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左传》文章学概述

宋代《左传》文章学概述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三传”都是解释纪述《春秋》的典籍，三者互相印证补充，对诠释《春秋》具有重要意义。在纪传方法上，“春秋三传”并不尽同，《左传》与《公羊》、《谷梁》两传区别犹大。《公羊》、《谷梁》两传的最大特色是“以义传经”,《左传》则是“以事传经”。所谓“以义传经”，即以“义理”、“解释”的方式来传《春秋》，所谓“以事传经”，则是说《左传》是以更加丰富详实的客观史实和真实历史事件来诠释《春秋》所纪之事。

仅就《左传》而言，其体裁性质是历代学者探讨争论的焦点之一。仅从解《春秋》经的层面看，则是典型的经学著作；从纪史的角度看，则《左传》又是具有深度史料价值的史学典籍；若以文学的视角观之，则《左传》之叙事言情、写人状物等，莫不曲尽其妙，大焕异彩，是故历代颇有学者叹其写作特色与手法，甚至赏其文辞之雅丽。由此，又可以文学作品论之。以文学而论《左传》者，自汉代以降，至于晚近，多矣。仅赵宋一世，从文章学的角度治《左传》者，亦多有之。

一、 先宋各代对《左传》文章学简史

赵宋以前诸代从“文章学”角度论述《左传》者，可上溯到后汉时期。前汉经学虽盛，而治《春秋》者多重《谷梁》、《公羊》而轻《左传》，故鲜有论及《左传》文章学者。当后汉之际，始有学者

注意到《左传》的文学性，如卢植《经义考》论曰：“丘明之传《春秋》,博物尽变,囊括古今表里人事。” 卢氏所谓“博物尽变,囊括古今表里人事”，即是赞扬《左传》叙述之广博。魏晋以降，文学方始自觉，虽儒生经学博士，亦有以“文”论《左传》者，《左传》之文学特质渐被挖掘：王接所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 荀裕谓“其书善礼,多膏肢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贺循又云:“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范宁亦云：“《左氏》艳而富”。凡此诸家，皆称扬左氏文采而论《左传》。干宝评价曰：“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更是对《左传》作为叙事文学的褒赞。

当魏晋之时，论《左传》之文辞、叙事诸家，无有出杜预之右者，杜氏对此颇有精道之高论。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说:

(《左传》)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 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层而饭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 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由此一斑，可窥全豹矣。降及初唐，经学、文学大盛。史学家刘知几撰《史通》，专以《惑经》《申左》两篇，疑《春秋》而批《公》《谷》，独推《左传》，一改两汉重《公》《谷》而轻左传之治学风气，首次明确《左传》在“春秋三传”中的优崇地位。同时,刘氏又从史学角度，对《左传》的叙事与文辞赞曰：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翩,而述者之冠冕也。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薄领盈视,咙聆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诵作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胰辞润简犊,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刘氏称扬《左传》叙事“详而博”,能随物赋形,曲尽其妙,又赞叹《左传》文辞“简而要”，“或腆辞润简犊,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最后感慨左氏“殆将工作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真是对《左传》推崇备至。中唐之际,啖、赵、陆新《春秋》学兴起,开“舍传求经”之风，他们指责《左传》解经“释意殊少,是非交错”，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肯定《左传》叙事之完备，认为其叙事远超《公羊》《谷梁》二传。如啖助论曰:

《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抑佐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 啖助赞叹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肯定了《左传》的叙事功绩，总揽赵宋以前各代对《左传》叙事、文辞等

方面的论述阐发。

不难发现，宋代以前的学者虽也注意到了《左传》辞藻富艳、叙事工巧、文采聚然，颇有文学性。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左传》文学特质的探究还主要集中在叙事和文辞上，观照面还稍显狭窄。这种状况到了宋代，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因为学者们对《左传》的文学意蕴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 二、 宋人对《左传》的文学解读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 杂说》对《左传》的文学成就做了总括性的议论，几成后世之定论。但刘氏乃对比《公羊》、《谷梁》二传论之，虽然涉及了文学的形象性问题，但还是着重于史传散文的写作论之。真正对《左传》文学价值的众多研究和挖掘，实在是到宋代才逐步兴起并蔚然大观的。

宋人治《春秋》，多有“舍传求经,轻事重义”之倾向。然而因其治学风气胜于前代各朝，故仍有不少学者颇为倚重“以史传经”的《左传》。如欧阳修编《左传节文》十五卷，按叙事、议论的特色对《左传》进行评品和类编，可谓史无前例。苏辙作《春秋集解》,叶梦得作《春秋传》,陈傅良作《春秋后传》、《左传章指》都是以《左传》为根底的。吕大圭论《左传》的叙事特色，紧紧抓住“熟于事故”的特点着手。他认为在左氏笔下，凡被弑之君，必先显其无道之迹；凡战败之师，必先露其散乱之状；凡覆亡之国，必先表其衰腐之兆；凡显达之人，必先扬其非凡之相。吉凶未至，先有了或吉或凶的影子，可以说《左传》在叙述上用了我们常说的“伏笔”，而吕氏“熟于事

故”的评价可谓精炼而准确。

吕祖谦尤好《左传》,其有关《左传6》著述，今尚存者就有《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左氏博议》、《左传类编》四种, 堪称宋代《左传》学大家。吕氏对《左传》的解读,较少以经学的视角,而更多的是从史学和文学的维度。吕氏对《左传》的文学阐发,尤是其治《春秋》《左传》的核心所在。吕祖谦从文本的语言文字入手，提供了《左传》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吕祖谦的《左氏传说》时说：

《朱子语录》亦称其极为详博，然谴词命义颇为伤巧。考祖谦所作《大事记》，朱子亦谓有纤巧处，而称其于公孙宏、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杀人云云。然则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

纪晓岚以“巧”来评价吕氏评论《左传》的犀利文笔，显出了吕氏的与众不同，同时也说明朱熹的独到眼光。他在《左氏传说》中论“郑伯克段于鄢”说：

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亟请于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仇相疾，病源在此。后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无母子之心。盖庄公材略，尽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庄公之心愈缓，待段先发而后应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贰于己与收二为己邑，庄公都不管，且只放他去，到后来罪恶贯盈，乃遽绝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帅师伐京，段奔郾，公又亲帅师伐鄢。于其未发，待之甚缓；于其已发，追之甚急。公之于段，

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者也。然庄公此等术，施于敌国则为巧，施于骨肉则为忍。大凡人于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才分一个彼曲我直，便失亲亲之意。观庄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语，则是欲曲在姜氏，直在庄公；乃其欲伐段而待其恶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庄公，以所以伐之无辞。庄公之心，只分曲直两字，殊不知兄弟间岂较曲直才言彼曲我直，彼我对敌，便有日相戕贼之害。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

吕氏的议论虽然也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但更多地注意了文字表达的技巧，紧紧抓住“亟”、“姜氏欲之，焉辟害”，将文章的巧妙构思和庄公的老谋深算表述得丝丝入扣，最后“以十分笔力写 十分人情“的评价真可谓字字千金！

此外，宋代研究者还继承刘知几之说，从“意蕴”的角度对《左传》的文学性加以阐释：“义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古今图书 集成· 经籍典》第208 卷）张大亨《春秋通训》也引到苏轼的话：“惟丘明识《春秋》之用，终不__肯书尽，言微见端末，欲使学者自求之。”吕祖谦在这一观点上更加深入，在《春秋左氏传续说》中 提出看《左传》须是看得“人情物理出”。这可以说是对《左传》的独特认识，历代的研究者们往往都抓住《左传》在叙事、语言、人物刻画上的特色做文章，即便是现代也很少有人论及《左传》的“意蕴”。因为《左传》是一部史书，从文学角度讲，它属于叙事文学的范畴，不像诗词那样的文学体裁容易营造出“韵流弦外”的境界。这里的“意

蕴”主要还是针对“义理”而言，适应宋代的社会要求，由经及传，来寻求《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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