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争议事件考析

遵义会议争议事件考析

遵义会议争议事件考析梁勋国历2857年十月十二日西历2016年11月11日

发生在1935年1月15-17日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围绕这次会议，后来出现了一些争议。本人受朋友之托，为反映叶剑英的影片《远望》（暂片名定）做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遵义会议，也是《远》片不可回避的重要的历史背景资料。本着尊重史实和评析中立的原则，现将本人对遵义会议的有关争议的考证和分析整理成文，与读者分享，并请研究者指正。一、毛泽东争议的焦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形成的事实：1、恢复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常委职务；2、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的军事助手），尽管“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人”；3、李德，博古（秦邦宪）离开“三人团”，后来形成了由周恩来、洛浦（张闻天）、毛泽东组成的新的“三人团”；4、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对中央“负总责”。综合各方争议，考析如下：1、形成毛泽东的这一“参与指挥军事”的领导地位状况，一是由于这是一次面临重大危机时召开的“临时政治局会议”，无法确立毛泽东的正式地位，张国焘就不“承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还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分人反对毛泽东

回到中央决策层，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这说明周恩来是当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李德和邓小平的说法）是“形式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张闻天在会议上并未答应接替博古。2、在当时的“危机”状态下，所有权力的核心是“军事指挥权”，一切权力（包括党务）都要服从“军事行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实际上”的领导人，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状态的。特别是后来，在一次战役决策中（林彪方案），大多数人同意林彪的方案，而毛泽东反对并坚持自己的意见，未获多数同意之后撂挑子，通过与周恩来沟通之后，由周恩来说服其他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方案。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方案是正确的，自此之后，毛泽东才成为是“实际上”的军事领导人。3、之所以产生“争议”，是因为毛泽东的一些反对者认为，把遵义会议确定为毛泽东重新掌权并改变中共和中国命运的转折点，是有“美化”毛泽东的故意。而且，反对者认为，会议的参会者刚刚过半，还有三分之一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未到会，以及应到未到的列席人员，其合法性不充分。这种质疑有一定的道理，在和平状态下，这样的会议显见合法性不足（按照现在法律党的“程序正义”的说法，遵义会议就是“不合法”）。而在紧急情况下，有半数以上政治局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场，是可以作出“紧急”决议的，特别是在战争中状态下，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

在“逃窜”（按照国民党的说法）途中。最后的事实证明，是从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之后，中共和红军才一路突破重围艰难“北上”，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这是不争的事实。4、“三人团”的决策机制，是共产国际与苏区进行权力争夺的产物，一直保留到长征结束。在“战略转移”（后来叫“长征”）时期，“三人团”名义上是军事决策机构，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包括党、军、政。二、张闻天争议的焦点：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1【“总书记”之说的缘起】：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后来引起争议。2、【遵义会议前后是否存在总书记职务】：（1）【陈云】：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职务？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有里类似，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犮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不过，说博古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过书记还是可以的。（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秕复，《党史资料通讯》1983，第2页，红旗出版社）（2）【何方】（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认为存在“总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

是不是总书记？》，作者：何方；《炎黄春秋》 2001年第1期）【存疑】何方认为遵义会议之前博古就是“总书记”，因而张闻天也应该是“总书记”。依据是1943年12月张闻天所写的《反省笔记》。有一段文字应该引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何方“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这说明中共中央是反对设立“总书记”一职的，是博古自称“总书记”。3、【任职时间】（1）【权威发布】：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周恩来年谱1898—1976》134页）（2）【李德】：在一次政治局委员会议上……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根据许多文件我相信我是搞错了。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

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由此可以看出，毛在遵义的“胜利”并不是象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完美，他在政治局的统治也不是那么巩固。（《中国纪事》P140）（3）【再三推辞】：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书记“负总责”，张曾再三推辞，直到2月初项英的两次“十万火急”的“催促”，张闻天才答应接任“总负责人”，最终完成“博洛交班”。（《张闻天传》248-252，撮要）4、【本文结论】：当时中共中央并无总书记职务的叫法。洛甫当时是是中央书记之一，遵义会议决定由他对中央“负总责”，至2月初才交接履职。5、【考析】：即便没有“总书记”的正式说法，这并不妨碍中共的中下层认为“总负责（或负总责）”就是“总书记”，所以，邓小平认为张闻天是“总书记”，符合他当年的印象的，因为邓小平在博古时期就是一位县委书记。但在正式场合，且在张闻天“盖棺”之时，邓小平使用“总书记”一说是不严谨的，这与他在很多场合下讲话随便不无关系，比如“白猫黑猫”。其实，“负总责”和“总书记”并无实质的差别。之所以后来引起争议，是因为大家主张要尊重史实，否则，就会出现容忍和纵容随意阉割和伪造历史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搞清楚。三、邓小平争议的焦点：邓小平当时是什么职务？是否“参加”遵义会议？是什么会议角色？（一）、【缘起】：1958年11月初，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纪念馆人员

告”的审阅者之一。（5）【李富春】：遵义会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李富春传》160-161页；2001年11月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考析】：李富春于1975年1月9日逝世，聂荣臻1988年9月5日为《李富春传》作序，2001年11月出版。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李富春传》90年以前已经写好，出于某种原因，未予出版。凡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将帅回忆录和传记，有关出席遵义会议人员的名单几乎出奇的一致，这是读者和研究者应该予以注意的。（四）【知情者说】（1）【邓颖超】（中央队秘书长，周恩来的妻子）：未述及与邓小平“中央秘书长”以及邓在遵义会议现场的信息，也为述及邓颖超本人的职务信息。（见《邓颖超自述》60-61页）。《邓颖超自述》书后所附的《大事年表》记述，邓颖超于1933年任中央政治局秘书，1934年任中央机关总支书记，1935年参加长征。没有出任“中央秘书长”的记述。（见《邓颖超自述》235页）《邓颖超传》也没有述及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和任职的信息。（见194-197页“红军不怕远征难”）（2）【刘英】（张闻

天的妻子）：……在遵义会议后我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作者：刘英。）【考析】：为什么在那么重大的会议上“选举出来的中央秘书长”可以由资历很低的刘英（张闻天的妻子）接替？又是什么样的会议做出的决定？这些都无可考。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在长征路上是否存在一个“中央秘书长”的职位。由于邓颖超并未担任过所谓的“中央队秘书长”，因此，邓小平“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说法是不成立的。（3）【伍修权】（李德的翻译）：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刘少奇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分参加了会议。李德也被通知出席，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并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伍修权《回忆与怀念》121页，1991年版）【考析】：之所以把伍修权列为“知情者”，是因为他属于“工作人员”，不是正式的参会者，不能说“列席会议”。如果伍修权不是李德的翻译，他是没有资格出现

在会场的，因此，才把他称作“知情者”。正式的参会者是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军团一二把手。李德作为“三人团”成员，当然属于正式的参会人员，而且此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他和博古的错误。作为翻译，伍修权应该不会十分注意到会人员，他应该关注李德和其他人在会上说了什么，况且，邓小平在会议上“没有发言”（邓小平女儿邓蓉语）。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伍修权也是“调查报告”的审阅者之一。此外，伍修权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说：\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24页，战士出版社出版。）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1、《红星报》主编这个身份是不具备参会资格的。2、既然是“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那就说明到会前还不是党中央秘书长，而伍修权1991年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中明确说“邓小平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分参加了会议”，这是相互抵牾的。《邓小平年谱》中明白地记述：1934年12月15日就接任“中央秘书长”了。（五）【研究者说】（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邓小平，中央秘书长①【页下注①:另据伍修权同志《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说：\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见《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２４

页，战士出版社出版。】（《党史资料通讯》1983，第11页）【考析】：与《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不符。《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卷，114页载：1934年12月15日接任邓颖超为中央秘书长。《张闻天传》明确说：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那么，读者应该相信谁呢？作为我个人，我会倾向于相信邓小平和张闻天。此外，这个“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证实“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这是读者和研究者需要注意的。这个结论进一步提高了邓小平参会的身份，也没有说明在会议上的角色（“记录员”）是否属实。还是不能解答人们的质疑。依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队秘书长”是1934年12月15日被指定接替的，不是会议上选举出来的，遵义会议不可能去“解决”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任免。假如是选举出来的“党中央秘书长”，陈云的手稿一定会提及此事。遵义会议是解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党和军队的路线和领导权问题，“秘书长”是一个事务性的职务，直接任免即可，且前后两任“秘书长”都不是选举的。前任是邓颖超、后任是刘英。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这两任“秘书长”的特殊性，都是当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妻子，刘英是张闻天的妻子，何以邓小平独独被“选举”为“秘书长”？从这个角度考析，邓颖超和刘英，实际上是周恩来和张闻天的秘书而已，而非“中央队秘书长”。因此，这个所谓的“调查报告”的可信

度受到严重质疑。给人的感觉是“越抹越黑”。【存疑】：在“调查报告”中，邓小平的“中央秘书长”的认定，【主据】是陈云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另据】是伍修权的回忆文章。这些所谓的证据，都发生在1958年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并引起质疑和争议的20多年之后，难免不给人以“故意迎合”或者“指鹿为马”的嫌疑。在陈云对《调查报告》的批复页下有一个注：“遵义会议的其他参加者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李卓然等同志也审阅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做批复。”（《党史资料通讯》1983，第1页）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陈云的批复中并无明确说明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以及职务问题。只是在最后说：“另外，对报告中已考证清楚了的五个问题，有些我虽然记不准确了，但我认为你们的证据是可靠的、充分的，所以结论都是对的。”（2）【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他（指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样。他（指邓小平）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

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邓出席邀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P75；1986年写成，三年后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考析】：《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杨尚昆的时间是1984年10月26日晚，“调查报告”的时间是1983年9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属于文学作品，一般不应当做“史料”看待和引用。由于很多人在研究“邓小平与遵义

会议”时常常引用这部书，所以才会出现在本文中，姑且当作“研究者”。（3）【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撮要）除认可“调查报道”包括邓小平在内的20名与会者外，石永言认为董振堂和尹自勇也应该列为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石永言《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文史天地》2001年10期）【考析】：本文觉得符合情理，故收录在此。文章的依据是1954 年6 月25 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的信，信中说尹自勇与凯丰一起赴遵义开会。本文未看到此信。但石永言是一位资深的“遵义会议”研究者，文章是公开发表的，相信石永言一定看到过此信。（4）【宫力、周敬青、张曙】：1960年代，杨尚昆曾就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询问过周恩来，周恩来说邓小平参加了，他还作记录嘛。1984年10月26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 （索于1986年出版了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时，又重述了周恩来这一段重要的话。杨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我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党史博采(纪实)》2014年05期，“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引起的一场风波”，九州出版社出版《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节选；作者：宫力、周敬青、张曙）【考析】：宫力、周敬青、张曙（身份不详，但

其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文章显然“演绎”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文字。请参看上面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本人的叙述。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杨尚昆在一年之后的1984年，还是重复周恩来的说法，而不是直接说自己的记忆。上述说法未见诸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相关著述，显而易见，是一种“坊间传说”， 张曙等把这种传说当作证据是不能成立的。此外，“做笔记”和“做记录”是根本不同的涵义。假如周恩来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邓小平就是“记录员”，记录员做记录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周恩来并未说明邓小平当时的身份，更未提及“选举中央秘书长”这样重要的问题。（六）【总结考析】 1、【证人】（1）、邓小平不能自证。（2）、认同的与会证人：杨尚昆、张闻天、聂荣臻、李富春、伍修权。（3）、不置可否的与会证人：陈云、杨尚昆（半个，因为杨尚昆先说记不得，又说是周恩来说的，还说要有会议记录就好了。）（4）、与会非证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王稼祥、陈云、刘伯承、彭德怀。这八位的年谱或者回忆录里没有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和任职中央秘书长的记述。（5）、其他与会者：博古、凯丰、林彪、邓发。未查阅这四位的年谱、回忆录和传记。（6）、传记：本文虽有查阅，但基本不予采纳。即使采纳，也会提醒读者和研究者注意其可信度。当然，这不是说年谱和回忆录就绝对可信。（7）知情人：邓颖超、刘英、伍修权。因为前面两位涉及到邓小平“中央秘

书长”的交接问题。伍修权只是工作人员，只能算作“知情人”。（8）研究者：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石永言、张曙。 2、【证词】：如前述（略）。3、【结论】：（1）、邓小平是否在会议现场？结合上述相关信息，本文采信邓小平本人“担任会议记录”的说法，确认为遵义会议的“记录员”。本文认为“工作人员”不应列为“参会人员”。因为他们在此次会议中没有“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为会议服务的，不能说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也不能说“列席”了遵义会议，只能算是（与翻译伍修权一样）“见证”了遵义会议。按照中共高级别会议的惯例和纪律，会议“工作人员”不应算作“参会人员”。至于是谁安排邓小平做“记录员”的，待考。（2）、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因疑点较多，本文不予采信。（3）、遵义会议中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秘书长”的说法，根本不成立，本文不予采信。4、【考析】：查《邓谱》，1933.夏至1934年10月，主编《红星报》；1934年11月至1936年5月，长征途中，以中央机关人员编入军委纵队，无任何职务，记叙开始都冠有“随军”字样。作为“中央秘书长”这样的职务，应该会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年谱中有所反映。令人疑惑的是只有在遵义会议前后担任“秘书长”。亦或存在一种可能，邓小平确实以“记录员”这个工作人员的身份在会议现场，1958年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误

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又不便说明是什么身份，其他人也不好追问。此后“骑驴难下”，以至陷入尴尬和争议之地。而追随者和献媚者则说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并由“工作人员”演变成“列席代表”，甚至最后演变成为“正式代表”。以讹传讹，愈演愈烈，甚至还演绎成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发表重要的意见，成为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重要建议人和支持者。四、遵义会议参会资格及人员名单（一）【会议级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政治局常委：周思来、博古、张闻天、陈云、毛泽东（本次会议补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洛普（张闻天）、周思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未参会者】：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在四川）、项英（留守江西游击）、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任弼时（在湘鄂川黔边界）。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湘鄂川黔边界）。（二）【扩大范围】：红军总部和各军团党军负责人，列席会议。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頋问，“三人团”成员。【缺席的军团长】：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有争议，杨尚昆曾说董到会很晚）；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因战事脱不开身）；蔡树藩：红九军

团政治委员。【注：（一）和（二）是属于具有参会资格和实际参会的人员名单。】【特别参会人员】：尹自勇，红九军团党委委员、青年部部长，代表罗炳辉、蔡树藩参会。（据《文史天地》2001年10期石永言《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一文所载，1954年6月25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的信，信中说尹自勇与凯丰一起赴遵义开会。此信件待考。作者认为，尹自勇因职位较低、牺牲较早，参加遵义会议的事被忽略。）（三）【工作人员】翻译：伍修权。记录员：邓小平。警卫及其他人员，不计。五、未解之谜：会议记录何在？【“会议记录”交由谁人保管？为何片纸不存？】既然邓小平是会议的记录员，又是中央队秘书长，理应负有保管会议资料的责任。为什么偏偏这么重要的（唯一能够证明邓小平在会议现场的物证）会议记录“丢失”了？这里存在四种可能：一、由于工作失误弄丢了。当时邓担任“中央队秘书长”，是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显而易见，“会议记录”是极其重要的文件，应该有专人保管。邓亦未说明“会议记录”交由谁来保管、是谁把它弄丢的。但从中共中央机要文件的保管规格和制度来看，应不会发生丢失的事件。二、故意损毁了。应无此种可能。三、有会议记录，其中可能没有“中央秘书长”职务描述和选举此职的记录，不便公开。四、根本不存在“会议记录”。理由是，这是一次临时紧急召开的政治扩大会议，或者说是黎平会议的继续。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和红军高层

九路线问题存在巨大分歧，必须予以解决。由于会议讨论的问题争论较大，又是战时的紧急状态，不做会议记录，不是没有可能的。【辅证】李德（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我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在遵义既没有作正式的会议记录，也没有提出以书面文字固定下来的决议，而且我这个看法越来越肯定。（《中国纪事》1932-1939,141页。）【考析和存疑】若不存在“会议记录”，也就不存在“记录员”了。那么，邓小平在会议现场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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