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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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2016年10月时事评论文章选读

时事评论文章选读

观察“马桶盖事件”需要反求诸己

10月18日晚,有网友爆料称宁波一对夫妇跟团到日本游玩时,把酒店马桶盖卸下带走,酒店发现后打电话给导游,导游跟乘客确认后回复酒店说游客没拿。最后,在游客行李箱中查出了该马桶盖。19日,媒体从该旅行团所属旅行社得知,游客拿走马桶盖是因其以为是上一住客遗落而贪小便宜带走。目前,游客已将马桶盖寄回酒店,并表示歉意。(10月20日《北京青年报》)

这几天,这则新闻引起了极大关注。很多人谈论这件事,表示出了不屑一顾。正如舆论所讲,这是一种贪小便宜心理,看看国内一些公厕卫生纸被扯走的报道,就有接受顺走马桶盖的心理基础了。这样一件事,发生在日本旅行期间,真是“丢人丢到国外”。注意到,这对夫妻已就这一事件写下了道歉书。有反思自然是好,但还远远不够。正如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启动信用机制,把这对夫妻列入旅游黑名单,相信是舆论的共同心声。只是,在对贪小便宜心理谴责的同时,我有着一种深深羞愧感,因为,我也曾经贪过小便宜。

记得当初刚有机会出去,住在宾馆里,既兴奋而又紧张。兴奋是因为第一次,终于住在明亮的宾馆里了;紧张也是因为第一次,没有经验,防止出糗,于是观察别人,学习别人。刚住进宾馆,很多东西都很新鲜,包括宾馆提供的梳子,小巧玲珑,爱不释手。当得知每天都要更换时,于是在临走时,把梳子也带走了。哪怕后来,出去次数多了,住的宾馆多了,对一些精致的宾馆梳子依然动心。相信现实生活中,把宾馆梳子带走的绝不是一个两个。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无伤大雅,但毕竟也是贪小便宜。而且,不仅仅是宾馆梳子,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贪小便宜心理,做出贪小便宜举动的,并不在少数。比如我到过一个会议中心,开会时免费提供圆珠笔,我看到很多人一拿都是几支。这同样是一种贪小便宜心理,这也说明了其普遍与顽固。

由此观察游客赴日游“顺走”酒店马桶盖事,虽然发生在国外,而且顺走的是马桶盖,有些出奇出格,但其对应的贪小便宜心理,难道是孤例存在吗?对于我们来说,距离顺走马桶盖又有多远?大家站在岸上谴责,可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贪过小便宜?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让其消散在大多数人中,而是想强调,观察很多不文明事件,都不应该丢掉“内视角”,应该想想,同样的心理和问题,在自己身上是否存在?自己又做得如何?能不能成为榜样?有人讲,中国本是礼仪之邦,为什么在文明素质上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也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正如人们所建议,当前有必要进行普遍的公共秩序教育,大力提升公民素质。也要看到,贪小便宜心理与生活水平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在文明素质上,存在越年轻越好的迹象。这不仅是因为年轻人文化程度高,接受教育多,而且与年轻人见多识广,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优越有关。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出去游玩了,但其实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富裕状态,最起码心态还很贫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去次数逐渐增多,类似不文明现象,将会大大减少。

对不起,我也曾经贪过小便宜。这里,不是说要放弃对这一行为的谴责,而是希望提醒大家“反求诸己”。“己所欲想方设法上下同欲,己所不欲千方百计大家同不欲”,唯有如此,文明社会才会展现现实模样。

豺狼、狐狸等野兽的叫声,一开始有点怕,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生活极度贫苦,“一家7口人都挤在一间茅草房中,3兄弟要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裤子”。在离群索居的生活里,看似排除了一切物质追求的烦恼,但可想象一下,这些年里,且不说贫穷的生活,求医问药怎么办?孩子上学如何解决?其他所有与公共服务挂钩的需求究竟能否落实?在54年的生活中,倘若稍有意外,恐怕就没有今天这个田园故事了。

平心而论,几十年的穴居生活,“诗意”可能只是点缀,因为贫穷而寻求山洞的庇护,个体对抗苦难才是底色。即便如今子女成才,成为颇为生动“励志”案例,但在鸡汤之外,依然不难想见超出平常的艰辛,其间酸楚,并非田园牧歌的想象所能承载的。正如老人梁自付对妻子说的一句“这辈子她跟着我受苦了”,究竟多少分量,外人恐怕难以掂量。

从“子女成为大学生、孙子成为博士生”,“夫妇俩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山洞中看电视”,可以看出老人其实依然向往现代生活,选择山洞并非有一套归园田居、安贫乐道的价值观支撑,而是选择了成本较低的生存方式。旁观者对其所谓世外桃源的欣羡,恐怕也是一厢情愿。在今天,通过离群索居、选择与物质文明割裂而寻求“诗意”,无疑是缘木求鱼。

我们观照老两口的生活,对其生活的诗意美化应当有所克制。他们的生活也是启示,“诗意”指望返璞归真大概是难以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恐怕也是逃无可逃,唯有更为有力的精准扶贫,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更为全面的公共服务,更为扎实的生活底线,才可能契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雾霾、拥堵、生活压力等城市生活的烦恼,不能指望个体性的逃离,更需要体制性的针对措施。公共服务到位了,是否能实现“诗意的栖居”尚不好说,但应当可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的结尾有这样一个细节,老人自述“城里到处都是车,不自在,空气也不好,马桶我也用不习惯”。长期的隐居,老人已经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如今的生活选择,很难分清是主动还是被动。究竟是无奈还是超然,是困苦还是甜蜜,是颇可咂摸的。

这样的故事虽然令人动容,但还是希望不要过多地出现。

民工脱鞋跪地取款:尊重无关身份

10月27日,一张民工在银行脱鞋跪地取款的照片刷屏网络。据拍摄者介绍,农民工看到银行的地面特别干净,自己的鞋子太脏了怕弄脏地面,不想给拖地的保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才有了跪地取款的一幕。而实际上保安也并不在意,他对农民工说,“没事没事,你进去,一会儿我再拖一次。”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却感动了无数网友。人们在感动之余,也不无心酸:为了保持银行地面的干净整洁,这名农民工竟如此卑微,真真切切地低到了尘埃里。而看过新闻之后人们也为保安的同理心点赞。这件事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在我们见惯了公共空间的各种撕扯之后,让人感慨。

不论是农民工,还是负责拖地的保安,按照世俗标准,他们都是最底层的人。他们文化程度低,可能从事着这个城市最脏最累的活计;他们拿着不高的工资,没有鲜衣怒马的生活,更没有声光动人的地位,甚至,只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公共空间尊重与信任稀缺的当下,给我们奉献了一出暖心大戏。

农民工的跪地取款与保安的“没关系”表明,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不会因贫富而有所不同。尊重是一个人人都不缺、人人也都应该有的东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它分享予别人。

我们在公共空间中见到的戾气实在不少,因排队起争执,路怒族一言不合就超车,夫妻反目大爆对方隐私。这些一地鸡毛的事件,到处都是是非与利益,善意全无,“仓廪实而知礼节”遇到现实困境。反而是底层的民工与保安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温情脉脉的一面。

其实,只要每个人对他人、对社会都保持一份敬意,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公共空间就不缺尊重。农民工体谅保安,保安也想为农民工行便利,尊重就这样产生了。它发乎心现于形,有一点同理心,做到相互尊重就不难。

隐居山洞54年,不只是有“诗意”

媒体报道,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临江乡,老人梁自付因家贫带着妻子李素英躲进四川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山洞,以洞为家。他们自己动手,种玉米、高粱,喝山泉水,织布做衣,用自制的竹签抓野猪、野兔打牙祭,过着原始的男耕女织生活。54年后,昔日简陋的山洞通了电,经过三次“装修”成了一个舒服的安乐窝。梁自付还在山洞中把一双子女培养成大学生。

报道中不少细节勾勒了山洞“诗意”的生活,“养了20多只鸡,每天都有鸡蛋吃。想吃豆腐时,老两口就自己用石磨磨豆腐??山上还有野生的板栗、核桃,他甚至还在山洞周围的花丛中放了几个蜂箱,酿制蜂蜜,梁自付就像一个工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一切,都被用在他诗意的生活中。高兴的时候,他还会对着大山唱山歌。”一副田园牧歌的诗意生活。报道刊出后,也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不少网友感慨其生活的轻松自在、自得其乐,远没有雾霾、拥堵、生活高压的城市烦恼,言语中不乏欣羡之意。

但细究细节,54年的生活是否只有诗意?1962年,两位老人住进山洞的原因是“在山沟里有两间茅草房,后来下大雨,房子塌了”;常年与野兽为伍,老人自述“在山洞里睡觉,每天我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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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农民工“跪地取钱”也是道德鸡汤

大学生小张在西安雁翔路附近一家银行看到的一幕让他动容:一农民工在进入银行前,脱掉鞋子,然后跪着去ATM机前进行操作。农民工说,他的鞋太脏了,会弄脏地面,不想给保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农民工进银行脱鞋跪地取钱称怕弄脏地板”,这是某门户网站的新闻标题。按照某些网友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习惯,大概会急不可耐地抛出两个论断:一是银行店大欺客,二是保安弱弱相残。但

在这件事上,这两个论断全都不适用,因为“跪地取钱”完全是这位农民工大哥的自愿行为。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是,在这位农民工大哥进银行之前,保安曾劝说:“没事没事,你进去,一会儿我再拖一次”,但被他拒绝。

于是事情走向了温情的路子。目击者小张感到“这一幕很温暖”,农民工和银行保安都挺好,都是值得尊重的人。更多的网友则从中读出自尊自爱、教养与公德心。比如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比如身体虽然跪下去,但人格高大起来,比如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一言以蔽之,这一跪不仅跪得好,而且跪出了正能量、跪出了精神气质、跪出了优良品质。

记者没有采访到这位农民工,当时的场景都来自目击者转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件事所引发舆情的探讨。

对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批判就是赞美,这是舆论场里的常见病之一,尤其是在快餐化阅读和观点泛滥的自媒体时代,表现更为明显。对这件事,当然不乏令人感动的元素,但更多的还是酸楚与悲凉。必须承认,“跪地取钱”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只是因为“农民工”的人设,而具有了别样的意味。赞美之前,不妨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假如这位农民工大哥大大方方走进银行,站着把钱取了是不是更好?同样的场景下,你或者你的亲人朋友,会不会因为鞋上沾了泥而脱鞋进入银行等公共场所?如果“跪地取钱”真有某些人说得那么美好,是不是我们都该学习?

和之前有农民工因为怕弄脏公交车座位而不敢落座一样,“跪地取钱”恐怕主要还是源于一种自我定位。在相对陌生的城市里,他们本能地有一种紧张感,进而产生低人一等的心态,处处小心翼翼,甚至过度谦卑。而这种自我定位,又与他们身处的现实环境和日常感受密不可分。尽管在不少城市,“农民工”的称谓已被“新市民”取代,但身份歧视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有些是直观可感的厌恶与排斥,有些则是只可意会的冷漠与距离感。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群体变得敏感而脆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隐忍与退让,与其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不如说是无声抗议。

而网友对农民工“跪地取钱”所附加的赞美,恰恰证明,他们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跪地取钱”,这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怎么到了农民工这儿就成了一种美德?还不是因为有些人拥有某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以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农民工?人们常常为了拔高一件事,硬要赋予它某种意义,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本来的、正常的样子,甚至必须以一种夸张、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才更符合我们的审美。但事实上,这不过是权利不对等下的一种谬赏。

农民工“跪地取钱”承载不了那么多的赞美。在一座城市里,他们不比谁高大,也不比谁渺小,他们需要的是城市的包容与接纳,以及一视同仁的目光,而不是专为他们这个群体定制的道德“鸡汤”。对他们来说,能够大大方方地融入社会,胜过所有的赞美。

东也谈到了乡下父母来到北京的种种不适应。据刘强东介绍,他的父亲甚至还偷偷赶到车站,要坐车回家。在左右权衡和博弈后,最终刘强东还是把父母送到乡下老家养老。刘强东都如此,可以想象,其他家庭同样存在这样的烦恼。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可在很多时候,子女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可能时时陪伴。而且老人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子女陪伴,对于他们来说,也需要与同龄人的交流与娱乐。这种养老需求的存在,也是现在广场舞流行的一个原因。当一种需求具有了群体特征时,就需要社会提供帮助。不妨假设一下,假如城市能够给老年人提供交流与娱乐的场所,老年人在城市依然可以感受到熟人社会的好处,他们又何至于生出漂流感与疏离感?

由此不难看出,善待“老漂族”是道社会治理课题,表现为当前城市结构还不适应老年社会,特别是不适应乡下老人进城养老的实际。面对这样的现实格局,人们希望城市在功能设计上,能够更加突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比如,能够以社区为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场所,能够通过组织活动让老年人结交更多朋友。如果我们在陌生人社会构建起了熟人圈子,再加上年轻人更多关心老年人,那么“老漂族”的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

希望城市更加重视进城老人养老问题。由此实现的老有所乐,也能够让年轻人安心地在城市创业就业、创新创造。

公众愤怒是守卫底线

9月9日,山西省长治市屯留一中南校区的24名高二年级老师放假后,一起到当地商业街一家饭店提前庆祝教师节,聚餐饮酒共花费1390元,AA制后每个人付了50多元。9月30日,当地纪律监察委员会发布了一则《关于对屯留一中南校区部分教师聚餐饮酒问题的通报》,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了上述24名教师,引起广泛热议。

山西长治屯留一中24名教师自费聚餐被县纪委通报批评引爆了舆论,论法不合法规、论情违反常情、论理有悖天理的做法,使该县纪委成为众矢之的。这件事之所以引爆公众反感,不只在于个案的荒唐,更在于触动了公众的痛点:一些地方在执行“从严”时走过了头,对象弄错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越走极端越能表明“执行到位”,有违常情常理,让人厌恶。

很多人看了这条新闻后都义愤填膺,这让我看到了温暖,这温暖来自民众面对一个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共通的是非感和集体的常识感——新闻让人愤怒,但看到民众在评论中所表现出的集体反对,我就放心了。这种温暖,源于价值认同的温暖,源于底线被捍卫的温暖,也源于常识共鸣的温暖。个别官僚表现出的法律冷漠和常情缺失并不可怕,可如果整个社会对此麻目不仁、毫无权利被侵害感、毫无捍卫常识的共识感,平静地接受了权利被侵犯的现实,那就非常可怕了。

总有人不断尝试挑战着人们的常识感,比如对某个政策或制度的执行,总会用力过猛,悖离初衷和常识,走向让人反感的形式主义,往极端的方向一路狂奔。比如,八项规定的初衷,显然是为了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公款消费,遏制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但少数地方,不知道是理解力太差,还是想凑“典型案例”,或者有别的目的,总会把好经给念歪了。教师教师节前自己花钱聚餐,也没大吃大喝,也没违反规定,你凭什么处理人家?纪委这样粗暴地干预民众的正常生活,颠倒是非,只会激起公众的强烈反感。如此违反制度精神的极端做法,名为执行规定,实为抹黑规定,替规定拉仇恨,制造公众与规定的对立,是为高级黑。

总有一些人,习惯把一些做法推到违反常识常理的极端,好像越极端就越革命。他们知道,这样做虽然过了,即使引起反感,但起码能在上级面前树立一种“坚决执行规定”的存在感——我是在雷厉风行地执行啊,只不过是有点“过”了。千万不能纵容这种“越极端越革命”的过头取向,远离了制度初衷和常识,危害性甚至比“不执行”还强。我想问问,县纪委那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常识感吗,难道都觉得这样的通报批评合法合理吗?

可贵的是,社会主流保持着应有的常识感,支持“从严”,但知道这种“严厉”的尺度在哪里,知道主要矛头应该指向谁,知道公权与私权的界限,知道哪些事情纪委可管、哪些不归纪委管,心中有一把理性的尺子去衡量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美与丑。可一些地方部门失去了这种常识常情感,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沉浸于任性、自负、全能的权力幻觉中。

看新闻很愤怒,看评论很温暖,民众致力用评论去纠正那些明显偏离常识的任性行为,用舆论的力量去驯服任性的权力。正如一句名言,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从“老师自费聚餐被县纪委通报批评”的新闻跟帖中,看到了民众的不沉默,看到了人2

善待“老漂族”是一道社会治理课题

远离故乡求学,学成后独自来到城市打拼,然后在城市成家立业,当小日子过得红火之后,很多人都想把乡下父母接到身边来照顾。可是,老人来到城里,面临着种种不适应,于是成为“老漂族”。近日,媒体走访广州不少“老漂族”家庭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但现实是“老漂族”这一群体依然在不断壮大。而这一矛盾的背后,更多的是儿女们深深的无奈。

说其无奈,绝非夸大之词。“事非经过不知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深刻理解其中的无奈与无力。

“可怜天下父母心”,永远不要怀疑父母对子女的感情;“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也永远不要怀疑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对于很多从乡下出来的人来说,等到自己小日子安定下来,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尽一下孝心。可当父母真要来到身边了,却又面临着融入难。

在社会大发展的今天,从本质上讲,农村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对于很多农村老人来说,他们一辈子生活在乡下,早已习惯了鸡犬相闻的生活。一旦到了城里,等待的就是陌生的一切。老年人毕竟不是年轻人,很难在短时间适应城市生活,对一部分老年人来说甚至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生活。与子女在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虽然结束了“身体空巢”,却进入了“精神空巢”。如果只是偶尔在城市生活,倒也有点新鲜感,可一旦定居下来,这种“精神空巢”感与日俱增。

千万不要小看了“精神空巢”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们在城市生活,如同生活在一个人为隔绝的孤岛上,虽然衣食无忧,但精神空虚,很多老人都有一种回到乡下生活的冲动。如果说年轻人是因为物质的原因,想要逃离大城市,对于老年人来说,则是因为精神的问题想要逃离大城市。而这,不是经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子女想解决所能解决的。在一档央视节目中,京东刘强

们捍卫常识而避免权力肆无忌惮入侵私人领域的努力。只要公民保持着这种常识感,一个社会就不会坏到哪儿去。

就是一种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

“狗事”之狗血,说到底,就是一些人过分强调自己的尊严。这起“狗事”中,让人看得到狗主人“人仗狗势”的一面,更让人看到狗主人无视法律的一面。法律既保护财产权,也保护人的尊严。任何权益的维护,应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进,而不能逾越人的尊严这条底线。

近些年来,因为“狗事”而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环卫工因狗被碰、被赶而被狗主人打,遛弯干部因狗事被一家三口痛打,“我的一条狗都比你命值钱” ??这些是“狗事”冲突中最为常见的行为逻辑,其所暴露的是“狗”的尊严比人的尊严高,背后则是“我的尊严”比“你的尊严”高。人的尊严是平等的,不分财产多寡,职位高低。过分看重自己的尊严而无视他人应有的尊严,本就是粗鄙的。狗事解决的顺利与否,自然体现涉事方的品性和素养。“人仗狗势”不可取,也不能取。有事解决事情。肇事司机本就主动提出赔偿。这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也体现了解决事情的诚意。当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合法的前提下,“狗事”便可得到有效解决。说到底,“狗事”就是人的事情,勿超越人的尊严解决事情。

家庭教育才是提高孩子情商的主要方法

许多人在中小学阶段,除了接受学校教育,还上过各种各样的“培训课”,有学乐器的,有学书画的,有学运动的,也有学奥数、英语的,不一而足。然而,最近却有一种绝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培训课流行了起来,那就是“情商课”。

近日,一则新闻把“情商班”推入公众的视野:家住上海的黄女士,觉得自家上初三的女儿“还不具备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于是花了两万元,为女儿报了一门“情商培训课”。尽管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黄女士却对课程赞许有加,认为这门课程有利于补全校园课程在孩子心理建设方面的缺失,给孩子的心态带来积极改变。(《新闻晨报》9月20日)

确实,情商对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高情商会明显增强一个人的社会竞争力,低情商则很可能造成社交障碍。然而,为培养未成年人情商,花重金让孩子上“情商课”,未必是最优选项。一方面,“情商课”价格不菲,黄女士的女儿上一堂课就要花掉300元,普通家庭难以轻易承受如此高的开销;另一方面,“情商课”终究还是一种课堂教育,一周一次的课程至多只能对孩子起一定指导作用,而无法取代日常生活的情商培养。

归根结底,培养孩子情商的职责,还是要落到家庭教育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跟孩子接触最频繁、最密切,也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在成长中经常模仿他们身边的成年人,因此,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孩子作出好或坏的榜样,进而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

“情商”的核心,一是对自身情绪的认识、了解与控制能力,二是与人交际,融入集体的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依赖课堂学习,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孩子能否培养出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

如果父母能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并且在孩子有情绪时及时介入,告诉孩子正确处理方式,孩子自然会养成优良的情绪控制能力。反之,如果父母总乱发脾气,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孩子当然会被带偏。

而在交际能力上,孩子与人交流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模仿父母与人交流的方式。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会给孩子打下坚实的情商基础,而如果父母总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显露坏榜样,或者对孩子疏于关照,不管不顾,自然会给孩子的情商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家庭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就算是由专业的心理教育人士进行授课辅导,也很难轻易根除。

父母出于为孩子好的心理,花钱给孩子上“情商课”,固然不是坏事。但是,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搞好家庭教育,“情商课”的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如果搞不好家庭教育,再昂贵的“情商课”,也不一定能达到“雪中送炭”的目的。

孩子车窗抛物,父亲的行为何以值得点赞

10月25日早高峰,上海松江的黄先生在送儿子上学途中,把儿子扔向车外的酸奶罐拾起放回车内并批评了儿子的不文明行为,这一幕被后面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下。引发网友热议。(10月27日《澎湃新闻网》)

车窗抛物不仅是种不文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违法行径。儿子作为未成年人,实施了车窗抛物的行为,作为监护者、教育者的父亲,具有教育和纠正的天然责任,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并把扔出车外的垃圾捡回来,按理说属于正常行为,不值得拔高式表扬。不过,当事人认为不值一提的“举手之劳”,依然得到了警方微信公众号视频推送的待遇,获得了网友纷纷点赞。用意与反差,确实值得深思。在车上喝完的矿泉水瓶,吸完的烟头,用过的纸巾,摇下车窗随便一扔——这些典型的“车窗抛物”,不仅把大街和公路当成了垃圾桶,也已成为威胁道路安全的“杀手”。在媒体的报道中,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车主扔在路上的垃圾,而被撞伤残和致死的案例时有发生,或者因为车窗抛物引发的交通案件,也不在少数。虽然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撒物品,违者驾驶员和乘车人将分别处以50元和20元罚款,如果因抛撒物件造成其他交通事故的,将承担相应事故责任。不过,由于取证不易,对车窗抛物的实际处罚很难做到“发现一例处理一例”。因而,从文明的角色出发,让每个都能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恪守不向窗外抛物的底线,就显得尤为关键而重要。

也是基于车窗抛物现象的严重性,以及恪守文明底线的重要性,使得“不抛物”的个人自律,反倒具有了示范意义。难得的是,这个父亲对孩子向车外抛扔垃圾的行为,没有只停留在“口头教育”一番,而无视抛撒垃圾既定事实,而是立即通过捡回垃圾,以消除安全隐患和控制风险,这样的举动就颇为难得。更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在教育的方式和效果上,身教重于言传。以实际行为为孩子树立榜样,才是最好的教育。如此既可以时时鞭策和激励自己,也能引发孩子的反思与效仿。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的一切行为,都来源于成人世界的示范与影响。未成年人车窗抛物的偶然背后,其实是教育不彰的必然。无论孩子的行为效仿于何人,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都足以说明其已养成了不良的习惯,需要及时得到纠正并让其有所警醒。时下,成人的功利、浮躁、不文明等行为,已对孩子的行为习惯形成了影响,并一度出现了“逆向教育” 案例。比如有的父母牵着孩子过马路时闯红灯,结果孩子哭着不干,由此形成了反向教育。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不只是实施教育的一方,也面临着被教育的问题,对家长进行教育,使之树立起正确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下一代成长当中非常迫切的问题。当前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之中,对被教育者的要求过多,而对教育却放松了要求,使得教育者自身缺乏示范性,无以扮演好为师者的基本角色,从而才导致了教育的失败。孩子车窗抛物,父亲的行为之所以值得点赞,就在于其不仅恪守了知错即改的文明底线,更在于践行着言传身教的教育原理。以身作则和榜样示范,既是一种文明要求,更是一种教育原则。

“狗事”终归不能超越人的尊严

“我不管,你赔我狗。”张女士哭喊着一把揪住杨先生的衣领,连拉带扯将其按倒在小狗的尸体前,让杨先生给自己的爱犬下跪。10月25日12时30分许,一辆大货车停在昆明江东花园北路与江东四季路交叉路口,车头前的地上有一摊血迹,血迹旁边躺着一条棕黄色的小狗,小狗尸体上盖了几张报纸。民警赶到现场劝解时,张女士情绪失控,对民警拳打脚踢……(11月3日 云南网)

因为爱犬被撞死,主人强令肇事者给狗下跪,这样的新闻并不是头一次,更不止一次的冲击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爱犬死亡,是谁都不愿意看到了,纠纷解决起来难免有情绪因素,但再有情绪,既让肇事司机给狗下跪,还有袭警嫌疑,则跨越了法律底线和人的尊严,跑偏了路,难为公众接受,对解决事情也于事无补。

对于狗主人来说,痛失爱犬确实一时难以接受。作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时狗主人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便作为精神保护的一部分,作为肇事司机,有精神赔偿和财产赔偿的义务,况且,法律是否有精神赔偿这样的规定尚不能确定,跨越法律的边界要求司机给狗下跪,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司机的人格尊严。

这起纠纷当中,实际上是在保护狗主人的人格尊严、财产权,倘若平心静气的解决,恐怕不是一件大事。但狗主人非得让司机下跪,并情绪激动的袭警,就直接涉及另外的法律。一个人的尊严,不能凌驾于另一个人的尊严之上,更不能凌驾于正常公务的行使上。因解决“狗事”而跨越了几个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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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技能升级,幼儿园作业到底为谁而留?

“各位家长,本周五园里有活动,需要给孩子准备万圣节衣服、帽子、面具、魔法棒……”几天

前的一个下午,正在家里做家务的李萌被家长微信群的消息打断了,她的新任务又来了。(10月28

在人们的传统记忆中,小朋友上幼儿园无非就是画个画,和小朋友们做做游戏,轻松快乐的度过一天。可是现如今,幼儿园的作业绝对令人大跌眼镜,做标本、养动物、做手工,可以说是屡出“奇招”。而通常园方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家庭作业不仅能够促进幼儿的观察、语言、动手等能力,还能提高家长的陪伴质量。笔者试问,对幼儿的教育是否也应因材施教,不然这作业都成了家长的作业,还如何提高陪伴质量,徒增的只能是烦恼。

此前,杭州城就出现了家长满城找桑叶的情景,源于教材中的课程,老师“一拍脑门”布置了养蚕宝宝的作业,老师简单的动动嘴,却让学生和家长跑断腿。纵观如此之多的奇葩作业,折射了教育方式的任性,如此任性的教育方式早已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幼儿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起始阶段,活泼可爱、单纯稚嫩是幼儿的天性,幼儿园教育本身应该是轻松快乐、力所能及的,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对幼儿的成长和教育并不利。让父母和幼儿一起做作业,以此增进亲自感情的初衷是很好,可是一旦变成了考家长的“奇葩”作业,家长绞尽脑汁,最终家长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幼儿还不懂什么是水粉,老师就布置要求有民族特色的水粉画;幼儿还不会写字,字都认不全,就被要求每天写生长日记。种种作业别说幼儿了,就连家长都不一定能够达到要求,幼儿并未得到锻炼,家长也十分的无奈,这样的作业也就失去了“作业”本身的意义。幼儿园进行的是基础教育,不应成为拔苗助长的超级教育。幼儿园作业拼爹妈,不仅跑偏,更是教育之殇。要想回归幼儿教育的天性,要想从根本上杜绝作业“拼爹妈”的教育乱象,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体制,实现评价管理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提升师资队伍的教育理论,掌握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以真正实现因材施教,才能让素质教育回归本位,给幼儿父母们松绑,还孩子们以天真。

陆步轩对于再次创业显得异常轻松,并以“褚橙大王”褚时健71岁时才开始创业作为自己重新启程的精神支撑。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只是略含惋惜地看着这位曾经的北大才子。直到今天,陆步轩所经历的也很难说就符合大众的成功标准,但有一点却是大众无法改变但也可能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陆步轩再创业,不像是对物欲的一次简单冲动。创业就像是陆步轩追求精神富有的一次大胆回归。

在一个日益物化的时代,我们对于物质目标越来越看重,以致迷失了我们当初所追求的方向,甚至还会以物质与世俗的标准,生搬硬套地去要求他人,就像当初许多人对陆步轩的选择充满质疑一样。也许那些正羡慕陆步轩的人们该好好想想:你们现在到底是羡慕他的物质地位,还是他那坦然面对得失的人生选择呢?

串门少了,靠什么加深感情?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1%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互相串门的越来越少了,46.5%的受访者更愿意去饭店招待来访客人。工作生活压力大、网络社交平台发展、变得宅了被认为是“不爱串门”的主因。71.1%的受访者认为这会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淡。

串门,本质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人们的时间相对自由,但活动范围狭窄,娱乐、交际手段单一,再加上普遍贫穷,承担不起其他交际方式的成本,于是串门就成为人们的不二选择。不过早年间,城市仍然流行串门,这是因为虽然生产方式变了,但绝大部分人依然是单位人,活动范围狭窄,娱乐和交际手段单一、收入偏低的特点都没有变。

而这次调查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农村,农村也出现了“不爱串门”的现象。相信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串门是农村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去邻居家,基本上跟到自己家一样随便。现在居然也在变成记忆的进程中,不免让人有些感叹。这表明,农村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农村了。现在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有的人做生意,有的人也过着类似上班族的生活,这必定会引起他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而就生活方式本身而言,也已经“城市化”了,出现了种种串门的替代品,最早是电视机,现在则是手机、广场舞之类的,串门于是被逐渐遗忘了。这不免会引起很多人的感伤,人是念旧的生物,更何况,串门与很多美好的个人记忆联系在一起。但也必须指出,人们的记忆往往有过滤功能,往往会把不好的东西从记忆中过滤掉,只留下美好的。实际上细数起来,由于串门引发的家长里短、邻里纠纷也为数不少。时代变了,串门这一习俗只能越来越少,很难被保留下来,感伤也无济于事,所以感伤完毕,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串门少了以后,用什么来代替?串门虽然有些缺陷,但仍不失为一种健康的,充满人情味的人际交往方式。串门这种形式在当今社会很难再持续下去了,但是其中蕴含的精髓能不能传承下去呢?现在确实有很多健康、温馨的事情来代替串门。但令人担心的是,当代的生活方式,也很容易令人变得孤僻,不利于身心健康。对于这样的人群,怀念怀念串门,并用其他的方式弘扬“串门精神”,倒是非常有必要的。

罚看大灯 矫枉过正

为了整治乱开远光灯的行为,深圳交警从1日开始严查乱用远光灯违法行为。其中做法之一是让开远光灯的司机现场体验远光灯照射,为此深圳交警特制了一把绿色折叠椅,供违法者坐在上面体验远光灯光照。这种体验式执法引得许多不堪远光灯照射的司机点赞,但也有网友质疑,此类行为是否有法可依?(11月3日新华社)

公权力执法必须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罚看远光灯美其名曰“体验式执法”,实则是擅自设立惩罚措施,极易造成执法抵触。滥用远光灯之所以成为陋习,与常态化执法缺失有关,交管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并加强交通法规宣传培训,以营造文明交通环境。

有道是:罚看远光治陋习,不觉执法已漫堤。以恶制恶不足道,法律初心莫偏离。另有诗为证:交通事故猛于虎,乱开大灯须惩处。违法必纠莫乱法,以错惩错太离谱。

陆步轩的另一种人生路

13年前,一篇题为《北大才子街头卖肉》的报道,让时年37岁的陆步轩成为全国新闻人物。随后陆步轩进入西安市长安区档案馆,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一干就是12年。直到今年8月,他50岁这一年,陆步轩再次调头,从事业单位正式辞职,加盟广州一家猪肉食品企业。10月25日,陆步轩携新书《北大“屠夫”》来汉,与武汉高校学子谈职业规划,谈人生感悟。

众所周知,陆步轩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曾经的文科状元、北大毕业生打破了惯性思维,成功地将“北大”与“屠夫”这两个过去根本扯不到一起的词汇,有机地粘在一起。他的创业史也给那些正千方百计为子女报各类培优班、为学习弄得心神俱疲的家长们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人生镜鉴——不是说学习文化知识不重要,而是陆步轩开启了一个门槛并不高的诗意人生。高学历曾经是陆步轩身上的一道金字招牌,同时也曾经是困扰陆步轩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陆步轩的两次主动辞职,第一次迫于生计压力,误入“屠夫”这一行。第二次则纯粹出于个人的志趣。正如他所言,他并不觉得待在办公室就比卖猪肉更有意思。他越来越懂得自己需要什么,能做什么。在陆步轩的日常言谈中,从不见他讳言自己作为“屠夫”这一事实,他也从不把屠夫职业看成是下里巴人才干的粗活脏活累活,反倒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他不像一般屠夫那样只顾卖肉,而是努力钻研业务技能,精通猪肉品质,同时在多年练摊过程中还摸索出诚信的经营之道。正是因他一天可以卖多达12头猪,才受到从事猪肉销售生意的校友所青睐。现如今,他更敢大胆地设想,通过努力,改变人们对屠夫“脏乱差,师傅光着膀子吆喝”的“成见”。如果说过去陆步轩卖肉只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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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愿看到舍身护幼的壮美

10月10日,浙江温州鹿城工业区发生民房垮塌,多人被埋。目前共搜救出28人,其中确认死亡22人。(10月11日 央视新闻)

在救援中,发现感人一幕:父母用身体护住女儿,孩子获救,大人身亡。在倒塌的废墟和危房连接处,两名成人呈十字交叉形护住一名小女孩。在把一家三口分开时,父母均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但父母中间的女童在获救时,用手抓了救援的武警战士,出现生命反应。 目前,女童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急救。

天佑此童,当为之共同祈福。 而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震动着我们的心灵。就在这个国庆假期,10月3日成南高速的一起车祸中,发生碰撞的瞬间,一名妇女被甩出车厢,她的怀里却紧紧抱着1岁左右的孩子,因为母亲的庇护,孩子未受一点伤,母亲却伤重身亡。

2008年的5月13日下午,都江堰河边一处坍塌的民宅,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出现在了志愿者眼前:一名年轻的妈妈双手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蜷缩在废墟中,她低着头,上衣掀起,已没有了呼吸。怀里的女婴依然惬意地含着母亲的乳头,吮吸着,红扑扑的小脸与母亲沾满灰尘的双乳形成了

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中,一位年轻的母亲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护住五岁的儿子。这对不幸遇难的母子被发现时,母亲的身体还紧紧地压在儿子身上。

一幕幕这样的情景,让人不忍直视,涤荡着我们的灵魂,震颤着我们的心灵。灾难中迸发出的人性力量能穿透所有的危险,却阻挡不了生命的离去。我们感动于父母大爱却又是满怀酸痛,因为这份深爱,不该就此戛然而止,如果不是灾难,她们还有漫长的一生,能足够用爱来温暖地老天荒的时光。但一切就这样中断了,静止了,定格了,这是多么不幸的悲剧啊。

汶川地震获救婴儿的被子里有部手机,上面有条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是的,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刻骨铭心的深爱。此爱的惊天地泣鬼神不言而喻,但我们并不愿见到爱以这种悲壮极限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宁愿岁月静好,爱得静水深流,在平平淡淡中爱得久些,更久些。因为有些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不用以牺牲生命来进行爱的最后表达。温州这起塌房事故,事发地多为待拆迁房,坍塌的房屋此前已被征收、腾空过,但房主又重新租给附近工厂作员工宿舍。而且,该处的一些自建建筑,房屋基础并不牢靠,历经二三十年后,有的已出现开裂,并不安全。事故中舍身护幼的壮举是感人肺腑的,但事故原本是可以不必发生的,包括失控的大客车前舍身护学生的“最美女教师”、被铁块砸中忍痛救下一车乘客的“最美司机”,如果没有那些意外,他们原本可以爱大家更多。

灾难中迸发的大爱无疑是感动人心的最美,我更希望,少一些这样的悲剧,少一些这样的壮美,愿每一个生命,能温柔地被这世界相待,能完整地绽放一生的美丽。

第三敌,是人为设定的非此即彼。在以中西节日为核心的争论中,人们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虚假两难”的境况。好像过了洋节,势必会侵占原本可以投注在传统节日上的精力和注意力。我认为在节庆的问题上,不存在“只能爱一个”的排他性。要知道,我们对敲门讨糖果、雕刻南瓜灯的热情,是被一种新鲜玩法从无到有激发出来的,而不是从对灯笼、对联的喜爱中分割、搬挪出来的,前者抵消不了后者的魅力。

虚假两难的典型标志是逼着人们在两种并不互斥的选项中做出取舍。逗孩子时,我们常问“爸爸好还是妈妈好?”孩子意识不到这种虚假两难的逻辑谬误,故而有童言无忌的趣味百态。在探讨洋节的问题上,明明可以共存的现象,非要做出唯一的选择,人为地将中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视彼此为敌,结果必是闹出孩子般的笑话。

在国人的文化观念中,素有着一种“东方为我,西方为你”的差异情结,但很少使用“我们”这等称呼。视西洋节日为文化入侵者的人也好,强调西洋节日具备可取之处的人也好,其实都弄错了靶子。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地球另一半的节日风俗与意识形态,而是将完整世界人为切割成东西两半的那把刀,是那双握着锋利切刀的手。

勿让求全责备消解了善意

在商场被偷后,成都的陈女士用发帖来宣泄自己心情,并公开抱怨后来才提醒自己的男性路人。不谴责小偷却埋怨提醒者,陈女士遭到网友集体炮轰。几天后,帖子中的男性路人以当事人身份跟帖解释,称自己当时离陈女士较远,是追上去才提醒,之所以未动手,是因为小偷有几人,自己也担心打不过等。事情原本可以到此为止,但陈女士又抱怨这名男性路人应该以“跑几步,假装喊我”等提醒自己,再次遭到网友炮轰。这场隔空论战引发诸多网友热议。(11月2日中国新闻网)

遭遇小偷,很不幸,被人提醒,虽然是在被偷之后,则是一件幸事,毕竟,遭遇偷窃,越早报案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女士应该感谢男路人才对。可是陈女士显然不这么认为,在她看来,男路人本应在小偷实施偷窃时即见义勇为,避免自己遭受损失,而非在小偷得手之后才出面提醒,所以男路人做好事做得不够彻底,也不够勇敢,“不是男人”。

且不说即使目击了偷窃的全过程,男路人也要有个识别、反应并采取行动的过程,即使是出于胆怯、害怕报复、寡不敌众等原因没有当场制止,而仅仅是进行了事后提醒,男路人的行为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换作陈女士,面对当时的情景,也未必会有这名男路人的举动,就像该男路人之外的其他路人一样。

在陈女士看来,男路人有义务保护自己的财产,也有义务面对小偷见义勇为,这样的逻辑不仅混乱,而且有害。要求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尤其是对于别人来说并不必要的义务,无论其打着什么样的幌子,本质上所反映的恰恰是当事人的自私自利。在这位女士眼中,别人对于她的安全,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安全,都有义务提供保护,保护不力,便是错,甚至是恶。

这位提醒陈女士的男路人之所以被她批评,甚至以“你是不是男人”相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积极采取行动的那个人,谁采取行动她就批评谁——如果当时无人提醒她,她的批评的矛头所指向的,可能就是所有沉默的人们,讥讽所有沉默的人们“不是男人”。积极行动者得咎,是对善意的极大伤害。

为了实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要求别人为了自己见义勇为,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种要求是极不道德的。对于提醒者来说,提不提醒也与他是不是男人无关,因为,提醒不是义务,而是道义。所谓道义,就是你可以去做,也可以不去做,做了就应该被感谢、被赞赏,不做却不应该被谴责、被责难。

求全责备是对善意最大的伤害。每个人都对来自他人的善意表示感谢,才会激励人们释放更多的善意,而无论这个善意是大还是小。每个人都要明白,别人没有义务一定要对你表达善意,而你却有义务在他人对你表达善意时回报以善意——感谢也是一种善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谁更应该被批评,显而易见。

“敌人”犹在,但不是洋节

又是一年万圣节。关于中国人该不该庆祝洋节,观念市场上一直有种胶着的争执。值得庆幸的是,争论越来越能在文化比较的视域下进行,那种谈西方风俗即风声鹤唳、视洋节为文化入侵者的狭隘心态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洋节的“敌人”嫌疑是排除了,但在文化交往中,其实还有三位“敌人”值得注意。第一敌,当属差别对待的分裂态度。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闻洋人过春节则喜出望外,见国人过洋节则哀叹唏嘘;建孔子学院是输出文明,庆圣诞万圣是崇洋媚外。我有时也不能免俗,不自觉地就会摆出差别对待的分裂态度。这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本能使然。

朴素的民族本能是无国界的,我们有,别人也有。在《文明冲突论》中,亨廷顿显眼地把中国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致威胁”的一种,这种突出强调让中国读者感到很不适。其实,亨廷顿的有色眼镜,和我们过去那种“谈洋节色变”的习惯是同质同构的。因此,需要尝试着用理解的心态,去弥合差别对待的分裂。既要改改那种一闻到西洋味,就警觉地怀疑外国文化入侵到家门口的心态,也要改改那种一看中国红飘到国外去,就喜不自胜地觉得向世界人民传递了文明福音的虚妄。在自卑与自大的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一种自重、自如的折中位置。第二敌,是缺乏基本的价值观自信。

有学者认为,简单判定热衷过洋节为“崇洋媚外”,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其实我们缺乏的不仅是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也很薄弱。

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叫做“三观碎了”,它几乎已经成了取之即用的惯常反应。明星分个手,价值观碎了。曝出个雷人雷语,世界观塌了。三观就跟苏打饼干一样,一碰就成渣。其实那只是一种表达夸张讶异的文学修辞,现实中没那么容易被撼动。公众的价值观不是靠过节形成的,也没有脆弱到过几个洋节就发生塌方式的动摇。

别看文化卫道士和开蒙探路者们争得那么厉害,其实民间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万圣节受到的那番热捧——网上出现各种化妆攻略、全家老少兴致勃勃制作南瓜灯,清晰地告诉我们民意的向度。与其说是民众襟怀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不如说是民趣的流淌和释放。他们比一切搬弄文化概念的学者都清楚自己的感受。在庸常繁忙的工作中,只要寻得松弛的开口,就会宣泄、释放,这是蛰伏在每个人身心深处的朴素愿望,与文化国界无关。

在新闻中我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幼儿园让孩子们敲门去要糖果、做南瓜灯,但特意免去了装鬼吓人的环节,为的是不让孩子产生恐惧感。这说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人们有基本的辨识度、免疫力和筛选意识,早就不是那种见什么都学、西方什么都好的全盘模仿阶段了,应当由基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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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难当是一种现实尴尬

在商场被偷后,陈潇用发帖来宣泄自己的心情,并公开抱怨后来才提醒自己的男性路人。不谴责小偷却埋怨提醒者,陈潇遭到网友集体炮轰。(11月02日 《成都商报》)

篇二:时事评论员大赛总策划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读书会

目录

一、 活动目的 .................................................................................. 1

二、 活动主题 .................................................................................. 1

三、 组织机构 .................................................................................. 1

四、 活动时间 .................................................................................. 1

五、 活动地点 .................................................................................. 2

六、 参赛对象 .................................................................................. 2

七、 活动流程 .................................................................................. 2

八、 大赛奖项设置 .......................................................................... 6

九、 大赛宣传事宜 .......................................................................... 7

在杭高校大学生时事评论员大赛

一、 活动目的

2011年,我们送走了祖国六十华诞,迎来了建党九十周年伟大篇章。在此继往开来之际,为让大学生早日把握时代脉搏,了解当今世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社会和谐之风;亦为缅怀先辈功绩,激发爱国热情,确立报国之志,引领大学生关注时事这一潮流,浙江工商大学邓小平理论读书会举办浙江工商大学时事评论员大赛,“以时事带动理论学习”,展现当代大学生独到的时政视角和推动理论研究工作的精神风貌。

古人云:“国家大事,匹夫有责。”亦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鼓励大学生们不断地学习与思索,增强自身的政治素养,培养自身的爱国情操,关心时代大潮中的人和事,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学习,做时代的先锋。

二、 活动主题

和平与发展

三、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读书会 承办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读书会

四、 活动时间

时间:

9月下旬—10月下旬

海选: 9月25日—10月7日 校初赛时间: 10月11日 校复赛时间: 10月14日 校决赛时间: 11月21日

五、 活动地点

海选:行云、流水广场 校初赛: C楼教室 校复赛: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校决赛: 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六、 参赛对象

浙江工商大学全体在校学生

七、 活动流程

共分为四个阶段开展,包括海选、校初赛,校复赛,校决赛。具体如下: (一) 海选

时间: 地点:

9月25日—10月7日 行云、流水广场

比赛流程:选手进行现场报名,评委根据报名表选出选手参加校初赛。 (二) 校初赛 时间: 地点:

10月11日 C楼教室 赛规则。

2、选手按抽签顺序依次上场,自行准备时事评论话题进行评论 3、选手评论结束后,接受评委提问 4、评委点评期间,工作人员进行计分

初赛结束:选出21名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校复赛(三) 校复赛 时间: 地点:

10月14日 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比赛流程:1、比赛开始,先由主持人发言,介绍评委、嘉宾,简单阐述比

比赛流程:1、时事新闻评论。此环节题型多样(包括文字、简报、图片等),

内容主要为近一年的新闻热点,共20~24题。

2、时事人物评论。人物为近几年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各界人士。

3、评委提问。评委对选手进行无顺序提问。

4、评委点评。在此期间,工作人员统计分数,整理好参加决赛选

手名单。

复赛结果:共计选出14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 (四) 校决赛

时间: 地点: 评委:

11月21日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经济学院,公管学院等学院老师。

读书会干部和代表以及部分下沙高校的嘉宾,院记者团记者。

比赛环节:1、时事知多少 2、时事新闻评论 3、时事人物评论 比赛细则:

1. 选手提前30分钟到现场签到,抽签决定比赛序号,并到指

定位置就座,熟悉场地。比赛开始前15分钟,安排评委老师、兄弟院校嘉宾及各校拉拉队队员入座。播放大赛宣传视频。

2. 主持人发言,介绍到场评委、嘉宾,介绍参赛选手及其拉拉

队。

3. 嘉宾致辞,兄弟院校代表致辞。

4. 第一环节,时事知多少。此环节的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内容

包括近年,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热点,共14题(20选14)。参赛选手按顺序抽题,每题3分,答对得分,答错不扣分。

5. 第二环节,时事新闻评论。此环节将为选手提供包括文字、

简报、视频、图片在内的时事材料,内容包括近几年,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热点(题型及出题范围详见??),共14题(20选14)。参赛选手按顺序抽题,每位选手的评论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主持人念完题目后,宣布计时开始),评论时间结束前30s,工作人员举黄牌提示,评论时间结束,工作人员举红牌提示,主持人宣布评论结束,制止并感谢选手发言。本环节总分为44分,选手得分为本

嘉宾: 校团委领导,校团委、校学生会代表,各兄弟院校代表,各学院

篇三:如何写好时事评论 (3000字)

如何写好时事评论

一“时评的复兴”是我们这个时代新闻传播界的一个耀眼的特征,甚而至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 自上个世纪初年的1904年由《时报》开创而横空出世,时评这一新闻评论新品种,伴随着时代的大变革应运而生,为社会的大改造而呼号呐喊,其自身的发生发展也与时沉浮,随世兴衰,时隐时现。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评遇到了互联网这个搭载了高科技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形式的高速发展,以及更加开放、更加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出现,使得时评再一次地兴盛起来,而且不再限于报刊等纸质平面媒体,亦为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兴电子媒体所青睐,“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点开网页,时评四面开花、蔚然成风。”{1}

一时间呈现出包括时评在内的以新闻评论为主要特征的“观点市场”的兴旺发达,展现出舆论多元、观点杂陈、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2000年4月17日,北京青年报自复刊以来破天荒地开设了言论专栏“今日社评”。2001年的5月份,新华社改变了多年只提供纯客观新闻的“传统”,推出了“新华时评”发稿栏目,开始向媒体和社会提供直抒胸臆的“国家通讯社观

点”。2003年11月11日,甫一创刊的新京报,即模仿海外一些报刊常用的社论版和社论对页版的样式,开设了包括时评在内的言论版。2005年4月人民日报在已有“今日谈”“人民论坛”及其他各专业版的专栏评论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与人民网联动的“人民时评”专栏。2007年3月5日,曾经不为很多人所知的嘉兴日报,以向全国招聘人才组建新闻评论部为契机,推出了以“第一时间发布新闻,第一时间发表评论”为宗旨的“嘉兴时评”及评论专版,并以此开创嘉兴评论的历史新纪元,进而把2007年定为嘉兴日报的“评论元年”。此后,上述各报先后编辑或出版了各自的评论专辑。像北京青年报的《今日社评》,新华社的《新华时评作品选》,新京报的《新评论》系列丛书,嘉兴日报的《评论元年——2007年嘉兴日报新闻评论选集》等。从中可以看出,“时评的复兴”对中国新闻评论的大传播、大发展,尤其是对社会大变革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

在人们猝不及防地遭遇了时评的再次复兴,并陶醉其中、享受其成果之时,研究者则需要暂时放慢脚步,回顾时评一路走来的脚印,反观时评发展的轨迹,梳理时评跌宕起伏的脉络,将时评的辉煌实践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进行一些必要的抽象思考,作出些理论的研究与总结。

首先需要给时评做出概念性的定义。新华社总编辑何平给“新华时评”做的定位可资参考:“顾名思义定位在‘时’

上。‘时’就是时事、时势、时世、时政、时局、时弊,时评就是围绕‘时’字作文章”。按照这个定位,我们理解“时评”就是“时事评论”“时势评论”“时世评论”“时政评论”“时局评论”“时弊评论”,如果简而言之,也可以叫做“时事评论”。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05年颁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中对报纸的定义:“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以新闻与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散页连续出版物。”这里要注意的是:政府的专门的权威的主管部门对报纸所下的定义表述是:作为报纸,就必然或必须要有“新闻”和“时事评论”这两项主要的标志性内容和部分。这就难怪直到如今,也仍然常常有人有意无意地 将时评与新闻评论整体混为一谈。然而,时评毕竟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品种存在着,则一定有它自己独特之处。回溯时评发生发展历史,结合其今天发展的形态,是否可以作出如下的归结:是新闻媒介常用的一种时事评论文体,是紧密结合时事、时局、时政、时弊即时发表的简洁明快、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政论性文字。

写作时评首先要明白的是:既要充满激情,又要富于理性。写时评没有激情,温吞水是不行的。充满激情,就是时评的写作要如同天然气和石油的井喷一样,而不能是温良恭俭

让,或是吞吞吐吐、半推半就的,更不能是像挤牙膏、挤胶水一样地硬从软管里挤出来的。那样是写不出更写不好时评的。大凡我们写文章,尤其是写作时评一类的文章,总是因为我们在学习、生活、工作中,遇到了不吐不快的人、事、物、矛盾、问题、现象等等东西。好像鲁迅在他的第三本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的:“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是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2}是“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3}

激情之外,还需有理性,需要理智的分析,理性的判断,理论的阐释,这是非常必要的。时评说到底还是讲道理的文体,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否则,仅仅会抒情而不会讲道理,难免要沦为滥情,或竟变成骂街似的谩骂文章。在这里,分析说理是时评的灵魂所在。如果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司法上的一条准则的话,那么,时评的写作也可以说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道理为准绳”。这里说的“道理”自然应该包含法律、法规、政策、纪律、道德等等为社会所普遍公认的律则和价值标准,这应该成为时评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时评的写作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用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给人民时评提出的要求

就是“言之成理,述之有情”。总之一句话,时评就应该是情与理相互交融的结晶体。

在上述基本原则和基本概念之下,时评写作的基本要求应该有这样几条:

第一条是时效性。时效是对整个新闻传播来说的。从新闻评论的传播来看,时评的时效性要求应该更高、更严一些,毋宁说常常是到了苛求的程度。例如嘉兴日报对其开创的“嘉兴时评”的要求是在新闻一线“第一时间发表评论”。{4}新华社的许多“新华时评”也大都是随新闻事件或新闻报道而随时播发的,有的甚至还会早于新闻报道播发,以抢占舆论引导的制高点。总之,就是要求能及时、随时、即时发表评论。

第二条是针对性。就是所论何来?是冲着什么来的?是否有的放矢的问题。新华社对“新华时评”的要求是“缘事而发”“抓住新闻事件,紧扣时代脉搏”“针对性强”。人民日报对“人民时评”的追求是“紧密关注事实”“让评论与新闻如影随形”,都是说的时评要见事见物,不能无的放矢、无病呻吟,放空枪、打乱炮。

第三条是战斗性。这是时评从一产生就与生俱来的传统,它来自于报纸设立的监督政府的功能,来自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论战的特色,甚至来自于时评初创时曾经有过的别名

“短批评”(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的《苏报》)和“批评”(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上海的《神州日报》)等。就是说时评因为本质上含有的批评甚至批判的意味和功能在里面,就总是免不了要批评、批判甚至骂人的。骂什么人?当然是一骂贪渎腐败者,二骂为富不仁者。正是时评的战斗性要求,才使得它可以体现出“尖锐泼辣”的特点。

第四条是简捷性。因为时评的特点有“简洁明快、短小精悍”,是匕首和投枪似的文体,又由于时评对时效性的苛刻要求,是短兵相接的快速肉搏,所以不能也无法走“漫长”的路线,只能要求以最简洁的文字表达尽可能深刻的思想,传达成熟的意见,传播正确的观点。这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是要见一点枕戈待旦、倚马可待的真功夫的。这里,要做到简短、简洁,才可能获得便捷的效果。而不是短而无物,短而无效。讲求的是如同郑板桥说的“删繁就简三秋树”似的简约便捷。 1907年1月18日《时报》为美国公使向清政府要求招收华工去美洲巴拿马开掘运河的事件配发的一篇时评:

巴拿马河工不可往,往者非病即死。美人招巴拿马河工尤不可往,往者非病死即受虐。

此其理由,国人知之,政府知之。然而美公使仍向政府请求不已,何也?必政府未尝拒之也。

政府固尝闻议拒矣,然而奸民辈能立合同,回国招工,何也?必政府拒之而未尝决绝也。

谓政府不知而政府岂真聋聩?谓政府不理,而政府竟无心肝?无以名之,名之曰:非真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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