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像度假：一个上海老太太的幸福生活(组图)

养老像度假：一个上海老太太的幸福生活（组图）

像度假般后现代养老

相比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敬老院养老和具有现代意味的老年公寓养老，去深山老林租房养老或许可谓是后现代养老生活了。

浙江天目山的脚下就有这么一群上海老人，爬山、钓鱼，在鸡犬相闻的小山村过起了异地养老的幸福生活。

“未富先老”使我们的城市面临急剧老龄化的一系列挑战。许多城市开始了多样化养老方式的探索。

在哪里养老？如何养好？怎样满足老年人在生活与精神方面的多样化需求？我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已经表明，养老院、老年公寓不应成为中国社会化解决养老方式的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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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上海，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养老院里群居养老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

浙江不少景区新建农家乐，目标直指上海异地养老市场。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结合才是解决多数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

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确定了城市“9073”的养老格局。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上海正在探索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养老问题。近年来，环沪“养老房产带”

貌似成形，浦东新区民政部门不久前也组织了千名老人到风景秀丽的浙江安吉试住测评。

市场与政府不约而同走向了异地养老的探索方向。但以医疗保障制度最为突出的一系列体制与机制问题又影响了异地养老在更大范围内的推进。

如何建立、完善城市间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城市间的功能互补，构建本地养老与异地养老的有机结合，探索多元化的城市养老模式，是长三角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杨 江)

上海老太深山里的幸福生活

在浙江天目山朱陀岭，村民们盖起了一幢幢小别墅，吸引了来自包括上海在内的老人，来到深山之中安度晚年。

撰稿／杨 江(记者)

一位上海老太的山村生活

当夜栖在村头柿子树上的雄鸡飞落到一旁的竹林空处，踱开方步、扑腾着翅膀、伸长了大红脖子仰天长啼时，九狮村朱陀岭的清晨开始了。太阳尚未爬上村东的山头，薄薄的雾气漂浮在水塘上，村支书汪苗华家的一窝小狗把头埋在母狗怀里，懒洋洋不肯动身。

朱老太太在被窝里暖了一会下床了，没有戴起手套像往日那样到池塘边的空地上打太极拳，一个人在不到40平方米的屋子内忙碌起来。衣服、鞋子，还有那些装药的瓶瓶罐罐，东西零碎，可是并不多，朱老太太把它们全都塞进了一个黑色的提杆箱内。

66岁的朱老太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老伴3年前去世，9月份，做外贸生意的儿子把她送到了浙江天目山深处的这个小山村避暑养老，3个月一晃而过，如今，深秋季节的山村寒气渐浓，儿子前一天晚上打来电话，说要接她回上海了。

阔别3月，老太太确实想念儿孙，想念上海街坊里的那些老姐妹，甚至还有农贸市场里那熟悉的吆喝声和飘溢的油条香气。虽然，这3个月内每过两个星期，儿子都会驱车3个多小时，带着妻小到山里来陪她住上一两天。

临安九狮村，与别村合并前叫“九思村”，朱陀岭是其中的一个小组，48户农家，两年来逐步发展成了一个上海、杭州等地老人养老的乐土。

汪苗华说，两年前的九思村“穷乡僻壤”，几乎无人知晓，因为毗邻天目山景区，村中7户农家翻盖了农屋，率先搞起了农家乐，“客人每年三四百人次”。

杭州一家企业的老总偶然间发现了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提出了一种合作

模式，即企业出资推翻农屋，盖建崭新的4层洋房，房屋产权归属农户，农户一分钱不需要出，但须将三四层楼的30年使用权出让给企业，作为回报，农户每年从企业领取物业管理费7200元。

望着破旧的农舍，朱陀岭的村民们觉得天上不可能掉馅饼，“4层洋房起码要三四十万元，就这样送给我们，还给我们发工资，可能吗？！”“村民们都担心有猫腻。我第一个吃螃蟹！”汪苗华的算盘是：不管企业打着是怎样的算盘，也不管企业是否变卦，房子盖好，他总不可能把房子从山里背走吧！

汪苗华的老宅本来已经破败，“迟早都要推倒重建。”他与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几个月后，一栋4层洋房伫立在汪苗华的宅基地上。“我们本来的想法是搞农家乐，但操作后却发现吸引了大批上海、杭州地区的老人。”该企业的总经理介绍。

新房一共15间，每间40平方米左右，汪苗华将底楼使用权归自己的一些房间也一并出租给了企业，在他之后，又有几户与这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一栋栋农家洋房拔地而起。

“企业将这些房间30年的使用权拿到城市里销售，底楼的一般一间4.5万元，三四层的5.5万元。”汪苗华介绍，朱陀岭青山绿水、民风淳朴，加上企业的大力宣传，很快先期建好的房子就被上海、杭州正在寻找安逸养老场所的老人抢“购”一空。

“距上海毕竟还有一段距离，买30年使用权的主要还是杭州的老人。”汪苗华说，老人们一般8月至11月才搬到朱陀岭。“主要为避暑，这里自然环境好，吃的都是没有污染的农家菜、本地鸡。”汪苗华介绍，“上海老人多是包吃包住，费用原先是每月800元，现在物价涨了，提高到1200元。”

城里老人的出现立即让懵懂的山民意识到了企业如此大方的“玄机”。于是剩下的部分村民走出山外另寻合作商，甚至自己贷款盖楼，迄今，48户中已经有90%做起了养老生意。

走在朱陀岭，随处可见正在建造中的洋房，农妇向红英把记者当成了山外的老板，一定要拉记者进屋参观。这是一栋两层的农家别墅，因为不舍得推倒重建，向红英没有与企业合作，她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都改造成了三四十平方米的单间，添上床铺、电视，每间再建一个卫生间。

向红英前几天刚送走一批上海客人，她希望记者给她介绍能“买”她房子的上海老人，“价格好商量，你看那栋房子，今年建的已经涨到8万元一间。”她指着对面一户4层洋房。

向红英的别墅北边还有一套已经破败的老宅，“也是我家的，但我没有资金，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合作。”别墅往南10米，村中最大的一栋“养老房”刚落成，向红英说，那是一个临安老板投资的，“池塘对面，还有上海老板投资的”。

身体好了，就是有点寂寞

向红英打开鸡舍的小门，一窝鸡仔跟在母鸡后面，一路小跑钻进门前竹林觅食。那边，朱老太太也开始边散步边与村民道别了。“今年村里接待一千多人次的老人。”汪苗华说，朱陀岭的经济被显著带动。老人“买”下单间后，自己出钱装修，伙食包给农户，一天伙食费25元。“不包括土鸡，老人们都说这里的蔬菜非常好吃。”

老人入住山村后，子女每到周末来探望，这又带动了村里的假日经济。村民每打扫一天房间还可以从杭州那家企业得到10元报酬，如此，村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汪苗华介绍，现在一般与企业合作的农户每年可以赚五六万元，而自家独立经营的高达八九万元。

由于环境优越，老人到朱陀岭后，按村民的介绍：长期失眠的，两三天后就可以睡得安稳；一些患呼吸道疾病的老人，住上一段时间后甚至不再需要每天服用大把的药物。朱老太也对这里空气的清新赞不绝口，她说几个月下来，体重增加了不少。

不过，这个季节在朱陀岭已经很少见到外地老人了，“天凉了，老人陆续离开了。”汪苗华说，前几天，住在他家的一对老红军夫妇被子女接到海南过冬去了，“80多岁了，从南京过来的，住在这里两个多月。说明年还来。”

山村里，一辆推土机正在铺路，一个村民在另一条路边修建下水道，汪苗华介绍，这都是城里老人的建议，这几天还要安装路灯。老人入住朱陀岭后，每天早上爬山锻炼身体，中午晒太阳、打打牌，到了晚上一起唱歌、跳老年舞。在本村老人的眼里，这些城里的同年人很开放、活跃，活得很有滋味。由于几十年不同的生活背景，城市老人与乡村老人在最初并不能很快融入到一起，往往是城市的老人在跳舞，村里的老人做观众。

因为涉及自己的养老环境，城里的老人还对山村的管理、建设提出了很多要求。山民们历来都是将污水直接排进村中的池塘，但来自上海的几个老人发现后找到汪苗华要求改正。于是，现在的九狮村村委会决定花费35万元全面改造村里的排污系统，并且引入山外资金清理、开发水塘，修建亲水平台。

这两年，除了铺设水泥马路，移动公司与联通公司也都在朱陀岭增设了信号接收设备，山村里没有宽带，但很多上海老人炒股，村委会于是出资解决。

不长的时间，外来的老人们便渐渐与村民融为一体，尽管有些村民至今仍对上海的老人们有点小意见：他们喜欢算账，斤斤计较。汪苗华说：“很多老人晚上到村民家串门，还有个上海的退休医生，有一阵子每天早上在村子里转悠，观察村民刷牙，然后纠正村民的姿势。”

村头的一个小山顶上有几栋木质别墅，汪苗华介绍，那是村里补贴给杭州那

房地产人士认为，异地置业养老的老人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体状况尚可，因此医保卡不能通用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真到七老八十了，哪里能跑到外地折腾？”

“异地置业养老，多半老人与这些地区有渊源，多为祖籍地，譬如宁波、苏州，看看上海每年扫墓人群往哪里涌，就知道异地养老在哪里可能实现。”

“以房养老”受冷落

该房地产人士分析，与嘉兴太阳城相似，上海周边出现的养老型楼盘多数被上海人消化，但真正意义上的异地置业养老比例并不高。“一些项目其实是借着养老旗号获得政府在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实际建成后面向全龄销售。”

位于昆山花桥镇的绿地21城孝贤坊是另一个毗邻上海门户的养老型楼盘，除建筑设计细节体现老年社区特色外，还引入了同济医院绿地昆山医院，社区内设平价药房，还将设立老年食堂、老年文化中心、休闲中心。

“竞争中，嘉兴一直落后于昆山、苏州等地。宝山隔壁太仓浏河距上海的罗店只有6公里，距上海市中心44公里，用在罗店买公寓的价钱在浏河差不多可以住上经济型别墅，规划中还要将上海的轨道线延伸过去。因此，那边的养老型社区，老人入住率相对较高。”

不过，在她看来，这些小区之所以如此受上海人推崇，主要还是因为价格低，“所以有楼盘喊出口号：以低廉的价格让上海人享受到三代同堂的乐趣。”

“严格意义上说，现在周边出现的所谓养老型楼盘都不符合老年社区的标准。”上海市人大代表李传福说，“真正的老年社区应兼备家庭、社区、养老院功能。老人身体好时体现社区功能，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就要体现养老院功能。”

“不是说设置呼叫铃，把医院搬到小区门口就叫老年社区了。”李传福认为现在这些楼盘不过是一个相对便宜的居家场所而已，并不能真正缓解上海的城市养老压力，老人一旦不能自理还是要回到上海的养老机构。

李传福前不久参观了位于上海南汇的“亲和源”，这是国内第一家老年会员制康乐社区，在那里老人可以享受居家生活，也能获得专业的养老服务。“有配菜中心为老人烧饭，还有一个可容纳200人的养老院。”

李传福认为这是国内唯一的老年社区，类似一个松散的大养老院，“亲和源”共有13栋住宅楼，可容纳1500名老人居住，但至今签约不足20户，关键问题还是门槛太高。记者了解该项目并非商品房，采用会员制，前100名入住的会员一次性交纳50万元，以后根据房屋大小收入2万至5万的年费。

李传福由此想到上海目前推出的“以房自助养老”政策，“以房养老”政策在欧美广泛推广，但在国内多个城市却遇到了瓶颈。

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房养老”基本模式为：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与老人签订合同之时，便约定按经评估的市场价格将房屋产权转让给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此后中心以优惠价将房屋返租给老人。如果租期届满老人还健在，则续租的租金在保证金抵用后可以全免；如果老人在租期内去世，则剩余的租金归老人的遗产继承人。

目前，只有一对80多岁高龄、无子女的夫妇签订了合同，调查发现，子女不赞成房屋产权变更是阻碍此项政策的最大障碍。普陀区为老服务中心推出的上海首个民间“以房养老”与政府部门的“以房养老”不同，产权归老人，推广机构帮老人把住房重新装修后出租，租金作为老人入住养老院的费用。但这个项目3 个月来同样无人响应。

房地产人士告诉记者，倘若老人有自我理财能力，或者有子女，一般更愿自行出售房产，或者出租房屋以获得更多养老金，与政府等组织合作的以房养老，房屋估价往往比市场挂牌低一截。在美国，由于高达60%至80%的遗产税，老人们更愿意将房产抵押。

“以房养老只是解决了养老资金的问题。”李传福认为将“以房养老”视为一种养老模式是一个误区，这种模式更适合经济困难或无子女的老人。

截至目前，上海60岁以上人口已达266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0%，2006至2010年老年人口年净增将达9万人左右。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永良认为，在解决上海城市养老压力问题上，应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的优势，城市功能互补。

不久前，卓永良漫步上海街头，看到住在老城厢里的老人，感慨万千，“城市空间如此拥挤，为何不换个思路，把房子卖了，到周边景点城市异地养老？这样有利提高养老质量，降低养老成本，有利城市空间重组。”

在他看来，上海人要实现同城效应的观念转变，当然，要在缓解养老压力问题上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的优势，首先就要解决政府间合作的问题。长期以来，异地联网结算系统的硬件投入问题一直是阻碍社保卡通用的关键。

《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十一五”合作规划》明确指出社保卡将朝“多城通用”方向努力。卓永良认为，上海人的养老方式有望实现多元化解决途径，不再局限在传统的居家养老、敬老院养老与老年公寓养老。-

百岁老人搬出敬老院

调查发现，90%的老年人愿意居家自我照料，他们或者眷恋长期居住的环境和邻居，或者担心被议论子女不孝，因此并不愿意到机构去养老。

撰稿／李泽旭(记者)

明年就将跨入百岁高龄的王娟老太3个月前搬出了生活了多年的敬老院，年龄大了，身体差了，本应进入护理院，但孝顺的女儿为了方便照顾还是把老人接回了家。老人虽然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白天独自在家难免寂寞。于是家人向所在的长宁区江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出助老服务申请。经过中心主任、评估师王静的评估，老人获得了上海市规定的每月400元最高额度助老服务补贴，每天由经市劳动局专业培训上岗、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助老员为老人提供每天2小时的读报、聊天服务。

发生在王老太身上的这个故事正是上海市大力推行的居家养老的一个缩影。

老有所养

在全市大力推行助老服务的背景下，2004年9月，江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挂牌成立，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0%，达到27%的江苏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这块牌子所蕴含的意义非比寻常。

朱巧云，一个平凡的中年妇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一名普通的助老员，而接受她服务的老人们却从她身上感受到了特殊的东西。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经常收到老人或者家属的感谢信，其中有一封是朱巧云服务对象的家属写来的。老人瘫痪在床很多年，儿女工作繁忙，想通过为老人找家政服务人员解决照顾老人的难题。但先后来过的8名家政人员最终都没有留下，这个工作太苦太脏也太累了。这时，收到老人家属申请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把朱巧云派到了老人身边。当朱巧云第一次看到老人的时候，眼前的情景使她惊呆了，瘫痪在床的老人几乎完全没有自理能力，无论是吃饭还是上厕所，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老人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接受过助老专业训练的朱巧云很快从震惊中平静下来，慢慢走到老婆婆的面前，轻轻地握住她的手，伏在耳边说：“老阿婆，不要急啊，有我在呢??”看着老婆婆冲她点点头，朱巧云笑了。朱巧云一番忙碌后，老人的房间顿时变得干净整齐了，原本略带臭味的房间也一下子变得空气清新了。老人长期没怎么梳理的头发变得干净整齐，精神突然变了一个样。由于长时间瘫痪，老人的身上早已长疮，朱巧云心疼地给老人慢慢擦洗翻身、按摩??

服务结束，当朱巧云准备离开时，老婆婆伸出手拉住了她，朱巧云对老人说：“老阿婆，你放心，明天我还来的。”老人这才松开了手，一直注视着朱巧云离开。在她的服务下，老人身上的褥疮逐渐愈合，大小便虽然不能自控，但是在朱巧云每天的清洗下，老婆婆身上未有一丝异味。就这样，朱巧云陪伴着老人走过了最后的岁月。

朱巧云长期以来还同时服务另外4个老人，他们都是90多岁的高龄，谈起朱巧云，老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个孩子好啊，不怕苦不怕脏，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朱巧云更关注老人们的精神健康，往往在一般的家务服务之后，朱巧云都会主动和老人们聊天，当老人们唉声叹气的时候，她总会将自己的

乐观与快乐传递给老人们，老人们都说：“小朱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可亲着呢！”

居家养老中的“家”已不是一个局限的单体家庭，这个“家”已经扩大到整个社区。

在江苏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工作的相关政策、服务等咨询，受理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申请，承担服务需求评估、服务补贴初审、服务人员招聘、发放服务券、安排助老员上门服务??根据老人服务需求的变化，逐渐摆脱了以家政助洁服务为主的单一服务格局，向助急、送餐、理发、陪聊、陪护等多方面延展。

居家养老

早在1979年，上海比全国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统计表明，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再次提速，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及以上的老人。截至 2006年底，上海户籍总人口1368.08万人，比上年增加7.82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0.1%，比上年增加9.25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7.58万人，占15.2%，增加3.91万人；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46.78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比上年增加3.01万人；100岁及以上老人680位，增加80位。“纯老家庭”人数达78.72万人，其中单身独居老人17.24万人。

如何面对这样一支庞大的老年群体？

“最早也试图借鉴欧美国家模式，推行机构养老。”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介绍说，一大批敬老院竞相建起，但调查发现，90%的老年人愿意居家自我照料，他们或者眷恋长期居住的环境和邻居，或者担心被议论子女不孝，因此并不愿意到机构去养老。

为此，上海要求各区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对独居老人进行结对关爱，提供“5＋X”的服务，“5”是广泛告知、经常问候、热线咨询、安全检查、应急求助；“X”是按老年人需要提供各类养老服务。浦东新区、杨浦区、静安区、闸北区等区还专门设立独居老人关爱员队伍，每天对列入重点的独居老人给予照顾。

各个区县建立起“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居家养老服务券”同时推出。这种服务券分有“轻度”、“中度”、“重度”等服务评估等级。为此，上海花一年半时间，于2005年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养老服务需要评估标准”。

为解决反映普遍的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许多区县积极探索，推出多形式的助餐服务。截至2007年9月底，已有13个区县69个街镇依托养老机构、学校、日托、居委会、老年活动室、单位食堂、送餐公司、小饭店等社区资源，建成了118个助餐点。通过个人出一点、助餐点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的办法，为近6000名老人提供了送餐上门或社区助餐点集中用餐的服务。

截至9月底，234家社区助老服务中心的2.6万多名居家养老服务员，为12.7万名老年人提供了各类服务。

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上海将逐步形成“9073”的养老格局——将有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对于生活自理有困难、经济收入较低的老年人，以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为载体，通过上门、日托等服务形式，为这部分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内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至2010年，上海居家养老服务人数将扩大到25万人，约占届时全市户籍老年人口的7%。同时，机构养老床位增至10万张。

养老社会化

“上海全面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95%的街道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已初步形成养老社会化体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周海旺副研究员告诉记者，与之相配套，上海还在逐步加强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并出台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开展社工教育和社工资格认证，今年开始助理社工师、社工师考试，努力实现社工正规化建设。

上海市养老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走社会化的道路。综观上海几十年来养老事业发展的轨迹，尤其是1998年以前的发展轨迹，给人们一个较深刻的印象，就是上海老年福利事业几乎完全被政府包揽。从一个侧面看，说明政府对老年福利事业的重视，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老年福利事业完全由政府包办，势必因受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而影响老年福利事业的发展步伐，同时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发展老年福利事业的积极性。老年福利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80年代末期，上海仅有养老床位3000多张，至1997年，由于没有社会力量参与，仅发展养老床位1.3万多张，平均每年增加床位仅 1600多张，而在1998年《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出台后，由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至2001年底，养老床位已经达到31163张，平均每年增加近 3800张，增长速度比原来快1.3倍多。截至目前，养老床位已增至6万张。

但周海旺坦言，上海的养老社会化还存在诸多难题。现行运作机制不能适应社会化发展的方向，政府投入效益不高，公平性较为欠缺。在全国范围，上海的经济实力较强，但在老年事业建设上的投入仍显不足。例如，政府财力投入速度没有赶上老年化发展速度，也没有与物价浮动相挂钩，政府投入不足造成中心城区 50%以上的福利院需通过收费维持生存。投入与需求差距较大，反映政府投入机制尚待完善，缺乏稳定的财力支撑。同时，社会投入积极性不高，社会整体慈善意识薄弱。

推进养老社会化，这项工作已经随着1998年《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出台而实施，但力度尚嫌不够，其主要问题与资金来源不足有关。推进养老社会化，其中包括投入资金的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投入资金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的是政府应该拿出相应的资金投入到养老事业中去。当然，并非是政府直接投

资兴办和运作养老机构，而是政府用这部分资金作为补贴，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更多的养老机构；对入住养老机构在经济上有一定困难的老人实施补贴，既使这部分老人住得起养老机构，也使兴办起来的养老机构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在这方面，政府应当转变职能，推行行业治理，由主办到主导，加快民办养老机构的培育，使其成为主力。”周海旺说。

90%的老人居家养老，在社会化的大背景下，这个“家”的能量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家庭所能发挥的作用。

周海旺分析，社会进步与多样化发展使得老人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上海助老服务人员尚不能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因为，这种需求已经不仅仅是送餐、洗衣服、上门维修等等，还有家庭理财、法律咨询等服务。而全市6000名助老服务人员普遍存在年龄较大，缺乏专业技能等情况，35岁以下的只占9%，大专以上的只占2%，有10年以上助老工作经历的占4%。而他们面对的需要不同程度护理的老人，预计2010年会达到34万人，2020年将达到45万人，2030年可超过50万人。-

城市养老方式探索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结合才是解决多数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

撰稿／章友德

未富先老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的增长。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 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不仅如此，在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的同时，我国的“空巢”家庭的比例也有快速的增长。所谓“空巢”家庭，是指子女长大成人后，从父母家庭中分离出去后，只剩下老龄一代人独自生活的家庭。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全国有65岁以上老龄人的家庭户中，“空巢”家庭户占22.83%，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得更快的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大大高于农村地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城市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和健身运动的开展，使我国城市人口的预期寿命持续增长。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龄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生活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社会“未富先老”。据统计，上海有超过40%的老龄人口处于“空巢”状态。专家预测，“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许多农村地区老龄人口家庭的主要模式。

对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未富先老”使我们的发展遇到了

一系列挑战。随着社会转型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传统的大家庭被小型家庭、核心家庭所代替。城市正面临着急剧老龄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城市老龄人口，特别是“空巢”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如何面对老龄化和 “空巢”家庭迅速增加给老年人所带来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困难和需求，只有加快我国养老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进程，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的养老需要。许多城市开始了多样化养老方式的探索。

上海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得最快的城市之一。自1979年成为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目前也是我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2006年上海老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20%以上。2006年，上海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达80.97岁，人口预期寿命等体现人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将近300万的老龄人口如何养老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1990年，上海开办了首家养老公寓---浦东老年公寓。目前，上海市养老院和老年公寓的床位数也只有5万多张，不到现有老龄人口数的2%，但按国际标准，入住养老院和老年公寓的老人的合理比例应该约占老年人口数的6%-7%。与城市所面临的养老需求相比，城市现有基础设施的供给还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现有的城市养老资源严重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特别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太高，劳动力成本价格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等都影响到城市社会化养老事业的发展。

解决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必须创新解决问题的思路。从我国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养老院、老年公寓不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化养老方式的主要选择。中外社会化养老的历史经验表明，家居养老和社区养老的结合才是解决多数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真正能够满足老龄人生活和精神需要的，还是一种家庭式的社区关怀机制。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决定了这种养老方式的价值。在社区养老方面，上海等不同地区的城市已经开始了养老方式的新探索。加强社区建设，通过增加对社区养老资源的投入，建立和完善社区养老机制，应该是解决城市老龄问题的重要方式。

“9073”养老格局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结合。具体做法是在城市社区建立各种服务中心，大部分费用由政府的公共财政承担，其服务范围包括医疗护理、心理咨询、家务服务等。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的社区也开始了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方式的实践探索。如上海静安区建有老年生活护理援助中心，普陀区民政局为请不起保姆、住不起养老院、生活又不能完全自理的低收入老人，推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其他还有如“社区网络呼叫系统”、“老年互助服务”及“时间银行”等，但大都是些零散的、自发的和区域性的行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区服务机制。

在上海的“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未来城市“9073”的养老格局：到2010年，90%的老人将实现家庭自助养老，7%的老人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的老人享受机构养老。从2004年，上海政府每年所进行的实事建设，养老机构的建设是重要的内容。目前，上海已建成社区助老服务社233个，居家养老服务员

2.5万名，到“十一五”末，将有25万老人受益，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上海快速老龄化的需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方式能满足多数老年人在家里安度晚年的心愿和需求，熟悉的生活环境、不可或缺的邻里资源、经济上具有可持续性等等，都使本地养老成为城市主要的养老方式，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也是城市有待拓展的就业领域。

上海的养老问题又不能仅仅在上海的行政区划内思考问题的解决方式。社会发展、社会分层使不同社会阶层老龄人的需求和能力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上海的土地面积有限，养老成本高，社会不同群体在上海养老，会受到收入等的影响，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也影响到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上海应该探索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方式。如在江苏、浙江区划中异地买房养老；上海的企业在其他地方投资共同建立养老机构等等，这些探索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

异地养老的方式的作用是明显的，但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问题又影响了异地养老在更大范围内的推进。如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在长三角的不统一，老龄人所遇到的问题能不能在不同地区得到解决，多样化的养老方式能不能得到三地政府的政策支持，都直接影响到多元探索所取得的效果。长三角地区的政府如何在更大范围加强区域一体化进程合作和交流，如何建立城市之间以就业、社保、教育、卫生为重点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应该成为政府共同讨论的议题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如何做好本地养老和异地养老的有机结合，如何为老龄人口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服务，需要不同地区的政府在推进城市社会、经济一体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老有所养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我们城市如何养老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社会应该积极支持探索、创新多元化的城市养老模式，解决在创新养老模式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满足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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