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

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 【超星讲座】 邓晓芒

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

一般只谈病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教育体制---病灶，官本位的体制。病根是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忠孝立国。 病灶：只谋饭碗，很少人考虑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今天已完全失去了目标。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从大学到中小学到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把孩子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

从小受到的教育两点：

·服从，无条件的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利比自己大的人，哪怕是小小的班长、组长，从服从官到要努力当官——官本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心想自己将来要当更大的官；

·潜规则，从小就培养孩子要懂得潜规则。当然也教一些明规则如不要随地吐痰等等，但真正通过教育使学生得到的是明规则是可以违反的，明规则摆在那里，可以说假话、大话、空话，可以做缺德的事、违法的事，可以没有任何底线。而潜规则不能违反，即听话听音，要善于体会明规则底下的言外之意。冠冕堂皇的道德伦理、八荣八耻、····不够，还要从中体会到潜规则的含义。这是我们从小受到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例如大学教学评估，面对检察大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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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维护名誉弄虚作假。这是一种训练。怎样当官？服从、遵循潜规则（潜规则不可违背）。冠军周扬先感谢父母，政协委员批评体育总局忽视了“德育培养”，父母也检讨周扬年纪小不懂事，下一次教育他先“感谢国家”。果然，后来面对采访周扬就被成熟了，懂得了说假话、套话。大家都感到恶心。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中国教育的内容，就是用一切的方式包括假话、套话和欺骗的方式来使人服从，服从潜规则，明规则可以不顾。这就是官本位的来历。服从地位高的人，有权的人。

表现在教育方式上，种种弊端，教育的大跃进、大学的扩招、高收费、学校体制的衙门化、行政主导下的市场化、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都出自于官本位。只要有了权，什么事情都办得到，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文凭有文凭，要论文有论文，要素质有素质，唯独要学术要思想，没本事。

大家都看到官本位，深恶痛绝，认为是教育领域的巨大毒瘤。 但是，究竟是官本位导致了教育腐败，还是腐朽的教育理念导致了官本位？

我们今天的官本位与一般的官本位不同，是一种特种的官师合一（史称君师合一）的官本位。只要是一把手，就是教育者。出了问题，是领导没有教育好下属。（韩非子“以吏为师”，孔子“以师为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柏拉图哲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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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真正病根，出自以“忠孝立国”为目标的官方教育理念。这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整个政治体制问题。忠孝是为了当官，治国平天下。

因此教育理念的变革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这种官师合一的教育理念不改，我们的教育就没有希望。

今天的改革唯独教育改革难以推进，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讲

在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就是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一个人有教养就是有“家教”。有家教的人是善于维系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的，是家庭、社会、家庭与社会的纽带，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有家教的人到社会上是受人欢迎的，所以又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教，从孝从文，“上所施，下所效也”（许慎《说文》）育是倒写的“子”字。“育，养子使作善也”（同上）。可见，教育首先是家庭教育，核心是“孝”，是家庭中垂直式的训育。社会的教育，。基本教材是孝经。教即孝，孝也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孝经就是教经，“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孝经讲明了其中的道理：“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圣人因言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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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可转移为忠，忠是更高的孝，家里服从惯了，到社会上就习惯性地服从、顺从，奴性，不需威吓，也不需要武力强制。

而孝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孝经》“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弃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同上）

因此，圣人因性施教，放大为政治制度。《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论上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老百姓拥护才有合法性。但如何得民心？要靠善教--如何善教？要教民成孝，然后由孝而忠，忠上、忠君。忠就是大孝，以孝顺的心态来事君，把君王看作伟大的父亲。文革跳忠字舞，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就是传统的。文革没有把一切传统破坏，而是复辟，其潜规则是一场复辟。 孝经的博爱其实不博，而是爱有差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两者不可等同。齐家，才能平天下。敬爱其亲人和敬爱他人两者不可得而兼之，也不可等而同之，而是有先后、有礼数的。所以博爱只不过是人人皆有之爱（民莫遗其亲），而不是对所有人的平等之爱。是私爱，不是博爱。 于是，每个人的私亲之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但现实中一人之亲与他人之亲之间又总是遇到客观的先后问题，所以即使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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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孝道，也免不了整个社会陷入各家各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各为其家、各为其主、一盘散沙。于是需要一个大家长，来摆平小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族长——县官——府官——皇帝。逐级摆平。 第三讲

中国人的服从不仅仅服从家庭、家长，而且服从大家长，而且“忠”是更大的孝。通过这个过程，孝的教育的意义就由家庭提升到了国家“政教'的层次。所以这个历来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合一的。 只有通过大家长式的专制主义，形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体制，才能在全社会落实“爱有差等”的“博爱”。“和谐”就是有差等的“和”，是不平等的关系，各守其分，不越出自己的名分、地位。所以看起来是温情脉脉的孝道、和谐，其实隐藏着专制主义的必然逻辑。没有官本位的孝、忠，是不能形成大一统的专制政权的。 官方和黑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忠与孝。

在教育领域，人人都追求成为“学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要成为更高的教育者和大家长（父母官）。

只有当了父母官，才有更高的教育资格，光有学问是不行的。 在政治领域中，官员治学理所当然，所谓“仕而优则学”，是当然的教育者。这种荒谬的教育体制，在以孝为本、以服从为目的的文化传统中就一点也不荒谬了。这不仅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体制的问题、思想传统的问题。中国的官本位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性质的官本位，最高的代表就是君本位。古代的君王经常用庭训、廷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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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教育大臣。毛泽东不接受四个伟大，但他说只接受“伟大的导师”，自认为是明君、哲学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周书·泰誓》，儒家又加上“作之亲”，形成“天地君亲师”五伦的伦理架构。“君亲师”意味着教育模式是忠孝为“教”。 观点： 并不一概反对在家庭教育中实施“孝”的情感教育，但反对把这种教育变成一种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对把它视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内容，反对将它拔高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孝”的情感不过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爱心的一种表现而已。 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 “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爱之心，并且应该包含由这种平等意识而生的正义感、公平感。这些内容是“孝”所无法包括的。

孝是有私心的。以人义、恻隐之心为前提，（四端）其本身是平等的。但与孝是冲突的。

如果把道德教育仅仅限于“孝”和由此扩充开来的对权威的服从，那是极其狭隘的。我们更反对把孝变成一种国家关系、政治关系，变成“忠”，那就更不可容忍。从而把国当成家。【例】周扬首先感谢父母是对的，首先感谢国家是不对的。相反，国家应该感谢周扬。他为国家争了光。国家培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不能把孝的原则扩大为国家原则。

几千年来的教育把人片面化、畸形化，教育成未成年人。 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 ·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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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确运用自由意志的方式和原理加以阐明论证。

从而把人教育成成年人。道德教育应该讨论人性的善恶，罪与罚，义务和权利，自由意志。不是当做

教条，而是当做原理来讨论，它的来龙去脉、逻辑关系，当做实践理性进行研究，要讲道理，不能够“天经地义”。 【度：行为养成教育、道德理性教育、社会规范教育？】

·即使是正确理解的得到的教育也不应该是教育的唯一内容。道德教育本身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丰富资源，比如科学知识、社会和人文知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考，对兴趣、事业心的培养，思维方法的训练，逻辑、语法、修辞，审美和艺术，技术实践等等。由此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活生生的、全面的、培养自由意志的人的教育。这样丰富的道德教育才能使道德教育健康的发展，而不是呆板、僵化、教条的说教，不是伪善。

当然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中也包含上述某些要素，比如审美教育、人生哲学，但非常缺乏科学知识、思维方法和技术实践、兴趣培养等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即使审美、人生哲学也只是从属的地位，所谓“文以载道”，文为政治、道德服务，没有独立性。今天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教育中强调智力培养、素质教育，方向是对的。但归根结底，仍然被看做道德、政治的手段，这就是片面了。

·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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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科学技术在中国，原只作为家庭私相授受的谋生手段，宫廷里也有一些“奇技淫巧”的工程技术人员，天文、历法、相术、医学、烹调，网罗为皇家服务。无法成为普及的社会教育的目标和体系。 社会教育的是“成名所知”：张载，“成名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

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君子和官僚，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对小民百姓只关注如何使他们成为顺民，而并不关心他们的人格培养，“民可使之不可使由之”。【精英教育+愚民教育】

君子的理想人格“盖之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朱子四书集注·大学章》【畸形】

近代认识到仅仅以君子和官僚为培养目的的政治教育，是片面的。所以废科举，开新学，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科目，然而这种引进是变形的，真正想要引进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技术与科学是有区别的，技术只是遵守规则，科学则要探讨规则、建立规则；技术只对后果和操作程序感兴趣，科学则对原因和原理感兴趣。

技术可以是愚民式的，可以不要智慧，科学必须智慧。所以科学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不是技术；二者都是知识，但技术知识不会和传统道德政治发生冲突，完全有可能臣服于道德政治之下，为道德政治服务。科学则有可能揭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和虚伪性，从而颠覆已有的道德规范。科学有自己的规范，不受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的制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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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其独立性。它要考虑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对旧道德的冲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就是力量。 在中国，教育完全由官方执掌，把科学研究纳入政治体系中的政绩，受政治权力制约，而教育者也会极力在这个管僚体制中往上爬。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钱学森临终感慨“中国为什么就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政治与科学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的标准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的独立性，把它变成了仅仅是遵守规则的技术。技术人员好用，有科学头脑的人不好用。清华大学出了那么多政客，还引以为自豪，其实是很可悲的！

政治上的政绩和科学上的成就遵循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规范。搅到一起，科学会颠覆政治规范，而政治规范会限制科学发展。所以在中国科学研究的自由只有在政治干预薄弱、管不到的地方才有自身的发展空间。比如北洋政府时期、西南联大时期。1949年之后，科学完全控制在政治规范之下，在官方的领导下，仅存的科学力量也丧失殆尽，大学的理工科成为技术的培训所，就连这种培训也受到政治规范的限制，称之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红色官僚，成为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复辟。即使到了今天，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也没有什么不同，是故意刁难人的。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意识形态的灌输，死记硬背。

1958年提出口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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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前一句是政治教育的总纲，所有教育都是政治教育，无论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后面一句包含实用技术教育，更重要是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这两句话的共同意味是道德教育，教育者、被教育者都是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傲气是与无产阶级政治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要改造，对大众尽孝，对领导尽忠，打成一片 第五讲

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教育方针虽然带上时髦的意识形态的字眼，但没新东西，对父母尽孝，对长官尽忠。那一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奴性十足、知识贫乏老化、缺乏创造力，而互相内斗、扯皮、算计的劲头却不小。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才能生存，稍有个性的人都被淘汰。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方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世界、未来，不大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等等；第二，加强了文化、知识和技术的分量，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非常技术化、工具化】教育方针没有根本的改变，教育还是一条“战线”，是政治道德规范下的内容，官方集中独揽的权力。 教育的技术性和工具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经济效益挂钩，又使教育除了有衙门的权力色彩外又带上了金钱的特色，知识被看做是赚钱的技术。知识分子成了资本家。二者结合导致了大规模的教育领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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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方面，量化、机械化管理使学校成为重灾区，一切人文指标按照标准化、量化制定，教育大跃进、扩招指标，教育规模扩大，制定管理程序输入电脑等等。教育改革一直在做这些事情，越做越没有生气。回顾30年教育改革，最有生气的时代恰好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的、百废待兴的时期。如刘道玉时代。而目前是空前的健全，也空前的死板没有生气。有人把教育的技术化和量化的管理归咎于引进了西方大学的分科体制，其实大谬不然。西方大学故然有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但没有那个大学有我们这样的量化统计标准，什么核心期刊一般期刊、一般出版社和权威出版社，论文的篇数和影响因子，省级项目和国家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省部级奖励和国家级奖励，博士点和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等等，都是评价一所大学排名的指标。国外的大学如果也按照这些指标来排名，中国的大学绝对是一流大学！

教育部门和院校的领导都被纠缠在这些指标里面，还有精力做实际的有意义的事情吗？这都是中国大学衙门化的管理使然。教师不需要这些指标，是行政部门逼着他去做，否则提不上教授，也得不到科研经费。文科还可以，君子固穷，理工科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如果学术评价的标准被按照行政级别加以肢解，则根本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 所以不能把我们的分科体制归咎于西方。

我们不断地呼吁加强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博雅教育，要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都没用。这些东西都可以变为官僚控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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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膨胀的量化指标却正是对意识形态无害、甚至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手段。意识形态最怕碰到与它相反的思想，这些指标没有思想，可被利用来支配科研教学活动，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逼着教师不得不服从。

在理工科方面——有意识地使之更加技术化和实用化。应用科学是要发展，但是当前最缺少的是科学精神。

在文科方面——使之更加意识形态化、“无害”化和空洞化。 学术腐败中抄袭、剽窃令人深恶痛绝，但我们忽视了那些占用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生产出千人一面、空洞无物的垃圾成果，是更加普遍、更加严重的腐败。

从行政官员的眼光看，诺贝尔奖得不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出格、出事，乌纱可保，升官有望。

国外也有国立大学，但没有我国家长式的绝对垄断；我国的民办私立大学不值一提，而国外（例如美国）民办私立大学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不亚于官办。另一方面，即使是官办的大学，也聘请专门的教育家，而不是官僚管理。我们是上级委派的官僚，是雇佣关系。教育家只向教育质量负责，向大学的名誉地位负责，而不向官僚效忠。而我们的学官是在忠孝立国的大前提下从事教育工作的，真正的教育者不是教育部门，而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不懂教育，但懂得政教，即权力教育，整个教育部门都要受到政府部门的“教育”。我们都要受教育部的教育，教育部受党中央的教育。所以我们的国立大学不是政府在办教育，而是政府通过政教，迫使教育者为政府这个大家长尽忠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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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孝道，但我反对“忠孝立国”，反对政治体制建立在忠孝的一脉相承的基础上。这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 谢谢大家！ 第六讲 互动

考你的服从，考你效忠君王的程度——儒家科举考试内容。试卷上表明你把孔孟之道烂熟于胸。状元更多的是服从，忠心。比如八国联军来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反而拖后腿，有反面作用。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玄而又玄，没有一点作用。就是一个无用的忠心的奴才。工科的人服从性比较好，现在领导多从工科来，科举制度复辟，历史开倒车，历史的怪圈。明面上反传统，破四旧，文革发展到极致，但是不能信的，那是用来搞法家那一套的旗号。马克思+秦始皇=毛主席，秦始皇是法家，马克思是儒家化的马克思，结果中国还是没变，仍然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儒表法里。中国的病根在潜规则里，不在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做的是出于什么文化心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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