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2019年文档

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

王国维在1911年曾经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观堂集林》(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7页。)。前辈学者早已提出“学无中西”之说,但是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的今天,尽管中外学术沟通日渐增多,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学术交融亦呈深入之势,然而从20世纪初的“国粹派”的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故”之争与“整理国故”运动的高涨,到21世纪“国学热”的升温,中、西之学之分野不仅未见消除,反而更为明显。如何评价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乎“国学”的各种认识,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学热”,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从国粹派的兴起到“国故”的论争

20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晚清国粹派兴起。1902年12月30日,《政艺通报》上发表黄节撰写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首次强调“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注:见《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次年3月的《浙江潮》发表《国魂篇》,文中指出:“一国国政之进运也,恒不外两大主义之冲突调和而后成,所谓两大主义者何?曰:世界主义、国粹主义而已。”(注:飞生:《国魂篇》,《浙江潮》1930年第1期。)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国学

保存会简章》称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注:《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国粹学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于2月23日正式发行。国粹派的保存国粹和研究国学的宗旨,在于他们更看重文化救亡才是救亡图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了适应当时排满革命的政治需求,而趋重古文经学则是他们共同的学术倾向。

无论如何,国粹派提出的最重要的文化问题是,自国人“开眼看世界”之后,面对向西方学习以及西学的涌入的局面,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钱玄同肯定了晚清国粹思潮“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注: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章太炎的《?书》、《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古政原始论》、《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均属近代意义层面的“国学”研究的起始之作。郑师渠认为:“试图经由自己选定的‘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路径,推动中国固有的文化向近代化转型,这是国粹派文化思想的基本取向和主流,也是它规范自身在近代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运作的前提。”(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换言之,国粹派尝试的对中国固有文化在近代时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围”方案,对后人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的。然而,对国学的过分保守和依恋情结,却难掩其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的矛盾心态,局限于颂古常谈中的“古学复兴”的努力,也

缺乏现代学术最基本的批判精神,加之其排满革命的政治诉求和古文经学的学术藩篱,都使国粹派的多数人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落伍。

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怎样看待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继续成为新旧人物共同关注的问题。辛亥革命后,国学保存会因清朝统治的终结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国粹学报》也在1912年初停刊,国粹派的主要人物逐渐消极、悲观和颓唐。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他们多抱有抵触和反对的情绪。事实说明,国粹派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基本方针与态度尚不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国学”注定要经历再一次的淬炼。 “国粹”一词即形象反映了国粹派对“国学”的绝对化认同态度,1910年代以后,“国粹”一词的使用率已经大大降低,代之以“国故”一词的使用。一般认为,章太炎是最早使用“国故”一词的人。胡适曾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56-357页。)“‘国故’二字为章太炎先生创出来的,比国粹,国华,……等名词要好得多,因为它没有含得有褒贬的意义。”(注: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国故论衡》出版于1910

年,此后“国故”一词逐渐流行起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1919年1月,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创办了《新潮》杂志,目的是“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新潮》出版后,很受进步青年的欢迎,也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几乎是在同时,黄侃、刘师培、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北大师生,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社,并于3月份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该刊发表的文章全是文言文,不用新式标点,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唱对台戏。《国故》月刊倡导的“国故”的观念一时也有相当影响。3月18日的《公言报》发表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文章认为,北大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首的主张新文学之人为“新派”,《新潮》杂志是该派学生所办;“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注:转引自李帆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附录:《刘师培学谱简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国故”就是两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新潮》杂志

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刊出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文章将国故定义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

④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8、124、123页。)文章强调将“科学的精神”作为判别和研究“国故”的标准,这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国学注入的新鲜概念。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的中心观点就是研究国故必须要有科学的精神。当时倡导用科学的方法治学或研究传统学问,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如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1919年3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的文章,即已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朱希祖说:“我们现在讲学问……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注: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见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71页。)毛子水并不否认有研究国故的必要,关键在于有没有科学的精神,他说:“近来研究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如果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m8t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