拉萨大昭寺祈愿大法会,按惯例举行各种佛事。当时,众噶伦和内侍劝请达赖喇嘛以养病为主,亲临法会、为众人摩顶等于病不利,祈请暂停。对此,达赖喇嘛说:“身体劳顿无妨,如不去法会会众,会使来自各地的一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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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失望”。2于是按例作了各种佛事,二十一日,还去讲经院为近万名僧众正行,接着前面继续宣讲佛陀本生等经典。二十三日,又去朝拜小昭寺后返回布达拉宫。当时,达赖喇嘛在久病之上又加感冒症状,众医师商议后献药一剂,药量比往昔虽小,但因身体虚弱,药力过大,身体比以前更弱,气息短促。为达赖喇嘛长寿,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人聚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卫藏各大寺院念诵《甘珠尔》、《丹珠尔》等经文,举行所有法事,如此日以继夜,大做无量祈寿法事,其费用共折合白银四万三千八百两。

由于病情恶化,七世达赖喇嘛即于该年藏历二月初三日在布达拉宫圆寂,享年五十一岁。达赖喇嘛圆寂后,众噶伦与达赖喇嘛之弟公衮噶丹增等商议后,禀报驻藏大臣,并立即上奏大皇帝。同时,向六世班禅先行献礼,追荐达赖喇嘛,再献厚礼,祈撰转世速降祈愿文。之后,向布达拉宫、大昭寺的主供像奉献供云,向三大寺大法会熬茶布施等。当夜,在存放遗体的如意宝箧前广献祭品,由第穆活佛主持诵经仪轨。次日,第穆活佛、众噶伦、公衮噶丹增、扎萨克、代本及诸侍从、驻藏大臣等瞻仰遗容,献上哈达等礼物。随后,由诸贴身侍从向达赖喇嘛遗体沐浴,涂抹香料,穿戴七衣、祖衣、五佛冠,然后供坐于宝箧,面朝东方。此后,向遗体举行法事一月零十五天,此间,卫藏各地各派寺院大做佛事,六世班禅虔心祈愿达赖喇嘛早日转世,并从拉章内库向扎什伦布寺等后藏大寺院分发布施,追荐达赖喇嘛,祈早转世。在拉萨,以噶伦为首的众侍从向大昭寺觉卧释迦牟尼、大悲观音、宗喀巴、无量光、弥勒佛等一切所依和小昭寺不动金刚像尊前摆设千供,向布达拉宫帕巴洛格夏惹观音、五世达赖喇嘛大金塔设千供,另外,向其他所有的重要供殿设千供或百供,向三大寺、上下密院、桑耶寺、昌珠寺、顷科尔杰寺等设千供或百供,在藏区重要道场数百处广设千供或百供,皆历时一月。一年之内,逢每月初八、十五、三十日,都以千份或百份五供祭祀,大做法事。在追荐达赖喇嘛期间,向三大寺、扎什伦布寺、上下密院、顷科尔杰寺、南杰扎仓、色派密宗、热振、粗普、周巴、多结扎、敏珠林等卫藏达工各派寺院广放布施供养,由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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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八章“晚年活动及圆寂情况”。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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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僧人修供时轮身语意、密集、胜乐、大威德、药师、遍明、不动佛等各坛,所有寺院念诵《甘珠尔》、《丹珠尔》等经及有关片段,祈愿早日转世,讽诵百字经、六字真言和祈愿文等。六世班禅甚为悲痛,下令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侣哀悼三日,集合在大经堂诵经,随后,又在札寺大经堂内,集合全体唪经喇嘛,念经四十二日,并遣人赴拉萨向七世达赖遗体献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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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一千盏、食子一千个及元宝、马匹和绸缎等。1

此间,大皇帝、驻藏大臣、噶伦等隆重追荐达赖喇嘛并献财礼,一切贵贱信徒奉献财资,大做清净善事。其中,有达赖喇嘛在世时,大皇帝通过驻藏大臣赐达赖喇嘛五十寿辰贺礼及祈寿礼品、圣旨等。此后,又派扎萨克喇嘛阿旺班觉呼图克图、海大臣、加尔果齐、笔帖式等赍谕旨和所赐白银一万两等大量礼品入藏悼念。扎寺所属百姓及寺庙共同向七世达赖遗体献白银二千五百两,六世班禅为七世达赖尽快转世而撰写了祈祷真言。各经师、侍从、噶伦、各派寺院喇嘛及活佛,前后藏、门隅及西康等地领主、头人、僧人,青海亲王等北方的郡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理塘、中甸、德格、阿里、拉达克、尼泊尔等各地宗溪和寺院都广献资财,所献金银、绸缎、马牛等各类财物共折合白银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八两八钱五分。在拉萨,为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和其“灵童”转世,悼念活动空前盛大,人们都说,“昔日在西藏无论任何大的人物都没有象这样进行福寿法事的,这绝非是奉承的话,而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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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2

藏历三月十七日,举行法事满期供,向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主要佛像进行千供或百供。此后,用金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两建造了七世达赖喇嘛金灵塔,供奉在布达拉宫内新建的扎西奇瓦侵殿之中,受到信徒们的朝拜与瞻仰。

1757年,清廷特派章嘉国师进藏主持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十二月,章嘉呼图克图抵达西藏,他即向灵塔奉献五供、长幅五色哈达及金银共计二千三百两。此后,将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周年祭前提,与神变法会同时进行。1758年正月初三日,如祈愿大法会,三大寺及上下密院等寺为首的近两万名僧俗齐聚拉萨大昭寺,三日内发放布施供养,众僧奉行法事,虔诚祈祷。此后,为达赖喇嘛转世速降缘起,西藏一切僧俗部众将布达拉宫上下和各大寺院皆以白垩涂刷墙壁。二月初三日,举行了隆重的圆寂周年大祭。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清朝又在西藏设立了摄政代理达赖喇嘛事务的制度。据《七世达赖传》记载:此后经过两位驻藏大臣降谕曰:“持金刚达赖喇嘛乃奉持佛陀圣教之大德,为众士之所皈依和钦仰处,不仅置一切番民于福乐,且于一切政教事务俱能尊旨辅朕,甚嘉称颂。今突然圆寂,朕心悲哀不安,追荐事宜详见另文。朕以为,卫藏事务至要,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化身未明前,需由一大呼图克图持理,于卫藏一切属民,益莫大焉。是以委第穆呼图克图为总管事,赏掌管黄帽教吉祥呼图克图名号。第穆呼图克图承办达赖喇嘛之一切事宜,务使黄帽教兴旺、番民福乐,不可稍有差漏,凡事应合于朕恩抚天下万民之意趣,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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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化身未明前奉旨办理,恭顺勿怠。诸噶伦亦各供自职,勿使达赖喇嘛在日之良习坏灭”。3这样,遂正式任命第穆呼图克图阿旺嘉边德勒嘉措在新的达赖喇嘛未寻获和未成年前(未满18岁前)暂行代理达赖喇嘛掌办商上事务。清朝这一措施,从此便在西藏确立了由执政佛摄政之制度。

十六、对七世达赖喇嘛的历史评价

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是藏族历史上不同于历代达赖喇嘛的杰出的爱国主义宗教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也和所有的达赖喇嘛一样,都是在纷繁无尽的宗教生活中度过的,但是在他 (1)(2)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八章“晚年活动及圆寂情况”。 《噶伦传》(汉译本)第46页。 (3)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八章“晚年活动及圆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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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之中,他又经历了发生在西藏的“阿尔布巴事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五世班禅圆寂和六世班禅坐床等重大事件,而且他又与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诸多重大施政事件联系在一起,他是清朝中央授权掌管西藏地方政务,使政教集于一身的一代达赖喇嘛,因此,对于七世达赖的评价,就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去客观的看待,纵观七世达赖的一生,应该肯定他的伟大历史作用,他的历史功绩大概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倾心内向,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在七世达赖生活时期,西藏地方由于受到准噶尔的侵扰,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一直十分尖锐,但是在清朝中央的有效统治下,统一成为人心所向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七世达赖喇嘛则能够顺应了这一大趋势,心向清朝中央政府,维护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维护清朝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的逆流叛乱。

噶桑嘉措从他被认定为七世达赖喇嘛以来,就在各种场合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各个钦差使者、驻藏大臣等官员频频致敬。他通过与代表清廷中央的皇子抚远大将军允禵、皇子果毅亲王、土观呼图克图、章嘉图师以及驻藏大臣接触和交往,加强和发展了达赖喇嘛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 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都给予七世达赖极高的宗教地位,皇恩优隆,在七世达赖心中皇帝的形象也是至高无上,他每年都要为皇帝的寿辰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向皇帝万寿牌位恭然致礼,每年年尾,又要按例派遣专使入京向皇帝朝贡请安,以表对皇帝的敬畏和感戴。他拥护皇帝的谕旨,同时在行动中执行。如在1720年清军出兵西藏驱逐准噶尔的重大军事行动中,他拟写文告晓谕蒙藏广大僧俗群众协助清军行动。而他积极地平息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则是他爱国行为的突出表现。在这一恶劣事件中,他采取措施安抚广大僧俗人士,保护了一大批清朝驻藏官员、家眷和商人等,维护西藏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平静。七世达赖的这种积极行动非常可贵,他为祖国统一, 为满、汉、蒙、藏等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维护黄教稳定和蒙藏地区安宁。七世达赖是一位正统的佛教僧人,他从小经过一整套严密而完备学经训练和培养,而成为造旨高深的一代达赖喇嘛。他从僧人的角度出发,谋图佛教宏扬和利乐众生,因而维护黄教稳定与安抚广大僧俗百姓。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使无数僧俗群众处于痛苦恐惧之中,七世达赖“出自悲悯”,于1723年和1724年先后派甘丹赤巴贝扎巴和卓尼尔洛桑华觉及顿柱坚前往调解息和,晓谕大义,要罗卜藏丹津等以“佛教众生之安乐为重,停止叛乱”。 1728年,七世达赖喇嘛与五世班禅大师一同出面调解农奴主内部争斗的“卫藏战争”,以求减少和平息这场流血事件。1751年,七世达赖闻讯拉达克王与大臣楚乘二子不知,即颁诏令拉达克建立王臣安定制度,并派喇嘛噶妥巴(ka-thog-pa)往拉达克办理。七世达赖还在康区泰宁时制止了盗匪的猖绝活动等,这些做法,维持了社会秩序安宁。七世达赖还同五世班禅和六世班禅一起加强了黄教内部的团结和发展。七世达赖曾拜五世班禅为师,先后从他受沙弥戒和比丘戒,他们一生举行了四次会见。七世达赖对六世班禅的成长一直十分关怀,亲自给他传授经典要义等,七世达赖与班禅喇嘛的合谐关系既促进了黄教本身的上下加强,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七世达赖传》可知,他一生都伴随着频繁不绝的宗教活动,他几乎每天都要为蒙藏各地踏尘跪拜、云集而来的成百上千的僧俗民众摩顶赐福,授戒讲经,为各地造佛建寺落成开光赐名。而七世达赖之出行,每到一地都受到信徒们的盛大欢迎和朝拜。七世达赖就以一个黄教教主的特殊身份,无论到康区或是到卫藏,在所到之处都极力宏扬佛法、广布教乘、福佑众生、维护安宁、宣传皇恩圣德、歌颂民族团结。可以说七世达赖是个具有高瞻远瞩目光的宗教领袖人物,他为维护以黄教为代表的藏传佛教之稳定和发展蒙藏地区之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也促进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良好关系不断发展,促进了清朝中央一系列治藏政策的有力实施。

三、保护诸派古迹,宏扬传统文化。西藏的每一座寺院都可称得上是藏族人民的一个个文化宝库,十八世纪初,准噶尔的入侵,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西藏的大小寺庙,尤其是宁玛派的寺庙遭受了一次巨大洗劫,许多昔日金壁辉煌之寺只剩下半壁残瓦,呈现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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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七世达赖入藏后,即主张修复诸派被破坏的寺庙,特别对古刹宁玛派寺庙桑耶寺作了大规模的维修。令其父尊索南达结担任主管组织修缮,直到七世达赖圆寂时还留下遗嘱继续修建桑耶寺。1770年摄政第穆活佛遵从这一遗嘱又进行了巨大的扩修。另外,七世达赖由于曾在塔尔寺受供养而与该寺关系密切, 1722年,他指示重新维修大经堂,以博硕特德钦为首的申中、召纳等族头人受命负责修缮。1734年,他又令塔尔寺第24任法台参卓·根顿敦珠对三世佛殿进行维修,以发展寺院经典讲授,经此整修改建成现今之九间殿格局。1725年,七世达赖即奏请清廷要求修复在罗卜藏丹津叛乱中遭至破坏的佑宁寺、塔尔寺等青海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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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得到雍正帝之恩准。1他与云南中甸松赞林寺亦关系密切,当他得知该寺扩建时即给予扶植。到了晚年,他还下令修建各地大寺。比如,1753年,下令修整了达旺寺(rta-dbang),新修了杜康大殿,新添壁画有宗喀巴及其八大弟子、药师佛、三十五佛、班禅达赖本生、释迦百行传等等。

再者,七世达赖还于1730年和1744年主持刻印了那塘版新版《甘珠尔》和《丹珠尔》()

大藏经,2并在颇罗鼐协助下问世。大藏经是藏族佛教文化的宝藏,大藏经那塘版的刻印说明七世达赖对佛教传统文化的重视。七世达赖一心以利乐众生为重,发展佛教、保护寺院古迹,不分教派,一视同视,无疑他在发展西藏佛教文化方面高瞻远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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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勤衍经典、谦虚俭朴。七世达赖还是一位颇有“学者风度”3的喇嘛,被尊称为“五明班智达”。七世达赖一生在青海、拉萨和康区三个地方生活过,不论在什么地方,学经和修行是他最主要的事情。既便是在移置康区泰宁的岁月里,不论遇到火灾还是地震的威胁,不论整日奔波劳累,还是身患疾病,七世达赖总是在坚持修定和习经的实践中平静地度过一个僧人一生。难怪夏格巴德丹旺秋也说,“七世达赖仍被认为比其它达赖更令人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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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宗教立场上来看如此”。4此外,七世达赖具有谦虚俭朴的美德,他一生都以严格修行、过着正统僧人的俭朴生活。《噶伦传》的作者次仁旺杰写道:七世达赖是西藏“才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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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德行谨严、心地善良”的人。5七世达赖的学习精神和谦逊俭朴的美德值得人们尊敬和称赞。

五、七世达赖喇嘛一生宏扬佛法,门徒众多,影响深远章嘉呼图克图在他著的《七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受过七世达赖教诫善言而成为佛教众生的亲炙弟子无量,主要有无比上首弟子六世班禅巴丹益希,另有成为众生导师的诸多转世活佛、以甘丹赤巴为首的格鲁派寺院的堪布、阿阇梨及善知识数万,萨迦、噶举、宁巴、直贡、达隆、周巴等各派寺院主持亦惠受三律仪之恩,善接显密法缘者无数,住汉蒙藏各地奉法持理大地的君王、小邦(土司)、臣僚等数万也得到传授圣法之恩惠。七世达赖喇嘛先后授沙弥戒九千七百七十四人,为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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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九百九十三人授近圆戒,所授沙弥尼及在家持斋戒男女居士更是数不胜数。

六、在著述方面,有《一切续部之主密集灌顶义明示金刚萨埵口谕》等显密善言共计七函在讲说圣法方面,对诸大轨范师的深奥论著以理路援引讲说时,及时以显密论据使人生起定信,抉择义理之喻因,皆语义明了,拨除邪证谬误,示明论义条理,讲论系统全面。在授道次、正见、修心、生圆时,不随声附和他人说法。讲说深入浅出,简易明了,善于适合每人根器。在辩论方面,一生闻思数百部经卷,与诸傲慢智者论辩显密大论难点,对其发难,应承对答,仅以数因,即扫其锐气,傲气顿失,从而顶礼喇嘛足尘。此外,每到一处,都为彼地一切出家人和居家信徒满足以法财二施,使之温驯谨慎。七世达赖每日深奥禅定,毫不为动,出定后修行本尊身肢形象。此外,修建寺宇经堂,塑立身语意所依,并为之建立宏大 (1)(2)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第三章。 中央民族藏学所《藏学研究》:周润年《西藏佛教对藏区雕版业的影响》。 (3)

见夏格巴·德丹旺秋《西藏政治史》。 (4)

同上书。 (5)

《噶伦传》(汉译本)第42页。 (6)

《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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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之制等,一生业绩广如瀚海。1人们追溯这位历史人物的业绩,至今,我们还可找到一些有关他的民间传说、寺庙里他的塑像、壁画等,在三大寺、山南穷结日窝德庆寺、桑耶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白居寺、青海塔尔寺、康区理塘寺、云南松赞林寺等地都有他的塑像和()

壁画,广为人们虔诚信仰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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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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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之制等,一生业绩广如瀚海。1人们追溯这位历史人物的业绩,至今,我们还可找到一些有关他的民间传说、寺庙里他的塑像、壁画等,在三大寺、山南穷结日窝德庆寺、桑耶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白居寺、青海塔尔寺、康区理塘寺、云南松赞林寺等地都有他的塑像和()

壁画,广为人们虔诚信仰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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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下册)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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