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七回 揭开楚国国君熊渠自称“蛮夷”之谜

极目楚天八百年卷

第一回 楚国八百年基业始于谁？

国君不是自己封了就行的，还得看“权威”承不承认，有没有传承。 那么，楚国究竟何时立国呢？ 据考证，当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多年，也就是距今三千一百多年。 谈到立国，就必须谈谈鬻熊。 鬻熊是何许人也？ 鬻熊乃商朝末期的一个芈姓季连部落的酋长，是楚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先祖。 据《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周文王即姬昌，在位时间为“公元 前1182年—公元前1133年 ”。 鬻熊的先世，在传说中，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据说，他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有诗为证：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在《离骚》这篇自传式的诗里，就自认为是\帝高阳之茵裔\。屈原是地道的楚国贵族，他说的话应该可信度很高。 那么，颛顼又是何许人也。他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大戴礼·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可见其法力无边。颛顼之族原来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带发展，后来，它的一支迁到了山东沿海。夏商周之际，颛顼之族的支裔大概又继续向江淮流域迁徙。再后来，颛顼的族人哼着与现在流行的那支“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相类似的歌，又向西南方向流动。 据说，颛顼的后裔昆吾氏和彭祖氏，在夏殷时，曾先后为侯伯。侯伯，爵位不低呀。他们的身份，应该与中原诸侯相同。昆吾的弟兄季连，始以芈为姓，是楚的直系祖先。然而，不幸的是昆吾氏和彭祖氏后来都被夏商所灭。季连侥幸存活下来，但是，后来也衰微了，史称其“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也就是说，他们彻底消失在“主流媒体”的注意之外。这或许是好事，避免了被灭亡。他们到处流浪、到处流浪。长期流浪，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已经蛮夷化了。 据说，季连这一支最后迁到了丹阳一带。 丹阳到底在哪儿呢？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顾名思义，丹阳就是丹水之阳，位于今陕西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之处。丹水与浙水合流，进入汉水上游，与荆山山脉连成一片。 这里生存环境如何？绝对的原生态。美则美矣，却不适合人生活。 据《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荆地即“九州”之一。荆楚地域广袤，或荆，或楚，或荆楚，历来通用。楚，亦荆。许慎《说文解字》释“荆”为“楚木也”，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我们这里说的楚地，指的是发迹于荆山、扩及今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汉地区。这是楚国的腹地。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北抵方城，南至衡，西起夔，东抵鄂。当初季连部族迁来时，这一带尽是高山峻岭，森林荆棘，野兽出没，人烟罕至。为了生存，季连后人只得与土著部落杂居，披荆斩棘，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经过长期的融合，他们已经被彻底蛮夷化了，初步形成了楚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再后来，鬻熊当上了部落首领。 楚族的日子究竟过得怎么样呢？ 鬻熊当部落首领之前，商王武丁曾经出重兵征伐荆楚，使楚人长期“一蹶不振”。商朝后期，帝乙发展了大量夷兵，给弱小的楚族造成极大的威胁。可以说，楚族就一直没过上安稳日子。商纣王时期，楚族更是受到各方连绵不断的“袭扰”。这日子真没法过了。看到纣王愈来愈加暴虐，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鬻熊忍无可忍，当机立断，率领部众他投靠深孚众望的周文王。 周文王这时正在韬光养晦：一方面服事殷商，一方面却暗暗发展势力。大概也在这个时候，许多姬姓姜姓的宗族子孙迁移到了汉水流域。鬻熊带领部众来投，周文王当然十分欢迎。待到时机成熟，周文王率众伐商纣。 鬻熊率族参加了灭商的战争，因为功绩卓著，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 的封号，臣属于周。《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 八百年基业是始于鬻熊吗？ 请看下回。

第二回 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吗？

鬻熊的巨型塑像

鬻熊被封“子”爵，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虽然有点冤，但是，毕竟有了个名份。没办法，社会“潜规则”如此。 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但是，“子”的班爵品位极低，属于“杂牌军”，地方部队。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如此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但是，毕竟有了名正言顺的地盘了。 有了地盘，才可以图发展。 不过，这次分封好象有些模糊。 因为，后来，周朝对楚又进行了一次分封。 这是怎么回事？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 周成王姬诵公元前1116年刚登上王位时，因为年幼，所以由周公旦摄政。不久，商纣王之子武庚勾结管、蔡等诸侯，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 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 所以，著有《楚文化史》的学者张正明等人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 即便如此，楚正式立国距今也有三千一百多年。 至公元前223年被秦国灭亡，楚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轰轰烈烈演绎了八百年。 对于这个爵位，楚国历代国君始终是耿耿于怀的。三百余年后，楚武王以此为借口，数次发动战争。 楚武王在两军对垒时，还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那么，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吗？ 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无疑。后人对他的无比崇敬之情并升格到“神”的高度，应该就很说明问题。楚人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后来还发生了有个分支部族不祭祀鬻熊，被楚人“愤而起兵灭之”的事。 据《左传·[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另立门户，自己发展成为一个部族。夔族却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得之，愤怒异常，先是强烈谴责，后来干脆起兵讨伐，一举将其剿灭。你不敬我们共同的祖先，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不过，回头来看，这会不会是找的一个“借口”。问题是，这个理由太充分啦！谁也挑不出刺。 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其中就包括楚人津津乐道的“文王师之”之事。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 这很有意思。鬻熊年逾九旬才真正见到周文王。周文王打趣道：“呀，好大的年龄！” 也难怪文王惊诧：都快成神仙啦。要知道，那个动荡年代，社会平均年龄不超过四十岁。这种开场白，可不好应对。如果处理不好，这应该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鬻熊的回答妙不可言：“如果让臣去征战打猎，那年龄确实大了点；如果让臣坐在这里谈论治国方略，臣还年轻得狠啦！”如此老谋深算，周文王当然“善之”，以之为师。 但是，这毕竟只是传说。听听而已，未见史料。至于说贾谊《新书》言，“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更应当作传说来听了。

鬻熊被认为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人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 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 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楚之后人，尤其是君王，为何要把鬻熊从“人”美化到“神”，尤其是念念不忘“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呢？ 请看下回——

第三回 历来被楚国视为奇耻大辱的是什么？

楚之后人，尤其是君王，一再把鬻熊从“人”美化到“神”，尤其是念念不忘“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自然有其真实用意的。 说通俗一点：对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出强烈不满！ 楚国在周朝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这说的是怎么回事呢？周成王在岐阳举行诸侯盟会，熊绎当然参加了。但是，会场却没有他的座位。你是“荆蛮”，是没有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呆到一边去。但是，别走远，这里还是有你的“活”，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 这说明了什么呢？一则，熊绎地位十分低下；二则，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 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其实，这也是自我安慰的话。是的，缩酒祭祀属于十分神圣的仪式，能当主持自然十分荣耀。但是，这毕竟是 “办事员” 干的具体事呀。“领导”坐在一起，好肉好酒伺候着，时不时还开点玩笑。作为楚国的国君，熊绎必须毕恭毕敬地站着“做事”！ 熊绎做什么呢？置茅：放置过滤酒的茅草；设望表：设置区分座次的标志；守燎：看守祭祀用的火堆。 作为一位国君，这感觉确实比“窦娥”还冤！ 我们站在熊绎的角度想一想：又冷又饿又累，这心情会好得了？ 嘴上不说，心里却记得牢牢的。楚国的后人，尤其是富强起来的国君，对这类“不公正待遇”刻骨铭心。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 此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 谈到这里，恐怕要费点口舌说说“自我安慰”的缩酒祭祀。 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据考古研究，在许多出土楚器上，“熊”从“[今]酉)”。著名学者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言：[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再者，楚地独产苞茅。“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当然，现在说得简单。当时，那种仪式“天人合一”的气氛是万分神秘与崇高的。 “有为”才能争“有位”。 春秋中后期，也就是五百年后，强大起来的楚灵王出来“叫板”了：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 敢跟周王朝“叫板”，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当然，这个故事我们以后还会详叙。 熊绎“守燎”，历来被视为楚国的奇耻大辱。 知耻而后勇。 楚国走过了怎样一条“富国强民”之路呢？ 请看下一回——

第四回 楚国怎样在“夹缝”中谋生存？

楚国迫切需要走上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但是，这条路“漫漫而又长远”！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主动率领部族投到周的旗下，并在灭商的战争中浴血奋战，所以，周初定天下后，楚得到初封。尽管爵位很不尽人意，但碍于情面，楚与周王室的关系还是十分良好的。 周武王死后，他的儿子成王即位。这个时候大约在公元前1116年。麻烦还是来了。 对于楚之类诸侯国，周王朝的统治者的态度是：既要你及时上贡，把好吃的、好玩的统统拿来；你还又不能有丝毫“不臣”之心。这不，周成王刚继位时，就有馋言传到统治者耳边去了：“楚国要谋反。” 那还得了：摄政的周公旦立即兴师讨伐。《史记·鲁周公世家》这样记载：“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情况当然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带兵回去了。但是，楚国还是被折腾得够呛。 周王朝有打你小小的楚国，那还不象是“大人打小孩”！但凡的“风吹草动”，对楚国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咱夹紧尾巴做人罢，别招惹是非！咱折腾不起。 至周康王时，楚与周王朝的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亻及、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大家和睦共处，共同为周康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能够如此平静，究其原因，一是毕竟还有点亲戚关系。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誉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统治者没精力“盯”着你。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统治着觉得没必要“罩”着你。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弧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其实，这反而是件好事：乘此机遇，埋头抓发展呗！ 事实上，外部环境并非“平静似水”。早在周初，周王朝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也就是说把亲戚分封周边，替我盯着。另外，在南阳盆地，又分封了申、吕等姜姓国，同样负有“眼线”的职责。因为属于姻亲国，他们当然乐于效命。 有这些周王朝的“铁杆”属国把你死死盯着，你还敢有“风吹草动”？ 识时务者为俊杰。 楚国没“脾气”，也不敢有脾气。先得“生存”下来，然后，才能图“发展”。慑于周王朝的强大，楚国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周边都是“大爷”，我就装孙子罢，见人就多多抱“小面”，骂不还口。骨子里却信奉一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发展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 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这无疑是个进步。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自然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熊绎带领民众在荆山开荒种田，难矣！“筚路”是什么？柴车也。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呢？敝衣也，破衣烂衫。《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 “筚路蓝缕”这个成语，说的是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苦归苦，咱还是咬着牙“忍”着！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作为国君，熊绎要定期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 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要进贡苞茅。前面谈到，周天子要举行祭祀仪式，还缺不了这种东西。再远，你也得按时送呀。胆敢不送，象拍苍蝇一样“拍死你”！。 《左传·[亻喜]公四年》记载：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 他要想打你，有的是理由。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也就是说：楚国国君必须时常受到“守燎”之辱！ 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何时到尽头呢？ 请看下一回——

年迈的楚武王在这个舞台上，也作出了可泣鬼神的“谢幕表演”！ 公元前690年，周天子庄王召见随侯，严厉斥责他擅自认同楚君熊通僭号称王和臣服于楚国，言辞异常激烈：楚子就是被你们这些“软骨头”、“耙耳朵”给宠坏了，而得寸进尺的！ “诺、诺，”随侯忙不迭认错，陪不是。心里想：“站着说话不腰痛！我不承认行吗？我要生存呀！” 周天子庄王下了最后“通牒”：你再这样，当心我削去你的爵位！ “诺、诺。”迫于压力，随侯答应了。 因为周王室的态度强硬，于是，随国对楚国的态度逐渐开始冷漠，也慢慢疏远了。 “哼，这些墙头草！”楚武王怒出心中起，决定第三次御驾亲征，彻底征服随国。不仅从军事上，更从心理上！同时，也给周王室一个警告！ 这个时候，已是楚武王继位五十一年了。 毕竟年逾古稀，曾经孔武有力的一代武王，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出征前，楚武王照例要祭告天地、神灵和先祖。 仪式庄严、肃穆。 就在斋戒、祭祀的时候，楚武王忽然觉得心跳忽快忽慢，憋得慌，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对夫人邓曼说：“夫人，我感到胸口闷得慌。该不是有不祥之兆吧？” 邓曼是楚国的北方邻国邓国君之女。邓曼嫁楚，楚邓联姻，体现了楚国与北方邻国的和谐关系。邓曼以其贤淑大度，赢得了楚国臣民的衷心拥戴和武王的高度信任。 其实，作为朝夕相处的伴侣，邓曼何尝不明白丈夫的心思呢？她深知：在楚武王眼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自己怎么忍心阻止来日无多的楚武王去实现“梦想”呢？同时，她也敏感地预料到：如果武王御驾亲征，必死军中无疑。但她更清楚：楚国向来以武立国，如果武王中途返回，或全军撤回，楚国北进的战略将前功尽弃。 她反复衡量，决定还是以国事为重，便深深地叹了口气，无限悲伤地对白发苍苍的国王说：“大王的寿命将到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们的先君恐怕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作出了重大决策、即将擂响出征鼓时，哪怕是当时心口疼痛，都是不能退却的。这次出征，只要我们的军队不受损失，即使大王您在途中发生什么不测，国家还是有福的！” 人生有此知己，足矣！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国家的利益，尽管知道自己身体有恙，楚武王还是如期统帅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征了。 楚军渡过汉水，到达今天湖北钟祥一带的时候，楚武王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绞痛。他忍住剧痛，让侍卫把自己扶下战车，坐到路边的一棵树下，久久地望着远方。在他眼里，永远只有战斗、战斗！ 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面对丈夫突然病故，邓曼没有惊慌。她平静地把丈夫搂在怀里，让他安祥得像“睡着了”一样。 作为一个强壮的男人，作为一个“视荣誉胜于生命”的君主，他是该好好休息一下啦！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间，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他，永远“敢为天下先！”多次领兵征战，威震东周王室，慑服汉东诸国，开拓江汉，扩大了楚国疆域，为楚国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已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 楚国在他的文治武功下，已经变得空前强大，足以傲视群雄。 他没法选择“生”，却敢于并且乐于选择“死”！ 作为君主，他“倒”在了为他的国家征战的途中，永远带着征服者的快乐！ 伟哉，一代君主楚武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面对突然的变故，出征楚军的核心领导层表现出极强的应变能力！ 这就是楚武王精心铸就的“楚魂”！ 丞相斗祁和元帅屈重紧急磋商，决定严密封锁楚武王去世的消息，秘不发丧，全军继续前进。 楚国出征大军，已经被他伟大的君主“调制成为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有条不紊地执行着预定的“程序”：修路、架桥，浩浩荡荡地逼近随国都城，并在城外修建营垒，摆出一副决战的姿势。 随国上下见楚军兵临城下，士气高昂，且有必胜的信心，心理防线早已经崩溃了，哪敢对抗，于是请求议和。 元帅屈重便以楚武王特使的身份进入随国都城，与随侯在汉水之滨缔结了盟约。随国保证世代臣服楚国，永无二心。 兵不血刃。这也是楚武王追求的最高境界！ 随后，丞相斗祁和元帅屈重胜利班师。 在随侯诚惶诚恐的疑惑中，浩浩荡荡的楚军护卫着“安睡的楚武王”凯旋！ 渡过汉水进入楚国境内后，楚军才“哗啦啦”亮出白幡，铺天盖地，遮天蔽日，为他们的国君楚武王发丧。 消息传来，随侯肃然起敬：一位君主的躯体倒下了，他的灵魂却始终不散，仍然能够指挥自己的军队打胜仗！“我们就是要与这样的国家世代友好！” 随侯的誓言践行得如何呢？ 流传千古的编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请看下一回—— 第三十六回 楚国历史上“三起三落”的丞相

上一回说到，公元前664年，靠虎奶喂养的子文当上了楚国的令尹（即丞相）。 初任令尹时，正值楚国财政“捉襟见肘”，子文毫不犹豫地“自毁其家”，将自己的全部家产贡献出来，尽力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 子文家族与楚王族有着血缘关系，是楚国的旺族，其财力当然巨大。然而，光凭其一家之力，要使一个国家度过财政危机，恐怕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丞相这样做了，其他官员恐怕不会袖手旁观吧？ 一个国家有了一位“一心为公”的政府领导人，是国家的幸事。 除了出身奇特外，子文还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 据史料记载，斗子文在令尹的位置上三起三落，其中时间跨度为17年。无愧政坛“常青树”！ 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 《论语·公冶长》对此有明确记载。对于这一点，孔子十分钦佩。 子张问日：“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日：“忠矣！” 我来用今天的话来简单叙述一下。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道：“令尹子文三次上台就任令尹，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三次被罢免，也没有怨愤的脸色。交接工作时，总是把自己任令尹的政事得失无保留地告诉新任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忠臣啊！” 在极力推崇礼制的孔子眼里，这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 从有明确记载看，子文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给子玉，其中长达十七年之久。在这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说明其在楚国的影响十分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都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例如他让位给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大臣吕臣反对时，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可见子文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官本位”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有了权，就有了势；有了势，就有了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能谋到更多的权。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了官场的“潜规则”。 子文却破了这个“潜规则”。 其一，他视钱财为身外物：他把家产全部拿出来，并不是要“谋官”。因为，他的“官”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其二，他视“乌纱”为身外物：三次把丞相的位子让出来，请有贤才的能者来接替；还手把手地“扶上马，送一程”。 正因为子文一心为公，所以，楚成王三度请子文“出山”担任丞相。 按说，当了权倾朝野的大官，就有机会把“损失捞回来”。 子文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请看下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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