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下的社会实践

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下的社会实践

郑玮宁＊ 自

2008年

10月金融海啸以来，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对于地方社会

所带来不同程度与形式的影响，逼使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何以我们自身及 研究对象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竟是呈现今日这般的样貌？特别是如今已成常民 知识用语的「全球化」，究竟是在怎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 本文立基在黄应贵（

2008a, 2008b）近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形构与全球扩

张如何对地方社会进行区域再结构的讨论，聚焦讨论新自由主义秩序如何在 地方社会造成新的社会形构（ social formation）。此处所称之社会形构，并非

字面意义上社会关系之形成，而是接近基进政治经济学传统，关注经济作为 一种结构性力量如何对人类社会活动与制度产生作用。笔者以之为起点，并 不意味着本文将在当代的情境中重述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相反地，正是因为 台湾人类学界长期缺乏基进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使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 剧烈变动与发展异常冷漠（黄应贵 2008a）。同时，这意味着本文的分析将与

「全球化」背后的政治经济范畴与知识预设彼此相互断裂（谢国雄 1997；

Bourdieu et al. 1991;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以重新解析「全球化」预 设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具体作为造成的社会后果。如此，研究者才能掌 握结构性力量的运作，并如实辨明行动者如何在结构力量的运作中展现能动

（agency）。

扼要地说，所谓的「全球化」指涉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Touraine 2001:14）。

1970年代末期以来，英美两国采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维以进行整体经济结 构的重组，以因应与解决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蕴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 危机。首先，相对于过去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兴起乃一体两面，新 自由主义政治论述，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另一方面以经济市场的开 放及政府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与松绑（国营企业私有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 50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

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下的社会实践 化），建构一能充分实现个人主义与自由市场的场域。其次，美国以「供给面 经济」的经济政策，即降低成本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弹性化政策，以应付当时 全球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带来的高失业与高物价的经济滞胀（ stagflation）这个

前所未有的经济问题。就美国本土而言，在美元中心的固定汇率解体后，第 三世界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元外债的同时增加，连 带着全球的信贷膨胀，加上国家解除金融管制，而使得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 再度结合。松绑的金融市场成为较生产部门更能实现快速获利的场域，于是 投机事业与日俱增，使得

8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危机以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

危机形式出现。受金融风暴所害的国家为解决积欠资本主义大国的高额外债， 只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援助。吊诡的是，援

助贷款是来自资本主义大国的跨国银行，贷款条件是受助国必须接受结构性 调整措施（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这意味着政府失去了经济主权，同

时也避免了跨国银行倒闭。另外，贷款给落后国家以进行经济重整的世界银 行（

World Bank），意在影响其重整方向；而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成立加速了商品贸易自由化，扩张资本自由流动的范围，并 保护外来投资者（金宝瑜 2005）。

就单一民族国家的层次来看，当代新自由主义秩序呈现的纠结样貌与运 作方式，实涉及个别国家于采行新自由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构（特别是国家与 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该形构所涉及的其他社会文化价值）与逻辑。例如， 瑞典在采行新自由主义之前已有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 与政府照顾弱势的社会福利制度并行不悖，进而强化了群众的国家意识

（Harvey 2005）。同样拥有社会福利制度的英国，尽管政党轮替影响了新自由 主义思维的运作方式，该社会最重要的争辩焦点在于：国家应该扮演怎样的 角色？相对于保守党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的作法（即使其于 2008年与自由民

主党组联合政府时亦然），工党对国家的角色则是随着社会生活场域的不同而 分化：在经济上，国家看似遵循小政府的立场以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福利 与社区生活方面，工党尚能坚持其认为国家应介入社会生活的安排以保障人 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左派立场。再如，委内瑞拉因为经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治理，而能找到特有的方式来实现新自由主义经济。正如人类学向来主张资

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必须与地方社会相会辩证的建构，新自由主义经济 结构在全球的扩张与实现，并非经济逻辑单一力量即能造成的结果，更非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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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必然（参见黄应贵 2008的讨论）。

在地方社会层次，新自由主义秩序是以怎样方式产生作用？在地方社会 脉络中呈现怎样的样貌呢？以下笔者将分别从当代的政治、经济、个人与家 庭及宗教等层面加以阐述。就政治而言，资本的自由流动与国家对经济主导 权弱化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界线的松动、社区与志愿性社团（如工会）的弱 化甚至消弭，以及政府沦为治理机构且对经济主权的关注胜过政治主权（黄 应贵 2008）。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扩张，更加速了人在不同地区与国家间的流

动，而个人身分认同（如社区成员与公民身分）不再受限于地域界线，而是因 着时空情境而更形多元、乃至破碎（ Ong 1999）。其次，相对于国家政治，当

代的地方民族主义在人们政治生活中实扮演要角：英国苏格兰，因其向来主 张文化传统与语言特性，而逐渐在民族国家中取得政治上的相对自主性，如 苏格兰议会主导该地区的文化教育政策；西班牙 Catalonia地区，更在新自由

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法国南部结合而形成经济文化体系（参见黄应贵 2008b）。再次之，与国家政治日趋衰微有关的现象是，政治人物着重表演而 将政治美学化，忽略了政治具有为人们生活进行妥善且合乎公平正义的安排 之伦理学意涵（ Harvey 1989）。尽管政治的美学化有助于取得政权与获取个人

支持度，若加上任内经济得以稳定、成长，将有助于声望提升（如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Bill Clinton与英国首相 Tony Blair），然若执政不力，加以政

府过度偏袒资本家的利益，则会逐渐加深人民对政府官员与政治人物的不信 任，进而对政治冷漠。

但是，人民对国家政治冷漠并不意味他们不再关心公众事务及公共议 题，更不隐含群众丧失藉集体行动以改革社会的能力（ capacity）。事实上，

新自由主义秩序下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往往是透过单一议题以形成暂 时性的群体，甚至因活动议题诉诸普世价值与人道关怀，而能获得国外相关 团体的呼应、协助（参见黄应贵 2008b的讨论）。区辨与探究政治生活的新基

础与行动方式，实涉及了当代人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来介入、甚至是影响公共 领域的形塑及未来社会可能改变的方向。正如 Alain Touraine（2001）指出， 新的政治经济情境将塑造（

shape）新的行动者。有别于过去对抗宰制力量的

强力抗争，新的社会运动通常关注人类存在、强调众人承认的个人权利，并 主张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权利（例如居住安全、稳定就业与消灭族群歧视）， 故这类社会运动的诉求常充满着个人伦理乃至于道德上的需求；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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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行动者在社会运动中带入「对社会的崭新见解」（an innovative conception of society）（Touraine 2001: 2），隐含了社会政治上的改革与创新之可能。

就经济生活而言，最能凸显市场机制在地方社会生活的有效运作与深化 的，莫过于商品化的标的与层面的扩张。除了较具争议的身体器官与性产业 之外，文化更是当代商品化过程最为显著的标的与对象。因而，文化产业与 商品、文化遗产与生态观光旅游成为当前最蓬勃的新兴产业，重新形构了经 济生活的分化、创新与重构。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文化产业与商品的生 产往往与「族群性」（ethnicity）的当代建构密不可分：在地文化形式、经济生 产与弱小群体的集体身分之间环环相扣、彼此蕴含。这不仅模糊了我们以往 对「族群性」的看法，逼使我们去思考：在当代的情境下，族群是否仍然可能 作为一个有效再现当代社会现象的概念呢（黄应贵 2008a）？另一方面，研究

者必须省思：究竟「族群性」所指为何？至少，根据

Comaroff and Comaroff（2009）的研究，当代「族群性」的蕴义，是关于当地人对自身处于当代高度

变动情境中的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

其次，文化形式的商品化过程，呈现了当代经济生活交错并纠结了智慧 财产权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文化商品的生产涉及了以下几个层面的 问题：其一，谁有资格宣称自身对商品化之文化形式的所有权？其二，谁有 资格分配文化形式商品化之后所创造的利润？其三，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 与流通，究竟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经济方式？特别是，文化商品的生产采取的 萃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如何有别于过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四，为何工资 范畴所预设的等价交换能深入地方社会，使其成为理所当然的交换形式？何 以能有效运作？在地方社会中，智慧财产权的争议看似法律问题，实涉及了 资本主义实践的基本问题，意即，国际经济社群试图灌输某种特定的经济意 识形态并试图掩盖剩余价值的萃取，好使特定人群能对人类共享的知识与创 造成果之近用（

access）加以垄断（郑玮宁 2010）。过去智慧财产权与文化产

业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地方社会与国家对于物、人与所有权的认识差异所 带来的法律斗争，甚少意识到乃至于严肃去处理这类经济实践所引发的法律 规范与争议，恰恰呈现了民族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形构 过程中不断弱化，而仅能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进行治理（ governance）（黄应 贵

2008b）。另一方面，文化形式的商品化使得物化的（ reified）文化概念更为

普及；面对此情境，人类学研究必须更细致地区辨「文化」的层次并将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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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此才可能对「文化」重新概念化。进而言之，藉由对当代文化商品化的

现象进行细致的勾绘与深度思辨，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文化商品的生产是

否有助于地方社会集体认同的形塑」这个问题，而思考出更贴近社会实在的

深刻答案。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社会形构而来的资本快速流通，必须解除金融市场的

障碍以促进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投机经济的盛行更体现了马克思所提出 G––G’「货币资本

––（赚取利润的）货币资本」的逻辑。资本家与善于运用金

融知识者从事投机事业而得以快速累积财富；同时，衍生性金融商品更是这 类金融制度所创造的「最佳商品」，完美地体现了「买空卖空」的经济逻辑。 事实上，这类金融活动宛如博弈资本主义（ casino capitalism），不断地出现并

渗入各项社会文化活动，乃至成为国家筹措财源的一部分。例如，国家与民 间主动设立各类彩券机构，并将彩券所得盈余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福利之用 （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0），代替国家照顾弱势的责任。又如， 2010年南

非所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许多相关活动设计及环节，都关联到这类强调投 机与快速致富的经济活动。甚至，冰岛政府将自身当成避险基金（ hedge

fund）来运作，设计许多金融商品以进行杠杆操作，在短时间内迅速累积国 家财富。然而，

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后，冰岛政府无力挽救金融亏损，亦无

法偿还他国债权人，最后只得宣告破产。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自由流动与工厂外移至薪资水平较低国家的情况日

益频繁，受薪阶级因着企业降低成本以赚取更多利润的经济结构而沦为收入

的中低层，进而造成中产阶级萎缩之势。而企业以降低成本为由，开始引入

弹性劳动与派遣劳力，甚至游说政府使派遣合法化，免除了雇主对受雇者的

义务，使得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更为彻底。例如，日本于 1980年代末期经济

泡沫破灭，使得二次大战后日本企业作为家的扩大的相关制度（如终身雇用

制、年功薪制及「公司如家」的伦理），因无力负荷高薪阶级的薪资，不得不

广泛实行弹性劳动（山田 2001）；此时，企业财团纷纷强调政府应扶植企业以

拯救经济成长，导致非典型就业与派遣成为劳动市场的常态（汤浅 2010），个

人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上贩卖劳动力的自由人。更吊诡的是，国家支持企业降

低成本所创造出来的经济成长与利润，并未提升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关注

反而更加集中在资本家阶级。

国家为实现经济成长而向企业倾斜，造成劳动条件的恶化，若再加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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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原就缺乏公平的赋税制度以实现分配正义的话，贫富差距与社会阶级之间 的鸿沟必然加剧。社会对立与阶级冲突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实与各国／地方 社会原有的社会文化形构有关。以日本为例，二次大战之后形成的现代家庭 体制落实了父母对小孩的宠爱（落合 2010），在经济泡沫破灭后，出现了一群

能继续与父母同住并享受其财富的年轻人（被称为单身寄生贵族），他们将工 作与劳动趣味化（甚至创造了新的职业类别），使其无涉维生逻辑，无须努力 即能晋身有钱有闲有品味的「现代贵族」阶级（山田 2001）。对照之下，原本

出身贫困家庭的青年，身处在以弹性劳动与派遣为常态的经济制度和高度商 品化的教育体系中，连维生的社会工资都几乎不可得，遑论藉教育以达成社 会流动（汤浅 2010）。比较而言，在南非，当地人身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

的重消费轻生产、个人选择的自由与快速致富的可能性等形成的（虚假）承诺 与希望中，却受困于日渐恶化的贫富差距与就业状况。这不仅激化了社会对 立，更使底层年轻黑人对现实感到绝望与悲观。在当地，巫术不仅被视为快 速累积财富的技术，更是居民面对与应付经济剥削与阶级冲突的凭借。就此 而言，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被建构为神秘经济（ occult economy）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9），而阶级冲突被再现为世代的冲突。 犹有进之，个人在就业上的受挫与被迫接受更恶劣的劳动条件，被归因 为是个人缺乏竞争力，社会上甚至出现劝诫申请工作者应「擦亮个人资产」

（polish your assets）的声音（ Willis 2010），无视于这些人毫无资产的事实。这

种「个人负责论」的说法体现了政府的无所作为（甚至成为卸责的托辞），更 凸显出个人作为新自由主义秩序运作的单位之独特意义。吊诡的是，部分处 于底层的人甚至发展出弹性劳动乃是一种容许表达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让 自己继续安于底层（黄应贵 2008b）；个人主体性的展现与个人能动的实现，

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被物化为不可撼动的结构性力量。这些现象使我们必 须面对：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阶级究竟是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中被形塑出来 的？在地方社会，阶级冲突又是经由怎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而被折射 与呈现出来呢？甚至，阶级关系与斗争是如何被掩饰或再现为其他群体间的 冲突对立呢？个人在阶级意识与关系的形塑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起了 怎样的作用？阶级意识如何纠结了结构力量与个人主观意愿？

资本自由流动及个人主义的有效运作，进一步影响并形塑当代家的性质

与构成。就经济层面而言，国家对公共土地与社会空间的使用与拥有解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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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容许个人将住宅与土地金融商品化为投资与获利标的，甚至容许外资投 资住宅，藉转手赚取利润，导致房价飙涨，创造了经济泡沫。然而，一旦房 价崩跌造成经济泡沫破灭（ 1980年代的日本与 2008年的美国），首当其冲的

必然是受薪阶级家庭。事实上，当整体经济环境不利于社会中低阶层的维生 时，势必影响其成家和生育后代的意愿（日本是最明显的例子）。以此观之， 国家解除各项管制而放任金融市场「自由」运作的后果，竟危及社会中低阶层 的家之维生和繁衍。就个人层次而言，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使得个人主义与 个体性更形凸显、强化（黄应贵 2008b），而个人情绪与欲望得以成为社会生

活运作的重要机制，进而影响了当代的家的构成与形貌。在十九世纪的西 欧，浪漫爱作为婚姻与家庭的基础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出现的，从而有核心家 庭的形成与（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安排，并进一步促成母爱的浮现， 以及小孩成为需要被呵护、疼爱与教育的对象等当代核心家庭的内涵。至 此，核心家庭成为私人的、攸关亲密性的领域，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与公共 政治领域。例如，日本在二次战后才形成类似西欧的核心家庭，而面临 80年

代末期经济泡沫破灭后，家庭主妇为家计开始外出工作。女性经济自立这类 个人主义思维使得家庭生活不再成为人生的必然经历，而是个人生活方式的 选择。这些进程使得当代于家的理想、生活安排与实现呈现多重样貌（落合 2010）。

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与个人焦虑的遍在，更关连到当代新宗教活动的方 兴未艾。事实上，基督教的五旬节灵恩运动（ Pentecostal-charismatic

movement）遍及南北半球，其发展往往与人们在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处境有关； 而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些宗教实践经常与当地人对新的社会秩序之想象及个 人对未来的期盼（

anticipation）彼此结合、相互强化。例如，在北美与瑞典发 展出的灵恩实践及丰盛福音（ prosperity gospel），强调宗教聚会乃是为了祈求

个人经济上的成功及获利，公开表明宗教的灵性活动关连到甚至有助于个人 世俗的经济成就，这类福音对中产阶级特别具吸引力（ Coleman 2000; Comaroff 2009）。在非洲与拉丁美洲，灵恩运动往往作为当地人抵抗资本主 义造成贫富差距的凭借。不容否认，人们热衷参与新兴宗教的活动的确关连 到其所诉诸的人道关怀，而在此同时，宗教团体的确对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公 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的商品化现象，提供了一股救济的力量（ Comaroff 2009）。

然而，仅以西方学界风行的世俗化观点来对当代新兴宗教方兴未艾进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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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式的解释，显然无法解释何以个人会对新的社会秩序与个人存在有所想象 与期盼。再者，即使是基督徒，在不同教派的活动之间流动的现象其实相当 普遍。这现象挑战了研究者认为信徒身分与宗教团体之间理应存在着一对一 的关系的思考惯性，更凸显出个人能动必须被纳入我们理解当代宗教性质的 探讨之中。此外，当代个人主义的有效运作，使主体性得以发挥，但是个人 却因为原有的社会连带与安全网逐渐消融，而会产生孤立、无助甚至焦虑不 安的感受（黄应贵 2008b）。个人身处于当代高度不可预测与不确定的社会情

境而产生这类情绪与心理状态，与其对宗教活动的热烈参与，无不相关（黄 应贵 2008a）。这导向一个根本问题：对生活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个人而言， 宗教究竟意味着什么？前述各种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当代宗教现象，提醒着 我们不能再拘泥于过去从教义与固有的仪式形式去理解宗教的知识论，而必 须在新的情境中重新具体且细致地勾绘宗教对人的意义，以掌握其存在论上 的独特意涵。

更根本地，这些新的现象更逼出了一个当代人类学研究必须面对知识本 体论上的问题：究竟在此一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什么才是被研 究者真正关切的问题？这问题必须从扎实且长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着手，才 有可能掌握。其次，正如

John Comaroff主张在新自由主义情境下，人类学家

应该以更严谨的态度来建构被研究对象，同时其分析必须跳脱学界视为理所 当然的知识范畴与理论预设（ Comaroff 2011）。对此，笔者赞同，因为唯有对

人类学既有知识范畴与预设有着严谨、批判的态度，才可能建构出贴近当代 社会实在的「新的观念及新知识」（黄应贵 2008a: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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