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涨薪不是时候

公务员涨薪不是时候

各种重要会议提及公务员涨新已有多次。不具备前提的情况下涨薪是不负责任的，是改革的倒退。

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递交提案：建议提高公务员工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目前中央已责成有关部门调研。他同时表示，公务员的灰色收入也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

何香久被骂得狗血淋头，正是活该，他的提案在向民众的伤口上撒盐，既无程序正义也无实质正义，不具备可操作性。这边体制内人员养老金特权未解决，那边要求涨工资，下场大多如此。他应该向全国政协常委、社法委主任孟学衣学习，孟学农先生提到了程序正义：如果要调整公务员工资，也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水平，依法依规进行调整，老百姓才能接受。将来还要通过人大预决算，纳入法制轨道。从经济选择上说，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既不敢游又不断抱怨，懦弱得可以。

涨薪必须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加薪要符合程序正义，以是否能够提高执政效率作为指标。

目前执政党以雷霆手段反腐是改革的第一步，不是实质性改革本身，反腐如同扫雷，扫雷之后才能革故鼎新。不进行实质改革，以高薪养廉、基层公务员太辛苦、市长也买不起商品房之类的矫情借口为公务员加薪，即使加得再高也满足不了公务员与大企业管理层看齐、央企与国际大公司接轨的愿望，也解决不了公务员体制内的不公平低效率现象。无条件提高公务员薪酬，将吸引更多不愿为风险买单的人进入体制尸位素餐，为了捍卫自己的高薪游说权，体制内人员对审批权会看管更紧。

所谓程序正义，第一步是预算的公开与透明，经过人大权力机构的背书，同意之后决定是否上调，上调幅度，哪些岗位应该上调，哪些岗位应该撤销。现在公务员工资奖金表面上需要多达6个部门层层审批，所有这些审批与公共预算无关，与相关部门的笔杆子有关，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程度、也无法形成明晰的执政逻辑。

需要向纳税人公开的项目包括，各地有多少编制内公务员，有多少协管人员，拨款是多少，如何使用？分别设置哪些岗位，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审批或者执法权限有多大？包括工资、福利、经济适用房在内，整体薪酬福利量化数据如何，占财政整体比例，均应该有明白无误的公示，而后经过人大批准施行，由政协建言辅助监督，由监察纪委等部门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形成完整的权力制约、监管链条。最终由编制部门考核效率，决定薪酬福利改革是否成功，需要在哪方面进行调整。

考虑到中国各地的特殊情况，人情社会与血缘社会形成庞大的关系网，还有必要进一步公示如下内容：哪些公务员是考试选拔进入体制内的，又有哪些人是靠血缘荫庇进入的。这并不是过份之举，此前媒体曝光过一些地方政府连串七大姑八大姨进入体制吃皇粮事件，甚至举荐自己的情人进入体制内步步高升，让这些人吃饷是对任何一个文明体制的侮辱。从有制度开始，通过公开竞争进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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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依靠关系寄生在体制内的吸血寄生虫有本质区别。给后者加薪就是剥夺前者的尊严，就是降低执政机构的整体效率。

转引一组数据，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08.9万人，如果包括事业单位人员超过4000万，如果加上国企准官员，可能超过5000万。如果把减员1000万，以最保守的每年2.4万元工资计，就能节省2400亿，说不定效率还能因此提升。以何香久委员本人来说，是中国作协会员，沧州市文联副主席，一个国家养了一大批市场不认帐养不活自己的作家，想必属于浪费财政，让这些作家到市场中去游泳节约经费为基层苦干公务员腾出经费，是再好不过。

再说公务员工资低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显性工资与隐性福利，定性基础才好办事。经常有某市长或某部长“哭诉”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商品房，拜托，请不要继续欺骗大众的感情、侮辱大众的智商了，部长们需要自己买房吗？市长需要自己买房吗？中国那么多舒适的经济适用房被谁买走了？再说，退休之后的养老水平，公务员与蓝领工人有天壤之别。

确实，有些国家公务员工资与养老替代率略高于普通蓝领工人，但公务员绝无购买豪华经济适用房的机会，更无让飞机等待的特权。全国政协委员何伟说，津补贴占公务员合法收入的大头本身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津补贴不透明，有时工资条连公务员自己都搞不明白——这个月多一项这个，下个月多一项那个。全国人大代表、宝丰县闹店镇法庭庭长朱正栩说，“很多公务员享受公费医疗，不缴纳养老保险退休金反而很高，这些也是公务员一‘哭穷’就被‘吐槽’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此高的隐性福利，目的是为了弥补低工资，现在不说福利只说低工资，只说现在福利下降，不说以前已经获得的资产性收入，是不公平的。退一步说，即使有的基层公务员薪酬水准整体低下，但以个案为例，要求整体提升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不过是巧立名目弥补最近有所下降的福利而已。

全局与个案有显著区别。有些人把眼睛盯着个别公务员辞职，如现任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去年9月从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任上辞职，另一位政治明星南沙区副区长孙雷，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官员辞职下海主要原因，或为薪酬，或为实现抱负。真正想成为企业家、想在经济领域一展伸手的人不会钻头觅缝进入体制。无法否认，在中国，政府官员依然负有很多经济领域的重要责任，如规划招商等等，这些拥有才能的规划者需要的是展现才能的广阔舞台，而不是高薪。抱负不同，游泳的场地当然不同。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以每年1美元的象征性年薪，担任纽约市长12年，这是他实现财务自由以后的事，有了财务自由，想实现政治抱负。看过美剧《纸牌屋》的人清楚，即使最野心勃勃的美国政坛阴谋家，高薪也不是他们的目标，政治地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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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能够辞职敢辞职的人是九牛一毛，多数抱怨的人不会辞职。有政治抱负者从政，从事低阶文员者为了生活保障，厌恶高风险，种瓜得瓜，各得其所。

无论是公务员加薪，还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背后的制度支撑都是硬约束的公共财政体制。

软预算是大笔一挥，花多少钱权力机构自己说了自;硬预算则是举头三尺有监管，花钱时绝对不会离题太远。软预算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喝纳税人的血，而硬预算使纳税人了解税收去了哪里，使用效率如何。

基于以往的橡皮图章经验，有人会质疑目前人大是否能够挺起根植，对权力机构实行财政硬约束，权力机构内部的反腐能够持续多久。要走出这一死结，无论如何也要把图章变硬，把反腐落实，这是建立公共财政的第一步，也是权力在法治框架下制衡的第一步。如果撇开人大的约束，如果没有事后的惩戒，中国50年后也不可能打下公共财政基础。

政协委员：政府让你养猪，你就养鸡就对了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养鸡就对了。”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岳福洪痛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

他回忆，自己在当北京怀柔县委书记时，政府召开生产经验交流会。当时一个生产大队长上台介绍经验，就一句话：“不听话！政府让我往东我就往西，政府让我往南我就往北。”

“当时把我气得够呛。” 但岳福洪坦言，现在想起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几乎是最后一个获得市场信号，如果非要用行政决策去干预经济，那肯定会出问题。

孟学农批官员读博：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

原标题：“官员出书老写好的那一半，有失于历史公正” 对话人：孟学农 全国政协委员

北青报：你讲到“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谈及公务员收入，有些收入是隐性的。譬如说，官员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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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学农：我非常不赞成官员出书。还是多留点纸张，给孩子们印点经典读物。有些人，把助手帮着弄的讲话稿都收进去了。出书，谁看？靠这个树碑立传？现在提倡“低碳经济”，别那么浪费纸了。

北青报：你不出书？

孟学农：我要出书的话可以出好几本，但一本都没出。如果我写点自己的经历，多半会畅销。 北青报：写2003年？

孟学农：不写这个。老讲这个没意思。我写自己在北京的经历，写那些小故事。上世纪50年代那个升旗方案，就是我组织一拨人弄的。还有1993年，正处于计划经济转轨、过渡阶段，北京闹过粮荒，粮店箱子里板结的大米都扫空了。当时联系产粮大省吉林省，他们的副省长说，支援首都，义不容辞。这才帮着解决了问题。1993年那会儿，抓北京的商业，“菜篮子”、“米袋子”，我跑几千公里，去看蔬菜、粮食的产地。

北青报：也许有人会说，个人出版口述史是对历史的丰富？

孟学农：写来做什么用呢？可以写出来供研究部门研究。一般情况是，老写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自己什么时候走了麦城。老写好的那一半，不合史实，有失于历史公正。我看了好多，都不客观，包括一些日记。回忆录要写得“实事求是”、“落地扎根”，不容易。

北青报：中青报曾登过你的诗？

孟学农：我看到了，网上转载上万条。当然，说好的有，骂我的也有。我都不以为然了。非典的时候，骂我骂得更厉害。有人说应该判刑、枪毙我。我现在不还在这儿吗。

北青报：那你对官员读博怎么看？

孟学农：有些人读什么博士？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

文/本报记者朱玲

成龙在政协开会10分钟3次被求签名后发作：可以不签吗

原标题：欢迎光临文艺26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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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晶晶 白皓 张国

这里有成龙、冯小刚、宋丹丹、张国立、宋祖英、陈凯歌、莫言、姜昆、黄宏、濮存昕、宋春丽……这里有来采访的记者，索要签名的记者，求合影的记者，以及一些不明身份的围观人士……

看看莫言长啥样

3月9日是文艺26组的开放讨论日。整个上午，一个男记者都抱着一沓厚厚的首日封，把这沓首日封放在张国立、冯小刚、成龙等人面前的桌子上，一会儿就收集了不少签名。

“哎呀，还是你有经验，像我这种菜鸟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准备。”有年轻女记者羡慕地说。 讨论间隙，一位人大秘书组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哪个是莫言啊”。

濮存昕委员正在谈论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这个话题，结果一个胖胖的男记者悄悄走近了他。“哎哎”，他示意前方拿着手机帮忙拍“合影”的同事，“去那个角度再给我来一张”。

“只要一开放就是这样，里面明星太多，演艺界的都在这儿。太影响讨论了，大家讲话的分寸啊、深度啊都是有一些影响。”一位委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成龙委员想好好开会

3月9日上午9点前，成龙就来到文艺26组会场，选择正对大门的位置坐下后，很快就有记者走到他身边，索要签名。讨论开始时，成龙已经签了比自己文件袋还厚的一沓首日封。

在刚开始的10多分钟讨论里，成龙被打扰了3次，每次都是一沓首日封。还有一些人拿着手机和卡片机跑到他面前狂拍。

10点27分，成龙终于忍不住发作了，“我可以不签吗？”他高声对一位“粉丝”说。他狠狠地皱了下眉头，继续听会。3分钟后，另一位刚刚进入会场的女士把首日封递到他面前。

11点讨论结束，成龙收好笔记本，快步走出会场，整个上午他没有发言。 门缝看委员别把人看“扁”了

全国政协文艺界别一向是记者爱去的热门区域。今年第一次小组会前，大批记者候在门口，都被工作人员挡驾。很多摄影记者只好把镜头对准门缝，噼里啪啦一通猛拍。由于大批摄影记者挤在门前，工作人员担心秩序失控，好心地把他们带到后门去拍。后来又撕了张纸，开始给大家发号，引发现场哄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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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个别“领导型”委员在大会讲八股套话

张凤阳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张凤阳两会日记（3月10日）

大会发言是政协会议议程的独特设计，人代会没有这个环节。与相对宽松的小组讨论不同，大会发言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坐着大领导，下面是全体委员，场面很正规，发言人难免有心理压力。考虑到本土政治的实情，大会发言的时候，观点表达更审慎些，形式上照稿子念一念，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好过分苛求。

也许就因为没抱太高的期望，当我去年第一次参会听到一些委员的个性化发言时，真的有点喜出望外。我心想，今年提倡改会风，大会发言质量应该是更上一层楼，岂料三场下来，感觉一路下滑，至最后一场，听到个别“领导型”委员的八股套话，实在是坐不住，不由得一声叹息??

平心静气地说，今年多数大会发言质量不错，不少问题从调查研究中发现，有数据佐证，文辞表达也下足了功夫。略感遗憾的是两点：

1、发言立意偏重于“开药方”，文本形式看起来就是一个稍许复杂的提案。其实也未尝不可以换另一种思路。在国家治理中，一些问题政府没看到、没看清、没看全，或者，即使政府晓得问题在那儿，由于种种原因，不太愿意花气力解决，你把它找准，提出来，入情入理地强调一下，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激起现场委员和场外受众的共鸣，效果不也是很好吗？

2、发言形式一律照本宣科，少了些令人期待的感染力和冲击力。西塞罗所称的那种修辞术和雄辩术，咱中国人打小没好好训练过，但如何开题、如何设问、如何铺展，用什么方法使你的演讲引人入胜，也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秘诀，揣摩揣摩还是能掌握一点的。去年一位年轻的委员，将文稿内容熟记于心，虽未脱背书痕迹，但终究有些演讲的味道，所以引来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可惜今年没有出现这样的场面。

去年大会发言好像有网络直播。发言人表现出彩，不仅给自个儿争光，更在全国人民面前给政协争了光。作为政协群体的一份子，坐在台下的委员们也深以为豪。事实上，这就是我对今年大会发言满怀期待的原因。所以不能免俗，“屁股”终究要指挥“脑袋”。但听到以下发言，我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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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领导型”委员的发言稿设有四个工整的小标题：“政府应当做引领改革的先行者”、“政府应当做勇于改革的担当者”、“政府应当做科学改革的谋划者”、“政府应当做推动改革的实践者”，通篇八股道理，再仔细读一读叙事内容，只能用“空，空空，空空如也”的几何级数形式做评价。要命的是，这篇发言稿的大标题叫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打造有为政府”，定位也不太准：你虽是领导，却不过是地方政协的小小“言官”，总理的口气不好随便模仿哦。

还有一位地方政协领导，在大会发言中谈的是“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大事。我好歹也读过一点协商民主理论，但看罢文稿，实在不明就里。很多年前，浙江的温岭就在地方治理中搞“恳谈会”，你不晓得怎样结合地方实际创新一些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也就罢了，但总不能貌似郑重地提出宏大“建议”：将协商民主“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还把这一建议摆在第一条。我不禁要问：您的秘书没读过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决定》啊？

葛剑雄委员在日记中批评了个别发言人为求噱头而使用歧视性语言的做法，我深表赞同。除此之外，我还想表达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以上那些争得大会发言资格的地方政协领导，也许在考核表上填满了显示政绩的栏目——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政协，俺的发言可是多少挑一，牛吧——但是，根本说来，政协的生命力，不在面孔朝天，而在关切落地。听了某些“领导型”委员的大会发言后，不免要遭受心理挫折，但我对政协在当代中国良好治理的作用和潜力依旧满怀期望：不仅因为多数大会发言谈的是现今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真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么多未取得大会发言资格却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直言献策的普通委员。请为他们热烈鼓掌吧！

张凤阳：政协委员的“吹”与“说”

今天（3.6）下午接受记者朋友采访，最后一个问题很诙谐。记者朋友问：张委员，您知道微博微信上最近流行的一个段子吗？我笑答：不太会玩那种高科技，还真不知道。他主动解释：这些日子北京的天挺蓝，有人调侃说，是“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吹”出来的，您听了别生气呀。

哈哈，怎么会生气呢。如果代表和委员有本事“吹”出一片蓝天，那可就真好了。老百姓讨厌雾霾，代表和委员是一样的心情。今天本组讨论，很多委员都强烈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还应借此倒逼我们的产业升级。事实上，环境治理问题在去年的“两会”上就被代表和委员反复提及，今年的热度更高。看一看总理的报告就清楚，政府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在中国的语境中，“吹”有“浮夸”的意味。以我的现场感受及了解的相关情况，委员的发言是坦诚认真的。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固应批评，但也不能认为肯定政府治理的成绩就是“吹”。一年来，“困难比预料的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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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比预想的好”，难道我们不应该报以掌声吗？所以，我更愿意换一个词来谈一谈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那就是“说”。

以我的认识，民主政治就是“说”的政治。动不动就拳脚相向，那样的政治很粗野。民主政治之好，就是让各种观点都“说”出来，借助一套制度化的规则和程序，在一个一个节点上，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或平衡内部分歧。这样的政治才文明。但要使这种文明的政治良性运作，得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古希腊人叫做“请提出你的逻各斯”，换成中国式的表达就是请“说”出你的道理。好的民主政治要求以理服人，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观点之间应进行理性的沟通、对话和协商。

在这个意义上，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调侃，“说”了又没用，不等于白说嘛。我从第一篇日记开始就一直解释，政协在法理上不是一个决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委员一“说”政府就得听，岂不成最高决策者了？那才是自我膨胀的“吹”。政府对委员的“说”——提案也是一种“说”——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不管听不听，都得给委员做回复，讲清楚道理，让委员服气。反过来，委员要想使自己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也得抓准问题，出好点子，说透道理，让政府服气。这样，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就很关键了。

不由得想起古典民主时期的两个公民训练科目：逻辑学和修辞术。民主政治允许各种观点都“说”出来，凭什么你的观点就能为多数人接受，变成公共选择？首先得懂逻辑，不仅为自己的观点做合理辩护，还要有本事找出论辩对手的漏洞。所以，学会做逻辑分析对参政议政很重要。但是，单纯的逻辑分析不免有些生硬。人是情感动物。要让大家接受你的观点，光做抽象的理性推论不够，还得设法打动人的内心。这就需要掌握些修辞技巧。经验表明，能够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进行恰当的修饰，使之入耳中听，沁人心脾，对参政议政也很重。如果真的做到情理融贯，你的观点就不愁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古代的希腊民主及罗马共和都讲究这些。

接下来的政协会议要进入大会发言环节。去年的大会发言好像做了网络直播，不知今年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相信看直播的网友们会发现，那些问题找得准，既能以理服人又能以情动人的发言，一定赢得人民大会堂现场委员们最热烈的掌声。

张凤阳：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张凤阳两会日记（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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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

政协会议期间，委员应做且必做的一件事是小组发言。昨天（3.4）的讨论围绕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协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展开，谈的是政协自家的内部事务。今天（3.5）上午听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下午开始，政协的讨论主题就与人大合辙了。对公众来说，“两会”已成习惯叫法，在电视画面上，两边的个人发言形式好像差不多——面前摆个话筒，就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某个问题或某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但实际上，人大和政协的议事方式很不相同，悉心揣摩，会觉得蛮有意味。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看电视新闻联播或现场直播的观众应该有印象，人代会是按行政区划组织代表团的，如某某省代表团、某某直辖市代表团、某某自治区代表团等等。这就是“群分”的意思。但政协就不一样了。稍微细心一点的观众会发现，电视新闻在说到政协分组讨论的时候，通常是讲某某“界”，如文艺界、教育界、医卫界、民族宗教界等等。委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按各自的界别结在一起。这就是“类聚”的意思。

一府两院领导当代表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参加全国人代会的地方代表团团长，自然是当地的人大主任。在今日中国，地方人大主任通常由书记兼任，是真正意义的一把手。代表团中，一般还有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以及相关党政系统和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我时常想，按照本然的制度设计理路，一府两院的领导也当人大代表似乎不太通。因为，你要对人大述职，自己又是其中的一员，岂不有些自说自听、自说自评的味道吗？参加人代会倒是必须的，只不过应该扮演被质询的角色。但中国的现实国情如此，改进要假以时日。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地方领导，真心觉得其中一些人水平很高。撇开天赋能力不说，有一点我们这类“业余选手”怎么也比不上——政府管理是人家的“实践性”专业。我要着重强调“实践性”这个限定字眼儿，因为我所在的学院名为“政府管理学院”。曾有朋友跟我开玩笑：你们学院很厉害呀，干脆反过来读，叫“管理政府”吧。我也笑答：我们不过是一群靠“研究”政府管理吃饭的书生，你想砸我们饭碗啊。话扯远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参加人代会的地方领导有丰富的党政管理经验，满脑子数据案例，问题看得真切，办法也有操作性，何况还有秘书班子，所以，他们的发言质量，总体来说是一般的政协委员比不了的，普通的人大代表可能就更比不了。

为什么“更”比不了？你想想，那么多领导端坐在面前，眼睛直盯着你，你不会紧张啊？反正我会紧张。脑子先得加速旋转，说些什么好呢？美言肯定得讲，但净是美言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说了过头话领导不高兴怎么办？分寸实在是难拿捏呀。脑子转来转去，突然停摆了，话筒在面前，却张口结舌，恨不得钻地缝里去。我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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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参加人代会小组讨论，以上情境模拟是我的揣度，可也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人代会上好像真的有类似的场面。不妨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群分”议事的心理效应。

委员讨论氛围更平等 不必看“领导”颜色

政协中也有地方党政领导，比如，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共统战部部长等，但数量比例要比人大少很多。更重要的是，政协采取“类聚”的议事方式。这些党政领导一般都归入“中共界”或“特邀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小组讨论，其实就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内部研讨或经验交流，所以，不会对其他界别的委员构成面对面的心理压力。

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总计111人，分为三个组。我在41组。本组的委员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高职院校、民办院校和中学，其中不少是校长、书记。小组召集人就从这些领导中间选任。大家晓得，召集人的职责不过是主持一下本组讨论，跟真正意义的“权力”不搭界，何况专家教授平时也不太在乎什么领导不领导。总得来说，“类聚”在一起各界别委员，彼此间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即使像我这样的“场面型”心理紧张者，也可以在平等的氛围中自由表达自己观点和见解，不必有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思想顾虑。显然，这样的议事方式要比人大宽松许多。当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专业素养与公共关怀结合起来，自主独立地为良好国家治理建言献策的时候，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空间是不是就跟着拓展了呢？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叶青：大学生快递脏衣服不可取

叶青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叶青两会观察（3月10日）

今天的一条火爆新闻是——“国家邮政局官员：大学生寄脏衣成邮政新业务”。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良一爆料：目前高校的快递业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学生把积攒一段时间的衣服寄回家去，家里洗完之后再通过快递寄回来。这是一种新业务，类似于这样的业务需求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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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条消息，作为一名曾经的大学老师和研二学生的家长，我的心情极为复杂。

微博上的反映也十分强烈。不赞同的声音比较普遍：

——不太相信，反正我周围没有这样的，太奇葩了吧！

——我们的大学生，自理自立自尊。

——可怜天下父母心！

——无所谓浪费运输资源，因为大学生有能力支付快递费，快递公司本身就是要赚钱的，这是双赢！

——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自助投币洗衣机的，或者自己洗不行么？

——多大了！如此依赖父母。

——熊孩子太作，家长太惯。

——确实浪费资源。实在是有些学生不会洗，学校作为勤工俭学项目不好吗？洗个衣服不难的啊。

——可怕的现象！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家长有很大的责任。

——教育失败！

我的观点是，这将会浪费大量的运输资源，有人做也不值得说。

一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设计，不能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这项业务得到发展，企业赚到了钱，那么对学生的培养是不是有伤害呢？在设计业务项目时还是要考虑其社会效应，不能仅仅是考虑经济效益。少数学生这样做，这是他们的权力，但是不要通过管理机构来宣传。少数人做，也不等于就要去鼓动其他学生都这么做。这种快递业务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其实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这在网民以上的反映中可以看出来。

二是严重地浪费了运输资源。我们知道，快递业也是占用社会资源的，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其中包括能耗。如果大学生的脏衣服都加入快递队伍中，会极大地加大劳动强度。网购已经够他们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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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是大学的职责所在。建议大学生自己洗衣物，经济条件好的，可以把大件的送收费洗衣房洗。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学生走进社会之前应该具备的能力。

其实，回顾一下大学老师洗衣服的历史，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个缩影。

1979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见过洗衣机。当然，英语老师在讲课时会说到“洗衣机”，但是，我们没有感性认识，就像大家听到“超级市场”“高速公路”的英语单词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样。现在都有了。所有的衣物都是自己洗的。记得有一年夏天，急于回家，竟然把晒在宿舍外面的被子忘记收了，幸亏门房师傅帮助收好。记得当时班上女同学有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帮助年纪小的、不会钉被子的男同学钉被子。与现在的套被子不一样，过去的被子是有被面被单的。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印象了。

毕业后留校成家，住的是大学里特有的“筒子楼”，就是原来的学生宿舍变成老师的宿舍，煤炉子在过道上，一家炒菜，大家闻香。盥洗室是集体共用的。于是先富起来的老师买了洗衣机的，要洗衣服时，就要把洗衣机推到盥洗室，这样才有上水和下水。可能50岁上下的大学老师都经历过这样的日子。现在洗衣机大量走入家庭了，但是，人的基本能力不能忘却。

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说简政放权 干货却都捏在手里

现在简政放权，放的基本是一些不愿意管的，就放下来给你，干货都捏在手里！老百姓要的不单是简政放权，而是简政放权的结果。

比如基层“跑部钱进”，我们在基层都是并联式审批，但国家部委从来没有并联式，必须要等待他们开联席会议，但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一起有空。

同样一个项目，我跑完交通部，得跑财政部，跑完财政部我得跑发改委，没完没了。 ———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南都记者郑焕坚)

成龙：我在内地有块地 手续8年都没办完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委员成龙在小组讨论时说：“我给别人的印象感觉我在中国内地很有办法，其实我根本没办法。我有一块地在内地，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这个部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推来推去，快8年了，都没办完手续，我准备放弃了，不要这块地了。”（王烨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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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不能说贪官就完全不是人、就是野兽

原标题：专访莫言委员：反腐题材作品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正义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谢文英) 3月9日上午，政协小组讨论会一结束，作家莫言就被记者层层包围起来。与去年初次上会相比，莫言今年不仅打破了沉默，还亲自做了一份提案。因为曾在检察日报社工作过十年，莫言对本报记者格外关照，特许了30分钟专访。这也让记者有机会了解到莫言提案产生的过程以及他的创作规划。

首份提案取材文学作品《蛙》

检察日报：了解到今年您提交了一份提案，关注了独生子女和失独家庭。您的作品大多关注农民农村生活，提案是否也取材于农村？

莫言：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都面临养老、保险、医疗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只存在于农村。实际上，独生子女的数量，城市远远大于乡村，失独家庭，城市肯定也要比农村更多。所以，提案是针对全国的情况。但是，说句话容易，给他们照顾，给他们补助，钱从哪儿出，怎么落实，谁来核实，谁来执行，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检察日报：写提案之前，您是否也进行了调研？

莫言：我以前写过《蛙》这个小说，小说里也涉及计划生育的问题，而且，我当时曾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进行详细的调查走访。所以，这份提案依据在文学创作时调研掌握的材料，并作了进一步延伸。

反腐题材一直是关注的重要方面

检察日报：获诺奖之后，公众都非常关注您今后的创作规划。

莫言：创作一直是我最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最大最迫切的愿望。但是，获奖以后确实社会工作特别多，使创作时间受到了一些影响。再过一两年就会慢慢恢复正常。我肯定是要千方百计地争取最多的时间写作。

正在构思的东西有好几个，开笔写的只有一部话剧。因为跟北京人艺有一个口头的承诺，会给他们写一部话剧剧本。两年前就开始动笔，后来因为诺奖的事就中断了，争取今年把它完成。话剧内容是跟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会触及社会上最敏感、最被大众关注的问题。这次创作是我的第三个话剧剧本。

检察日报：还会继续关注反腐题材吗？

莫言：我在检察日报工作过十年，掌握大量的素材，反腐一直是我关注的重要方面。腐败的问题，在国家来讲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作家来讲还是人的问题，人的欲望跟法规、道德、制度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说一个清官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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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财方面的欲望，也不能说一个贪官就完全不是一个人，就是野兽。实际上，人性的很多方面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坚持他的操守，成为被人民夸奖和爱戴的好官？为什么有的人会坠落到人民公敌的下场？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分析和深度挖掘的地方。

检察日报：您希望反腐作品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

莫言：文学作品肯定会对人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首先要写得好，写得让人信服。人实际上经常需要借一种外力来关照自我，借一种外部的正确的向上的精神力量，借一种外部的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对钱财的看法，不断地校正自己内心的东西，最终达到对自己欲望的克制。或者说，是对人生最宝贵东西的追求，而不是把追求钱财作为人生最高目的，不是把追求肉体享乐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我想这种追求谁都需要，也许可以从文学作品或书籍中得到启发。

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

检察日报：相信您也注意到，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在谈论道德滑坡问题，您怎么看？

莫言：出现目前这种道德滑坡的状况，人人都很忧虑，人人都很痛心疾首。但实际上，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出现这些情况，涉及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育方法问题，或者说社会的主流价值倡导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1949年之后，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实际上把很多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当作糟粕给抛弃了，甚至给批判了。像儒家理论，当然有它的糟粕，但也有很多的精华。但是，儒家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全部被当作脏水给泼出去了，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泼掉了。现在要重新捡回来，确实难度很大。接续可能比砍断难得多，砍断可能一下就砍断了，接续可能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不过，提总比不提好，意识到了总比没有意识到好。所以我想希望还是有的。

检察日报：您的文学作品也会反映这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吗？

莫言：这是肯定的。我想任何一个作家肯定有自己比较固定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实际上影响到他的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尽管不会在作品里边公开地赞美什么，但是他的倾向性会包含在作品之中的。作品中当然也不会回避丑恶。但是，总是会看到善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最终会战胜丑恶。

检察日报：您似乎更喜欢用悲剧作结局，以后是否会尝试改变？

莫言：中国的戏剧过去有一个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大团圆，这实际上也形成了令观众很厌烦的模式。认识到人生的残酷，认识到社会的阴暗面，也许是文学作品应该发挥的一个功能，应该具备的特质。在一个作品里面，怎么样让人看了产生光明和希望，有时候也是一个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会考虑。

总而言之，我坚信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会使很多丑恶现象得到限制，使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得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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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英会议间隙向莫言索要签名(图)

莫言遭记者围堵寸步难行：兄弟们回家吃饭吧别跟了

原标题：莫言开口建言计生 叹独生子女补助30年没有变化 挤出记者包围“兄弟们，别跟了”

本报讯（记者王鹤、刘冉冉、廖靖文、李婧暄、贺涵甫、谢绮珊、吴婉虹）“去年我没做提案，但网上有热心的网友帮我做了好几份提案”，全国政协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昨日下午一开口，就改变了人们对他去年两会“惜字如金”的印象。莫言今年仍然是媒体追逐的焦点，昨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文艺组分组讨论会场，他的开场白引来了一片笑声。

建言：提高独生子女和失独家庭待遇

“前几年我写了一个作品《蛙》，和计划生育有关”，莫言说，“今年我的提案是关于提高独生子女和失独家庭待遇的建议。”

莫言说，现在有很多地区独生子女费依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每月补助5块钱，独生子女的父母实际上只领到了840块的补助。他提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要么觉悟特别高的，要么是妇女干部或村镇干部，他们因为要做别人的工作，自己做表率，对这部分人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给予照顾。

至于失独家庭，莫言说，“我的故乡潍坊市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2100户失独家庭，涉及到了3千多人。”失独家庭可以想象，60多岁的一对老夫妻，在农村里面他们怎么生活，安度晚年，应该是要给予巨大关注的一群人，建议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全部纳入政府养老，医疗体系，给他们优先入住养老院，优先享受医疗资源，减免医疗费的费用。另外是提高经济待遇，比如农村的独生子女的家庭，应该让他们在60岁以后，丧失劳动力以后，能够享受到跟国家公职人员退休后一样的待遇。

现场：记者的胳膊架在他的肩膀上

莫言还没起身，就被记者围堵。他在记者围堵中寸步难行，只好站在原地听记者提问。 这时，工作人员拨开人群，努力塞进一张刚刚A4纸。“您的发言简报，麻烦您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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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拿着简报转身回到座位，一群手机相机从他身后压下来，有的记者甚至把胳膊架在莫言肩膀上，不过他并不介意，而是拿起铅笔开始修改简报。

简报主要是莫言谈“丝绸之路”的，大概不到200字。修改了四五处后，莫言叹了口气，站起身说，“这个写的不行，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回去重写。”

莫言在层层包围下往门外挪。出了会议室，莫言仰起头，颇有“终于出来了”的爽快，他对周遭小步跟进的记者们说，“兄弟们，回家吃饭吧，别跟了。”

叶氏车改：当统计局长半小时就炒掉司机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凤凰网推出“叶青看两会”栏目，邀请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开设专栏，解读热点、观察两会。

叶青两会观察（3月5日）

我是1979年上的大学，专业是财政学。没有想到，从此让我与财政分配、人大代表联系在一起。

1991年12月，在我的硕士导师推荐之下，我加入了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使得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可能。

从1993年东莞沙田镇车改开始，我关注中国的车改。尤其是大庆车改。我在讲座中提出：哪一天我当官，第一天就车改。

2003年3月，我参加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

2003年5月，我到湖北省统计局当副局长，上班半个小时“炒掉”司机，实行“叶氏车改”——自购私车，一月500（现在1200），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建议双轨过渡。一年节约8万。同时，也开始了官员代表谈车改的历程。

2004年3月，我第一次以官员代表的身份提出公车改革。此后先后八次提了车改的建议，其中，有四次是直接以“公车改革”为题提出，四次是放在压缩行政支出的建议中提出。

2013年1月、2014年1月，我是湖北省政协常委，仍然提了两次推进公车改革的政协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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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5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我的座位上，看到报告中有“公车改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含着眼泪唱国歌，就像是自己的梦想在现实中出现了。很多记者发来短信表示祝贺！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写道：“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要精简会议、文件，清理和规范各种达标、评比、表彰以及论坛、庆典等活动，从经费上严加控制。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各级政府都要努力为人民办事;每一个公务员都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写道：“更加注重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能是要压缩字数，没有出现“公车改革”，让我郁闷不已。但是11月25日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系统的关于公车改革的论述，让我再次激动不已。这就是“2013版车改”——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推行公务出行的社会化、市场化。车改最大的益处就是节约司机的费用，让公务员自己解决出行问题。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写道：“要严格执行‘约法三章’，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强行政监察，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大审计和审计结果公告力度。”

我相信，经过2014、2015年的车改磨合期，公车之费肯定会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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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两会观察（3月3日）

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之后，各地火车站普遍增强安保，特警、武警持枪巡逻。3日下午5点，我到武汉火车站前往襄阳，就看到进站口有特警的大黑车与持微冲的两位特警。这让我们大家稍稍松了一口气。3日，有政协委员说，恐怖分子选择昆明，一是因为远离北京，安保措施比较松懈，二是因为昆明附近走私分子不少。有网民提出，反腐、反恐将是今年两会的关键词。我觉得改革、反腐、反恐都要常态化才行，这样才能提高老百姓的安全感。

近日，关于政协委员如何发言，媒体如何报道，成为谈论的一个热点。首先，比较而言，政协委员里面的专家多，发言会比人大代表多。其次，很多著名的政协委员就是通过发言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谈起2013年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情况，葛剑雄坦言，目前政协委员不是专职的，没有自己主动去履职的条件，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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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随时注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各个场合能说的话我尽量说，这是我现在履行政协功能的主要途径。”这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现在虽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了，但还是湖北省政协常委，人资环委员会的副主任，还是有许多说话的机会的。

第三，俞正声主席在3日下午所做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在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要达到这种水平，难度很大。第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说的话也不白说。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根据。这个方面我最有体会。

2013年11月15日，一个周五，下午6点30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我感受到了一系列的惊喜：单独二胎，院士退休，官邸制，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废除劳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提到30%，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在11月25日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中又明确提出公车改革。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些内容是真的。这些不就是最近十年来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喋喋不休地提的事情吗？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我看来几乎就是全国两会，所不同的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说了之后，不一定会马上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但是，现在却都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其中官邸制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所以，委员：有话你就大胆地说出来吧！不要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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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被记者追“晕” 回会场错进餐厅

原标题：成龙被记者追“晕” 回会场错进餐厅 拍头说“你看你们问得我都晕了，这怎么回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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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特派记者黄琼报道 两会上跑得最快的委员是谁？你以为是飞人刘翔？那你可就错了。明星委员成龙作为一名功夫巨星，其瞬间移动的能耐也令不少记者叹服，此前在政协大会开幕时，面对围追的记者们，大哥拔足狂奔，一跑就是数十米，几名记者跑得气喘吁吁无奈“落败”，一众记者只得望背兴叹。

在昨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会场，成龙倒是不跑了，只是他走路的速度也非常惊人，几名记者连跟带跑的，才20多米的距离已经是气喘吁吁了。不过大哥快归快，却没留神走错了路，这一走居然就走到了餐厅，“你看你们，问得我都晕了，这怎么回去啊！”成龙连连拍头叹气。幸好有服务员及时出现，将大哥引进了一处门房，大哥就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

钟南山：排队3钟头看病3分钟 医患关系怎么改善

原标题：“医改的最核心是要解决三大问题”

昨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人大代表依法履职”为主题举行记者会，邀请郭凤莲、钟南山、孙宪忠、王亮、崔根良五位全国人大代表就各界关心的问题进行问答。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昨日谈及医改时坦言，医改四年改进不大没有抓住最核心问题。

他说，医改最核心的是要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改善医患关系，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三大问题。现在很多问题出现在大医院，医改要让公立医院真正公立，真正公益。

谈医改

钟南山：让大医院真正公立公益

钟南山指出，医改最核心的问题，关键有三个衡量标准：看病贵、看病难解决了没有，医患关系改善没改善，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没有调动起来？从这三方面看，他觉得经过这四年改进不是很大，在个别的一些方面还有些恶化，“最近出现的伤医、杀医事件，主要出现在大医院，出现在门诊、急诊、手术这些时间紧、沟通少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没有抓住医改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钟南山认为，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公立医院真正的公立性，“我的想法是国有民营制，也就是国家所有，具体由自己想办法。”

钟南山以医生收入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大医院的医生，能够从医院得到的，包括工资待遇等大概不到1/4。为了生存，为了使医务人员得到相对比较合理的收入，医院通过扩大病床、多看病人等措施来“想办法”，但这又必然带来医疗任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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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有点名气的医生每天要看50个病人，谈何容易？开药多、检查多的怎么会便宜呢？每天看病像打仗一样的话，排队3个钟头，看病3分钟，医患关系怎么可能改善？”钟南山承认医生有所谓的“灰色收入”，“有的医院把一个手术分解成很多个部分来收钱，包括麻醉也被分成很多个部分来收钱。”

鉴于此，钟南山认为医改进到深水区，特别不要避开大医院，大医院是矛盾集中所在，大医院的问题解决好，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好。

钟南山强调，大医院现在是体制问题，必须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体现在哪里，“公益性的改革方向是更好地向公益性方向发展，而不是更好地向市场方面发展”，钟南山说，大医院的公益性首先表现在医务人员的工资是国家给的，医生不用考虑药的问题，也不用考虑要多看病人，不用想五花八门的办法。

钟南山透露，他今年提出的建议，就是认为要着力改进大医院的公益性。 谈“黑色经济”

北京清理“小广告”花费240万

“北京市光铲除小广告，解决办证中间的一个环节，就动员了好几十万人，花费了240多万元经费。”昨日记者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在回答记者关于“黑色经济”提问时，用“办证”小广告的实例说明了“黑色经济”的概念，并建议政府坚决打击“黑色经济”。

孙宪忠介绍说，所谓“黑色经济”是就损害国家的经济体制，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好处的一种违法的交易的代名词，国际上也用这个词。办证是纯粹的“黑色经济”。他还补充说，买卖假发票，甚至非常恶劣的山寨等，都是属于“黑色经济”。

“但是对这种?黑色经济?，好像一直没有把它提到必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清扫一阵子，过去了就又没人管了。为什么就不能坚决把它打击、消灭了呢？那些电话，我们怎么就不能治它们呢？”孙宪忠有些激动地说。

(南都见习记者陈磊发自北京) 伤医

最近出现的伤医、杀医事件，主要出现在大医院，出现在门诊、急诊、手术这些时间紧、沟通少的地方。 症结

医改最核心的问题，关键有三个衡量标准：看病贵、看病难解决了没有，医患关系改善没改善，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没有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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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的公益性首先表现在医务人员的工资是国家给的，医生不用考虑药的问题，不用想五花八门的办法。 ——— 钟南山

代表时间去哪儿了 每年就两三个月和家人一起

昨日，在回答“代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时，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工程公司高级工人技师王亮表示，自己一年出差时间很多，每年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和家人在一起。王亮坦言，作为兼职代表，除了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履行代表职责。履行代表职责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参加省级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市人大举办的视察调研活动，另外还要参加全国人大举办的培训班，再有，可能还要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对于如何履职则有自己的体会。他觉得知识分子当人大代表在专业知识上还有欠缺，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了解，因此他认为社会调查“太重要了”。

宋祖英：去金色大厅演出，我开了坏头(图)

原标题：宋祖英：去金色大厅演出，我开了坏头

“去金色大厅演出，我确实开了一个坏头！”昨天上午，在“两会”政协文艺组分组讨论时，宋祖英针对现在国内扎堆在奥地利演出的现象，开展“自我批评”，呼吁加强国内文化艺术“走出去”的审核，以保障“文化走出去”的水准。

宋祖英发言 进行“自我批评”

“现在国内很多乐团都在金色大厅排队等着演出，大家都扎堆去，一窝蜂！”昨天的讨论会上，有委员对国内各类乐团纷纷前往奥地利金色大厅演出的现象进行抨击，对此，曾去过金色大厅演出的宋祖英发言时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最近有老师对我说，有人批评你了，扎堆去金色大厅演出，就是你开了一个坏头，我想想也确实开了一个坏头。”

宋祖英说，去世界各地的音乐圣地做音乐会是每个音乐家的梦想，去奥地利金色大厅也是她个人的一个音乐梦想，2003年时，她去奥地利金色大厅做个人演唱会，虽然演出得到大家的肯定，但她没有想到的是，随后国内就有很多各种乐团纷纷涌到金色大厅去演出。

“走出去演出”应该有标准

“这些乐团的质量良莠不齐，都涌到金色大厅去演出，对国家来讲是一种浪费，也是对?文化走出去?的不负责任。”宋祖英说，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音乐殿堂，“文化走出去”应该在世界各个地方展示，而不要扎堆，局限在一个奥地利音乐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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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建议，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建议相关部门对“走出去”的演出进行一定的审核，让这些演出更能代表中国的水平或当今的水平。“我觉得对今后走出去的演出，应该有一个规范和标准，保障艺术文化的水平，否则都会跟风去。”

武大副校长关心底层民众生活：改革成果哪里去了？

原标题：“讨论话题高大上百姓觉得很奢侈” 时间：昨日

地点：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会 人物：舒红兵

声音：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难道就不能变得平等一点吗？ 南都讯 记者郑焕坚发自北京

两会讨论话题太高大上，老百姓觉得很奢侈？昨日，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表示，两会讨论的很多话题很有必要，但在最底层的老百姓看来，类似雾霾等问题对他们而言，不免显得“太奢侈”，并非他们关注的重点。

家乡小学生上学仍“两头黑”

“二十几天前我回到我老家重庆市荣昌县远觉镇秦古村，非常有感慨。早上6点多，看到沿途三三两两的小学生，有的六七岁，有的十来岁，背着书包从田坎走着去上学。我车里面的妹妹就跟我讲，这是两头摸黑，早上是摸黑去上学，晚上放学摸着黑回家，从老家到小学要5华里，很多小学生都要往返走十华里山路。”

舒红兵说，他今年47岁，40年前，他也像这些孩子们一样，起早贪黑赶山路去学校上学。不同的是，40年后，孩子们上学的条件不仅没有改善，相反还更加困难，“现在由于撤并村小学，孩子们只能步行更远的距离，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上课。”

“40年了，以前我上学走路还少一些，现在他们走的山路比我那时候还多，有的小孩才六七岁，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人走路，看着真的很心疼！你自己家的孩子，你舍得让他摸黑走十里的山路去上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是要多帮助底层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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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讨论非常热烈的小组会场内，随着舒红兵的讲述，变得沉静起来。舒红兵接着说道，“我们讲了这么多年贫困山区的乡村教育问题，不止一个政协委员提过这些问题。我知道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变得平等一点吗？”舒红兵动情地说，“他们的父母到外面打工，为社会做出贡献，伤残了就回到老家，乡村里都是老弱病残。

我在我们学校是分管研究生的副校长，我就说我们的博士生为什么不到村里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写一篇30年、40年以来的调查，调查这些人是怎么出生的，怎么长大的，怎么上学的，怎么工作的，怎么生活的，怎么病死的，他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基本跟30年前、40年前一样。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乡下90%的农民也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死到医院里面，都是死在家里面，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医疗。所以我呼吁我们还是要多帮助一下底层的人民。”

40年后，孩子们上学的条件不仅没有改善，相反还更加困难。

年轻一代都到外面打工，村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你说这些家庭幸福在哪些地方？——舒红兵 舒红兵：底层人民的价值未能尽现

记者：你刚才说两会很多话题都很奢侈，如何让这些话题不奢侈呢？

舒红兵：政协委员都是精英，很多时候他看到的是他自己关注的东西，但未必是最底层的东西。可能在我看来很奢侈的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只是我更关注我们底层的老百姓，因为我自己出身贫寒。

我一直说，我们村里面，这几十年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好的坏的影响都有，农村山区的家庭，没有几个是完整的。这4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大的，但是你回到农村去看，除了大家修起了两层楼的房子，但是里面也是空空荡荡的，就一个两层楼的外壳，他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条件、孩子上学没有真正的转变，年轻一代都到外面打工，村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你说这些家庭幸福在哪些地方？

记者：两会马上要结束了，你有什么希望？

舒红兵：我希望国家要关注这些底层百姓，因为他们确实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你说离开了这些打工的，各个城市立马就瘫痪了。他们价值得到的体现和承认，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政府要下决心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要更关注底层，必须要这样做，例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多做一些基础设施。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大基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选拔比例，让他们更能为底层代言？

舒红兵：代表、代表，就要代表利益嘛！各个阶层的人都要选拔上来，现在不少人的观点就觉得选拔基层的委员上来，他们的素质不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很差，我也说不清楚。不一定要有能力，但是要更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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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院院长：百姓坐10年牢 官员假立功4、5年就出来

原标题：“司法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何保证司法公正已经成为法律界人士和普通公众最关注的问题。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称，司法公开对于司法公正的作用无可限量，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也最有利于公正公平。

对于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后可能出现的选择性公开问题，张立勇表示，防止选择性公开需要具体的制度和细化规定，这样选择性公开就会行不通。

【谈司法公开】

防止选择性公开需制度约束

新京报：去年，最高院开始推行裁判文书上网，以此推动法院的公正审判，你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张立勇：裁判文书上网一个是给我们的法官一个压力，就是让他的裁判文书展示在广大公众面前，那就要求你这个裁判文书必须有充分的说理，有充分的事实，充分的法律依据。不然的话，你展示出来以后，这么多网友都在看你这份裁判文书，你如果是事实表达得不清楚，特别是适用法律条文也不清楚的话，那人家一下子就看出问题了。

新京报：这对法官办案会起到什么监督作用？

张立勇：有的法官办关系案、人情案、亲情案，在他的裁判文书上是很容易露出端倪的，很容易被发现的。所以这样对防止冤假错案也好，防止腐败也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京报：在防止司法腐败的过程中，如何用制度来约束权力？

张立勇：我觉得权力一定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因为法官手里权力很大，如果不把这种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去的话很容易办关系案，更严重的会导致冤假错案。河南在这方面提出法官错案责任终身追究，法官办理的案子一旦定性为错案，无论你已调任其他法院还是退休，都会受到惩戒。

新京报：裁判文书上网正在推行过程中，有人担心个别法院会有选择性公开的情形，这种情形如何防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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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勇：选择性公开一定是个别法官想回避一些问题，所以才这样做的。所以，要有一个具体的制度来细化规定，要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个例。如果法官想不公开必须经过层层批准，有专门的部门来审查，这样选择性公开就会行不通。通过制度办法制约限制这种行为，不允许个人进行选择性公开。

新京报：最高院院长周强上任以来的一个主政思路是以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你觉得它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张立勇：我认为作用非常大。司法公开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司法审判工作置于阳光之下，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阳光之下，群众、舆论会对你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来逼使你正确地使用权力。司法公开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也最有利于公正公平，从这个角度讲，司法公开对司法公正起的作用无可限量。

【谈减刑假释】

河南查处多起监狱腐败案件

新京报：近期中央政法委下发了职务犯罪等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实施意见，主要针对职务犯罪等三类罪犯减、假、暂比例过高的问题。你如何看这个意见的作用？

张立勇：中央政法委的文件是非常及时的。现在司法不公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包括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也存在许多问题。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执行时，出现了不少提前用钱买刑，用钱捞人，用权捞人的现象，被社会所诟病。我们以前说“同案不同判”，他这个属于“同判不同执”。举个例子，法院都判了10年，可能普通老百姓在监狱要坐10年牢，那么可能一个官员通过假立功假悔改，五年半、四年就出来了。

新京报：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司法腐败问题？

张立勇：这里边存在监狱管理人员与罪犯的亲属、法官勾结的问题。也有不少腐败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查了好几起这类的案件。

新京报：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司法程序执行中是否有漏洞？

张立勇：以前个别法院在办理时，监狱管理部门送来一个表，谁谁减刑几年，因为立功减刑几年，因为悔改减刑几年。法院有一名法官专门负责打钩，这就算审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法院司法审判权，法院没有正确地有效地认真地去行使这个审判权，而是把这个审判权让给行政机关去执行了，这就是失职。

新京报：如何防止这类情况继续出现？

张立勇：以河南为例，河南法院2012年成立了减刑假释庭，现在有12个庭，专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凡是涉及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必须报到省高院审定，必须进行开庭审理。审理时，有的是在监狱里面开庭，让一些监狱里其他的犯人参与旁听，让他们来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立功了，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了，最后进行综合评判。这是我们正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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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涉诉涉法信访】 成立信访局处理涉诉信访案件

新京报：近期，中央政法委提出涉诉涉法的信访案件要转移到司法程序来解决。从现有的执行情况看，法院的压力是不是增大了？

张立勇：这个压力肯定大了。 新京报：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了吗？

张立勇：已经开始执行了，目前来看，案件主要转到了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重点是法院。 新京报：你们如何来执行这个工作？

张立勇：我们专门成立了信访局这样一个机构，处理信访涉法涉诉案件。我想这个事情的好处是信访问题的法制化，信访问题要依法解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前信访部门帮助我们去化解矛盾，现在要靠法院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压力肯定比原来更大，工作量也大很多。但是，我觉得尽管工作量大了，任务重了，但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情，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一切问题都应按照法制方法去解决问题，不能用行政方法去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

司法公开就是把我们的司法审判工作置于阳光之下，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阳光之下，群众、舆论会对你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来逼使你正确地使用权力。司法公开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也最有利于公正公平，从这个角度讲，司法公开对司法公正起的作用无可限量。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

新京报记者邢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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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涉诉涉法信访】 成立信访局处理涉诉信访案件

新京报：近期，中央政法委提出涉诉涉法的信访案件要转移到司法程序来解决。从现有的执行情况看，法院的压力是不是增大了？

张立勇：这个压力肯定大了。 新京报：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了吗？

张立勇：已经开始执行了，目前来看，案件主要转到了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重点是法院。 新京报：你们如何来执行这个工作？

张立勇：我们专门成立了信访局这样一个机构，处理信访涉法涉诉案件。我想这个事情的好处是信访问题的法制化，信访问题要依法解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前信访部门帮助我们去化解矛盾，现在要靠法院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压力肯定比原来更大，工作量也大很多。但是，我觉得尽管工作量大了，任务重了，但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情，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一切问题都应按照法制方法去解决问题，不能用行政方法去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

司法公开就是把我们的司法审判工作置于阳光之下，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阳光之下，群众、舆论会对你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来逼使你正确地使用权力。司法公开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也最有利于公正公平，从这个角度讲，司法公开对司法公正起的作用无可限量。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

新京报记者邢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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