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时候，我们重温“延安窑洞对”，回顾历史和建国后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警示和借鉴作用，只有全面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民主制度，与时俱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及时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能完成毛泽东与黄炎培跳出史兴亡周期率的怪圈的良好政治愿望。 背景资料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人为国共商谈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黄炎培返渝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这次延安之行。

《延安归来》记录了至今仍被时时提起的、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著名对话，即俗称的“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毛泽东居住的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畅谈，即所谓“延安窑洞对”。谈话是在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把黄炎培当做朋友，黄炎培也视毛泽东为知己，而没把他看作尊贵无比的领导人。他们的交谈是两位好友间的私人谈话。在作风平易、亲切和蔼的毛泽东面前，黄炎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下面是两人的对话（因读者不易找到这次对话全文，故本文援引时照录原文，不加删节）。

有一回，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样，黄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他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他因为对中共寄予厚望，故有上述建言。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摘自baike.http://www.wodefanwen.com//view/69061.htm - 16k ）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规律，但黄炎培先生的造成兴亡的原因，今天看来不尽全面。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研究这个规律就会发现，社会历史兴亡周期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运动的结果。

一、兴——开国的兴盛

1、上层统治集团人才荟萃。 一个国家的建国初期，掌管国家事务的统治集团大多是人才荟萃。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都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推翻原来的统治集团，并战胜各政治势力后登上统治舞台的。他们大都是集雄才伟略、坚韧的毅力于一身的人物。他们不仅要统率军队对外战胜强大的敌对势力。对内还要团结同阵线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力量，而且更要在同一阵营中显露出超人的长处。他们中有的人原来地位低下，或由于作战勇敢，或机智超群，或在某一次或多次的决策中提出的方法、策略被采纳，因效果显著而逐渐走上统治集团的上层。所以，战争年代人尽其才的程度要比和平年代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哪一个政治集团人尽其才，就会在历史的大动荡中走向统治舞台。秦末刘邦比项羽的军事力量要小得多，就因为刘邦善于用人，能人尽其才，所以他就统一了天下。建国初期国家太穷,相当于原始共产主义，没有过去时多的剩余产品供官员贪占，加之，官员大都是贫苦出身，即使是出身上层的也都在多年的战乱中度过，刚过上安稳的生活，生活要求较低，有吃有喝有住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农业立国，百废待兴，产生贪污腐败的条件相当薄弱，而且上层官僚还基本上把持在在夺取政权时的贤能之士手中，政治比较清明，官员之间还还没有形成关系网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官员的提拔晋升大都能达到任人唯贤的程度。

2、大动荡后的人心思治。

一个新生的国家多是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在旧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如秦末大泽乡农民起义（公元前209）至汉朝（2002年）建立，前后经过七年战乱。而且在大泽乡起义前几年人民就已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暴秦统治下了。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不仅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就是上层社会人物也不例外。由于新生政权的建立，人们的战争创伤犹痛，都十分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和平生活，都一心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努力。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因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政权，同时对旧政权覆灭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因而多采取一些改善生存条件，解决温饱的政策措施来发展生产。例如刘邦建立汉朝后就采取了“轻徭薄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发展生产的措施，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稳定，虽然采用了人民公社这个超历史阶段的生产形式，但是在水深火热中被刚刚解放出来的人民战争创伤犹痛，出于对战争的憎恶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及对共产党朴素的感恩心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当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因人们的思维方式的不断改变，人民公社因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3、土地等生产资料分散。 一些新建立的国家，尤其是经过大的战争等激烈社会动荡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土地等生产资料分散，多数人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人们的生存条件较好。尤其是农民起义，这些农民多是生活条件受到严重破坏而揭竿而起的，他们的起义就是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力，而古时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如陈胜、吴广是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率戍卒起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唐末曾出现“天街踏尽公卿骨，甲户朱门无一半”的惨酷社会景象。在争夺政权的战争中，消灭了许多土地的占有者，从而使人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等生产资料转移到农民手中。在新国家中农民受到的剥削和奴役比以前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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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较稳定。由于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人们有了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基础条件，所以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人民的负担轻。

建国初期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多出身下层社会。他们知民之疾苦，憎恶奢侈、腐朽的生活。即使是出身地主阶级的皇帝也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都对旧王朝的覆灭记忆犹新，故而十分珍惜用鲜血换来的新生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生活。建国初期又百废待兴，统治者阶级同情劳动人民，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同时这个时期大都政治清明，他们十分注重人民的休养生息，他们又大都推行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所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至出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王朝盛世。汉、唐、清在二、三代帝王时期都出现过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景象。 二、亡——国势的衰落 1、政治腐败。

随着国家建立时间的延长，人口、生产力也在增加和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开始稳定，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的问题。因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国家的管理机构也在相应在扩大，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的问题。有的统治者为了取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扩大统治势力而大力发展官僚队伍，从而使其扩大膨胀。宋代周而来诸国，为扩大支持面，对后周和各国官员加以任用。如柴世宗的后代世为宦官，以至基本上与宋王朝相始终；因父祖位高恩阴而当官的很多，皇室在襁褓中即可当官。宋朝后期机构臃肿，官员多办事效率低，出现“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则五倍于旧”的情况。对官员的任用不是看政绩的好坏，而是凭关系。如元武宗常常将官职作为礼物赠送给人。仅1307年他不经中书省就直接赠予官职的就达880多人。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统治者们又积极扩充军队，如唐代宪宗元和时有军队83万，比天宝时增加了1/3。这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由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们只得强行转嫁给农民，日益增加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而大大地加重了农民负担。如元朝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时增加了十倍，一般科税竟增加了五十倍。随着统治地位日益巩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上升并激化。如唐代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人才使用再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突出与重要了，在官员的任用上任人唯亲，用人大权往往被朝中的重臣把持。如唐代的杨国忠、李林甫、高力士。明代的魏忠贤被尊为九千岁，他的走狗从中央到地方网络密布。他不仅以自己的好恶而任用官员，而且还大力排除异己，1662年作东林点将录，按录捕杀东林党人。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的问题。 2、统治阶级生活腐败。

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统治者们将创业之苦记忘得一干二净，生活日趋腐败，并且与下层劳动人民完全隔离，看不到民之疾苦，一味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那些“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问题。如晋武帝有姬妾近万人，而且官僚之间攀比之风大盛。晋外戚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用白腊当柴；王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石崇作锦布步障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脂涂屋，石崇用香椒泥涂屋。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少数官僚中引起忧惧。傅咸曾对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地广人稀患不足，由于奢也”。当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后，一些皇帝讲究排场和享受大建宫殿。隋炀帝建显仁宫，清乾隆、嘉庆年时竭尽东南千百万人民的财富建圆明园，增建长春、万寿诸园，又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在皇帝的带动下封建官僚也大兴士木，兴建亭台楼阁。统治集团的腐化惰落加剧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复杂与激化，统治阶级也就由盛转衰，实际上他们就是自己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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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等生产资料高度集中。

统治阶级的奢侈豪华生活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们就利用权势，大量搜刮民财，吞并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供他们享用挥霍。唐高宗、武则天时大批的地主就涌现出来。唐玄宗时贵族官僚更醉心于兼并土地。如官僚李橙、李彭皆有地癖，官僚卢从愿被皇帝称为多田翁。明末地主对土地的掠夺更加贪婪，皇庄、王庄、勋戚庄田日益增多。他们“占据膏腴，跨连郡邑”。万历时潞王有赐田四万倾。四川平原的土地十分之七为王府庄田，十分之二为军屯土地，仅十分之一为农民所有。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又要承受官僚地主阶级的欺榨和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存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一旦达到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境地时，只得揭竿而起了，这时的统治王朝就岌岌机危了。 三、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普遍性、特殊性及社会矛盾的可调性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象黄炎培指出的那样：“他不但存在于一个国家，还存在于一个单位，一个集体一个企业之中，”所以探索历史兴亡周期率就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了。小到一个单位，如一个新领导一上任，一个班子刚组建，大都聚精会神，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当工作几年后，人们的工作积极就会降低。所以干部都实行任期制和轮岗制。一般的领导任期都在4—5年之间，多了，有很多事就不好办了。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定时期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符合事物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运动规律。这种周期受社会矛盾的种类、条件、性质的制约。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周期率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普遍性。这种周期率因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其具体表现也不一样，甚至差别较大。例如不论那个朝代都存在统治阶级国家机器庞大、政治腐败，生活腐朽、土地生活资料集中和劳动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突出社会矛盾。如秦末主要是徭役过重，汉末失于宦官专权、政治极端腐朽反动，隋失于地主阶级骄奢淫逸和隋炀帝滥用民力，唐失于藩镇割据，元则主要表现在民族矛盾上。综上所述，历史兴亡周期率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因这种周期率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形成的，因此这些矛盾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力加以调整。如宋初赵匡胤感到唐末以来有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弊端。他就采用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集政权、财权、兵权于皇帝一身，从而消除了产生藩镇割据的弊端。 四、现代历史周期率的特点

历史兴亡周期率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不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还是第二、第三世界都同样受这个规律所支配。例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实际就是受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我国建国以来，出现了一些周期率的现象。如行业不正之风、领导干部腐败、受贿、卖官和玩忽职守等问题、其中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都是历史兴亡周期率在当代社会中的反映。不过我们经过经历史兴亡周期率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周期率的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一是这种兴亡周期率再不是以政权更替的形式来完成，多是国家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对社会矛盾进行了调整，如果调整的得当，再进入新的“兴”旺期。按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是腐朽垂死阶段观点，帝国主义早就应当灭亡了。但事实上，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而且通过国家权力，在对社会矛盾进行积极调整过程中日趋发达。再如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其原因就是少数百万、亿万富翁手里积聚着大量美元，这些美元存进银行，因为经济萧条，利率又高无人贷款，而银行又不愿将钱贷给效益低的人。大量货币停在银行转不动。另一方面老百姓失业没饭吃，美国当时的社会是一片混乱。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经济学家凯恩思的促进消费理论的建议，由政府去向银行贷款办工程，用这些工程去雇失业者，工程一上马，原料工业也启动起来。由于国家这一有效的调整，从而使美国的经济走向了复苏。二是社会越发达，国家的对社会矛盾的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强。随着社会的发展，因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信息传输速度与能力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们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趋于准确、真实、及时，当社会发展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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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时候，信息就会反馈给国家的有关部门，国家就会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特点，及时地加以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和关系，以确保社会生产正常稳定地发展。如近些年我国长江、黄河流域多次发生水灾。如果在古代就会发生大的饥荒和社会动荡的问题。因时代发展，技术先进，各类信息传输快，灾情可以及时上报给国家有关部门和反馈给全社会，国家及社会团体可以及时组织救援，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畅通，甚至可获得国际上的各类救援。因信息传输快，加之现代社会物质积累丰富，抵御种类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这就避免了很多古代发生的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动荡。因现代社会的国家军队、警察等到国家机器强大，武器先进，加之交通发达，公路铁路交织成网，交通工具先进快速，信息畅通，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点如发生影响国家稳定的暴力事件，国家只要动用微不足道的军队警察就可平息，这也就是古代统治者所望今兴叹和历史兴亡周期率再也不表现为政权更替的原因了。

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之间在发展经济时可比照、借鉴的机会和可能大得多，这样一来，国家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加容易了。我国近些年所采取的修建西藏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措施，就是借鉴和学习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作法，同样也取得了振兴经济的效果。再如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达受到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步伐迟滞。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实际上上就是对社会矛盾的调整。通过调整，我国的经济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人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落后问题比较突出，国家推行了免除农业税和对农业进行补贴的政策，经过几年的实践，农村和农民问题得到了快速有效的解决。

黄炎培的兴亡周期率的首次提出，而且是在向没有获取全国政权时期的党的领袖提出的，这对于毛泽东领导取得、巩固全国政权具有提示和警醒等作用。而毛泽东的找到新路——民主。无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泽东在领导取得政权巩和固政权的过程中确实也相当注意的。当政权稳固之后，因个人功业欲的膨胀，自已说到的没有完全做到，也就是在民主治国的程度上大打折扣，出现个人崇拜，党内生活、社会政治生活民主程度降低，以至发生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做法，最后也没有完全跳出兴亡周期率。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 【 正 文】

周期、周期率，这在自然界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然而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是否也有“周期”、也有“周期率”？长期以来，东西方无数智者和哲人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否有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客观，是否可以改变、可以抗拒，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文就中国共产党跨越“历史周期率”进行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共同课题 关于“历史周期率”，此事此言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清末举人、同盟会员，民主人士、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之职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到延安考察访问时，对毛泽东阐述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诤言：“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历史周期率”的由来。也许是说者无意，然而毕竟是听者有心。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始终萦绕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怎样跨越和超越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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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跨越“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办法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则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由于当时正是处于“大凡初时”阶段，各种问题矛盾尚未暴露出来，对“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尚不能深入、具体，只能是从宏观上提出一些简单的构想和豪言壮语。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年代，党在执政实践中如何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拒腐防变，就成为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艰巨课题。早在80年代末，邓小平就曾经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既可以理解为是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更表现出邓小平内心对那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的深深的忧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历史和现实，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们党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和针对着党在未来发展中，怎样去面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超越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这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和科学理性的战略思考，进而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尽管不是直接正面回答所谓“历史周期率”问题，但它无疑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彻底超越“历史周期率”的重大战略思路，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三代领导集体对“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思考探索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是三代领导人心血的结晶和升华。 二、对“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实证分析 当年，末代文人黄炎培先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军民那种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精神氛围所感染，只不过随便发表一点议论而已，然而却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对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念念不忘、时刻牢记，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其中必定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实证依据。 第一，“历史周期率”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兴盛衰亡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显示，中国封建社会平均每个王朝的统治寿命平均为200年左右，最长不超过300年。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王朝盛世的出现，大约都在这些朝代的五六十年之内。“文景之治”发生于西汉前55年之内，“光武中兴”发生于东汉前30年，“贞观之治”发生于唐朝前30年，“康乾盛世”发生于清朝立国60年前后。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封建王朝前几十年能够得以稳定和发展，之后就逐渐走下坡路？历史学家们的分析结果是：一个封建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往往既是夺取政权的开国者，又是统治基业的开创者、参与者或目击者、亲历者等等。他们对“人心背向”的决定性意义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大都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着深刻的感悟。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谅被统治的农民和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从本家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给下层劳动人民减轻负担，休养生息，给他们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这些都被史学家们称为“让步政策”。然而一个王朝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之后，那些来自下层民间的，成长于马鞍战场的老一代开国者自然要退出历史政治舞台，而他们的继位者则无肄都是生长于皇宫内院，既不懂得创业奠基之艰难，也不了解民间百姓之甘苦的王公贵族。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及其后代，既可以享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同时也无法回避“最糟糕的教育”。这些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对国计民生缺乏真知灼见，对君王与臣民百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僵化、浅薄，不得要领。其结果或者是纸上谈兵、误国误民、劳民伤财，或者无所事事，任官宦强人左右国政而无可奈何。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表现了这样一个200年左右的周期，前几十年稳定、发达、兴旺，进而达到鼎盛阶段，之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腐败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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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历史周期率”在人类近代、现代、当代政党政治领域也有明显的实证表现。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非是封建王朝。如果说封建王朝的兴盛衰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于世袭、分封、专制这一系列制度层面的必然性结局，因而不可能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实际上是先有了封建王朝的兴盛衰亡，而后才有人总结概括出所谓的“周期率”。然而，人类近代、现代、当代的政党政治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否定和摧毁，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前提、以人权和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模式，但也同样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率”现象，这是非常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深思的课题。我们都知道，昔日的老大哥前苏联共产党、隔海相望的日本自民党、南亚邻国的印度国大党等都先后失去了执政地位。骨肉同胞，中国国民党，1949年逃离大陆，孤困于宝岛台湾，励精图治，使台湾的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经历了蒋氏父子两代人苦心经营之后，落到怀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台独分子李登辉手中，仅几年时间便在2000年大选中被民进党所取代，不仅助长了“台独”势力，而且严重损害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1]。 所不同的是，政党政治是以选票的多少来决定政党兴衰成败、前途命运的政治运作机制，因此，它所体现的“周期率”，在时间年代特征方面并不明显。然而选票所直接反映的是民意、民心，而人心向背、民心民意的变化也是有深层的原因及规律可以探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在人心向背这个高度和层面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超越“历史周期率”，进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第三，“历史周期率”在大众心理层面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少数几个政治家所能完成的，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觉、主动、能动地支持、参与、推动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保证最高领导集团不懈不怠，卧薪尝胆，兢兢业业，谦虚谨慎，防止那个所谓的“周期率”显灵，但在大众层面，特别是大众心理层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代际更替、代际流动的自然现象。最近20多年陆续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人民群众主体成分的都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成员。利益多元化，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方式、途径多元化，因而人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也必然是多元化的了。人们对党的领导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已经很少有前几辈人那种简单、淳朴的情感成分。人们已主要不是从情感出发，而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从与自己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出发来决定自己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信任与否、拥护与否。如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来看，由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所引起的大众心理层面的变化实属正常现象。如果至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甚至革命战争年代的状态和水准上，那才是天大的不正常。然而这种变化却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尤其是如何进一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如果继续固守和沿用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对大众心理层面的理解，用过时的认识和传统的方法去做联系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工作，必定是无的放矢，必定会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跨越“历史周期率”，除了注意党的自身建设之外，关键是要对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在大众心理层面上的作用和表现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通过保持和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人民谋利益的途径来实现对“历史周期率”的超越。“三个代表”思想是这种思考和探索的集中体现和最新成果。 三、“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50多年的执政经历。“三个代表”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 第一，跨越“历史周期率”，必须具备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既承认和尊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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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率”作为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坚信通过发挥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的实践性，最终是可以认识、了解、掌握、驾驭“周期率”，既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又有决心驾驭和超越规律，成为规律的主人，而不做规律的奴隶和牺牲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能够最终决定政权兴盛衰亡的“历史周期率”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一个政党或统治集团，如果能够始终站在社会发展的前列，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终就有可能跳出所谓“历史周期率”的怪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2]。他曾多次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1)他在总结苏联东欧国家和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P368)。江泽民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继承邓小平未竟的思考与探索，为我们党最终跨越“历史周期率”所提出的更深层的战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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