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须回归常识

名家视点 ▏教育必须回归常识，绝不能总想搞名堂

教育名家视点

教育不能总想搞名堂 不能总是搞改革 必须回归教育常识 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

【导语】这是《山东教育》原主编毕唐书老师十年前的讲座实录，毕老当年主张“教育要回归常识”，十年之后，却依然需要再次强调。常识，没想到竟然如此高不可攀。

报告人：毕唐书 地 点：青岛 整 理：徐啸 时 间：2004.9.19

1、说在前面的话

今天我把今天讲话的题目定为：教育要回归常识。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经过长期观察，感到1949年以来的教育一直不算正常。我1952年上小学，58年上初中，61年上高中，64年上大学。69年毕业后在聊城教过初中、高中、师范，85年调入《山东教育》杂志社做编辑，一直没有脱离教育。回想起来，49年到现在，政治没有走上正常轨道，教育也一直没有走上正常轨道，集中表现就是“刮风”、搞形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阵风来，前功尽弃；如此反复，难有建树。北大的季羡林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我做了北大几十年的西语系主任，就如同是黑瞎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不断搞改革，今天搞一个名堂，还没开好头，一个新名堂又来了。如此反复，一个领导一个法，下面的思想自然混乱。这话真说到我们的痛处。

政治上，1950年代学苏联，苏联的一切都是好的；58年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60年代反修，苏联又被批得一无是处；文革时代不堪提及；文革之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提是否妥当，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回头想想，只为GDP，也带来许多弊病；正因如此，如今新领导集体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谐调发展。

政治上如此，教育上也是如此，许多当时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如今想来是大笑话。58年搞“教育革命”，教育路线是“教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学扩招到了可笑的程度；文革后推荐上大学；改革开放后，教育改革有几项“大举措”：一窝蜂地搞标准化命题；一窝蜂地搞目标教学；一窝蜂地提“人民教育人民办”——这是平度的经验——这种提法把政府对基础教育应负的责任推了出去，使得如今我国的教育投入比例连非洲的乌干达都比不上；后来又搞素质教育，还编出“应试教育”这个词，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前不久我读了一篇论述百年中国教育的文章，作者认为，49年之前的五十年，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49年之后则是失败的，到如今，世界先进大学没有了，大师级的人物没有了。

我们的教育一直不正常，在哪里犯了错误？——在教育常识上犯了错误！所以，今天，我要说：教育，要回归常识！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1．教育首先要立人，立人首先要立心。

2．教育教学艺术的关键在于变接受教育为自我教育，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教育成功的秘诀在于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 4．多搞点校本教研，多写点教育叙事。

2、立人与立心

第一个问题，教育首先要立人，立人首先要立心。

教育是培养人的，这句话谁也会说，可我问你：“人是什么？怎样才能称其为人？”这点可能很少有人去思考。在农村里，谁不孝顺爹娘，人们会说：“这人没有人味。”那么，人味又是什么？做人要有人性，要有良心，人性良心又是什么？从何而来？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东西。

许多美好人性的养成和我们平时的教育密切相关。五年前，我曾经读过一篇《中国青年报》的通讯，写的是河南一位姓张的女班主任，现在想起这篇文章来，我还常常忍不住流下泪水。张老师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通讯中仅写了四件小事，第一件写的是她和一位贫困学生的交往。那个学生来自太行山区，家境贫寒。张老师发现他有两个奇怪举动，一是从来不与其他学生一起吃饭，二是洗脸总是到水管接水，洗完后也不擦。天渐渐变冷了，有一天，张老师把学生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条崭新的毛巾，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学生激动地哭了，说：“张老师，因为家里穷，我从来没有条毛巾来擦脸，您是第一个发现我不擦脸的老师！我吃不起食堂的饭，只好在吃饭时间忍饿出去。”张老师听了，也很感动，之后就对他多了一份关心。这位同学后来在高考中因意外事件落榜，回到了老家。张老师依然牵挂着他，盼着他来信，可是，左盼右盼，竟然一封信也没收到，“怎么会事？出什么事了吗？”张老师想。半年过去了，张老师突然收到了来自太行山内的一个大大的邮包，拆开后一看，是厚厚的一沓信，信中说：“老师，我毕业后，每周给您写两封信，但我没有勇气发给您，因为我没有考入大学，给您丢脸了。现在我鼓起勇气把所有的信寄给您。您的恩情，我无法报答，

我记得你爱养花，窗台上总摆着几盆花，我惟一的愿望是化成露珠，凝在您的花上！”没有读完，张老师的泪珠便流了下来，如一颗颗晶莹的露珠……

这是一件小事，但我们可不要小看了这样的小事，它对一个人的心灵有净化作用。去年（2004年）发生了马加爵事件，马加爵家里也很穷，他进监狱时，看着自己的狱服，说：“这是我一生中穿过的最好的衣服。”这样一个贫困生在学校、社会中受尽歧视，不满终于积成仇恨，酿成血案。我想，如果马加爵在人生路上碰到过这样一位像张老师这样的人，他就不至于走上绝路。有些细节看上去离教育很远，实际上与教育息息相关。

第二件事，说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事。张老师让自己班的学生与解放军前线某连队结成对子，通了一年的信，突然一段时间前线没有了回音，几个月后，一个青年军官来到学校，找到同学们说: “我是连队的指导员，你们一定奇怪，为什么我们突然不给你们回信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沉痛的消息，在执行某次任务时，全连队的战士们不幸为国捐躯了！”话音未落，全班同学抱头痛哭。张老师说，经过这样一件事，全班同学似乎一下子长大了。

还有一位同学，没考上大学，却善于经商，成了大款，有一次回校探望张老师，说：“张老师，中午我留在您这里吃饭，请您为我做当年你常做的青椒炒肉丝，下清汤面吃——我是所谓的大款了，有好饭吃，有好房住，但我感觉最好吃的，还是您炒的青椒肉丝。”于是师生二人一起享受了当年的“美味”。临别时，这位“大款学生”对老师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张老师，我希望您能继续做班主任，能多做一天就多做一天；您多做一天，社会上就多一些有良知的人。”

这几个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为什么要讲？因为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却触及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爱，就是一切。”教育首先要立人，立人首先要立心。如果没有爱心，人会比任何一种动物都可怕。有位从纳粹集中营逃脱的幸存者，战后做了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新教师来到学校，他都会交给那位教师一封信，信中这样写着：

“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我亲眼见到了人类不应见到的情境：毒气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杀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美丽的护士杀害……看到这一切，我疑惑了：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性的人。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才有其价值……”

真的，不是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他的素质就越高。我们曾经在青岛举行过一次会议，请企业家谈谈职业教育。会前我想，企业家一定会要求学校教好专业技术，没想到他们众口一词：高学历不等与高素质，职业道德最重要！企业家们说，我们提这个目标，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从教训中得来的。

如果我们做教育的反而本末倒臵，忽视了这些东西，那就是违背了教育常规。有人会问：不是经济社会吗？在这个社会，谈人性，谈诚信做人，这些还有用吗？我认为不但有用，而且永远有用。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老板——即使他是靠不正当手段发迹的，当他选人的时候，他首先会选那些做人到位的员工。

我们平时进行德育教育，为什么没有多大效果？如果我们结合生动的例子，如果我们注重这些细节，言传身教，孩子不会不接受。一个人的素质，说起来很虚，但又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行为，比如说话，都要注意，做教育就要从小事做起。素质表现在日常的一举一动上；北京某所重点大学的学生去应聘，单位没

题就有价值。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等教育家，写的都是一线的东西，没有什么概念的推理——真正的教科研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教育叙事的写作，教育叙事包括德育叙事、教学叙事、管理叙事等，教职员工都可以写，写法很简单。内容大致如下：你在教育教学中遇到什么事，怎么解决的，经过怎样的过程，取得何种效果，从中有何感悟。至于写法，不要求从理论到理论，笔法不限，记叙也好，散文方式也好，都行。散文笔法也是一种教育叙事。我中学时遇到一位校长，他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但他影响了我一生。首先是他的仪表，一年四季，他都穿一套海军服——他是复员军人——夏天也系着松紧扣；他少言寡语，常常在学校内低头沉思，校训四个字：快、静、齐、准；他很有艺术素养，每天早上绕校园转一周，再到校园旁边的小树林中拉手风琴。当时我想：这，才是军人！这，才是男子汉！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把着件事记下来发表，这也应是教育叙事。

教育改革要解决教师的素养问题，素养提高了，教学能力自然提高，“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个人素养不提高，什么法也没用，个人素养提高了，怎么教育学生都有效果。解决教师的素养问题，一是要读书，一是要写文章。大家时间紧，但一年好好读一本书总可以吧？一年写一篇文章总可以吧？我相信诸位会从中得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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