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廉政思想

【摘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和学者。他一生历尽坎坷，但爱国之心从未改变。他曾多次身居高位，但却淡泊名利。他收入颇丰，但却坚持勤俭节约。梁启超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屹立于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全文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是胸有大志，则心无旁欲 第二是俭勤治家，则行无私往 第三是洁身自修，则惑诱能顶

【关键词】 梁启超；廉洁思想

2013年，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重溯百年的时光，细细阅读他的著作、家书，才渐渐开始明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梁启超可称得上一介奇才，1873年2月23日，他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四

岁便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典籍，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十七岁参加广东乡试，成为举人，并获得主考官“国士无双”的高度评价。

梁启超很早就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接受维新变法思想。先后倡导、发动公车上书，通过强学会、《时务报》等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参与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杰出代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广泛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入阁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和财政总长，特别是组织策划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战争中发挥了“一支笔强于十万雄兵”的巨大作用。1918年，粱启超感愤于军阀的黑暗统治，离开政界，转而专注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组织共学社、讲学社，受聘南开大学，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此外，还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其一生著述宏富，达一千四百万字，结集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论学术，他“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万世师”???，留下了大量不朽著作；论从政，他殚精竭虑，时时图国富民强，不惧“以

今日之我责伐昨日之我”，一生以国为己任；论人品，他追求“无我”，克勤克己，诚实、正直、清白，有如明镜照人；论风格，他强勉刻苦，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数十年在彷徨求索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在多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被近代史上称为“七君子”之一。其人品、人格、精神都影响着后世，特别是其勤勉持家、洁身自立的做人风范，时至今日仍具华彩。在这里，笔者试着挖掘其廉洁思想的内涵，探讨对我们的现实意义。

胸有大志，则心无旁骛

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其理想之远近。志向远大者不囿于眼前小利。梁启超素有大志，然其志向并不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名利，而是要为国家与民族献身。“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蔬爱之；愈益爱之，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这是梁启超一生言行的底蕴之一，惟其爱之忧之，才自觉肩负起国民的责任，为国家的富强奔走呼号，“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和主张。??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他所做的一切，均是从救亡图存的爱国立场出发，而绝非为了能够身居要职之后，能够获取更多

的名利。为了爱国、救国，他跟着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与戊戌维新运动，不惜被迫流亡海外；为了爱国、救国，他办报纸、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向华侨筹集捐款，大力宣传兴民权、行宪政，并以建学校、开民智、育人才为己任；为了爱国、救国，他向西方寻找真理，探求中国独立富强之道，还不知疲倦地用新观点、新方法去整理、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写出了大量著作，给后人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 “勿求做大官，唯求做大事”。这是对他胸怀大志、心无旁欲的最好概括。

正因为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面对社会风气日渐污浊，梁启超深感痛心：“近日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实为数千年来所无。此恶浊社会，正如一大烘炉，金银铜铁砾石，人者无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涡，人者无不陷溺。”??? 1928年l0月l2 日，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中表达了对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哪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新贵族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官员，这算是一种耻辱。”???正因为目睹政府腐败现象，故劝女婿希哲和外交部部长断绝来往。希哲一旦辞职，梁启超异常高兴，“真是谢天谢地”。

正因为爱国，在面对官位、金钱的诱惑时，梁启超践行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1913年，梁启超出任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内阁的司法总长。不久，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对袁世凯称帝野心深恶痛绝。1915年8月，梁启超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更国体，恢复帝制，并宣言：“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袁世凯察觉后，以为梁老父祝寿为名，派人给梁送来20万元银票（当时一套北京四合院也不过1千元），以收买梁启超，目的要梁启超不要发表那文章。梁启超知来者目的，十分气愤，即把银票退回。袁世凯得知梁启超不领情，气急败坏，再派人劝梁：“梁先生流亡海外十数年，苦头尝尽，可别辜负总理袁君一番好意吧，纯熟为阁下打算。何苦舍此美事呢?”梁启超义正词严，说：“多年逃亡，经验已够充足，我宁选逃亡生活，也不会受此污浊空气。”

1896年7月，《时务报》在上海面世。《时务报》是在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及其《强学报》的基础上创办的。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康有为约定：在上海、广东两地开办强学会。然而《强学报》一开张，张之洞便发现，虽然自己也号称新党，可康有为的维新与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于是俩人弄掰，强学会停办，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接管剩下的银子，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mju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