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墨家相通关系

浅谈儒家与墨家相通关系

摘要：儒墨两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两大流派，学界对两家学术观点的相通相用之处已有很多的论证，本文在前辈的基础上，主要探讨儒家的“仁爱”与“礼”的关系，以及墨家的“义”与“兼爱”关系，分析儒墨的治国宗旨、人治主义思想、以及对群体利益的重视，再次验证儒墨的相近相用，就墨学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来讲，这也是对学界的主流思想的一个汇总和补充。 关键词：仁爱；礼；兼爱；义；人治主义； 1、概述春秋战国两家崛起及两家的关系

春秋末年，列国混战，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九流十家们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和完成统一的办法。因而以老子、孔子、墨子为起端的诸子思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天下失官，学在四夷。《淮南子.要略》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此可以得知，儒学的分化正是墨学产生的起点，儒墨也就必有相通之处。墨家也承认孔子思想有“当而不可易”之处，所以孔墨思想关系十分的紧密。

2、论述儒家“礼”与“仁爱”之关系

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仁”和“礼”。在《论语》中“礼”字出现74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概括性的定义。孔子之说：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而孔子本人对礼也下过大功夫，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孔子不但将礼授予弟子，而且身体力行，足见他对“礼”的重视程度。进一步的探究，孔子重视“礼”的原因。孔子曾经说过“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有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犹终夜以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这正如《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不知，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说明礼仪教化能使各种关系达到和谐。

孔子的“礼”实际上是以国家伦理为中心，以君臣关系为总纲，以等级区别为手段而开展的社会体系。而君子可以借助“礼”，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达到人格自我完善，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周代等级制度是森严的，甚至对于君王、诸侯的妻子的称呼都要有地位区分的，孔子一直很向往周朝的礼仪制度，就是要求君安于君位，臣安于臣位，最终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作为儒家的第二代集大成者的孟子，他仍然推崇孔子的“仁”“礼”思想，如《孟子.离娄上》记载：“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君之礼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同时孟子

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伟大观点。“贵戚之卿”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可以说是对孔子“仁爱”的大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说，儒家孔孟都主张以礼治国，以仁治国，追求心目中的大同社会。总而言之，“仁”是通过“礼”来表现的，“礼”是“仁”的表达手段，而“仁”是“礼”的本质思想，所以“仁”和“礼”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3、论述墨家“义”与“兼爱”之关系

墨家在先秦典籍中往往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而存在，孟子在批评墨子说: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子教授弟子时也是注重因材施教，让学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因而形成了墨子弟子中“从事”“说书”“谈辩”三大派别。墨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十篇著作中，涉及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蕴含着墨子匡时救世的理想。而笔者认为其核心思想在于一个“义”字，这里的“义”具体表现为“兼爱”即是人人平等的爱，国家之间平等的爱。儒家对墨学的攻击亦只针对其兼爱之说，而对于其“义”之主张却没有否定。墨家“义”的本源即“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相爱相利”。“义”即是兼爱，兼爱就体现了义之本质。墨子认为，战国的混乱就是因为社会中缺少“义”，他将义看作是排除各种利害

关系的社会义务，道德的至善就是道德原则本身。

墨子曾曰：“万事莫贵于义。”他常常把仁义并列使用，爱是仁，利是义，所以爱利就是仁义。《经上》说“仁，体爱也”， “义，利也”，这里的“利”是指社会全人类的公利，而不是个人的利，或一阶层的利。墨子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主张“利不外己，己在所利之中”，利人利己就是义。也就是说墨子认为个人之利只有在天下共利中才会实现，因此才会强调兼爱。只有人与人之间相爱，和谐相处，全体社会成员各从其事，各司其职，才会使民足乎食，足乎衣，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同时墨子也强调民的力量。《墨子》一书中言及百姓一词多达137处，君王的一切行动的价值取向也在于利民，如在《墨子.贵义》篇记载：“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墨子的“义”的思想精髓主要是通过“兼爱”来表现的，“兼爱”是“义”的表达手段，“义”是“兼爱”的核心思想，所以“义”和“兼爱”同样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4、论述儒墨两家思想的“相通相用”的关系

儒墨两家在政治理想上都主张效法古代的先王，在治理措施上同重人际关系而不像道家那样效天以言治。唐代的韩愈在《昌黎集.读》这篇文章中，记载了韩愈对儒墨关系的评论，其中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公为圣，不兼爱哉？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之国，莫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物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从尚同、兼爱、尚贤、明鬼几个方面分析了儒墨“相近相用”的关系。 清代梁启超曾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分析了儒墨两家治世之策略。他提到儒家重视“礼”与“仁”，因而儒家的治世主张为“礼治主义”和“人治主义”。而墨家重视“义”与“兼爱”，因而治世主张强调“法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也就是说儒墨两家都主张“人治”，都是为了社会稳定、天下和谐、百姓幸福，根本目的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传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墨子非儒，一是反对儒者“服古而仁”的复古主义，“君子必服古言而然后仁”。二是反对儒者的重葬、久丧之礼， “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行政必死”三是反对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然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外部表现形式，并没有触及到“仁爱”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墨两家思想的分歧论争事实上就是一家之言。

墨子的兼爱思想既包括了纵向的天子对臣民之爱，又包括了横向的人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爱，比孟子的“仁爱”“保民而王”更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就这一点来说，从孔子的“仁爱”，到孟子的“仁爱”“保民而王”再到墨子的“兼爱”“义”的流变来看，儒墨两家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了利天下，安百姓，这两家流派对于百

姓的爱的范围也有逐步扩张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墨两家可以说是“相近相同”的。 5、总结语

总之，无论是儒家的“仁”与“礼”的关系，还是墨家的“义”与“兼爱”的关系。儒墨两家都是采用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鲜明的外在手段，表达出一种抽象的隐晦的“仁”与“义”。儒墨两家共同追求“仁义”思想，而墨家的“兼爱”可以说是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春秋战国各诸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追求一种“大同、和谐、仁义”的社会理想，积极的践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信条，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

姓的爱的范围也有逐步扩张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墨两家可以说是“相近相同”的。 5、总结语

总之，无论是儒家的“仁”与“礼”的关系，还是墨家的“义”与“兼爱”的关系。儒墨两家都是采用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鲜明的外在手段，表达出一种抽象的隐晦的“仁”与“义”。儒墨两家共同追求“仁义”思想，而墨家的“兼爱”可以说是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春秋战国各诸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追求一种“大同、和谐、仁义”的社会理想，积极的践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信条，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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