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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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佚

辑佚是针对散佚文献的整理活动，有其独立的工作方法与工作程序。

一、散佚文献及其类型

散佚文献：那些已知确实存在过，后来则因失去原始存在状态而为人们不易获见的文献。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552家，仅存44家。

散佚类型： 1.散佚之书

指某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流传过，而在后世此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已经不存，只有个别篇章字句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文献转引而保存下来。如东汉王朝四次递修而成的《东观汉纪》，作为记述东汉史事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的许多资料不见于南朝人范晔所修的《后汉书》。魏晋时期此书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然早在董卓之乱时此书就已散佚。尽管如此，《隋书·经籍志》仍著录有143卷，而到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题》仅记为10卷，《宋史·艺文志》只著录8卷，可知此书在唐宋间迅速散亡。至明中叶，10卷本与8卷本也已不传，仅一些零篇散句见载于类书、史注等文献中。清修《四库全书》，馆臣据《永乐大典》各韵所载辑录为24卷本。

2.散佚之篇

某些作品确系某作家（或某一时期）的创作，但在编辑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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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品全集（或该时代总集）时，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没有收录在内。如《诗经》是一部汇集上古至春秋时代的诗歌谣谚的作品总集，然后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诗未见于《诗经》的亦复不少，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逸诗”。对此现象，古人曾提出两种解释，一是说这些诗是在“采诗”过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说这些诗是由整理《诗经》的人删除的。

3.脱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传世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献征引却不见于其传本的文句。如司马迁的《史记》据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见亦为130篇，似为完书，事实上此书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有“十篇缺，有录无书”，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后来又有人补撰而成的。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元张灯”条曾经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之文为今本所无。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经问对》、《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史记》之文与传本相较，得《史记佚文》一卷，皆传本《史记》所无。

上举诸例，《史记》、《诗经》都是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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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辑佚与辑佚工作的意义

辑佚：将散见于现存文献中的散佚文献逐一摘录出来，按一定的方法加工后编辑成文（篇、册），使散佚文献得以复现、流传的文献整理活动。清末皮希瑞总结清代经师有功于后学者三件事：“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书”、“一曰通小学”，而辑佚之事居其首，由此可见辑佚工作的重要性。

1.恢复旧典

从辑佚工作的概念看，其最直接的成效就是将散佚文献钩稽出来，是之重获流传。这对于发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字记述史中，见于典籍记载的约有18万部，其中散佚不传的多达7万余种。这样大量的文献失传，直接影响了准确描述我们民族的文化发展概况、科学进步水平等问题。如《太平御览》卷36引《尚书考灵曜》的一条佚文，曰：“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人不觉也。”这句话反映了人对宇宙天地运动的科学认识以及运动相对性问题的了解，类似佚文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科技史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2.完备资料

尽可能全面辑录一个时代的文献，对于准确描述一个时代的历史、学术、文化发展等都是必要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重要典籍从《永乐大典》中被辑录出来，使治宋史者可资使用的资料更加完备，也可使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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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趋准确。又如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先从唐宋类书及其他著作中搜录辑编了《古小说钩沉》一书，自先秦迄隋，共得36种，打好材料基础，才能更好地再现历史。

3.保存文献

文献代有出现，亦代有消亡。如《永乐大典》在清乾隆年间作为重要的辑佚文献资源被使用过，使大量当时已经亡佚的重要典籍再现世间。然而不幸的是《永乐大典》这部书却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散失，倘若不是事先作过辑佚，那么文献的损失更加惨重。

4.存目备考

有时散佚文献的原文已无从辑录，而文献的名目尚可考见，将这些资料汇集为佚书目录，此项工作对于了解文献流传或学术变迁的情况也是有帮助的。如北宋太宗雍熙年间（984）曾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其后有《嘉祐访书诏并目》一卷、《求书目录》一卷，南宋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这些书目在当时的作用是向民间搜访官府藏书所无者，今日再看，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宋代官府藏书的情况。

5.合力作用

辑佚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古籍版本、校勘、注释、辨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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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配合，可以有效地加强其他工作的效果。如与辨伪相结合，如果能够发现古人作伪时对有关佚文的依傍或增益，就容易发现作伪的痕迹，这类实践在古籍辨伪工作中屡屡出现。

三、古书散佚的原因 1.书厄说

“书厄说”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记载牛弘向隋文帝上书，把秦始皇下令焚书、王莽末年兵乱焚毁、董卓时吏民哄抢、五胡乱华之际文物荡然、梁灭亡时萧绎焚书等五件历史上重大的书籍毁灭事件称为“书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又补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灾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及皆毁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历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当然，书籍的劫难不止于战乱水火，还有很多人为的禁绝。如王安石主政时曾将自己写定的《诗义》、《书义》、《周礼义》送国子监镂版，颁行天下学官，学者争相传习，可谓盛极一时；后变法失败，新学遭禁，王著三经义及《字说》均被废弃，明代后期皆以亡佚。这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又如清朝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诋毁少数民族的书籍一律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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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史》中《旧五代史》是辑本，却不注每条佚文的出处。 古人引书有时节引、有时引其大义，并且又不加省略号和引号，往往不知起迄，应熟悉古人的引书通例，才能正确辑佚引文。 五、辑佚的文献资源

佚文可能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部类的图书文献中，其中有些类型的图书在编纂上具有征引群书的特点，这样的图书文献主要有：类书、史书、古注、地志、字书、杂钞、金石等。 1.类书：

类书是指从许多图书中采辑材料，按照一定体系，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书。类书的编纂方法决定了类书成为最常用的辑佚文献源。明人胡应麟对于类书的辑佚作用有深刻认识：“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他接着说：“宋初辑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之庞赜，《文苑英华》之芜冗，《太平广记》之怪诞，皆艺林所厌薄，而不知其有助于载籍者不鲜也。非《御览》，西京以迄六代诸史乘煨烬也；非《英华》，典午以迄三唐诸文赋烟埃矣；非《广记》，汲冢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

《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从辑佚学的角度看，类书是保存佚文最多的图书类型之一，故从事辑佚者无不最先使用类书作为辑佚之源文献。

从类书进行辑佚工作最有成效的，莫过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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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大典》从辑录大量古佚书，根据赵万里的统计，计有经部69种，史部103种，子部133种，集部182种。其他可资用的类书还有：《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玉海》、《事类赋》、《山堂考索》、《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 2.史书

中国的记史传统源远流长。《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知制度性的历史记载由来已久。后代的史家在著述时，多注意采用前代史官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以传实。如《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春秋左氏传》、《国语》、《战国策》今皆传世，而《世本》一书失传，因此后世辑佚《世本》的各家都注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清人秦嘉谟《世本辑补》：“古来述《世本》者，莫如司马迁、韦昭、杜预，今以《史记》及《国语》韦注、《左传》杜解三书为本……补辑成编。”

再以正史为例，本纪、世家、列传多收诏令、奏疏、文赋、词藻之类，因此史书也成为辑佚这些文献的重要资料。如清代严可均辑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采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及南北朝诸史的文章就很多。 3.古注

一代人以一代之语言记事行文，后世人往往由于时代的隔膜或制度的变迁对前代史事不易理解，于是出现了注释家。最有名的是所谓的“四大古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65卷、郦道元的《水经注》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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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3卷、李善的《文选注》60卷。此外尚有《史记》三家注——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三国吴韦昭《国语注》，以及《十三经注疏》等，都是传世之名注。目前所知最早的辑佚书：北宋陈景元辑《相鹤经》就借重《文选注》。《三国志注》征引魏晋著作二百余种，宋以后已是十不存一。《水经注》注文是原书的20倍，引书四百余种，其中有许多书已不传。因此古注尤为辑佚家看重，成为辑佚的又一宝藏。 4.地志

地志有专志（山志、水志、寺院志等）、地方志、一统志等，它广泛而详细地记录了一方（或全国）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关隘、古迹、寺观、物产、天赋、灾异、风俗、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资料，被称为“一方之全书”（章学诚）。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征引繁富，多南宋所未见本”，其中所载亡佚地志多达百余种，著名者有西晋《太康土地志》、梁代顾野王的《舆地记》、唐人李泰的《括地志》等。清代方志学派有：“无一语不出于人”的主张，他们编纂的方志大致依循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之例，搜辑旧文，排比资料，注明出处，显示“述而不作”的宗旨。这样编纂而成的方志保存的艺文肯定很丰富。来新夏在《方志学概论》中说：“旧方志中的艺文、金石、古迹等类目中，著录了大量当地人撰写或与当地有关的诗文、书目、题名、碑刻、民歌、谣谚等。这部分的内容往往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其中不少具有珍贵价值，可以补正史和流行诗文集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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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如从方志中可以找到《全唐文》为收入的唐人作品，可以找到许多历史人物在本地留下的零星题咏、散失诗文、书画刻石等，为各类研究提供佐证。”说出来方志在辑佚中的作用。 5.字书

字书在解释字的形、音、义时往往引录古文旧说为证，而字书作者著述时可见的典籍到今天可能已经亡佚，这时字书中的引文就成为重要的辑佚文献源。如唐代僧人慧琳编的《一切经音义》100卷，是一部注释佛经字词义的典籍，此书在著述的过程中援引各类典籍700余部，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注明的有郑玄《尚书注》、《论语注》，贾逵的《春秋左传注》，孙炎的《尔雅注》等。特别是书中引用古人字书颇多，如《仓颉篇》、《字林》、《文字指归》等。此书在国内长期失传，清光绪初年复得于日本，陶方琦从中辑出《仓颉篇》、《字林》，顾振福辑出《仓颉》、《三仓》、《劝学篇》、《文字集略》等十余种为《小学钩沉续编》，汪黎庆辑《字样》、《开元文字》、《韵诠》、《韵英》4种为《小学丛残》。所以字书也是历代辑佚者常常采用的。 6.杂钞

杂钞一类的书多是摘录古书的某些资料而成的，或依类编成但分类不如类书严格细密，注明出处；或节钞某书中的精言轶事而记录原书之名，类似于今天的读书摘录笔记。杂钞性质的古籍最重要的如唐人马总的《意林》、魏征的《群书治要》、林宝的《元和姓纂》，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张镃的《仕学规范》等。古人于杂钞一类书中辑录佚书颇有收获，如北宋陈景元辑出《相鹤经》就利用过《意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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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辑《古小说钩沉》于《太平广记》中采获颇多。 7.金石

金石类的文献既包括金文、石刻本身，也包括已经过转录印制成书本式的金石录之类的文献。我国古代在金石上铭刻文字的历史很久远。《墨子·兼爱下》：“依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由于金石载体易于保存，不像丝绸、竹简、纸张那样容易焚毁、霉烂和遭受虫蛀，所以常常被用来铭刻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等。清人王昶chang《金石萃编》160卷，收录三代至宋末的石刻文1500余件，按时代编次，摹录原文，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清人辑佚时非常重视此类文献，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收录金石文字200余篇。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石刻文字颇多，加之有“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指导，学界颇重视以金石文献验证古书的记载，因此汇集各类金石文字的文献也不断面世，重要的如《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续编》等。 李心传

李心传之微之，宗正寺薄舜臣之子也。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

晚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人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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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阙，为工部侍郎，言：臣闻“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盖其杀戮之多，赋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气，上干阴阳之和，至于此极也。陛下所宜与诸大臣扫除乱政，与民更始，以为消恶运、迎善祥之计。而法弊未尝更张，民劳不加振德，既无能改于其旧，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于罔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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