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关于_中国模式_争议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模式探讨

ZhengZhiYanJiu☆政治研究☆

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争议的几个问题

张琳

（北方民族大学社科部，银川750021）

摘要：近些年来，“中国模式”再度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但综观目前的研究和学术成果，尚存有许

多争议和分歧。

例如：“中国模式”概念的使用，“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和性质，“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和未来发展，这些争议需要我们予以梳理和澄清。

关键词：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学术界中图分类号：D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0-0001-04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也不太同意用“中国模会影响力不断攀升，这样的发展让世人称奇，因此，许多人式”这个词。海贝勒提出，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把中国的发展视为

“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亦再度成为国的转型期，因此他认为的所谓“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内外学界关注、讨论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随着2007年美的转型期是渐进、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为时过早[3]。而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等一些专家学者赞同“中成功举办、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10年国模式”

概念的提法，他在文章中提到：“模式”指的是一系上海世界博览会的顺利举办，更加彰显了“中国模式”对世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简单地说，“中界的影响。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

“中国模式”的研究和探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讨，目前尚存在众多争议和分歧，需要我们予以梳理和澄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清。

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一、关于“中国模式”概念之争

模式。同时，俞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并未完全定型[4]。美国智尽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中国模式”库专家黄靖认为，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

给予了大量密集的关注，有的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著由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存有争议，而这作、调查报告、新闻报道。但是，在“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个争议恰恰说明对使用这一概念比较谨慎，尤其是中国学中国模式”

概念使用上、何时提出以及由谁首先提出等问者。有学者不同意

“中国模式”的提法，主张用“中国道路”题上仍然呈现出诸多争议和分歧。

或“中国经验”；有学者主张用“中国案例”或“中国奇迹”；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和概念使用上的争议。有不还有的学者主张用“中国特色”。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分少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中国没有模式。认歧和争议，原因极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1）中国经济上为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最主要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仍然面临结构性弱点和硬伤，目的因素：把握机会———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前中国模式还正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现在谈为时过早。策更为有趣———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开放持2）国内学者还有一些担忧，害怕过分宣传“中国模式”会引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1]。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起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反感，再度激起“中国威胁”论。3）担长黄平教授认为，模式应该是已经定型了、有一套固定的心提出“中国模式”会让人们与苏联模式相联系。4）是由于价值层面的观念在支撑的。然而，至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模

学者各自的政治立场、研究角度、研究目的不同相关，不同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不如谈“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2]

。

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认识也不相同，有的截然相反。

收稿日期：2010-09-20基金项目：2009年度宁夏高校科研项目“创新宁夏高校思想教育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张琳(1971-)，女，宁夏吴忠人，副教授，复旦大学09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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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概念何时提出和由谁提出，目前学界存有认识上的分歧。许多学者在文章中提到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并认为是由Ramo首先提出的。Ramo在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Ramo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探索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但雷默最初是将这两个概念作为不同层次的概念加以区别对待的。他认为，“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初在学术界等同与“中国特色”，关于它的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到过，他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

求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5]318

还有的认为，“中国模式”如果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概念应该在毛泽东时期就存在了。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在文章中对“中国模式”概念提出以及由谁提出作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在Ramo之前，国外早就有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比如,日本季刊《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宏文等人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

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6]

。他还列举

了不同时间、

不同国家（阿根廷、南斯拉夫、法国、巴西、前苏联、俄罗斯）等媒体和学者是在何背景下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模式”并非是近几年来的新概念，它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出现在国际主流媒体上的，雷默也并非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而是“北京共识”的首创者。“中国模式”并非“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等；在时间纬度上，“中国模式”应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否则就缺少一个可以共同讨论的现实依据和实践标准；“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模式概念。

二、关于“中国模式”内涵、性质和特征之歧

国内国外学者由于关注的立场、视角、方法等不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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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内涵界定、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及基本特征方面存有不同的理解和分歧。

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界定。雷默主张中国模式即是中国发展的新道路，认为“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力量、实现以人

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7]328

。俞

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层含义：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对外开放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方宁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称为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集中民力和民智、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问题[8]。

蔡拓认为，“中国模式”是全方位的发展模式，既关注中国特色又着眼于世界[9]。中国科学院霍国庆教授指出：“中国模式”也可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

经验和理论。所谓“模式”，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

可以解释为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中所形成的标准样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宣认为，所谓“中国模式”，主要是指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6]。

不能仅指发展理念，如国外学者所说的

“北京共识”；也不能仅指发展实践，如国内外学术界所说的“中国道路”。

因此，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国模式”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模式，更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等领域的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中国模式”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既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又体现出未来发展应遵循的原则；不仅丰富了人类的发展思想和实践，做法是基于中国国情，但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中国模式”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保加利亚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家尼·波波夫主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他看来，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印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认为，中国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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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有些学者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提出质疑，“中国已经采取私有化和降低贸易壁垒……但是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借此防止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出

现”[10]。“那种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

自1990年后也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那些依然抱有社会

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11]

。有些西方

学者在谈论“中国模式”时忽视或刻意回避其社会主义性质，在这种忽视和回避中似乎隐藏了一种恐惧和忧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强大后，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对西方或美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中国政府和国内学者一贯主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志明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模式’

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他作了如下解释：“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所谓的‘中国模式’，虽然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它从来都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相反只是把它当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的手段，同时也一再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前提，即‘主体是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强调社会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不能走

‘两极分化’的邪路”[12]。

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学者也存有不同理解。

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模式”有六个基本特征：一是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二是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的监督；三是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四是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五是计划经济尚未消失；六是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13]。中央编译局俞可平从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的特征作了概括：“一是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二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三是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四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

改革中得到好处”[4]

。田春生论述了“中国模式”的制度“内

生性”，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制度的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

之所在”[14]。武汉大学孙来斌教授总结的六个特征：中国模

式是一种后发追赶型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一种稳定有序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自主发展模式和和平发展模式[15]。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持不同意见和不同的表述，但“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理论前提是一致的，既在全

球化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又积极借鉴其他国家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关于“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和未来发展的不同理解雷默虽不是

“中国模式”提出的第一人，但他的文章由于切合了世界解读———中国成功之路的强烈愿望，从而引发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世人广泛关注中国发展道路的热度。

不论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中国奇迹”，不同的表述却针对同一个对象，蕴涵着同样深刻的价值指向，即中国道路已经超出中国的意义，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价值。

关于“中国模式”的普适性问题，即可否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真的具有“全球榜样”的价值吗？可以推广吗？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学界都存有不同的意见。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在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模式之外的一个耀眼的例外，并且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遵行的范例。诚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赞扬并模仿一个可能被

称为的中国模式”[16]

。雷默对此态度也很鲜明，认为“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17]。他解释道，这不是说中国经验可以推

广和照搬到世界国情不同的所有国家，而是说中国经验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吸引力”。他写道：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18]50-51。雷默在北京共识》中还引用了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说过的一段话：“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

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

[18]31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认为，给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中国模式”赋予一种普适价值是不恰当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当然不存在一种可以被普遍效仿的模式。不少学者虽然对“中国模式”抱有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推广的关键环节等问题上就很难乐观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成本：发展进程中公正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发展的行政成本等。中央党校邱耕田教授指出：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模式”具有表率和推广的意义。……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该不该被“中国模式”所关注、所包括呢？如果应该的话，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呢[19]。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既不会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指导自身改革，也不向外“推销”自己的经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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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只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能够解决13亿多人口大国的

富足，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极大贡献”[20]。

如此看来，无论是可以效仿的结论，还是不好推广的观点，都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意义上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其中都隐涵着把某一种发展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或合理的发展模式的理论预设。过分强调其

“放着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又会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事实，用某一种模式作为真理化身去裁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丰富多彩的发展内涵，显而易见，对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如邓小平强调，要把学习借鉴和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区别开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的不同。

别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

[21]265关于“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学者既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又满怀忧虑和担心，认为“中国模式”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美国智库专家黄靖认为，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中国经济上的成功，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部投资、

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谈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

问题：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比，社会回报不高。正因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缺乏根基；社会发展滞后使经济发展结构失调，从而变得矛盾重重；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还使就业问题、

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发展充满了信心，“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

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

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22]394。托马斯·海贝勒认为，“只要经

济平稳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那么，社会和政治的安定就可以得到保障，中国也将日益

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伙伴”[23]。印度学

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远远好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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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虽存在不同声音，但最重要的是应当避免用问题否定发展，用问题替代发展、把发展和问题

相对立起来的论点。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

“中国模式”的出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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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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