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站在同一战线的前卫地位1

董必武站在同一战线的前卫地位

董必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同中国近百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紧密相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董必武高度重视党的统战工作，并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和奋斗，形成了独创性的思想成果，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宝库。董必武的统战工作经历十分丰富，文本仅以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重要史实加以叙述。

从前清秀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

董必武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定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董基文曾考中秀才，以塾师为业，为人勤俭耿直。董必武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坏境的熏陶，逐渐养成了勤奋好学、酷爱读书的习惯和刚正不阿、朴诚勇毅的品格。在家长和师长的催促下，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考中秀才。1905年又考入湖北省第一中学堂，5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还获得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

20世纪初，全国革命风起云涌，腐朽的清王朝已走向穷途末路。如当时很多爱国者进步青年一样，董必武最初寄希望于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改良主义，后来大量阅读了《警

世钟》、《猛回头》、《新民丛报》等新书报刊后，开始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董必武毅然剪掉辫子，投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期间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谋划反袁秘密军事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再次赴日，完成了法律科学业。回国后利用律师职业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屡次失败，使他陷入迷惘和深思：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早在日本求学期间，董必武就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再联系自己多年革命实践经历，他体悟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此，决心“从头来”，思想最终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之后，他和陈潭秋等革命同志在武汉传播马列主义，筹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董必武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当时，董必武已经35岁，围坐周围的其他代表大多是朝气蓬勃的青年，而他“一袭长衫，两撇胡须”，显得有些突兀，“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倔强”。

始终战斗在统一战线前沿阵地

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使董必武深切感受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战，必须组织广大的同盟军。在湖北开展革命工作时，他就非常注重把各条战线的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联合到反帝反军阀的战线上来。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受党中央委派，在湖北负责同国民党中央的联络工作。他领导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组织发动了“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并被推举为临时主席。创办革命刊物、发动工农群众的同时，他主动团结张朗轩、张国恩、邓希初、江子麟等国民党左派人士，进一步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坚持留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开展秘密工作，后遵照中央指示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的3年时间，他分秒必争，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以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2年，他回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马克思主义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他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异常严重，但董必武始终坚定不移的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董必武作为代表团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工

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他协助周恩来，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领导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初期，作为中共参加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他或单枪匹马，或同我党其他参政员一道，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他模范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地方实力派和国际友好人士，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必要性，使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为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往返于武汉、南京、长沙之间，一方面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筹建军队、创办报纸、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另一方面，秘密筹建恢复曾被破坏的中共组织，增强革命武装力量。1944年，董必武六十大寿来临之际，《新华日报》曾刊登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寿电，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与高度评价：“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祝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抗战胜利后，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而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国共谈判破裂后，他撤回延安，紧张投入了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董必武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还负责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新中国建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为党的统战工作，为建设和平统一、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忙碌操劳。

精辟独到的统一战线思想

董必武一生坚决贯穿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同时，他对怎样做好统战工作也有深刻见解。

他认为做好统战工作，首先问题是必须认清我党的统战对象，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925年他在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以爱国学生和小商人为主要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亦为革命的有力分子但缺乏坚韧性；以中等商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是工人阶级争取团结的对象；只有以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为主要代表的大买办地主阶级才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他始终坚持，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单靠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是要“把那些拥护我党的和不拥护我党的人团结在一起”， “应该而且必

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他在《宗派主义在对党为关系上的排外性》一文中告诫说，任何时候党员都是人民群众中的少数，不团结党外人士，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必须克服狭隘和骄傲等宗派主义情绪，向党外人士学习。

在长期艰险复杂的革命实践中，他总结指出，要实现、坚持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 ，一定不能丢了领导权，必须“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受命到湖北创设国民党组织时，就注重把领导权掌握在手中。当时中共汉口、武汉两地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如陈潭秋、刘季良等，都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占据了十四个席位中的十一名。此外，他在省党部内严格执行常委制，建立了以他和陈潭秋为中坚的“三人制”常委会，保证了中共对湖北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权。当时，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公大楼礼堂正中，还悬挂着大幅标语：“提高党的威权，巩固党的威权”，充分表达了董必武对维护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独裁的决心。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依旧坚持不能放弃自己力量的观点，秘密筹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并改组了中共鄂豫皖、湘鄂赣两地省委，调整补充了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大批农民、学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董必武非常赞成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认为坚持革命

非武装不可，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保证。在《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这篇著名的檄文中，他指出：“革命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1926年，他在汉口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为各地工农武装收藏并转运枪支弹药，还指到湖北等地的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团。在大革命惨遭失败的危急时刻，他又亲自布置革命同志撤退，鼓励他们转入隐蔽斗争，坚持武装斗争，

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保存积蓄了实力。

开展统战工作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而董必武开展统战工作，也有“三大法宝”，即办报纸、办学校和持之以恒的学习。

1919年8月，董必武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后，本打算筹谋办报，后因资金问题搁浅，便转向倡办学校。他同张国恩等选中了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的一处房子，添置教具，聘请刘觉民任校长，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武汉中学一直办到1928年因桂系军阀霸占湖北而暂时终止，期间吸引了大批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来求学，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国共合作期间，武汉中学的师生参加的革命活动非常踊跃，有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行新式教育。1926年底，他主持筹建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董必武亲自教授《国民党农工政策》，向农民运动宣讲统一战

线理论。1926年底，他又筹办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剖析当时革命形势、阐释统一战线之必要性。他担任过中央红军学校政治委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每次都将统一战线政策作为必修课向学员宣讲，帮助大家清除误区、提高认识。

董必武也一贯重视报刊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先后筹办《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群众》周刊等。他利用这些进步报刊作为党的喉舌，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揭露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起到了巩固国共合作的政治和思想基础的作用。1938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中共地下组织，推动创办了《新华日报》，他亲自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新华日报》成为党的机关报，很多党的重要决议和宣言都在上面刊登，在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主人士、争取抗战胜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董必武的成长道路中，学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为他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持之以恒的学习使得董必武练就如椽巨笔，得以在和敌人的“文事武备”中应对自如，取得节节胜利。皖南事变后，为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将毛泽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实

行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具体总结为“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原则。他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广泛联络进步爱国人士，使党的组织得以保存壮大，使爱国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得以深入发展。平时，他手不释卷，反复研读马列、毛泽东等的著作，做笔记，组织讨论，并撰写了《我国抗战四周年之民主政治》、《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等大量文章，提高了同志们的思想认识。

董必武说过，一个自觉的革命家和一个普通人不同之处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我”的态度不同，是唯我呢？还是忘我呢？是事事以我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而要达到忘我境界，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就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就要有不图名利的奉献精神。

董必武一生“朴、诚、勇、毅”，为革命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应用拼搏的革命经历、正确精辟的思想理论、执着坚毅的崇高品格，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975年董必武在北京逝世。叶剑英在董必武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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