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的极限攀顶：特稿写作全攻略

林天宏：特稿写作全攻略

一、标杆

想成为一个好的特稿记者，入行的时候，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标杆，要知道这个行业的优秀前辈们留下的最高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从模仿文体做起。

2004 年刚入行的时候，我背过很多经典特稿，在家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朗读背诵。跟我一块进《冰点》的一个女记者，部门给她一个任务，很多好的特稿是没有电子版的，让她一个个字打出来。打了三四十篇后，她写的稿子完全不一样了。 对于新人来说，特稿写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但如果非要找一条最容易到达峰顶的路，这也许是唯一一条。

二、意象

意象是什么？从定义上讲，是主观情感在客观世界中找到的对应物。 《第22 条军规》——第22 条军规就是意象。 《肖申克的救赎》——藏在圣经里的那把锤子。 《辛德勒的名单》——那个穿红大衣的小女孩。

从操作性来说，意象就是我们写作的把手，有了这个把手，我们抓得牢，文本才能呈现出高人一筹的东西。

从写作上，意象就是一条线，不断地在你写作中出现。它是文章节奏的一个掌控器，是你文章的一个聚光点，是升华情感，吸引读者往下读的东西。

但是意象不是大白菜，它一定是长期思考以后，对新闻事件以及背后的社会运行规则和人性因素有了深刻的理解，你才能在现实世界找到它的对应物。 《南方周末》2006 年年度特稿致敬，是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包丽敏的《无声的世界杯》。这篇稿子就是在特稿中巧妙运用意象的范本。

2006 年是世界杯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冰点周刊主编杜涌涛看到一张新闻照片，一群农民工撑着伞，在雨中的街边，看着对面夜总会大屏幕上的世界杯比赛直播，因为没有声音，他们只能插着耳机听电台里的解说。杜涌涛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冰点”要寻找的意象——这块无声的屏幕，其实也正是农民工这个沉默群体的象征。记者在操作中，就能够用这块大屏幕，来串起那些原本看上去散漫的细节和素材。

三、记录

从业头三年，我是依赖录音笔的。我现在采访基本不用录音笔了，我的采访本上记关键的故事，给我印象非常深的细节，那些打动我的东西，我会用速记的、用我自己能看得懂的方式，把这个故事记下来。

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故事，采访对象说出来，连你本人都打动不了，你又怎么能指望用这个故事去打动读者呢。

除此之外，采访不仅仅是问问题，采访的时候要调动你一切的感官。除了耳朵之外，视觉、味觉、触觉、嗅觉，你记录一切不寻常的环境细节。阳光、风、水声、味道，甚至触觉，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部摄像机，一部有人工智能的摄像机，这是我除了关键细节外，记录最多的东西。

5月2日早晨8 时，修路队的人们吃过早饭，陆陆续续来到程家的大门口集合。这儿热闹得“像赶集似的”，就连路旁猪圈里的几头大肥猪，也兴奋得嗷嗷直叫。 开工之前，程林祥把自家的饭桌端到门口，搭成一个临时香案，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工仪式”。桌上摆着四碗供品——土鸡蛋、豆花、蛋糕，以及一块切成方块的肥肉。他点燃了蜡烛和香，烧了一叠纸钱，又磕了三个头，求山神保佑施工顺利。

进入4 月中旬以来，这里便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陆陆续续下了半个多月。但开工这天却是个大晴天，十几天都隐没在云层后面的太阳，此刻从云缝中探出头来，阳光温暖地铺在山路上，香案上的两个酒杯，反射着柔和的白光。 “真是个好兆头哩！”有人兴奋地叫道。

这是南方周末2008 年特稿致敬的《回家》中的一部分文字。这些细节，都是我记在采访本上的。

四、地点

在什么地点和你的采访对象见面。

这是重要的，也是基本的。现在很多记者就是电话采访。当然，电话采访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候它是省时省力，性价比也很高，有的采访，也确实不需要面对面见面。

但是对于特稿写作的采访来说，你必须要到采访对象生活的地方，你要用脚去采访，你只有走进了那个环境以后，你才能真实的感觉到采访对象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每天接触到什么，他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 在《回家》那篇稿子里，有一个反复被读者提起的细节。

“离坟不远，就是程家住的救灾帐篷。通讯中断后，他们只能通过一台小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信息。5 月19日的全国哀悼日，一家人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 村子里找不到旗杆，也没有国旗，他们便在帐篷边竖起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中部捆上一块红布，就算是下半旗了。每天下午的2时28 分，这户农民就在旗杆下站上一会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

偶尔有微风吹来，这块微微抖动的红布，和天蓝色的帐篷布，构成了山坡上的一缕亮色。”

这个细节，是我采访结束后准备离开时，无意间看到的。起初，我并不清楚这是面自制的半旗，老程告诉我，他听了电台里说，国家要下半旗致哀。他们没有国旗，只能用这个替代。

但如果不是去了当地，只是通过电话采访，你怎么可能看到这样的细节？ 五、人物与环境

这是经常被忽略的关键点，把新闻人物放到所处的环境里来写。

记得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吗？一个破败的小城街头，一个国营工厂的荒废澡堂，一个很劣质的、很魅惑的粉红色灯光的KTV，在这些环境里，故事的主人公存在着。

把人物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头，你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和经历的源头，能让读者更深地理解这个人。

这是记者经常忽略的东西，我们经常写一个人物，就是些他说了什么，我们又跟他说了什么。但是你忽略了这个人所在的环境，你又怎么能精准地刻画出这个人物呢？

在《路》这篇稿子里，有刘志珍祭拜在地震中死去的儿子的段落。

程磊的坟离家很近，走上5 分钟就到了。她蹲下身去，熟练地插上蜡烛和香，用烛火点燃了纸钱。

已经整整一年了，这座用石头垒起的小小的坟茔上，爬满了茂密的野草。坟前还有不少供品，这一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不少来访者，在这儿祭奠过这个17 岁的男孩。

几个月前，在清理程磊的遗物时，刘志珍意外地发现了儿子初三时写的一篇作文，是儿子写给她的，题目是《成长的路上，她牵着我的手》。虽然那些用蓝色钢笔墨水写成的字迹，已经略微有些褪色，但每一个字，刘志珍都记在了心里。 在作文的结尾，儿子这样写道：“……在我成长的路上，她总是牵着我的手，带着我越过一道道高坎，翻过一座座大山，她从不放开，也从不厌烦，她，就是我的妈妈。”

可现在，这个母亲却不能确定儿子的灵魂是否已经回家。程磊死后，刘志珍许多次地梦见儿子，可他几乎没有在家里出现过。

只有一次例外。2009 年的春节，家里大门上的门神画像旧了，刘志珍把它揭了下来。当天晚上，她就梦到程磊从外头回来了，坐在堂屋的饭桌前，说自己要吃炒黄瓜。可吃完后，他放下饭碗，转身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总担心他回不了家。”回忆起这个梦，她揉揉被纸灰迷住的眼睛，低声说道：“等路修好了，他来来回回的，也好走多了。”

山林里一片寂静，回应她的，是微微抖动的烛火，与纸钱燃尽后冒起的一缕青烟。坟边有一大片不知名的黄色野花，它们只在春天开放。 六、追问

采访的时候不断地追问细节，要求对方演示，直到在你的脑子里形成画面感。 特稿和其他新闻写作不同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和采访对象聊的东西成稿，而是所有的动作还原成一个场景，成一个画面，这是特稿记者必须的东西。 而怎么来还原，就是通过追问，不断地追问。

2006 年，包丽敏曾经做过一篇稿子《火车惊魂记》，还原了一列从新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戈壁滩上遭遇沙尘暴后，乘务人员与乘客们自救的故事。 当时，包丽敏找到在北京的五六名乘客，把他们聚拢到中青报的食堂里，让这些乘客还原当时的细节。

那列火车的车窗，被沙尘暴卷起的鹅卵石砸了无数窟窿，包丽敏就不断地追问乘客们鹅卵石砸到玻璃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玻璃碎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位男士，爱喝酒，被包丽敏问急了，激动地说，“你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我告诉你是什么样子。”

他拿起一个啤酒瓶，咣一下砸到餐厅的玻璃窗上。大家都愣住了，包丽敏也吓傻了。“看明白没有，没看明白再砸一次。”那天下午，餐厅的玻璃窗户一共碎了四个洞，还赔了玻璃的钱。

这个细节就被包丽敏写到了文章的结尾处，成为点睛之笔。 七、框架

我个人的写作习惯，是先整理出所有的素材——采访录音、采访本上的关键故事与细节、背景与资料，然后思考出一条逻辑线，在此基础上搭出一个框架，把素材分类往里填。在写作过程中，再做一些相应的微调，但大体上来说是不会变的。

八、开头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于一篇稿子来说，好的开头，就为整篇文章定下了调子——用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笔调写，开头出来以后，心里就有数了。

做特稿记者这些年，最多的一次，一篇稿子我写了8 个开头，然后从中选择感觉最好的一个。这种感觉，来自于我对稿子要传达的东西的最后思考。 开头一定要进入得快，头三个自然段，你就要让读者明白你这篇稿子究竟要写什么，你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它的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何在。在这个过程中，要尝试制造悬念，寻找反差，以及矛盾冲突强烈的场景与情节，吸引读者往下读。 写稿前，可以寻找自己的第一读者。写完开头，给他看。第一，能不能知道我在写什么，第二，想不想往下看。如果他的反馈不太好，那么，赶紧重写吧。

九、细胞

语句，乃至字词，是组成一篇稿子的细胞。

请用最简洁的方式，句子尽量使用主谓宾结构，少用或尽量不用被动语态。 不用大词、热词，或者有明显价值判断的词，尽量使用中性词。举个简单的例子，经常听到“解放军官兵”，其实写“士兵”足矣。“新中国成立”，不如写“新政权成立”。 十、骨架

逻辑，是一篇特稿的骨架。

起因、发展、高潮、结果……这是一种最简单的，以时间顺序为逻辑的叙事方式。 但一篇特稿，有时候长达七八千字，如果只用时间逻辑，很难吸引读者。这个时候，需要写作者在写作逻辑上动点脑筋。

我们可以动用所有的结构方式，倒叙、插叙、蒙太奇，两条线索，一条暗线一条明线交织来写……拥有高度自信心的写作者，甚至可以用主观的情感逻辑，来串起所有的素材。

这是值得特稿写作者下大功夫的地方。

当然，如果是一个刚刚上手的特稿记者，先在通晓简洁明白上下功夫，文章的逻辑和结构，编辑会帮你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十一、节奏

一篇稿子通常由四种类型的素材构成：叙述、描写、背景资料、直接引语。 从可读性的角度来说，一篇好稿子是有节奏的，它是通过叙述、描写、直接引语、背景资料这四者有机的结合，不断地来回转换，把故事写得跌宕起伏。

十二、背景

在社会与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典型个案，在操作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怎么把具体的故事和很多枯燥的背景完美地结合，这是考验记者讲故事能力的重要标准。 好的记者，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裁缝，他能把个案和背景很完美地融合，不露痕迹，拙劣的裁缝，痕迹很明显。

十三、过渡

过渡段是考验记者能力的重要标志，怎么递进、怎么过渡。

一个好的记者，一定是高明的缝纫师，能把所有的素材织得天衣无缝，让你挑不出破绽来。

十四、递进

所有的特稿写作者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尤其是篇幅比较长的稿子，它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它的发展？

第一个是制造悬念，第二个是制造冲突。矛盾、冲突、戏剧性，这是一个故事必要的元素。我们在写作中，一定要有意识地凸显它们的存在。

十五、比喻

特稿能不能用比喻句，这是很多年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传统学院派的人会说，新闻怎么能用比喻句呢，这太不客观了。因为，比喻是完全主观的东西。 但是，在我看来，特稿完全可以使用比喻句，在分寸上适当地把握。一个精练的比喻甚至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地方，因为特稿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和作者的原创性，那么比喻句就是考验这个东西的重要指标，好的比喻句就是点睛之笔。

十六、细节与选择细节

特稿需要有画面感，而细节是为画面感服务的。

其实，故事的走向，记者本人的情感取向，乃至于这篇稿子所要传达的一切……也隐藏在所选择的细节中。

是不是所有的细节我们都要用？细节分两种，一种是有效细节，一种是无效细节甚至是有害细节。每篇文章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主题服务的。无效的细节，会冲淡主题。

对于新闻的客观性来说，不同记者进入同一个新闻现场的时候，他的观察力、对细节的把握、直觉，有高下之分。

这个场景里的细节都是客观存在的，有的记者能发现，有的记者就是发现不了或者发现了也不当回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客观的细节，其实也隐藏在主观的寻找中。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我们本身对这个选题有判断、有立场才会做它。 所以，我认为客观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我们需要用客观的细节，来表达主观的立场。

当然，记者本身的立场，应该是中立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回家》这篇稿子里，在碰到程家父亲背着儿子的尸体回去时，孩子在废墟里已经捂了两天了，那几天大太阳，天气炎热，已经可以明显地闻到遗体的异味。在写稿子时候，我考虑了很久，还是把这个细节去掉了。

十七、笔调

特稿的叙述，你的笔调必须是冷静的、客观的，而你要表达的情感、立场、价值观，其实都是隐藏在你所选择的细节里面。你要用这些细节，来表达你的情感，读者是很聪明的，他们是可以读出来的，千万不要急着自己跳出来去表达。 稿子最高的境界，是悲悯。你的文笔是克制的，你的感情是隐藏在里面的，但是你的心是热的，有愤怒、有悲伤、有喜悦、有同情。

《回家》这篇稿子，是我从业至今写得最痛苦的稿子。因为这个故事直接冲撞的，是亲情，是每个人心里最柔弱最没有防御能力的地方。

痛苦不在于遣词造句，而在于一种对悲伤情绪的克制与抵抗。虽然故事如此悲伤，但对一个特稿写作者来说，你不能让读者看到直接的情绪表露，必须用冷静克制的笔调，用你采访到的细节和故事呈现，所以一边写，一边把那些情绪往回摁。 但总有摁不回去的时候，有几次是崩溃的。房间外面的服务员总走来走去，我不敢哭出声，只能躲在被子里面，用枕头蒙着头哭，难过得全身发抖，直到情绪被我控制下来摁回去了，我才起身继续写。

这是一个天人交战的过程，但也是对特稿记者的专业性的要求所在。

你不是不能表达私人情感，但这些东西，都应该通过你选择的细节和故事，通过冷静克制的叙述来表达，这就是所谓的“冷眼热肠”。 以上这些，这只是一些特稿的基本技巧。

真正写出好的特稿，技巧固然重要，但作品最终的呈现状态，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写作者的阅历、态度、敏感性、以及有一颗怎样看待事物与世界的心。

经典特稿： 血煤上的青苔 袁凌

王多权家的窗户闭着，窗外几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飘落，正和17年来这间屋子里的时间流逝一样。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200多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

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他们都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床单收敛起来的人。

熬是第一项，就像制糖

17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被固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甚至没有温床一样的腐败，自然，也没有总理严令之下统一标准的赔偿。

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方言，指非法小煤窑）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2万块钱，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了。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废残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天文数字。

他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一时的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老化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20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存活下来的矿工们来说，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一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最初的黑暗时期。完全的黑暗，连常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看到的光的斑点也没有，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最初一个月，

他总想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

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时间，并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

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非洲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17年来，有千百次想到死。“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竟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 针脚编织时间，大路边留着湿润。

高章平在双河口大路边过了八年，之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补偿款的最后1000元盖的。那时卧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机，母亲已经衰老得不能继续弄来柴水养活他，他会像一条搁浅的船，在山顶上遇难，还捎上母亲。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学习康复，拉伸上身已经萎缩的筋脉，直到能够坐轮椅。这是一个疼痛被极度拉长了的过程，高章平一个人完成了。但是坐着轮椅在山上干不了什么。高章平向村委申请批一块地基，自己住到大路边上，做点小学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顾。村里批给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来之后，小学校撤并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一块，涨到后来的一年1000元、1400元、2400元，到去年的每月250元。一条河能养活一河人，一滴水能养活一朵苔藓。高章平用两张钞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烧天然气省煤块，用便宜五分钱的价格买米面，还出烟钱请人种了一个小菜园，拔菜时请过路人帮忙。

坐在轮椅上，高章平打理着一个正常人都可能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饭，用大盆架在砖头上洗衣服，在篱笆上晾干，生炉子烧水，上下床，上厕所。厕所是大路边最干净的，便槽用一块石板盖住。

大小便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多年来高章平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像所有长期卧床或坐轮椅的人一样，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终究不怎么能控制，只能记着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带着一个导尿管，外人看不到这个导尿管。小屋里有洗衣服的芬芳，虽然只是廉价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篱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闻的味儿。春天来时，这间河岸上的小屋气息会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园里和路旁开起来，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权不能像高章平坐轮椅上厕所，但他把握住体内一种特殊的感觉，得知大便的时间，能够自己收拾。自从小学撤并，母亲带着小侄女去镇上陪读，父亲

在地里奔命，他必须学会自理。他用双手把自己萎缩的下肢翻过来，像少年时在山上炭窑里翻弄烧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严的门槛，那些绝望了的难友正是倒在了门槛外面。但过了槛，并不意味着成功。躺倒之后被无限拉长的岁月，仅凭熬，终究是熬不到头的。床头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所有节目接起来，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长度。如果一个残疾矿工多少还有类似正常人的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了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

最初几年，母亲常陪在王多权床边纳鞋底，卧床三年之后，王多权开始学针线。起头是给赖在床头陪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双小鞋垫，然后是鞋子，再一步开始赠送亲戚。王多权在上学时纳过铺盖，缝过扣眼，他的针线活儿很快拿得出手。那些缠枝花卉，随着在这张床上的岁月层叠，在他的想象中和针脚下变得越来越繁复，超出了母亲和普通针线活计的程度。王的鞋垫开始有人买，从做工简单的几块钱一双，逐渐上升到几十块，直至卖出100块钱一双的“天价”。 从去年开始，鞋垫的面积又容纳不下王多权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眼下王多权的床头上方悬着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绣，内容是“家和万事兴”，床里还收着一幅成品，上面是大朵簇拥的富态花朵，大约是花开富贵。开始十字绣之后，王多权很快入了迷。“晚上七八点开始，做七八个小时。白天12点做到下午5点。”他并没有给自己规定工时，但总是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

和墙上与小侄女合画的水彩相似，这些刺绣依照的针脚图案与市面上没什么两样，但放在这间小屋里，就似乎有了别样气质。就像阴坡的竹园沟，向阳的土地晒化了的日子，沟里还积着有些变成蓝色的雪，沟里多数的年轻人是单身汉，似乎在坚持着什么。

没有人确切知道，邹树礼坚持的是什么。回到竹园沟以后，邹树礼用19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他

的上坡时间是晚上11点钟，这大约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灯的时间。夜晚不会增加他眼前的黑暗，寂静使他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觉更真实。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当露珠浑圆成型、最勤快的邻居起床的时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12点再出坡，做到下午5点钟。

贝克特说，世界是一条用七天时间赶制的蹩脚裤子。竹园沟的地形，正像是一条溪沟岔开的两条裤腿。在长达16年的黑夜里，邹树礼终于把这条裤子完全摸到了头，有些地方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地和菜园，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

爱要加上罪，父亲献出了鲜血

秦万美知道，儿子没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钢板的脊背烂出的洞，怎样也填不起来。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进去，“还精绷一天，就照顾他一天”。以后的年月，则希望他的后人接得上。后人是眼下在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秦万美让媳妇承担白天的照顾，把繁重的晚上留给自己。架子床头连着儿子的床脚，床头上安了一个小灯，方便一夜三次起床为儿子翻身。

在心里，她并不只是在为眼下这个瘫在床上的儿子翻动身体，还为着从前那个人见人爱的老三。“会撒网钓鱼，会打枪。晚上拿大手电上山，金鸡都躲在树扒里，被他拿手电一照，就不动了，一枪一个。”

作为娘，她无法把这两个儿子区分开，像镇上有些年轻媳妇，一看人送回来不是好手好脚的了，就不认了，三两年拖死，拿着补偿款改嫁。

秦万美觉得，同样是哑巴的儿媳妇还没跑的原因，是杨家当街的楼房，日常不断线的零钱，和自己的百般维持。

父母与残废儿子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爱，倒像是加上了罪。去年一年，秦万美在街上两家小吃店义务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里的猪。在医院工作的大儿子觉得她没事找事，秦万美却觉得这样心里畅快。今年秦万美的腿里长了骨刺，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倒像是更能体会到儿子脊背里的感觉。

狮坪村二道沟口的刘云付，大儿子死于塌方，二儿子得了尘肺，刘云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时肺里只剩下一把“黑心棉”。幺儿子又在打工中出了车祸，落下脑震荡。刘云付是文化人，当过并村前的会计，但他逐渐认定自己属狗，就得按照一条狗的命运生活，失去所有的后人。这样想通了，刘云付觉得心安。

相比之下，单纯的夫妻男女情分，就像同林的鸟，在大难面前显得单薄了些。自生桥的王礼敬40岁那年因为卷扬机事故双大腿肢，在家里过了六年，像个孩子一样，时常由妻子背进背出。当着外人，妻子流泪说他“生不如死，死了还好些”，王礼敬沉默不语。

二道沟口院子的伙伴张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场冒顶中遇难，冉秀富的媳妇李小梅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和一笔欠账，改嫁给张成友的小弟弟张成义。“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响。”冉的遗像也烧掉了，留在李小梅记忆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场里冉秀富修整过的遗容，“红润润的，就像有喜色。”过年的时候，两个孩子由继父带着去给生父上坟，李小梅不便在场。

王多权那年去山西是为了挣钱结婚，出事之后，未婚妻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但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终究还是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权一样人材出众，不乏女孩子喜欢，但她们却难以面对家里一张床铺的现实。

在她们之先，世界对这张床扭过了头去。 王多权卧床之后，多年里没有办到残疾证，镇民政科的人说，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多权给民政局写信，要求捐献鞋垫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领导上来了一趟，送给王多权一辆轮椅。

但王多权仍旧没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为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一个镇上的能人说，低保也是看能力。

石水沟夏秉强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山西井下死去，一个儿子得病死亡，86岁的她自称“所有亲人都死干净了”。她也没有低保。村上认为她大儿子六年前的事故赶上了好政策，赔的多。大儿媳妇刘厚碧说，那笔赔偿都被儿子用来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粮，都只能靠她一个人在地里奔。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了出门打工别无活路。李小梅的现任丈夫依旧在下矿，眼下辍学的儿子又进了铜川的煤窑，除了多嘱咐两句小心，她做不了更多的什么。

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

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3万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但煤灰仍旧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但远离矿难的现场，仍有地方在流血。

夏秉强的二儿媳在丈夫遇难后，跟着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挣钱，因为个子矮，被顺杠子滑下来的石头压死了。去年夏天，因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王多权只能听见小侄女惊慌的呼叫，和父亲一声声更微弱的回答。等到母亲喊人回来，父亲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围，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

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我必须活下去，一针一线地绣活路，为了这个家。”

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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