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基本矛盾和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基本矛盾和趋势

－访经济学家程恩富

丁晓钦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当代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多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了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基本经济矛盾，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能否阻止科学社会主义最终替代多模式的资本主义。

丁晓钦（以下简称丁）：程教授，从西方国家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出现一些新变化，并未如想象的那样走向崩溃，经济似乎仍然是有活力的。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已构成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体系实现了全球化吗？

程恩富（以下简称程）：总的说来，由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各种实现机制的不断调整，确实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适应了人类进步的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一般要求和资本主义特殊要求，有些变化则是退步。如新自由主义某些措施引发的大众福利减少等经济社会变化，新帝国理论和战略引发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及其内外变化。

精通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和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替代或“走向崩溃”是一种可长可短的历史趋势，本来就未曾预言和断定哪些国家某年或某百年必定垮台或崩溃，即使采用“垂死性”的比喻，也是特指长短不定的历史过渡性，而非其他理解。因此，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在发展、经济有活力，仍然没有脱离“有时停滞占上风、有时发展占上风”的“列宁预测”。综观近1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原苏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

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

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因素：一是科技发展，二是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因素，视各国的内外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得益于原苏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经济转型后的“人才红利”、市场机会、美元掠夺、经济霸权、军火高利等。

当前，世界已进入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这种国际垄断同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自由竞争并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在加速全球化，但尚未结束。 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重新得到振兴和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从前的自由主义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思潮下，西方国家的国家职能是否被削弱了？有人说如今跨国公司篡夺了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职能，您觉得这说法有道理吗？

程：与旧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更加强调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但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其核心内容。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私有化的狂热拥护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私有制经济的这种优势是公有制经济所没有的。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

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

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和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调控的理论和政策，确实影响了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的发挥。私人产权制的跨国公司替代国家的部分职能，具有不少弊端，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正如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近百名中外经济学家“2006年上海共识宣言”所描述的：“当代资本主义，也就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潜力与世界广大人民的实际情况之间正造成越来越大的鸿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部分地区经济一片萧条；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存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阴暗面，如分配不公、安全没有保障和失业，社会服务匮乏、环境退化。在世界上的有些国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都妨碍了社会和经济进步。目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再造已经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望在关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前途问题的讨论中发挥显著的作用。”

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问，欧美国家工人的生活、福利水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有所下降，这种状况是由于全球化的冲击吗？

程：你提的问题是真实的，因为主要基于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加大世界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衡性。一是各国之间的财富和经济差距在拉大。有一个统计资料披露：在马克思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大概不超过3倍，但是现在世界最穷国家20％的人口的人均GDP和最富国家20％的人口的人均GDP比较，在1960年的时候差

距大概是30倍，到了1990年就达到了60倍，到了1996年达到了78倍，而近10年的全球化进程就更加拉大了各国的差距。这是由于经济霸权、知识产权垄断、数字鸿沟和马太效应等因素引起的。

二是各国内部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里根上台以后，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时期，这个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的。如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要占全美家庭净资产的1／3。两极分化主要不是基尼系数和五等份等的收入分配差距，而是包括资本在内的财富分配差距。如同美国共产党主席在2006年12月与我会谈时所说的：“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工人的生活境遇逐步的下降，特别是失业增多，医疗保险和退休金方面的福利逐步的减少，这些在之前是前所未有的。在里根政府上台以后，对工人的生活、福利这方面权利的侵害更大。尽管美国工人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存在很多的幻想，但实际在过去的25年间，美国工人的工资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类似的评论在非共产党人中也颇多。德国《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发表《全球化、美国谋求霸权和基辛格的担心》一文，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话：“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发起的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14国政府首脑参加的2000年6月3日柏林国际会议通过的《21世纪现代国家管理柏林公报》承认：不能听任全球化任意发展，因为“全球化没有给所有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承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 丁：西方国家现在的工会发展状况如何？有人认为工会组织已经职业化，其政治意义在加大，您如何看？

程：自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经常控制政界和学界，加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西方国家的工会发展处于低谷，现已开始重新复苏，

但离历史上的高潮还较远。近年，我同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共产党领导人和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大量交流中，我们都认同这一点。

依据近年我在国内外的考察、交流和研究，只能说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大多数已职业化。其政治意义是否加大，各国情况不一。在拉美国家，在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增强的国家，工会的政治作用确实在加大，而在美英德日等右翼力量增强的国家，其政治作用是萎缩的。例如，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掌权后，立即通过一系列措施大大缩小了工会的政治作用。

又如在日本，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则日益恶化和不稳定。日本工会成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就业工人的组织率也由1970年的35.4％下降到2003年的19.6％。由于私有化对公共部门工会的沉重打击，工会的力量也大为削弱。1985年，日本的三个国有企业，即日本国有铁路（JNR）、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和日本烟草盐业公司（JTS）实行私有化，据说其政策目的是减少它们对国家预算的赤字压力，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然而，这种私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效果就是削弱公共部门工会的战斗力。

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是反对私有化的（有的国家叫民营化或非国有化），不过，各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宣传这会使劳资双赢，最终也有利于劳动者，但事实恰恰相反。据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院士介绍，日本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不断增加，这就使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过分要求得到了满足。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不断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1989年，日本开始征收3％的消费税，1997年则上升到5％。1997年，医疗服务的个人承担比例也由10％提高到20％，2003年则达到30%。相比之下，公司税则由42％降低到30％，边际所得税率由最高的75％降到37％，同时遗产税率也大大降低，使富有阶层获益颇多。1998年，对劳工保护的法律普遍放松。对就业中介公司的限制也放宽了，对它们开放的工种也得到增加。工人超时工作也得不到相关制度的保障。对一年兼职时间的限制也被取消了，以便使公司可以让兼职的女工工作更长的时间。显然，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劳

动政策增加了资本主义企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自由。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日本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前后不一致。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便通过消费税来增加普通民众的负担。强调“个人责任”，便削减对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政府支持。养老金政策也有可能转为强调更多的“个人责任”。

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更容易进行贸易、融资、投资，并可通过采用信息技术来雇用价格更低的临时工人从而使工资成本更为“合理”。日本工业企业的跨国经营也更为便利。然而，工人以触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则日益恶化和不稳定，这种私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效果就是削弱公共部门工会的战斗力。

我认为，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分析的是对的，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相比，政府支出的内容的确很重要。在日本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支出的构成还不足以消除工人阶级对他们未来的基本担忧。来自抚养小孩、接受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照顾老人的经济负担没有通过政府支出得以减轻，这些负担还在不断加重。其后果之一就是，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由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2％以上下降到2003年的1.29％，从而导致了日本社会快速老龄化。日本社会世代繁衍的基本活力正在大量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且难以恢复，国家财政赤字增加，最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丁：在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多元化的利益观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福利制度也比较完善，是否因此大部分的工人已经认同通过改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程：综观各国大多数人民及其利益代表者——中左翼政党和学者，都在批评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利益观和福利政策，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运动的负面效应（俗称反全球化运动），说明近年来多元化的利益观并没有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福利制度也在倒退中，因此，西方国家大部分的人民已经认同，目前只能通过积极的改良方式来争取自己的眼前利益，而要获得永久性的根本利益保障，还要寄希望于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更替。即使在

被许多论著吹捧的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瑞典，公众社会福利也是下降的。不是瑞典社民党，而是瑞典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义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我赞同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所说的，尽管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但大多数人不会轻易地就超越社会改良的阶段，而转向完全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措施。毕竟，根本性社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伴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和众多的牺牲。群众只有在他们深信现存的体制已经不可能再进行改革而且确实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考虑这样的根本性转型。

丁：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财富分布状况是否有变化，形成了怎样的社会结构？怎样理解所谓的“中产阶级”？

程：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流行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分布是朝扩大和不公的方向变化的。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内税务局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披露，1989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共计15.1万亿美元，包括住宅、其他不动产、股票、债券、汽车和银行存款等，其分配比例是：l％的最富家庭占37％，另外9％的富有家庭占31％，其余90％的家庭仅占32％；另据美联储最新调查，最富有的l％的美国家庭户均资产230万美元以上，拥有全国资产近40％；20％最富的美国人，家庭资产在18万美元以上，拥有全美财富的80％以上；而处于社会低层的20％的美国人收入，只占全国税后总收入的5.7％；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学家柏特里斯的研究发现，1995年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收入是最贫困的 5％的 25倍，而 1969年的差距为 11.7倍。21世纪初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结构没有大的比例变化。

实证资料显示，尽管西方私有制主体型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渐渐有所增长，但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贫富两极始终存在，其数百年繁多的分化演变和高低起伏，并没有根本消除贫富两极对立的现象。所谓“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说法，只不过增添了分析的层次性和

丰富性而已。中外现有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使用是严重混乱的。如果要把全社会处于中等的年收入相同的群体放在一个概念里，那就用“中收入群体（阶层）”即可，何必要乱用颇有争议的“中产阶级”呢？阶级与阶层、财产与收入、产权与职业等概念的关系复杂，需要科学划分，而不是表象素描所能解析难题的。依据马克思的方法，阶级是依据人们在不同的所有制及整个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特性来划分的，而作为阶级内部的具体分层称为阶层，但这种划分并不否定西方某些学者以职业和收入来划分的阶层（阶级），两种划分方法可以并存。 倘若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关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肤浅之说，那便认识不到即使在号称机会最平等的美国，由于财产占有反差巨大、市场机制经常失灵、接受教育环境不同、生活质量高低悬殊、种族性别多方歧视等缘故，因而人们进入市场之前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机会和权利也存有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性。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分析贫穷的原因时也承认：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阶级差别也还没有消失：今天，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所以，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有财产制和按资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与此相异，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体制僵化和平均主义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至于由生产技术原因直接导致的某些经济不公平现象，在比较两种制度的公平与否时应暂时舍弃。

丁：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对外策略有什么变化？在这个层面上，是否美国与欧洲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基于怎样的心态？

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新帝国”政策，已发动对外军事入侵6次，并自称为“世界领袖”。这表明美国大垄断资本及其政治、外交和经济理论和政策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合拍的，也表明美国的文科教育及其管理是有严重问题的。作为寡头垄断的人，

及其代表人物政治、经济和文教精英的进化程度相对落后，其中美国比欧洲要落后得多。美欧的这种差别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历史与现状因素决定的，并直接取决于“新帝国心态”的偏好程度。

从国家层面上观察，目前世界主要妨碍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主要是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如果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形势向良性运转，我认为实际上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取决于美国内部力量能够战胜一些类似共和党等一些极端右翼的力量，从而使美国的内外政策发生变化；二是取决于像法国、德国，以及布莱尔下台以后的英国的中左翼政党能够执政，这样欧洲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依靠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或中左政党执政改变政策来制约美国；三是取决于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奉行和平独立的外交政策；四是取决于以中国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事物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能够遏制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和某些国家附和美国的一些错误政策。在今后几十年“一超数强”的总格局和国际关系中，主要取决于这四种因素的变化和力量的博弈。

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某些含有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现象，如公众基金所有制、混合经济、中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民主管理、经济计划等，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和平演进到社会主义？

程：在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日趋增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成分，这是由科技引发的社会化和全球化趋势决定的，也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进步趋势，但某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和平演进到社会主义，则取决于进步力量的相对大小及其政策，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必要完全否定这类演进，但我们仍然主张马列主义强调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精神，视世情和国惰灵活采取多种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方式和手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

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可以揭示出其根本矛盾，即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

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一国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或低秩序或弱调控状态，必然导致一国或全球经济的紊乱和衰退。这些根本矛盾的彻底解决，必然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尽管其路途艰难，波折颇多，时间漫长。这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政治和文化制度密切根失。换句话说，走向公正和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否则，各种危机、混乱、暴力、犯罪与贫穷等难以较快治理，这是科学考察的结论。

丁：问题在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发展能阻止这一历史必然趋势吗？ 程：答案是否定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只不过是表面的繁荣，实际上还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门债务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隐患。即使在高科技、高利军火和经济霸权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并不快，而且发生过经济衰退。

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导阶段而健康地发展，并曲折地最终走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从科学的视角观察，从一定的意义上，不仅中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的多模式社会主义发展，而且超国家的欧盟及其欧元（蒙代尔还曾预测实现世界货币的步骤），甚至统一度不断上升的东盟和非盟等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积极作用日趋扩大等，均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克服或缓和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根本矛盾，朝着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蠕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环球视野》摘自2007卷第19辑《海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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