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提高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继承和发扬抗日军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2. 了解中国军民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历史，认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仅是必须打败的，而且也是能够打败的；

3. 认识中华民族大团结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懂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4. 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懂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罪恶图谋和野蛮暴行，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2、说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3、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4、中国人民赢得反对外国侵略胜利的原因和历史经验。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视频录像 计划学时：4学时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一）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一上台，就把武力扩张作为最高国策，就不断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明治政府为实现其侵占朝鲜、中国，征服世界之野心，把所谓的“富国强兵”作为根本国策，一方面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充实国力；另一方面建立起一支由天皇直接掌握的名曰“皇军”的武装力量。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第一，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结果。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就提出了“大陆政策”的口号，把侵略中国作为它的既定国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了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上奏日本天皇。奏折中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更把日本的“大陆政策”具体化了，即以中国的东北和内蒙作为它侵略的初步目标。1931年7月，日本陆军省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决定对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两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第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统治集团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视线而采取的行动。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以前历次危机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时间更长，危害更烈。1930年危机波及日本，1931年进入最为严重的阶段。日本统治阶级把强占中国满蒙地区作为日本扩大海外市场、摆脱危机的重要出路，将发动战争视为转移人民视线的重要手段。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鼓吹：“我国几乎无路可走，人口粮食及其他重要问题皆无法解决，唯一途径就是断然开发满蒙”。

第三，西方列强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无力东顾，中国内战连绵，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可乘之机。在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31年9月挑起了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日本关东平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路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随即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事变前，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后，蒋介石一再电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在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溃。1933年2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全东北100多万余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万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前线，闻讯回到南京。9月22 日，他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决定采取不抵抗方针，把希望寄托于国联主持下“公理之判断”。

九一八事变后，苏美英等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苏联政府在道义上予中国以同情和支持。美英政府在事变开始时采取消极观望态度。1932年1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美、法、德、意5 国代表组成，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10月，报告书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等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也作了一定的揭露，指出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但报告书也明显地暴露了殖民主义者的偏见。它诋毁中国，为日本的侵略罪行辩护；它“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又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的东北，提出了所谓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充分暴露了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东北的阴谋。 （二）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

1933年，随着《塘沽协定》的签署，日本的侵华重点开始向华北转移，其侵华政策由“九一八”以来的武力解决向非武力的“华北分治”转变。 1935年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日本侵略者已实际控制了冀察两省。此后，又进一步加紧策动河北、山东、山两、察哈尔、绥远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商定：“在内蒙和内蒙以外的华北地区制造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华北是要使这5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从而削弱南京政府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和消除对‘满洲国’的威胁”。

为了阻止华北“自治”，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声明“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一面复电宋哲元，表示“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在日本继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采取敷衍妥协的政策。他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于是派何应钦赴北平，与宋哲元等紧急磋商解决华北危机办法。12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虽然

仍受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也没有公开挂“自治”的招牌，但却在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至此，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到极点。 （三）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1936年8月，法西斯军人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当夜，驻丰台日军—个中队在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日本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政权彻底垮台。日本法西斯企图继续顽抗，受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互配合的对日作战的坚决打击。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日本侵华战争最终遭到彻底失败。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一）日本的残暴殖民统治

1、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就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血腥大屠杀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进行大扫荡。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丧尽天良的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

有40名是儿童。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疯狂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无数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台湾糖的命运成为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动。任何一个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

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被迫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

2、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1932年，在日军扶持下拼凑的伪“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催生的一个怪胎。伪“满洲国”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中国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3、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策动、拼凑了一些地方性傀儡政权。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日本加紧诱降活动。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关内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允许“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但是，这些地区实质上仍然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二）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首先，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日军侵华累累暴行中，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是突出例证。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10万日军在松井石根统率下，分兵三路，围攻南京。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奉命匆匆弃守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数十万平民和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土兵落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嗜血成性的日本法西斯在全城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批大批的中国难民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被集体杀害。他们或者被机枪密集扫射，或者被活埋，或者被汽油活活烧死。除集体屠杀和任意枪杀外，还用尽了种种其它杀人方法：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手段残忍至极。这些灭绝人性的杀人狂，还以屠杀中国人来寻欢作乐。他们把许多难民绑到广场，浇上汽油，再以机枪扫射，油随弹燃，全场一片火海，浑身遍火的难民，惨叫奔跑，挣扎翻滚；痛苦至极，而人性泯灭的日军则鼓掌狂笑。法西斯兽军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处强奸妇女，连8岁幼童和70岁的老妪都来能幸免。有的日军轮奸孕妇后，又剖出腹中胎儿，挑在刺刀上戏耍。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侵略军竟为取乐而举行“杀人竞赛”。少尉井敏明和野田岩在长官鼓励下，相约谁先杀100人，谁便夺取锦标。在这场惨杀中，仅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中旬六个星期里，就杀害中国同胞近35万余人，发生强奸事件2万多起，全市1／3的房屋被焚烧，各大公司、商店被抢掠一空。南京，这座繁华的六朝古都，尸骨纵横，血流成河，瓦砾成山，阴风凄凄，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皇道乐土”!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暴、最可耻的纪录。

“三光政策” 在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疯狂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以此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抗日的敌后军民。在这一血腥政策肆虐下，日军先后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制造了无数起屠村、屠镇的大惨案。1941年1月25日，日军在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杀害村民1230余人，烧毁房屋1100

多间，所有财物都被烧掠一空。1942年5月27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对藏在地洞里的老百姓施放毒气，对中毒爬出洞口的复以惨杀。中毒者3000多人，被找见尸体的死难者1400人，还有许多未找见尸体及失踪者。同年10月28日，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杀死村民12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被围群众中仅幸存4人，且成为残废。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共屠杀八路军敌后根据地人民318万人，抓走劳工276万人，烧毁房屋1952万间，抢走粮食1149亿斤，牲畜，家禽5431万头(只)，衣被22963万件；损毁农具、家具22270万件。

731部队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毒菌战。731部队就是日军设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郊外的研究和培养致死致病毒菌、制造细菌和毒气武器的秘密部队。这个罪恶机构占地30多平方公里，拥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以及细苗工厂、飞机场、发电所和铁路专线等设施。731部队从事的细菌试验及培养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热、伤寒、副伤寒、结核、破伤风等。它拥有月产霍乱、伤寒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炭疽菌200公斤的成套设备，还制造石井式陶瓷细菌专用炸弹。

731部队在研制细菌时，把从各地抓捕的中国人(还有部分苏联人和朝鲜人)当作试验材料。在这个魔窟里，至少有3000人被残害而死。在这些活人身上做的试验有几十种，如毒气试验、冻伤试验、模拟实战条件细菌试验、活体解剖等。

731部队还在各地同日本军队一起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细菌战，用以中国活人作试验材料研制出的毒菌，吞噬更多的中国人的生命。1944年7月，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声明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三年中八路军仅中毒官兵即达10475名。日军鲁西的“霍乱作战”，致使3万多村民死亡。

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只是日本把中国大片国土变成其肆行兽欲大屠场的缩影。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法西斯何以表现出如此极端的野蛮与残忍，其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决非日本右翼势力所谓由“激昂的情绪”导致所能搪塞的。

其一，它由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国家性质所决定。日本垄断资本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军阀相结合使其产生了特殊疯狂的侵略性和野蛮性。

其二，它是日本反动的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恶果。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地把日本说成是亚洲民族至高无上的“主宰”，把他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说成是亚洲的“解放”，其他国家应无条件地服从日本民族的征服与统治。在这种历史观支配下，日本法西斯高傲地藐视其他国家。别国的独立、别国人民的民主与人权，全都荡然无存。

其三，它是日本长期进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养成的毒痈。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阶层，但武士道精神仍为其训练国民和军人的信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又把它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在忠君爱国旗号下，培训日本军人滥杀无辜的非人性精神，视野蛮为“武勇”，视疯狂为“无我”，视残暴为“美德”，在侮辱人、残害人中体验“武士”的“优越感”。加之日本军队中普遍实行冷酷无情的体罚训练，使几乎每个军人都成为虐待狂与被虐待狂——每个人都受着上司的虐待，反过来又以更残酷的屈辱加之他人。这种法西斯教育，使一个个和平善良的青年，人性退化，兽性十足，变成了一头头天良泯灭的战争野兽。

其四，它是日本侵华战略的必然产物。战争之初，日本政府和军部梦想速战速决，在两、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因而就企图以血腥屠杀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急于通过在这里实行血腥恐怖，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使中国人民停止抵抗。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在东京皇宫中策划了攻占南京的阴谋。日军到达南京城郊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发出了在南京“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的命令。参加攻击南京的日军各级指

挥官，也都逐级下达、执行对战俘和平民的屠杀令。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望也曾亲自签发“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根据日本侵华战略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驻南京日军当局，是这一血案的直接策划、组织者，而日本政府和军部是这一暴行的总后台。

日本法西斯企图用血腥恐怖手段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但事物的逻辑总是与侵略者的愿望相反。它只能唤起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以更坚强的意志投入埋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

其次，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在东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企业，独占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日本“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给伪政府，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 再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按照“以华制华”政策和“思想战”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 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 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 000多亿美元。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党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

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

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6年2月以后，又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在民族危亡时刻，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发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张平静书桌”的呐喊。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中共北

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几千名大中学生，冲破北平当局军警的层层封锁和拦阻，聚集到新华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何应钦请愿。由于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了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要求，他们义愤填膺，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示威的学生队来来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北平当局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同手持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30多人被捕。12月10日，北平全市学生华行总罢课。

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天津、上海、南京等各地学生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国工人阶级也迅速行动起来，纷纷举行罢工，声援北平学生的救国运动。各地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相继发表宣言和通电，成立抗日救国组织，出版抗日救亡刊物。

一二、九运动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

1、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酝酿 ⑴发表《八一宣言》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路线，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7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反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及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各军队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说，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其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携手共同救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并愿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全国抗战军事。

中共的这一宣言，获得人民的广泛拥护。 ⑵召开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从而拒绝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⑶实现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

1935年1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西北剿总副司令，率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十七路军）进入陕甘地区剿共。剿共军事频频失利，战死的将领得不到抚恤，东北军军心浮动，张学良深感苦闷。周恩来致函张学良，指出蒋介石借剿共之名，欲使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惟有联合抗日，东北军方有返回故乡之望。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也认为整个中华民族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经济永无复兴希望，政治永无独立自主一天，中华民族的出路唯有抗日。

有鉴于此，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之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

随后，中共中央成立由周恩来领导、朱理治具体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9月，毛泽东与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与东北军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正式形成。

在与东北军探讨合作之先，中共开展了对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11月，中共派汪锋给杨虎城送去了毛泽东关于实现西北大联合主张的亲笔信，经过汪、杨会谈，沟通了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1936年5月，红军和西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等协议。

1936年6月，西南方面发生两广事变，中共加紧对张、杨的统战工作。8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作为中共常驻代表。张、杨在实现与共产党联合的过程中，双方之间也实现了团结。这样，西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初步的联合。在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在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⑴“西安事变”的发生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0月，两广事变结束不久，蒋介石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

禁了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

应张、杨之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宋美龄在得知蒋介石安全，了解张、杨和中共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12月22日到达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正式开始谈判。

12月24日，双方达成了六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在蒋承诺绝不打内战和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安各方同意释放蒋介石。

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1937年2月，国民党为商讨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决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希望将以下五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努力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提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只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通电最后指出：我辈同为炎黄的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2月12日，作为回应，蒋介石宣布开放言论、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

为了早日实现其在五届三中全会上接受的抗日联共政策，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和蒋介石、宋子文等，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3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等以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基本原则，主要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地位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提出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整编为3个师，朱德继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国共合作应建立一个共同纲领等要求。但国民党方面在谈判中多方刁难，拒绝中共提出的合理要求，企图通过和平方法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达到溶共之目的。尽管国共两党多次高层谈判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形势却在不可逆转地向着有利于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向发展，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了。

三、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经过长期

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得到全国人民和各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宋庆龄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中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奠定了正式合作的基础。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邹韬奋在《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一文中说：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和蒋介石对这个宣言所发表的谈话，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热烈欢迎的。

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时期，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统一战线参加成分的复杂性，使其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也严重地影响着抗日战争的发展。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其自身的特点。这

主要是：

第一，广泛的民族性和极大的复杂性。它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中小地主、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决定了统一战线内必然存在阶级斗争。

第二，这是国共两党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国共两党都试图依靠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因此，统一战线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极为尖锐。

第三，没有双方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采取遇事协商、临时解决问题的方式，统一战线是比较松散的、缺乏相互制约力。

第四，处于一种既有利又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苏联、英、美都支持中国抗日，但都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

这些特点，使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实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时，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情况和艰难的任务。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一）组织了一系列大战役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实施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歼灭日军l万余人。

（二）涌现了许多爱国将士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三）实行片面抗战路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惧怕民众广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危急自己的统治，因而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大量军队，却反对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不敢发动群众，主张单纯由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国民党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1937年8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确定以持久战作为指导之基本主旨的国防方针，明确了持久消耗的原则。但是，这种单靠国民党军队对日进行阵地消耗战，而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其结果不仅消耗了敌人，也消耗了自己，与持久抗战的方针背道而驰。

（四）退却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占很大的优势； 主观原因，则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蒋介石集团在决心抗战的同时，

却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这就使得大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国土。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二）几次较大的战役

日军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继续对国民党军发动过若干次进攻性打击。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国民政府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

1、1939年12月，在桂南会战中，以第五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曾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 000余人。

2、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

3、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曾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日军死伤5万余人。

4、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陆军第二OO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

（三）豫湘桂战役大溃败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 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不满，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一）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

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二）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主要的战役战斗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接着，又参加忻口会战，八路军第一二O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 第一二九师还以一营兵力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削弱当前之敌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2、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

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 600多次，毙、伤、俘敌54000人。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

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3、敌后军民抗战的民族英雄

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等的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全国军民，连敌人也为之震惊。

（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1、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1939年至1940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

3、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前夕，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9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一）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1、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2、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3、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

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1939年7月，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共产党及时进行揭露和斗争而被制止。

（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一）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一般将原租额减少25%，规定年利息率一般为10%，其他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江南”。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

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

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一）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由于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时，得到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同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二）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所属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第三厅组织了包括儿童剧团在内的10多个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抗日宣传，慰劳抗日将士。它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工作。文化界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抗战文化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及时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

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昆明，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上海等地还有其他一些大学、中学、专科学校迁往西南的重庆、遵义等地以及西北的一些地方。爱国师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坚持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

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二）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相互连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是为着将来实现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1、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后，党纠正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在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满足于书本理论，脱离实践，在实际工作中一切从本本出发，毛泽东把这类人称为思想上的“懒汉”。教条主义在党内有流行的基础，如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学习十月革命经验的神圣化；党内理论水平的低下，尤其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经验主义者尊重经验而轻看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就是埋头日常的具体事务，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把这类人称为“庸俗的事务主义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都有害于党的思想建设，尽管两者的表现不同，甚至相反，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都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消除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和文风上的表现，也是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

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而不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

就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

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

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第一，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的局部抗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已开始。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39年9月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当英、美、法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孤军奋战，英勇抗击了百万日军的进攻。

第二，中国抗战开辟了第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场，七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起点，中国战场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第三，中国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北进、南进的侵略图谋，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使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赢得了战略反攻的时间。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苏联元帅崔可夫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第四，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坚持反法西斯战争长达14年，中国战场抵抗日本法西斯时间最长、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五，中国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一）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

战争胜利的基础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道路的民族创造精神。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二）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第二，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军队和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和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也为反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了贡献。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许多苏军官兵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美国对日本一度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采取了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还曾组建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

英国及法国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9年11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被感染，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

第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决不惧怕战争。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第五，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2．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4.为什么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的范例?其基本经验是什么?

5.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是什么?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论持久战》 (1938年5月) 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4.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 5.《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myc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