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说话：南海自古属于中国，不容争辩

用事实说话：南海自古属于中国，不容争辩

当中国在南海的利益受到外国侵犯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会说，南海诸岛自古属于中国，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诸岛自古属于中国是一句简单的外交辞令吗？

不，它不是，它是有着众多中外文献和考古发现做支撑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中国自古就是南海的主人，不容争辩。

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的国家 中国发现南海诸岛的历史已有1900余年，比越南声称的其发现西沙群岛的15世纪至少早1400余年，比菲律宾声称的其发现南沙群岛的1947年早1900余年。

有据可查的是，最晚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中国官员就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现了南海诸岛，并起名为“涨海崎头”。

如东汉的临海太守杨孚写了一本书《异物志》，书中提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意思是南海岛礁水浅并且礁滩多，船舶航行到这里像被磁石吸住一样，难以脱身。

三国时期吴国的交州中郎将康泰奉孙权之命出使扶南（柬埔寨），路过南海诸岛，看到“涨海中，倒珊

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的景象，记载在《扶南传》中，成为世界上最早对南海诸岛珊瑚岛礁及其成因进行解说的文献。

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及生产实践的增多，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也由“涨海崎头”这一泛称逐渐演变为对东、西、中、南沙群岛的专有命名，并记录在历代文献中。

如将西沙群岛称作“象石”、“九乳螺州”、“七洲”，将东沙群岛称作“珊瑚洲”，将中沙群岛称作“石塘”、将南沙群岛称作“万里石塘”等。

宋代开始，各种文献比较明确而集中地称南海诸岛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仅宋元明清四代以此命名南海诸岛的书籍就达上百种。这里的“长沙”，其地理环境以沙岛为主，多指今天的西沙群岛；“石塘”又作“石堂”，其地理环境以环礁为主，多指今天的南沙群岛，两者放在一起明确指南海诸岛。

最晚到清初年间，中国海南岛渔民就在指导他们到西南沙群岛捕鱼的《更路簿》中，为南沙73个岛礁、西沙33个岛礁命名。如西沙的巴峙（永兴岛）、南沙群岛的黄山马峙（太平岛）等。这些名称被外国官方以音译、意译等方式采用。如将巴峙（永兴岛）音译为“PAXO”、将南乙岛（即鸿庥岛）译为“Namyit”（南

伊岛）、将石塘（西沙群岛）意译为“Paracel”（帕拉塞尔）等。明清时代的地图还对南海四群岛的具体名称、方位进行了标绘。

中国是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国家

中国至迟于三国两晋时期就开始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至迟于唐宋时期就有渔民在南海诸岛居住并从事捕捞、种植活动，这比越南提出的开发“黄沙群岛”（即西沙群岛）、“长沙群岛”（即南沙群岛）的17世纪至少早了1400年。

中国也是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国家。最迟在三国两晋时期中国人已着手开发经营南海诸岛了。晋代张勃《吴录》记载：“交州涨海中有珊瑚，以铁网取之。”同时期的记载还有晋代郭璞《尔雅· 注文》中的蠃(螺)以及晋代徐衷《南方草物状》中的白蚌珠等。

唐宋元时期文献中已有中国人在南海诸岛定居的记录。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西南沙群岛上，饮用水很少，于是当地人就摘椰果吸汁解渴；明清时期，我国渔民已遍布南海诸岛，捕鱼虾蟹、在岛上种植树木、开垦荒地等，《更路簿》成为中国人开发南海诸岛的最直接的有力证明。

大量西南沙群岛考古文物也证明，世代中国人在此处定居、生产。

在西沙群岛上，1920年挖掘出从南朝到明代的古钱、1974年挖出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铜钱??发掘出的文物显示：中国海南岛渔民在西沙群岛上从事捕捉鱼类、海龟，捡海参、贝壳、海螺及割牡蛎等活动，在岛上挖水井汲水、种植椰树、晒鱼干、拾柴薪、盖草棚和珊瑚石小庙等。

在南沙群岛上，发现海南岛琼海县渔民约于1894年在太平、西月、中业、双子及南威等岛上挖水井、建小庙、种椰树；居住在南威岛上的文昌县渔民还修建了储存海味、干货和粮食的地窖。直到南沙主权出现争端前，南海诸岛仍保存有清代海南渔民的房屋、水井、椰子树等，一些为开发西、南沙群岛而死亡的中国渔民，还安葬在这些岛屿上。

上述文献及文物显示，中国至迟于三国两晋时期就开始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至迟于唐宋时期就有渔民在南海诸岛居住并从事捕捞、种植活动，这比越南提出的开发“黄沙群岛”（即西沙群岛）、“长沙群岛”（即南沙群岛）的17世纪至少早了1400年。

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 实施了持续有效的主权管辖

中国历代政府至迟从唐代开始，从纳入版图、设立政区，监管开发，救助外国遇难船只，规范地名，

宣示主权等多个方面，对西南沙群岛进行了持续有效的主权管辖。

纳入版图，设立政区。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中国从唐代开始就将南海诸岛划归海南琼督府管辖。明代地理志《元史》显示，元代疆域已包括南沙群岛。明清两代，我国政府又把南海诸岛列入广东省琼州府万州(今海南万宁、陵水县)管辖。清代行政区域地图，如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等，还清晰地标绘了四沙群岛。

1911年，广东省政府宣布将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了重新审定的南海诸岛名称，将四沙群岛再次划归广东省管辖。

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其附图《南海诸岛位置图》中以11条断续国界符号线，将西起北仑河口，南至曾母暗沙，东至台湾东北的南海诸岛划入中国版图。成为标志中国享有南海诸岛主权以及相关海洋权益的范围界线。海上断续国界线公布后的许多年，没有国家对它提出异议。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海南特别行政区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设立“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1969年又将该办事处改称为“广东省西沙、中沙、南沙群岛革命委员会”。1979年又改称为“广东省西沙、南沙、

中沙群岛工作委员会”，直属广东省领导。1988年海南省成立后，又将该工作委员会改为“海南省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工作委员会”，归属海南省管辖。2012年中国成立三沙市，首次对西、南、中三沙群岛实施专门的行政管辖。

派遣水师，巡海防卫。

由于古代交通及南海诸岛自然条件的限制，派遣水师(海军)巡视海岛成为古代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北宋《武经总要》显示，至迟11世纪北宋始，中国即派水师巡视南海及其诸岛。之后，有更多的史书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南海诸岛的史实。如明代《广东通志》及清代《泉州府志》等，记述了广东省水师巡防“七洲洋”(即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情形。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170余名海军官兵，巡视西沙群岛，查勘、命名了14座岛屿，每座岛屿均立碑竖旗，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委派官员，测量天文。

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制订新历法，命时任同知太史院事的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四海测验”。《元史》记载，郭守敬将南部测点选在了西沙群岛上，证明我国中央政权对南海诸岛实行了有效统辖。

监管开发，修建设施。

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查西沙群岛，向清政府提出开发西沙群岛的八条建议，被采纳。1916年至1927年间，国民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曾多次审批华商开采西沙群岛鸟粪、水产的申请。之后，广东省政府又陆续办理了广东琼崖西沙群岛实业有限公司、协济公司、中华国产肥田公司等开采西沙群岛鸟粪和磷矿的申请事宜。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筹建西沙群岛鸟粪肥料制造场并制定实施建设西沙群岛的计划。1936年，根据香港远东气象台会议的建议，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与灯塔，建立与岛外各地的联络，并保障航经此处的船舶的航行安全。

行使调查测量专属管辖权。

1883年，德国船舶在西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展调查测量活动，清政府获知后，即刻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政府不得不停止非法活动。1928年，为了解西沙群岛确切情况，广东省政府组成调查团，对西沙群岛进行了全面调查。之后，中国政府又多次派员、派舰巡视调查西沙群岛。

救助外国遇难船只。

1756年，清政府对遇难漂泊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12名外国渔民实施救助，并发放粮食，安排他们搭

乘过往船只回国。1762年，清政府对来中国进贡，但在西沙海域遇难的暹罗(今泰国)人实施救助，安排人员护送他们去北京。此类救助事件数起，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行政管辖。

规范地名。

继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视西沙群岛命名14座岛屿后，国民政府又于1934年审定颁布了南海岛、礁、滩、沙中英文对照名称132个。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详细标绘了南海诸岛四群岛中各岛、礁、滩、沙的具体位置，并将中国海上疆界最南端标绘在北纬4度曾母暗沙处。1947年国民政府重新审定南海诸岛名称，正式公布了《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共167个岛屿名称，其中东沙群岛3个、西沙群岛33个、中沙群岛29个、南沙群岛102个。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对南海诸岛的地名进行了普查，公布了南海诸岛287个标准地名。

立法确认。

1958年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二海里领海宽度规定适用于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中国一切领土；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

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考古发现证明南海诸岛自古属于中国

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我国大陆居民是最先来到南海诸岛的先民，他们在这里劳动、商贸和生活，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便已登上西沙群岛的甘泉岛，他们使用梯形石斧、有肩石器和红陶网坠从事渔猎生产，使用陶甑、陶瓮从事日常生活，组合多件陶瓮作为葬具下葬死者。

至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再度登上甘泉岛，并远足南沙群岛的道明群礁、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等岛礁，他们使用轮制泥质陶瓮、陶罐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这些陶器的器表装饰繁缛，有弦纹、水波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等；他们不但以铁制品作为生产工具，还携带有五铢铜钱。

到南朝时期，西沙群岛的北礁和甘泉岛都发现有与广东粤北地区相同的青釉六耳罐、青釉小杯等生活用具。到唐代，甘泉岛上更是有了永久性的定居居民，从唐代到宋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留下了各类青釉和青白釉瓷器生活用具，铁刀、铁凿等生产工具，以及鸟骨和螺壳等生活垃圾，包含各类遗存的文化堆积厚达

数十公分，而这些遗物表现出他们与广东东沿海地区的密切联系。

进入宋代，南海海域呈现繁荣景象，一艘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从广东和福建等地的沿海港口出发，驶经南海水域，从事远洋贸易。船上的货物大多是产自东南沿海地区的瓷器，主要产自广东西村窑、潮安窑、福建德化窑、南安窑、晋江磁灶窑、闽清窑、安溪窑、漳州窑等，另外还有江西景德镇民窑、景德镇湖田窑和浙江龙泉窑的产品。这些商船同时还装载大量货币，沉没在北礁东北角礁盘的明代初年沉船，不但装载大量全新的明初“永乐通宝”，还包括自新莽“大泉五十”至元末陈友谅“大义通宝”等历代货币。

这些出航的船只因遇风浪连人带货一同倾覆在南海水域，包括排水量大于60吨的华光礁1号宋代沉船，可能自江苏出发的郑和船队的北礁明代官船，运送建材的金银岛清代民船。经由南海水域的海上陶瓷贸易，兴于宋，经由元，至明清不衰。明清时期，南海水域还呈现出繁荣的渔捞景象，居住在广东、福建沿海和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上的我国渔民，都在这里从事捕鱼生产。为纪念那些海上罹难的渔民兄弟，诸多岛屿上都建有抚慰他们灵魂的 “（兄弟）孤魂庙”和祈求“海不扬波”的“土地庙”、“娘娘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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