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佛教之传入中国

汉代佛教之传入中国

关键词：汉代 佛教 西域 佛教东传 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交通可谓是历久不衰，与周边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建立了关系，无论是和平往来还是战争相对，双方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有着接触与交流，从而促使后来更进一步的交往。中国与印度同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彼此有着很多互相交往的历史记载，都从各自的文明里吸收了不少值得借鉴和采用的东西，但其中的详情难以叙说，以下仅以佛教为例，探讨一下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以及中国是怎样逐渐吸收它为己用的过程，希望能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使大家对当时的中外交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

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后，开始传播于今天的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此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和文化等的交流增多，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岁月，在社会各阶层中曾起过广泛影响。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在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文学等许多领域都增加了创作的素材；也推进了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了和邻国的友谊与了解。总之，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当然，上述的内容不是本文所要阐明的要点，因而只作一个简单的概括。至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的概况，下文就分几点进行论述。 一、佛教传入中国前的概况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为乔达摩，相传为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该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

据《牟子理惑论》卷一第一章记载：

或问曰：佛从何出生？宁有先祖及国邑不？皆何施行？状何类乎？牟子曰：富哉问也。请以不敏，略说其要。盖闻佛化之为状也，积累道德数千亿载，不可纪记。然临得佛时，生于天竺。假形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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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悦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从母右肋而生，坠地行七步，举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逾我者也。时天地大动，宫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复产一儿，厩中白马亦乳白驹。奴字车匿，马曰犍陟，王尝使随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长丈六，体皆金色，顶有肉髻，颊车如狮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辐轮顶光照万里，此略说其相。年十七，王为纳妃，邻国女也。太子坐则迁座，寝则异床，天道孔明，阴阳而通，遂怀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伟太子，为兴宫观妓女，宝玩并列于前。太子不贪世乐，意存道德。年（二）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车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举，飞而出宫。??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热，草木华英，释狐裘，衣絺綌，中吕之时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所著经凡有十二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脱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牟子丛残新编》，周叔迦辑撰、周绍良新编，中国书店，2001年版。）

其实，上述对释迦牟尼的描写只是后人美化加工出来的传说，并不符合事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乔达摩确为佛教的创始人。

至于佛教的一些思想，据《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的记载，大概是： ??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澡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远，亏犯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必修净，行乞以自给。??其戒至于五百，皆以0为本，随事增数，在于防心、摄耳、正口。心去贪、忿、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总谓之十善道。能具此，谓之三业清净。?有三种人，其根业各差，谓之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大乘、取其可乘运以至道为名。?初根人为小乘，行四谛法；中根人为中乘，受十二因缘；上根人为大乘，则修六度。虽阶三乘，而要由修进万行，拯度亿流，弥历长远，乃可登佛境矣。 应该说，上面的描述并不是佛教最初的教义，它更多是后来发展而成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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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创立初期，以及在释迦牟尼逝世后的一百年间，弟子们严格奉行他的教法，教团内部比较统一，还没出现比较严重分歧，这在佛教史上被称为“原始佛教”时期。但这以后，佛教教团内部因对教义和戒律的不同理解而发生了分裂。先是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部派。这两大部派后来继续分化，又形成“二十部派”和“十八部派”等派别，因而这个时期被称为“部派佛教时期”。

总之，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开始，中经迦腻色迦王，印度佛教已开始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全国各地，并逐渐向外国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从印度西北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东逾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经天山南路二道的龟兹、于阗等国，进玉门关、阳关而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二、佛教东传前的中国社会概况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前，中国社会已经过多年的发展，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此时的中国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宗教和哲学理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对于天帝和祖先神的崇拜与信仰，并且已拥有系统的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与此相应，有各种各样的方术流行。 从夏商周开始，中国社会已有了至上神是天帝的观念，认为天帝（或称帝、上帝）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而最高统治者国王自称是天帝在人世间的代表，是接受“天命”行施统治人民的权力的。可以这样说，佛教东传前的中国社会在封建迷信的观念上是非常盛行的，包括上面崇拜天帝的思想，后来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如阴阳五行说、五德终始说、五帝崇信论、“太一”的崇拜和祭祀。此外还有鬼神观念、对方士和神仙的迷信、卜筮、占星术、望气、风角等。加上儒、道、法、墨等诸子学派的流行，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信仰特点。 在这种大背景下，佛教作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传入了中国，但可想而知，它必定要受到各种原有思想的排斥，也预示着它的发展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必须融合其他思想而改造成适应中国社会特点的信仰，不然它的前景难以预测。 三、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古来没有一致的结论。魏晋以后道教和佛教之间斗争加剧，双方为了提高自己，贬低对方，各造假说把本教的历史提前，因而在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上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不少说法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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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古怪，纯属凭空编造；有的说法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也掺杂不少虚构或虚假成分。从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说道教的教祖老子西涉流沙，入天竺为佛，从事传教，化导胡人，释迦牟尼实为其后世弟子开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6页）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三代以前已知佛教

此说首先引用《弘明集》里刘宋宗炳《明佛论》 的一段记载：

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闻于三五之世（按：“三五”指三皇五帝，“三五之世”泛指三代以前）矣。

以此来说明三代以前中国已知佛教，以后还有一些文献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但这些明显都是虚构的，其它的论据不说，只需说明一点：三代以前佛陀尚未降生，何来佛教？虽然关于佛陀的生卒年代还没有一致结论，但总体认为约生于公元前565年，逝世于公元前485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 2.周代已传入佛教

古来一些佛教僧侣为了说明佛教教祖释迦牟尼比道教教祖老子资格更老，而且佛教很早以前已传入中国，故意曲解中国史书和佛经中的一些记载，编造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是这段记载：

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此说附会了释迦牟尼生时一些所谓的祥瑞描写，但中国佛教僧侣依据天人感应的神学天命论，把这些神秘说法与《春秋》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相换，说明正是在这天，释迦诞生，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3.孔子已知佛教

唐道宣在《归正篇》中引《列子·仲尼篇》说：

太宰噽问孔子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也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为，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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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53页。）

按照这段话的意思，则早在春秋末孔子已知佛教。但这也只是后人在儒家学说一直占据正统地位的情况下，借孔子之口说佛是古来未有的圣人，有利于佛教的声望。而且《列子》所说毕竟是一种寓言，以此为根据说春秋末年中国已知佛教，当然是荒谬的。 4.战国末年传入佛教

晋王嘉《拾遗记》卷四载：

燕昭王七年（前305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衔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乃请天神仙，巧丽特艳，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又吹指上浮屠，渐入云里。（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54页。）

此段文字虽然描述了佛教徒的一些情况，但《拾遗记》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仅能当作传闻。而且，在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治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印度西北地区，当然不可能传到中国。 5.中国在先秦曾有阿育王寺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记载：

??（释迦逝世）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

按照上述说法，在战国时中国已有阿育王“役诸鬼神”建造的佛塔。这种说法的荒唐自不待说。

阿育王是印度历史上以保护佛教著称，佛教在此时取得很大发展。实际上，阿育王在印度虽大力修建寺塔，但所谓遍天下建八万四千塔的说法只不过是个神话。中国佛教徒也明知阿育王从万里之遥派人来华造寺是不可能的，但硬说他派“鬼神”修造。事实上，中国在先秦是既无佛教也无佛像、佛寺的。 6.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

唐法琳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说：

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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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57页。）

秦始皇从即秦王位到统一中国死于皇帝位上，是公元前246年到前210年；阿育王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73年到前232年。就是说，秦始皇和阿育王在位的时间大致相同，因而有可能互派使者；从中外交通来考察，虽然从先秦以来中国内地与古西域之间已有某些民间往来，对古西域已有一些模糊认识。但是，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印度已与中国发生往来，因而关于秦始皇时有佛僧来华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7.汉武帝时已知佛教

说汉武帝时中国有人知道佛教，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不是不可能，但现存资料的有关说法却难以证明其可信。

宋宗炳《明佛论》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是说东方朔已知佛教。而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一，《译经上·汉洛阳白马寺竺法兰传》却说：

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高僧传》（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

所谓劫烧之说，是佛教对世界构成和发展的一种看法。上述“劫烧”、“黑灰”是指世界因“火灾”烧毁后剩下的灰烬。这种“劫烧”说至少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才会被人了解。东方朔虽然知识渊博，但没有记载说他知道佛教，而且上述两段引文也是有矛盾的。因而不能就这样认为东方朔已知佛教的存在。正如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所载：

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

此外，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汉武帝时已知佛教的另一种根据是说汉武帝虏获匈奴用以祭祀的“金人”，而“金人”即佛像。《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记载：

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臯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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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金人”是不是后来的佛像呢？究竟这些说法有没有真实的历史根据呢？查证《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的有关记载，发现和上文有了一些矛盾的地方，如汉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是在浑邪王投降之前，而不是上面所说在此之后。司马迁和班固每逢提到休屠王金人时总是明确地说是“祭天金人”。他们也没说过“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之类的话。但《魏书·释老志》在讲金人时把“祭天”去掉，似乎故意暗示此金人即金制佛像。其实，匈奴是有祭天的传统习惯的。《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提到：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也记载：匈奴俗，岁有三笼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因为匈奴单于自认为是上天所立，是上天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有崇拜上天的宗教意识，进而重视对天神的祭祀。对此，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同时代人是很清楚的，他在休屠王的“金人”前特别加上“祭天”二字正是说明它们是匈奴祭天的神主（偶像）。

实际上，汉武帝时（公元前二世纪）印度佛教还处于部派佛教时期，社会上既无成文佛经，也没有制造佛像。当时的佛教以佛塔为信仰崇拜中心，而直到公元后一、二世纪，随着佛教徒对佛陀的不断神化和大乘佛教的逐渐形成，印度佛教在吸收希腊和波斯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才逐渐有佛像的制作和崇拜。因此，说汉武帝时已有佛像祭祀是难以成立的。 8.刘向发现佛经

刘向（约前77～前6年），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朝廷所藏图书。后来的佛教徒传说他在校阅图书时曾发现佛经。

实际上，在刘向所处的时代，在毗邻印度南部的斯里兰卡才刚刚出现用文字写的佛经（前一世纪），而在印度北部直到公元后一、二世纪才出现成文佛经，当时在中国是不可能有成文佛经传入的，因而这种说法也是不可信的。 总之，以上种种说法虽在中国佛教史上为不少佛教僧侣学者深信不疑，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各种资料进行考察，都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当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时候。自汉武帝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来，西域各国与汉内地的政治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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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频繁。此后虽然汉政府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出现反复，但汉人和西域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没有停止过。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到中国内地。 以下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些记载，基本符合当时的史实，也印证了佛教东传的年代：

1.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佛经

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印度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东夷传》的注引上有一段记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上述事件在历史上虽为孤证，但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罽宾，而罽宾是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因而大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西汉青年学子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也是可能的。后世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2.楚王英奉佛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这种外来宗教看作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福祥。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中记载：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梁启超著《梁启超谈佛》，彩色插图珍藏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3.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行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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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不太一样。其中最早的记载当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95页。）

此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第二十一篇基本延续了这一说法，但在情节上有所发展。到了范晔，他在《后汉书》则说：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从确凿的描述到“世传”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当时也没关于汉明帝求法的确实可靠的成文资料。

对于汉明求法的记载，梁启超干脆认为“全属虚构”。他在文章《汉明求法说辨伪》中从“张骞”姓名的出现、当时中国与西域交通的断绝等方面论证汉明求法的虚假，最后得出：汉明求法，乃一羌无故实之谈。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吾所以不能已于辩者，以非将此迷雾廓清，则佛教发展之阶段，无由说明，而思想进化之公例颇矣。（梁启超著《梁启超谈佛》，彩色插图珍藏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由此可见，汉明求法说也并不是古来就一致的。

总之，汉明帝求法说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比较可信的，但它只是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不能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4.东汉末年笮融建造浮屠、佛像

据《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刘繇传》中的记载：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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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馀人，悉课读佛经， ??

此段文字应该是正史中第一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和社会一般民众信奉佛教的情况。此后，社会上建造佛像之风一直很盛。

总括来说，一种宗教在它没有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之前，人们对它一般是不太注意的，而在它一旦得道盛行而要追溯最初的历史时，则多属编造，往往不顾事实。从现有史料分析，佛教在西汉末年已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到东汉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行。它依附于社会上盛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得道统治阶级上层部分人的信仰，为以后佛教的深入传播拉开了序幕。因而，如果不断定具体 年月而笼统地说佛教在两汉之际输入中国内地，也许更符合实际。 四、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及发展的原因

1.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必定要与中国原有的宗教迷信思想特别是道家学说相融合。在两汉当时迷信盛行的风气下，佛教往往被中国人理解为迷信宗教的一种，是神仙方术的一种，是黄老之术。因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正是由于它适应或吸收了中国传统宗教和哲学的某些特点。对此，梁启超说过：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譏、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梁启超著《梁启超谈佛》，第77～78页） 2.佛教在中国得以生根的另一个因素是一批僧侣作出的努力，如摄摩腾、竺法兰、安世高、迦譏、支谦等人，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功不可没。

3.佛教所传播的思想符合封建统治阶层的需要，因而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推广也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楚王英的奉佛、明帝的求法都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4.中国日益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令广大人民急需寻找一个思想上的信仰，而佛教所宣扬的教义符合人民的追求，因而越发为社会所接受。

当然，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上面几点仅是其中的一些，也是较重要的，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更多的讨论。

五、西域在佛教传入中国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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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自创立佛教以来，在他住世和示寂后的一、二百年间，佛教传播所及的区域范围大致不出中印度与东印度之间，尚未超过恒河流域以外。就是说，在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治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印度西北地区。此后在阿育王和迦腻色迦时代，印度佛教开始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全国各地，并逐渐向国外传播。它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国内地。所以说，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西域起到了连接及传承的重要作用。

汉时所谓的“西域”，一般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随着汉武帝开通西域的实现，中国与西域各国有着频繁的交往。

西域各国中，安息、康居、罽宾、龟兹、于阗等都曾经是佛教盛行的地方，中国的佛教也正是从这些国家逐步地传入，而最初来华的很多僧侣也是这些地方的，如康僧会是康居人、而安世高甚至是安息国的太子。

总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西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了西域这一座“桥梁”的连通，佛教能否传到中国还不能确定。 六、汉代佛经概述

自建立到公元前一世纪，佛教经典并没有成文记载，都是靠口头传诵，至于传到中国的早期佛经，很多也是靠口授和翻译，以下是一部分中国佛经概况： 1.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2. 摄摩腾、竺法兰译《四十二章经》； 3. 牟融著《牟子理惑论》；

4. 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一卷、《持阴入经》卷 、《大道地经》二卷等； 5. 支譏译《般若道行品经》十卷、《纯真陀罗经》二卷、《宝积经》一卷等； 6. 竺佛朔译《道行经》一卷等；

总之，汉代佛经自东汉末年才逐渐增多，此后随着佛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而影响日益加重。

七、东汉时期的佛寺及佛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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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刚创立时，并没有后来所看到的佛教建筑和佛像。汉武帝时（公元前二世纪）印度佛教还处于部派佛教时期，社会上既无成文佛经，也没有制造佛像。当时的佛教以佛塔为信仰崇拜中心。到了贵霜王朝时（约一世纪中～三世纪末），是佛教极为盛行的时候，除部派佛教外，大乘佛教正在迅速发展之中，因受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影响，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和朱木那河中游的秣兔罗形成著名的佛教艺术。在大量佛塔周围的雕刻中，有很多以佛教传说为题材的作品，上面已有佛陀、菩萨的形象，并且开始制作供信徒礼拜使用的单独佛像。贵霜时期，不少印度佛僧到中国传教，他们往往同时携带佛经和佛像，而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佛像的输入，中国也开始建造佛寺和佛像。

不过，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中，关于汉代佛寺和佛像建筑的记载很少。传说汉明帝派使者求法，曾带回佛像，但从当时印度情况看来，似乎为时过早一些；史载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但没有明言祭祀佛像??直到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正史中才有了造像立寺的首次记载。此后，社会上建造佛像、佛寺之风一直很盛。

在佛寺方面，白马寺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关于它的记载，史书的说法也不太一致，《牟子理惑论》第二十一篇提到：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但并没有说其名称是白马寺。《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提到：

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

这里明确讲到白马寺的建立及其名称的由来。而《高僧传·摄摩腾传》则提到：

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壊诸寺。因改“招提”为“白马”。

这里也讲到白马寺名称的由来，不过与《释老志》的记载不同，它是后来才改名的。但不管怎样说，白马寺的历史价值是应该肯定的。

在佛像方面，由于文史资料不多，因而难以引用。不过近来一些考古材料可以弥补一部分的不足：考古学家发现一些东汉的墓室石刻里，如在四川乐山县麻浩享堂梁上刻有一个端坐佛像；在四川彭山县崖墓内发掘出一个陶制佛座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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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84～185页）

总之，东汉是佛教开始传播的时期，其佛寺和佛像还刚刚出现。而直到西晋以后，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佛教建筑才取得明显的发展，并产生重大影响。 八、结语

在中外交通史上，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对后世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当然，对于一个外来事物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方面，必须进行全面的探讨和分析。但由于学识有限，本文只是从几个方面粗浅地叙说了佛教的一些情况，也知道其中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因而希望老师能给予批评和指导。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周叔迦辑撰、周绍良新编 ：《牟子丛残新编》，中国书店，2001年。 （3）（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

（4）梁启超著：《梁启超谈佛》，彩色插图珍藏本，东方出版社，2005年。 （5）任继愈主编，潘桂明著：《中国的佛教》，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1997年。

（6）南怀瑾著：《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7）《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8）《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 （9）《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

（10）《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11）《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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