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基础 - 图文

心理治疗基础（许又新著）

第一章 人际关系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人际相互作用的亲身经验和有关的理沦知识，对于心理治疗具有头等和基本的重要性。因此，本书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每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只能说是个“动物人”，经过人际相互作用，这才逐渐成为“社会人”。真正的人。

除去遗传和生物学的疾病过程(本书不予讨论)，心理和人格之健康成长取决于良好的人际相互作用，而心理和人格之各种障碍则是不良人际相互作用的结果。

心理治疗可以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人际相互作用过程，简言之，这就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上述基本观点，是萨利文(H．SSullivam，l953)在他的精神病学的人际学说中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的。

应该说明的是，现代心理治疗实际上是从S.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开始的。在近100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不同的理论技术派别日益繁多，但心理治疗者与病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治疗关系)始终是理论和实践的共同核心问题，而这直接或可按来源于弗洛伊德(1914)对“移情”和“阻力”的强调及其影响。这里所谓间接影响，意思是说，抛开“无意识”这一构想及有关理论不谈，“移情”和“阻力\所涉及的现象和事实就是人际相互作用和人际关系。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见英文标准版第1 4卷第1～66页)一文里写道：“任何研究路线，只要它承认移情和阻力并且把它们作为工作的出发点，那么，它就有权自称为心理分析，即使得出了与我本人不同的结果。”在《论治疗的开始》(初次发表于1 91 3年《国际心理分析杂志》，后编入英文标准版第1 21～1 44页)一文里，弗洛伊德写道：“移情本身常足以消除症状，但只是短暂的，移情持续多久症状便消失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只不过是暗示，根本不是心理分析。只有在移情的力量已经用来克服阻力，才有资格叫做心理分析。”这一段话不仅揭示了暗示起作用的道理所在，也阐明了心理分析的特征。据此，心理分析的精髓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利用移情克服阻力。如果把这种心理分析的特殊行话译成所有心理治疗者(不论理论观点和采用的技术如何不同)都能理解的语言，那就是：心理治疗者和病人之间要建立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利用建立在这种良好关系上的人际相互作用，解决二人之间阻碍治疗顺利进行和取得疗效的各种问题。这样一种一般性的提法，估计大多数心理治疗者都是可以接受或大体上同意的。

kuqizizhihua

2008-08-30 00:57

第二节 心理治疗关系

本节要讨论的问题是：起心理治疗作用的人际关系的特殊性是什么?

根据文献和心理治疗的实践，这种特殊性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心理治疗关系是一种新的、亲密的、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下面，就这种关系的三个方面作简短的说明和讨论。

一、新的人际关系

我们可以说，健康的心理和人格表现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或者，反过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健康的心理和人格之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表现。与此类似，所有精神障碍都表现有人际关系障碍。

甚至可以说，人际关系的困难和麻烦愈多愈严重，精神障碍也就愈严重。

如前述，精神障碍是在人际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生发展的，也只有通过人际相互作用才能促使精神障碍患者走向康复。长期不愈的神经症病人和人格障碍患者与他们的重要关系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早已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心理治疗者不能重复病人已有的人际作用模式。其所以要新，就是这个道理。假如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借助于已有的人际关系解决他们的心理困难，心理治疗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种专业便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顺便一提，借助于已有的人际关系而使精神障碍走向恢复的实例确实有，并且绝非罕见。不过，这多见于所谓反应性的或为时短暂的精神障碍。例如，在学校生活中或者在工作的环境中受刺激而发生精神障碍，病人回到家中“休息”，不久病情便走向恢复。这里，与其说是“休息\的作用，毋宁说家庭成员与病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起了主要的作用。

新的人际关系有三个基本要求：

(一)不批评

长辈普遍地喜欢批评、训斥他们的晚辈，尤其是父母，有时批评、叨唠简直没完没了，还喜欢算旧账，严重者非打即骂。这在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普遍而严重。长辈，尤其是手里握有大权的长辈，对于已成年的晚辈往往也摆脱不了这种关系模式。这是形成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根源。

心理治疗必须从根本上扭转病人的这种人际关系和反应模式。神经症病人和人格障碍患者往往是不恰当批评的受害者，他们亲身的经验使他们很难接受批评，更难于经批评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可以断言，闻过则喜和从善如流的人根本不需要心理治疗。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难道还缺少批评么?口头的、文字的、图画符号的、影像的等等形式的批评，比比皆是，何需再专门训练出一批所谓心理治疗者来从事批评呢?

举个例子。病人抱怨说：“我的母亲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维护母亲利益的“义勇军大队”一听这话就火了：你妈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一把屎，一把尿，容易吗?你已经是快20岁的人了，你理解关心你的母亲吗?你替你母亲做过些什么?你母亲的困难，她为你操碎了心，你恐怕想也没有想过!一开口就是抱怨，怪母亲不理解不关心，扪心自问，你良心何在?如此等等。这些话脱口而出，大家都会说，并且也理直气壮，可起什么作用呢?假如心理治疗者对病人也说这么一套，有可能引起病人的反驳；当然病人也可能默不作声，甚至点点头。但不论怎样，这丝毫也无助于解决病人的心理障碍，而最可能的结果是，病人下一次再也不找这样的“心理治疗者\了。

我们所说的不批评，不仅限于口头上不批评，而且要求心理治疗者在内心持不批评的态度，即所谓非批评性态度(non|．Criticalattitude)。不仅不批评，还要求心理治疗者去理解病人，理解病人的抱怨所由产生的全部事实经过和每一次事实发生当时病人的内心体验。这就是所谓澄清(clarification)这一心理治疗技术和概念的内容。

批评和教训很容易引起病人的反感，甚至敌意，至少也会使病人感到不被理解和委屈。抱怨母亲，表明病人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困难和障碍，病人因此而苦恼甚至构成症状。上面那一段教训病人的话只能使病人感到，他(她)又碰到了一位跟母亲相同或类似的人，病人很容易把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到心理治疗者身上，这就是所谓负性移情。可以肯定，负性移情是非治疗性的。

心理治疗者对上述病人的抱怨之一种恰当的反应是：你的苦恼，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和你一样，也需要母亲的理解和关心。这话看似简单，其实含有深意。它把“抱怨”变成了“需要\，这在心理治疗中叫做reframing(把病人的言语、观点和态度加以“?再构造”或“重新制订\。这种技术不但把消极的东西(如“抱怨\变成了积极的东西(如“需要”)，并且可以争取到共同的语言(治疗者和病人之共同的“需要”)，还可以进一步商讨并促使病人思考：我的需要(母亲的理解和

关心)没有得到满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使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呢?一般地说，抱怨者照例并不明确自己的需要，正如荀子所言：“自知者不怨人。”(《苟子?荣辱》)或者，虽有所知却并不用坚持一贯的有效行动去满足自己的需要。病人往往禁忌多，顾虑多，怕挫折与失败，怕犯错误，怕丢脸等等，所以只好怨天尤人，推卸对自己的幸福和苦恼的责任，回避内心的现实。

非批评性态度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在心理治疗中要坚持这种态度极不容易，这是由于我们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亲人和朋友之间，批评是经常发生的，是极普遍的经验，也是极普遍的一种行为模式和反应模式。

病人所诉述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此时此刻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希望病人做到不后悔，既往不咎，那就只有治疗者本人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对自己不后悔、既往不咎的态度，才有可能。要改一变别人，首先必须改变自己。治疗者在与病人交谈过程中的各种表现所体现出来的待人接物的作风和人格特征，较之说服教育要无比地强有力得多：心理治疗发展史已经反复证实，单纯摆事实讲道理对神经症和人格障碍是几乎不起作用的，，有时还可能起不良作用。

颇值一提的是，医生这种职业很容易使治疗者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并且医生常常不觉察到自己这种态度。

(二)不包办代替

我国传统文化要求子女孝顺父母，也赋予父母在子女面前具有绝对权威。现在虽然不特别强调这些了，但父母要求子女“听话”，还是经常可以耳闻目见的事实。在行政系统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往往也深刻地打上了这种亲子关系特征的烙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父母对子女(尤其是未成年的子女)采取包办代替的教养模式是十分普遍的。这是我国许多人心理健康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根源。

因此，在心理治疗中，新的关系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不包办代替。这主要是指不代替病人作抉择、作决定。道理也很简单：包办代替不能促进病人成长(独立自主，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动员个人精神资源的潜力)，而只会助长病人的依赖性。顺便一提，依赖性是神经症病人最重要最普遍的弱点之一，是使病人陷于不能自拔的痛苦和困难处境之重要主观因素，是阻碍病人走向健康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神经症病人最常向医生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我该怎么办?”应该做的和喜欢做的二者严重分歧对立，是神经症性心理冲突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详见第二章)。

有一次，我和病人首次晤谈，交谈一段时间后，我对病人说：“你是不是感觉到，你说话喜欢用应该这两个字?\病人沉思了一会儿，大有所悟地对我说：??你说得很对，很深刻，你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毛病的关键。，?接着又谈了一些时候，这次治疗性谈话不得不结束了。大夫希望病人回去后就此次谈话内容再仔细回顾一下，深入思考思考。可是，病人在临别前仍说了这么一句：“大夫，那么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说完．我和病人不约而同地都笑了起来。可见，这“应该?，的意识如此根深蒂固，绝不是一次有所领悟就能解决问题的。对于这种类型的病人，治疗者不仅切忌包办代替，甚至在一定的治疗阶段中，连提示性的忠告也以少提为好。

父母的教训、斥责甚至惩罚使病人从小发展了牢固的“应该感”，而个人需要和兴趣爱好受着压抑，对父母包办代替形成了依赖心理。因此，治疗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帮助病人弄清楚个人究竟有些什么需要。个人精神上的需要，本人却不清楚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帮助病人的方法是启发病人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答案。

即使是行为治疗，如果新的行为设计与病人个人真正的需要没有多少联系，行为治疗者如果不尊重病人的主动性(如代替病人制订行为矫正的细节)，就是暂时有效，恐怕也很难持久；或者，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消失了，另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又接踵而至。

(三)不偏依（unbiasedattitude）；

A．弗洛伊德(1936)说得十分清楚明确，治疗者对病人心理之诸要素(诸方面)要保持等距离立场(equidistantstand)。也就是说，对病人内心世界冲突着的各方保持等距离，绝不偏向任何一方。

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跟我们日常待人接物(尤其是处理比较熟悉和亲近的人际关系)时的态度大不相同。所以，专业心理治疗者需要特殊的训练。得不到专门训练的治疗者必须在实践中按标准教科书和指南书对自己进行磨练，严格地自我训练，尽量避免把对亲友的态度带进治疗关系中去。

举例说，病人既想离婚又不想离婚，十分苦恼。治疗者对这样的人生大事不可能没有他确定的道德观和主张．但对病人心理冲突的双方却必须保持中立。中立态度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避免纠缠于具体的利害冲突；而且只有中立的态度．才能使交谈和讨论逐渐深入到病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深层中去。离婚和不离婚的冲突，作为一种长期不能解决的神经症性心理冲突，总是更根本的生活态度甚至性格冲突的表层表现。患得患失之心太重，是完美主义人格特征的一种表现，是深在的不安全感的显现；或者，病人与配偶的冲突情感只不过是未成年前对父母的两价性依赖

(ambivalentdependence)一既在情感上强烈依赖父母，同时又对父母有同样强烈却往往是深埋的不满，甚至怨恨－－－的转移。

有一位从事“心理咨询”的妇联干部，当来访的妇女诉苦说，丈夫有外遇，不理她，她实在受不了(说时往往痛哭)，同时，她又实在不愿意离婚，这位“心理咨询者”照例对来访者晓之以大义，说不想离婚是未能摆脱旧道德的精神枷锁。这位“心理咨询者”极力教训来访者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等，甚至说“这样背信弃义的丈夫，还有什么可留恋?\这位“心理咨询者\是位很不错的妇女工作干部，但是，这位妇联干部并不是在做“心理咨询”；她是从妇女解放运动的角度对来访者进行宣传鼓动，要求妇女挣脱旧道德的精神枷锁，她是在做社会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这位“心理咨询者”既违反了不包办代替的基本要求，也违反了不偏倚的基本要求。

对于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工作者来说，我们在体会来访者因丈夫不忠于爱情而痛苦的同时．还必须同样努力地去深入体会来访者对丈夫忘不掉也难以舍弃的旧情。只有对冲突的双方有同样深刻的投情的（empathic)理解，才能说是对来访者痛苦的心理冲突有较全面的理解，也才有可能深入下去理解表层夫妻关系背后的深层次的冲突，甚至性格冲突。只有来访者对自己的心理有了深入的理解，她才有可能作出恰当的抉择。

必须明确，求助于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人，目的在于摆脱痛苦的心理困境，而这种相对持久的内心痛苦是心理冲突的体现。

如果一个人已经决定离婚，或者离婚能够使她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那么，最能给她帮助的人不是心理治疗或咨询者，而是律师。律师将帮助她如何离婚(协议离婚，还是向法院起诉)，帮助她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如子女抚养权，家庭财产应得的份额等)，把损失降低到可能的最低程度。对处理这类问题，律师可以提供最佳帮助，而心理治疗或咨询者却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的知识能力来满足求助者的要求。

这个例子也可以使我们理解，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有它特殊的服务内容和方法，不同于一般教育工作，不同于职业咨询，也不同于有关婚姻、知识产权、遗产、名誉权等等法律纠纷的咨询。

不偏倚的原则，虽然源于心理分析治疗，但是，它对其他心理治疗也是同样适用的。

以上三条只是基本的要求，并不能包括一切。但即使是这三条，要真正做到，在根本态度和理论上都有深刻体会，确实很不简单，也不容易。这就要求心理治疗者在理论学习和治疗实践中不断提高。在治疗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重要的是每一次治疗后，我们都必须作记录，进行回忆思考．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我们便会减少错误而逐渐成为成热的有丰富经验的心理治疗者。

二、亲密的人际关系

亲子关系是人类为数不多的若干种亲密关系之一。如果恰当地加以利用，父母亲便能够成功地教育子女健康成长。如果亲子之间缺乏亲密感，子女的成长便难免出现各式各样的麻烦、困难或障碍。再者，如果父母亲在角色扮演上步入了误区，子女的教育也容易遇到困难。能够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经常为小儿子不听话而苦恼，优秀教师却教不好自己的子女，问题往往发生在所谓角色混乱（roleconfusion)上面。多年戎马生涯的将军养成了对下级发布命令的习惯，如果他把这种行为模式搬用到儿子身上，并非战士的小淘气当然不听指挥。做母亲的优秀教师如果望子成龙之心太切，对儿子要求太严，仁慈的母亲便有被挤到第二位的危险；而一旦亲密关系受损．母子双方的情感都会遭到伤害；而情感出了故障可以使教学法被歪曲、被滥用，儿子也容易由于母爱受损而感到委屈，从而妨碍学习之正常进行。不少儿童少年把父母的话当做耳边风，而老师的倡议或教导却像“圣旨”一样，丝毫不走样地得到坚决认真执行。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人际相互作用之有效性和有益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心理治疗的实践已经反复证实，治疗者与病人之间的个人性的亲密关系可以对病人起巨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然而，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般地说，不是短时间可以发展起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心理治疗疗程也就是发展关系的过程。

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俗话说，别久情疏。套用关于学习的古训，我们也可以说，亲密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即使心理治疗者已经和病人发展了相当亲密的关系，也不可掉以轻心，从此疏忽大意。如果这样，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也会衰退，疗效便会出现反复。

在第三章里，我们将讨论“压抑”在神经症发病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亲密关系之最大的治疗作用就在于\去压抑\。

举一个实例。一位高中三年级学生诉苦说，一年来感到学习十分紧张，几乎体验不到轻松愉快是什么滋味了。同时，上课注意力很难集中，即使勉强集中也不能持久，经常感到思绪纷纭，不能进行有条理的思考，因此，学习效率急剧下降。此外，他还感到头上像戴着个沉重的铁帽子似的，十分难受。尤其糟糕的是，晚上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睡，白天则感到精神不振。医生听了这些主诉后，首先想到的是，病人正在经受着压抑造成的苦恼和困难。显然，治疗的首要任务是去压抑。因此，医生以随便聊家常的方式和病人交谈，了解学习和家庭的各种情况。病人很快谈出了他的心里话。他家住在中关村，他家所住的公寓里全是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父母亲一为教授一为高级工程师。据他说．这一带家庭的子女大多数高中毕业后都考入北大或清华等名牌大学。他从高二起，开始为高考而担心。他说，如果考不上大学，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还给他父母亲丢脸。说至此，病人忍不住掉泪了。为了高考，病人两年来放弃了一切娱乐活动，连电视也只看“新闻联播”(这也是为了高考考政治作准备)。病人读初中时对文学颇感兴趣，但升入高中以后，由于父母的劝告，不再阅读任何课余文艺读物，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数理化和英语上面了。不难想象，抛弃原有的兴趣爱好，迫使自己集中精力于并不太感兴趣的科目，这对一位少年人来说，要求多大的意志努力去加强压抑。担心对不起父母，给父母丢脸，更是火上加油，使病人不得不倾注全力以加强压抑。他承认，在初中本来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这两年几乎变了一个人。

一次轻松的交谈和一般的支持性治疗，使病人颇有一些如释重负之感。医生写了一张条子，建议一周之内在病人父母认为合适的时候陪伴病人同来门诊。第二次门诊时，医生先分别与病人及他的父母交谈，然后四个人一起交谈。这次谈话很成功。病人的父母亲理解能力强，也很通情达理。他们二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儿子即使现在休学，高中不毕业，不再念书，也丝毫无损于父母的面子；事业上的成就高低，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并不单纯决定于是否大学毕业．瓦特、爱迪生、法拉第，等等，都没有上过大学。父母还向病人表示歉意，说他们错误地“好心办了坏事”，其实，学文和学理工同样可以对社会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如此等等。这次会谈使病人心上的愁云为之一扫。他说：“好久了，没有像今天这么*****。”两个月以后，病人写信告诉医生，他经过短时间休息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学习胜任愉快，也有了适当的文娱体育活动；至于高考，他认为考得上当然好，考不上明年再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位病人总共接受了四次治疗。

正如E.FrOMM(1980)所说，如果心理治疗者不能为病人提供或创造一种随便而宽松的交谈气氛，那么，多么高明的技术也是不起作用的。

上面的例子，病情比较简单，病人人格相对健康，再加上父母亲的密切配合，这些都是产生良好疗效的重要因素。但病人感到医生对他很亲切，理解他的难处，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病情复杂、病程长的病人，尤其是病人人格很不健康甚至有人格障碍，发展亲密的治疗关系往往很不容易，但也更加重要。

下面，就有关亲密关系的几个关键性概念作简短的说明。

\接受\病人是发展关系的前提。所谓接受，指宽容病人的短处和缺点，同时又重视和欣赏病人的长处和优点。对于优秀售货员来说，凡是走进商店的人都是顾客，一律热情接待，即使他逛了个遍什么也不买。这是无条件的接受之一个很好的比喻。心理治疗者更是如此，即使病人性情古怪，难于接近和交谈，也必须真诚地接受。治疗者无条件地接受病人，有可能促使病人也逐渐接受治疗者。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互相接受。

\理解\的操作定义是，治疗者把病人说的话用自己的语言再表达出来，并得到了病人的认可。用一套让无法反驳的道理迫使病人点头，不仅不能算理解，而且是与道理背道而驰的。

“尊重”意味着把人外在的属性(如美貌、学问、才能、财富、地位、权势等等)搁置一旁，而把人作为有内心体验、有思想感情、有生活追求的活生生的存在（ｄａｓｅｉｎ）去对待，也意味着把病人作为有个人独特性、独立自主性的人去对待。通俗地说，我为什么尊重你?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只是由于你和我一样，都是人!即使我一无所有，自尊却是命运所无法夺走的。正因为我尊重自己“这个人”，所以我也就很自然地尊重你“这个人。我们可以同情、怜悯一条狗或什么别的动物，我们也可以喜欢某种所谓宠物，但我们不可能尊重一只动物。同情心是必要的，但它绝不能取代尊重。一般地说，神经症病人有自卑心理(详见第二章)，这是由于幼年未能满足被人尊重之需要的结果。因此，尊重神经症病人，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心理治疗作用。

“投情”(empathy)的定义是，暂时抛开自我而与对方认同(identification)。通俗地说，投情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力图走进病人的内心世界里去，不作任何判断和评价，去体验病人的体验。应该承认，人们的投情能力差异是很大的。投情能力太低的人从事心理治疗是困难的。人们常说的“善解人意”，跟投情的意?思很接近。必须将援瓣(projection)(详见第三章)严格区别于投情。一般地说，投情与投射之间存在反比关系。投射最常见的例子便是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小人之心，几乎人皆有之，只是有人敢于面对勇于承认，有些人却死不认账罢了。既然不肯承认自己有小人之心，这小人之心便只好硬扣在别人头上了，这便是投射。心理治疗者有投射，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紧的是得有自知之明，很快就能觉察到自己在投射，这样，便能自觉地防止投射对心理治疗的干扰。投情也可解释为二人具有“共同的体验域”(commonfield0fexperience），即俗话所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举例说，如果病人身体不适的诉述还没有说完，医生便急于打断病人的话，改而询问病人别的问题，那就与病人缺乏“共同的体验域\，也谈不上什么投情。因身体症状而苦恼且顾虑重重的神经症病人，往往深恐医生不重视他的诉述，担心医生嫌他罗嗦。对于这种病人，医生应该采用两种措施：(1)向病人保证有充足的时间供病人详述他的症状和病史，如果一次谈不完(因时间有限，还有病人在外面等得着急)，下次再谈，暂时忘了说的，以后补充，只要病人愿意，有的是机会。(2)专心、耐心而且关心地倾听病人的诉述，并且做记录。为了使病人放心，医生在听完后可以把病人的病情复述一遍，使病人相信医生确实已经听进去并且记住了。这对于以身体不适为主诉的神经症病人，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如果医生对病人的症状漠不关心．怎么能使病人对医生产生信任呢?亲密关系究竟发展得怎样了?医生切不可持主观主义的观点，即自认为友好、热情、关怀等等，就算仁至义尽，以为在亲密关系方面没问题了。这是不行的。亲密关系是否已经确立，要视病人的情况而定。就病人而言，如果他能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不论说什么和不论如何说，他也不担心会被看不起或被拒绝，他从治疗者那里得到帮助并不感到难为情或欠了人情债，那么可以说，病人感到他与治疗者的关系是亲密的。

显然，亲密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全面而深入地理解病人，它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治疗。也就是说，亲密的关系本身可以缓解症状，减轻病人的痛苦。

三、建设性的人际关系

也许，恩爱夫妻是世间最亲密的二人关系，但是，亲密关系并不一定是建设性的。有些恩爱夫妻几乎完全生活在“二人世界”里，不关心任何第三者的祸福，甚至对第三者取拒斥或厌恶的态度，其极端的例子便是精神病学中所谓的二联性精神病(folieadeux)。

建设性这一关系特点，可以说是心理治疗之目的所在，因此是不可缺少的。

有时，病人依赖治疗者，达到了迷信和盲目崇拜的程度。治疗者欢迎病人依赖他，并因此而感到满足。这种关系可以相当亲密却不是建设性的。

建设性意味着，二人关系促进病人的自我理解，增进病人的自尊、自信和独立自主精神，以及有利于潜力的发挥，病人能够把他与治疗者的关系以及发展关系的经验成功地应用于其他人际交往之中。

精神障碍病人的真正进步总是包含着病人态度之某种转变。神经症性态度主要有：依赖；自卑(与优越感好似一对孪生子)；完美主义倾向；渴求被爱而不主动地去爱别人；对自己不接受(表现为否认、回避、借口、自我苛求等)；对别人有攻击性(表现为敌意、好挑错好指责、怨天尤人、嫉妒等)。从效应上说，如果人际关系促进了上述态度的转变，那么，关系便是建设性的。

为了发展治疗关系和产生疗效，治疗者的态度是根本性的。对病人的体验漠不关心，便不大可能对病人有什么帮助。然而，强烈的助人动机可能使治疗者急于求成或持急功近利的态度，这种态度容易助长病人的焦虑心情，当交谈进行不顺利时，治疗者容易产生急躁情绪。人们公认，良好的治疗气氛是以病人感到轻松、随便为指标。强烈的助人动机和眼看着病人受苦且交谈无进展，却要求自己轻松自然，这一尖锐的冲突对治疗者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很多病人一心只想从治疗者那里得到帮助，却几乎不能体验交谈本身的价值和乐趣。这常常是与治疗者本人未能很好解决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冲突有关。还有不少病人在心理治疗*****谈的当时自我感觉良好，一离开治疗者就完全是另一种心情，甚至若有所失，不知所措。有时这与治疗者的下述情况有关：治疗者未能把心理治疗工作整合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接触病人时似乎戴着面具在演戏既不大自然，当然也不显出他们真实的自我。一个人愈是不健康，愈是倾向于滥用防御机制(详见第三章)。有些医生对病人过于客气，显然也是一种防御。有些治疗者强调技术而轻视关系，他们以通晓心理机制而自豪，总是对病的症状进行解释，病人不接受便换个方式再说，却觉察不到机制的解释已经成了一种防御把自己包裹了起来。这种治疗者避免与病人发生真正的沟通，他们害怕勾起自己的心理冲安或触及内心的痛处。所有上述这些不恰当的态度，都必须通过专业训练或自我磨练加以解决。

kuqizizhihua

2008-08-30 01:18

第三节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身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

没有母亲或她的代理人的喂养和照料，新生儿便无法生存下去。这就促使婴儿对母亲产生依恋；。依恋是人类最初始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种情感，是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几乎一切社会情感发展的基础。它通常在五六个月至九十个月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在一岁半至两岁半达到高峰。如果不是孩子大脑或身体发育有缺陷或障碍，不出现依恋

的原因便是亲子关系出了问题，例如，母亲或她的代理人并不爱孩子，很少接触孩子，不爱抚孩子，不跟孩子交流情感，等。代理人更换频繁也使孩子无法产生依恋。从来没有过依恋感的孩子长大后可能成为只顾自己而对别人毫无感情的人，也可能成为缺乏安全感或对人过分猜疑而不信任的人，还可能成为具有破坏性和攻击性的人，如此等等。

孩子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亲子相互作用之中进行的。亲子关系的质量决定着社会化过程是否顺利、是否发生障碍或缺陷，也决定着社会化所可能达到的水平。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人格之核心部分或基本结构，是在学龄前即人生的最初几年里大体上定型眠当然，这在强大程度上也是亲子相互作用的产物。

马斯洛(A．H．Maslow)所说的基本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被人尊重和自尊的需要)在人生开始的几年里就已经存在。如果这些需要在童年得不到满足，精神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障碍，人格的发展也会出现障碍。

对婴幼儿来说，父母亲的态度和行为应具有前后一贯性，这样，他们才能有把握地预测未来，也才会有安全感。儿童基于昨天什么行为被允许或得到赞许，他们便能推断今天的什么行为也会得到允许或赞许，他们对自己和未来便有了信心，便有了安全感。我们必须明确，对儿童安全造成威胁的，并不是毒蛇猛兽，也不是自然灾变，而是周围的人尤其是负有养育责任的人的行为疏忽或失误。如果父母对幼小的孩子缺乏爱护和关怀，孩子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如果孩子今天的什么行为得到赞许，什么行为受到制止，并不取决于父母的一贯态度，而取决于父母此刻是否头痛或消化不良，取决于父母今天心情是否愉快，甚至是取决于父母打麻将牌的输赢，那么，儿童便会感到这个世界完全无法预料，当然也就没有安全感。童年深埋着的不安全感，是将来患神经症的一个重要根源。

父母的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也十分重要。如果父母木和，意见分歧，孩子便不能(至少很难)形成评价事情好坏的统一标准，也就不能发展无冲突的价值观。很多青年人的心理冲突可以从父母教养原则的不一致那里找到根源。

位大学毕业已一年的23岁的女孩子问医生：“我现在该不该谈男朋友呢?\交谈得知，她的父母亲一直向她灌输这样的思想：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学习好，自然会有人来找你，用不着发愁找不到对象。这位姑娘在大学四年之中，几乎从来不跟男同学交往。参加工作近一年来，一遇男同事跟她交谈，她就觉得不知说什么好，感到无话可说，十分尴尬。这位姑娘虽然年龄早已成年，可她的社交能力和性格还不如一位健康的初中生成熟。

前面提到了幼儿依恋情感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就必须逐渐“放权\，鼓励孩子在家庭外与同龄人交往，鼓励孩子独立自主。

依赖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独立自主精神的发展，一是转变为对父母的依赖。依赖是一种不成熟不健康的心理或性格特点，神经症病人的很多苦恼、困难和心理冲突的根源就是依赖。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人从小到大，只有在于同龄人经常的交往中，心理才能走向成熟。一直在父母，长辈羽翼的保护下长大的人，既缺乏社交能力，也学不会平等待人的精神。这一点在某些独生子女身上尤其突出。孩子只有通过人际交往的实际经验才能学会待人接物，而不可能单纯靠父母的说教学会这些。在家中，如果有一个苹果或一块蛋糕，父母照例让给孩子吃，这很容易使孩子产生特权观念，似乎一切好东西理应由他一个人独享。倒是在幼儿园里，孩子可以学到许多在家里学不到的东西。幼儿园的老师是懂得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使孩子学会人人平等的道理的。吃饼干，每人四片，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分苹果，每人一个，大小一个样。正是这种生活实践，使孩子们逐渐懂得，所有小朋友都一样，大家平等。其实，父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在家里也完全可以进行同样的教育，产生同样的效果。母亲可以有意选购一个大苹果，回家与孩子分享，这不仅可以避免孩子产生特权观念，还可以增添情趣和加深亲密感。这样，孩子从小便会有“独乐乐不若与人??这种社会情感的萌芽，而不会成为自私或自我中心的人。

有些父母大惑不解：我们对孩子确实是一片真心，关怀爱护备至，为什么孩子越大越变得自私?其实，父母只要好好回想一下自己的言行，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例如，父母二人在谈论机关里分奖金评级别时流露出来的自私心理，无意中却感染了孩子。又例如，某次来客，父母用较次的糖果招待客人，把较好的留给自己家里人吃，孩子会一点儿也

不懂这个“道理\么?父母亲本人庸俗不堪．买架钢琴就想培养出孩子高尚的情操，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有些成人感到这个世界是友好的，他们的心胸开阔，与人相处一般不存什么戒心，也乐意对别人投入情感。有些成人则相反，感到这个世界是敌视他们的，他们经常提心吊胆，或心存戒备，与人交往时从不敢敞开胸怀，怕上当受骗，好猜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往往根植于童年时代，是跟不同类型的亲子关系相联系的。一般地说，父母是否善于理解孩子的思想情感，是否善于与孩子沟通，即同时也敞开胸怀让孩子理解他们，是决定性的因素。

孩子想吃巧克力，母亲说：“不行，马上就要吃饭了。吃了巧克力，你还吃饭不?光吃零食不吃饭，对身体不好。”

孩子玩得正欢，父亲说：“吵死了，真讨厌，到外边去玩去!”

即使用耐心说理的办法，态度也比较温和，性质并没有变，还是说服。任何两个人，只要互相企图说服对方，就会有一个胜利，一个失败(一个成为有理者，一个成为无理者)。当然也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总之，没有沟通。

亲子之问最重要的相互作用不是说服，而是沟通。

孩子想吃巧克力，父母亲首先要理解他有这种需要，也肯定他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父母亲甚至可以表达自己也喜欢吃巧克力(如果确实如此)，这便是沟通。有了沟通，便有可能通过商量就解决问题的途径达成共识。

如果没有沟通而采取说服的方式，不论父母说服成功或失败，总有一方感受挫折，而挫折感的积累，必然导致亲子关系不健康。

要发展良好的亲子关系，促进子女健康成长，惩罚和过分保护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妥善处理。这些将在第四章讨论。

对于个人来说，与父母亲的关系对于将来走出家庭后能否与其他重要关系人发展健康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也许，一切人际关系无不打上亲子关系的烙印，这就是人类学家为什么特别重视亲子关系之研究的缘故。

一个人如果在与父母交往中学会了沟通(善于理解别人也善于让别人理解自己)，他与同学、老师、朋友、同事、上下级等的关系也很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重要关系人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有力支柱，如果我们善于与他们发展亲密的关系的话。

当一位亲密的重要关系人发生变故(如生离死别、关系剧变等)时，人际交往能力对维持健康的作用就容易看出来了。如果人际交往能力强，通常就会有另外的重要关系人来填补空缺，也就是说，当事人会迅速发展与其他人的关系，把亲密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人际交往能力低下，当事人便不得不忍受精神上的痛苦而无法补偿，很可能出现精神障碍。由此可见，人际沟通的能力直接决定一个人对精神打击的承受能力。

kuqizizhihua

2008-08-30 01:29

第二章心理冲突

第一节 概述

心理冲突指的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情感或欲望同时并存于一个人的心理，当事人既不能放弃其中之一，又无法将二者

协调统一起来，从而体验着紧张、不安或其他不快甚至痛苦。

心理冲突，人皆有之。我国古代的学者早已有这方面的描述。

“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人之罹外刑者，金木讯之；罹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庄子?列御寇》)这里，“内刑”相当于上面说的心理冲突。来自外面的刀斧(“金”)和棒枷(“木??)使身体受刑。“内刑”指精神受刑，“动”指情欲发动摇作，“过??指因过错而后悔内疚等。“阴阳食之”的意思是说，两种对立的精神活动交错而侵蚀人的心灵。所谓“真人”，不过是庄子的一种幻想。

心理冲突使人不安而痛苦。道家和佛家把痛苦看做纯粹消极的，故对人生取逃避的态度。其实，痛苦可使人观沮丧，也可催人进取向上。

道教所设计的神仙，没有任何痛苦，也没有人类的任何欲望和需要，悠悠岁月，无事可做，在寂静的九天之上飘荡。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劲儿?恐怕只能视为用幻想聊以逃避现实的痛苦吧。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试验：给志愿受试者每天相当高的报酬，但要求他们逗留在无刺激的环境里，除进餐和上厕所外，日夜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戴半透明的护目境，虽有光感但什么也看不清楚。多数人两三天就主动要求停止试验，恢复自由行动了。(克雷奇等：《心理学纲要》下册，第383页，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年)可见，没有痛苦但却极其无聊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谁整天泡在幻想之中，或者想方设法回避痛苦．谁也就无法体验现实生活的幸福。

作为人类普遍经验的心理冲突，属于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本书不能深谈，不得已时偶尔涉及罢了。本书讨论的心理冲突，是作为心理治疗主要处理的问题，即神经症性心理冲突。

神经症性心理冲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大脑病理形态学改变作为基础。

2．心理冲突持久存在，通常持续一年以上。

3．心理冲突的痛苦令人难以忍受，病人力图从这种痛苦中摆脱出来，却反复失败，不能自拔。

4．心理冲突妨碍了正常的心理功能(如集中注意，良好的记忆，有条理的思考，相对稳定的心情，作抉择并付之于有效行动等)或导致社会功能受损(如不能上学，不能上班工作，不能操持家务，造成人际关系不和或不能正常地与人交往等)。

基于第1点，精神病学认为，神经症性心理冲突主要是心理社会因素造成的，不是大脑疾病的表现。

关于第2点，由于短暂的心理冲突有强烈的自发缓解的趋势，当事人照例不求助于专业心理治疗者或精神科医生，因而一般不在临床精神病学服务的范围之内。但是，病程虽然不到一年但持续好几个月之久的心理冲突者常常到综合医院看门诊或求助于心理咨询机构。

第3点，这很明显是病人求治之主要缘故。

第4点对于区别病态与非病态是必要的。．司马迁是最好的说明。他受腐刑(割去生殖器官的酷刑)后，感到极大的耻辱，经常忍不住产生自杀的念头，心理冲突之持久与痛苦都达到了严重的程度。“最下腐刑极矣!”(受腐刑是极端的耻辱)“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奴婢侍妾，还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我耻辱之强烈已很难使自己忍辱而不想自杀呢?)“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每想到自己这种耻辱，总是汗流浃背湿透衣衫。)“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卡厶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我所以忍辱苟活，监禁在肮脏

的牢狱之中而不自裁，是因为个人的志愿还没有完全实现，如果碌碌无为了此一生，我的文采就不能显扬于后世了。)(以上原文是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摘下来的，括弧里的白话译文系根据袁梅等《古文观止今译》，齐鲁书社，1993年版，略有改动)可见，持续一生且极端痛苦的心理冲突，不但没有使司马迁消沉下去，反而激发了他撰写《史记》的坚定信念。《史记》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这光耀千秋的文采，难道不是尖锐心理冲突撞击出来的火花!正因为如此，精神病学不认为司马迁的心理冲突是病态的：尽管十分痛苦而持久，但并未妨碍司马迁的心理和社会功能。

对神经症性心理冲突进行心理治疗之可行性和有效性，有以下两个前提：

1?心理冲突凡人皆不可免，这就使神经症病人的心理具有可理解性。

2?心理冲突可使人陷于非建设性甚至破坏性的病态，也可以成为人们进行建设性甚至创造性活动的动力，这就使神经症性心理冲突发生建设性转变成为可能。

否认上述两条，对神经症进行心理治疗就会成为缺乏理论根据或没有道理的事了。

本书的讨论主要限于神经症性心理冲突，所以除特别说明者外，今后提到心理冲突指的就是神经症性质的，这样可以避免哕嗦重复。

心理冲突由于某些因素或情况而加剧和迁延下去，我们把这类因素或情况用x表示。心理冲突由于某些因素或情况而缓和或得以解决，我们把这类因素或情况用y表示。

p(n)表示患神经症或发生神经症性心理冲突的概率(可能性的大小)，我们便有以下的一般性的公式：

p(n)＝x/y

下面，我们将根据学者们的理论和临床实际情况一加以讨论，并试用上述公式加以概括。

kuqizizhihua

2008-08-30 01:36

第二节 应该之暴虐

神经症病人的主诉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最一般的形式：感到控制不住自认应该加以控制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情绪)。实际上，“控制不住”和“应该”是神经症病人和心理治疗者谈话时最普遍使用的词语。

先从情绪谈起。

情绪包含三个方面：

1．内心的感受或主观体验，这照例具有相当的惰性或持续性。

2．不随意的身体客观表现，如内脏的生理变化，不由自主的肌肉紧张或肌肉收缩跳动。

3．随意的肌肉活动，如言语、行动、表情等。

情绪只要达到了一定的强度，那么，很显然，任何人都不能凭意志的努力直接而立刻地消除“1”和“2”。这是意志的局限性。完全明白这个道理，真心实意地承认个人意志的这种局限性，意味着自我接受。另一方面，意志的能动性体现

在“3”，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志能有效地直接控制行为。

对于不愉快的情绪来说，“3”愈有效，即愈是采取言语行动去有效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1”和“2”的减退和消失便愈快而彻底。

如果涉及欲望，那就更是没有有效行动便很难满足。行为愈有效，欲望的满足愈充分。

《三字经》说：“目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俱。”可见，情和欲很难截然分开。

神经症病人误以为人能“控制”情欲本身。其实，我们所能控制的只是情欲在行动上的表现。充其量，通过满足需要的有效行为，可以改变和调节情欲之“1”和“2”这两方面的现象。

事情往往跟神经症病人所设想的恰好相反：对“1”和“2”愈是力图控制“,1”和“2”反而愈加强烈而持久。不仅如此，一个人的注意和精力愈是集中于企图控制“1”和“2”，满足需要的有效行,动愈是被耽搁了，甚至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可见，我们不能不承认“控制不住”这个心理的事实。

那么，“应该”又是从何而来?“应该”意味着别人和社会对“我”的要求。

神经症病人照例是“应该感”强烈的人。追起根来，强烈的“应该感”来自父母、长辈的教训、惩罚、强求甚至苛求，来自父母、长辈对儿童的不理解、不宽容和不尊重。惩罚之内在化，便是“我应该”，因为一旦出现“不应该的”念头，便感到有受惩罚的危险。

霍妮(K．Horney)称为“应该之暴虐”(tyrannyofshoulds)者，就是说的此种情况。这种人的整个心灵处于“应该之虐统治之下，看事情、想问题、考虑行动，总是从“我应该”或“我不应该”出发。而很少从“我喜欢”、“我愿意”、“我要”出发。

每个社会都有禁忌，只是不同的社会禁忌的内容不尽相同罢了。如果父母、长辈对儿童限制过多，惩罚过严，要求过苛，那么，儿童从小就会满脑袋的禁忌意识。

每个社会都允许它的成员享有一定的权利。从心理卫生上说，我们必须明确的权利是：只要不违法和不妨害别人，每个人都有追求愉快的权利。显然，麓晋级意识极度膨胀的人，权利意识便相应地萎缩了。

其实，情欲本身一般并无所谓好坏，只是满足情欲的方式方法和行为有好坏之分。教养，在于启发、引导和帮助儿童以日益符合社会规范和愈来愈有效的行为模式去满足他们的情欲，而非批评或企图扼杀他们的情欲本身。切忌对儿童这个“人”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不要说某孩子是“坏孩子”，而只能说某种行为是不好的或坏的，而行为是可以改变的。

本节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公式：

p(n)=我应该；我不应该／我喜欢；我愿意；我要＝禁忌意识／权利意识

“控制不住”是控制太多太过分的结果，是“应该之暴虐”的产物，是禁忌意识过分强烈的表现禁忌意识。走出心理冲突的道路是发展个人的权利意识。当然，这首先要求我们每个人弄清楚自己究竞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否则，有效的行动就谈不上。

kuqizizhihua 2008-08-30 01:40

第三节 被爱的渴求

人们由于恋爱和婚姻生活而苦恼甚至痛苦不堪，是常见的。神经症病人大多都有这方面的不快经验，虽然不一定构成心理冲突的主要内容。

霍妮认为，被爱的渴求(thirstforlove)是神经症病人的一种常见心态。确实，被爱的渴求是使心理冲突尖锐化且持久不得解决的一种重要原因。

来自母亲的爱使婴幼儿产生相应的爱的反应。如果母亲的爱是真挚的、温暖的并且恒常不变，儿童也就逐渐学会了主动地爱别人的能力，这是健康成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如果一个人从小严重缺乏母爱，也没有其他亲近的人给予关爱以代替母爱的温暖和关怀，这个人就会产生“被爱的渴求”，同时，他也很难形成或不能学会主动地爱别人的能力。

主动爱别人的能力低下或缺乏，使一个人爱的需要总是得不到满足。这种人容易认为自己是不值得别人爱的人，也就更加没有勇气和信心去与别人亲近。眼看着别人被爱或两个人相互爱着，这种人容易感到自己不幸或这个世界不公平，容易怨天尤人，也容易嫉妒别人，这一切都给发展亲密的人际关系带来困难和阻碍。

然而，只要不是由于某些先天或后天疾病的原因造成了情感冷淡，被人爱和爱别人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按马斯洛的学说，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精神障碍。临床事实表明，情况确实如此。而最重要而常见的病态便是心理冲突。

本节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下列公式： p（n）＝被爱的渴求／主动爱别人的能力

因此，神经症病人的出路是，培养社交兴趣，提高社交技巧，逐渐学会理解和关心别人。一主动爱别人的能力提高了，发展了，一个人就会感到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来说，只有双方都主动，才会有真正的爱情。只要一方不主动，爱情就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有缺陷的。

kuqizizhihua

2008-08-30 01:48

第四节 自卑情结

自卑是苦恼和痛苦的，因此，自卑者总是想方设法要去掉这个心病。阿德勒(A．Adler)关于自卑的学说是现代心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心理治疗的实践也反复证实，心理冲突者几乎都是自卑的。

心理冲突者掩盖自卑的办法，一般是极力追求优越感，即争强好胜，力图超过别人。其实，争强好胜本身并非坏事，优秀运动员没有一个不是勤学苦练，非夺冠军不可的。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优秀运动员另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失败绝不沮丧气馁。而自卑者却是争强好胜而又输不起的人，这是他们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输不起呢?因为一旦失败，清楚地看到自己不如人，自卑便再也掩盖不住而在意识里显现出来，使他难以忍受。

自卑者一般是勤奋的。为了有把握超过别人，自卑者对自己要求很高，往往达到自我苛求的地步。这样便带来两种不利的效应：(1)在努力的过程中很难体验到轻松愉快，甚至感到紧张，当然，也就兴味索然。这种人并非对所学所做的

事本身感兴趣，唯一目的在于超过别人，体验优越的快感，或得到别人的夸奖才感到愉快。(2)由于所定的标准太高，往往导致挫折感和失败感，使痛苦更甚。

很多神经症病人诉述患病的原因是学习或工作过度紧张。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健康人具有张弛自调节能力，这就是说，在必要时(如遇意外紧急情况，或任务困难)可以使自己紧张起来，而一旦紧急情况过去了或者事情暂告一段落，又能使自己松弛下来。所谓过度紧张，实指持续紧张而不能松弛。学校有课间休息，工厂也有工间休息，并且总有吃饭睡觉的时间是完全可以松弛的。如果客观情况允许和要求放松休息，仍然感到紧张，这种过度紧张绝不是得病的原因，而是别有原因造成的结果，是已经得了病的症状表现，是张弛自调节之正常功能已经出了故障。

为什么会过度紧张呢?最常见的是担心失败，害怕落在别人后面，归根到底是自卑感在作怪。

有些病人似乎对自己有所了解，他们说，得病的原因说来说去只能怪自己，吃亏受罪就在于自尊心太强了。

这些病人的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他们错误地把自尊心和优越感混为一谈了。必须明确，自尊心和优越感是根本不同的。

优越感是自卑感的代偿，并且是不健康的代偿。为了完全掩盖自卑，这种代偿往往是过分的。举例说，一位学生考95分仍然哭鼻子，因为班上有好几位同学考100分，他没有得前三名。自卑之过分代偿要求人务必拔尖，事事出人头地，每次都得第一，这实际上是几乎不可能的。

说高考竞争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怎么能不过度紧张?实际上也不尽然。每年高考者甚多，但只有少数人过度紧张或患神经衰弱之类。完全或主要用客观情况来说明过度紧张的原因，是讲不通的。

优越感本身蕴含着看不起人，尤其看不起那些自认为是不如自己的人。因此，优越感照例妨碍良好人际关系的发展。优越感表现明显的人往往一个好朋友也没有。

自尊与尊重别人是同一心态的两个不同侧面。我为什么尊重你呢?唯一的理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人，都具有人的尊严。世界上只有人才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我们可以喜欢或怜悯一只动物，却谈不上尊重动物。如果今天你当官，我尊重你，明天你下了台，我就看不起你了，那叫做对“人”的尊重么?

追求优越感的人缺乏的正是自尊。所谓自卑只不过是自尊之缺乏罢了。

以优越感傲视于人者，其自以为优越于人之处是什么呢?高干家庭出身，有名，有钱，有权，有学问，有技术，美貌英俊，等等。然而，上述这一切都没有的人难道就不是人，也就不值得我们尊重?

中国人自卑的很多．这是由于．我们的父母亲往往不尊重子女。在缺乏尊重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人怎么能不自卑呢?马斯诺认为，首先是被人尊重，然后是自尊，这是人的基本需要。这种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就会发生精神障碍。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已经不是儿童了，甚至已经年满18岁了，由于从小很少被人尊重，以致埋下了自卑的种子，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必须从追求优越感以掩盖自卑感这种痛苦的心理冲突中醒悟过来，真正认识到这绝不是一条走向心理健康的正道。“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为时尚未为晚。

阿德勒的自卑学说，知道的人很多。但是，他的另一更为积极的提法，知道的人却很少。他主张，消除自卑唯一健康的途径，是培养Gemeinschaftsgefuhl。这是一个德语词，似乎还没有很恰当的汉译。英文译作socialfeeling，并

不确切，因为所谓社会情感，含义过于广泛笼统。阿德勒的意思指的主要是和周围人忧乐与共、休戚相关的情感。确实，一个人有了这种情感，自卑便失去了藏身之处。 自卑的对立面是自尊。对于一个青年或成年人来说，他必须在与人交往中逐渐学会尊重别人。开始时，也许只是出于礼貌，即使有所感也比较肤浅，这不要紧。自卑的造成，对别人缺乏尊重，这不是青少年的错，是长辈和不良的文化氛围造成的。当然，一味归咎于别人，丝毫无补于实际，要紧的是社交的实践。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尊重别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做下去，在学会尊重别人的过程中，我们也就会逐渐树立起真正的自尊。愈是尊重别人，自尊也愈是得到巩固。愈是自尊，也就自然会真心实意地尊重别人。 本节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下列公式： P(n)＝自卑感与优越感互相加强／尊重别人与自尊互相加强 kuqizizhihua

2008-08-30 01:54

第五节 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是德国精神病学家G．Aschaffenberg(1911)首先加以描述的。后来，K．Schneider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所描述的不安全的人格障碍，成了目前举世公认的强迫型人格障碍的描述模型，《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精神与行为障碍?临床描述与诊断要点》(1992)中的强迫型人格障碍便是如此。

马斯洛认为，安全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但是，这要求在幼年时得到满足，否则，不安全感便会在心灵生根，成年后很难拔除。从小在安全、温暖和充满爱的环境下生活的人，容易有安全感。反之，从小被冷落被遗弃，或者母亲具有焦虑气质，或者缺乏母爱，父母严重不和等，这种人就很可能有严重而深刻的不安全感。

安全对于个体和种族都是头等重要的。动物(尤其是草食动物、鸟类等)的交配繁殖总是要寻找到安全的处所后才进行。一旦出现被侵袭和被攻击的威胁，动物的性功能甚至会出现抑制。由此可见，人类安全的需要是有物种演化上长远的根源的，其需要之强烈也就不难理解。

有不安全感的人往往用过分追求安全的行为使自己感到心里踏实，即使费去过多的时间、精力和财物也在所不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成了这种人的行动指南或座右铭。

人生中的风险是客观地经常存在的，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的。这对大家都一样。有安全感的人“敢”字当头，如果天灾人祸临头，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无安全感的人却不然，他不能忍受一般人能够泰然处之的并无什么危险的处境，总是过分追求安全，以致严重牺牲效率和经济原则。

有一位职工，某次因交通堵塞，上班迟到了。她从此4点即起床，赶忙准备好一切后便匆匆地去公共汽车站。她必须坐上首班车，这才心里踏实。如果再迟到，那确实无论如何不能怪她了。然而，每年三百多天，为了坐上首班车获得暂时的安全感，她每天比人家要少睡2～3个小时，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严重地牺牲效率和不顾经济原则，有不安全感的人学习工作落后于人，缺乏成就感，所以从长远看来，他们的不安全感并不减轻，反而由于过分代偿而趋于严重。“转移”、“孤立”等防御机制(详见第三章)起作用，强迫症状便出现了。

未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不确定的。所谓生存焦虑，凡人都不可能绝对没有。健康人通过建设性的行为模式使自己体验着成就感，在从事感兴趣甚至强烈爱好的活动中体验着满足，在友爱的人际相互作用中体验着温暖和幸福，这一切便把焦虑和不安全感冲淡甚至淹没了。有不安全感的人，其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费在追求安全上，上述健康人的愉快

体验他们很少或几乎没有。这样一来，他们强烈地感受着人世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未来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世界的变化似乎毫无规律，偶然和意外的事件实在太多。于是，他们便人为地制造“规律”，使自己心理感到踏实。有一位病人每天刷牙必须按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上、中下的次序，每处刷三下，一遍完了再按同样次序和次数重复，总共三遍，不许多也不许少，更不能乱来。这种人做什么事都有刻板的程序和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感到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这种人不仅对自己强求(self—demanding)，也强求亲人和同事按他们的规矩行动，否则，便会感到强烈的不安和焦虑。可以想象，这种人很难与人和谐相处，更不容易跟人家有亲密感了。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人很“迷信”。其实，那不是任何一种作为民俗或意识形态的迷信，而是个人独特的所谓巫术化行为。有一位病人出门去买酱油，从出家门起，他就计数迎面碰见的人，到商店门口，总共碰见11人。他认为单数不吉利，什么也没有买裁走回家中。大家都知道，赌场上迷信是相当盛行的。这并不难理解，因为骰子究竟是单还是双，总是不确定的。每一次单双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这是不确定性的极大值。赌徒为了免于焦虑和加强赢钱的信心，只好乞灵于迷信。有不安全感的人几乎整个生活都是在进行机遇赌博，这就难怪他们要发展各自独特的“迷信”了。

本节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下列公式：

p（n）＝不安全感和过分追求安全／接受人生不安全这个现实，用有效行动发展人际关系

kuqizizhihua

2008-08-30 02:06

第六节 违禁性罪感

S．弗洛伊德在神经症病人身上看到了明显的或深埋着的罪感，并且发展了一整套理论，这是他对精神病理学的一大贡献。

其实，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类似的认识：“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这就是说，反观内心深处，丝毫没有罪恶感，也就不会有什么忧虑和恐惧了。

弗洛伊德的罪感学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但弗洛伊德将它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心理学学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的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发展成任何相应的心理学学说，这就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局限性里去寻找解释了。也许，泛伦理主义是阻碍我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我国文化过于看重现世(拒斥彼岸世界)，过于看重实用和功利，缺乏西方那种理性之穷究性和不顾后果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顺便一提，中国人缺乏西方人那种深厚而广泛的宗教意识，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面也不容忽视。叔本华说过，人是形而上的动物。这话颇有道理。人类智慧的高度发展使个人总不甘心于一死便万事皆空。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而恒久的需要。既然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也就只好采取廉价的代用品来弥补这个空缺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各种巫术、迷信大行其道的根源所在。然而，心理治疗的原则之一是．文化的某个方面或因索，即使它为很多人所接受、认可，如果它不利予甚至有害于心理卫生水平的提高，也必需加以反对。这是心理治疗者的一种根本态度。

现在把话拉回来。

s．弗洛伊德所说的罪感其实只是违禁性罪感，但他却以为人类只有这样一种单一的和同质的罪感，这就不对了。例如，还有自我背叛性罪感，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

还有一点必须指明，弗洛伊德生活在强调原罪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他重视违禁性罪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几乎不谈耻感，却与我国文化有所背离。这一点，将在下面一节里讨论。

儿童不识禁忌，言行肆无忌惮，也就免不了要受惩罚。惩罚的痛苦使儿童认识到哪些行为是坏的，也逐渐接受了父母、长辈的善恶标准。社会规范之个人化和个人的社会化，是同一过程之两种说法。惩罚一旦个人化和内在化，就成了自我惩罚。违禁性罪感的痛苦实际上就是自我惩罚的痛苦，所谓内疚、自责、自罪，听指即为此事。

?违禁性罪感也就是神经症性罪感，因为这种罪感愈是强烈而深刻，它就愈是可能通过防御机制而形成各种神经症症状。

违禁性罪感有以下三种常见的情形：

一种生活风俗、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

实际上，这就是前面谈到的“应该之暴虐”。这种人倾向于谨小慎微，因为任何小过失都可以激发他们的罪感，即所谓触及良心的痛处。清规戒律把他们紧紧地捆住了。这种人倾向于禁欲主义，即使遇上节日和喜庆的场合，他们也绝不敢有所放肆，因为也们害怕罪感的侵袭。因此，享乐能力低下是必然的结果。所谓有福不会享和自找苦吃，大多就是这种人。一句话，根深蒂固的违禁性罪感构成了人格的核心，弥散性地渗透到了观点、态度和亍为模式的方方面面。

二、禁忌的象征化

这在第三章讨论“转移”汶一防御机制时还要谈到这里仅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淫”字的本义是过分、过多，引申义指男女间的不正当性关系。“秽”字的本义是肮脏，引申义与“淫”字接近。淫秽二字连用，表明不洁和肮脏，早已具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这一点，中西文化不约而同。肉体不洁象征着灵魂不洁。以致许多强迫症病人整天没完没了地洗涤，似乎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罪恶。S．弗洛伊德称强迫症为“禁忌病”(tabooillness)，可谓切中要害。有些病人的禁忌已经明显远离社会习俗，病理性更加鲜明，例如，某病人回避一切圆形器物，吃饭盛菜一律用方形的食品盒，连写字也不用圆柱形笔杆而只用多面体笔杆，因为他认为做人应该方方正正，不应该圆滑。尽管表现形式相当荒谬，这一点病人心里也完全明白，但仍然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他心里才觉得好受些。对于神经症病人来说，荒谬意味着把现实加以非现实化，把道德加以非道德化，因为他们要逃避现实，要逃避道德上的自我惩罚。与此同时，在病人心目中，幻想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与道德无关的事变成了严重的道德问题。这就是心理冲突的辩证法。也可以说，荒谬是对不合理的违禁性罪感的反抗(“你不讲道理，我也不讲道理!”)。可惜，这种反抗不具有反思性(将自我客观化并作历吏的考察)和自觉性，所以只能陷于同一层次的重复之中(强迫症之重复性)。弗洛伊德的学说，随着他的研究重点从歇斯底里转向强迫症，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体系化，可以说主要是为了解释荒谬。弗洛伊德长于投情地(empathically)进入到病人的内心世界里去，但由于卷入过深，到头来使他的学说也不能免于荒谬。这里并没有贬意，伟大和荒谬从来就结有不解之缘。然而，如果我们原封不动地照搬弗洛伊德的理论，那就只有荒谬，伟大连影子也没有了。

三、混沌罪感

这是含胡笼统、不分青红皂白的罪感。例如，把观念和行动等同视之，把所谓“邪念”甚至自认不应该的想法一慨视之为罪恶；把儿童少年时的顽皮行为和小过失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深埋于心底，从来不曾提到意识的层面用成人宽容少儿的态度对待之；把哀悼心情渲染成罪恶，似乎亲人病逝是他一手造成的，等等。

前面已经提到过，权利意识是禁忌意识之有效的对抗剂。对于违禁性罪感，权利意识也同样是有效的对抗。

本节的讨论可概括为下列公式：

p（n）＝违禁性罪感 ／权利意识

kuqizizhihua 2008-08-30 02:13 第七节 个人耻感

耻感就是感到可耻，这是一种强烈而痛苦的情感，极端的情况可以直接导致自杀。

耻感有两种：群体耻感和个人耻感。前者属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领域，与精神病理学无直接关系。但是，在群体耻感高度发展的文化里，个人耻感也较其他文化常见而强烈。S．弗洛伊德认为，耻感充其量只是分离焦虑与罪感的中间过渡形式，它本身并没有多大的精神病理学的重要性。这种观点也许适合弗洛伊德所属的文化。在我国(也许还有日本)，如果忽视或不谈耻感，很多现象便无法理解和解释。《论语》有不少地方谈到耻。不属于儒家的管仲有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鲁迅先生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显然是列强侵略奴役中国造成的耻感之过分的代偿。

当成人对光屁股的幼童说“羞!羞!羞!”时，耻感便开始萌芽。并且，耻感的高度发展可以持续到成年，但也有不少人罪感却是不发展的。再者，耻感源于担心被孤立、被遗弃和被轻视，与违禁性罪感源于惩罚不同。可见，弗洛伊德关于耻感的学说至少不适用于中国。

《简明牛津词典》(第5版，1964年)face(脸)词条下有这样的词组和解释：loseface，behumiliated，loseone，screditorgDOdaam[_transl?ofChinesetiulien(译自汉语“丢脸”)]。可见所谓面子，对说英语的人来说是舶来品。过分墨亘子：实际上就是强烈耻感的一种代偿。

耻感的社会作用在于使人从众、从俗。

个人耻感和群体耻感之间，似乎存在反比关系。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群体耻感强烈．则个人耻感相对地不大明显。这种人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赞许。反之，个人耻感强烈的人一般对国家民族甚至家庭的利害荣辱都不大关心，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自己那张脸有无光彩。我们常说“赏脸”，表明面子是要别人赏给才有的。这就为心理冲突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语云，“死要面子活受罪”。一语道破了耻感强烈造成的心理冲突。我门甚至可说，个人耻感强烈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冲突。这种人特别不能忍受有伤面子的事，而热衷于别人对他的夸奖，即使言不由衷，听了也高兴。要得到别人的赞许，就必须迎合别人的价值观，这就容易使耻感强烈者陷于左右为难的处境。譬如说，张三欣赏服饰华丽，李四欣赏衣着朴素，那么，我怎么办?在张三眼里有面子势必在李四看来没有面子。正由于人们有着不同的甚至恰好相反的价值观，耻感强烈的人几乎时刻都有丢脸的危险，这就是“死要面子”势必“活受罪”的缘故。由于虚荣心太强，即使是人们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也使他们为之苦恼。想讨好所有的人。往往会得罪大多数人，这个道理并不难懂。然而，让这种人不解的是．争强好胜确实造成过度紧张，甘心落后于人难道就可取?爱面子虽然算不得什么美德，但人总不能死不要脸吧?关键在于，如果一个人未能牢固地确立个人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完全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个人耻感的阴影就有可能笼罩他的一生。

在我国，自卑往往是个人耻感的别名。如果学习工作一帆风顺，经常得到老师或上级的好评，这种人可以显得自信而踌躇满志。一旦丢了面子，如受到老师的批评或失宠于权威性的上级，往往一蹶不振，陷于不能自拔的痛苦之中。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过分爱面子的人往往极力克制自己，即使正当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敢反击。到了事后，丢面子的危险不复存在，便感到十分气愤。回到家里对父母或配偶发脾气，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大哭大闹，确实毫无丢脸的危险，但这种过时的和无效的行为不但无助于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还可能破坏家庭和睦和愉快的气氛，徒增后悔的痛苦，并不能有效地恢复内心的平静和促进心情的好转。

在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里，一个人要做到撕破面子坚持原则，确实很不容易。这是心理治疗所遇到的文化阻碍之一。前面已经提到，对于文化之不利于心理卫生的消极面，心理治疗必须坚持反对的原则。明确了这一点，治疗者和病人真诚合作，总是可以找到妥善处理的途径。

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是子女个人耻感强弱的一个决定因素。在尊重人性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个人的独立自主精神

自然得到了发展。反之，如果父母根本不尊重子女的正当权利，经常凭个人的好恶决定对子女的赏罚，子女取悦于父母时给予夸奖，不听话就斥责，或者，父母本人就是极好面子的，通过模仿或认同，子女也就很可能成为过分好面子的人。例外的情况是，父母虽然极爱面子，但也很重视对子女社交能力的培养。在这样的教养之下，子女长大后虽然很爱面子，却可以是位八面玲珑善于应酬f人物，也就是说，也很善于照顾别人的面子，如此则心理冲突f可能性较小。?

本节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下列公式：

p(n)＝个人耻感／集体荣誉感；个人的价值观；应酬能力

其他在第一章有关亲子关系和子女教养的讨论中，一部分可概为下列公式：

p(n)=依赖／独立自主的精神

第四章行为研究的部分讨论可概括为下列公式：

p(n)=僵化而有限的行为模式／可塑的行为模式；丰富的行为储备

第五章适应与调节的部分讨论可概括为下列公式：、p(n)＝重占有的生活(限于追求外目的)／重体验的生活(重视内目的)

kuqizizhihua

2008-08-30 02:18

第八节 常形和变形

心理冲突有常形和变形之分。

最好举例来加以说明。

某人想离婚，因为结婚五年以来，夫妻感情一直不和，并且越来越严重。近二三年来，几乎事无论大小，总是话不投机，互相争执，每一次争执都毫无结果，弄得双方部十分气愤又憋闷，极不痛快。如此相处下去，实在受罪，也妨碍工作时的心情和积极性。同时，他又不想离婚，因为婚前他曾一再说过，一定永远爱她，现在背信弃义，良心上实在说不过去。并且，也担心周围人们议论。再者，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现在刚三岁，离婚显然对孩子很不利。想离婚和不想离婚两种想法和倾向都很强烈，也都有旗鼓相当的理由，双方势均力敌，长期想来想去，始终解决不了，因而感到十分痛苦。这就是心理冲突的常形。当事人如果把详细经过告诉别人，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不会认为这是什么“神经病”或“精神病”。当然，也无需用什么特殊的心理学理论去解释这类夫妻不和的现象。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原也不足为怪。

可是，最后当他来找精神科医生看病时，情形却不同了。病人一进诊室就对医生说：“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饭，就自己跟自己打架，实在太痛苦了。”医生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病人进一步叙述：“每天晚饭后我就陷于一种不能自拔的两难境地，想吃药又不想吃药，反复斗争。”这在局外的一般人听起来就十分费解了。在一般人看来，吃药嘛，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呢?想吃就吃，不想吃就拉倒。如果由于缺乏医药知识无法决定，请教医生不就行了吗?医生叫你吃你就放心地吃，医生叫你别吃你就不吃，这不是很简单么。在这种问题上反复思想斗争，弄得痛苦不堪，实在叫人无法理解，一定是“神经”出了毛病，绕到牛角尖里出不来了。殊不知这吃药和不吃药的心理冲突包含着离婚和不离婚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和愿望。吃药和不吃药，是心理冲突的变形，离婚和不离婚是心理冲突的常形。变形由常形转变而来，观念内容变了，情欲的冲突未变，心理冲突的形式和性质未变。这个例子比较简单，转变的经过也不难弄清楚。转变的经过如下：

由于长期困于离婚不离婚的苦恼，病人开始另谋精神上的出路：感情生活不如意，从事业发展上去找补偿!于是，决定考“托福”，争取通过考试，到美国留学去。这个想法倒不坏，只是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病人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想夫妻吵架的事情，但不愉快的情绪绝不是驱之即去的。读书这事，看起来不费力气，口】是要求心情平静和注意集中，否则，就会读不进去。显然，夫妻不和的不快心情，使人心烦意乱，注意难以集中。下决心，调动意志的力量，虽然可以勉强读下去，但内心有不快情绪的干扰，读书效率不高：英文单词记住又忘了。病人只好开夜车，延长读书时间，一个单词反复多念几次，多复习几遍。不难想象，病人读起书来特别费精神，感到很紧张。深夜困了，只好上床。可是一躺下，满脑子尽是英文单词，驱之不去。病人开始失眠了。一出现失眠，病人便焦虑不安，心想睡不好觉，弄成神经衰弱，“托福，，和留学岂不都成了泡影?婚姻失败，事业无成，这一辈子岂不彻底完蛋?不行，找医生去。一般内科医生都很忙，哪有时间和病人细谈，一听说失眠，便开处方，叫病人服用催眠药。开始服用催眠药很有效，但不久就不灵了。病人遂自作主张，增加剂量，两种甚至三种药一起吃。这时，心理冲突开始发生变形，离婚与不离婚退居次要地位，可以不去想它了，考虑的焦点集中在吃药问题上。吃药么，白天昏昏沉沉，头脑很不好受，并且医生已经警告过，长期吃药会上瘾，还会损害肝功能，甚至导致肝硬变；不吃么，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烦躁焦虑达于极点。愈着急愈睡不着．愈睡不着愈着急，叫人无法忍受。最后，由内科转诊至精神科。病人一见精神科医生，便是这病例开头的那些话：每天吃完晚饭就自己跟自己“打架”，吃药还是不吃药两种思想发生激烈斗争。

从上面的病例可以看出，心理冲突的常形有两个特点：(1)它带有明显的道德色彩。确实，婚姻绝不只是个人的事，它涉及夫妻双方以及孩子的切身利益。不论你对离婚持什么观点，都不可能完全丢开道德。你可以认为离婚是道德的，也可以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离婚是不道德的。总之，丢不开道德判断。(2)它涉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婚姻乃人生大事，这是雅俗一致的观点。正因为如此，由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陷于心理冲突，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苦恼。

心理冲突的变形，如上例，也有相应的两个特点：(1)它的内容与道德没有什么关系。你很难说吃药和不吃药何者为道德何者为不道德，似乎跟道德扯不上。(2)它所涉及的事情或内容，在局外人和不懂精神病理学的人看来，是难以甚至无法理解的。吃药不吃药，可以说是生活小事，不值得去费脑筋反复思考，居然闹得那么痛苦，，尤其令人莫名其妙。

心理冲突的常形也可以表现为，生活中事无巨细，总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决。这照例是少年甚至童年就逐渐形成的人格障碍。

心理冲突的变形可以表现为相当奇特的形式，它由常形转变而来的过程，不通过心理治疗专业工作者的分析，是弄不清楚的。

为了理解和解释心理冲突的各种变形，必须借助于某种心理学的理论构想。下一章讨论的“防御机制”，便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kuqizizhihua

2008-08-30 02:28

第三章防御机制

第一节 引论

G．E．Vaillant(1992)认为，防御机制是S．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学最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他还写道，当精神病学进入21世纪时，弗洛伊德学说的许多部分可能会被抛弃，但关于防御机制的阐述却不会。

遗憾的是，亲受S．弗洛伊德教诲的弟子们及再传弟子们对防御机制的重要性似乎都认识不足，也较少注意，只有他的女儿A?弗洛伊德(1936)是唯一的例外。

在40年的长时间里，S．弗洛伊德辨认出并阐述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几乎所有的防御机制，但他本人在著作中使用的术语及其含义随着时间而常有变动。他本人也从未对防御机制作过系统的或前后一贯的总结性的论述，这就给他去世后的研究和应用带来了分歧和困难。

早在1894年，S．弗洛伊德就写道，情感可以与观念“脱节”，并“转移，?而与另外的观念“再附着”在一起。此时，他强调了“阻抑”(repression)的作用，这可以视为防御机制最原初的表述。此后，各种防御机制陆续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终于成为理解和解释人类心理(包括常态和病态)的一套有效的构想。

S．弗洛伊德确认，防御机制有五种性质：

1．防御机制是处理本能和情感的主要手段或措施。

2．防御机制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

3．各种防御机制是彼此离散的(discrete)。

4．尽管防御机制是精神科综合症的特征性标志，但它们是动力的和可逆的。

5．防御机制可以是适应性的，但也可以是病理的。

对于上述第二点，即“防御机制是无意识的\这个理论构想，人们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分歧。S．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他的理论性学说属于“超验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领域，即具有非实证性和非经验性。这大概就是DSM—Ⅲ(1980)将心理分析完全排斥在外的缘故，因为DSM一ⅡI力图将诊断和分类建立在现象和症状之描述的基础之上。1985年，在达拉斯市举行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年会上，对防御机制之经验的评估以相当规模的形式正式公之于世。在这次会议上，S．，r．Hausel?、J．C．Perry、L．McCullough、M．Bond和G．E．Vaillant五位学者各提出了一篇报告。1986年，这五篇报告由美国精神病学出版公司(APPl)以C1inicalInsights为名的专著形式出版了(编者为G．E．VaILLant)。从此，对防御机制的临床评估在美国开展起来，这就导致DSM一Ⅲ一R(1987)的编撰工作中设有专门的“防御机制顾问委员会”(AdvisoryComnlitteeonDefenseMech，dnisms)。此委员会的工作以建议和词汇表的形式载于I)SM—Ⅲ—R之中．而在DSM是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的。值得注意的是，在DSM一Ⅲ一R(pp．393～395)中，对防御机制下定义时完全放弃了“无意识的”这个术语，而只说防御机制是“相对地不随意的(relatiVelyinvoluntary)，这就使不同意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的人也可以接受了。

上述第三点说，“各种防御机制是彼此离散的”，这是大有争议的。就本书作者所涉猎的心理分析文献而言，分析家们所使用的防御机制的名称(术语)不下50个之多，它们的含义有些很近似，有些实为同义词，有些概念之内涵部分相重叠，事实上不能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剥离分开，使彼此独立。因此，可以说，就防御机制的术语及定义而言，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即建立一套共同接受和使用的术语系统，还有待于将来。

下面举几个例子．便不难看出术语及定义在使用上的分歧和混乱。 A．弗洛伊德(1936)确认了10种防御机制：

1．阻抑(repression)

2．退行(regression)

3．反相结构(reactivealterationoftheegoorreactionform~tion)

4．孤立(isolation)

5．取消(undoing)

6．内射(introjection)

7．投射(projection)

8．转向反对自己(turningagainsttheself)

9．逆转(reversal)

10．升华(sublimation)或转移(displacement)

DSM—Ⅲ—R列举了18种防御机制：

1．动作显现(actingout)

2．自闭性幻想(autisticfantasy)

3．否认(denial)

4．贬值(devaluation)

5．转移(displacement)

6．游离(dissociation)

7．理想化(idealization)

8．理智化(intellectuaIization)

9．孤立(isolation)

10．被动攻击(passiveaggression)

11．投射(projection)

12．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13．反相结构(reactionformation)

14．阻抑(repression)

15．躯体化(somatization)

16．割裂(splitting)

17．压抑(suppression)

18．取消(undoing)

在美国《精神病学综合教科书》第3版中，W．W．Meissner列举的防御机制计30种： l-否认(denial)

2．歪曲(distortion)

3．投射(projection)……妄想性的

4．动作显现(actingout)

5．堵塞(blocking)

6．疑病症(hypochondriasis)

7．内射(introjection)

8．被动攻击行为(passive—aggressivebehavior)

9．投射(projection)……非妄想性的

10．退行(regression)

11．分裂样幻想(schizoidfantasy)

12．躯体化(somatization)不成熟的机制之一

13．控制(controlling)

14．转移(displacement)

15．游离(dissociation)

16．外在化(externalixation)

17．抑制(inhibition)

18．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

19．孤立(isolation)

20．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21．反相结构(reactionformation)

22．阻抑(repression)

23．性欲化(sexualization)

24．躯体化(somatization)神经症性的

25．利他主义(altruism)

26．期待(anticipation)

27．禁欲(asceticism)

28．幽默(humor)

29．升华(sublimation)

30．压抑(suppression)

关于防御机制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四个要点：

1．防御机制是“相对地不随意的\完全随意的活动，如从事文娱体育活动，属于个人的“应对风格”(copingstyles)，本章不讨论]，其目标是缓解精神痛苦，也是处理心理冲突的手段。

2．防御机制人人都有，但每个人所采用的特殊机制不尽相同。若使用恰当，它有助于适应社会生活，维持相对健康的心理，也可以促进成长甚至发挥潜力。但是，若某种或某些防御机制使用不当或过分，便会妨碍人际交往，甚至破坏人际关系，导致精神症状，因而成为病理的。

3．防御机制是用以理解和解释现象和行为之理论性或假设性的心理过程，故不应该将现象或行为本身(如否认、被动攻击行为）视为防御机制，不应该采用症状术语(如疑病症、分裂症，自闭症)，也不应该采用生理学术语和概念(如抑制)进行描述：将对立面互相转化一类的辩证过程视为防御机制是不恰当的。

4?涉及精神病(如精神病性歪曲、妄想性投射、精神病性否认)和促成健康或高尚行为品质发展的机制，本书不在此章讨论。基于上述，本书讨论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下述八种：

1?压抑(suppression)，与某些形式的遗忘在内涵上部分重叠。

2?转移(displacement)，常表现为象征化(symbolization)或替代性满足(vicariousgratification)。

3?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与合理化(rationalizarion)在概念上是内涵部分重叠的。常表现为似乎有理的怨天尤人；

4?退行(regression)，表现多种多样，如寻求注意，过分的依赖、轻信，社会性退缩，用幻想代替现实，好奇和情绪反应之幼稚化，以及心情极不稳定，等。

5?投射(projection)，不包括表现为妄想、幻觉等一类精神

6?理想化(idealization)，常表现为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也可表现为对自己或别人的贬低。

7．代偿(psychicalcompensation)。 8?割裂(splitting)，与孤立(isolation)、将内心世界分隔成互不相通的部分(compartreentalization)等概念是密切相联系的。 kuqizizhihua

2008-08-30 02:35

第二节 压抑

压抑这种防御机制是，把令人痛苦或困扰的问题(如欲望、情感、心理冲突等)逐出意识之外的心理过程。这种过程是意识的，即可以认知地觉察到的(maybecognitivelyawareof)，不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随意的。打个浅显的比喻就更加容易明白：心脏的跳动是完全不随意的，我们不能用意志的努力直接使心跳加快、变慢或停止，但是，只要加以注意，我们完全可以认知地觉察到自己的心跳。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阻抑”(repression)。最初，S．弗洛伊德(1894)将“阻抑\和“防御”视为同一概念。他认为，“阻抑”，作为一种过程，是完全“无意识的”?它从来就未曾是意识的，它本身也不可能转变成意识的；可能成为意识内容的，只是被阻抑的观念、情感等等。对于这一经典的心理分析观点，就是S．弗洛伊德的门徒也有人未能接受，因为完全无意识的过程却体现人的动机和目的，这在道理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在DSM一Ⅲ一R(1987)中，??阻抑\被定义为“一种机制，通过它，一个人不能记起或认知地觉察到令他困扰的愿望、情感、思想或经验”。(PP．393\．W．Meissner将“阻抑”定义为t?把观念或情感逐出并保持在意识的觉察之外”。(见美国《精神病学综合教科书》第3版)

很显然，近十多年来，美国精神病学界已经在尽量避免使用t?无意识的，，这个有争议的术语了。如果我们想到，在本世纪20至50年代，心理分析理论在美国有着极大的势力，美国的心理分析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得多，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到理论方向的这一巨大转变。

文献中压抑和“阻抑\之经验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回想起来，后者却回想不起来。这种区分是相对的。R?J．Campbell在他编辑的英文版《精神病学词典》(第6版，1989)中写道：“压抑和阻抑之间可能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线。”(p．709)这本词典对“阻抑”的定义是：“将意识所不能接受的观念或冲动抛出、放逐并保持在意识以外之主动的过程。”(p．631)

本书作者认为，S．弗洛伊德的所谓阻抑只不过是压抑之一种极端的情况．并且在所谓阻抑过程中，无法排除反射性和条件反射性抑制(inhibition，本书视此为一生理学概念)的作用。(请参看拙作：《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分析和重建》，《上海精神医学》，1992，新4卷，第2期，第121页)

在日常心理活动中，压抑是常常在起作用的。当我们对自己说，“这事先不管它，明天再说吧”，就可能有压抑在起作用。当我们转移注意于另一件似乎更重要的事．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一件令人烦恼的事，压抑肯定在起作用。有时，我们迫使自己相信古人说的“吉人天相”，或者把注意集中于从坏事中寻找好的方面，也是在使用压抑这种防御机制。因为这样一来，不快感便减轻了，令人困扰的心理活动至少暂时被逐出意识之外。即使有意去参加娱乐活动以摆脱不快体验的纠缠(这通常叫做应对，coping)，如果没有对内心苦恼的压抑，恐怕什么娱乐也会玩不下去的，至少玩起来会索然无味。甚至用最简单的办法推迟行动，使自己不至于太鲁莽和欠冷静，例如，“从1数到10，然后再行动”，这也是在使用压抑。

最浅层的压抑，只不过是把令人困扰的问题之思考、作决定和采取行动暂时推迟一下罢了。过不了多久，那些烦人的问题还会在意识里重现，再一次引起当事人的注意。

深层的压抑可以导致相当长时间的忘却，甚至达到症状性遗忘的程度。

从幼年开始一直持续着的压抑照例构成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或性格之基础的一部分，例如，当事人完全不能认知地觉察到他的某种心理冲突的根源，而在旁观者看来却是昭然若揭的。A．弗洛伊德(1936)认为，“阻抑”在所有防御机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相对所有其他防御机制，它所完成的任务要多。对自我起限制作用的，以“阻抑”为最，因为“阻抑”把精神生沽的全部轨迹都从自我逐出。也许，其他防御机制只不过做些“阻抑，，留下来的未竟之业，或者，当“阻抑”失败，观念又回到意识，其他防御机制才发挥它们的作用。(p．49-----53)

如前述，本书把“阻抑”看做压抑之一种极端的形式。因此，把A．弗洛伊德上面这段话中的“阻抑”改成压抑，是同样说得通的。不仅如此，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压抑在神经症发病原理中的极端重要性。

过分的压抑导致心理冲突之尖锐化和持久化，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社会适应不良。因此，可以说，没有过分的压抑，就不会有神经症性心理冲突。过分的压抑具有自我否定的性质，故更确切地说，自我否定性压抑是神经症性的。

所谓自我否定性压抑，就是企图把自认为可耻的、邪恶的或至少是不应该的情欲从根本上消灭掉。也可以说，当事人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某种情欲，便不得不“上纲上线”，把那种情欲扣上可怕的帽子。例如，正值性欲旺盛的青少年未婚者，往往用手淫满足性欲，这本是毫不奇怪的，既谈不上邪恶，也无损于健康。但是，却有少数人用过分的压抑来对待自己的性欲和手淫，简直把万恶淫为首??奉为至理，这就势必导致尖锐的心理冲突：冲突的一方要满足性欲，冲突的另一方却坚决斥之为邪恶，极力压抑性欲。性欲是每一个健康人人性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抹杀性欲便等于把自我给否定了。实际上，这种人一旦陷入此种冲突之中，就再也找不到可以自我肯定的充足理由了。

自我否定性压抑源于害怕惩罚或丢脸，因而跟违禁性罪感或个人耻感密切相联系，而归根到底往往是由于父母教养不良和亲子关系的困扰。

从小在良好的教养条件和互相理解、尊重的亲子关系下生活的人，也会形成一种与自我否定性压抑根本不同的压抑，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压抑或成长性压抑。当事人对自己的欲望和需要的态度是认为它们合情合理，只不过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下不让它们立即得到满足(推迟满足也就是压抑)，或者，需考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方式使它们得到满足。这种压抑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既满足个人需要又符合社会规范，甚至是为了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和个人潜力的发挥。

人人都有情有欲，企图消灭情欲是反人性的。情感的表达和欲望的满足是人的一种权利。尊重自己权利的父母倾向于将心比心，因而也会尊重子女的权利。这也是良好亲子关系的表现。一旦对情欲取否定的评价和抹杀的态度，压抑就会趋于过分，而过分压抑必然导致情欲反抗的加强，这就会导致神经症性心理冲突。不仅如此，过分的压抑使我们对自己的情欲缺乏了解。对自己缺乏了解，当然找不到满足需要的途径。再者，被压抑的情欲总是要寻找出路和表现它们自己的。既然不让它们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方式表现和满足，它们就要借助于其他防御机制以扭曲和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心理冲突的变形(表现为精神症状)便出笼了。

适应性压抑只是推迟情欲的表现和满足，它并不企图消灭情欲，而是肯定它们之合情合理的存在，也就不致引起它们强烈的反抗。由于压抑不过分，各种情欲不时在意识里出现，健康人视此为人性的自然显现，对它们采取接受和宽容的态度，也就对人性的弱点有了自知之明。这也就是自我接受。与此相反，自我否定性压抑或过分的压抑，意味着不接受自己，同时也很难接受和宽容别人。

自我否定性压抑本身是不健康的．它倾向于导致紧张、焦虑、自卑、心理功能下降、社会适应不良，以及伴发各种生理功能障碍。同时，自我否定性压抑造成心理冲突尖锐化的痛苦，往往需要调动其他防御机制以缓解痛苦。因此，过分压抑往往是走向神经症的第一步。

kuqizizhihua 2008-08-30 02:41 第三节 转移

将情感或行动倾向从原来激起它们的人或事物重新指向另外的较少情欲联系的对象(人或事物)，叫做转移。通常，将情欲转变为行动．并直接指向激起反应之对象，例如一位美丽的已婚少妇，那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当事人容易体验到自责、耻感、恐惧等痛苦，而一旦转移了对象，威胁就解除了，精神痛苦也就趋于缓解。显然，这里包含着对原来情欲的压抑。

由于所转移的新对象给人的情欲以较不充分的满足，而所压抑的情欲并未消失而蠢蠢欲动，以致当事人只能反复地转移。通俗地说，一次满足不充分，再重复一次；重复一次仍不满足，又再来一次，终于使原来的情欲几乎完全固定在新对象上，连当事人自己也感到这种情况“不正常”，却“控制不住”了。

举一个病例。

病人女性，36岁，已婚，某机关党委办公室秘书。主诉近两周来总担心重要文件没有收进保险柜里，反复打开检查，检查后锁了仍不放心，又打开检查，如此反复不已。既妨碍了工作的有效进行，内心也很痛苦。病人从某医生处得知这是强迫症，前来要求治疗。

自述起病经过如下：病人在一个月前听了动员报告，报告号召广大党员跟不正之风作斗争。病人知道，她的顶头上司党委书记有不正之风，所以想检举。这位女秘书入党已】0年以上，工作一直十分认真负责，几乎是一丝不苟。因此，她想检举的动机是强烈的。但是，她又害怕打击报复。打击检举者的事例，报纸上时有报道，有些检举者的遭遇是悲惨的。她愈想愈害怕，尤其害怕连累丈夫和孩子跟她一起受苦。作为一位正直的党员，她也清楚地知道，怕打击报复而不检举，这是把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这种思想是丑恶的。一连两星期，她寝食不安，检举还是不检举斗争十分激烈，使她精神异常痛苦。病人认识到，这事使她受刺激太深，是她患病的原因。但这样的理解对她的病丝毫无补。

几次晤谈后，病人回忆起，在发病的前一两天，她想检举的决心愈来愈强烈。因为她想，如果她不检举，这一辈子良心上也不会得到平静。

起病的那天中午，她把文件收进保险柜准备去食堂吃午饭，走到门边回头一看，发现办公桌上还留有一份文件。病人顿时极为紧张、恐惧，赶快将这份文件也放进了保险柜。然而，病人不放心，又打开保险柜检查，如此反复，强迫症状便开始了。

治疗者通过与病人交谈，得知那份留在桌上的文件并非保密文件，是不必锁进保险柜的。因此，治疗者推断，见了那份文件引起的恐惧不安情绪是转移来的，这一点得帮助病人领悟。

进一步的交谈终于发现，在起病前一两天，随着想检举之心日益高涨，她害怕打击报复的恐惧也与日俱增。起病前的那个夜晚，病人完全失眠，心情紧张恐惧，联想很多，想到检举后遭打击报复所引起的各种可能的悲惨后果。因此，起病的那天上午，病人处于一种强烈恐惧不安的心情之中。

这时，治疗者的启发终于使病人领悟到，见到桌上那份无需保密的文件所产生的恐惧、紧张、不安，乃是害怕打击报复的恐惧之转移。

在第一次门诊时，病人说，她现在已经解决了检举不检举的问题。治疗者问她是如何解决的，病人说不清楚，而只是说，现在主要是强迫症的治疗问题，这个病不治好，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事实上，近两周来她已经完全不想什么检举不检举的了，似乎检举不检举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可见，检举和不检举这两种想法激起的冲突情感，已经完全转移到强迫症上面去了：文件已经锁在柜里了，文件并没有锁进柜子里去一这两种相反的观念带有从检举不检举转

移过来的几乎全部强烈情感，因而使强迫症状加剧，检举一事却悄然隐到幕后了。

病人一旦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结合事件的具体进程)领悟到，强迫症所包含的心理冲突乃是检举不检举这一现实的心理冲突的变形(通过转移这一防御机制)，强迫症状便开始减轻，而检举不检举的心理冲突重又显现于病人的意识。通过心理治疗交谈，病人逐渐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万全之策，有所得时必有所失，-?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仅强迫症走向缓解，病人对自己性格中的完美主义也有了一定的领悟，心理冲突也就不那么尖锐，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不仅强迫症可以用转移来理解，很多恐怖症也可以是转移的结果。

由于转移所指向的新对象起着替代或象征原来激起情欲的人或事物的作用，所以，有时也叫做替代性满足(vicariousgratification)，或叫做象征化(symbolization)。

据G．W．Allport(1958，转引自Meissner，1978)的说法，偏恶(prejudice)就是“建立在错误且不易改变的概括之基础上的憎恶”。这里，原来的憎恶不仅有转移，并且普遍化了(generali—zed)，即，凡具有与原来憎恶的人或物某些相同或相似之点的人或物，一概憎恶之。偏恶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精神科病，但它显然是不健康的，往往妨碍良好人际关系的发展。

与偏恶类似，在偏好(preference)的形成中，转移和普遍化也起着作用。除了某些特殊的偏好(如性偏好障碍、异食症)外，偏好并不妨碍人际交往和心理功能，不是病态的。

如果转移的对象使人得到较高层次的精神满足，行为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赞扬，例如，将情欲转移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上，转移到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上，转移到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上．就叫做升华；A．弗洛伊德(1936)的术语系统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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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 02:47

第四节 理智化

过分使用抽象思维，或者，以普遍化或概括化的形式处理个人情感上的苦恼或心理冲突，以掩盖个人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快，这种防御机制叫做理智化。

经常和习惯于使用理智化这种防御机制的人往往有其人格的特殊之处，他们的父母亲大多是缺少温情而喜欢讲道理且要求严格的人。

少年期，知识和思维能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他们偶尔发出“人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一类的感慨，却仍然保留着对学习、娱乐和日常生活的兴趣和恰当的处理能力，不能视为病态。如果青春期性的骚动使他们焦虑不安，使他们过分沉溺于用形式的、空洞的、抽象的术语(其实他们对这些术语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解)对个人模糊的本能冲动进行思考，用得越久，陷入愈深，而本能冲动所伴随的不安愈是不大觉察到；同时，对学习、娱乐和日常人际交往则越来越不感兴趣，则应该求助于心理治疗或咨询。

理智化的一种表现是专注于思考“人事\的因果关系，几乎完全忽视人的动机和目的。这是神经症病人在与医生交谈时最常见的一种表现。病人反复询问下述问题：他的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病?诊断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现在医学还不清楚的某种罕见的怪病?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消除病因而根治他的病?大．脑或其他器官有没有尚未查明的器质性病变?也许病变在分子或原子结构里，以致现有的仪器无法查出?这种药的药理作用是什么?有什么副作用?等等。同时，病人拒不谈他的心理。

把个人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完全归之于客观原因，避免反观和体验自己的内心活动，从而冲淡内疚和耻感的痛苦，这里也有理智化在起作用。当然，避开精神上的苦恼不谈，完全归因于身体(包括大脑)的疾病，对病本身忧虑重重，有过多不必要的担心害怕，转移这种防御机制也起着作用。

强迫症病人用抽象思维掩盖其心理冲突?是理智化的一种常见情况。G．E．Vaillant(1992)认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内在的转移(intrapsychicdisplacerflent)。当然，要将观念与情感脱节，压抑是不可少的机制。

合理化与理智化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并不相同，由于两者之间有过渡形式，故合并在一起讨论。

合理化这种防御机制远比理智化更为常见。也许，很少有人是从来不使用合理化这种防御的。合理化指为自己所不能接受的观念和情欲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合理化所采用的“理”，属于常理或人之常情，往往带有明显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色彩。例如，?谁不要名利?，，“哪有猫不吃鲜鱼的??，“中国有几个雷锋?”合理化的特点在于只要自己觉得合理就行，不像理智化那样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穷究性，也不企图完全掩盖或抹杀某种情欲。

过分使用合理化的人，很可能会在人际交往中发生困难，因为明明他没有理却还要强词夺理，使别人很难于跟他亲近或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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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 02:48

第五节 退行

退回到心理发育的较早阶段之生活态度、人际关系模式等，以回避现阶段面临的心理困境，叫做退行。常表现为采用早已放弃了的发育之先前阶段的行为和反应模式。

退行可以是适应性的。例如，内外科的急重病人一切依赖医生护士，放弃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反而便于医疗护理的进行。但是，到了缓解期，尤其是康复期，病人的依赖性便成为阻碍他们走向健康的适应不良心理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来说，依赖心理总是不利的，因为心理治疗要求病人发挥主动性。

除了歇斯底里以外，大多数神经症病人即使有某些退行的表现（依赖除外）也往往不突出，不占主要地位。

神经症病人依赖心理治疗者，再加上转移（S.弗洛伊德称之为移情，transference），是心理治疗者必须认真细致处理的重要问题。

少年儿童患身体疾病时容易出现退行的各种表现，这是父母和儿科医生必须重视的心理问题。如果父母原来就倾向于过分保护，孩子患病时更加容易过人迁就。有时，孩子身体病好了，心理问题却明显起来，有些孩子甚至出现精神障碍，或者，人格的健康发展严重受害，留下长期难以解决的困难。

年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在急性精神病性症状缓解后，不少出现退行的各种表现。这是疾病过程的一部分，还是主要地由心理社会因素所造成，似乎难说。但是，还管理论上怎么说明，缓解期的心理治疗必须加强，心理治疗者也应该帮助人的父母妥善地处理病人的种种幼稚化的表现，而不能听之任之，更不应该一味迁就病人。

kuqizizhihua

2008-09-02 23:44

第六节 投射

把本人不愿承认的情感、意图和观点等错误地归之于别人，这种防御机制叫做投射。

很多西方精神病学家把妄想视为投射的结果。本书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真性妄想的特点之上，安的个人独特性（idiosyncratic）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le or not understandable），而所有防御机制都是有助于理解人的心理之理论构想。

投射可以看做是跟反映（reflection）正好相反的过程。客观世界通过感官在我们心里形成知觉、表象、观念、情感等的过程叫反映。但人的心理跟镜子和照相机不同，它不仅能反映客观存在，它还把情感、观点和价值观投射到客观事物上。我们在心理愉快时，觉得花在含笑，鸟也在欢唱，而心情忧郁时，天空显得灰暗，一切了无生气，连流水也在呜咽。这就是投射的例子。这样理解的广义的投射，当然不限于防御机制这一狭义的概念。

健康的投射具有下述两个特点之一：（1）当事人知道（尤其是当他冷静下为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定的情感和价值观去看世界，使世界染上了主观的色彩。例如，我们知道，花既不会含笑，也不会发愁，只不过是看花人的心情不同罢了。（2）投身具有建设性，甚至创造性，例如，它创造了美，增添了辞海的情趣，或者，它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发展。

反之，如果当事人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在投射，认为客观世界就是主观上所渲染的那样；并且，投射不但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还妨碍或破坏了人际关系，这样的投射便是不健康的，甚至是病态的。

自卑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但自卑的人很容易认为别人看不起他，他却举不出任何证据，这种“认为别人看不起他”便是自卑的投射。

爱说别人自高自大而本人骨子却自大得严重，经常骂周围人自私自利的人恰好本人很自私，这样的例子常见。

把自认不好的观念和态度硬栽在头上，是投射最常见的形式，这可以称之为推诿（即诿过于人的意思）。推诿愈甚，自知之明又使推诿更进一步，这样一来，病态可能日趋严重。、

恐怖症病人都承认别人并不值得害怕，认识到害怕是没有道理 的，可事到临头仍然十分恐惧。通常，这是一种投射，是对自己的恐惧之投射。那么，对自己的恐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句话，源于对自己情欲之过分压抑。过分压抑引起情欲反抗地增强，这使病人感到，情欲似乎就要挣脱控制而变成为非礼的或违法的行为，这自然使人内心产生强烈的恐惧。这种内在的恐惧无法躲避的。一旦投射出去，使客观的别人或物件或处境成为可怕的，便比较容易应付了，因为外在的可怕的人或物可以采取回避行动来处理。因此，恐惧病人照例有病态的回避行为。

曹操行刺董卓未成被陈宫捕获后说的那一番话是多么的义正词严。可见，曹操是不愿意承认自已是奸臣和有叛逆之心的。正因为如此，曹操对他的下属猜疑心极重。这种猜疑正是曹操本人不忠之心的投射。

具有偏执价格特质的人最常采用的防御机制就是投射。这种人警惕性很高，过分挑别人的错，对来自别人批评特别过敏。

信任和亲密是最困扰偏执者的两件事。因此，礼貌、诚实和尊重是与偏执者相处最关紧要的规则。如果心理治疗者说话偶尔有错，应该立即真诚地表示歉意，而绝不可文过饰非。

要记住，即使是病态的投射，其中也往往包含着点滴的真理。

L.Havens（1985）所提出的所谓“反投射”（counterprojection），是一种很有用的技术。治疗者承认病人的投向有一定的道理，对病人缺乏充分根据的过分猜疑绝不跟他争辩，而是表示对人理智之信任。当然，这并非要治疗者同

意病人的投射是已证明了的事实。而是用“看来情况是如你所说”、“这当然是可能的”这样的措词。病人早已觉察到，他的猜疑连他的亲人也抱不信任的态度，这就能治疗者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条件。治疗者用同情和共同商讨对策的做法，是病人能够接受的。病人能够体会到，治疗者的建议是从他的利益出发的，因为感情用事，大吵大闹，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的，只要治疗者能促使偏执言语行动上趋于理智而不出轨，治疗便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事实上人际冲突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缓和。 对于猜疑心重的病人，要尽量避免直接提问，如不要问“你今年多少岁？”病人对别人刺探个人私事容易反感，往往不作回答。病人的内心反应是：“问这样的问题用心何在？”如果治疗者试作推断：“我估计你今年30多岁。”病人很可能立即反驳：“不，我今年已经整40了。” 显然，只有深入理解投射机制的各种心理表现，才能与偏执者进行逐渐深入的交谈，从而有效地帮助病人妥善地处理各种问题。 kuqizizhihua

2008-09-03 22:31

第七节 理想化

赋予自己或别夸大了的优良品质，以处理心理冲突，这种防御机制，叫做理想化。

正在结交异性朋友的青年人，当看到对方有自己所欣赏和重视的好的方面的同时，也发现对方有不少缺点和毛病，这就容易引起心理冲突：继续发展下去呢？还是至此为止呢？处理这种心理冲突的常见防御机制是，极力将对方美化，以致缺点成为无关紧要甚至等于不存在，这样，刚刚萌芽的爱情便迅速抽深度发展。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便是理想化这一机制之生动的写照。

人到了青春期，道德观念往往急速发展，甚至脱离实际地膨胀起来，这就是理想化在起作用的表现。老师谈到节约，孩子便走向禁欲主义；老师谈到学英雄，孩子便不顾一切地力行利他主义。儿童少年也往往倾向于将老师、“三好”学生、社会上宣扬的的模范人物理想化，给他们头上戴上耀眼的光环。在少年人的心目中，书上所描述的历史人物成了毫无缺点的完美人物，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这是由于，对于光明和黑暗并存的世界，儿童少年很难分清主次，理想化为处理心理冲突的常见机制。一位女孩子写信写A.弗洛伊德说：我与他约会时应该如何表现呢？请告诉我。严肃还是活泼？表现聪明伶俐，还是故意装傻？哪种表现使他喜欢我？见面时老是谈论关于他的事，还是一个劲儿谈论我自己，啊一种表现更好？A.弗洛伊德未作书面答复而约女孩面谈。晤谈时，A.弗洛伊德告诉她，在见面时，最好是把自己自然的流露出来，本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表现出什么样。那女孩听了，立即断言“那不行”，接着便对A.弗洛伊德发表长篇的议论，谁和说明使自己适合别人的爱好和期之必要性。她认为，只有那样，“才能保证达到他爱我，而要是他不爱我，我就无法再活下去了”。A.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理想主义的典型表现，既把男友理想化了，也力图将自己理想化。（A.freud,1936）

理想化的表现之一是，把感官享乐视为邪恶，这种禁欲主义蕴含着道德观常能使克制自己的人感到高人一等。当然，优越感的满足并不能使人在道德上真正高尚起来。

物极必反。理想化防御一量失败，有可能导致对自己或别人之过分贬低。

道成

2008-09-03 23:24

楼主辛苦了，有时间好好看看。

kuqizizhihua 2008-09-05 14:45

第八节 代偿

代偿，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不见于S.弗洛伊德和A.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不见于G.E.V.aillant（1992）专著中所提到的诸家开列的防御机制清单之中。

在阿德勒（A.Adler）关于自卑情结的卓越论述中，代偿是一个重要而不可少的概念，它是把觉的追求优越感（在我们的口语中，叫做争强好胜）与自卑感联结起来的中介环节。因此，本书作者认为，把代偿视为一种防御机制是有正当理由的。

代偿是力图超过别人以掩盖自卑的痛苦之防御机制，这是狭义的代偿。

关于自卑感和优越感的冲突，已在第二章中讨论过，此处不赘述。

代偿可以是自觉的和建设性的，其效应是使人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更有效地发挥个人的潜力。这通常表现在智力和才能方面，但在成功的代偿中，意志品质也得到了锻炼，后者地心理上较之才智更为重要。

其实，代偿并不限于自卑——自尊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马斯洛所说的三种基本需要未能得到满足都会导致过分代偿。有不安全感的人过分追求安全，不异牺牲经济和效率。爱与归属感未得到满足的人之过分代偿，表现为所谓被爱的渴求。这种人总觉得爱人与配偶对自己爱得不够，也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嫉妒。

防御，为了减轻痛苦和缓解心理冲突而任的防御，毕竟是消极的，也就倾向于过分 。只有逐渐深入地理解自我，用发展人际关系的积极行动去满足需要，同时发挥个人的潜力，老师积极的心理之道。显然，关键性的一环是去压抑（de-suppression）。要去掉过分的压抑，就必须改变对自我的态度，从自我否定转变为自我肯定，即自尊之确定。正如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所言，不知道任何一种外语的人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母语。少年人在遇到心理困难倾向于自我起来独自冥思苦想以求出路。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心理冲突的有效处理会愈来愈困难，自我扭曲会愈来愈甚。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人只有在人际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和幸心理。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是不可侵害的，强调“用发展人际关系的积极行动”来对付心理冲突，道理在此。

kuqizizhihua

2008-09-05 15:11

第九节 割裂

把自我割裂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而不能整合起来，作为一种防御过程，是S.弗洛伊德到了他生命的末期才认识的。主篇文章发表于他去世的次年（1940），被编入“标准版”的第23卷。

显然，这是一种不成熟的防御。儿童不是把自己或别人看做是完全好的，就是看作完全坏的，而不论哪一种的看法都不持久，以致常常在两极之间变来变去。刚才还既生气又伤心地说着“坏爸爸，坏爸爸”，可爸爸一哄他，亲热地抚慰他，眼泪还没干，同一个人立即变成了“好爸爸”，甚至骄傲地说：“我的爸爸可好了。”

儿童看电视或电影时最常提出的问题便是：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由于缺乏整合能力，儿童只能将世界在他们以上 中的图像尽量简单化，待人接物和处理事物惯于使用“非黑即白”的断语。在写字时，有一点得意之处便把整个作品捧之为完美，而一量发觉有“败笔”就恨不得把它撕掉从头再来。由于孩子的情感晚因偶然的事件而大变，对自己或对别人的评价从一极转变到另一菜常 常是不可预测的。

有时，孩子们也感到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这是由于他们正在体验着两价情感和意向（ambivalence），这是孩子们需要指导和帮助的重要时刻。成年人前后一贯态度和父母亲态度的一致有孩子难关。要不然，孤立（isolation）这一防御机制就会发展起来。S.弗洛伊德将孤立视为“阻抑”之“显著对立面”，这意思是说，“阻抑”把观念受聘意识而把情感保留在可觉察到和体验到的范围内，孤立则把情感受聘意识的领域，观念却保留在意识之中。有人视孤立主把情感跟观念内容分离开，使前者隐去。

S.弗洛伊德认为，孤立这一防御机制对于强迫症来说是独特的（peculiar）（1926）。但不少分析家并不以为然。有些人在经历一次精神创作后能够加快事件的经过，甚至包括谁知上的许多细节，但事件发生当时的情感体验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充其量只是说“完全蒙了”、“吓傻了”“吓呆了”之类。这咱经验不少人有过显然与强迫症无关，对受伤的心灵却显然起了保护作用。

诚然，在强迫症中，孤立的表现突出而持久，确实典型而特殊。病人的意识成为各种观念角逐的舞台，任何一个判断正着说和反过来说对于病人都同样站得住脚。如果A和B两个不同的观念对于病人不带任何情感，毫无利害关系或价值等于零，那么A=B和A≠B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对于病人便都言之成理了。病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于形式逻辑之纷争与困惑之中，也就势所必然。这根源，我以为在于与目的二者不能互相转化。这个问题将在第五章中讨论。

kuqizizhihua

2008-09-05 15:40

第十节 回顾与展望

过去，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分析的精神病理学似乎水火不相容。在本的前半世纪里，美国精神病学界普遍认为现象学的描述是没有生气的，心理分析理论则占据着压倒的优势。1980年DSM-Ⅲ的出版可以看做是美国精神病学发生巨大转变的一个鲜明标志。心理分析理论在DSM-Ⅲ里几乎消失不见，而描述症状学成为诊断和分类的主要基础或根据。

但是，事情并非至此为止。

几乎与DSM-Ⅲ的出版同时，对防御机制的研究也采用了问卷和量表的方法，并且发展迅速。

1980年，T.B.Karasu和A.E.Skodol建议在DSM-Ⅲ多轴诊断系统的5个轴之外，再增加一个第6轴（axis vi:psychodynamic evaluation）。1987年出版的DSM-Ⅲ-R虽然采纳这个但在“附录”中却增加了“防御机制词汇表”（glossary of defense mechanisms），而在DSM－Ⅳ（1994）中，防御机制则成了“供进一步的诸轴”（proposed axes for fuyther study）之一了（pp.751～757）。

对防御机制进行经验的评估，迄今已有多种方案。举一个例子，A.M.Jacobson等人制订了详细的评估手册，第一中防御都按5级评分，共收录12种机制，以投射为例：

评分1：几乎没有投射之很少几个例子。

评分2：有投射之很少几个例子。

评分3：受检者常常把自己不承认的愿望、思想和情感错误地感知为别人的，导致明显的社交焦虑、防卫性、过分警觉和对人不信任。

评分5：受检者实际上把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一切思想、情感和冲动都感知为源于别人，经常出现猜疑和夸大性质的明显歪曲。

评分X：无法评估。 这些评估工具（包括问卷、量表等）的设计和应用对心理治疗者是有帮助或启发性的，即使心理治疗者本人并不采用这些工具。 看来，在精神病理学的临床实践中，现象学和心理分析有倒流的趋势。这未来的理论整合中，心理分析中的合理合理部分将被加以吸收利用，而所谓超验心理学的概念可能被抛弃。 kuqizizhihua

2008-09-12 17:02

第四章 行为研究

第一节 惩罚

斯金纳（B.F.Skinner）的操作条件反射实验说明，一个行为的后果或效应决定着该行为此后出现的概率。这样，个体在特定环境下便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环境作用下发展起来的。

斯金纳虽然没有建立特殊的精神病理学学模型，但是，他强调惩罚在病态行为发生上的重要性，这对于治疗者理解病人和进行心理治疗很有价值。

惩罚是社会代理人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最常采用的方法。从惩罚者的角度看，这道理很明显，因为惩罚对于减少他们所不喜欢的行为来主有立竿见影的效应，而这效应又强化了者的行为，也就是说，惩罚的即时效应使惩罚者满意，惩罚者便倾向于再次使用惩罚。遗憾的是，惩罚所引起的复杂效应，很多人并不清楚。惩罚不能消除人们的行为储备，而只是在惩罚及其相关刺激存在的场合使行为出现的概率下降。

惩罚的第一个效应是激起行为人的情绪反应（如恐惧、愤怒），而这种情绪跟受惩罚的行为（如进食、性行为）可以是不是相容的。这可以说明食欲障碍、阳痿，性唤起困难或缺乏性快感等许多病例发病的根源。

惩罚的第二个效应是，事件过去以后，受过惩罚的行为本身可以引起跟行为不相容的情绪。有些病人一想起性行为就害怕，觉得不应该或可耻，可以从惩罚的第二个效应来理解。

惩罚的第三个效应是对结果的负强化。这就是说，逃避惩罚和回避条件化惩罚的行为被强化了，神经症性回避行为，归根到底来源于惩罚。

多拉和米勒（J.Dokkard and E.Miller）的学说常被视为用行为主謠术语对心理分析理论的翻译。和力比多（libido）相应，他们认为有一种推动行为的内在力量，叫做驱力（drive）。驱力减弱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推动行为的驱力可以使个体趋向满足需要的客体（如求食行为、求偶行为），也可以是回避（如逃避危险、威胁和痛苦）。在学习过程中，个体可以产生获得性驱力。食物偏好是在减轻饥饿驱力的过程中学到的，特殊的恐惧则是在减轻痛苦的过程中学到的。

驱力是个体产生行为反应和学习的先决条件。但是，特定行为的实际发生取决于环境情况。在任何特定环境是，可以不同的行为反应。有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有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按不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可以将行为反应一有序的结构，这有时取决于当时个体的生物学状态，有时则取决于过去的学习经验。得到奖赏（使需要满足）的行为反应在有序结构中的行序上升，没有得到奖赏行为反应在有序结构下降。可见诸行为之有序结构是可变的。

当两个或多个驱力不可调和时，便导致冲突。原发的驱力之间可以，获得的驱力之间也可以冲突，冲突还可以发生在原发的和获得的驱力之间。就行为而言，可以有双趋冲突、趋避冲突以及双避冲突。

对于神经症来说，下述两种冲突最重要也是最常见：

1. 愤怒或攻击倾向与恐惧或回避逃遁倾向之间的冲突。孩子受惩罚是恐惧冲突的根源。如果孩子的怒是合理的，例如正当需要得不到满足，正当权益受到侵犯等，家长应该给孩子以肯定评价，并帮助孩子克服阻碍达到目标，或给予适当的补偿。如果孩子的怒是不合理的，最简单的办法是装着没有看见不予理睬，使怒无效而消退。也可以用转移目标的办法，这是一种积极的好办法，但要求父母作相当的努力。最坏的办法是惩罚，因为容易造成怒惧冲突。给神经症埋下祸根。发怒的能力是自我肯定评价所必需的。如果滥施惩罚，有可能使孩子逐渐丧失发怒的能力，长大后很可能成为一个退缩、怯懦、依赖性强、自卑而心情郁闷的人。

2. 需要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儿童有强烈的好奇心，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喜好活动，如跑、跳、攀援、登高等，这些对促进智力和体力（包括操作技巧）的发展是不可少的。孩子的这些需要表现为行为时如果经常受到惩罚，惩罚激起的恐惧便可能与需要构成冲突。为了避免惩罚，孩子只好压抑自己的需要，逃走爱好便得不到发展，甚至就落落寡欢和缺乏生活追求的人。很多神经症人不清楚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多的却是恐惧，担心和顾虑，往往与童年所受惩罚有关。

父母对子女实施惩罚，照例可以得到来自在社会的广泛而有力的支持，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表现。我们中间有很多有在正当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侵犯时，妈不愤怒，也没有正当防卫行为，这是什么样的家庭教养培育出来的国民性呢？其实，所谓邪恶，就是肆意践踏别人的权益。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且谈不上正当防卫，与邪恶作斗争的正义感和英雄行为又从哪里来呢？

毛然（O.H.Mowrer）的学说有时被称之为两阶学说。在第一阶段，无关或中性刺激（就无条件反射或本能而言）由于条件联系而引起焦虑，也就是说，无关刺激成了危险的信号。在第二阶段，回避反应由于它有减轻痛苦的即时效应而得到强化，所以它持续了下来，尽管回避的延迟效应是不利的。这个学说做两因素学说。如果弱的资深先于强的惩罚被行为者所感受，适应不良的行为（神经病性行为）便可能持续存在下去，尽管总的说来惩罚多于奖赏。

和斯金纳一样，毛然也重视惩罚在病态行为发生中的作用。惩罚太多可以妨碍行为殾地信号的辨别，也就是说，行为者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把多种近似但实际不同的信号都看做是危险的信号，这就是妨碍行为者以不同方式处理问题之造就能力的发展。如果惩罚太重，行为者了为减轻痛苦，对危险生很小的信号也极力回避，行为模式主要是防御性的。有许多处境，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有利于正常的成长，才能促进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和发展，病人却一律回避。难怪毛然说，神经症病人是这样的人，他“学会了如何不去学习”（has learned how not to learn）这话十分精辟，它可以说明各式各样神经症性借口的来源。一位神经症病人完全清楚，他的最主要的毛病或弱点就是缺乏社交能力，跟人打交道时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好。他也完全同意治疗者的观点，只有在社交实践中才能逐渐提高社交能力，但他却极力回避与人交往。他的借口很多：“社交会妨碍学习”；“现在世风不下，我害怕会上当受骗，也担心会染上不良的习惯”；

“我怕人家会看不起我，当众丢脸”；等等。这些似乎有理的“借口”表明，这位病人确实已经“学会了如何不去学习”。

儿童通过惩罚得知在父母心目什么行为是坏的和应受惩罚的。为了免于下一次的惩罚，儿童不假思索或被迫接受了父母的观点，禁忌意识便发展想来。极端的情况便是神经病，这种人满脑子都是禁忌，思考和行为总是“怕”字当头：怕挫折失败，怕犯错误，怕出洋相丢脸，等等。惩罚导致对情欲的压抑，但即使是过分的压抑也不可能消灭情欲。情欲的反抗和蠢蠢欲动。使病人产生模糊而深埋着的罪恶感，这不是第二章讨论过的违禁性罪感。也就是安吉尔所说的“病态的良心”，这是惩罚之最严重的恶果。

惩罚的极端情况叫做虐待。虐待儿童是指父母之一方或双方对孩子施以身体伤害或严重忽视孩子的温饱或有病不管等

情况，也指并非父母但对孩子负有照顾生活之责任的人的上述情况。

医学界最早的正式报告发表于1946年美国放射杂志上，报告人用放射线摄影确证孩子的肢体长骨有多发性骨折，而孩子判定为检查是因为头部外伤（慢性硬膜下血肿）。最后终于真相大白，孩子的伤完全是父母造成的。1962年，“挨打孩子综合症”（battered child syndrome）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据英国学者格拉汉（P.Graham,1979）和流行学调查，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每1000人中每年有3人受到身体伤害的虐待，另外还有7人严重被忽视或遭受性虐待。又据狍尔文等（J.A,.Baldwin and J.E.Cliver）的随访调查，受严重虐待的孩子中有10%死亡，存活中有四分之一智力发育有障碍。国内情况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调查数据，但估计情况不可乐观。可以举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作为例证。这就是1992年11月21《羊城晚报》关于广州市小学教师惩罚学生情况。据报道，学校教师的惩罚真是五花八门，如罚站、罚跪、罚蹲、罚跑、罚倒立、罚扫地..............有了孩子上课多说话，教师干脆用不干胶纸给他的嘴贴上封条。等等

为人师表者尚且如此，我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就可想而知。

据西方研究，经常惩罚子女甚至虐待子女的父母群有下列特点，过于年轻；有人格障碍；有精神科病；经济困难；过去有犯罪纪录；婚姻不和或破裂；私生子；等。他们之中很多人有过不幸的童年，在童年并不限于所谓下层社会。某些享有社会声誉、温文尔雅的绅士、贵妇人被揭发为子女虐待者，往往使人甚感意外。其实，在这里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父母的人格或精神健康水平。若从父母和子女两方面来考察，是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是，亲子之间未能建立亲密的感情联系。（M.Rutter，1981）

就孩子本人的特点说，老是哭个不停是挨打的常见的原因，婴儿有两种典型：一种典型是健康，长得好看，很少哭，常常微笑，总之，十分逗人喜爱。他们吸奶、大小便有规律，睡眠也安稳。另一种典型是所谓不好带的孩子，他们吸奶、大小便、睡眠等方面的问题多，健康问题多，情绪问题也多，年龄稍大往往变得倔强而怪僻，或者特别多动。按理说，不大健康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遗憾的是，事实却往往相反，孩子愈不健康，教养僡是不良，亲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少数孩子长大走上犯罪的道路。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孩子从小到大的历史留给人们的，照例是一堆疑问和深深的遗憾。

kuqizizhihua

2008-09-13 14:44

第二节 过分保护

父母对子女的过分保护，主要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办代替，另一方面是过分的控制（限制自由）

这方面的动物实验很难设计，所以即使是在大厚本的动物行为实验的综述性专著里也没有见到过。

梅尔札克（R.Melzack,1975）将一种苏格兰猎犬（活泼、跑得快而且凶猛）从生下来起就单个地完全孤立地放在笼子里饲养，剥夺了来自环境的一切正常刺激，甚至连身体的撞击、敲打和摩擦等都没有。这种狗成熟后对有害刺激的反应令人惊异。用点燃的火柴去接近狗的鼻子，狗反射性地后退，但接着很快又用鼻子来“嗅”点燃的火柴，如此反复甚至达3次之多。用针扎狗的肢体，狗几乎没有痛觉的行为反应。当针刺透皮肤时，狗照例的反应是趋向针，而不是逃避，也看不出什么情绪反应。在正常环境下生长的同窝的狗却大不相同，它们对有害刺激的即将到来反应迅速，实验者几乎无法用针或点燃的火柴去接近它们。

这种实验虽然是有关痛觉的研究，它证实个体引起痛觉的刺激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经验。但是，这种实验对我们理解过分保护的害处也有启发。过分保护使人缺乏很多至关重要的亲身经验，使长大后适应社会发生困难。

尝试与错误（trial and error）是学习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比条件反射更基本，因为没有神经系统的单细胞动物也有

这种学习行为。可是，很多人忽视了这种学习的重要性。幼童相当部分行为错误照例只是达不到目标，却并无危害。如果不加限制，也不包办代替，幼童将继续实践，通过尝试与错误，使行为日臻有效。如果加以限制或制止，尤其是给予惩罚，幼童将不再尝试，这就阻碍了适应性行为的发展。神经病人的行为储备往往是很有限的，例如不会社交，至少，不富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与不同的人交往。这使人有理由推断，他们在儿童少年期受的限制太多，有夶多包办代替，被剥夺了在实践中发展行为储备的可能性。

包办代替指父母完全代替孩子做许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同时也不注意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技巧，反而培养孩子的依赖心理。孩子已经能够自己吃饭了，父母却要喂他们吃；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父母仍替他们穿衣服；如此等等。父母似乎总是怕孩子做不好，不忍心让孩子面对困难和经受挫折，或者怕耽误时间。从表面上和眼前看，包办代替似乎对孩子有好处，并且也节省了父母等候的时间，但从长远看，对孩子却非常不利，因为剥夺孩子实践的机会，使孩子得不到锻炼，也就阻碍了孩子的成长。

过分控制指父母对子女实行直接的和尽可能完全的“全天候”的控制。孩子的活动被限制在卧室和起居室内，或限于母亲的身边。充其量不超过母亲视力之所及。孩子想到户外游戏或到邻居家找同龄人玩耍，总是不被允许。这样，来自家庭以外的一切影响都被切断。即使外出，父母总是牵着孩子，绝不撒手。不让孩子跟其他孩子接触和游戏，唯恐孩子受人欺侮和受到不良影响，有些母亲甚至禁止父亲管孩子，似乎只有把孩子完全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她才满意。这种母亲对孩子是绝对权威，强调孩子要听话、要服从，用各种清规戒律约束孩子，干预孩子的个人意志，防止和制止孩子的独立行为。父母对孩子频繁地发布指示和禁令，如不许淘气，不许闹，不许跑，不许跳，坐着不许动，手不许这儿摸那儿摸，身体要坐直........没完没了的指责和纠正。

过分保护的母亲倾向于将孩子幼稚化，即将孩子看成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这种母亲跟孩子的身体接触过多。已经好几岁了，还经常长时间搂抱在怀里，像婴儿一样。幼稚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跟孩子说话喜欢用儿语，有些话几乎只有母子只有母子两个人懂。“小宝贝”，“我和乖孩子”等话不离口，甚至已经成年了，称呼仍用乳名。

以上说的是过分保护的主要表现。

下面，我们来考察过分保护对孩子有什么不利的影响。简述如下：

1.独立生活能力差。童年时动作笨拙，远不如健康的同龄人。上中学了，连个人生活也不能自理，如不会洗衣服，掉了纽扣不会缝，连面条也不会煮，更不会上市场购物。

2.社会化不足。这就是童年而言。到了青年期，则表现为社交无能，缺乏社交动机，过分害羞，见了生人感到无话可说，不知所措。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给儿童制订了社会化不足的诊断标准（DSM-Ⅲ）很有参考价值。如果下述五条只符合一条，或者一条也不符合，就是社会化不足：（1）至少有一位同龄朋友，且友谊维持至少6个月之久。（2）在看不到有什么即时的好处的情况下能够主动帮助别人。（3）做了错事造成了明显的不好后果但并未被人发现时感到难过或后悔。（4）别人做了对他不利事有损的事，能够原谅而不指责别人，也不告状。（5）对朋友或同伴的福利表示关心，或者能够分享别人的幸福与快乐，如为另人生日、考试优秀、获奖等感到高兴，主动向别人祝贺。

显然，过分保护造成童年社会化不足，是一种严重的情况，因为童年的社会化也就是健康性格雏形的发展形成过程。

在过分保护下长大的青年，学校成绩可能优秀，但一出校门跨入社会就会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所学知识技术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懂人情世帮，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不会跟人交流思想以利合作，更谈不上组织才能。

3. 性心理不成熟。对父母过分依赖，使感情完全固定在父母身上，除了父母以外，对谁也爱不起来。

4. 自我中心。不理解不体贴别人的心情，从来也不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童年的自我中心很可能成为成年后不健康而又很难改变的性格之核心部分。

5. 不负责任的行为。过分控制使孩子经常有不自由和受压抑的体验，有时便爆发为不合理的冲动行为。逃学、骂街、斗殴、偷窃、破坏公物等在受到过分保护的儿童少年中不少见的。这种行为对于行为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行为本身伴有一种冲破约束的快感。这样一来，每次不良行为都被快感所强化，所以容易成为习惯。过分保护伤害了孩子的独立和自由，使孩子心情不舒畅。但孩子并不知道他的不愉快从何而来，只能体验到民泄行为给他带来的快感。事后，孩子也知道，他的破坏性或攻击性行为不对，但时隔不久，老毛病还是重犯。孩子本从想改也不知从何下手，家长、老师往往也分析不出根源何在。但是，如果让孩子离开父母亲一段时间，例如到夏令营去生活几个星期，孩子的独立精神得到发挥，自由不爱限制，好奇心和创造性受到鼓励，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就，甚至消失了。

家长和教师往往侧重于跟孩子讲道理。其实，孩子何尝不懂得骂人、打人等行为不对。筹建在于，如果循规蹈矩意味着按父母的指示和禁令行为，意味着不自由和心情不愉快的体验，而任何的指示和禁令行动，意味着不自由和心情不愉快的体验，而任何一种形式的“胡作非为”当然会给孩子带来快感。这就是孩子反常行为炎奥秘所在。用第五章的术语来说，孩子的“胡作非为”首先而且主要是为了内目的，如果也有外目的，那是后来附加的。

6两价性依赖。过分保护造成孩子对父母强烈的依赖情感。生活细节全需父母代劳，精神上就谈不上独立。过分保护限制了孩子的自由和自主性，这就同时也造成孩子的不愉快和对父母的不满，不过，这种不满照例是受着压抑的，孩子本人并不清楚地认识到。到了少年期，冲突逐渐尖锐化。在有些人，两价性依赖已经成了性格的核心部分，这就为神经症性心理性冲突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过分保护是一种不良的教养方式，其表现和恶果上面已经作了说明。现在，我们来看看其根源何在。

一般地说，过分保护主要是来自母亲，父亲常是协从者。

施行过分保护的母亲，大多是本人基本需要未得到满足的人，因此也可以说她们多少有几分病态，对子女的过分保护只不是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这种母亲有被爱的渴求，而他们渴望子孩子那里得到爱，似乎只有孩子对她们忠诚、驯服和一刻也不离开，才能止住她们感情上的饥渴。有些母亲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她们把本人的不安全感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时刻为了孩子安全焦虑，这当然也容易导致过分保护。有的母亲有强烈的占有欲，除了占有，她们几乎没有其他形式的满足，而如果名利、权势等的占有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们也就只好把占有的对象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在 旁观者看来，过分保护的事实和它的害处是容易看清楚的，道理也不难懂，但施行过分保护的母亲却照例毫无自知之明，也听不进去别人的忠告。因此，过分保护大多得不到矫正。通常，通常，孩子发生了明显的情绪、行为或品行障碍，或者，母子矛盾尖锐化，这时才求助于心理咨询专家或其它专家。问题首先在子女身上暴露出来，根子却在父母。最好的办法是预防，就是已婚妇女和准备做母亲的人事先接受培训和心理咨询。

kuqizizhihua

2008-09-15 23:49

第三节 模仿

班杜拉（A.Band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虽然也借用了强化这个概念，但他更重视模仿。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模仿：模仿学习和模仿操作，后者必须强化，而前者在没有强化的条件下仍然发生。在混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往往直接模仿成人的不健康甚至病态的行为。由于模仿，本来需加以抑制的行为去不抑制，无需抑制的行为反应却被掏了。班杜拉强调，恐怖症行为并不是源于对有害客体或处境的反应，而是亲眼看到别人的恐惧反应或受伤的后果。对抑制性反应的模仿，使儿童不去臭味相投应付困难而一味回避或退缩。父母亲发脾气也可以引起儿童模仿，以致在没有相应的和足够的刺激的情况下儿童也会发脾气，也就是说，此时，儿童发脾气是一种适应不良的表现。

人们普遍认为，身教重于言教。这从儿童富于模仿的角度说来是很有道理的。所谓潜移默化，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模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盖德

2008-09-16 09:11

kuqizizhihua：辛苦咯。

kuqizizhihua

2008-09-16 11:01

只要让大家都好起来，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kuqizizhihua

2008-09-16 11:02

第四节 母爱剥夺

这里讨论的母爱剥夺是广义的，它可以是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可以是长期的或短期的。母亲不喜欢孩子也是一种母爱剥夺。所谓剥夺，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享受母爱的权利。

哈洛(H．F．Harlow)的社会性剥夺实验是很有影响的。据观察，在自然条件下，婴猴与母猴的关系要经历几个阶段。最开始，婴猴与母猴的亲密接触行为完全是反射性的，这是为了保证营养和得到保护的一种生来就有的机制。随着随意运动功能的发展，进入依恋期，此时出现非营养性的相互作用，“跟随”和“模仿”这两种行为机制开始起显著的作用。接着是安全期，婴猴的探索行增多，母子相互作用的频率下降，婴猴与环境中其他客体的接触频率上升。最后，随着与环境的接触增多，婴猴逐渐进入分离期，伴有依赖行为的母子关系告终。

哈洛将恒河猴的婴猴与它们的母亲隔离开，结果婴猴出现各种异常的行为表现。这就是所谓剥夺实验。剥夺开始的时间愈早，持续的时间愈长，导致病理行为的可能性愈大。

哈洛认为，除了满足饥渴这一需要以外，母猴为婴猴提供接触舒适(contact comfort)的经验很重要，因为它能推动婴猴情绪的发展。剥夺了接触舒适经验的幼猴不但没有亲密的情绪和行为的流露，而且，在危害性刺激作用时，幼猴显示高度的恐惧和类似孤独症的行为，而不是逃向母猴或进行探索。哈洛还认为，接触舒适经验与生物学需要的满足(使驱力下降)并无相关。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观点，因为学习心理学家一般地都把适应性社交行为看做生物性强化的延伸或扩展。

哈洛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同辈群体经验对正常行为的发展也有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同辈群体经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接触舒适经验缺乏造成的缺陷。反之，有适当营养和接触舒适经验的猴子，如果剥夺了同辈相互作用的机会，仍然会显出严重的病态行为。这种雌猴成熟以后．有显著异常的母亲行为，它们不理睬甚至攻击自己所生的婴猴。

显然，哈洛在猴子身上所做的实验和观察．对于我们理解人类适应不良行为的发生机制是很有启发的。总起来说，这些在猴子身上做的实验和观察所得的结论，跟人类子女教养的经验是一致的，即：母爱和同辈交往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是不可缺少的。

婴幼儿与母亲分离引起的异常反应，现在总称之为分离反应(separation reaction)。这种反应大体可分为三期：一开始是抗议期，此时婴幼儿大哭不已，如果能说话就反复哭着喊妈妈，而且活动增多，烦躁不安，易激惹。如此持

续一周左右，“抗议\逐渐停止，婴幼儿表现沮丧，退缩，活动减少，无精打采，对周围环境中的变动不关心、不注意、不感兴趣也没有反应，满脸愁容，大声哭喊转变为啜泣，这叫做抑郁期。大多数婴幼儿经几周即进入康复期，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最早关于人类母子分离的研究之权威性报告是1960年鲍尔比(J．Bowlby)的论文。他认为，婴幼儿与母亲长时间分离可以导致类似成人抑郁症的表现。精神病学家称之为依附性抑郁(ana—cIitie depression)。然而，到现在为止，婴幼儿的这种异常经验和反应跟成年期的抑郁症究竟有什么关系，仍然见解分歧，而且没有一种观点是被证实了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严重的或长期的母爱剥夺与未成年人(18岁以下)的品行障碍有密切的关系。

实际情况往往很复杂，而不只是单纯的缺乏母爱。父母不和或意见分歧使孩子不知何去何从，父亲的苛求、惩罚或过分保护，祖辈的过分保护等因素往往同时起作用。

苛求对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十分不利，它可以导致过分压抑情欲而形成心理冲突，也可以导致反社会行为。遗憾的是，许多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对苛求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以为，只要不骂不打，不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就谈不上苛求。其实，一切超过儿童发育年龄的要求都是苛求，即使对孩子提出要求时采取耐心说理的方式。同样，惩罚也并不限于打骂，限制自由，侵犯儿童应享有的权利，不理睬，不爱抚，不给应有的鼓励和赞许，以及叨叨唠唠，都起着类似惩罚的作用。

隔代教养在我国是相当常见的情况，因为许多母亲从事职业工作，无暇照顾子女。有人把这种情况造成的不良后果称之为隔代教养综合症，那是不恰当的，因为隔代教养并不导致特殊的综合症，不良的后果多种多样，它们取决于祖孙关系以及家庭环境中的许多变量。一部分祖辈像父母一样对孩子是 的。有些祖辈唯恐孩子发生事故而无法向孩子的父母交待，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险\的办法，实际上是只顾身体健康而不管心理健康。还有些祖辈对孙辈并不感兴趣，更无爱心，他们只是基于义务或回报子女的赡养而不得不照顾小孙子。有些祖辈对子女把自己应负的教养责任推到他们身上颇为不满，经常叨唠抱怨，甚至把对子女的不满发泄在孙辈儿童身上。尽管这些情况都不利于甚至有害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却各不相同。

隔代教养还往往留下持久的后患。孩子长大到一定的年龄(上小学或上初中的年龄)便离开祖辈回到父母身边，但亲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缺乏亲密关系，这就给后来的亲子冲突埋下了根苗。

kuqizizhihua

2008-09-16 11:05

第五节 游戏

作为动物学术语，游戏指动物在缺乏正常刺激时呈现出的行为，或由正常刺激引起但并没有完成全套仪式化行为模式的行为。游戏行为只见于哺乳动物和鸟类。游戏常见于未成年动物，是学习成年行为的过程的一部分。小猫和其他未成年猎食动物的游戏行为大多是用以练习捕食技能。成年动物也游戏。马、牛和其他有蹄哺乳动物，有时无缘无故地奔跑、相互追逐和尥蹶子。狗用进攻姿势来诱使其他狗参加争斗游戏。(摘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205页)。

游戏是幼童学习的一种主要形式。不仅如此，游戏是儿童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要素行为。在两个人以上的共同游戏中，儿童学会社交和互相理解。许多不同种类的游戏都有其特殊的游戏规则。童年学会了遵守游戏规则，成年后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就会容易些，不那么勉强。

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生既有严肃性的一面，也有游戏性的一面。《三字经》这本宋朝末年编写的蒙学教材，800年来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影响是巨大的。此书结尾的几句“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可以代表我国传统文化对游戏之占优势的观点。遗憾的是，“戏无益”是根本错误的。许多为人父母者持“戏无益??的观点教养子女，

极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发展。 先看看野蛮人和所谓原始部落吧。他们为了活命，就得冒着被野兽咬死的危险去打猎，那是极其严肃的事。可是，一旦打猎成功，他们便聚在一起或围成一圈，一边吃着用火烤熟的鲜美的肉，一边在篝火旁又唱又跳，尽情欢乐。游戏是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促进理解，加强团结，鼓舞斗志，消除疲劳，增添生活情趣，等等。游戏之用，大矣哉! 求助于心理治疗的病人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严肃有余而游戏不足的。了解这些病人的生活经历时，常常发现他们的童年就是玩得很不够的。善于游戏的人，游戏本身就是目的，而神经症病人往往过分看重游戏的胜败，或者力图在游戏中一显身手，以获得人们的赞扬。这样一来，游戏就只是一种手段了。在游戏中与人发生争吵，伤了和气，或者输得一肚子气，这在神经症病人中是不少见的。也许，这些人需要补课，补童年游戏不足的课，学会体验游戏过程中的乐趣。这对于解决手段和目的之冲突可能大有启迪。 kuqizizhihua

2008-09-16 11:12

第六节 攻击行为

作为动物学术语，攻击行为是动物伤害对手（并非为了捕食）或促使对手退却的行为。

对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研究最多。它表现出两种基本模式：进击行为（刺激丘脑下部的外侧及前侧引起)）和防御性恐吓行为（刺激丘脑下部中心某部以及中脑的中央灰质区可引起）。

导致攻击行为发生的因素很多：

1、引发性刺激。研究表明，只有很少几种刺激可特异性地起攻击反应。成年雄性动物的气味以及动物体表的颜色，就属于这种特异性刺激。陌生的同种动物，特别是当它它们逼近（包括逼近自己的配偶或子代）时常引起攻击反应。

有领域行为的物种，当两个同种动物在领域交界处相遇，往往引起互相攻击。但争斗通常只限于几个回合便决定了胜负，负者以特殊的仪式化行为表示屈服求和，胜者也以特殊的仪式化行为显示自己的胜利。领域行为可避免种群过于密集，使交配育幼免受干扰，仪式化行为可以把伤亡减至最低限度，所以都是适应性行为。

有些物种的群体形成了牢固的等级制结构，这既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攻击行为，也可以在不利的环境下保证高等级个体的生存（以最低等级的个体之死亡作为代价）。

2、促进性刺激。疼痛、躯体不适以及任何挫折都使动物易激惹性增高而表现出攻击行为。

3、强化因素。捕捉猎物和进击行为本身可以强化攻击行为。

4·生理影响。雄性性激素可增强多种动物的攻击性。某些种的雌鼠在孕期攻击性增高，这与其体内孕酮水平增高有关。脑底部杏仁核损害可使动物驯服，攻击及防御性恐吓、逃跑等行为都减少。

洛伦兹（K·Lorenz）把攻击视为一种驱力或本能。他认为攻击行为对种的生存有利，人类的攻击行为有其先天的基础。

攻击行为有它的演化过程。蚁群之间的战争是大家都看见过的。鱼类同种间的攻击行为已是动物学家研究很多的课题。爬行动物有互咬、用尾打击等种内攻击行为。鸟类和哺乳动物已发展了高度分化的象征性和仪式化行为，以减

少不必要的攻击和争斗。

自然选择使动物演化出高度的结构和功能节约性，个体身体器官的设计使人惊叹大自然的巧妙。社会约定的竞争使某些动物演化出惊人奢侈的形体装饰，与自然选择之节约性呈极其鲜明的对比，如：大角羊雄体的角弯曲成螺旋形，外侧的弯曲部分可长达1米以上；雄孔雀体长75厘米，后面却拖着一条约1 50厘米的长尾。这些都只是为了求偶时竞争取胜的表演。其实，人类两性的不同服饰和为博得异性青睐的表演行为，性质与动物并无二致。动物学家把社会定义为个体的组织，它能够为成员之间的竞争提供约定的范式和规则。面对种群外的大环境，社会组织有利于种群之持续存在。对种群内部来说，社会组织既可减少不必要的血腥斗争，又使攻击这种有利于种族生存的本能不至于退化而采取约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总之，动物演化使攻击本能在种内变成了愈来愈具有象征性和仪式性的约定竞争形式。

人类的仪式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无言的交往。就交往而言，仪式和语言有共同的功能。过去．人们往往重视仪式与神话的关系而忽视了对它本身的研究。现在，许多欧美人类学家倾向于仪式的功能学说，也就是说，重视仪式在社会中的功能，通过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来解释仪式。仪式涉及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困难在于，我们很难在二者之间划清界线。也许，仪式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为从神圣到世俗提供了一座桥梁。

这些动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于心理卫生科学和心理治疗很有用处。

社会化的内容之一是，将个人有其先天基础的攻击性塑造成符合社会竞争之约定俗成方式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所谓正常人都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了这类行为模式。

如果社会化出了问题，攻击行为严重地违反了社会的约定，便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当一个人患精神病时，攻击行为可以赤裸裸地表现为伤害别 人身体的暴力行为，也可表现为对财物的破坏。

神经症病人一般地并不犯罪，也没有精神病人那种赤裸裸的攻击行为，但他们的攻击性之社会化并未完全整合于人格之中。他们可能不情愿采取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这使他们成为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虽然取得了成功，却不能免于心理冲突。还有一些病人自称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似乎无意与人为敌，却经常在言语上得罪人。他们不知道，这种言语性攻击正是攻击性未能完全社会化并整合于人格之中的表现。临床上见到不少男性病人，他们由妻子陪伴来门诊，病人沉默着而妻子滔滔不绝，说丈夫“死脑筋”、“倔脾气”、“既没有本事又不服输”等等，似乎对丈夫的毛病看得很清楚。然而，心理治疗者却看到病人烦恼的另一根源，他们的妻子攻击丈夫已经习惯成自然。如果不同时治疗妻子，丈夫的神经症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改善。

近些年来，青少年独生子女对父母实行暴力攻击的案例在临床工作中有增多的趋势，这几乎完全是过分保护的结果。处处顺从子女的需要，使父母在子女心目中早已毫无权威性。另一方面，包办代替和限制子女的独立自主性，使子女在家庭外很难适应而屡遭挫折，这样，他们便把不满发泄在父母身上。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他们走出家门便活像迷途的羔羊，而只敢在家庭里称王称霸。

前已提及，洛伦兹认为，动物的攻击性是本能性的，人的攻击行为也有其先天的基础。但由于人的攻击行为涉及战争等重大问题，人们的意见就有了分歧。作者认为，对此有理论兴趣的人可以继续研究探讨，但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看来，攻击性是否是本能的问题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攻击行为可以为各种目的服务，如财富、异性、权势、地位等。事实上，作为手段的攻击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未来也不会消失。目的非常诱人，手段使用频繁，手段之目的化就是势所必然。不少人以背后说人坏话、挑拨是非、造谣诽谤为乐事，乐此不疲，似乎手段已经目的化了，这就成为人际关系研究和心理治疗所必须重视的一个大问题了。

再者，动物种群(animal population)有自调节行为，即通过领域行为、攻击行为和显示行为等保持个体之间一定的密度。这在开始也许完全是为了保障食物供应，但是，经过长期演化，种群的自调节已经成了食物和生殖以外的一种相对独立的需要了。

这就是说，有种群自调节行为的动物除了保障食物、生殖和安全以外，个体还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用小缸养鱼，即使食物、空气、酸碱度和温度等条件都很好，小鱼还是长不大，因为生存空间太小。遗憾的是，人类早已丧失了密度自调节能力；但动物祖先的遗传属性我们似乎仍能体验得到，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总需要一定的时间独自呆着，24小时总是跟别人在一起会觉得有些不自在，甚至莫名其妙地烦躁，甚至易激惹。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吵架为什么如此常见。在这样有限的生存空间中，许多人生活不自在、不舒畅，一部分人形成了持久的心理冲突．这在宏观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kuqizizhihua

2008-09-16 11:20

第五章 适应与调节

本章所说的适应指个人借助行为对社会的适应(social adaptation)，调节指个人对内心活动的调节

(self—regulation)。此二者互相联系且互相影响或制约，实际上很难分得一清二楚。例如，与相识者交谈，如果很投机，心情自然是愉快的，这从外显行为看来只是一种适应，但同时却带来了良好的自我调节。一般地说，良好的自我调节是通过积极的社会适应性行为完成的。遗憾的是，许多神经症病人和人格障碍患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至少，对此缺乏深刻的体会。

第一节 原因和目的

人的行为有原因，也有目的。对它们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人类的行为，对心理治疗也有重要意义。

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因果观，因果观总是隐含着决定论。目的观相反，它意味着人有意志自由，对行为有选择的自由。心理治疗的前提是，一个人对可能的行为有选择的自由。人的行为总是体现着某种目的，即使行为人对目的没有觉察到或者不承认，社会也不会同意行为人的观点，尤其是行为涉及他人利害的时候。例如，某人说话几乎每句话都带有“国骂\，就像英语带冠词一样。对此，他可以用他父母亲三句话不离“国骂??作为原因加以辩护。人们还是会认为他说话不文明，即给予否定的评价。假如人的行为是由原因决定的，在因果的锁链上当然没有个人自由容身的余地，那也就谈不上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了。如果我们断言，人的行为是由原因绝对地决定了的，毫无自由之可言，那么，心理治疗便谈不上。心理治疗的成效取决于病人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而这些都属于目的范畴。因此，行为目的之分析和研究，对心理治疗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行为的目的是各式各样的。

区别外目的和内目的很有必要。商人做买卖，目的是赚钱；儿童跑跑跳跳，目的在于活动本身给他以快乐和满足。前者叫外目的，后者叫内目的。

很多行为既有外目的，也有内目的。外目的太强烈时，内目的可能消失。例如，因紧急任务出差，途中往往无心欣赏风景和玩味旅行的愉快。内目的太强烈时，外目的也可能消失。有些赌徒不计较输赢，只求赌得“过瘾\，便是一个例子。据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有这种毛病。所谓为x而x的行为，都是专心体验行为过程中的满足感而不顾行为外目的的“上瘾??行为。病人向医生诉苦本是手段，目的是得到治疗。不少神经症病人对治疗已经失望，他们也不要求医生开处方，但还是经常跑医院，他们为诉苦而诉苦．手段已经目的化了。难怪有些西方精神病学家称神经症为“诉苦病\了。

目的和手段可以互相转化。目的转化为手段叫做目的手段化。手段转化为目的叫做手段目的化。

兼有内外目的之行为．就个人行为的发展历程而言，总是一个目的出现在先，一个目的出现在后。先有内目的，后有外目的，也就是目的手段化，这往往意味着人的生物性之社会化。例如．幼年打球只是为了“好玩”（内目的）．长大后进了国家队，打球成了为国争光的手段，赢球成了外目的。胜败关系国家荣誉，这个外目的太强烈了，内目的往往趋于消失，球员们可以完全体验不到打球的乐趣，反而感到十分紧张。如果打败了，更可能只是感到苦恼和沮丧。反过来，如果先有外目的，后有内目的，则是手段目的化，意味声社会价值之个人化或奖励的内在化（自我奖励）。如果我们读书只是为了避免惩罚和得到奖赏，为了通过考试或获取高分而夸耀于人，为了将来谋求一份好工作，为了名利和地位，那么，读书就只是一种手段。如果我们在读书过程中因知识的增长、对人生的体会和自我境界的提高而感到满意和愉快，读书这一手段也就目的化了。其实，人生来就有好奇心．这是学习的一种初始动力。满足好奇心是我们学习本来就有的内目的。主要由于不恰当甚至错误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许多人的好奇心被践踏了，这是教育之最大的失败。对于幼童，游戏是学习的主要形式。如果家长和教师善于将知识教育与游戏相结合，幼童将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猎取各种知识。遗憾的是，家长和教师往往把学习跟游戏对立起来，对孩子干预过多，约束和禁忌太多，惩罚太多，而鼓励、奖赏、启发和诱导太少，其结果，学习成了一种苦差。作者认为，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教育的首要任务之一。据说伽利略有言：教人以其性之所无殆不可能，助人发挥其所固有，则能事毕矣。这真是把为师之道说得淋漓尽致了。一位家长或教师，即使教了孩子不少知识，但如果摧残了孩子的学习兴趣，败坏了孩子读书的胃口，或者，阻碍了孩子社交技巧和兴趣的发展，苦了孩子的精神生活，那仍然是犯了很大的过失。说得严重一有可能害了他一辈子。青少年以学习或社交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冲突，其根源往往就在这里。

有人无论做什么总是两眼死死盯着外目的．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内目的。什么叫精神空虚?没有内目的之谓也。有一位已经退休的病人，苦于退休生活无聊，焦虑不安。有人建议她不妨栽花养鸟，病人回答很干脆：“栽花？还不如种菜呢。养鸟？我还不如喂几只鸡呢。，?又有人建议她去上老年大学，她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学习干吗？”这就难怪她要无聊苦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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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6 11:25

第二节 行为的效应

行为有客观效应和主观效应。

客观效应又可分为社会效应和身体效应。生产劳动的社会效应是创造财富，身体效应也许是提高了健康水平，身体更加结实了，也许是使肝炎加重了。斗殴的社会效应可以是伤害了别人和破坏了社会治安，身体效应可以是同时也伤了自己。

主观效应指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心理活动和状态的变化，尤其是内心体验。这又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如果行为者对某种行为感兴趣，乐而为之，他在行为过程中的直接体验是愉快的或使他满意的。如果行为者对某种行为不感兴趣，甚至是强迫自己去做的．直接体验便是不愉快的，甚至感到十分苦恼。间接的主观效应是别人或公众对行为的评价和奖惩造成的。如果有人夸他做得好，他会感到高兴；如果有人骂他缺德，他会感到不满或生气，总之是不痛快，甚至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间接的主观效应是延迟发生的，它是行为造成了客观效应后引起别人的反应的产物，因此，行为者必须付出期待的焦虑作为代价，不论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好评，还是担心别人的指责或惩罚。如果行为者对他所从事的行为既谈不上什么兴趣爱好，也没有什么不情愿和内心的阻力，那么，期待间接的主观效应可以成为行为者的主要目的，而在行为过程中的体验便很可能主要是焦虑。

在社会条件相对稳定（没有什么大的急剧变化）的一段时期里，个人行为序列中良好的自我调节之一个必要的环

节，是行为者的主观体验。一切客观效应都要通过体验这个环节，才能对下一步行动有所影响，人们也往往根据体验来对行为作出符合自我需要之选择和取舍（即良好的自我调节）。

不妨用比喻来说明：有些不懂医学的人以为，人只有靠视觉才能走路不跌跤，这是不对的。人主要靠来自肌肉、肌腱和关节的本体感觉，才能判断自己肢体的位置、姿势和活动情况，才能保持身体平衡和走路不跌跤。盲人可以表演精彩的健美操和舞蹈，说明视觉在这里并非必要。反之，本体感受系统有严重损害（如神经科病）或暂时性功能障碍（如喝醉了酒）时，即使视觉正常，仍免不了东倒西歪、跌跌撞撞。

神经症病人压抑自己的情欲，以致体验并不反映病人的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这就是为什么病人的理智和视听正常，能够对客观环境作出正确判断，在社会生活中却反复“跌跤??而不能吸取教训的缘故。神经症病人在行为过程中的直接体验是完全“盲目的”，就像丧失了本体感觉的病人那样。

违反自我需要和欲望的行为可引起不快体验，但由于这种行为以引起别人赞赏为目的，神经症病人照例忍着不愉快去做。如果得到了赞赏．并且赞赏掩盖了原来的不愉快，病人便会误以为这种行为是符合自我需要和欲望的，这就是病人歪曲的体验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儿童少年时按自我需要进行的活动常受指责和惩罚，以致需要一旦在意识中浮现，便引起对惩罚的恐惧，需要得到满足的行为也容易引起恐惧和不安，这等于体验给需要以否定的评价。总之，歪曲的体验积累多了，时间长了，自我便严重地歪曲了。严重的心理冲突者极力隐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也就是隐藏真实的自我，把自己装扮成另外一种人，目的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赞赏和避免遭受非议或惩罚，就像戴着面具一样。再一种情况是，歪曲的体验使病人故意跟自己作对，反其道而行之，不想好事专想坏事，明知对自己有利的事不做，明知对自己不利的事却偏要去做。

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的时候，并非完全甚至主要不是靠耳目所得的情报和抽象的大道理来评定自己的行为是否过分，而是靠内心体验随时调整行为。大道理只能起“宏观”调控作用，如不违法，不伤害别人。时刻起作用的“微观”调控几乎完全取决于内心体验。很多神经症病人显得很拘谨，说话吞吞吐吐，笔直地坐在椅子边上，有扶手和靠背却不利用，显然是“微观”调控出了故障。读书为什么可以读出神经衰弱，而凭兴趣打麻将却打不出神经衰弱呢？因为感兴趣才打，没有兴趣我们便不打。春节打麻将时间太长，疲乏了，兴趣会下降，甚至头昏眼花，六饼和九饼也分不清楚了，我们自然就不再打了：“咱们睡觉吧，睡一觉起来再打吧。”因而不会发生打麻将和不打麻将的心理冲突。对读书本身并不感兴趣或已经疲乏了仍坚持读书是什么缘故呢？怕考试不及格，怕考不上大学，怕父母指责，怕丢面子，等等。一句话，原来就缺乏内目的（对读书本身的兴趣和满意感、成就感），或者，由于过分疲劳或外目的太强烈而使内目的消失了。

有一种理论认为，神经症病态的关键在于认知的绝对化、偏颇等，这是讲不通的。解放前，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她相信世界上的人都是善良的。这是一种绝对化和偏颇的认知，因为实际上世界上有坏人。其实，上述看法只不过是这位老太太本人善良之心的投射而已，但这种投射是健康的。这位老太太乐善好施，人际关系良好，个人生活勤劳俭朴，心情总是稳定而乐观的。人们从来没有见她发过脾气和叨唠抱怨，她也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并且对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很敏感，经常给以肯定的评价。孩子们都乐意亲近她，她也很喜欢和关心孩子。左邻右舍的父母打骂孩子，她就成了孩子的保护神。用认知理论来说，这位老太太的精神健康是建筑在一个绝对化和偏颇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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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6 11:51

第三节 道德情感

低层次的心理对高层次的心理起不了调节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物质生活的享乐填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同一层次的心理活动之间的代偿，其调节作用是有限的，例如，用虚荣心代偿个人耻感，往往使人争强好胜而又输不起，到头来有可能陷于心理冲突之中而难以自拔。只有高层次心理活动对低层次心理活动的调节才是最有效的和健康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高层次的心理只有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发展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低层次需要必须在

童年得到满足，少年以至青年期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理所应该，但是，究竟有多少人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了他们真正的需要，那就很难说了。神经症病人把“应该”当作他们的需要，是一种根本性的自我歪曲，这一点已经在第二章里讨论过了，而其根源则在第四章里进行过分析。

道德情感是人类心理的最高层次。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讨论道德情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幼童为别人服务的行为一开始只是手段，目的是得到长辈的报酬，最初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本能的需要，如食物、爱抚等。稍大的儿童可以做到把自己的糖果分给别人吃，为的是得到长辈更多糖果的奖励。奖励起了强化孩子行为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儿童预见性的发展。儿童的利他行为（如分糖果给别人吃）尽管违反了本能的即时需要，但儿童已经能够预见到，随之而来的是本能得到更好的满足。行为继续发展下去，便达到这一阶段之充分发展的形式，表现为精神上的满足可以取代本能的满足，也就是说，只要得到夸奖，即使不给糖果补偿，儿童也感到心满意足。然而，到此为止，儿童的行为仍然是准道德的，它离不开别人的报酬，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再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发生一种奇迹式的飞跃或质变。利他行为不仅违反本能的需要，而且会给行为者造成肉体的不适或痛苦．然而，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却体验到了愉快。这种愉快不再依赖于别人的奖励而取决于行为者本人自我肯定的评价。这便是道德的愉快或愉快的道德情感。可以简明地定义如下：一个人在进行他自认为对别人有利的行为过程中，或者，在看到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有利的效应时，行为者所体验到的愉快，叫做道德的愉快。

当行为导致行为者肉体痛苦甚至危及生命时，或者，当行为与来自社会的任何形式的报酬都毫无联系时（例如别人根本不知道），或者，当行为招致了别人否定的评价甚至强烈的谴责时·行为者基于道德上的自我肯定而心安理得或感到愉快，这对于道德愉快来说是最具有特征性的。也许，只有经过上述考验的自我肯定，我们才有把握地说它是道德愉快的可靠基础。

当利他行为只不过是手段的时候，它就还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诚然，自我肯定归根到底只能来自社会的某种价值观。但是，一旦发展成了真正的道德行为，行为中的愉快就不再依赖于别人的评价而取决于个人心目中相对独立的自我评价了。我们可以说：道德愉快是社会性肯定评价的个人化和体验化，是社会性奖励的内在化。道德愉快是最高层次的自我肯定。道德行为由于它本身能引起愉快而使行为者感到满意，手段也就目的化了。因此，可以说，道德愉快是手段目的化之最高形式。也可以说，道德愉快成了利他行为之内目的。凡是坚信所有人都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不仅自己没有体验过真正的道德愉快，也不能投情地体验别人的道德愉快。

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有损于他人，他会遭到别人的抵制和反对．会受到指责甚至严厉的惩罚。一个人在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过程中，或者，在看到行为造成了损害别人的不良效应时，其所以会产生违禁性罪感，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如果痛苦只限于对惩罚的恐惧，这还不是真正的违禁性罪感。完全没有罪感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当严厉的惩罚即将来临时，他们也会恐惧。只有当一个人的精神痛苦跟他对自己的否定性道德评价直接相联系时，这才构成一种道德痛苦或违禁性罪感。因此，违禁性罪感实质上是把社会性惩罚变成了个人内在世界里的自我惩罚。也可以说，违禁性罪感是社会性惩罚的个人化和内在化。

可见，道德愉快和违禁性罪感这两者发生、发展的条件和经过是完全不同的，二者之间不存在互相转变的可能。没有来自社会的奖励，不可能有自我奖励，也就不可能有道德愉快。没有来自社会的惩罚，不可能有自我惩罚，也就不会有违禁性罪感。这个要点，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者、做教师的人和从事心理卫生工作的人都应该弄清楚。单纯的惩罚不可能培养出高尚的情操，它只能塑造出伪君子或自卑自责自我折磨的人，也可能使人从根本上否定一切道德而走上反社会的道路。

道德愉快实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统一，是个人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是矛盾统一的最高形式。道德愉快有减轻和消除各种精神痛苦的作用，尤其是，它能消除违禁性罪感的消极作用。道德愉快给人以巨大的满足感和最高的精神享受，它本身作用以构成行为的最高目的。道德愉快只有在利他行为中才能体验到，因此有理由认为，道德愉快是精神健康最重要的特征。一个人的道德愉快愈强烈，愈是经常地体验着道德愉快，他的精神卫生水平就愈高。

违禁性罪感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也意味着社会对个人最后的和最严厉的判决。这种痛苦深刻、久远而弥散，可以影响整个人格。除了道德愉快以外，任何愉快都不能抵消和清除它。实际上，当一个人陷于违禁性罪感的痛苦之中时，他就体验不到任何真正的愉快。不仅如此，它还有极强烈的消极作用。道德愉快是自尊、自信、勇敢、坚韧不拔和乐观进取等许多优秀品质的坚实的基础。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违禁性罪感对一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有腐蚀破坏作用，使原来赖以支撑的价值观坍塌，完全丧失自信，使生命失去意义。弗洛伊德发现，神经症病人不惜一切地采用各种防御机制，就是为了把违禁性罪感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起来。在一般人看来根本微不足道的错误病人也力图掩饰或巧辞加以辩解。因此，弗洛伊德推断，病人心理活动的核心部分是一颗一碰就痛的良心。这是精神病理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然而，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只有一种罪感，那就片面了。

一个权利意识和自尊心充分发展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尊重别人的人，他可以为了维护别人的权利而不惜牺牲自己。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也不可能不犯错误，错误意味着与自己的理想、信仰背道而驰。所以，这种错误引起的痛苦叫做自我背叛性罪感。自我背叛性罪感是积极的，它促使行为者拨正人生的航向，重新朝理想的目标驶去。而在改正错误、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行为者又会体验到成就感、满意感和道德愉快。所以，安吉尔（A·Angyal）称违禁性罪感是伪造的罪感（spurious guiIt）或病态的良心（morbid conscience），而称自我背叛性罪感为真实的罪感（realguilt）或健康的良心（healthy conscience）。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义务而轻视个人的权利。忠、孝、节、义，全都是义务。个人权利被淹没在集体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许多人不知道．集体主义也有不同的层次。由血缘关系所组成的集体，尤其是亲子集体，是一种初始的集体主义（primary colIec—tivism）。这种集体主义带有共生性（symbiotic），权利义务一类的的观念还没有明确的分化。次级集体主义（secondary collectivism）是以义务观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强调的是为父母、为皇帝牺牲自己的一切，必要时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惜，而权利意识却是淡薄的，似乎一说起个人权利便是自私自利，便是不忠不孝。三级集体主义 （tertiary collectivism）当然也讲义务，但这是在个人权利意识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很谦虚，但实在有些过了头。鄙人、不才、拙作等等也就够意思了，连妻子也跟着一起遭殃：称贱内！这是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缺乏个人尊严的鲜明表现。在第二章里提到过，我们之中很多人是多少有些自卑的，根子不仅在个人，也是传统文化毒素的产物。自卑的代偿是自大，所以我国多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祭文和墓志铭，而忏悔录却罕见。要知道感人肺腑的忏悔录是自我背叛性罪感的真实流露，它是催人向上的。

kuqizizhihua

2008-09-16 14:05

第四节 占有与体验

经验总是具体的和可以描述的。但是，不妨想象，当一个人既非愉快也不苦恼，对外界刺激一概不予注意，心里也没有想什么，有点儿类似高僧坐禅一般，总之，什么具体经验也没有时，他仍然体验着他的存在。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是一种体验，它并不依附于任何具体的经验。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如果把哲学和存在分开，那么，哲学就变成了一种好奇心的满足、理智的游戏、巧妙的精工细作，这是现代人心灵深处所不需要的。

弗洛姆(E．Fromm)写过一本书：Haben oder Sein(1980)（三联有中译本：《占有还是存在》），对心理治疗者很有启发。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大致如次：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态度，一种是占有，一种是体验生活。对生活持占有态度的人容易出现心理卫生问题，而重视体验生活的人往往心理比较健康。

占有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们必须占有一定的物，否则就会活不下去。婴儿把他们抓到的东

西，不管是什么，甚至自己的手，都往嘴里放，这是占有的最原始的形式。近些年来，人们大谈中国吃的文化。在我看来，还是少谈为好。吃，这种最原始最赤裸裸的占有，实在算不得是文化的精华。一次在火车上听见一位先生大发宏论：“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吃中央”，真是感到茅塞顿开。在我国人们一年要吃掉多少国家的建设资金？国家统计局恐怕也只能估算出一个大概。改革开放以来，占有财富早已经成了一股滚滚洪流，把许多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儒家传统几乎完全给吞没了。钱这东西确实重要。一个钱也没有，大概什么事也干不了。但我们只是为了占有金钱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么?假如我身无分文，难道就等于我这个人的存在毫无意义?说穿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去占有，忽视自我的存在，不去体验生活本身，岂不是本 末倒置，丢掉了根本?人生之舟的锚抛到什么地方去呢?

下面从学习和人际交往两个方面来分别谈谈占有和体验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态度。

先谈学习。

重占有的大学生上课用心听讲，唯恐没有听清楚教授讲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尽可能忠实地把教授讲的内容都记在笔记本上，以便课后复习背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有知识。如果问：占有知识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为了通过考试得高分，为了得文凭和学位，为了夸耀于人而有面子，为了将来得一份好工作，如此等等，总之，还是为了占有。

以占有的态度上学念书，最好的结局是将来装一脑袋知识，善于纸上谈兵，可以学而优则仕，但不会仕而优则学。因为已经当了官，再要往上爬需要的是另一种本事，书本里是找不到的。最坏的结局则是读出神经衰弱一类的精神障碍。由于对读书本身并无兴趣，也根本不去体会什么读书的境界，读书便必须用长远的利益或为父母着想等一类大道理来鞭策自己死记硬背，即使读得头昏脑胀也还得逼着自己坚持下去，怎么能不神经衰弱呢?

与重占有的学习相反的是重体验的学习。《论语》一开头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孔子把学习看做一件愉快的事。老夫子之所以“学而不厌”，奥妙就在这里。孔子还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他对学习的态度。

重体验的大学生喜欢思考，喜欢钻研，常常给自己提出各种“为什么”，他们对考试分数并不太重视。更重要的是，他对书本里的新思想感兴趣。当然，也有不想读书的时候，那就干脆到运动场玩个痛快，或者找个凉快地方和一位女同学谈心，绝不装模作样：眼前摆着一本厚厚的教科书，心里却不知想到哪里去了。

现代英语“兴趣”一词来自拉丁语inter－esse。这真是颇有存在主义的味道。esse相当于英文tO be，意思就是“存在”。可见，所谓兴趣，就是钻到存在里面去。中古英语list表示感兴趣，而list和lust(欲望)同根同源。可见，感兴趣跟受欲望的驱使往某件事里钻，是一个意思。这就很清楚了，钻不进去并非智力低下或缺乏所谓数学细胞、艺术细胞之类，而是不感兴趣。天下无难事，就怕没趣。

许多人抱怨记忆不好，见了医生就诉苦说自己记忆坏透了。却从来没有人抱怨自己良心不好。记忆不好可以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到大脑神经出了毛病上面，而良心不好这责任可推不掉。有趣的是，记忆真正坏透了的是老年性痴呆病人，但他们从不抱怨记忆坏，甚至活得还很快乐。

抱怨记忆不好的人，往往是想记住的知识记不住，不想记住的令人烦恼的事却偏偏忘不了。记忆为什么故意跟这些人作对呢?这是由于他们故意跟自己作对的结果：不感兴趣的书本知识硬逼着自己去记，现实生活中令人烦恼的事却执意回避，不去想它，不去深入思考症结所在，不去解决它。一个人只要不接受自己，不接受现实，那就注定了要陷在苦恼之中而不能自拔。既然一脑门子全是苦恼，读书的兴趣从哪里来?记忆又怎么好得了?

我们还要问：记忆好，要了它做什么?我看，世间的知识、财富、名利、权势等等，谁也占有不尽，记忆不够用那是必然的。可见，诉苦记忆不好的人，根子在于想占有的太多以致占有不了，因

而苦恼。当然．越苦恼，读书越记不住。如果没有什么苦恼和不切实际的奢望，记不住有什么要紧，反复学，经常学，

总会记住的。过去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话就可以治好抱怨记忆坏的神经衰弱患者。假如过目不忘，根本无需“学而时习之”就能考1 oo分，倒是无法享受“学而时习之”的乐趣，那损失也未免太大了。

对于人际交往，同样有重占有和重体验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

人际交往最明显的就是谈话。如果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也谈不上什么中心或主题，就叫做聊天(北京人叫做“侃大山”，四川人叫做“摆龙门阵”)。很多人视之为人生一乐。这就是重体验的交往。想到什么说什么，天南海北，什么都可以随意发挥，互相交流，既可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也可以提高对人生的体会。

重占有的人在与人交谈时是不太自然的，甚至是紧张或焦虑不安的。他想利用或控制别人，又怕被人利用或控制。很多事情不能谈，因为那些信息、知识和观点都是他的所有物，不容别人染指。同时，他又想把别人心里藏的知识和观点引出来，以便据为已有。他也许沉默不语，等待着别人言多必失。他也许滔滔不绝，以显示自己精神上的富有，对工程师谈刚从《大众医学》上看到的最新医学成就，对艺术家谈从《知识百科》上看来的模糊数学，确实是一大快事，既增添了脸上的光彩，又没有知识经验泄密的危险。尽管谈不上什么信仰，但一言既出，明知理亏，也要跟人争个你死我活，因为他必须占有自己的观点，改变看法就等于丢失一样所有物。倘与人讨论专业领域内的问题，那就很费脑筋，既不能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又得提防别人把自己那点儿看家本领轻易就学去了。总之，对于重占有的人来说，人际交往等于勾心斗角，即使猎取不到什么新的占有物，至少也不能让人家占了便宜。所以，他们体会不到人际交往的乐趣，谈不上什么心灵的勾通。交往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占有。

神经症病人很少能体会到交谈本身的意义和乐趣。如果是和医生交谈，病人一心想得到的只是关于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帮助。他们心灵似乎是一栋紧锁着大门无人居住的空房屋。或者，他们的面具已经和皮肤长到一起而撕不下来了，所以，医生只能跟病人角色打交道，接触不到他们真正的自我。这是心理治疗的困难所在。治疗者唯有真诚坦率，才可望逐渐民展心理治疗关系。

根本问题在于对待人际关系交往的态度，是占有，还是体验。交往双方有了共同了体验的体验域，就一切都好办。夫妻之尤其如此。只要夫妻一方持占有的态度，家庭气氛便被污染了

毒化了。如果双方都投入地去体验交往本身，满足感和幸福感便会发芽、开花、结果。

占有态度是常见的表现是挑对方的错，指责对方，强行命令对方，而自己则绝对正确，至少是原则上正确。

占有态度的孪生兄弟是嫉妒。占有欲愈强烈，愈害怕配偶跟其他的异性相好。弗洛姆说：“爱不是占有。”遗憾的是，不带占有欲的爱实在太少见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就不足为奇。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似乎是婚姻一词的本义。

然而，我们必须学会体验生活。生活是个五味瓶。生活是个五味瓶，一点也不想吃苦是不现实的，也谈不上体验生活。即使愿意吃苦，但总把它当作享受快乐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仍然不是真正地体验生活。生活的海洋如此深广，即使再活一辈子，也绝对体会不完。

存在主义哲学很难懂，不同作者说法也不同。但不论说法如何千差万别，人只要活着，存在体验总是根本性的。心理治疗都尽量多多体验生活，至少别老想着占有，那对心理治疗是大有好处的。

kuqizizhihua

2008-09-28 17:29

第五节 行为和体验

行为治疗重视行为面轻视情感体验，心理分析重视情感体验而轻视行为。此两者不但各有所偏，并且它们都同样对行为和体验之间的相互作用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人的心理有行为和体验两个方面。行为是外现的和可观察的，而体验只有本人能直接感受到，别人充其量只能根据行为进行推断和基于自己的体验任类比（analogy）。“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庄子·秋水》，就是一种类比。当然，在体验之类比中，投情（empathy）是不可少的。

因此，心理机制也有两种，即适应和调节。行为目标的选定，达到目标之计划制订，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随时对行为的调整，属于适应的范围。内心活动，尤其是情感体验、信念和态度的自我改变，叫做自我调节。

一个人的行为受着社会要求和个人自我需要的双重制约。既符合社会要求又满足个人需要的行为称之为两全行为，这是精神健康的特征行为。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却与社会规范背道而驰的行为，是反社会性行为。遗憾的是，以反社会性行为模式为特征的人格，其个人需要总是停留在较低层次而不能发展为高层次的水平。符合社会规范却与人个需要背道而驰的行为是自我折磨，这是神经症行为的特征，也是心理冲突的典型表现。

孩子自由自在地玩，父母便斥之为淘气，孩子老实呆着感受不处在，父母便加以赞赏：“乖孩子！”这样长大的孩子容易感受到社会要求与个人需要之间总是矛盾的。

精神痛苦不能老是忍受着。由于深埋着的和构成了人格的核心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根本解决谈何容易。神经症病人只得采取各有短期行为。某种行为和态度（如逃避现实）可以从表面上暂时地减轻痛苦，却给进一步解决问题造成了的困难，这就可以称之为神经性行为或态度。

马斯洛（A.H.Maslow）认为，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感的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基本需要满足后，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发展起来。基本需要未得到满足的各种病态者，他们自以为在追求高层次的需要，其实总是在以不成熟的行为模式追求基本需要的满足，表现为过分的代偿。

所谓高层次的需要，实际上是个人化了的各内在化了的群体或社会需要。显然，没有手段与目的之互相转化。高层次的需要便不会出现。实际上从内心体验来说并无某种需要，然而不那么做便会遭到非议甚至惩罚，神经症病人便把“应该”误当作自己的需要，因此，理智化成了神经症经常采用的一种防御机制。一位作者写道，我内心的敌人总是跟我讲道理，可千言万语，归根到底，只是一句话，要求我做到完美。世界本来说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各式各样的缺点和毛病，总之，人生是有局限性的。关键在于接受（acceptance），这就是健康的人生态度。神经症性的基本态度的基本态度是不接受（non-acceptance）虽无数次碰钉子仍然不放弃完美主义。

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行为只是为了免于惩罚，但愈是担心、害怕惩罚，惩罚的危险就愈是有切肤之病，积极的行为是建设性的，甚至是创造性的。

弗洛伊德特别重视个人的*****需要，这是很有道理的。一方面，文化对性欲和性行为实行多层次多方面的控制和约束，以致*****的满足容易受挫。另一方面，*****的需要具有跨层次的性质，从动物式的本能满足到作为古今中外文学所讴歌的男女之爱，简直可以说，它既可以是最邪恶最下流的，也可以是最高尚最美丽的。正因为如此，只有适应和调节机制都相当完好才能使*****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对高层次的需要发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否则，*****的满足便很容易成为不充分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使人深深为之苦恼。反过来，*****的满足体验又对整个心理活动有巨大的调节作用。

调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一言而蔽之，就是自物情感（seiffeelings）。自我情感大体上可以分为自我满意的和自我不满意的两类情感。也可以说，调节的主要内容是自我评价（过高、过低或相对 地恰如其分）和心情（稳定性、对新鲜刺激的易感性、愉快或不快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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