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成为日本控制整个东北的帮凶

张作霖成为日本控制整个东北的帮凶

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扶持，希望通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实现其铁路权益。

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日本侵略的主要武器是铁路修筑权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日关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表现,即是围绕路权的交涉和谈判。

为了巩固和扩大侵略权益，日本政府于1906年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充分认识到铁路在攫取海外殖民利益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铁路的延长是扩大侵略权益的最好方法，不但能掌握控制交通权，而且还控制沿线附属地，利益极大；另一方面便于控制运输资源，是经济掠夺的最好工具。因而，“满铁”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对铁路的投资、夺取和经营管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对东北进行全而侵略,尤其是经济掠夺,来巩固和扩大日本在满蒙之既得利益。其既定方针是：“首先打通日本本土通向我国东北的通道，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尽快地构建南满的西部边缘地区和南部边缘地区的铁路网,从而把半个东北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即打通日本本土通向中国东北的通道,再以满铁为中心,将南满西部、南部边缘纳入日本铁路势力范围,以策动满蒙独立。

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日本乘他急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之机，提出索取“满蒙五路”权益的要求，企图取得四平街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开原至海龙、海龙至吉林、抚顺至山城子或兴京等五条铁路修筑权。

1913年，日袁双方缔结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但是，由于国内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协定，只与日本秘密订立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就此问题同中国长期交涉而未果。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政府实权，日本又乘机与其订立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还获得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管理权和吉会铁路修筑权，以及“满蒙四路”的修筑权（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但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政权不断更迭，所谓“满蒙五路”、“满蒙四路”、“吉长”、“吉会”铁路计划和借款问题都没有付诸实施，形成所谓的“满蒙铁路悬案”。

张作霖卖国将路权拱手让人

日本意识到,要实现这些路权协议,必须寻找能在东北实行有效控制的代理人。而这一时期正在崛起的张作霖逐渐成为最理想的控制人选，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扶持，希望通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实现其铁路权益。

张作霖对于一直以来日本未能达成目标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悬案采取了同日本积极合作的态度。在日奉双方交涉过程中，张作霖为了势力发展与个人欲望，在路权问题上作出大让步。1917年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在奉天当局协助下筑成通车，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的延长线的承建，也是由张作霖出面协调,日本顺利得到承建权。之后，日本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奉系要员的赞同，得以开工。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并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给了正在积极谋划构建东北铁路网的日本好机会，日本以此名正言顺地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张作霖的奉系集团进行交涉。四郑铁路郑洮延长线在张作霖的担保与通融下，于1923年建成通车。

1924年，直奉两派矛盾十分尖锐，张作霖正全力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日本乘机又提出索取路权的要求，索要开原至朝阳镇、吉林至敦化、长春至大赉、洮南至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修筑权，为了得到日本军事上的援助，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日方要求,并保证奉省方面尽力斡旋。最后买通交通总长叶恭绰，盗用关防名义履行了批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

从史实中可以看出，张作霖是日本侵略东北扶植利用的代理人。他帮助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权益。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满蒙五路”等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得以逐步推进。张作霖的表现博得了日本的信任。在他的帮助下，日本积极地抢修了四洮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计划已大部完成。

日本获得东北路权的严重后果

日本在抢修这些重要干线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张的合作。这些铁路干线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如洮昂铁路，这条铁路的原定终端是齐齐哈尔，日本为了避免此线路横断中东铁路，引起苏联的阻挠遂将终点改为距齐齐哈尔27.35 公里的昂昂溪。从经济价值上看，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南满铁路通过四洮铁路可与黑龙江省联结，原来靠中东路出口的“北满”大豆等农产品可以由此线路分流；同时，它不仅可扼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商务更加繁荣。从战略价值上看，洮昂铁路使日本的势力向北扩展，其军事锋芒将更接近西伯利亚。

张作霖被炸死前，又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这个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

张作霖出卖给日本的“满蒙新五路”权益，其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日本一向重视控制交通权在国防以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满铁”所控制的铁路线多以经济为目的，缺少循环线路,不利于战时动员及军需物品的搬运。

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确立了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大循环线的方针。如果其攫取的“满蒙新五路”铁路全部建成，则在东北南部、北部与朝鲜间成为大循环线路，长春至洮南、长春到大赉至洮南为小循环线路。这样可以四通八达，有利于军旅及食料运输的方便，一旦正式发动战争，日本军队可以从本土迅速增援东北，以长春为中心，“南则把守山海关以防支那军北上,北则把守齐齐哈尔以阻俄军南下”，这个如意算盘也是日本迫切索要“满蒙新五路”的根本原因。

满蒙五路之约是张有生之年内预付给日本的最后一个帐单，也是他最后出卖的一个中国权益。协议一经签署既授日人口实，国权既陷危险之中。张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

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方建立的铁路系统主要集中于满洲中南部,以满铁独控之南满铁路为干线,以营口(大石桥至营口)、旅顺(周水子至旅顺)、抚顺(苏家屯至抚顺)、烟台煤矿(烟台至抚顺)、浑榆联络线(浑河至榆树台)、安奉(安东至苏家屯)、吾妻(吾妻至甘井子)、入船(沙河口至入船)、甘井子(南关岭至甘井子)等为支线;另有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挑南)、洮昂(洮南至昂昂溪)等路,虽名归中国所有,却牵连有日本贷款关系,实际上充当了满铁的延长线和经济上的营养线。而金福(亦称金城线，金州至城子疃)、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溪域(本溪湖至牛心台)等路本属中日合办。

日系各线四通八达而遍布东北全境。铁路所过大城市憐次符比，抚顺、本溪之煤矿,鞍山之铁矿,丹东之木材不一而足,至于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更是无处不有且出产丰盈。整个东北,除中东铁路可吸收北满物资通海参歲出海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均需要依靠日本铁路系统终端的大连港做出口。日本控下的铁路系统成为全东北之经济政治动脉，而日本人则可坐享独霸中南满的局势。

此时再回首伊藤博文那句“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短短20年，反差何其之剧烈，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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