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路遥的爱情观

浅谈路遥的爱情观

摘要：本文主要从路遥爱情观的生成背景以及爱情观在作品中的表现，从整体上对作家的爱情观进行探讨，并通过作品《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中的一些事例加以论证。路遥爱情观的产生也大致分为内外因两个因素，内因就是作家独特的情感经历，而外因则是由于社会地理环境以及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形成了路遥传统母性意识和现代女性意识相扭结的悲剧性爱情观，实质上也是作家对传统道德的留恋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正视。 关键词：路遥 爱情观 悲剧性

（一）爱情观产生的根源

一、作家独特的情感经历

路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穷困，父亲不得不步行数百里，把他送到伯父家，在那样困苦条件下，靠着农村亲人的帮助，作家坚持读完了中学。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一方面体会到生活的冷酷，另一方面也体味到人间的真情，尽管他曾受尽磨难，但对土地与土地上的亲人眷恋，则作为一种无意识积淀在他的头脑中，成为他永远的记忆。即使后来成了“城里人”，也消除不了他对农村的那份感情，与土地有着割不断的情缘，使他成为城里的“乡下人”，如《平凡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漫长的二三百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剥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脸┉┉就在大自然无数的褶皱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褶皱”走进去，你都能碰到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人不可思议。那些纵横交错的细细的水流，如同瓜藤一般常连着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体味出路遥对这块黄土地的钟情与偏爱，那绵绵起伏的黄土高原，浑浊汹涌的河水，在路遥的眼中已不再是具体的自然之物，而成为有血有肉的精灵。失去母爱的路遥不知不觉地对黄土地流露出类似对亲生母亲般的浓厚感情，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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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对黄土地亲生母亲般的感情造成他情感世界中的“乡土情结”，这种对乡土的依恋实质上是对传统文明的依恋，对醇厚母性的追寻。在传统文化中，土地与母亲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易经》中的“坤”既表示女性又表示大地，可见，很早土地就是有了母亲的象征，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于是，人物回归土地的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回归母亲的怀抱，作家的“土地情结”也正是潜意识中对母亲的依恋。

路遥在七岁那年因家境贫困被过继给离家很远的伯父，从而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种残酷的情感剥夺在其幼小的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损伤，当它无法发泄时便化作一种精神的缺憾和向往而深深地尘封在情感记忆之中，投入创作时，作家长期郁积的心理愿望会暂时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情感上的补偿，不自觉地利用情感移植的方式，通过刘巧珍、田润叶等所具有的情爱行为，流露出心灵深处对母爱的渴求与呼唤。

路遥在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时，曾和一位北京插队女知青，原延川县战备文艺宣传队演员林红相恋。1970年春，国家在插队知识青年中首次招工，林红体检不合格，那时，县上决定把路遥送去当工人，指标有限，两个人只能走一个。路遥把自己当工人的指标让给林红，又通过几个朋友周旋，事情终于成功了，林红去了某市当了工人，离开了陕北，林红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路遥，信中明言，让他买香烟抽，第二个月寄回一条宝城牌纸烟，不知什么原因，慢慢地由一月一封信减少到三月一封信，到后来一年也不通一封信，此事对路遥的感情损伤很大，屋漏又遇连阴雨，路遥又被停止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行隔离审查，就在上边宣布对路遥进行审查的当天中午，一封来自内蒙古要与路遥断交的信刺痛了他的心。原来，林红当了工人后对路遥的爱出现了“举棋不定”，便写信给内蒙古插队的女友征求意见，想不到那位女友不等林红同意，便代写了一封断交信寄给路遥。此时的路遥一下子从崖畔上掉到了沟底，难以承受这咱暴风骤雨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1］路遥和林红的关系与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关系在角色上正好相反，在内涵上相同，即他们的爱情可以看作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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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的交接，融合以及碰撞，林红对路遥的抛弃同高加林对巧珍的抛弃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即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背叛。这段情感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路遥对爱情的看法，使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犹疑。

二、社会地理环境的影响

路遥的老家是陕北清涧县，陕北具有丰厚的农业文明的底蕴，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也极为不便，从而造成了这个地区深重的贫困与灾难。在此环境下，人们艰难地生活着，环境的磨难造就了他们坚忍的精神，能吃苦耐劳，世代的灾难使他们懂得了土地的珍贵，从而对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形成了浓重的“土地情结”，对土地总会表现出固有的依恋，心灵深处总会对土地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深情，并作为一种心理趋势在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与土地有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渊源，潜意识里，土地就是灵魂最终的归宿，受其影响，产生于此的爱情也必然要深深植根于土地，爱情男女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土地具有一种本能的依恋。

路遥主要接受的是陕北农民文化，作为农民之子，黄土地之子的他，不能不受深固的亲情与乡土文化的牵制与影响。这样的承袭与接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无条件的，非自觉的，化作了他的血肉与骨髓。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等家务活，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子一样疼爱。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安与秀莲，这正表现了陕北人的文化心理。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2］

随着时代的发展，陕西也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城市，具有了现代城市的文明，但它毕竟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必然要深深的打上农业文明的烙印，农村传统极盛的陕北更是如此，由于不同的道德与价值观念，二者必然会产生矛盾。于是，就有了强盛的农村传统道德与新锐的城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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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城乡“交叉地带”，这种冲突更为强烈。

三、文化和时代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路遥的亲情思想和积极入世观

路遥的家乡陕北，是多民族文化的“杂交”地带，不仅有正统的儒家文化，还有散布在民间中的道德意识，作为农民的儿子，路遥天然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思想，在对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中，路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这种儒家文化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作者的亲情思想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态度上，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贤妻良母一直是男性最理想的伴侣，妇女的情感主要集中在对丈夫生活起居的关心与体贴上，于是性爱意识逐渐淡化，亲人意识则日渐增强。因此，男女成婚，不仅是一种性爱之情的结合，也是一种血缘之情的相聚。路遥和每个作家一样，也无法拒绝儒家传统文化的严酷塑造，儒家伦理、乡土文化??这一切都制约作家在面对情爱题材时，从情感指向的倾斜到审美意向的选择，都不自觉地向传统模式靠拢，形成了作家倾向传统的创作心理。

儒家文化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对路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在路遥的整个人生轨迹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虽然路遥历经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苦难扭曲，更没有沉沦与麻木，反而在自卑中激发出一股战胜苦难的抗争精神，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人格力量。

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使路遥倾向亲情的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又使他正视现实，对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清醒的理性认识。

2、时代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思想潮流和不同的意识氛围，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总是有不同的关注中心，而不同的人群对此中心也持有不同的态度，作家大多具有敏感的神经站在时代的前沿，对社会关注的中心进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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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形式，不同角度的反映。路遥的态度不是一味简单的服从，也不是反抗，保持距离，或者其它，而主要的是适应同时兼有批判，关于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把握，路遥的意识是十分清醒的，他《关于（人生）给阎纲的信》中说：“我意识到，［3］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应该向浓度和广度追求”。路遥的这种时代意识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广度。

社会地理环境与传统文化以及独特的情感经历使作家深受传统道德的熏陶，从而对母性和亲情有着极深的依恋，体现在作品中，那些具有传统美德的爱情女主人公大多带有浓厚的母性品格，同时，在主客观条件下造就的特质又使作家对时代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现代文明带来的自我意识等新的观念成了路遥的自觉追求，因此在其作品中构建了体现着现代女性意识的理想化爱情模式。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路遥能够客观地对待现实，正视现代城市文明，真实的表现现代城市文明与农村传统道德的矛盾冲突。表现出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机与活力，传统道德在他的笔下也就必然要遭受剧烈的冲击，而作为现代城市文明与农村传统道德碰撞的“城乡交叉地带”，更是为这种冲突提供了天然的条件，成长于农村且对生活极其敏感的路遥把笔触对准这个“交叉地带”时，其笔下的爱情也就必然是一方面受着传统道德的驱使体现着作家对“美”的强烈的追求，散发着浓浓的纯朴的“美”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则是痛苦地直面现实，展示现实中不可避免的“美”的毁灭的悲剧。

（二）爱情观的表现

一、土地情结—— 一种体现着传统母性的亲情爱情观

在路遥的笔下有这样一个现象，爱情男女在农村往往有一个甜蜜的经历，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便会造成或多或少的悲剧，悲剧的主人公往往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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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土地，在土地上重新找到生存下去的信心与力量。而在传统中土地与母亲往往又是二者合一的，于是，对土地的皈依也就必然意味着对传统女性和爱情的眷恋，对母性的本能依恋。

1、人物不可更改的回归土地的命运

《人生》中，高加林厌倦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终于抛弃了土地上的巧珍，同时也背叛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亲人，他想以此作为自己挤身城市的砝码，割断与土地联系的赌注。但这种联系犹如一条斩不断的红线，始终萦绕于内心深处。即使进入城市，他内心也放不下对农村、对土地，以及土地上亲人的牵挂。最后，当被“移植”到城市的高加林终于因为“无根”而被“踢”回农村时，他的肉体与精神终于得以融为一体，他终于在黄土地上得到了精神的解脱与感情的宣泄。另外，还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为追求虚荣而进入城市最终又回来忏悔的刘丽英??他们最终的命运都是回归农村。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村，为了个人的理想与追求而“挤”进城市，但无情的现实又把他们“赶”回农村，使他们最终又回归土地，从而完成一个“土地——城市——土地”的轮回。

2、土地一样宽厚的母亲情怀

与路遥的土地情结相适应，作家对土地的化身——母亲有着深深的认识与依恋，也有着无限的崇敬与向往。不过，在作品中母性却化作背负着传统道德的青年女性走进路遥爱情小说的人物画廊。在作品中我们会发现由刘巧珍、田润叶、惠英嫂等人组成的一个非常完整、鲜明的女性系列，在她们身上体现着甘愿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笼罩着母性之爱的神圣光环，实质上是作家心目中的贤妻良母的典型，体现着作家意识深处的传统婚恋模式的构建。这种传统的婚变模式，其特点，首先表现为男女双方都具有比较清醒、理智的态度，在他们之间，很少能看到激情如火的热烈场面，更没有浪漫诗情，他们所关注的是婚后具有现实意义的世俗生活，甚至考虑到其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即便处在热恋之中，情欲的骚动也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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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性的抑制。作为女性，更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细致、耐心地培育着爱情的果实。如《人生》中有一段关于高加林和刘巧珍在夜晚幽会的情景的描写：夜晚，天黑以后，他和刘巧珍站在村外的庄稼地里相会了??走累了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加林躺下来，用愉快的叹息散着劳动的疲乏，巧珍就偎在他身边，用手梳理他落满尘土的乱蓬蓬的头发，或者用她小巧的嘴巴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给他唱那些祖先留传下来的古老的歌谣。这里，既没有信誓旦旦的山盟海誓，也没有不可遏制的激情喷发，而是一种宁静、温馨的图画。

其次，在这类情感模式中，作为母性之爱的传统爱情特别是女性具有一种完全的自我奉献精神，在《平凡的世界》中，那个已经在城市当了国家干部的田润叶，却依然深深地爱着在农村劳动的孙少安，他们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每天形影不离，这一段如梦似幻的青梅竹马生活，成为田润叶长大后梦牵魂绕般的最美好的情感记忆。为了爱，她心甘情愿从繁华的城市回到偏僻的山沟，去下嫁一个在黄土地上刨食吃的穷苦汉子。田润叶的自我奉献，与其说是男女情爱，更不如说渗透在深层的乃是一种在两小无猜的生活中所形成的兄妹间的情感积淀。还有秀莲，这个从山西来的姑娘，一旦认准了孙少安，就立即把自己一颗滚烫的心贴在了他的身上，秀莲对丈夫的关怀与疼爱在小说中有许多动人的描写。孙少安看到自己的妻子在有了孩子后，更不讲究穿着，经常是一身带补丁的衣服，便会记起很小的时候，还年轻的母亲也是穿着一身缀满补丁的衣服，而且每当劳累和痛苦之时，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她亲切的爱抚和安慰。每当此时，他对女性的体验“包含着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秀莲最终因劳累过度患了绝症，使少安在辉煌的事业中咀嚼着人生的苍凉与悲哀。

这一类带有传统意味的女性，不仅具有牺牲自我的精神，而且还有仁慈心肠，她们并不高攀富家子弟，所钟情的往往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不惜把自己主动献给那些生活中的弱者，在这种爱情中，便往往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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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同情与怜悯，而怜与爱的结合，就进了母爱的层次，它体现出这类女性通过对落难者的庇护，自身能充分体会到儿女般的柔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实现人生自我价值的满足，润叶虽然和李向前结了婚，但是，她的一颗心却依然系在孙少安身上，她以不近人情的态度拒绝丈夫与她同居的要求，两个人都共同地吞食着爱情的苦果。后来，李向前在情感的折磨中，行车时因精神恍惚出了车祸，当润叶获悉丈夫已经失去了双腿时，“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她身上复苏”。而且，“突然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她决定立即回到他的身边，于是，她走进了病房，掏出手帕，轻轻地揩掉病人眼角的泪水“当李向前睁开眼睛，看见为他揩泪的不是护士，而是润叶的时候，那神态猛然间变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得到妈妈的抚爱，闭住自己的眼睛只管让泪水溪流似的涌淌。”从此以后，润叶不仅精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起居，而且还用自己的一颗炽热的心温暖着丈夫受伤的心灵，唤起了他对生活的信念和希望。［4］秀莲是孙少安生活中的贤内助，同时，在对事业的建树中还是他最可靠的精神支柱。当少安处在窑场倒闭，债主逼门的困境中时，只有自己的妻子用她温暖、博大的胸怀，慰藉着他心灵的痛苦，使他没有对生活产生绝望，而是坚强的活下去最终度过难关。

路遥把最热烈、最诚挚、最深沉的感情，始终倾注在中国传统女性身上，在其笔下深刻地表现出她们在爱情生活中所具有的博大胸怀、仁慈的品格和圣洁的光辉。路遥的爱情小说，可以说是一首传统母性的赞美曲。

二、自我意识——一种体现着现代女性意识的理想爱情观

如果说巧珍，润叶，秀莲等代表着传统母性的慈爱与温柔，那么，黄亚萍，田晓霞显然富有某些现代女性的品格，她们从小生活在城市之中，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又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比较完整地接受了现代文化的思想教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和比较开放的心态，大胆、泼辣、刚强、自立，充溢着生命的力量。

在路遥小说的情爱世界中，这些现代女性表现出的与传统母性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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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爱模式。首先，对于异性的寻求，注重于内在精神的挈合，理解的沟通和感情的共鸣。

田晓霞和孙少平，一个是省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一个是处城市最下层的揽工汉，按照世俗的眼光，两人相比，可以说有天堂和地狱般的差别，他们之所以走在一起，就在于心有灵犀，相互沟通，对于人生有共同的感受与理解，对于事业都有一种献身的热情，他们不仅都喜爱文学，而且在阅读同一部作品时，往往能发生情感的共振。晓霞虽然有着高贵的身份，但是面对黑色的矿山，特别是目睹到井下工人紧张地拼搏，心中涌起了对创造财富者的无限爱戴与崇敬，深刻地体验到劳动的伟大与庄严。他们正是因为志同道合，在心理上奉为知已，在精神上达到默契，才走到一起。

在路遥的小说中，这种爱情不仅包含男女双方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及情感上的心心相印，同时在他们的爱情交往中已经看不到传统情爱模式中富有伦理意味的家庭生活的琐碎与平庸，主要灌注着理想的激情和精神的追求，具有诗的情调与浪漫的色彩。少平和晓霞，尽管对婚后的生活没有做出具体的设想，但每一次见面和交谈，都使他们身上注满充沛的激情，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幸福和末来的美好。作为煤矿工人的孙少平与晓霞相爱，相对于他那沉重、严酷的劳动生活，简直是进入到一个仙境。想起晓霞，他“经常感到象从自己心灵的湖水中一次次腾起浪漫色彩的虹，企图探寻和连结一个飘渺的世界。”

这种情爱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现代性爱观念。就是男女双方处于一种既给予又获取并在给予和获取的征途上实现自身、肯定自身、确证自身价值的共享状态，少平和晓霞，可以说在相互给予中，不断获取新的情感体验，达到新的理解，并且双方都保持不依附于对方的平等人格和自我尊严。孙少平之所以能走出家门，打入城市，具有比较开放的心态和远大的思想境界，正是来自晓霞的教诲，同样，三年以后，当少平以揽工汉的身份突然出现在晓霞的面前时，这位女大学生感到非常震惊。少平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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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晓霞对生活产生了新鲜的感受和理解，并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们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反思。她觉得，少平不仅能承受苦难而且也敢于征服苦难，相比之下，她身边的那些男同学实在显得可怜与苍白！此后，他们在长期的爱情生活中，都不断从对方新的思想、知识、经验和力量，用来充实和提高自身。

按照现代意义的性爱观念重新审视和估价传统的婚恋生活，便会发觉巧珍、润叶们所拥有的母性之爱尽管令人感动和钦佩，但她们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依附男性”和“泯灭自我”的阴影，一群现代女性的呼唤终于打破了古老的婚恋方式，展现出新的时代风采，于是，在路遥小说的情爱世界中，传统母性的爱抚和现代女性的呼唤构成了双峰对峙的壮丽奇观。［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变，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新的变动，路遥，作为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当然会对自己的爱情心理迅速地加以调整，并力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全面考察当代青年在情爱意识上的演变。可以说作家在小说中提供当代女性的情爱模式，就是通过艺术的途径对社会上的爱情生活所做出富有现代意识的思考。

三、美之“夭亡”——一种体现着理性意识的悲剧性爱情观 作家追求的是一咱浪漫美好的爱情，他笔下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种美的色彩，但具有坚忍精神的作家总是能够直面现实，真实的表现一切，于是，当残酷的 现实撞击浪漫的理想时，这种脆弱的美好爱情就必然过早地走向“夭亡”，从而形成“美”的毁灭的悲剧。

《平凡的世界》中少安是在感情受挫折时因为家里贫困才到山西娶秀莲的，没想到二人一见钟情，秀莲不仅不嫌少安家里贫穷，还初次见面，就对他恋恋不舍，少安也一见她立即被打动，于是，二人幸福地结合了，婚后更是难舍难分，充满浪漫化的气氛，还有《姐姐》中的小杏和下乡知识青年高立民的爱情故事，《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和康庄之间的爱情。这正反映了作家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体现着对“美”的向往与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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