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面上的风雅：对“垂虹别意”雅集的文本勘探

纸面上的风雅：对“垂虹别意”雅集的文本勘探

■ 苏野

对大多数中国古典文人来说，在终极信仰稀薄和超世俗权威缺位的情况下，“法师前人”、寻找人间典范始终是确立个人存在价值和行动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古至今，这种冲动无有止息。譬如，在文人的诗酒生涯中，对前人人格、才情和风雅的景慕与神往，会使后来者在其现实中催生相应的行为仿效和仪式祭拜。清代翁方纲近二十年“为东坡寿”的行动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案例。就文人雅集而言，作为价值标尺和精神感召，在后世历史的长河中，“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玉山雅集”等之类的诗酒文会一直翻腾着后人想象的浪花。

然而，在垂虹桥文化空间的精神视域中，被当代许多人目为文人诗画风流的精华之作和离别神话的“垂虹别意”雅集，却似乎在后代并未激起任何诗歌的回声和行动的仿效，至少在这一故事的发生地，它似乎从未被浓墨重彩地追忆或大张旗鼓地重演。这种反差和背谬是我回溯并勘探“垂虹别意”雅集文本的初始动因。

据翁万戈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所收唐寅《垂虹别意图》及明人汪砢玉《珊瑚网》，1508年，唐寅为送别曾随他学习《诗经》的门人戴昭回故乡安徽休宁省亲而写《垂虹别意图》，上有当时三十二位书画诗文名流题跋之诗，前有长洲人戴冠《垂虹别意诗序》，写于正德戊辰中秋吉旦（1508年9月9日），后有安徽人汪昱《跋垂虹别意卷后》，写于正德甲戌孟冬月既望（1514年11月16日，非翁万戈所说之“11月2日”）。但顾洛阜所藏《垂虹别意图》现仅存有戴冠之序

和唐寅、朱存理、祝允明、文徵明、杨循吉等十七人题诗十八首，其中朱存理题诗两首。据翁万戈所云，《石渠宝笈续编》亦载此卷，题为“宝带桥舟行送客景”，全录各题诗，并有按语，说《书法汇考》载此卷，题诗较顾洛阜所藏少应祥一首，而多沈周等十四人十四诗；而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明人垂虹别意卷》录诗三十七首，并有戴冠序和汪昱跋。成书于1643年的《珊瑚网》在卷十四录有题诗三十六首并戴冠序、汪昱跋。

基于对上述诗歌文本及顾洛阜所藏《垂虹别意图》的解读，首先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戴冠作序的“中秋吉旦”并非就是雅集的时间。据《石渠宝笈续编》所云及《珊瑚网》所录，戴冠的送别诗作也题写在《垂虹别意图》上，如果他参加了垂虹雅集，那么，在《垂虹别意诗序》中，戴冠在交代完“垂虹别意”的背景后所说“（戴）昭自来请序”，便于情于理不通；如果他没有参加垂虹雅集，那么，在别吴赴徽之际，戴昭根本无暇专程赶到戴冠之处请求作序。所以，无论《垂虹别意图》上戴冠的题诗是否为雅集时所题写，显而易见的是，戴冠作序与雅集在时间上都非处于同一天。

其次，从部分送别诗歌，可以见出雅集的些许细节。朱存理第二首题诗开篇云“宝带秋波启别筵，垂虹晚日送行船”，练仝璧题诗云“临流祖席正清秋”，俞金题诗云“江波摇落日”，德璇题诗云“送别江桥日已斜”，顾桐题诗云“橹声摇落山头日”，这些均可说明，雅集者是从苏州坐船沿运河南下，在行经宝带桥附近时开启祖席（这或许是《石渠宝笈续编》题《垂虹别意图》为“宝带桥舟行送客景”的原因），一路吃吃喝喝于傍

晚时分抵达吴江垂虹桥，饯别后送者“及夕而返”（戴冠《垂虹别意诗序》）。而雅集的形式，恐怕不能免于乏善可陈的指责，因为所有送别诗均未明确提及雅集活动的流程及内容，古代文会常见的吟诗题句、唱曲觞酒、赏画泼墨、品鉴古玩等，于此踪迹全无，《垂虹别意图》所画也不过是三五文人于行舟中相对闷坐罢了。

接下来，我想从一个最最关键的确证入手，分析提出一系列推测。据顾洛阜藏《垂虹别意图》，在所有题写诗文中排序第七的杨循吉诗歌，其下有自注，云：“文学戴明父（按：戴昭字），将归新安，来诣草堂言别，辄赋此为赠。”这表明，杨循吉诗歌并非雅集送别时所题写，而应该是戴昭离苏之前赴杨循吉居所告知归意后、杨循吉赋诗赠别并题写在《垂虹别意图》上的。由此可以推断：《垂虹别意图》也许墨写于杨循吉诗歌之前，在垂虹雅集之前相当一段时间，是唐寅作为表达送别之情的一种伦理惯性和艺术手段赠与戴昭的，以便于他遍邀文人雅士题写诗文，而并非送别实录；杨循吉可能并未参加垂虹雅集，同时，按顾洛阜所藏《垂虹别意图》上诗文题写的先后顺序，杨循吉诗之前朱存理、祝允明、吴龙、文徵明、陈键的五首题诗，可能皆非送别时所题，五人也不一定全部参加了垂虹雅集；同理，排在所有题诗之前（除去唐寅诗）的戴冠序理应也作于所有题作之前，如此，则垂虹雅集的时间应该是在戴冠作序的中秋吉旦之后的某日（顾洛阜藏《垂虹别意图》上杨循吉题诗之后从练仝璧到陆南的题作也许值得信赖，解读其中信息，雅集时间也许接近初冬，朱存理第二首题作中“江冷丹枫岁暮天”、祝续“霜落吴江几树枫”、俞金“枫叶着余霜”、刑参“风霜牢落且衔杯”、顾桐“柳剩残枝犹

可折”等句子皆可为证；据朱存理第一首题诗中“新安十日程”句，这也可与顾桐“归家谈及吴中事，挑尽寒灯昨夜分”的句子互为印证）。如果以上推断离史实不远，那么，作为一种“雅债”（柯律格语）和应景之作的《垂虹别意图》，其人物表现的程式化就可以得到合理而有力的解释。而朱存理题写两首诗歌，但它们在图卷上并不位于一处，大概前首为送别前应邀所作，所以竟有“江湖志汗漫，仗剑气横秋”的慷慨昂扬，而后者为送别时所题写，因此深含惜别之意，也就可以理解了。下文围绕以上推断再稍作衍伸。

论者往往由“垂虹别意”之名字出发，以为《垂虹别意图》应为送别情境之再现，或为实际送别时所写，实在大谬。对此，戴冠《垂虹别意诗序》的一段话提供了重要参考：

（戴昭）将告归，众作诗送之。君谦诗云：“垂虹拂帆过”，因题卷曰“垂虹别意”。盖垂虹者，吴地石杠之名也，送昭必于此地为别，使送者可及夕而返故也。

这段话说明，“垂虹别意”之得名，乃借用杨循吉（字君谦）诗歌成句，而“垂虹”之名又恰恰符合实际送行戴昭的临别地点，故以此命名。而杨循吉自注已经表明，诗歌并非现实送别时所写。同时，对戴冠命名《垂虹别意图》的两点理由的排序，尤须加以关注。如果“垂虹别意”真是一次文采风流相映辉发的文人雅集，那么戴冠没有任何理由不大加鼓吹并将之列为命名的首要理由，但在《垂虹别意诗序》中，他却反复强调“众作诗送之”、“及其去，而送之以诗”。汪昱《跋垂虹别意卷后》中的口吻也与戴冠如出一辙，“苏多名士，善诗赋，为诸藩称首，戴君明甫与之

游，获其诗累卷”，既未突出告别，更未强调这些题诗就是垂虹雅集时所作，相反，一个“累”字充分说明，《垂虹别意图》的题诗并非一时一地之所作，而是在不同时空内常年苦心积累起来的收藏。由此推断，可能不仅如上文所说杨循吉没有参加垂虹雅集，甚至另外还有不少题诗者也未参加送别戴昭的聚会，比如说沈周和陈仪。据顾洛阜所藏《垂虹别意图》，如果沈周参加了雅集，而题诗又是雅集时所写，或者所有的题诗者均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们很难相信，以沈周吴门画派一代宗师的巨擘地位，他的题诗会排在全部诗文题跋的第十九位之后，至少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礼制，他的作品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甚至排在祝允明之子祝续的后面。而这，还没有考虑沈周诗歌中“垂虹不是灞陵桥，送客能来路亦遥”这两句以假设语气感慨路远的诗句。而陈仪的题诗则通篇想象戴昭回楚地后的漫游情景，与送别无涉。另外，沈周诗中“酒杯汩汩翻荷叶”和陈仪诗中“楚天凉雨值新秋”的句子，与上文我所分析的雅集时间均不吻合。再有，戴冠可能也未参加，上文已略析《垂虹别意诗序》，这里再就题诗剖析。戴冠与周同人、俞金等人的诗歌都是颂赞戴昭汗漫远游的意气风发与飘然不羁，不仅与思亲别离的哀情全然不相干，甚至简直是背道而驰了。由此，我们很难不心生狐疑，也许有相当一部分名士都是如杨循吉这样，是在戴昭去拜谒他们、告知其将归乡而自己并未亲临垂虹桥的情况下写出送别诗来的，或者，是如戴冠、周同人、俞金等人一样，是在事后应戴昭之邀请而为之题诗的，因此他们的诗歌才与真实离别的感伤了不相关。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这就类似于宇文所安分析过的刘禹锡了，一千多年来，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奠定了金陵

怀古诗的范本，为后世的怀古之思框定了基本的意象组合和历史指向，但正如诗题所示，写作此诗时刘禹锡本人并不身处金陵。

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作为历史真实事件的“垂虹别意”雅集，也许并不像现在由《垂虹别意图》上题写诗文的作者数量驱动我们想象的那么声势浩大，那么独树一帜。相反，从唐寅作图，到向戴冠“请序”，再到遍邀苏州书画界的诸位大佬题写诗文，可能均是戴昭预先谋算的一揽子计划。“垂虹别意”雅集极有可能主要是一次纸面上的告别，是作为跨地区经营的徽商“富二代”的戴昭为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知名度而经年累月、苦心孤诣构建起来的一个传奇，而非一次真正诗文酬唱、逸兴遄飞的文会雅集。翁万戈之所以说“汪昱书跋之年月”“值得注意”，就是因为它与戴冠题序的时间间隔居然超过六年之久，这表明，戴昭延请名士、文人在《垂虹别意图》上作序题跋的行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垂虹别意”雅集是戴昭长久经营的一项风雅工程。《石渠宝笈续编》中针对《垂虹别意图》的按语说，《书法汇考》所载题诗，与现存顾洛阜所藏全然不同，“盖其人爱交流，侈投赠，别为一本也”，即指出了戴昭这种为广延令名而故意将原本裂为两本、以便遍邀名士题诗的经营策略。当然，这不过是中国古代文人书画生活中的常态。

最终，说到底，戴昭也许是在流连文酒、雅集漫溢的明代社会风气影响下，在徽商、盐商文化经营行为的辐射下，在归乡省亲之际遍邀名士作画题诗，以便脱商入文，风雅自负，在社会文化秩序中赢得一席之地，并以此作为文化交游和社会地位的信物在汪昱这样的同乡面前显摆。从部分送别者的诗作看，雅集也许是真实发生过的，但规模肯定不

如现有题诗的作者数量暗示的那么庞大。那些受其邀请的这些名士与其家庭也许有着艺术赞助式的来往，因此答应了他的题诗请求，但他们中的部分人不一定真会跋山涉水地远赴吴江，参加一次乏善可陈的聚会，为戴昭这个苏州徽商“富二代”频繁漫游旅程中的又一次出发而捧场贴金，须知这一年沈周已经八十一岁，而陈仪甚至已经八十六岁了，他们都处于生命的衰败之年，并且都将在“垂虹别意”雅集的第二年永远告别这个既充满诗意又喧嚣不堪的尘世。

以上论断一方面可由部分送行者的作品质量获得支撑。这些送别诗大多为中规中矩的应景之作，立意浅卑，场景雷同，语词陈腐，缺少创造性，在气氛营造和情感书写上大多乏善可陈，就连天才纵逸的唐寅也以“归家说经历，挑尽短檠红”这样稀松平常的句子收结全诗。很难相信，一次真正雅逸脱俗的文会雅集竟然让这些诗文书画的大师们如此提不起创造的激情与兴趣，以致名头响亮的雅集纪念册上却充斥着平庸的诗文。另一方面，作为雅集的中心人物，戴昭自己甚至都没有在《垂虹别意图》上附庸风雅地自我赐予诗文，某位送行者“才子行踪气贯虹”的指称，看来不过是一种廉价的赞美，而戴冠序中所说的“（戴）昭学渐就绪”反倒成了对其才情的揭底之语，至于祝允明“胸中故有长虹在，吐作天家补兖文”的诗句极有可能只是他的一种自我期许和内心豪气的散溢，而并不纯粹是对戴昭出于礼节和客套的褒奖。更为重要的是，沈周的题诗在所有题诗中排序如此靠后，也许暗示了，戴昭开始对沈周能否应邀题诗并无十足把握，他的文化地位也许并不像戴冠和汪昱所吹嘘的那么举足轻重。不仅如此，在三十多篇送别诗文中，还出现了思乡心切

的游子、天马行空的仗剑远游者两种戴昭的形象，但显然都不匹配于一次风流儒秀的诗文雅集。最要命的是，周同人的诗歌中竟然说戴昭“年少从亲继为宦”，与戴冠序文“然思端（按：戴昭之父）业贾，十九在外，不能内顾昭，恐昭废学负所禀，因挈来游于吴，访可为师者师之”的记载严重背离，这恐怕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周氏与戴昭并不相熟，而戴昭经营风雅的行为甚至有点饥不择食。凡此种种，皆已说明，“垂虹别意”雅集不仅不能与“竹林雅集”、“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玉山雅集”、“南屏雅集”、“杏园雅集”及以沈周为中心的“虎丘雅集”等风流俊赏、诗酒酬唱的历代著名文会相提并论，恐怕就在同时期徽商、盐商等商贾组织的文会之中也并不突出。

以上所论，并非刻意而恶毒地解构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垂虹别意”雅集的真实性，而不过是一种建立在剥离和缩水基础上的简单还原，其意在于戳破气泡，剔刮杂质，涤除油彩；要知道，像“西园雅集”这种文采风流照映后世的典范性、标本性的文会，都有论者质疑它的历史性存在，更何况在多如过江之鲫的明代文会雅集中不见经传的“垂虹别意”雅集呢？我想，这种对垂虹桥风雅历史的审视和质检，不但无损于重建和续写它的清誉，反倒可以将它从附庸风雅者的绑架中解救出来，擦亮它的历史本相和诗性本质，恢复它的文化独特性和汩汩奔流的价值源泉，让我们能够触摸并深入真正饱含诗意的历史现场，从而重温古人超越性的审美体验，重返诗意栖居的精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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