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国都就在乌江中下游

夜郎国都就在乌江中下游

铜仁学院乌江文化产业研究院

田维华

引言：自明清以来，牂牁、夜郎就是贵州学人研究的历史课题，本文以大量的史实，证明牂牁江就是乌江，夜郎古国的中心就在今乌江流域中下游，也阐述了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反叛汉朝，被牂牁太守陈立诱斩、数万夜郎王兵被击败于思邛（今印江）的史实，值得一读。

一：牂牁江（今乌江）流域的牂牁国于公元前651年参加华夏“齐为葵丘之会”的大结盟。

“夜郎”之名，呈现于公元前280年左右，但并不是说公元前280年“夜郎国”就诞生在这一年。其实，早在公元 前280年之前，夜郎国作为真正的国家政权早已构建。在牂牁江（乌江）流域上产生的夜郎国，其历史是较之复杂的问题。探讨战国时期的夜郎国时，就要牵涉到西周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牂牁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当西周政权建立期间（公元前1046——前771），在乌江流域上的古代就已经有一个名曰牂牁国的国家政权出现了。关于牂牁国具体的国家情况我们虽然无从得知。但有一事，在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这就是在乌江流域古代族称为濮族部落集团，与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髳、微、卢 彭共八族部落集团，于公元前1046年参加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随着牧野之战的胜利，商朝统治的结束，西周政权的创建。西周政权承认了南方诸部落地方政权的权利。因此，生活在牂牁

江（今乌江）流域的古代濮族人所创建的牂牁国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周王朝的附属国，亦称分封方侯国。当古代乌江流域上的濮族人为主体集团所创建的牂牁国以及它四周的方侯国家在历经数百年之后，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5），这些诸侯方国逐渐形成以称：巴国（今川东南重庆一幅）、辰国（今湖南西北之地）、雕题国（今云南东南部）、黑齿国（今云南西北、四川西南部）、越国（今广西越南之交）、以及与牂牁国近东的荆夷国（今湖北荆州地区）、远东不庾国（今江西大庾山地区）等方国的称号。这些国家与拱卫着牂牁江流域地域上的牂牁国，它们都于公元前651年前往河南葵丘（今兰考），参加了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特诏华夏大地上各国在的大结盟。鉴于此史，《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辰、不庾、雕题、黑齿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诏华夏各国大朝会，史称：“齐为葵丘之会”【《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从这次华夏神州各国的大朝觐、大聚会，牂牁国国王能赴此盛会，这说明距今二千六百六十年以前，乌江流域包括贵州古代地域上确实有一个由濮族集团，创建较之完善国家机构的牂牁国屹立于华夏神州的西南地区。可鉴，乌江流域（包括贵州）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史可追溯到三千年前，公元前1046年由牂牁江乌江人参加消灭商纣的“牧野之战”后，以濮族人为主体创建的牂牁国，开启了乌江流域（古称牂牁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二：牂牁国的国家疆域和后来演变为夜郎国的国家疆域，其中心就是今天的乌江流域。

有关西周之初创建于牂牁江流域的牂牁国是如何灭亡的？夜郎国又是怎样在牂牁江流域兴起的历史史问？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甚至可以说在难以用文史资料解读夜郎国国家内部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以仅有的文献史料进行情理的推断，并结合夜郎国四周国家疆域分界进行合理的解读，这样才能得出它们较之真实的国家原貌。这是近两百年来贵州人包括乌江流域的学人们探讨夜郎历史的方式，今天仍然以其方式觅寻它的历史面貌。

关于夜郎国的地理国界，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史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夜郎最大”的大夜郎国，究竟有多大？《后汉书·南夷西南夷传》文史明示：“西南夷者，在蜀徼外，有夜郎。东接交趾（实为南接今广西越南之交），西有滇国（今云南），北有邛都国（今川西南），”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4页转载】

以夜郎国四面之交的国家，与牂牁国四周的国家作一个比较，战国时期以牂牁江（今乌江）流域形成的夜郎国国域，与西周时代、春秋时期以牂牁江流域形成的牂牁国疆域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个历史现象，使我们产生一种揣度，从牂牁国过渡到夜郎国时，说明夜郎国不是外来侵略者。如果是，以夜郎国作为外侵者自身国家版图，连

同被侵占的牂牁国国境，就会形成战国时期拱出来的超级夜郎国，这个新型的国家版图，应该是夜郎国疆域和牂牁国疆域合二为一的总和。然而《后汉书》给我们明示战国时的夜郎国国境，与西周、春秋时期牂牁国东面辰国（湘楚西北）、南面越国（广西越南之交）、西面雕题国（云南东南）、黑齿国（云南西北、川西南）、北面巴国（川东南重庆一幅）四方诸侯国托起的牂牁国国境，与夜郎国版图是完全覆盖在同一个国度疆域上的前后两个不同名称的国家。

三：牂牁国国名突然消失及夜郎国国名突然出现的文献背景。 当我们从文献资料中获得历经西周王朝、春秋时代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牂牁国国名，为什么在秦国于公元前280年攻打楚国巫、黔中地时，其牂牁国国名就突然消失了？为什么又于次年（公元前279）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夜郎国国名呢？这就说明，春秋时期完结，战国时期兴起之际，以夜郎国取代牂牁国的国家大事变，是发生在牂牁江流域牂牁国国家本土上的一次国家大事件。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料反映这次事变的经过。我们只能以春秋时期过渡到战国时期的国际大变革潮流的外因关系，推想到历经大几百年牂牁国的国家机器，在不能适应因“国际”风云而掀起的一场战国新潮到来时，在牂牁国内已经产生的新一代新生势力，取代了衰旧的牂牁国国政。它毋须用暴力形势来推翻原有的政权，而是牂牁国的一批老臣，在不能运转国家机器适应战国纷争的国际大潮流、大气候、大变化的历史大背景时，这批老朽的官僚，主动嬗位给一批具有运转国家机器能力的新生势力。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发生在乌江流域人类发展史上最文明的集体

嬗位。一批具有领导才华的新生力量，替代了老一代已经微弱的权力。所以，夜郎国与牂牁国交替承接，是一次和平演变。演变的结果是：西周之初（前1046年），牧野之战后由濮族先民们创建在乌江流域古代的牂牁国，在历经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春秋时期（前770——前475）逐渐走向衰微的过程中，牂牁国就自然地被淘汰了。而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前403——前221），一批能够应付国际风云变幻的新一代濮族势力，以夜郎国之名取代了牂牁国的名称，实属自然而然之事。

今天我们在考证文献资料的同时，获得牂牁国消失和夜郎国兴起的另一种历史文献信息。经考，在秦国夺取楚巫、黔中地之前，“周赦王四年（前311）秦惠王请以武关外地易楚黔中，不果”。“周赦王十六年（前299）秦质楚怀王，要楚割巫，黔中，怀王不许”。从上述文献的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秦国想要吞掉楚国巫、黔中地的数十年中，位于秦楚两国之间的牂牁国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当秦国以军事手段消灭韩、巴蜀等国的强大威慑下，使得牂牁国终于顺应历史潮流归属了秦国。这种归属的标志也许就是在濮族集团将西周王朝赐封的牂牁国国名改为夜郎国国名，以一种新的国名名称归属于秦国。这有可能就是在秦楚两国数十年征战中，牂牁国演变为夜郎国之名的历史大背景。这就是在两千余里的乌江流域古称牂牁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中，以濮族人为主体始创的牂牁国在历经西周、春秋之后，过度到战国时期其牂牁国国名演变为夜郎国国名的历史大背景。

四：夜郎国徒遭横祸

夜郎国金蝉脱壳于牂牁国，不论是战国时期的夜郎国，还是春秋时期和西周朝代的牂牁国，主宰着夜郎国和牂牁国的族民都是古代的濮族集团。而这个生活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濮族部落由于参加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纣政权的“牧野之战”，所以战后获得了分封为牂牁国的诸侯方国的权力，所以说，位于乌江流域古代产生的牂牁国，依附着西周王朝赋予的方国特权，维持着它的“国际”地位。由于生活在牂牁江流域的濮族部落，不仅赖以牂牁江连接长江（古称大江）的地理优势，步入华夏政治军事的大活动，且靠着牂牁江流域的天然矿产资源——丹砂、水银、雄黄、雌黄、石蜡、茶叶等丰厚的物资资源，成为牂牁国和后来夜郎国的国家产业，流入长江，广施中原，所以历经西周、春秋时期的牂牁国再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夜郎国时，应该说此时夜郎国的地位已经融入了华夏诸国之中。

从《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史云：“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得天独厚优势，这使夜郎国的国家视野，放眼大江（即长江）连接中原的要塞之地。由于夜郎国的地理位置与西部的秦国，较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楚国要靠近得多，这就造成夜郎国成为秦国的附属国。从今天的秦始皇陵发现大量的水银这种物质看来，夜郎国的丹砂、水银等国家产业朝贡秦朝的肯定不少。据史料记载，还是濮人部落的时候，濮族首领就曾以濮人治炼的丹砂、水银朝贡过商汤王朝。当西周王朝建立后，作为西周王朝分封的牂牁国，其国家产业的丹砂、水银又贡向西周政权。

由于夜郎国成为秦朝的附庸国后，在秦军夺取楚国的黔中地时，夜郎国却招来横祸。据《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13、15、17页史云：“周赦王四年（公元前311），秦惠王请以武关外地易楚黔中地，不果。”“周赦王十六年（公元前299），秦质楚怀王，要楚割巫、黔中，怀王不许。”割地不成，终起战争，“周赦王三十五年（前280），秦司马错伐楚，拔黔中”，“涪陵、巴之南鄙、从枳县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黔中地”。从这句历史文句中，可以看到公元前280年秦国在夺取楚国黔中地的战略路线，只是从牂牁江入长江涪陵枳县境地入侵楚国夺取楚黔中地的。

照理，秦楚之战，与夜郎无关。而历史的史实是，当“周赦王三十五年（前280）秦司马错伐楚、拔黔中”的第二年，“楚顷襄王二十年（前279）遣将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夜郎国降”（《华阳国志》载），向夜郎发起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好端的夜郎国，由于秦楚大国之争，却招来横祸。不仅当时的夜郎国人受苦，就是二千二百八十年后的今天，夜郎国人的后裔连“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夜郎国的国都在哪里？牂牁江是哪一条江都是个谜。可鉴，能在中国历史大事件上都有所史记的牂牁国、夜郎国，以及牂牁江他们究竟在哪里？这个历史之谜，对乌江人来讲，完全蒙在鼓里，实在显得有些尴尬和遗憾。

五：清末学儒郑珍、莫友芝在研究夜郎国史时步入第一个误区。

史学界，虽然将公元前770年——前475年划为春秋时期，但应该说公元前770年之前，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上的牂牁国就早已建在了。经考，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上的濮族部落，早在公元前1046年就参加过周武王讨伐商纣的牧野之战。所以当周武王建立西周政权后，濮族部落所创建的牂牁政权自然得到西周王朝的承认，这就是牂牁国建立的发端。牂牁国的建立应该是西周时代分封制的一种体现。由于这种以地方诸侯国的分封，才使各方侯国与西周政权并存了几百年。

当牂牁国到春秋之末演变到夜郎国时，由于从牂牁国过渡到夜郎国是一种嬗让形式，因此，从牂牁国演变到夜郎国的古代濮人们，由于长期不打仗，夜郎兵是缺乏战争经验的兵，没有经过战争洗礼锤炼的将，是不能对付“国际”战争的。所以当夜郎将兵一旦遇到外来侵略时，便举手投降了。请看《华阳国志·南中志》史曰：“周之季世，楚顷襄王二十年，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今福泉）以伐夜郎，植牂牁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可见，夜郎国的将兵打仗是不行的，一打便投降了。关于二千多年前夜郎国的具体国都以及其他，给后世留下了更多的悬念。所以研究夜郎国成为贵州甚至包括乌江流域近几代学人们的探谜夜郎国历史之业。

时间推延到清朝道光年间，清贵州巡抚执政下的上八府和下八府兴起了一股研究二千多年前的夜郎热。于是《铜仁府志》、《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安顺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思南府续志》等十余部府志相继问世。在这些府志中，几乎都史录

下了二千多年前夜郎国相关的文史资料。这些资料成为后来的学人研究贵州、同时也研究乌江流域探讨夜郎文化的历史文献，成为研究夜郎国国家领域、军事动向、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立据立论的文献依据。清道光年间的贵州文人们，为探源牂牁江流域古代战国时期夜郎国文化，春秋时期牂牁国文化开启了乌江流域的历史先河。近二百年来，从清末经民国迄今，贵州文人墨客代代相传，都没有离开研究古称牂牁江流域夜郎文化的大本营。但我发现，自公元1841年以郑珍、莫友芝，在探寻二千多年前古夜郎国时，一开始就步入了历史的误区之中，其误区形成的原因及其远因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看：公元前104年到前91年成书的《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以及《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史云：“楚将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退）。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贵州通志》卷一18页亦载】

此后，东晋穆帝时（公元345——361年），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是一部多以西南地区土著民族重要史料编撰成的史书。其志史云：“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使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今福泉）伐夜郎，且兰既克，夜郎又降，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返，遂留王滇池。”

公元1824年成书的《铜仁府志》10页史述：“庄蹻略（占据）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相距不过百里，蹻之兵威未有不及者，其时，地之属蹻可知矣。”

公元1841年成书的《遵义府志》55页史云：“庄蹻略（占据）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当时，遵义府地在夜郎国之东北，于且兰（今福泉）只隔一延江（今乌江），蹻之兵威未有不及者，其时，地之属蹻可知矣。”

公元1841年成书的《安顺府志》史曰：“楚顷襄王使将军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福泉），胜之，遂进灭夜郎，西至滇。”

关于公元前279年，楚将庄蹻率兵攻伐夜郎国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从前104年——前91年成书的《史记》、《汉书》，以及公元361年成书的《华阳国志》，到公元1824年编成的《铜志》、以及公元1841年左右编成的《遵志》、《安志》等，均大同小异史述了庄蹻伐夜郎的记载。

从《史记》、《汉书》史云：“楚将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伐夜郎”之史，到《华阳国志》史云：“庄蹻溯沅水伐夜郎，（最先攻取）且兰（福泉）既克，（而后）夜郎又降”的历史文献得出以下判断：

翔考以《史、汉》两书史云：“楚将庄蹻将兵循江上”之句的历史文献，说明庄蹻之兵从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到了辰水（今辰溪）入沅水之处，有一支蹻兵就沿依着辰水“循江上”，由沅水入辰水，再由辰水入锦水（今锦江），以“循江上”而占据锦州（今铜仁）后，去攻打夜郎国的国都。

审阅《华志》史云：“庄蹻溯沅水伐夜郎”之句历史文献，考明庄蹻之兵从洞庭溯沅水至辰水时，另有一支军队仍继续溯沅水而

上，直抵夜郎国贵州境内清水江、重安江到达且兰（今福泉），去攻伐夜郎国的国都。

由于庄蹻之兵分两路攻伐夜郎，这才产生了《铜仁府志》、《遵义府志》两志均同文声称：“蹻之兵威未有不及者，其时，地之属蹻可知矣”的文献史载。说明庄蹻之兵相继占据了铜仁、控制了遵义两地。然而夜郎国的国都在哪里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幸亏《铜志》和《遵志》对“夜郎”方位都有所界定，但却各有其说。 《铜志》说：“铜仁在夜郎东南”，即“夜郎在铜仁西北”

《遵志》说：“遵义在夜郎东北”，即“夜郎在遵义西南”。 由于铜仁、遵义是两个地处不同方位的地方，所以以它们各自识别“夜郎郡治”的地点，当然也在各不相同的位置上。但有一点可以承认，《铜志》、《遵志》均载：“其时地之属蹻可知”，说明庄蹻之兵已经知管控制了铜、遵二地。以历史文献翔实，证明公元前279年庄蹻之兵所伐之“夜郎都城”，就应该是座落在“且兰（今福泉）——铜仁（今地）——遵义（今地）”三地之间三角地带中的某一个地方。而这个“夜郎郡城”必须是与《史记》记载相关的：“夜郎者，临牂牁江”某一地段上临牂牁江江河之滨的一个都城，才应是“夜郎都邑”的行政中心。以这样的探寻方式，根据这样的文史文献对“夜郎都城”方位进行有效的盘查排考，才能得出“夜郎都城”在何地的准确判断。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距今二千二百八十年前，即公元前279年庄蹻讨降的夜郎都城就在且兰（今福泉）、铜仁、遵义三角地带之间的某一个“临牂牁江”的地方。

然而，到了公元1841年，由一位生于1806年的郑珍，与另一位生于1811年的莫友芝，他俩于1841年合编的《遵义府志》中，却将“公元前279年庄蹻溯沅水，且兰既克，夜郎又降”的“夜郎郡治”，划出在“福泉（且兰）——铜仁——遵义”三角地域之外，即以《遵志》声称“遵义在夜郎东北”反向的西南方位去寻找“夜郎郡治”。这样的结果，使郑、莫二人得出：“夜郎郡治定在安顺府境”之说。郑、莫将没有江河的安顺，说成是夜郎郡治。这个说法，完全偏离了《史记》史云：“夜郎者，临牂牁江”的文史文献。偏离了《华阳国志》史云：“庄蹻溯沅水出且兰（福泉）伐夜郎，且兰既克，夜郎又降。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返，遂留王滇池。”的原始战略路线的历史文献。

请看：二千二百八十年前，庄蹻兵讨伐夜郎取得胜利之初的战事路线是：先克福泉（且兰），后降夜郎（郡地待考），占据铜仁，控制遵义。当庄蹻统率的军队将夜郎国的财富（丹砂、水银、雄黄、雌黄）搜刮一空后，率部在返回本国楚黔中地的路途中，才发现楚国的黔中地已经被秦军占据了。为此，庄蹻之兵在不能返回楚国“无路得返”的无奈情况之下，只好由楚黔中之边缘今湘西之地，往夜郎方向原路撤退，退到铜仁、复经夜郎都邑（待考）、又出且兰（福泉）、逃过安顺（今地）、终抵滇池，“遂留王滇池”便永远当上滇池王了。由史可鉴，郑、莫二位先学，将庄蹻之兵撤退时第二次复进且兰（福泉）——第一次逃过安顺——最终抵驻滇池，把退兵路上的一线三点中，第一次“逃过安顺”的地方，便误定“安顺为夜郎”之说。像这

样将庄蹻之兵在撤退寻找出路中，第一次“逃经的安顺”，便将“安顺以夜郎”来判定，这就是郑珍、莫友芝将安顺误定为夜郎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们研究夜郎历史文化步入误区的开端。

六：郑珍、莫友芝先学研究夜郎国史时步入第二个误区。 作为研究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课题来讲，一旦步入了误区，就会有意无意地将不是的事，狡说为是。将不对的事，也会狡说成对。甚至在沿用历史文献文字资料时，会巧妙地将其文史文献的真正内涵套上别的内容去作演变式的解释、强辞性地渲染。请看，就在郑珍将“夜郎郡治定在安顺”之说后，他却孤注地将《史记》中所云：“夜郎者，临牂牁江”的这句话，窜编在距离安顺二百里以外的一条六百里不通航的北盘江上，并生拉活扯将北盘江定为“牂牁江”。自公元1841年郑珍立论此说公诸于世后，到公元1948年成书的《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62、63页步郑氏后尘追述说：“郑珍??定夜郎郡治在今安顺府境，是夜郎所临之牂牁江（指北盘江，此江离安顺二百余里），必非（绝对不是）贵州东部诸水也。”并限制“乌江、蒙江、都江、西洋江，皆不得为牂牁江”来考订。

当郑珍将“贵州东部诸水，乌江等，皆不得为牂牁江”判之以死的结论下了之后，第二步便开始运用《史记》中：“夜郎者，临牂牁江”这句文献，套用在“夜郎在今安顺，是夜郎所临之牂牁江”的理论即此形成。郑氏的这句以“安顺即夜郎，夜郎临牂牁江”的含混变通之语，蒙蔽了后世研究夜郎历史的史学者。好在有司马迁《史记》作以：“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历史文献存

于世间。而郑珍所定“夜郎在安顺”。今考，安顺是没有一条“江广百余步”的“牂牁江”的。就算郑珍所说“夜郎安顺所临之牂牁江”，是在距离安顺二百多里以外的北盘江，而这条六百余里不“足以行船”的盘江大峡谷，能与《史记》中“足以行船的牂牁江”历史文献吻合吗？由此窥见，公元1841年的郑珍毫无理由地、蛮横武断将“贵州东部诸水，乌江等皆不得为牂牁江”排除考证之外，下这样的判决，实在无理。反之，他们却将六百里不通航的“盘江两山夹峙，波涛湍荡，蛟龙鱼鳖之所不窟，舟楫不通”【《贵州通志》卷一55页载】的北盘江，判定为“足以行船的牂牁江”。这就是郑、莫二人在将“安顺定为夜郎郡治”的第一个误区产生之后，又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的第二个误区形成。

七：剖析郑、莫产生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历史背景。

郑珍、莫友芝二位先学，“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产生在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广东）时，郑、莫对唐蒙与广东番禺人对话内容中的全部史料的误解，才形成了第二个误区。其原因是这样的，据《史·汉》二书史云：“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的这段历史文献中的两个层次内容，令郑、莫二氏没有作仔细深入的分解，所以加速了二位先学形成第二个误区的理念。

这是一段以倒装句为主，艰涩难辨，易于曲解的文言史。如果解读不好，就易入误区。郑、莫二学不是不懂，而是忽视。他俩对这段文史文意中的两层境界没有作缜密地递进深入的研究。所以，在误“定夜郎郡治为安顺府境”的所谓“小夜郎国”国域的基础上，又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便将安顺西边二百里以外的北盘江，就误定为是“小夜郎国”国道的牂牁江了，这就是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原因。

请看，郑、莫二学是怎么误解上述这段历史文献的呢？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在广东番禺得吃到汉朝禁止蜀地出国的枸酱时，问南越番禺人，汉朝的枸酱从何而来？（回）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是文献中第一层史料中的两句对话，然而这两句两千多年前的对话，到了公元1841年郑珍、莫友芝的眼里，由于认为安顺就是夜郎国的中心，而在夜郎国境内的：“道西北牂牁江，（能）出番禺城下”的江，就只有距离安顺二百多里以西的北盘江了。在郑莫二氏定安顺为夜郎的国境内，就只有北盘江之水才是与珠江番禺城相通的。仅凭这一点表皮的现象，于是“道西北牂牁江”就被郑莫二位先学“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的第二个误区便由此产生。 而二千多年前司马迁的这句倒装语：“道西北牂牁江”，则是另一种意境。是指具有比今贵州版图还要大的乌江流域的大夜郎国来说：“牂牁江的西北道”，指的是牂牁江的西北面经红水河，是可通珠江广东的番禺城下。然而这句“道西北牂牁江”的正宗意境“牂牁江的西北道”，却被郑、莫先学误解为：“牂牁江在西北道”。随着“牂牁江在西北道”的误解、误圈的设置下，唯一的答案就是：在以安顺为中

心所谓的“小夜郎国”内，就只有北盘江才是牂牁江了。即此，北盘江和牂牁江就变为一江之说了。从此，一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第二个误区即此产生。就这样，一个被《后汉书》清晰史载的：“西南夷者，在蜀徼外，有夜郎。东(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的大夜郎国国家疆域。在这个比今天贵州省域都还要大的大夜郎国，却被郑珍、莫友芝又误考出一个仅以安顺为中心的“小夜郎国”来，在“小夜郎国”境内，唯一的北盘江自然就被郑莫二氏考证为牂牁江之说了。其荒谬之考，不言而喻。

接下是这段文史资料后几句对话的第二层意思，令郑、莫二先更没有去作细读明辩，乃至造成进一步加剧了误区的界定。请看接后的文献：“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出使广东番禺后回到京都长安的唐蒙，问蜀地在京都的商人，蜀商向唐蒙回答：“枸酱是川蜀之地独有特产”，但是由蜀商卖到夜郎市场后，又由奸商通过夜郎“持窃”走私，偷运出夜郎国与滇池国、交趾国之间的国界线，这是一条“多持窃出市夜郎”的“国际”路线，枸酱就是从夜郎国牂牁江的西北偏道——红水河，走私“持窃”偷卖到珠江番禺城下的。而郑珍、莫友芝却把这条偏道的北盘江，当做大夜郎国国道母亲河牂牁江来考订，其结果怎么会不错呢？

当唐蒙听了蜀商的话后，仍然以为大夜郎国内“道西北牂牁江”的西北道确实还有一条河是可以通往珠江番禺城下时，随后，唐蒙将道听途说的话又向汉武帝上书道：“窃闻可得夜郎精兵十万，从牂牁

江浮船至番禺，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汉书》、《华志》同叙】。唐蒙向汉武帝献出此招，其言之意，是说我朝汉军可以从夜郎国牂牁江的西北道，出其不意、出奇制胜攻下广东番禺城而一统华夏。

汉武帝站在国家高度，“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涪陵的乌江山峡）入，遂见夜郎侯多同”【《汉书》载】。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其目的是对未来兵伐南越，翔实夜郎国内牂牁江的西北道可否作为“出其不意、制越一奇”的军事水道战略路线作进一步核实、考证。当唐蒙到了夜郎国后才知道，“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夜郎国牂牁江，是根本不通珠江广东番禺城的。即就是“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西北面的北盘江，也是六百里不能行船的。汉武帝经过这次派唐蒙出使夜郎国实地考证，牂牁江是一条不能通珠江南越番禺城后，所以，在时隔二十四年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当南越番禺真的反叛汉朝时，汉武帝就根本没有派兵从夜郎国牂牁江西北面的北盘江浮船下番禺去消灭南越的。

此事时隔二千多年后，迄至公元1841年的郑珍、莫友芝却将大夜郎国西部与滇池国（今云南）交界的六百里不通航的北盘江，误定为大夜郎国的母亲河牂牁江，在这个误判、误定、误区的误导下，使民国至新中国的贵州史学，夜郎学考的一些学人，也误将“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桂江、西江、直到珠江的番禺江，全长四千余里，误考为‘古总称牂牁江’”的江名，（《夜郎考之一》33、133、143、148页均载、《贵州史专题考》108页载）,王燕玉教授的话讲

得活,也流露出他的一些质疑。)就这样，源起于春秋以前西周王朝，由濮族集团在古代以牂牁江（今乌江）流域建立的牂牁国国道——牂牁江；以及公元前279年至公元前26年间，几百年中的夜郎国国道——牂牁江，到了公元1841年，在郑珍、莫友芝的误论下，将历史上在牂牁江流域前后建立的牂牁国、夜郎国这两个国家的母亲河牂牁江，居然被郑莫二先搁在一边不予研究。而仅以不足以行船的北盘江的水可通珠江番禺城下这一假象，就成为郑、莫立论为：“可通珠江番禺城的北盘江就是牂牁江的唯一依据。”由此可见，郑、莫二氏不顾《史记》中的史料解释：“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文献内涵，抛开夜郎国国家版图，东南武陵山脉、苗嶺山系，西北大娄山脉、乌蒙山系，这几大山脉间临夹着一条两千余里的牂牁江水道之原始文献，却将大夜郎国的西部一条六百里不通船的偏道——北盘江，用以取代“夜郎最大”大夜郎国国家腹线中的牂牁江。这就是郑、莫二位先学第二个误区全部形成的原因。

八：郑、莫先学研究夜郎国史的第三个误区

公元1841年，在郑珍、莫友芝以“夜郎在安顺”第一误区立论下；继之又以“北盘江为牂牁江”第二误区定论时；在这两个误区基础上；“以安顺为中心的小夜郎国”第三个误区又顺利成章了。近百余年来，研究贵州古代夜郎文化的学人们，几乎都以郑、莫上述第三个误区去解读、去套用，去立论“小夜郎国”国家疆域及其国家中心的所在地。这样的结果，常常产生前后相抵，出尔反尔，自圆其说。以一种失去历史链的手段去求证历史，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莫衷一是。

始终找不到二千多年前《史记》、《汉书》所云：“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夜郎都邑在什么地方？更找不着数万夜郎兵被灭的地方在何处？造成找不着历史上夜郎国蛛丝马迹的原因，其最起码原因是没有把古代比今天贵州还大的大夜郎国，放置在大夜郎国国道乌江流域古称牂牁江上去作认真地考究。将没有江河的安顺，将根本不靠史谱，不“足以行船”的安顺定为夜郎国国都，这就难以寻觅到真正夜郎国国家中心的踪影在哪里？以及难以发现数万夜郎兵，被牂牁太守陈立麾下的汉军所击败的地方究竟在何处？这一切有关夜郎国的历史史问，都因为对一条古名牂牁江的误释，而带来了诸多的历史疑问。

我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贵州几本《夜郎考》一些学人们的论文，在谈及夜郎国国都时，几乎都是以郑、莫先学锁定的误区，去阐述夜郎的国都、国境以及国江等有关夜郎领域的历史文化。就连《贵州史专题考》这样有名的大家之作，也不得不按照郑、莫的说法去加以修正。其书109页说：“夜郎邑的今地，仍按莫与俦（莫友芝父）、郑珍的基本考证而去其疏阔，订在今安顺市及其东南一带。”（这段文字可看出王老的质疑与无赖)即将今安顺市全境以及南面兴义地区。皆按莫、郑的误考、误定的地理方位，误定为是“小夜郎国”国家版图的第三个误区形成。这个仅以安顺地区和兴义地区构成的“小夜郎国”国境，与《后汉书》东、南、西、北西方诸侯国托起的牂牁江（乌江）流域的大夜郎国，是纯粹不靠史谱的，是与《史记》、《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大夜郎国疆域相悖的。

九：从文献中求证“夜郎在铜仁西北”的何处。 请看，以郑、莫二位先学，将今天安顺、兴义地区误裁为“小夜郎国”后，这个“小夜郎国”国家疆域，能与《后汉书》史述：“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之西”拱起的、比今天贵州版图还大的大夜郎国能相提并论吗？《后汉书》中的夜郎国，早已是用文献板钉了的疆域国界呈现于世。并非是莫与俦、郑珍、莫友芝等所考订只以安顺为中心的一个小小的夜郎国。至此，以今人郑、莫二氏考订“安顺即夜郎”所谓夜郎的“超级小国”，显然不属于《史记》、《后汉书》史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大夜郎国疆域版图。那么，史书记载四面都有其他国家拱卫着的牂牁江（即乌江）大夜郎国的国都又在哪里呢？按照郑、莫合编《遵志》上述解读：“遵义在夜郎东北，即夜郎在遵义西南”的安顺，显然是配不上《史记》中所称：“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历史答案。那么，我们还得重新寻找史料，重新在史书中去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在何处的历史答案。然而在有关夜郎历史文化仅有的几本史书中，能说出夜郎国国都在何方的，除郑珍、莫友芝在《遵义府志》中“定夜郎为安顺之说”不能成立外。为此，我们只得以比《遵志》还早的《铜仁府志》史云：“公元前279年，蹻略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的史料，去寻找“夜郎在铜仁西北面”的何方？

《铜仁府志》给我们留下“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的文史资料，已经告诉我们“夜郎即在铜仁西北”方向。按此方向寻找，在铜仁西北方位的有：江口（今地）、石阡（今地）、思南（今地）、思邛（今印江）、思渠（今沿河）、大堡（今德江）、龙泉（今凤冈）、湄潭（今地）、播州（今遵义）、桐梓（今地）等地，都在铜仁西北方位，它们都可作为研究夜郎国都的对象。甚至有史载：秦王（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在石阡还设过夜郎县。此后，在南北朝以后，隋、唐至宋分别在桐梓、晃县、松坎等设置夜郎县。但它们都不是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和“夜郎县”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概念的行政区划。

要考证夜郎国国都在哪里？必须从公元前279年第一次呈现庄蹻克夜郎，“铜仁在夜郎东南”的史料考查起，然后依次往后推考公元前220年，秦通五尺道置夜郎吏；公元前135年，唐蒙问蜀商，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公元前130年，唐蒙请通夜郎道，上许之出使夜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夜郎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并在夜郎重置牂牁等五郡；到公元前27年夜郎酋首王兴被诛【《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迄止唐《元和郡县志》云：公元前26年，牂牁太守陈立，以阻兵保据思邛水（今印江），破夜郎王兵数万于此。其间在历经二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就只有上述几条关于夜郎国的历史资料。在这几条史料中，仅有《铜仁府志》史述到公元前279年，庄蹻之兵伐夜郎时，记下了：“铜仁在夜郎东南”即“夜郎在铜仁西北”大方向的历史信息。这个历史信息产生于公元

前279年发生在铜仁的史事。该信息给后世学者考证夜郎在铜仁西北方位产生了一线希望。作为一个历经或实际上已经超过二百五十年的夜郎国，虽然留下的文献史料少得如此让人难以置信。然而令人毫无质疑的是，夜郎国的国家政权是存在的。正因为它的存在，才有它被灭亡的具体历史时间：“公元前27年，汉成帝于河平二年，令牂牁太守陈立诛夜郎王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唐《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史云：“公元前26年，牂牁太守破夜郎王兵数万于思邛”的历史文载，是见诸于中国国家史书上的。这为觅寻夜郎国国家军队被取缔、最后被破败，以及夜郎国被消灭的历史信息，呈现出燕过有影的历史迹象。

夜郎国都新考 铜仁学院乌江文化产业研究院 田维华

十：夜郎国军队被破败于铜仁西北面的思邛（今印江）

终于，在翻阅大量的书籍中，发现夜郎国被消灭了数百年之后，在唐朝国家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书中史述道：“汉时，陈丘（立）为牂牁太守，阻兵保据思邛（今印江）水，汉将夜郎王（兵）数万破丘（立）于此”的历史资料，《广舆记》亦载。

这段倒装句的史料，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夜郎国虽然被灭亡了，但夜郎国的社会关系对以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即便是夜郎被灭了几百年之后，唐朝还能将“夜郎王兵数万，被牂牁太守陈立，以阻兵保据思邛（今印江）水，将数万夜郎兵破败于思邛（印江）的史事，记

载于唐朝国志的《元和郡县志》中。并且唐廷还以“夜郎”二字在多地设立“夜郎”县名。这说明唐朝对“夜郎”有一种青睐之情。

经考，从唐《元和郡县志》、《广舆记》均载述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以保据思邛水（即印江水），破败夜郎数万兵于思邛的这个地方，正好与《铜仁府志》史云：“铜仁在夜郎东南”即“夜郎在铜仁西北”的方位是吻合的。这一历史文献的发现，第一次验证了，无论是《铜仁府志》史记公元前279年庄蹻兵占据铜仁时，史述“夜郎在铜仁西北”的方位，还是唐《元和郡县志》史载：“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兵数万被牂牁太守陈立破败于思邛”（今印江）的地方，均为同一方向位置。由史再次证明，公元前279年，庄蹻之兵攻打的夜郎国国都，就在“铜仁西北思邛”（今印江）的周边之地。

从唐朝《元和郡县志》史云：“牂牁太守陈立，以阻兵保据思邛水，破夜郎兵数万于此”的这场争战场面，史述了当年牂牁太守陈立，是用兵保护据守着思邛水，才将夜郎数万兵破败于思邛印江的。有关这件史事，能在其它史书上找得到吗？能找到与当年太守陈立以兵阻据，用兵保全思邛水印江河，以水战击败夜郎兵的史事相关史载吗？唐朝《元和郡县志》告诉我们，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令以兵阻保思邛水的这场水战，是击破夜郎兵数万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只要能找到牂牁太守陈立利用思邛水破败夜郎兵相关历史的蛛丝马迹，这将成为考证夜郎兵被灭亡之地的历史性的突破。

所幸，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81页引《汉书》史述了当年相关的情景：“牂牁太守陈立诛夜郎王兴。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

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请募诸夷与诸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厄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

这段史料可谓凤毛麟角。《贵州通志》转载《汉书》中史载关于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诛斩夜郎王兴之后，引起了王兴的岳父翁指和王兴的儿子邪务不服，于是组织余兵并胁迫二十二个邑的夜郎兵共同反叛汉朝。汉将太守牂牁陈立奏请汉成帝恩准，可以在夷部地区招募兵源与汉官都尉长史共同攻击翁指。翁指叛部以石筑墙，继续反叛。陈立令奇兵断其粮道，并使用离间计诱惑翁指部下谋杀翁指。战争已从年前即公元前27年的冬季，到第二年公元前26年的夏季，终于出现转机。“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的文史资料，说明在牂牁太守陈立用“纵反间计以诱其众”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又以“绝其饷道”、“绝其水道”，在断其“粮、水”的围攻下，迫使夜郎将兵内讧了。一群夜郎将兵斩了酋首翁指，自行“持首出降”投降了汉将牂牁太守陈立。

今考《汉书》在史述：“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的文史资料中，就缺少了一个对当年史事发生的“地点名称”在哪里的记载。“人物、时间、地点、事件”是纪实、纪史的几大要素，缺一不可。《汉书》为什么不像唐代《元和郡县志》那样，能将夜郎将兵最后败破的地点——“思邛水”今天的印江河写入《汉书》中，令后世一目了然呢？带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悬念，几经穷究之后，终于理清了二千多年前《汉书》为什么没有记下“思邛江”

的地名。其史问的症结是，二千多年前的《汉书》编成时，“牂牁太守陈立破夜郎王兵于思邛”中的“思邛县”名，在汉朝时还没有产生。所以才导致《汉书》只史记了：“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仅记“天时、水道、陈立”之要素，而无击破夜郎兵于何地的地名被史录下来。这就造成《汉书》没能像唐书《元和郡县志》那样史记有“思邛水——印江河”的方名呈现在史书上的原因。与之同样像《汉书》只记史事，无有地名，这种现象在《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中，亦是常有的事。因为在上述这些史书中所记史事之时，差不多的“地点名称”都还没有产生。所以，往往令今人研究起来实是费神。唐书《元和郡县志》之所以能将汉朝“牂牁太守陈立攻绝其水道破夜郎王兵数万于思邛水”所发生地名：“思邛水”，载入《元和郡县志》中，那正是因为唐廷中央政府，在曾经“陈立攻绝其水道破夜郎王兵数万于“思邛”的地方，于公元620年在印江郎溪设“思王县”,716年，唐政权在此地设置了“思邛县”（《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55页载），所以唐书《元和郡县志》上，在史记这桩史事的同时，就将夜郎王兵数万被灭的地名——思邛县之思邛水的地名载入史书上。

我们今天读《汉书》，《汉书》虽然没有明记“水道”就是“思邛水”，但“思邛水”便为“水道”是无疑的。况《汉书》以：“立攻绝其水道”的牂牁太守陈立，与唐《元和郡县志》史云：“立以阻兵保据思邛水”的陈立为同一个人。是牂牁太守陈立率兵利用水战围歼夜郎兵才使之投降的。可鉴，唐书《元和郡县志》与《汉书》的共

同点，史载了公元前26年的夏季，汉军利用“时天大旱，牂牁太守陈立以兵保据思邛（印江）水，绝其水道”使夜郎兵食用水道断绝。再加施离间计，诱使夜郎兵将最终斩杀了叛酋翁指的头，数万夜郎兵走出思邛（王）城“持首出降”于汉朝。一场历经近两年夜郎国将兵的叛乱，终于被牂牁太守陈立率部围解下遣散了。至此，历时二百五十年（公元前279——前26年）的夜郎国终于宣告结束。夜郎国被消灭了。但以“夜郎”之名设立“夜郎县”，直至唐宋两朝时而用之。宋朝以后，不再用此名。

行笔至此，说明《铜仁府志》史载：公元前279年，楚将庄蹻率部从“铜仁在夜郎东南”，去攻取“铜仁西北的夜郎”所述方位的历史史料，是完全吻合的。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就铜仁与思邛（今印江）两地而言，铜仁仍在夜郎兵部大本营思邛今印江的东南面，而夜郎兵营思邛今印江恰恰就在铜仁的西北面。可见，《元和郡县志》与《铜仁府志》为我们寻觅二千多年前的夜郎兵营集结地，记下的罕见而珍贵的历史史料，这为解读公元前279年，庄蹻军为什么要攻克“铜仁西北面夜郎降”的战略路线，收到明辨历史真实的效果。

史话至此，总结《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所史载：“公元前279年，庄蹻伐夜郎”之史，与《铜仁府志》“庄蹻略巴、黔中以西夜郎国，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蹻兵攻伐“铜仁西北夜郎”的目的地，均为同一个地方，这就是铜仁西北面的思邛之地。而二百五十年后（公元前279年——前27、26年），《汉书·西南夷传》第十一册第三八四五页史云：“公元前27、26年，至冬，

翁指据厄为垒。次年时天大旱，太守陈立攻绝其水道”之史，与唐《元和郡县志》“汉时，陈丘（立）为牂牁太守，阻兵保据思邛水，汉将夜郎王（兵）数万破败于思邛（印江）”之史，也是十分吻合的。以上述数志相合的文献史料作终结判断，公元前279年，楚将庄蹻占据铜仁的战略目的，就是要攻取铜仁西北面的夜郎思邛（今印江）以及它的都城。时隔二百五十年后，到了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汉将牂牁太守陈立率部灭数万夜郎兵仍在思邛水。以史可鉴，在夜郎国历史上，在历经二百五十年的首尾之间，庄蹻攻夜郎国，陈立灭夜郎国，都是发生在思邛印江之地。从上述这些历史事件中的史象，所衔接历史链结的事件地点，公元前279年夜郎始降于庄蹻，夜郎国最后于公元前27、26年被牂牁太守陈立所灭。其前因后果，一脉相承，均在思邛一方。这说明思邛印江就是历经二百五十年之夜郎国的兵营集结地，至公元前26年已不复存在了。

十一：夜郎国的国都其实就在今地的思南

然而，何地才是夜郎国的国都呢？这还得靠解读历史的脉络、明辨历史的传承、佐证历史的文献寻找人类与江河文明流源的轨迹，才能得出夜郎国都究竟在何处的正确答案。

公元前27年，汉成帝在令陈立消灭夜郎时，汉成帝为什么又要将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牂牁郡”的“牂牁”二字，赐封陈立为牂牁太守呢？

经考，汉成帝在夜郎夷部反叛之时，为什么要以“牂牁”之名赐陈立为牂牁太守出兵思邛（今印江）镇压郎兵，这是有其政治缘由的。

因为，在集结郎兵思邛印江的西面，位于牂牁江即乌江之滨的思南古地，早在春秋之际，这里曾是夜郎国主体族部濮族先民们建立的牂牁国。时下，又是夜郎国国都。所以汉成帝仍以西周王朝赐夜郎将兵先祖们始建的牂牁国名，赐陈立为牂牁太守，以示对夜郎将兵先祖们的敬重，同时还可以起到产生瓦解夜郎将兵的政治作用。

由夜郎将兵先祖们创建的牂牁国，牂牁国（思南）城下的江，就名叫“牂牁江”。所谓“牂牁”：是表示栓船的木桩很多很多。这种特别的现象在思南的古代，自三千年前西周时期的牂牁国设于思南起，这种以木桩栓船的别致景象，一直传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后普遍使用机动船），这里都是以古代原始的栓船羊角式木桩，依次栽插在牂牁江（即乌江）岸边。这种风物，在二千余里的乌江，只有古代思南的牂牁国、夜郎国的牂牁江岸，才会有这种原始壮观的一长排数以百计的羊角式木桩，形成独有别致将船栓于岸边桩上的现象。这种现象，被西周王朝美誉为“牂牁”之名。所以，思南的古代，正如《史记》、《汉书》史曰：“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其文献中“江广百余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牂牁江有百多步宽。而古人以单步为跬步，双步为一步。用今天的长度单位计量，一步的长度约一米五以上。而文献中“江广百余步”，即说明牂牁江江面起码接近于两百米左右的宽度。在古代牂牁江流域的牂牁郡时代，在牂牁郡城下称得上“江广百余步”的牂牁江，就只有位于牂牁郡治思南的牂牁江，才会产生这种与生俱有的原生态现象。当历经了数百年的牂牁郡逐渐消失后，夜郎国在牂牁郡原址上崛起时，《史记》、《汉书》

仍史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原始生态。请看，在古代或今天的牂牁江即乌江流域间，有哪一条江能与《史记》《汉书》的文献，配得起这种历史原生态美曰牂牁的景象呢？这种原始的“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态势，只有古代牂牁国、夜郎国都的思南才能享受这种天赐厚礼之遇。同时，也只有古代的思南才能配得上美名“牂牁、夜郎”的桂冠。因为，思南郡城是二千余里牂牁江上下物资的聚集地。由于思南是古牂牁江上下物流的集散地，所以在江岸停泊的船只之多，使栓船的羊角型木桩也就自然很多。这种沿着河边栽插一排长长的木桩用以栓船的康庄风景，是乌江流域境内有人类活动所有的江河岸边，都是无以比拟的。因此，西周春秋时，将这种古朴、原始的由许多羊角式木桩插在江岸的壮观现象称名为“牂牁”，而将思南冠名为“牂牁郡”，此美誉之名,在贵州非思南莫属也。尽管牂牁国、夜郎国之名过去了二千余年，但现在还能查到有关“思南与牂牁郡、思南与夜郎郡”的文史资料也还不少。甚至有些史料还能上下贯连、朝朝相承。比如：《广舆记》、《元和郡县志》、《汉书》均史云：“牂牁太守陈立以保据思邛水，破夜郎数万兵于思邛（今印江）”之史，就是一脉相承的。

清朝初年田雯，山东人，生于1635年，康熙三年（1664）进士，授秘书院中书，累迁户部主事、工部郎中、江南学政、湖广督道、江苏巡抚，后又调任贵州巡抚时，他在编著《黔书》立论中，早就明明白白的说：“牂牁江即今日之乌江，汉牂牁守陈立据思邛，诏夜郎王将兵破之。牂牁旧治既在思南，则牂牁江宜在思南。”以书可鉴，清

朝之初官居多职，又雄称江南学政，后任贵州巡抚之职的田雯早在康熙帝时，就已经根据前朝的史籍，不仅史考论证“牂牁江即乌江，牂牁旧治在思南”，而且还翔实了公元前26年，“牂牁太守陈立据思邛，诏夜郎王将兵破之”的历史事件，再次阐述于《黔书》上。由此史证，“牂牁太守陈立，诏夜郎王将兵破于思邛”印江之地，这里就是夜郎国兵营的集结地，而思南则是牂牁郡旧治所在地。

史书上的“夜郎王”和“牂牁郡”二名同称的历史渊源，产生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汉书》载、《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并于是年“灭且兰后，置牂牁郡”于思南。由史可见，作为江南最高教育长官——“江南学政”的田雯，对汉武帝于元鼎六年，赐封“夜郎王”及重置“牂牁郡治”设于思南的历史是了如指掌的。

从田雯考实“牂牁江即乌江，牂牁旧治在思南”的文献史籍中，完全证明了清初之际，对“牂牁江、牂牁郡、夜郎王”的历史根据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才使贵州巡抚田雯能如诉家珍道出：“牂牁江即乌江，牂牁旧治在思南”的历史结论。继田雯之后，又一位清朝中叶的进士，被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称其为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的张澍，他在贵州数任知县知州时，在他撰著的《续黔书》中亦写道：“牂牁江即乌江无疑”的立论基础上，同时又论证了“盘江两山峡峙，波涛湍荡，蛟龙鱼鳖之所不窟，而谓可操舟耶！”，明确指出这条不能“操舟行船”的北盘江，不是“足以行船”的牂牁江。

历史学家张澍，在考证公元前279年楚将庄蹻之兵溯沅水占据且兰（今福泉）后，继而打到夜郎国国都——今思南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且兰位于夜郎国都思南的南面，以牂牁江的自然流势，又是从南向东北流经思南。这样一种水道、陆运优势，使公元前279年据有且兰庄蹻之兵自上而下、由南而北，以水陆并进向夜郎国国都——思南古地，滚滚扑来，其势之猛，张澍在《续黔书》中赋诗道： “南来步战楚庄蹻，水下牂牁起怒涛”。

我们从“南来步战”诗史文献中，窃获蹻兵是从上南且兰（今福泉）之地，向下北夜郎国都（思南），自上而下挥戈踏来。

还有，宋代的国家地理志《元丰九域志》,清代晏斯盛、洪亮吉也持此说。

从“水下牂牁”的史诗文字间，可解析牂牁江边的夜郎国国都思南，就在且兰（福泉）的下游，是当年庄蹻攻伐夜郎国国都思南的目标。张澍用“南来步战，水下牂牁”的史诗，揭示了公元前279年，蹻兵从南往北，自上而下，以水陆并进之势攻夺夜郎国国都——思南古城。

当庄蹻之兵将夜郎国的朱砂、水银、雄黄、雌黄等金银财宝囊括一空之后，在不能返回楚国本土时，只好带着夜郎国都中的无数宝藏，逃到滇池去当雄霸一方的滇池王去了。强盗出身的庄蹻将军，在离开夜郎国时，甚至连夜郎国国家的金印也抢去了。只留下栓在金印上的丝质带子，抛舍在长满蓬篙、散乱的枝干上，面对夜郎国一片凋零的

国殇之情，张澍又写下了后两句史诗，其曰： “一自滇池有王屋，夜郎印绶委蓬篙。”

注：张澍笔下的“夜郎印”，是指：战国末期公元前279年的夜郎国国印。非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赐夜郎王侯印。

由此可鉴，经清代多任贵州官员的史学考证“牂牁江即乌江，牂牁郡治在思南”，并由此上溯至明朝官员兼学者、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璋，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到思南府，于府城中和山华严寺铭刻的一首，现在还保存的历史史诗中，就有：“山绕牂牁水满溪，五郡年前忆旧题”的史诗。它不仅反映了在明代贵州官员郭子璋，对思南曾经在汉朝设置“牂牁郡”之史了如指掌，且还能以“牂牁郡”郡名，结合思南的历史沿革，政治风云赋诗感怀。可见，“牂牁郡”名在思南又一次得以证实。贵州教育鼻祖田秋，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撰编《思南府志》时，在撰编“郡名”一栏中，从排列在首位的：“汉名，牂牁郡，到今名思南”依秩排名的文献中，也可窥见，牂牁郡名呈现载于《思南府志》上。由史证明西汉末年，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成帝仍以“牂牁郡”赐陈立为牂牁太守坐镇思南。鉴于牂牁太守陈立及其都尉坐居思南之史，《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22页史云：“牂牁故墟，在今思南府西，即思南府亲辖地。”235页又史云：“充州（即思南），故夜郎侯邑，牂牁都尉居之。”而牂牁太守陈立及其都尉所居于思南的牂牁郡，却系汉武帝于元鼎六年灭且兰（今福泉），赐夜郎王，置牂牁等五郡时重建的。它们是：牂牁

郡、武都郡、越西郡、沉黎郡、文山郡【《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由于“牂牁郡”光炳“牂牁江”岸边的古郡思南，所以才焕发了明代官员贵州巡抚郭子璋，在巡检思南时，仍以汉武帝置五郡一统西南的光辉之作，于公元1600年在思南谱下了“山绕牂牁水满溪（即形容思南牂牁郡城被山环水绕之势），五郡年前忆旧题”以体显了汉武帝设牂牁郡于思南恢宏的历史史诗。

由于思南古代设置“牂牁郡”之史，所以才有后来《思南府志》19页引：

《大明一统志》史云：“思南，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汉为牂牁郡。”

《纪要》：“思南府境，隋牂牁境地；思南府西，为牂牁郡。” 《通典》：“牂牁巨帅姓谢氏为本土牧守”于思南。 《唐书》史道思南为“当牂牁要路，控夷咽喉之墟。” 《唐史》史称思南为：“牂牁，武德中改牂州，寻改牁州。” 《五代》史云思南为：“牂牁羁縻州。”

《贵州通志》史云：“牂牁故墟，在今思南府西，即思南府亲辖地” （《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22页载》）。等一系列的牂牁之名桂冠在思南头上的史载。为了进一步证明思南古代曾经设置过“牂牁郡，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古牂牁郡城”。我们可将下面几部史书中的文献作一个比拟，便可以求证出“古牂牁郡城”是否是思南古城的历史答案。

《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7页载：“古牂牁郡城，《华阳国志》曰：牂牁郡上当天井，故多雨潦。今有古城在郡西，即汉未伏之时所保于此。”

明《思南府志》19页载：“本府古迹，古牂牁郡城，《大明一统志》云：在府治西，即汉未伏时所保。”

品读上述数志并载的文史文献，从文史资料的大背景中，令人知道在思南城西的古城，就是古牂牁郡城。是汉成帝令牂牁太守陈立，斩杀夜郎酋王兴后，而没有被汉兵们“未伏”，未有将城池打跨趴塌，所以才得以保存，并成为“牂牁都尉居之”住宅。这就是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用上述数志佐证“古牂牁郡城”在思南府治西面的文献史载得以证实。其中《华志》说：“古牂牁郡城在古城郡西”；《明志》道：“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其实两志都是指思南古城是在牂牁江（即乌江）的西岸座西朝东的位置，所以才有二志相吻合的史载。

至于《华阳国志》所述：“牂牁郡上当天井”一语，也许应解读为：牂牁郡城的上峰某一处，当有一汪天然的池井。这汪天然的天井，成为牂牁城上峰一道特别的风物印记。这个天赐的物华天宝的“天井”，陪衬着“古牂牁郡城”之名，被载入《华阳国志》史书上，是用以识别“古牂牁郡城”附加的一道天然景观。

话说也巧，五百年前的《思南府志》7、17、19页针对“牂牁郡”、“天井”的名称早有史载。在《府志》上“牂牁：汉名”，就早驻名于思南古代。关于“天井”一名，《府志》曰：“天井池，古池也”，

又名“天池水”之称。迄今在思南城南上峰的四角山一带还有“犀牛滚天池”之说。

既然思南的古代是“汉名：牂牁郡”的都城，并由此而追述到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置牂牁郡于思南之史，一直上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第二年，“秦王（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20年），秦通五尺道置夜郎吏”【《贵州通志》卷一载】在思南置夜郎郡。到“秦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19年）在石阡本庄沙坝场置夜郎县”《石阡府志》之史，这足以体现了秦朝在中央王朝下，在牂牁江（乌江）流域设立的地方郡县制政权史实的反映。此史，进一步凸显了《史记》云：“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秦代就在思南设夜郎郡，这主要是得益于“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天然位置，才成为《史记》中特殊地理的文史文献。从秦朝在思南设置夜郎郡继之上溯到春秋时期之前的西周王朝，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思南古代生活着的濮族部落集团，响应周武王的号令，于公元前1046年正月，与周边的几个集团族部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在这次攻击商纣的战争中，位于乌江流域的濮人参加的人数最多，作战能力最强。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周王室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朝，于是，对参加灭纣的族部集团施行“分封”之礼。其中，位于牂牁江乌江流域的濮人部族集团，就在古代的思南之地受封建立了“牂牁国”。

“牂牁国”的得名，是源于牂牁城（即思南远古之城）下的牂牁江畔，垂插着许多系船的羊角型木桩。这种别有恢宏的自然态势，被西周王朝命名为“牂牁”。因故，江：得名牂牁江；国：得名牂牁国。

所以，二千余里的牂牁江流域中段的思南，远在西周建朝之初，古代的思南就已经成了西周王朝的附属国——牂牁国。它是乌江流域乃至贵州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史上第一个国家，至今已有三千年（公元前1046年）的历史了。

关于“乌江为牂牁江、思南为牂牁治、思南为夜郎郡”之说，从清初田雯《黔书》、到清中叶的张澍《续黔书》史云：“牂牁江即乌江，汉牂牁太守陈立据思邛，治夜郎王将兵破之。牂牁旧治，既在思南，则牂牁江宜在思南”的历史文献，上溯至明朝《大明一统志》：“思南，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唐朝《唐书》、《唐史》史载思南为：“当牂牁要路，武德中改牂州，寻改牁州。”上溯至隋代的“牂牁郡”在思南之地，《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20页引《纪要》史云：“南寿州，在思南府境，隋牂牁郡地。唐贞观三年（629年），以南谢蛮首领谢疆地置南寿州。”234页载：“唐贞观三年，牂牁首领谢龙羽遣使来朝，以其地为牂州，拜龙羽刺史，赐封夜郎郡公。”以史可鉴，隋唐两朝的“牂牁郡、夜郎郡”仍在思南府境。《贵州通志》228页又云：“引《通典》牂牁巨帅姓谢氏旧臣中国，晋有谢恕保境拒成。隋末大乱，谢氏保境自固”。此史是说自谢恕保全牂牁古城（思南）归附于晋起，历经东晋、南北朝至隋朝数百年间，其谢氏后裔在隋末农民起义之际仍守护着牂牁郡地及思南古牂牁郡城。《贵州通志》159页引《晋书》史云：“东晋咸康六年（340），汉李奕攻牂牁（思南）不克，太守谢恕保城拒守积日，不拔。奕粮尽引还。”文献可见，牂牁太守谢恕利用牂牁江（即乌江）天险，以及四面关隘

崇山峻岭的天资优势，保护了牂牁（思南）城，成为东晋政权的一方辖地。晋朝为“牂牁太守谢恕保境为晋，晋朝嘉之。”从此史又追溯至《三国志·蜀志》史载：“蜀后主建兴三年（225年），马忠破牂牁，诛牂牁太守朱褒。李恢自平夷至益州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接。”从《三国志·蜀志》的这段文献中，使我们非常清醒的明白，在诸葛亮征南中境内，盘江与牂牁江各是一条江。这是公元225年留下的历史文献，是任何人都不能捏造的。它不是像郑、莫二先于公元1841年，将盘江与牂牁江混为一谈之说，令后世学者不知道今天的乌江就是古代牂牁江。作为蜀国定都益州（成都）史记诸葛亮平定南中的这次战略战势，其文献中的“南至盘江，东接牂牁”的战争力度和征战的方位，说明公元225年的蜀国进军南中，已经占据了今天的贵州“南至盘江”极南边的盘江之地了。此盘江之地正好是在蜀国益州国都（今成都）的南部，所以，用“南至盘江”的文献载入史册中。而“东接牂牁”，是说牂牁郡治的思南城在位于蜀国都城的东部，而蜀军不仅占据了东部的牂牁郡城，还占据了牂牁江（乌江）流域，并且将反叛蜀汉的牂牁太守朱褒斩杀于思南。纵观文史中“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的战略战势，说明公元225年诸葛亮麾下的蜀军，在征南中大地的这次战争中，已经占据了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亦就是说，占据了由牂牁江构成的原牂牁国、大夜郎国全境。值此，我们终于揭开了《史记》所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历史文献中，被冠名的

“牂牁江”，原来就是《三国志·蜀志》上陈述南中境内一条二千余里“东接牂牁”的乌江，便是牂牁江了。

既《三国志·蜀志》史云：“诸葛亮麾下的蜀军，于公元225年占据 ‘东接牂牁江’畔的牂牁郡治，并杀死反叛蜀汉政权的牂牁太守朱褒后，”到三国归晋时，“公元283年，牂牁僚两千余部落内属归晋（《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130页载）。西晋王朝时的牂牁太守谢恕把持着牂牁郡（思南）地。到了西晋公元313年，《贵州通志》卷一141页史云：“逊议欲迁牂牁太守谢恕为涪陵太守，”说明晋朝想将驻扎在思南的牂牁太守升迁为涪陵太守。不论牂牁郡治还是涪陵郡治它们都在牂牁江（乌江）流域。

自谢恕为牂牁太守后，《贵州通志》卷一159页史云：“公元340年汉将李奕攻牂牁（思南）不克，牂牁太守谢恕保境归东晋”。

谢恕的后裔一直把守着牂牁郡治，守护着牂牁郡境，直至隋唐两朝仍为谢氏巨室成为牂牁领主。《贵州通志》卷一220、228页史云：“思南府境，隋牂牁郡地。唐贞观三年（629），以南谢蛮首领置南寿州”。“晋有谢恕保境拒成，盖牂牁（思南）巨室也。隋末盗贼蜂起，谢氏保境自固”。《贵通志》卷一234页史云：“唐武德三年（620），牂牁首领谢龙羽遣使来朝，以其地为牂牁，拜龙羽为刺史，封夜郎郡公。”

《思南府续志》216页史道：“黔中夜郎、且兰等地，自汉以来，自为君长者以十数，皆土著也。唐武德二年（619）牂牁首领谢龙羽遣使入朝，封夜郎郡公，以其地为牂州。贞观中，（南）谢首领以疆

地来朝，授刺史，以其地为庄州，牂与庄皆思南地，其后诸谢式微，惟田氏鼎盛，历宋及元皆内附。”

综合上述文史资料，其历史要义是说：西汉以前的思南地为牂牁国、夜郎国的国都。即便是到了三国、两晋、隋唐时仍称牂牁郡、夜郎郡。

继之并由此而追溯至西汉末年、到秦、经战国夜郎、直溯抵春秋之前的西周王朝时的方侯国——牂牁国的国都，其实就在“临牂牁江”古代的思南之城。所以《大明一统志》史云：“思南，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今思南城址上。这样以江河为动脉建立的政权格制，完全彰显了古牂牁江即乌江衔接长江、贯通华夏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才使思南有这样厚重的历史。在古代思南以濮族为主体创建牂牁国的历史，完全可以代表乌江流域乃至贵州人类古代的发展史；它是乌江流域乃至贵州人类发展史的起源地；是开源贵州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先河。2008年，贵州省文物考古队在思南南面二十余里的赵家坝发掘有殷商时期的陶器碎片。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乌江流域保存的夜郎墓——生基坟。以及沿河洪渡有汉砖窑、汉墓。务川发掘有两汉时期的钱树树干上的佛教造像等等，都可以证明二三千年前的牂牁江（乌江）流域，贵州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史，就已经和华夏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步了。

由于三千年前牂牁江乌江流域古老的濮族集团创建的牂牁国，以及二千多前建立的夜郎国历史远离我们，这令一百七十年前的郑珍、莫友芝，于公元1841年研究夜郎国史时，难免使郑、莫先学误入三

步误区。这三大误论、误区，一百七十年来很少被人识破。仅凭他俩一句“只有出番禺城的江水，才能定格为牂牁江”看似有理的混沌之谈，其实完全是一句谬误之说。酿成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历史大误。甚至郑珍还武断地下了一句：“牂牁江，必非（绝对不是）贵州东部诸水也”，“乌江，不得为牂牁江”（《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62、63页载）的判决词。从而将《后汉书》史载：“夜郎国东（实应为南）接交趾，西为滇池国，北为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即大于今天贵州全境）的母亲河——牂牁江（即乌江），被郑珍一句“牂牁江，必非贵州东部诸水”的判决，就将乌江不准作为牂牁江来研究而被打入冷宫，致使古代牂牁国与夜郎国越千年的历史远离贵州而去。

其实，清朝中叶及大明王朝以前:\牂牁江即乌江，牂牁郡治在思南”是一个不争的历史史题。然而到了公元1841年的郑珍、莫友芝给贵州后来学人制定了乌江不得作为牂牁江、不得作为夜郎文化来研究的这个禁圈立论后，以致造成一百七十年来贵州近几代学人，在百数十年间，只能以“北盘江为牂牁江；安顺地为夜郎治”作为古代牂牁国、夜郎国的军事政治中心来研究。请问，假如以今安顺为中心定为“小夜郎国”，这与司马迁笔下：“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者，临牂牁江”今整个乌江流域的大夜郎国境，不知偏离到哪里去了？假如又以北盘江、广西西江、广东珠江为“总称牂牁江”之说，那么，这个夜郎国疆域将把“安顺、兴义、广西、广东”之地划为“超级夜郎国”，这个“超级夜郎国”能与《后汉书》史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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