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 - 一个萧红笔下“多余的人”的形象

马伯乐：一个萧红笔下的“多余的人”形象

南师大中北学院06（35）班丁鹏18063501

摘要：马伯乐是萧红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又一次审视国民性，凝视战乱中的人生，饱含着泪

与笑而塑造的一个成功典型。萧红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作家。马伯乐，其实是一个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总代表。而创作马伯乐这样一个艺术形象，体现的是萧红对这个民族深深的担忧。 关键词：马伯乐 萧红 多余的人 国民性

在文章的开头，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多余的人”。“多余的人”的概念是19世纪中期俄国文学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首先提出。它指的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多余的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无独有偶，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的人”形象，比如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巴金《家》中的觉新，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同名主人公倪焕之等等【1】，这是很正常，很必然的。一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大批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这是此类小说出现的阶级基础。三则，作家创作这种多余的人的形象，也基于他们的亲身体验，因为这些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遇见这样的人，使得作家觉得用创作来讽刺这样的人和事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国的“多余的人”中间，马伯乐是一个不得不谈的形象。他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萧红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从马伯乐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萧红已经完全跳出了前期创作中“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的“略图”了。在马伯乐的身上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萧红在她的后期创作中的一个显著

特点——寻求塑造艺术典型，这标志了她在创作质量上的飞跃。马伯乐这个艺术形象的出现，使人十分震惊地看到了萧红具有很高的讽刺艺术的才能。这朵带刺的鲜花，使萧红的艺术风格增添了新的光彩。那么，这样一个多余的人，有什么特点呢，我将在下面的文字中加以阐述。

一、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马伯乐虽然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又在大学旁听过，接受了一些所谓的“新思想”，但他却没有任何谋生能力，需要依靠父亲和太太生活，为此不惜忍受家人的白眼和轻视，不惜在太太面前低声下气，看太太眼色行事。马伯乐并非没有理想，相反，他的理想很多，只不过都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来没有真正付诸行动。如他幻想写小说，只是从街上买来一打一打的稿纸，一天一天从民众图书馆往家里搬书，还装模作样地戴起了眼镜，却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他想开书店，家里人大张旗鼓为他送行、祷告，他也只是到上海混了几个月，父亲资助的钱花光了，却连一本书也没有出，只好又回到家里来吃白食遭到家里人更为严重的轻视。他想过当兵救国、想过卖包子、想过修皮鞋维持生计，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当裁缝去，他又要学着开汽车去，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卖报去，又要加人戏剧团体演戏去。闹到后来，都没有去，还是照旧坐在小楼上悲哀。马伯乐对于生存攸关的大事只会空想，在生活细节上更是懒惰成性。如逃难上海时，在黑屋子做饭，门口放的瓶子每次碰倒，只是扶起来，却不挪个地方从根本上解决挡路问题。他穿的衣服鞋袜、傲饭用的锅碗从来不洗而是“刮”等等。惰于行动使他在生活中完全成了奥勃洛摩夫式的多余的人

二、“逃跑”中的人生

这里的逃跑，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精神上的，即马伯乐的“精神胜利法”。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作为市民阶层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更为丰厚的含义。每当受了父亲、妻子或别人的气，一句“他妈的中国人”，满腔怒火马上就会冰消云散，心情也会逐渐舒畅。“他妈的中国人”语义颇丰：向父亲要不到钱时，意思是像父亲这样的中国人是他妈的“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好像自己并不是中国人，很慷慨大方一样，实际上他比他父亲更加吝啬。“他妈的中国人”在上车拥挤时的意思是说别人不讲秩序和礼貌，挤得他盔歪甲斜，掉了帽子，尽管他也在猛挤，比别人更不讲文明和道德??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是他为自己的种种丑行辩解的说辞和心理暗示。有了这样自欺欺人的一套做法，马伯乐就可以心安理得、堂而皇之的继续逃避现实、自私自利、崇洋媚外、好吃懒做下去。

另外一层含义，则是实际意义上的逃亡或者逃难。萧红笔下的马伯乐是一个悲观的人，他敏感、机苦、精明，所以有着未雨绸缪式的悲哀。他总的原则是万事总要个退步，而他对“万事”的思考又都只有一种“未发生的事情，他能够预侧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

【2】

。

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他的两个眼睛常闪现着悲哀”，于是他的“退步”就变成了“逃跑”。【3】“逃”是他处理事情的唯一方法，他的一部生活史其实就是一部“逃”的历史。父亲发怒了，他逃；太太生气了，他逃；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他更是马上从青岛逃了出来。至于逃往哪里去不知道逃了以后又怎样不知道，凡事只是逃。而到了另一个地方，依然有粉他一眼就能看到的未来的悲哀，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现实生中的马伯乐就是一只胆小、机替的老鼠，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便窜，变得永远的悲哀。他所有的“生”的乐趣只能在“逃”的过程中还能看到一些，不逃即死，他的活着也就是死了。此人真的是多余之极。

三、骂洋的洋奴

马伯乐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洋奴，在他眼中，但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因此他常常向儿子们宜传，让儿子学外国话、穿西装，甚至给儿子取外国名字（马伯乐本名马保罗）。马伯乐一方面对他父亲的这种媚外心态和行为从心里看不起和“无限僧恶”：“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洋人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这还可以吗??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但另一方面他却继承了父亲阿谀奉迎洋人的媚外哲学。比如他进中国餐馆，要看一看椅子是否干净，检查一下筷子是否卫生，而到了西餐馆，则连看也不看，拉过椅子就坐，拿起叉子就用。再比如他到中国商店买东西，明明标着定价，他也要争一争价钱，而到了外国商店，即使没有标价，他也会按老板说的价钱如数付款而不敢还价，因为有一种洋人的空气压迫着他。甚至外国人踩了他的鞋，他反而连忙向外国人道歉。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就有一种祟洋的味道在里面，在他看来，令人敬畏的洋人是永远不会错的，洋人的一举一动更能衬托出他妈的中国人的落后。可以说，马伯乐不是没有看出中国的落后，他也不是不想改变中国落后的国际地位，但是，他是真正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他没有任何想改变现状的勇气和魄力。这样的思想到最后，只能是马伯乐对中国人的无端痛骂和对外国人的无耻谄笑。马伯乐没有能够真正意识到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强大，也就更不可能去努力的吸收西方好的技术、体制、经验等，为改造中国的旧社会而添砖加瓦。【4】他仇视西方，更多的是在借仇视西方来与自己的父亲“过不去”，可真正在外面遇到洋人，他马上又回到了奴才的嘴脸。马伯乐是自卑的，我们的民族心理也是自卑的。这样的民族心理是无益于我们国家发展的。萧红对此有着深深地担忧。她创作这样的艺术形象，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要走上马伯乐的道路，要引以为戒。

四、极端自私的心理

马伯乐是一个极端自私、没有任何责任感的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想到的只有自己，丝毫意识不到自己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应担负的责任。【5】如他第一次逃出家庭时收拾了三只大箱子、二只小箱子，搜罗了所有该带的、想带

的、能带的东西，甚至十几把牙刷，一打多的太太的花手帕，二十多条新的旧的领带，新袜子、旧袜子、破得不能穿的、穿脏了没洗的袜子二十几双等，因为“不带白不带，将来要想带也没这个机会了”，而余下他所要不了的，连同孩子们的东西，他给扔得满地都是。尽管后来因为惧怕父亲而仓皇出逃，东西都未能带出来，但仍可看出他自私到了何种程度。再如他们从上海逃难到汉口，在梵王颐车站日本飞机一来，他就只顾目己逃命，全然忘记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太太和孩子。上火车时依然如此，他挤上了火车，却留下太太一个人照看着三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而一筹莫展。可以说“一家之主”、“家庭支柱”的角色定位与马伯乐是无缘的。一个连起码的家庭责任都没法付的人，自然是不用指望他能付起什么社会责任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出于个人的私欲，他带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热情，几乎是盼望着日本人的战火早日到来。当他看到市面上一切如常，一点逃难的样子也没有的时候，“他想中国人是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的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而当日本的战火终于到来，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逃难时，面对这种大规模的逃难场面，他感到的是刺激和兴奋，睡得也踏实了，食欲也增加了，一高兴吃了五个蛋炒饭，而平常他只用一个蛋。他打着口哨，得意洋洋地欢快地走着，迈着大步，用了一种鉴赏的眼光，鉴赏着那些逃难的难民，并且他还要将这种感觉与人共享，忙忙地到他的朋友家中去报信。全然没有意识到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在他的脑海里，民族大义什么的，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什么也比不上他自己重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而在马伯乐身上，我们无法看到任何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一堆行尸走肉。而这种社会角色的缺失，正是马伯乐最大的悲剧所在。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把国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完全抛之脑后，马伯乐身上，体现的就是那个时代汉奸走狗们的贪婪、阴暗心理。【6】

总之，《马伯乐》是萧红到香港后在创作上的第一个重大收获。她以自己几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作为线索，塑造出马伯乐这样一个抗战时期的经典男性形象。这个口头上时常挂着“到那时可怎么办呢”和“他妈的中国人”这两句口头禅的善良而无能的男人，实在是当时“上层难民”形象的传神写照。战争来临，他们原有的舒适而伪善的生活被战争打破，陷于无边的焦虑和悲愤中；但这些男人又不能直面现实，只有牢骚满腹的怨愤和疲于奔命的逃避；战争放大了他们人性中的虚弱和伪善，在言语和行动的错位中，凸显出马伯乐们亦即萧红眼里的男人们是如此可笑。

下面简单说一下萧红笔下的马伯乐形象与同时期其他中国作家笔下的“多余的人”形象的异同。由于篇幅有限，我准备着重谈谈马伯乐与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主人公涓生的比较。马伯乐和涓生，他们都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的形象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看到，涓生有非常突出的性格弱点，诸如自私、怯弱、逃避、动摇妥协、改变初衷、消沉颓废等等，正是这些致命的弱点，使得涓生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对现实回避与逃避。生活在他眼中永远是绝望的，不过是一个空虚。他一次次选择逃开后的所谓重新开始，注定着日后的继续逃离，生活给它的教训不能说不够严重，然而他离醒悟还差得太远，他的“悔恨与悲哀”太不透彻，等待他的还将是失败，是生活给他的更惨痛的教训。生活是实在的、美好的，人活着唯有面对，积极的面对，这里面才有自主与开路的欣喜，才有“我”，否则，逃来逃去，逃向哪里？只能随波浮沉，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7】而在马伯乐的性格中，“逃”这个字，也是贯穿始终的。只不过，涓生式的逃避，是个人的悲剧，带来的只是他个人的迷茫；而马伯乐式的逃避，则更加自私、麻木不仁，若是社会上马伯乐式的人物占到一定数量，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不幸。萧红把马伯乐式的逃避放在抗日战争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使其阴暗的心理在特定背景下得到放大。可以说，马伯乐式的逃避，走上了极端。萧红继承和发展了涓生式的逃避，写尽了人内心深处的阴暗面。虽然在表面上萧红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马伯乐身上的缺点，可以说是无人不有。所以，马伯乐是萧红为了教育国民大众而苦心孤诣塑造的艺术典型。

下面简单谈谈这部小说创作的意义。

马伯乐这一形象，很显然包含着萧红对男性的审视与洞见。开个玩笑说，也可能是对东北男人的审视与洞见。在这种审视下，明显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在抗战在背景下，萧红以此批判那些整天只有宏大的激愤，不能切实为抗战做点实事的男人们。他们崇尚空谈，说大话、吹牛皮，遇事不能担当、张皇失措。这篇小说就象在男人面前树了一面镜子，让我们都来照一照。【8】因为，从事文学批评的多是男性，站在男性立场上，这部作品不被重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由这部作品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延展和深入，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在40年代的出色承续。

《马伯乐》作为一部与萧红原有创作风格不一样的杰作，显示出她敏锐的洞察力和在艺术上追求创新的精神，并且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大时代里对中国的国民性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思考。如此冷峻的思考出自一个女性作者之手，实在太难得。萧红在这部小说里发挥了令人赞叹的冷幽默才能──这似乎是东北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在40年代抗战文学的背景下，《马伯乐》显然是一个异类。我认为，抗战文学，是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文学主题，它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而像《马伯乐》那样，更多的关注人的内心，更多的关注国民性的弱点的文章，则更加有超越时代的意义。【9】可以说，抗战文学号召大家保家卫国，可以激励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马伯乐》，可以提高整体国民的素质，使中华民族从此挺起腰板，这种深远意义，绝不是几次战争的胜利所能达到的。

大家都知道，马伯乐虽然生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旁听过大学课程，接受

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他却不能算是真正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作为人的精神价值，他早已失落。他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他不仅在家庭中没有位置，在社会坐标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点，马伯乐是一个典型形象，他身上负载着萧红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察，如果说，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是为了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的话，那么萧红的《马伯乐》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不彻底的反思。新文化运动标榜民主与科学，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时要“打倒孔家店”，一概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出现崇洋媚外的不良风气，人们的身上也缺少了一种中国传统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约束。而这部讽刺小说，一方面是要揭露中国的国民性，更重要的一方面，我认为，是要展现作者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一种担忧。而这种担忧，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注释：

【1】：何寄澎《乡土与女性—萧红笔下永远的关怀》，《中外文学》，第21卷第3期，第22

—24页

【2】：艾晓明《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

第四期，第45—48页

【3】：陈洁仪《论萧红的<马伯乐>对“抗战文艺”的消解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1999年第二期，第101—103页

【4】【5】：杨晓木《论“萧红体”小说的“另类”<马伯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四期，第11—12页

【6】 ：冉小平《对国民性的思考和生命意义的探索—重读萧红的<马伯乐>》，《三峡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四期，第5—7页

【7】：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33—134

页

【8】【9】：姜徳民《鲁迅与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109—110页

参考文献：

1.《萧红全集（上下）》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2.《萧红传》季红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3.《萧红研究》北方论丛编辑部1985年5月

4.《走进萧红世界》单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5.《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黄晓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6.《萧红文学之路》铁峰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7.《萧红评传》葛浩文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8.《萧红小说简论》铁峰萧红研究1993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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